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啰？”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对谁挑起战争有过涉及：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由上述两个证据，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
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借口除“非法射击”之外，还有所谓“士兵失踪”的事情。日方要求入进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1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3种推测：
（一）可能是解手去了；
（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
（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219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各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西城门也仅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
1937年7月7日……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1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秦市长回忆：“……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寺平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1937年7月8日，凌晨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
见证者说
国民党第29军士兵出击敌人前，在北平城高呼口号宣誓
进犯卢沟桥的日军军官清水节郎回忆：
占领龙王庙(应为回龙庙——引用者注，下同)北侧待命的第8中队，在黎明(微明时刻)渐渐到来时，利用丈八高的高粱和玉米地，隐蔽地继续前进，前出到回龙庙东北方向大约300米的庄稼地边沿。这里到前方堤坝间，连接着大约100米的水田地带，尔后的前进，暴露在回龙庙北面约50米左侧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壕一带，而且水田也妨碍着队伍的通过。
在那里，中队为了迷惑敌人，争取尽可能接近的方针，对各队下达了各种准备的命令。于是第2小队在第一线，第1小队做预备队，配属了机枪的预备队，在附近的田地和柳树丛隐蔽地占领阵地，在他们的掩护下，第一线部队以平时演习那样的行动通过了障碍；一部分在永定河的中游向右岸前进，到达后向左迂回迫近敌人阵地(到向左迂回时，虽然第一线部队，有小队长之外另一名士兵监视着敌人阵地，还是给了在停止时尽量警惕左侧方向的射击等详细指示)。
一切准备就绪，同行动起来的第1小队一起到堤坝上看到，永定河水因几天前下雨而显著增涨，混浊的水流缓缓流过。附近的河宽大约200米，干燥季节很容易涉渡，现在察看的结果，知道水流中心深度为80公分以上，河水泥泞涉渡困难。因此，打消了右小队进发到前岸的念头，在堤坝斜面以外也没有展开的余地，这样，预备队增加到第一线的只有第1小队。
这个期间秘密观察回龙庙(堤坝上的一个小庙)，幸而什么设施也没有。如果有坚固的民房做防御，也会给尔后的攻击造成不少的障碍，幸亏上天保佑，行动在工事完成之前。
这时候大队部的书记来到，传来大队进攻命令的要点，也知道了大队主力第一线已经进出到阵地前沿约300米的位置，根据河川状况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大队长那里迟误了)，向敌前沿推进的第1小队长野地少尉统辖的先头部队，开始用一般速度前进，这时，在我方监视中站在壕外的中国军队军官等，急速跳进壕内，同时从壕内一齐开始了射击。
于是，中队开始应战，在机枪的掩护射击下突入阵地，追击退兵，一举推进到回龙庙南侧。时间是上午五点半钟，灿烂的旭日光辉，冲破了东方低垂的暗云，更加激励了我军官兵士气。
29军副军长秦德纯回忆：
日本军阀于民国26年7月7日夜，借口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之一中队，在整队回防时，突被驻卢沟桥29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士兵1名，指被29军官兵劫持进入卢沟桥城（即宛平城），要求率队入城检查。经我方峻拒后，至翌日拂晓前日方调集其丰台驻军，向我卢沟桥城进犯；我方为维护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遂奋起应战，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
“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29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1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即卢沟桥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冯治安师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敌人动态。到凌晨3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1营，附山炮4门及机关枪1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我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8日拂晓约5点，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经我吉团长与王冷斋专员（行政督察专员）拒绝。
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事前我曾告知吉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300至400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在8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9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
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
经过8、9两日的战事，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
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
这次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阀用其惯技，向中国的军队再三挑衅而爆发的：1937年7月7日之夜的10点钟时，日军一木清直所部的一中队，在宛平县境的卢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当他集合归队的时候，突然借口日兵一名失踪，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但中国当地驻军和宛平县政府，未允其无理要求，一面由县长兼专员王冷斋通知驻军金振中营长，对城防切实戒备；一面则命令警察保安队代为搜寻，可是并无所获。王县长乃亲赴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员会报告。据王冷斋在《卢沟桥事变回忆录》中说：“报告后，当即奉命赴日本特务机关向机关长松井交涉，到达日军机关部时已午夜2时左右，斯时外委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特务机关长松井、顾问樱井均在座，当就本案与松井等商谈。先半小时松井已得报告，谓失踪日兵均已归队，惟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予当反诘以如何失踪，只须讯明该兵，即可明了；即为周到起见，由双方派员调查亦可。当即决定予与周、林、樱井、并日通识官斋藤五人前往。”
正拟出发间，得报告：驻丰台日军数百人，全部武装，开赴卢沟桥，事态已见严重。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并请予同林耕宇前往一谈，当即与林赴日兵营，与牟接洽。牟见予即询：王专员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之全责？予答曰：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予仍以先事调查再谈处理为原则，对牟所请，坚决拒绝。如此谈判，约半小时，牟见无法，乃允先行调查。予同林出日兵营时，见日兵300余人，分载大汽车8辆，已向卢沟桥出动，乃急会同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出发。
当车抵宛平城东北角沙岗（距城约一里），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斯时突有日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奔至车前，阻止前进，并出地图向予云：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突地点，再行谈判。予答云：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寺平当谓：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予当反诘：恐尔来华不久，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寺平系接滨田任，不及3月）。
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寺平语塞，遂恼羞成怒云：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同时，森田即请予与林君下车，指示日军阵容，枪炮并列，竟在对手无寸铁之予等示威。森田并向林云：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予当时虽自揣身陷日阵，备受威胁，但责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当即严辞拒绝。谓：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森田、寺平见威吓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予及林君进城谈判：进城后，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先至，当在专员公署谈判；未5分钟，（时为4时50分），而城外枪声突发，枪弹纷纷掠屋顶而过。
据报，日军已开始向我射击。予当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开火情形，一面仍同樱井等加紧谈判。双方射击约一小时，森田忽派人出城面谈，当经商定双方下令停止射击，由林耕宇君与寺平缒城而出，与森田面商。旋据报告，并无结果；林等即返平报告。而双方复继续射袭，日军并以迫击炮袭击城内，双方均有死伤。迄午后4时，牟田口派人携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请予与吉团长星文或金营长振中出城亲商，予与吉同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
5时，牟复来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8时止，我军撤退河东，日军亦撤退河西，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在城内之日顾问樱井，通讯官斋藤等，请令其出城。予当答以：（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斯时枪声已停，双方均抱沉静态度，以待事件之推演。
至午后6时，时钟甫鸣，予忽思及专署地点，实为攻击目标，未便久驻，日樱井等均系辅助办理外交，并非军事人员，自当尽予力之所及，切实保护，勿令罹难。因此在附近另觅民房一所办公，并请樱井等同往。6时5分离开专署，……甫出大门约10余公尺，而日人大炮已连珠而至，每炮均落专署之内；……营长金振中受伤。……自是而后，战达3小时，平卢电话线为炮火摧毁，已不能通，命令、报告，均由丰台转达。斯时，我西宛驻军一旅，由何基沣率领，已开到八宝山，向王界店、大井村方面截断日人后路。9时以后，我军战况甚佳，已将回龙庙及刘庄一带日军驱走，日军伤亡，倍于我军。斯时接到北平命令，谓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军即晚向丰台撤退，否则我军即行进攻。同时，牟田口复直接至函与予，请派员协商停战办法，予以北平方面已决定原则，对牟函不便答复。10时以后，我方沉寂，……12时，我军实行夜袭，将铁路桥附近日军歼灭殆尽…。
至9日3时，由丰台转到冯主席治安、秦市长德纯电话，谓已与日方交涉妥协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迤西地带；（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200名至300名，定今早9时接防。余奉电后，当即通知驻卢吉团长知照。乃至六时，日军突以大炮攻城，达百余发；此为妥协声中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一次。余一面即电北平报告，请向日军交涉；经电询日方，据云，系为掩护退却，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项原则办理，并云日军已开始撤退。予当派便衣队警赴城外侦察，据报：五里店日军，确已渐次向大井村方面撤退。
同时，北平来电，亦谓保安队已于晨间6时，向卢沟桥出发，计程9时可到；乃候至10时，保安队仍无消息，经派员探明，谓该队到大井村后，为日军所阻，不能前进，致生冲突，我方阵亡士兵一名，伤数名。余当即电平，请向日方交涉制止，并履行诺言。至午后3时，仍无结果。斯时，北平所派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已到，计日方为中岛顾问，我方为绥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偕来。抵县后，即分两组，实行监视撤兵：甲组担任回龙庙及铁桥一带，委员为周永业及樱井；乙组担任大井村五里店及东北角沙岗一带，委员为周思靖及中岛；双方分途出发，至4时返城，均谓已监视撤退完毕。惟保安队迄未到来，余当请周思靖赴大井村，与河边旅团长接洽，中岛亦同往。嗣由周等带进队兵50名，请先行接防，再谈办法；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二次。
6时左右，保安队全部进城，惟仍不足200名之数。据云，每架机关枪，系由原队兵3人运回北平，故人数减少；该队由团附王挥尘、营长贾朝率领。予与王、贾面洽分配防务后，吉团全部移驻河西。斯时，日军河边旅团长专派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译官3人，携香宾酒来县，向余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决，并盼以后永远勿再发生。据国际惯例，双方既饮香宾，即属私好之表征；乃笠井等甫去未久，余即查明城外东北角沙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尽，且有去而复返者，数目约达300余人。余是时大为疑虑，除电话北平报告外，并通知吉团长、王团副，切实注意戒备。该处监视撤兵委员本为周思靖（现天津伪警察局长）与中岛，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岛亦匆匆欲行，予以此事恐有余波，因坚留其在城内协助处理，且彼本系监视撤兵人员，今既发现日军尚未全撤，则彼之责任尚未尽，自有留县之必要；中岛意虽不怿，只得暂留。
至翌晨2时30分，东北角日军忽开枪射击，复图攻城；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三次。幸我军事先已有戒备，余除电北平报告外，即向中岛交涉，……经中岛电询北平旅团部及联队部后，答称：日军旅团部亦已闻报，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方绝无攻城企图等语。1小时后，枪声已停；据北平电话，令与中岛同往商决外交未了事件。余即于夜间7时与中岛同车赴平，车过县东北角铁路涵洞处，见日军步哨未动，且有日兵3人阻止前进，经告以赴平接洽停战办法，始放行。
7时半，同中岛抵平，即与冯主席、秦市长面晤，当报告日军未肯全撤，非彻底交涉，实不能视为了结。嗣樱井、中岛、斋藤等均到秦宅会商！我方为秦市长德纯、程旅长希贤、周参谋思靖及余4人；日方为樱井、中岛两顾问及斋藤秘书3人。余首即提出东北角沙岗日军未撤开始，请注意讨论。据斋藤云：未撤日军，系为阵亡死尸两具，尚未觅得，故留此项部队，在附近搜索，并无他意。余当谓：搜索事件，无需许多部队，且更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如临大敌。斋藤云：因恐我方射击，故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秦市长、程旅长均谓：倘系单纯搜索尸体，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帮同办理。当经商定组织搜索队，委员6人，我方由29军、冀北保安队及专员公署各派一人，日方为樱井、中岛、笠井3顾问，共同组织，并由29军及保安队各派士兵10名，日军派20名，均系徒手，由6委员率领，就卢沟桥附近各地，尽量寻觅，限定时间，无论发现与否，日军均应在限定时间内撤荆议定之后，双方均表同意，定于午后1时出发。
乃樱井、中岛、笠井3人，忽乘机离席，往会客室说话，竟一去不返。同时各方报告，接连而至，谓日军已由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飞机、大炮、坦克车、铁甲车等多辆，开到丰台，已将大井村、五里店占领，平卢公路业已阻断……。是日方之所谓搜索尸体，显系饰词缓兵，至此已暴露无遗；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4次。余接各方报告后，……即由长辛店返县办理一切，并率本县队警协助守城。
自12日后，与日军接触数次，但仅1小冲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于事件之解决也。乃至20日午后3时，于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日军复以大炮攻城，且轰击长辛店，共达数百发，宛平城内各机关及民房几全被毁，死伤多人；长辛店附近落数10弹，死伤平民20余人，吉团长星文及县保安大队附孙培武，均于是役受伤；吉裹创后，仍奋勇抗战，始终不退。于是卢沟桥事件也就愈趋恶化，事态也日益显得严重起来。
宛平血战
驻守宛平县城的第29军以卢沟桥为依托，向进犯的日军还击
1937年7月8日晨5时30分，日方谈判代表尚在宛平城内，一木清直大队长在得到牟田口的“尚方宝剑”后，已经迫不及待，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开始用大炮轰击，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首先炸毁了中国守军营指挥部，继之轰击城墙，并击毁城东顺治门城楼。
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声明：“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徜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同时29军军部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在这之前，凌晨3时半，29军司令部得知日军主力向卢沟桥方向前进时，秦德纯曾指示宛平城守军：“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同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也来电命令“扑灭当前之敌”。
宛平城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起还击，士兵们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有效射程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向城上阵地的部队运送弹药。
日军进攻的枪炮一响，正在宛平城内与日方调查谈判的王冷斋县长便严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樱井支支吾吾地说：“开枪或出于误会，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
宛平城的战斗打了1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还在原阵地不动，未能进前一步。樱井等登城“调查”，见对日军非常不利，以调解为名，手持白旗，要求日军停止射击。
5时30分，就在日军进攻宛平城同时，日军第3大队主力部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的率领下，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径直向铁路桥和回龙庙的中国守军扑去。
铁路桥头守军一个排，由排长李毅岑率领。当金振中营长得知日军大队人马从丰台向宛平开来时，抽调预备队10连沈忠明排火速赶至铁路桥东头和回龙庙阵地，协助李毅岑排守卫桥头。并命令，“严加防范，如日军来犯，坚决予以回击！”
李毅岑得知日军进攻宛平消息后，全排33名战斗员，自深夜2时即进入守卫桥头的堑壕，沈忠明增援后，调整部署李毅岑排退入掩体略息，沈排进入阵地。当向东的警戒方向出现大队日军。排长沈忠明跳出堑壕，站在掩体前伸出右手制止日军进入警戒线。日军官扬言搜寻失踪士兵，未答话几句，日军突然开枪射击，沈忠明排长中弹当场牺牲。此时，守军80名战斗员已经做好准备，双方都立即开枪。日军枪约500枝，守军机关枪6挺、步枪60条，顿时枪声响成一片，继之出现手榴弹声。顷刻日军冲入守军阵地，守军剩下的士兵又抡起大刀与敌展开了肉博战。15分钟后，寂静下来。铁路桥失守，守军两个排的士兵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铁路桥左侧回龙庙阵地自然也落入敌手。铁路咽喉被日军占领。继之，日军以兵出永定河西岸。已经抄宛平后路，宛平城将成四面被围的孤城。但因日军兵力不足，未敢进攻预备队阵地和袭击长辛店的军火仓库，只得暂时停下来等待援军。
清晨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
9时，华北驻屯军军部命令牟田口：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二、步兵旅团应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牟田口接到命令后，于9时25分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木大队，对卢沟桥中国军队提出，要求撤退到永定河西岸，如果需要，解除中国军队武器，占领卢沟桥。华北驻屯军有这种意图，请迅速执行。”
森田马上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方不能接受。森田再度命令攻打宛平城。枪声一响，马上遭到守军猛烈回击。
当日（7月8日）下午1时，牟田口大佐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的一字文山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日军又在炮火掩护下，用9辆坦克配合步兵力图一举攻克宛平城。守军以步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硬是把坦克全部打退。日军反复冲击屡遇挫折，完全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强硬的反击。战斗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日军毫无进展，只是炸毁了宛平城内的大批房屋，无辜百姓惨遭祸殃。晚9时日军停止进攻。
日本驻丰台兵力2000人，中方守卫卢沟桥的金振中营1400人。8日下午3时师长冯治安电话通知金营长，有人去宛平与金联系。放下电话，保安第4团第2营曹营长带领4个连长来见金营长，说明奉冯师长之命支援宛平，曹营长所带700余人交金营长指挥，此时宛平守军已经增至2100人，但在铁路桥等处战斗中守军已经损失近200人，重要的是铁路桥已经失守。日军在几次进攻过程中损失较重，光铁路桥的战斗中就减员百余名。总的说，在战斗力上，日军仍占优势，但士气已堕。
铁路桥失守，形势对守军极为不利。金营长决定组织突击队对铁路桥进行夜袭。在这之前，所有的上级命令精神都是固守宛平，包括中央政府得到卢沟桥事变消息，蒋介石的命令：“固守宛平，就地抵抗！”此次出击，实属空前。
连日来，日军的侵略行径已使中国官兵极度愤恨，当面就地抵抗的命令又使官兵郁闷于胸，官兵的情绪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如若再不令出城杀敌，几乎都要自杀。组织突击队的命令一下，有的士兵难以控制兴奋的心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报名参加的队伍马上从东门延长到西门，后来组织成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
凌晨2时，出敌不意，两面夹击，冲入敌阵地。顿时日军阵地手榴弹爆炸，大刀闪着寒光，喊杀声传出数里之遥。只见阵地上血肉横飞，人头滚滚落地，日军东奔西窜，有的跪地求饶，原来3营士兵挥着大刀冲入阵地，溅来的血已经将人从头顶到脚跟染红，浑身上下成了血人。一名19岁的突击队员用大刀连砍了13个日兵，生擒1人。大刀已经卷刃，血已经染满全身。这时集合号响，无法将士兵集合回来，他们不顾一切还在拼命追杀，阵地四周好像猎犬在追赶兔子，四处可见举着大刀的血人追赶拼命奔逃的日兵。10日夜间，在卢沟桥的中国一连，竟击退九辆日军坦克车。
此役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突击队也伤亡300多人，铁路桥收复。
1个小时后，打扫战场，一个隐匿日兵向金营长投出一颗手榴弹，将金营长右腿炸断，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金营长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转送至保定医院救治。
营长金振中，河南固始人，1903年生于贫穷之家。1924年，加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曾在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历任排长、连长、营长，金振中勇敢善战，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率部夺回烟简山立功，受到冯治安师长的嘉奖。1936年率领全营打先锋，冲入敌穴斋堂村，捣毁了由汉奸临时拼凑的“冀西防共自治政府”，俘敌1800余名，获特等奖。
金振中在接防卢沟桥之时，曾向师长冯治安表示，接防后，“当本着师长的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持目前局势。但若日军硬攻时，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
卢沟桥的保卫战中，金营长的确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保定住院医治后，左腿截去。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医院慰问他，并赠送“抗日先锋”银盾一枚。后因残废复员回老家固始县务农。
第四章 妥协的破产
英美调停的破灭
日机结队飞临天坛上空，威胁北平
“七.七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派人到日本大使馆就事变提出严重口头抗议，并劝告日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不要将事态扩大的同时，寄希望于英美调停是事变后南京政府的一大迫切愿望。
这时，英国方面作出了一些愿意调停的姿态。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到外交部访问王宠惠，两人就事变会谈了一个多小时，交换了彼此的意见。许阁森向王宠惠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中日冲突。但是他要求中国方面给他一个确实的保证，即中国军队的北上只是为了预防起见，并没有主动攻击日本的意图。对此外交部王宠惠说：“此事有关军事，在确实答复前，我需要同最高军事当局商量。”经过电话联系后，王宠惠得到了蒋介石的明确答复，蒋说，中央军北上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攻击日军，他让王宠惠将他的话明确转告许阁森。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许阁森一面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请求共同行动，一方面向日方作和平试探，提议中日双方于17日起停止增兵，并陆续撤到7月7日之前的地点，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但遭到日方的拒绝，日方态度强硬地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自行关闭了由第三国调停解决事变的大门。
美国则对调停中日冲突态度异常冷淡。
另一方面，蒋介石于7月8日紧急召见王宠惠和孙科，催与苏联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第二天，王宠惠和孙科立即飞赴上海。就中苏共同预防外患问题，王宠惠多次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商谈，鲍格莫洛夫坦率地对王宠惠说，如果现在苏联与中国签订这样的互助条约，即意味着苏联必然参战，日本就很可能进攻苏联。因此，他建议中苏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当时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点依然放在英美身上，对抵抗也未下最后决心，因而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感兴趣。
其实，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是徒劳的。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可谓步履艰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尽管退出国联，并与英美等国关系闹僵，但是，并不意味着美英一定会支持中国。英国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以中国为“敌性国”，中英关系存在敌性性质由来已久。这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况且30年代以后，德国纳粹兴起，已经对英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也感到无暇东顾。英国也已明确表示，中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不能支持中国。
而美国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之时，美国才出面表态。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如请美国支持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两个黄种人的国家争吵，我们不必介入。
至于苏联，西面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不愿东西两面受敌，几乎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意中国牵制住日本，但不愿明显地支援中国，而激怒日本，影响日苏关系。
这样一来，南京政府寄希望于外交特别是英美调停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双方紧急谈判
1937年8月23日军突破长城防线
《大刀进行曲》中“抗战的一天到来了”一句表达了一般民众的心情和愿望。可是，当局不能完全这样考虑。蒋介石的“固守宛平，就地抵抗”的命令，意思也是进行局部战争。宛平城是弹丸小城，如若日军重炮不断轰击，夷为平地也是早晚之事。何基沣旅长本可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出日军背后，给其致命打击，现实只是兵移八宝山进一步占据大井村，在敌背后威慑。
金振中在接防卢沟桥之时，曾请示师长冯治安说：“对当前日军在宛平和卢沟桥不分昼夜的挑衅，以及进一步硬占桥和城一事，我们如何对付？”
冯师长回答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好自为之。”
29军是一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它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但是，29军毕竟是一支非嫡系部队，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冀察平津这块地盘。因此，在全国抗战形势尚不明朗，对日本侵略企图缺乏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冀察当局主要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都不希望扩大与日军的冲突。
冯治安师长的观点是，华北当局的主要观点，也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观点！所以，日军一提出谈判交涉，冀察当局马上接受。
其实，日军提出谈判，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因为援兵尚未到达，也需要假意和平以图援兵之计。金营长率部收复铁路桥以后，形势转为对日军不利。同时，何基沣旅长率西苑驻军已开到八宝山一带，正向大井村等地截断日军后路。另外，天津日军支援部队开到通州以后，因遇大雨，难以前进。原定日军于9日上午9时再次攻城计划难以实现，并畏中国军队全城出击，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日寇制造第二个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失败了，又玩弄假谈判真大战的把戏。一面在北平与冀察当局谈判，声言就地和平解决争端，一面又迅速调集大军，部署平津间的全面大战。
8日夜至9日凌晨，双方即开始紧急谈判。
谈判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所以双方都有两个代表团。在北平谈判的中方代表是秦德纯和张允荣，日方代表是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和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寺平忠辅。在天津谈判的日方代表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方代表是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的张自忠中将。
9日凌晨2时，在北平的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三条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回丰台，守军撤向卢沟桥西；
三、宛平城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派部分人协同防务，人数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地，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消极抵抗召责难
第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北平主持工作。
面对日渐扩大的冲突，张自忠忧心如焚。他一面与冯、秦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速归，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29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29军率先开战是否符合南京意图？
一旦全面开战，冀察平津必不能保，29军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出路何在？
9日，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1日宋哲元到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与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及其代表作了多次会晤与谈判，达成妥协协定。7月11日晚8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1、道歉；2、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3、取缔抗日团体。
按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19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途经杨村西侧铁桥时，发现地雷。经查，是日军所为。因受日军指使布雷的中国人暗中将地雷引信拆除，才使宋哲元幸免于难。但地雷事件仍未使宋哲元警醒，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29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按协定要求37师他调。误认为从此可以息事宁人。
华北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弥漫，日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形势忽而紧张又忽而松弛，遂使国人也坠五里雾中，对华北当局与日交涉，有莫测高深之感。北平军民对此很不理解，议论纷纷。因此，有人致电宋哲元，表示关怀慰问，也有人义愤填膺，大为指责，甚至有人亲赴天津，投刺谒见，向宋哲元痛陈利害，揭发日方的阴谋诡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蒋委员长授命忍辱负重
民国24年秋夏之交，作者（秦德纯）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遄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使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旋即返报宋将军，慎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相，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相，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宋哲元的精神痛苦：
日军亦基于辛丑条约之规定，在该处驻一大队。曾于民国25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马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迭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民国26年2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2月20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1、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2、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4个多月。
日军屡屡毁约
1937年8月27日攻占八达岭的日军骑兵
关东军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后，少壮军人摩拳擦掌，鉴于华北驻屯军已经升格，他们再无权干预，现在只能派来宣传队，啦啦队。他们到宛平前线大枣山等地鼓动宣传，他们宣读了关东军的声明：“由于暴戾的第29军的挑战，今日在华北竟发生了事端。我关东军将以很大关心和重大决心，严正注意事件的演变。”他们站在友军面前大声地喊着：
“军刀已经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他们带领着友军高声唱着鼓动“圣战”的歌。他们代表关东军表示做华北军的坚强后盾，表示，一旦需要，他们与华北军并肩而战。
本来欺负惯中国人的华北军，对铁路桥的惨败已不可忍，又经关东军代表的扇动，更加怒火上扬。9日清晨6时，也就是达成口头协议后4小时，河边旅团长就下令向宛平城内开炮，轰击宛平县城，炮击达1个小时30分钟，发射炮弹100余发。
北平当局接到宛平的报告，责问日方为何背约。日军答复说：“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
不仅如此，9日凌晨4时50分派出接防的保安队踪迹不明，经北平方面派出联络参谋出西直门到卢沟桥方向侦察，得知保安队行至大井村时，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日军故意刁难，不准通过。
北平当局诘责。日方回答：“因天阴雨大两军对峙，误会难免。”
与此相反，日军在刁难阻挡保安队的同时，不仅一兵未撤，反而增加兵力，将机械化第二大队从通州调到了丰台。河边旅团长又下令到宛平东北角的大枣山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与保安队换防的机会一举攻克宛平。
10日天亮，王冷斋赶回北平。上午，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武官今井等均未出席，4代表中无一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显然，日方在借谈判而拖延时间。
会上，樱井提出，要求中方撤换有关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
何基沣旅长一听，勃然大怒，指斥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
樱井等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视，不敢答话。
谈判停留在具体事情上，唇枪舌剑纠缠不清。忽然日方来电，4个日方代表一齐离席到外面接电话。
中方代表只好坐等，久不见日方代表返回，派人到外面一查，才知道他们已经不辞而别。
原来，他们得到电话通知，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向中国华北出兵，即：对中国开始全面战争。所以，一切谈判都再无必要，日方代表欢喜雀跃，不辞而去。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29军重大伤亡。
至24日，日军已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一场大战势不可免。宋哲元等人以妥协为代价所乞求的“和平”气泡很快被日军的炮火戳破了。
第五章 推动全面抗战
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
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提出对日作战总方针
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措辞激昂的通电：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全文一连使用了十几个惊叹号，可谓掷地有声，闻之感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