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早年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起源还没有闹清楚，但是已经自以为是宇宙中心，认为世界以人类为目的，大自然为人类的观赏和享用而存在，世界上万事万物必然臣服于人类，连上帝也按照人们理想的方式存在，并以地球为主要活动场所。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中世纪以后，人类中心主义首先受到哥白尼的挑战。哥白尼以卓越的见识和勇气，废止了以人为中心的宇宙图像，把人类从一种沉湎的精神状态中打捞出来，拉开了“宇宙的民主化”运动的序幕。到了19世纪，达尔文又驳倒了上帝创造人类的理论，肯定人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产物，并不具备先天的神圣地位，于是，以神学面目出现的人类中心主义失去了最后的根据。
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力量的巨大增长，出现以征服自然为旗帜的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整个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坚持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可以用智慧的武器战胜大自然。强力就是真理，这是工业时代的普遍观点。
在西方，征服自然的观念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支持，基督教认为自然存在的原因是供人类享用。照《圣经》的说法，原始的土地是“遭诅咒的土地”，“听命于自然的土地，只是一片荒原”，上帝要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
洛克是构建工业时代人类精神体系框架的思想家，他表现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质的方面，洛克为世界的存在规定了目的，认为世界是供人类使用的，人类有权支配世界。他的名言就是“上帝把世界给予人类共有”。 洛克认定在自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其目的是为了征服自然，“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们必须“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量的方面，洛克认为大自然中有着取之不尽的宝藏，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用洛克的说法，为了加工改良而占有任何一片土地，并不对任何其他人不利，“因为仍然有足够的和同样好的土地剩下;并且超过现在还没有占有土地的人所能够使用的数量，以致实际上他个人的圈地从来决不减少留给别人的土地，因为凡是留下了足够别人使用的数量的人，就等于完全没有占用。”
洛克认为整个自然世界是人类的敌人，而且是一个无力反抗的敌人，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与主宰。在洛克之后的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继承了洛克的思想。霍尔巴赫宣布:人必然使自己成为全部自然界的中心;他只爱自以为对他生存有利的东西;他必然恨和惧怕一切使他受苦之物;他确信整个大自然为他而造，自然界在完成他的全部业绩时心中只有人。经济学家们把生产理解为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活动。马克思甚至认定生产就是从占有自然开始，中国的思想家则表述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征服热情和斗争妄想随着人类力量的增进狂热地膨胀起来，人类忽略自己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并且受到大自然约束这个基本事实，荒唐地充当起造物主的角色。
皮亚杰分析儿童心理时揭示出，儿童具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逐渐摆脱自我中心、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自我和其它事物的关系，是认识发展的特征。这不是一般的知识增进过程，而是一个改变基本立场的过程。如果把这个分析用于人类思想发展史，那是再贴切不过了:人类大体上还处于儿童时代，还需要改变基本立场。
也有先知先觉者。激进的基督徒圣芳济曾经提倡“所有的生物一律平等”， 并因此被逐出教会。20世纪后期，人们高度评价他这个观点，把他称为生态学的守护神。17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指出，人口增长率必须下降，否则将出现人口过剩;18世纪的罗伯特.华莱士也认识到，人口增长和地球容纳量有限会导致“地球终将供不应求”; 马尔萨斯 (Malthus, Thomas Robert，1766-1834)采纳了华莱士的主要观点，而且认为人口过剩的困境将出现得更早。1798年，他在《人口论》中描述了一幅图景: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大约每25年翻一番，而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不可能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明确指出，“迄今看来那么遥远的困难，其实迫在眉睫。”
19世纪的著名作家，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领袖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1836年发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论自然》，提倡人和自然保持原始的和谐关系，认为精神和自然在现实中是同一的，自然对于人类精神具有极大的价值。在书中他写道:“自然对人的助益不仅在于它的原料，而且在于它的过程和结果”，“自然能满足人的一个更高尚的需求，这需求就是对美的爱”，“自然是一剂良方，它能恢复人已遭损害的健康。当商人、律师从市场的嘈杂和奸狡中走出来，看看天空和树林，他又重新具有了人味”，“如果一个人是挚爱自然的，那么他的内在感官与外在感官就总是息息相通的，纵然他已进入成年，但其童心依然不泯。他与苍天和大地的神交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默生的朋友梭洛(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强烈谴责当时的贪婪世风，并为人类逐渐丧失与自然的联系而感到震惊。梭洛曾经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中，体验自然生活，探索人生。他强烈反对铺张的生活，反对把时间花在毫无意义的过度消费之中，主张变革思想，恢复符合自然法则的生活方式。梭洛认为自然法则比进步发展的法则地位更高，主张自然保存主义，反对毁灭大地景观和野生物。约翰.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存主义者也表示反对用人类功利主义的观点判断自然生物价值，呼吁重视其它生物在宇宙中的地位。
1864年，乔治.P.马斯(1801-1882)发表《人与自然》，认为自然尤如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自然的万物都在这张网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物种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联，毁坏这张网的任何部分都可能导致整张网的毁灭，一些关键物种的消失，可能使整个生态系统无法维持。
马斯认为只要人类与自然合作起来修复人类所造成的损害，恢复人类扰乱的自然平衡是可能的，他倡导保护自然环境，被人们推崇为“自然保护运动的源头”。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第七份国情咨文中指出:“浪费与破坏我们的资源，损耗与榨尽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结果终将损害我们子孙应享受的繁荣，这二者是我们原应将之扩大与发展以流传给他们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
1933年，英国生态学家莱奥波尔德在《保护伦理学》中，揭露了经济决定论是环境破坏的根源，并且强烈抨击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伦理观。他在《大地伦理学中》提出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观点，认为必须重新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类并不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极普通一员;仅仅从考虑人类经济功利的需要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只有从自然整体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才能正确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的行为正当与否，凡是有助于维护生态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要把权利这一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自己的繁殖权利，人们不能践踏这些权利。
同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他把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开始利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公共资源。在二战以前，这个政策已经使美国的森林覆盖率增加，土地逐渐恢复元气，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的影响都非常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的东西方对立转移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力，直到六十年代，它在更为严峻的背景下再次爆发出来。
1957年，F.厄尔克在一次演讲中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人是地道的恶魔般的东西;他以占优势的可怕权势专横跋扈。他在他所喜欢的地方，以他所喜欢的方式种植物，又随心所欲地把它毁掉。他按自己鼠目寸光的判断去改变它，因为他肤浅地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这些规律默默地顺从他。但是，人对托管的行星竟恣意妄为，破坏的程度令人发指、无可挽回。有朝一日，他自己也必然因此而遭毁灭。”
希腊神话故事说，俄狄浦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又害得母亲自缢身亡，自己也瞎了双眼而到处流浪。人类对大自然是否正犯着俄狄浦斯的罪恶?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自1958年起开始研究杀虫剂的危害问题，经过四年努力，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这部著作。卡逊首先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美丽的城镇和乡间:狐狸在小山上鸣叫，小鹿静悄悄地穿过笼罩着秋雾的原野;清清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池塘，池塘里生长着鳟鱼;迁徙的候鸟蜂拥而至的季节，人们都长途跋涉来这里观看它们。
然而，开始使用化学农药以后，一切都在变化。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孩子们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几小时内就死去了，医生愈来愈为新的疾病感到困惑。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小路边排列着仿佛火灾浩劫后的焦黄枯萎的植物。小溪失去了生命，所有的鱼都已死亡。
卡逊用有力的证据指出:化学毒物通过河流、海洋、地下水等渠道污染了世界水体，又通过水和空气、食物进入了植物和动物组织，在生物体内积蓄浓缩起来，甚至进入了生殖细胞，以致于破坏和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生命世界来不及对这种变化加以调整，“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
卡逊强烈批评说， 科学家发明杀虫剂方面的才能早就超过了这些毒物如何伤害活的肌体的生物学知识。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直接危害了人们居住的大地，而且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
《寂静的春天》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当卡逊1964年去世时，她的声音已不再静默。它越过国界，全世界都听到了。卡逊使地球上的许多居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了存在着环境问题。人们认为它宣告了一个新的“生态学时代”来临。
1969年1月28日，在美国圣.巴巴拉海峡，一座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严重井喷，原油覆盖了1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大量海鸟死亡。新闻媒介对这个事件作了大量报道，环境问题突然之间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伊罗德.尼尔森和加州众议员保罗.麦克劳斯基倡议1970年4月22日为地球日，并且倡议第一个地球日在各个大学校园举行纪念首次地球日的宣讲会。实际上那一天美国全国共有2000多所大学，1万多所中学，几百个社区和若干州的立法机关举行了地球日纪念活动，参加人数至少有2000万人。在这场活动中，人们发表了著名的《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宣言中指出:
很明显，千百年来对环境的忽略已将人类带到最后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对大自然放肆虐行径，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恶化，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存。”
它表明，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生存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报告中，他们开始把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研究。这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技术、经济及其有关因素不能象过去那样支配有关增长和发展的决策，与这些因素同样重要是环境保护。还认识到人类只能共同拥有一个资源有限的和脆弱的太空船──地球，人类生存的环境价值应当为后代人的分享而得到保存、提高和改善。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在全世界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K.Z.洛伦兹1973年出版《文明人的八种致命罪》，书中罗列了文明人类的八大罪行:(1)在地球这个“宇宙飞船”上生存空间缺乏，人口过剩给不受管束的侵犯行为以原动力;(2)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了只能听任污染而不能恢复其原貌的地步;(3)不受管束和无限制的增长导致人类正在走向种族自灭;(4)由于药物及其技术的使用，使得所有的善失去其了本性，造成感情上的骚动不安和知觉上的麻木衰痹;(5)由于对生育以及其他遗传学的研究结果的无知，盲目和漫不经心，导致了遗传蜕变;(6)仅仅因为传统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作用没能立即显示出来，就破除传统或将传统价值予以抛弃;(7)对广告、洗脑宣传、以及科学知识的灌输具有可灌输性与易感受性;(8)核武器增多。洛伦兹认为，“所有这一且加在一起便彻底剥夺了人们区分正确与错误的能力。”
80年代后半期，人们列出受到普遍关注的六件大事是，核毁灭的威胁;人口过多的危险;全世界环境的退化，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对教育系统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沦丧。
1989年1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1988年的“风云人物”为“危险中的地球”，并且指出，在1988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比这个由石头、土地、水、空气组成的人类共同居所更发人深思、更被突出报道了。
1970年，联合国通过国际发展战略，表示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申明应当增强各国的和国际的努力，“以阻止人类环境的恶化，并将采取改善措施，以促进有助于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的活动。”
1972年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年10月16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980年，联合国发布《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要求各国采取行动，保持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存物种遗传多样性，保证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持续利用，指出必须根本改变整个社会对生物圈的态度。
1987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学术报告《我们共有的明天》中提出了“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的会议──环境与发展会议，全世界共有一万五千名代表参加，一百多位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保护人类栖息地的行动获得了全球共识，自然环境保护被视为关系到世界政治、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据说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以后，带领着他绕着伊甸园中所有的树而行，并对他说，“看看我的工作吧，他们多么美丽、多么壮观。我在这儿创造的一切都为你们所有人在地球上创造了。想想这一切，别败坏和毁坏我的世界;如果你败坏了它，就没人能在你们之后在把它安置好。”
玛格丽特·米德曾极为严肃地写道:“一旦我们有一天发现，这个地球除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
现实的情况是，要实现保护自然，使人类文明能长期存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时间却不多了。
人的大脑、人类的文化不但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正在影响着地球上生命系统的状态，这种影响的后果已经迫使我们思考，甚至忧虑。
16.5 经济观念的更新
人工生产活动创造了一个人工世界，而人工世界只能建立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之上。如果大自然这个基础动摇了，自然资源耗尽了，人工生产将难以为继。
资源短缺问题、生态平衡问题已经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反应出来。
经济学理论首先注意到，自然资源状况与资源的产权状态有很大关系。要实施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保护和利用，资源的产权划分必须明确、稳定，尤其是土地、山林、牧场这类资源，要保持长久的自然生产力，往往需要人们不断投资，这时候应该保证投入与受益长期稳定的直接统一。
无主资源和公共资源容易受到损害，因为这里的受益者、投入者、保护者和所有者不能直接统一，直接导致资源状况恶化。罗纳德.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从微观的成本、产权角度分析了这类问题。养牛人的牛闯到邻居的谷物地里吃了庄稼，化工厂把废料排进小河，其结果是减少了其他人的收入或者福利，或者说增加了其他人负担额外的费用。养牛人和化工厂支付的费用是私人成本，而每个人所支付的费用总和是社会成本，社会支付的成本转变成为了养牛者和化工厂的收益。现在一般认为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是尽可能实现资源私有化，私人对资源具有权力，这种权利可以转让，并受到国家保护，凡是其它人要使用该资源，必须付出代价，把社会成本转变为私人成本。当然，经常用政治手段改变资源归属也会降低人们保护自然资源的积极性，既无益于生产力的长期发展，也无益于自然资源保护。
还有许多自然资源处于开放状态，不可能明确划分所有权，譬如大气层的空气、海洋中的水、阳光、外层空间、物种和基因等自然资源都是社会乃至人类的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极容易受到侵害和破坏，生产者消耗公共资源赢得利益，却造成公共福利的损失，把水污染、大气污染、流域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等后果推给整个社会。加雷特.哈丁1968年发表《共有的悲剧》，指出公共资源的享用者为了从公共资源中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会竞相扩大利用公共资源的规模，其结果是全体享用者同归于尽，形成“共同使用的悲剧”。
这些资源的物理特征决定了它们不能用产权私有化的方案进行保护，为了保护这些公共自然资源，需要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常用的有两种办法，第一是开征污染税，使企业承担生产的公共成本。征税对于私营企业比较见效，对于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则效果不佳，因为国营企业对盈利兴趣不大，而且国有企业与国家是同一个利益整体，国家为了从国有企业获得经济利益，可能对它们网开一面，这也是污染治理中的一个困难。政府另一个常用办法是制定产业政策限制高污染技术和高污染企业，鼓励采用污染较少的技术，取消对于能源消耗的补贴，国家投资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等。
事关全人类的重要的资源， 现在也大量通过国际合作和国家法令进行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指出，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和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由于“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很不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1979年12月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协议，宣布月球及其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成为人类的公共资源。除此之外，国际上已经对外层空间、南极、同步通讯卫星轨道等等都作为人类共同财产实施管理。
社会成本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了，无论对于经济活动实践还是对于经济理论，这都是一件大事。按洛克的观点(源于古罗马法)，劳动是“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了一些东西”，加上这点东西后劳动者就获得了所有权，获得了对自然之母的作业的权利，甚至获得了对自然之母的权力。“我打你一巴掌，你就完全属于我”，这种理论的逻辑缺陷非常明显，然而它却是近代法律体系的基础。18世纪，威廉.布莱斯通对这种私有权利作了更加绝对的定义，他说， 财产所有权是“完全排他的对外界物品的单一的、专制的统治。”“所有者不仅有权拒绝邻居穿行，而且有权制止邻居在该邻居自己的土地上做任何他不喜欢的事”。
现实的困难在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任何一份自然资源都是整个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每一个现实的所有者都掠夺性地使用自然资源，人类很快就会无家可归。人类要长存，就不能回避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必须对传统的绝对的私有权利加以限制，规定自然资源的拥有者不得破坏该资源在生态体系中的某些重要功能。
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法院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保护一方的绝对财产权，就可能侵害另一方的绝对财产权。美国法院只好将“财产权”概念相对化，以更有利于公众利益。这样一来，法理学由“自然法”阶段进入了“法律实证主义”阶段。
科斯的社会成本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构成了对传统产权概念的挑战，甚至构成了对私有财产这个现代社会的基础概念的挑战。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73年濒危动物保护法》，该法律规定对一些关键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历史会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在美国，已经有人感到该法律对私有财产权构成威胁，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该法律，要求取消其中一些最强硬的条款。环境保护与私有产权间的法律和政治冲突已经开始突现出来。用台湾学者杭之的说法，“环境权法理对近代市民法体系以自由财产权为中心的法秩序构成了极为根本的观念挑战和变革。”洛克的产权概念失效了，几百年来市民社会的基础开始动摇，而未来应该是什么样，人们还心中无数，这是近代思想家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如果退一步，把产权看做是一种操作手段，那么为这个手段赋予的目标又是什么，如何保证这种操作符合人与自然的长久利益?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和生存哲学来回答。
其次是生存技术问题。
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面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还需要提高自己的生存技术。如果我们据以维生的技术水平太低，资源-效用的转化率太低，必然大量浪费自然资源，甚至竭泽而渔，这时候，仅仅依赖产权方案或者加上政府保护都无能为力。我国现在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0%，日本为57%，美国为51%，西欧为40%，按亿美元产值消耗的标准煤计算，我国为(单位:万吨)21.11，日本为4.35，西德为4.86，英国为7.31，美国为10.65。我们不但浪费了煤炭资源，也严重污染了环境(消耗了环境资源)，企业效益还十分低下。如果资源利用效率没有提高， 生存技术没有提高，其他保护手段都难以奏效。
我曾在一个山区做过调查，这里的农民冬天上山砍树，搬回家后锯断劈开，堆码成“柴墙”，作为全年的燃料，一个典型的农家每年要砍树两万斤以上(他们自己估计)，其中至少有一万斤用于制茶，其它的作为日常生活用柴。我曾经到山上，看见他们砍伐直径大约15-20厘米的树木作柴禾，于是问过他们:
“这么大的树要长好多年?”
“至少要20年嘛。”
“你每年都砍，山上长不长得出来这么多?”
“长不赢。”
“越砍就越少了喔?”
“是的嘛，不过我这一辈子还有得砍。”
“你把儿子的饭都吃了，他们长大了又吃啥呢?”
“那我就管不了了。”
山区农民完全明白砍伐树木的长久危害，也没有产权方面的担心(他们认为承包后的山林将长期属于自己家庭)，可是仍然大量伐木为薪，根本原因在于受到生存技术的制约。环境科学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森林的环境保护价值为立木价值的6-20倍，比柴薪的价值就高得更多了，从这个角度计算，卖茶叶的收入甚至不够弥补环境价值的损失。但是如果希望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必须帮助农民改进基本生活技术，譬如发明和推广更节省能源的制茶技术，改变能源构成，也许更重要的是创造其它的收入来源，等等。
更好地保护环境首先有赖于科学技术进步，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中指出:“无知是造成环境危害和在寻求解决办法中产生严重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知不仅是就环保意识而言，生存技术方面的落后无知同样是走向未来的严重障碍。
必须重新确定经济活动的目标。
人们烧掉大量的煤发电，又耗费电力清除烧煤污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环境，又花更多的钱到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疗养，去购买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毁掉大自然配备的环境空调器──树木与森林，又花钱装上空气调节和空气清洁设备;这种一面制造污染一面清除污染的产业体系，可能给我们带来双倍的GDP或者GNP，然而人们绝对没有从中享受到双倍的福利。日本1955-1989年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3%，而专家们扣除了环境损失的影响后，只剩下了5.8%，因此批评者认为GNP和GDP增长的指标带有虚假性。
更特殊的是烟草工业，中国卷烟生产从1978年的5000亿支发展到1992年的17000亿支，现有3亿烟民。1991年全国轻工企业税利前30名是清一色的烟草厂家，1993年烟草行业创利税410亿，连续7年位居各行业之冠。烟草业大赚其钱，国家也大增其收，然而这个产业的基础却是损害社会福利，全国每年有20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
人类具有自然本性，需要在接近自然的环境中生存。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在日益精致的密闭笼子中生活时，各种前所未闻的疾病就不断出现。根据医学科学方面的报告，癌症、心脏与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共占人类死因的75%，脱离自然还加剧了生活中的紧张与焦虑，导致了大量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病。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药物才能生存，镇静剂，化装品，维生素，抗生素，营养补充剂，其中许多药物的对象是“文明病”，甚至药物本身也成为文明病的组成部分。文明病是自然环境恶化和人与自然疏远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恶果，医学界已经表示对此无能为力。
在远离自然的生活方式中，人的生存成本不断提高，整个文明社会运行的成本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增长趋势。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善，成本的增长最终将抵消人类做出的努力，那么人类文明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步了。
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在经济增长的数据中得到了多少实际利益?在拥挤的城市里要获得一个自然和卫生的生存条件所需要的高昂费用到底算是经济增长呢还是增长的成本?人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否与居民在健康、舒适和广泛的福利方面的增长一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时，会不会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1969年至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首先发起“社会指标运动”。人们开始批评以GNP(国民总产值)、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整个经济指标体系和经济观念，认为建立在传统财富观念和生产观念基础上的统计指标，既没有包含教育机会、医疗卫生、营养和预期寿命，也不包含自然资源为人类带来的福利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含有着严重的缺陷。美国学者倡导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得到广泛响应。日本学者认为智力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欧美学者则认为“人类条件改善”比GNP增长更重要，提出了“生活指数的具体质量”(PQL)的指标系统、经济净福利核算体系(NEW)，力图建立一个包括人们福利在内的核算体系。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出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80年代末以来，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新经济学研究会”(TOES)，创立了“生存经济学”，其基本理念为“持续发展观”，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应该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发展，又要保护好地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已经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方法与手册》，联合国统计局与一些国家合作，正在雄心勃勃地开发一种“卫星”国民账户，用来综合反应经济活动和利用自然及环境资源之间的联系。
最根本问题可能在于，必须约束物质福利需求的无限增长，用“适度物质需求”观念作为基本生存观念。“上帝要他灭亡，先就让他发狂”，人类得约束自己，否则，没有谁能阻止他最终毁灭自己。
我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为“利润”和“剩余价值”恢复名誉，肯定商业财富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然而今天面临的另一个危险却更严峻：过度追求现实商业财富的人们，正在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财富。当商业财富成为个人、企业和国家一切行为的唯一指向时，文明之树就会慢慢枯萎。鬼魂会附在戛德兰猪身上，驱动它冲下悬崖自取灭亡。
难道我们不该问问，人类文明体系还能维系多久?我似乎觉得，远处，印第安人正唱着一首歌谣在嘲笑我们：
“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
最后一条河中毒、
最后一条鱼被捕，
你们才发觉，
钱财不能吃。”
犹太教法典说，上帝在永恒中创造了许多世界，又使他们复归虚无。他说，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人类的命运如何?
人类是否会回过头来?
人类是否还来得及回头？
16.6 摩梭人参照系
在本书结束的时候，我再简单提及一个特殊的例子。
我到过四川省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交界处的泸沽湖，考察了居住在那里的摩梭人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觉得对文明社会颇有启迪意义。
摩梭人至今仍保留着以母系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母亲与儿女在一起生活，家里的最高权威是外祖母。摩梭人的婚姻制度带有群婚制的特点，他们称为“走婚”，也叫“阿注婚姻”。青年男子追求女子，如果得到许可，晚上就可以到女子家同居，暮合朝离，聚散自由，相互的关系不固定，可能只做一两天“露水夫妻”，也可能维持很多年，完全由两者自己决定。
如果有了孩子，由女方的家庭负责养育。在历史上，摩梭儿童只知道有“舅舅”而不知道有“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里推行强制结婚，现在才有了“父亲”概念，但是父亲母亲仍然属于各自母亲统辖的家庭。
他们并不通过婚姻组成以性伴侣为核心的经济单元，无论是女子还是男子，一切收入都归于由母亲和子女构成的家庭，因此绝没有因结婚、离婚、分家导致的财产纠纷。情人之间也赠送礼物，但这只有感情方面的意义，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重要财产。
性伴侣不组成新的经济单位，两者也就不必共同“养儿防老”。我所访问的摩梭人村庄自然资源不算十分充裕，人均耕地仅为1.4亩，然而他们很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全村400余人，从解放到现在，只增加了8个人，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种成就都十分罕见了。即使到现在，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一个妇女生3个孩子，但是她们一般并不超过两个孩子。村长告诉我说，如果一家中有两姐妹，姐姐生了两个孩子，妹妹可能就不再生了，最多只会再生一个。无论姐姐还是妹妹生的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没有差异，都是整个家庭的孩子，全家共同抚养他们，孩子成人后也担当起赡养全家老人的义务。
摩梭人信奉黄教(藏传佛教)，遵从教义规范自己的行为，据说教义细则多达300余条。这里没有派出所，没有警察，摩梭人认为他们不存在偷窃、打架、骂架等等问题，不需要维持治安的强制机构。我详细地询问过他们如何处理村民之间以及与周围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一般问题都可以在宗教准则之内获得解决，如果发生了无法调解的外部冲突 ，理论上讲需要交由上级政府裁决，不过实际上似乎没有出现过这类情况。
现在摩梭人的村庄也有了男性村长(以前完全是女性当家)，负责与政府方面的衔接。村长由民主方式选出，村民对现任村长的评价是公正，“一碗水端得平”，村长自己认为村民选他的原因是他忠实于宗教。
摩梭人不同家庭之间的经济状况仍然有差异，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旅游业收入成为摩梭人收入的主体，这种差异增大了。有些家庭已经建起了(或正在建造)两、三层的楼房，可以同时接待几十位旅游者，其收入十分可观，成为摩梭人中的富裕家庭。按村长的说法，现在摩梭人有80%的家庭生活过得去，20%的家庭比较富裕。
很有意思的是，对于从公共自然资源产生的收入，摩梭人不是采用“谁占有谁受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分配准则，他们的办法是共同保护和共同享用。村民们告诉我说，泸沽湖曾经有许多美丽的水鸟，解放后，干部们带枪进来打鸟，打绝了好几种水鸟。现在，泸沽湖人把鸟类保护起来，谁也不能打鸟，野鸭和黄天鹅又多起来了。载游人到泸沽湖划船之所得是村里的共同收入(公共自然资源收入)。晚上组织篝火晚会之所得也作为共同收入(共同投入获得的收入)。从这些共同收入中留下一些公积金，大部分就在村民中平均分配。这已经包含着对起码生活水平的一种保障。
种地和收获的时候，摩梭人喜欢群体作业。缺劳力的家庭会得到同村人的劳动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如果有了重病人，无钱就医，村里会借款给他们，甚至会动用公积金为病人治病。村长还告诉我说，村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但是他家的生活还不错。由于并不需要每个人都重组自己的经济单元，减少了残疾人的生存压力。残疾人的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元会帮助他生活，不会把他遗弃到社会。总之，摩梭人事实上具备一套相当有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摩梭人喜爱唱歌、跳舞，不但歌喉很好，而且他们自编的歌词也很优美。摩梭人对自己生活最重要的感受是“快乐”，对比起来，文明社会中高度竞争，人们紧张、压抑、冲突和痛苦，“快乐”已经如同神话一般遥远。
当然，摩梭人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难以搬到现代文明社会中来，实际上，摩梭人的生存方式本身也会遇到困难。首先，他们很难做出科学文化创新，摩梭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平均文化水平较低。据说也有到青海和印度学习的，但学习的方向仅为佛教，既没有学一般科学文化专业，也没有选择商业和其它技术方向;第二，摩梭人的生存空间太小，很难抵抗外部文明的冲击。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他们作为“落后的社会制度残余”，利用政治统治的强力加以改造，造成了较大的影响。80年代兴起的商品经济大潮也在不可逆转地冲击他们的生活，外部大量进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必将改变这个小系统本身。95年通电以后，会造成更强烈的文化冲击。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摩梭人自己也觉得很难把握。
重要的是，摩梭人毕竟形成并长期保持过一种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稳定的生存结构。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生存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达成了完美的和谐。在眼前功利压到一切的技术文明社会中，保护自然资源、降低人口增长、生产与分配、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的功用、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的利用、财产观念、福利观念、生活目标等等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人们，而摩梭人却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参照系。
至少，摩梭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一帖清凉剂，给我们热昏的大脑降降温，使我们保持怀疑:现代文明社会，是不是真象我们自吹的那样，是高级的、正确的、必然如此和无懈可击的呢?
第十七章:主要命题
命题1: 宇宙演化
宇宙在不可逆地演化着，这种演化有两个方向:熵与序，后者又称为自组织演化方向。
这个命题来自于自然科学。
定义1：结构
结构是指构成对象的各元素间的特定联系。
命题2: 结构
自组织演化过程的结果是产生结构。结构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基本要素。
定义2: 生命
生命是一种特殊的自组织系统，其特征在于有机体不断复制自己的结构。
命题3: 环境与适应
生命体必须在变化的自然环境中保持和调整自己的结构，这种存在方式一般称为适应与进化。
命题4. 生存哲学
在环境中的生存适应，是一切物种的首要问题，也是人类的首要问题。
定义3: 信息
信息是决定生命体在环境中复制自身结构的物理作用，是生命世界区别于无生命世界的要素。生命体的内部信息是保存和复制自身结构的指令，外部信息是消除生命活动不确定性、影响生命体选择空间的物理作用。
定义4: 第Ⅰ级信息系统
生命体共有的第Ⅰ级信息系统是以DNA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第一，发出合成蛋白质的指令;第二:通过半保留方式自我复制。
定义5: 第Ⅱ级信息系统
动物体内的神经系统是生命体的第Ⅱ级信息系统。神经信息系统负责机体内外信息转换，调节机体组织的工作，使生命系统更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环境。
命题5: 信息与生命
信息系统，是生命体保存自己和适应环境的工具。环境信息可以作用于神经系统、影响DNA的表达而影响生命过程。
信息是生命进化的一种负熵
命题6: 动物进化方向
动物进化方向是通过不断复杂化的信息系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退回原始状态来适应环境。
生命信息系统的水平是衡量动物物种进化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
命题7: 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在于具有第二信号系统。
定义6: 第Ⅲ级信息系统
生命体第Ⅲ级信息系统是以第二信号系统为基础的、人类独有的信息系统。
命题8。第二信号
第二信号是通过创造性约定产生的(不是自然产生)，第二信号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通信信码。
定义7: 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第二信号和以第二信号为载体的生存智慧。
定义8: 第一代文化
用语音作为通信信码，以人群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代文化，即语音文化。
定义9: 第二代文化
用文字作为通讯信码，以人体之外实物作为载体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第二代文化，即文字文化。也可以叫做体外文化(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的术语)。
第二代文化的成熟形态是纸张为载体的文字符号体系。
定义10: 第三代文化
以电子-电磁波为载体，能同时表达语音、文字、声像信息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创造的第三代文化。
命题9: 人类文化与社会阶段
人类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文化。人类在第一代文化基础上建立了史前社会和农业社会，在第二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社会，在第三代文化基础上建立了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
命题10: 双重本性
人具有自然本性和文化本性。
命题11: 双重能力
人具有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
命题12: 双重需求
人具有自然需求和文化需求两类基本需求，由这两类基本需求复合产生出人的多种需求。
命题13: 双重权利
人具有自然权利和文化权利两类基本权利，由这两类基本权利复合产生出人的各种权利。
命题14: 民族的双重根
任何民族都有一个自然的根，那就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等自然资源。
文明民族还有一个文化的根，即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等。
命题15: 文化本性的产生
个人的文化本性是先天遗传和后天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先天遗传获得硬件(第二信号系统)，后天安装软件，激活第二信号系统，形成文化本性。
命题16: 人类困境
现代人类困境的本质在于人的动物本性支配了巨大的文化能力。
自私的基因不能保证物种的永恒，在生存资源危机中，自私基因的生存策略可能加速物种的灭亡。
命题17:短期行为
短期行为是自然本性(动物本性)的表现，是自私基因的生存策略的表现。
命题18: 依赖文化本性克服生存困境
只有文化本性能够对抗自然本性、约束自然本性， 只有通过发展文化本性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困境。通过发展文化本性，可以实现双重本性与双重能力的和谐，在人自身首先实现文明与自然的和谐。
命题19: 感觉系统的缺陷
感觉系统不可能忠实地获得客观对象全部性质的信息。
定义11: 知识
知识是用语言符号表述的事物关系和人类生存智慧。
命题20: 知识模式
知识存在的方式是模式(Patterns)。大脑利用知识模式识别信号，通过模式更替而发展知识。
命题21: 知识是大脑的创造物
知识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它由大脑第二信号系统创造，用通用语言符号表述。知识产生过程中，大脑创造性地连接信号，获得信息负熵，实现了信息增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