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莫尔斯游说美国国会出钱建立电报线路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将出现一个“地球村”，他写道:“大地将遍布通讯神经，他们将以思考的速度把这快土地上的消息四处传播，从而使各地都会变成比邻。”
令人惊异的是拿破仑，他甚至比今天的许多政治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世界性价值。1807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利用电解法分离出活泼金属钾和钠，1807年12月，拿破仑不顾英法两国之间还在进行战争，发布命令为戴维颁奖:“有鉴于英国科学家汉弗莱.戴维在电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功绩，特颁发勋章一枚，以示嘉奖。”
在20世纪中，人类融合进程大大加快了，国际贸易、科学和一般文化交流渐渐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流。
1849年，梭罗在《美学》杂志第一期发表论文《对市政府的抵抗》，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个思想首先影响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还影响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并且通过他们影响了全人类。
托尔斯泰在俄国提出了“勿以暴抗暴”的和平主义思想。罗曼.罗兰青年时期曾经写信就教于托尔斯泰，托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法国青年回信，认为只有使人们团结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热爱人类的人，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托翁的回信使罗曼.罗兰精神升华，成为后者的道德基础和创作源泉。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分崩离析。许多人都在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宣誓，并投入相互屠杀的战争。罗曼.罗兰在战前和战争中，不断向发疯的人类呼吁友爱，宣称自己永久的使命就是博爱。在不朽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他用约翰.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演奏出德意志、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和弦，表现了罗曼.罗兰博爱与和平的理想。茨威格写道:“托尔斯泰花在这个不相识者身上的时间，在罗曼.罗兰给千百万个不相识者的信中得到了再生。现在，全世界都在采集这一颗仁慈的种子所带来的无限成果。”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不合作运动”，进行非暴力革命并获得成功，打破了关于暴力革命的规律预言。甘地1931年应英国BBC广播电台之邀发表演说时指出，在许多大国国歌的歌词里，都有祈求降祸于所谓的敌人的词句。他们发誓要以上帝的名义毫不犹豫地惩罚敌人，请求神明的支持把敌人消灭尽。在印度，我们努力扭转这种思想。我们认为支配残酷的动物界的规律不应用来指导人类，这种规律不符合人类的尊严。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发问，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七零八落，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不太傻?他公开宣布:我认为自己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兄弟。萧伯纳认为自己一生一世只是这颗行星上的旅居者，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人;让.雷诺阿则宣称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
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坚持认为人类应该具有共同的、跨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不能从上帝或某个统治阶级那里寻找得来。相反，他相信，能够从最优秀的人类代表那里总结出适合全人类的最终价值观，譬如真、美、完整、合二为一（对立面得到统一，仇人化为挚友）、生气勃勃、创造性、个性化、精神健康、正义、秩序等等。
20世纪的文化大师们坚持世界文化的整体性观念，强调普遍的科学技术合作与国际交往会推动世界进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思维。1914年，爱因斯坦在一个反对战争的声明中签名，这个声明被绝大多数“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拒绝，当时只征集到3个人签名，然而它却代表着人类文化的真正主流。到今天，非暴力思想与国际主义被大多数人认同，瓦尔登湖畔那仁慈的声音，在不同地域、种族、肤色和阶级中引起共鸣，已经唱响全人类。和平、发展、宽容、理解、友爱，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几千年漫布地球的文化源流正在迅速融合为一个壮美的文明海洋。
1993年，日本《读卖新闻》曾就日本首相的就任条件作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41.4%的日本人认为“全球意识”是日本首相所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在所列出的15个项目中，位居第一。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意识十分深厚的国度里，全球意识如此深入民心，是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
贸易。早年重商主义理论家只承认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为了保护自己国家民族的金银罐，他们主张在国际贸易中绝对要多卖少买，就他们看来，一国之所得必然是他国之所失。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学说，认为发展外贸的目的，不是通过顺差来获取金银，而是为了出口自己多余的产品换回本国需要的其它产品。斯密认为贸易并不是只对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有利，而是对参加的各方都有利，因此他反对为了求得外贸顺差而垄断外贸的做法，主张自由贸易。就斯密看来，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权和限制，人为地提高了被保护部门的利润率，结果是资本从优势部门流向劣势部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进行自由贸易，各国会更合理的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本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的商品，从而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斯密把自己关于分工与市场的理论从国内推广到国家之间，认为在国际之间通过分工生产，再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大家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通过国际交换增进利益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斯密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资源禀赋，或后天有利的生产条件，如果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按照自己的优势进行生产，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就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应用。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则提出比较利益理论，扩展并且强化了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支持。后来的穆勒提出了互补需求法则，俄林则提出域际贸易理论，均主张加强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
现在，自由贸易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核，人们公认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资源配置遭到扭曲，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据90年代初期的统计，欧共体国家在农产品补贴方面人均年支出450美元，日本600美元，瑞士840美元，芬兰910美元，挪威970美元，其结果是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日本从1967年拒绝开放大米市场，导致日本市场的大米比美国贵4-5倍;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消费者因限制日本汽车进口而为每个保留的工作机会付出的代价在9.3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长期的贸易保护政策还会降低国内产业创新能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为了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制度， 世界贸易体系中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并削弱非关税壁垒。关贸总协定的“肯尼迪回合”谈判将关税平均降低35%;“东京回合”中又降低33%;七大工业国1993年7月东京召开首脑会议(G7)，宣布药物、医疗设备、建筑业设施、钢材、农具、啤酒、家具和烧酒8个项目逐步撤消关税，陶瓷、玻璃、纺织品和服饰削减50%关税，木材、科技产品、纸张、非铁金属、电子产品、劳务的关税也大幅度削减，在发达国家之间，排他性高关税几乎全部消失，非关税壁垒也大大减少。
1993年12月16日，历时7年的关贸总乌拉圭回合谈判落定，签定了一个从空运到南瓜无所不包的巨大协议。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平均削减37%，美国与欧洲共同体之间同意将关税削减一半;农业方面的非关税的贸易障碍转变为关税，发达国家将其削减36%，发展中国家削减24%;封闭农产品市场的国家最低限度要进口占国内消耗量3%的农产品，6年内逐步提高到6%，日本将进口占国内消耗量4%的大米，并逐步提高到8%;对农民的补贴在未来的6年补贴的价值削减36%，数量削减21%。
全球性贸易壁垒削弱，区域性合作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欧洲统一市场已经准备到1999年建成欧洲中央银行并且发放货币，成为一个包括12国，人口3.44亿，国民生产总值62500亿美元的强大区域经济集团，还准备成立欧洲政府，变成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墨西哥对50%的美国出口商品实行免税，而美国也对墨西哥75%的出口商品免收关税;三国在15年内还将分阶段逐步取消几乎所有商品关税以及其它非关税壁垒，允许资本流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人口3.68亿总产值65000亿，包括整个北美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远东经济区”或者“远东经济集团”也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形成，将拥有人口17.03亿，国民生产总值46800亿美元的经济圈;甚至前苏联分裂为独立国家的各国，又逐步走到一起来，进行经济文化合作。
我们打开一台电脑机箱，里面就可能看见美国INTEL公司的CPU，日本TEAC公司的软驱，南韩的RAM，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硬盘，台湾的鼠标和键盘，在香港生产的主板等等。还不仅电脑如此。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以汽车为例，说明这类现象。一位美国人买一部通用汽车公司的车，他就进入了极复杂的国际交易网络。在付给通用的1万美元之中，有3000美元付给南韩的装配工人，1759美元付给日本制造先进零部件的厂商，750美元是付给西德的设计工程师，400美元买台湾、新加坡与日本的各式零件，250美元给英国的广告行销服务，其他约4000美元是付给底特律的汽车策略家、华盛顿的说客、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以及通用的股东。1万美元的去向，代表了今天全球产业的复杂关系网。
在自由贸易政策中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选择有知识优势的地方进行科研，在有制造优势的地方生产，在最有利的地方登记注册和纳税。INTEL、IBM、APPLE、MICROSOFT、APPLE、MOTOROLA、NEC、DEC、HP这些世界级的电子公司都在全球范围内网罗科技人才，进行研究工作，HP公司的红外数字传输技术和其它大部分高技术研究就是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完成的。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到1990年，全世界3.5万家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40%，控制全球贸易的50%，工业品研制的80%，生产技术的90%，1990年世界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额达到5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国家国内产值的1/4。1994发表的统计资料则表明3.7万家跨国公司及其17万家分公司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其中排名世界前200家的企业销售额已经达到5.9万亿美元，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6.8%。
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每年增长6%以上，比产出的增长快了50%以上，预计到2000年，世界生产总值的14.5%将跨越国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意味着把所有企业都推入了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迅速遇到国际竞争压力，任何地区性的公司，都必须和世界强手竞争。企业能够在世界上生存才能够在一个地区生存， 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生死局面。
金融。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完全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固定汇率制，1975年11月，第一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市场上开始自由炒卖货币。
电子-电磁波媒介变革了金融体系，实现了世界金融一体化。1986年外汇市场上每日流动的资金2900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7000亿，估计94年将上升到13000亿，而中央银行储备金不过几千亿美元(1992年4月为5556亿美元)，这种货币洪流对任何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可能形成强大压力，它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承受能力。一旦某国政府做出不利于这些资金增值的决定，该国证券市场上的资金霎那间潮水般消逝，无影无踪;大量投机资金迅速跨国流动，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汇率调整，可能使其它国家的经济受到意外的冲击;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增多，使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提高储备金的办法控制信贷规模;国际基金向某一个国家的投资额增大几个百分点，就可以使该国的市场兴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开放国家都无力独自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得不联合行动，譬如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货币，等等。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深入一切经济活动之中，小麦、木材、石油、煤炭、金属在电子交易网上产生出共同价格;资本在全世界选择素质高或者价格低的劳动力，影响各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业与失业也受到外国经济的影响，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区，其理由是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可能增加美国的失业人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宾夕法尼亚萧条失业破产，日本也会承受压力;丰田公司的技术突破，可能会引起底特律裁员;德国钢铁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十年内就可能影响世界上的其它钢铁企业;人才和智力也国际化了，日本通产省1992年7月开始实施“现实世界信息技术”(RWC)十年计划，采用超并行超分散技术，这个系统拥有一百万个以上的处理器，整个计划采用开放的国际化方式，日本只成立有20多人的集中研究所，负责核心部分的研制和协调工作，大量的工作分散在日本国内以及美、英、德、法、法、加、澳、韩、新加坡等国进行，依靠现代电子网络把所需要的智力和技术连接起来，这就使最宝贵的智力资源跨越了国界;同样，由于国际化的智力流动，中国高科技密集区的中关村也出现大量人才流失的现象。
15.7 工业价值观念的转变
1945年8月6日清晨8点15分，广岛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切建筑物被夷为平地，64000人在4个月内死去。8月9日上午10点整，长崎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尼尔斯·玻尔1945年8月11日在英国发表文章，他沉重地写道:“通过原子的分裂释放巨大的能量，这意味着人类力量的真正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不能不唤起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科学正在把文明引向何处?” 爱因斯坦知道原子弹投放在广岛以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们准备如此做，我宁愿去做一个鞋匠!”1945年10月10日，爱因斯坦与其他19位知名人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写道:“第一颗原子弹毁灭的不仅仅是广岛这个城市， 它还把我们继承的过时的政治思想炸个粉碎”，自此以后，爱因斯坦一直忧虑人类的盲目本能占优势的问题。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些科学家还认为科学已经基本上被人类全部掌握，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科学却以从来未曾有过的方式，显现出令人恐怖的力量。又过了半个世纪，这种危机不但没有好转，而且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严峻。科学成功了，科学胜利了，然而，科学是干什么的呢？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它是福还是祸?
早在1749年，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就对科学颇有微词，他在自己这部成名作中写道:“我们的灵魂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到了20世纪，人们说科学胜利了，道德失败了。实际上问题还要严峻得多，受威胁的不仅是人的德行，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前景。
更深刻的思想者追溯到人的本性。悲观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人的本性所致，既然如此，人类文明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整体毁灭。乐观主义者批驳说，把战争看作人类本性或者本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全的，人类自身有消除战争的能力，可惜他们提不出有力的根据证明自己的看法。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给出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认为战争不是人类本性的反映而是本性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可以改变。他说:“在人类中间，就象在蚂蚁中一样， 战争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是与为之而战的财富积累的存在连在一起的……至于人类本性，象丰收蚂蚁的本性一样，它并不包含特定的战争本能。在人类的性格中有一种普遍的侵犯倾向，但这就与人类其他的冲动一样，不是特定的不能改变的本能;它可以被塑造成变化极大的形式。”赫克斯利希望能描绘一个不太悲观的前景，可是他的论据和结论太弱了，不足以肯定能够制止人类本性的有害表现。
原子武器不仅粉碎了过时政治思想，而且粉碎了过时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粉碎了整个传统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思想，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除非“能够获得新的思维方式，人类就注定要灭亡。”
如果人类文明的问题真是出在“科学与道德的斗争”，出路就只有两条，或者是毁灭道德，或者是放弃科学;如果自私真是唯一的人类本性，那人类就只好在战争和抢劫中加速灭亡，科学也只能是人类走向灭亡的加速器。
前面我们提出人的双重本性的命题，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真正的困境不在于科学与道德的斗争，而在于人对科学的误用，其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在于受动物本性驱动的生存观念和生存行为。科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客观世界，理解自己，这是科学的第一效用，即认知效用。由于这种理解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适应能力，于是科学本身也带来了第二效用，即功利效用。用梁启超的说法，前者叫“学”，后者叫“术”，“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已经过度地追求功利，轻视了科学的第一效用，重术轻学，急功近利，危害就出现了。科学进步更新了我们的生存技术，人类却固守着过时的生存观念;文化能力的积累，极大地扩张了人类的力量，人的行为却依然象几百万年来一样，被自然本性所驱使。自然本性依旧支配着不断增长的文化能力，这是困扰人类的症结所在，是文明灾难的根源。
很明显，克服生存危机的处方不是放弃科学，而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重建人类的精神体系，重建人类的生存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重建人类的一般价值观念体系。应该永远坚持科学的第一效用高于第二效用的原则，通过理性释放出来的巨大物理力量，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支配，而不是任由动物本性驱使。事实上，也只有人的文化本性有可能约束自然本性，只有理性可以降服铜瓶中冒出来的巨魔，使它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
价值观念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积淀，它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存哲学和生存策略，它通过宗教、习俗、理性思维等各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形成一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体系的效用在于可以降低生存活动中的计算成本， 它往往由最有影响的人们制定，为群体接受，并且产生一种“逼人就范的氛围”，绝大多数人采取从众趋向或受迫而遵守这种准则。人类学家弗思对原始部落的研究结论说，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决定于他个人的直接利益和他当时所受到的诱惑力的强弱，还决定于他考虑到和他有接触的人们对他的行为会怎样说，怎样想，怎样感觉，怎样看他，还要根据他所知道的这些人过去的行为。习俗和信仰可能使许多理性行为更加坚定，它们还提供一系列绝对的标准，使个人的行为有所依从。他们能给人的行为以约束，帮助一个人树立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总的态度，帮助他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帮助他建立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功能足以说明为什么巫术和宗教能够顽强地存在下去，甚至当经验已经证明他们谬误的时候。
事实上，连法律体系也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上。犹太教法典要求，不要在睡觉的人们中间醒着，或者在醒着的人们中间睡觉;不要在其他人站着的时候坐着，或者在其他人坐着的时候站着。总之，一个人绝不要从周围人们的习惯中游离出来。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民族，绝大部分法律都是和人们一般的观念、习惯融合为一体的。
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取向，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它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人群的价值观念与预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相冲突，社会发展的成本可能增长到不堪承受的水平，一些美妙的发展目标就会落空。没有价值观念体系的进步，人类文明就会畸形、残缺，甚至充满危险。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取决于人们当时的知识水平、生存技术和历史文化积累等多方面的原因。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念体系，主要是由洛克和斯密确立的，它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征。
第一，实物-能量体系特征，与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物质-能量产业体系相一致;
第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为人类而存在，人是大自然的目的，人应该征服大自然;
第三，无限物质财富观点，认为自然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四，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相同;
第五，认为短期利益与长久利益总是一致的。
洛克主张人们征服拥有无限宝藏的大自然，还认为通过劳动把土地占为己有，能够促进人类共同富裕。这个观点渊源很深，古罗马时代的大法学家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就写道:“野兽鸟鱼，即生长在陆地、海里和空中的一切动物，一旦被人捕获，根据万民法，即属于捕获者所有，因为自然理性要求以无主之物，归属最先占有者。”洛克发展了查士丁尼的理论，肯定这样做能够给社会带来好处。他举例说，1英亩被私人开垦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10倍于1英亩同样肥沃但无人占有和照料的土地。因此，如果有一个人把10英亩土地圈为己有，并创造出财富，那么他就等于向人类奉献了90英亩的土地。洛克鼓励私人占有土地与财富，宣称人的本性就是聚财，而且应该尽量地积累大量财富。在洛克看来，个人财富积累得越多，整个社会得益越多;个人正当财富之过分不在于太多，而在于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 洛克甚至还肯定对私有财产无止境地追求并不会引起人们互相残杀，只要能够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社会也能够永保平安。
洛克认为穿透陋习与迷信，就能看见一个完全由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个人利益是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础，它也符合自然规律。在个人奋斗中，一部分人会更加富裕是十分自然的，世界就是要为勤奋聪明的人服务，善用心智者将受益无穷。
洛克把这个观点从个人扩展到社会，认为拥有财富是社会的权利，创造财富是社会的责任。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就是帮助人们征服自然，获得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物质繁荣，鼓励人们扩张征服自然的能力和保护他们获得财富的自由。
洛克确立了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基调，为人们预定了进食方式，描绘了工业时代价值体系的主要轮廓。
斯密继承洛克，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追求物质利益，其动力是为改善自身状况所驱使而又受理智引导的人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于是他在自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斯密同样认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欲望是能使他人得益的美德; 通过个人的自私活动，能够化贫乏为富庶，使社会获益;个人的自由竞争，是发展经济唯一的途径;发展经济有效益的办法是放任主义，对一切都不加干涉，让人们为所欲为;自由竞争使资本得到最为有利的使用;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然而他深思熟虑之后，必定会作出一个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选择。斯密得出结论说，最理想的生财之道就是明智而贪财的个人之间完全自由的贸易和竞争，社会应该创造平等竞争的制度，让追逐私利这只无形的手来指导个人的行为。
在为工业社会奠基的思想家的心目中，人的本性就是狼的本性，人类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以满足生理需要为目的的物质财富追求，蝇营狗苟的人们作功利主义的判断，拼命追逐个人利益，其结果就推动了社会进步。
相对于中世纪统治整个欧洲的神学体系来说，更新价值观念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的一次革命。新观念鼓励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科学文化挣脱宗教的约束，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自此以后，自然的人和文化的人都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人的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从17世纪开始，洛克与斯密建立的价值观念支配工业社会的精神世界两百多年，在20世纪，它遇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的挑战。
早在18世纪末，马尔萨斯首先表示怀疑人们奉为圭皋的一些观念。他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增加比自然和劳动生产力增加得快，把经济学中的天赐恩惠人间丰裕的观念，改变成天定稀少和人口过剩的基本观念，提出要以稀少性、情欲、愚蠢、困苦作为经济科学的基本原理。在人性理论方面，马尔萨斯注意到了人具有两重性，即人的理性和动物性。
马尔萨斯只能从一个方面揭出传统理论体系的缺陷，而在20世纪中，整个工业价值观念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动摇，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人类社会的科学和产业基础由牛顿体系转向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
第二，进化论粉碎了目的论，人类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目的或者大自然的目的，正如亚瑟.克拉克所说，星星不是为人类而发光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只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反对征服和破坏自然环境，赞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有限已成定论，而且像石油之类重要资源能够继续大量开采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第四，人的本性不能归结为动物本性，人类还拥有区别于动物的文化本性;
第五，人类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并不直接同一，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虽然能够带来眼前的繁荣，但是可能损害人类长久的利益。
工业价值观念体系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完全崩溃一片空白的状态下乘虚而入，它不但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这种事如果发生在19世纪，乃至于在20世纪初期，都值得推崇，可是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包含从农业社会起步的进程，但是历史已经不会再重复西方18、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社会本身已经在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在21世纪踏进过去那一条河流。唯一合理的目标在于建立新科学、新技术支持的新产业体系和新社会，不过，洛克和斯密等思想家建立来的价值观念体系肯定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了。
15.8 民族价值观念
工业时代有它的价值观念，历史悠久的文明单元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圣经》中表述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主要框架，儒家文化则构成了汉文化圈的价值观念主体。
西方工业社会初起之时，发展工商业的行为就受到宗教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持。新教鼓励每个人从事正当的职业，认为努力工作是上帝的要求，不劳动者不得食，按教义，全能的上帝就是一个劳动者，他在创造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后才休息;工作没有高贵和下贱之分别，上帝要求不能虐待贫苦劳力;雇主的权力也获得充分肯定，受雇的工人应该守时，完成应该做的工作，否则他就损害了雇主的利益;新教的条律要求人们不要浪费时光，因为那样做会失去为上帝效力的机会;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符合神的意旨，它能提高产量和质量，使人们都受益;消费不超过基本需求，“不浪费，不愁缺”，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和减少浪费，这样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基本需要外还会有剩余，剩余部份又可以投资到新的事业;《圣经》告诫人们不要虚伪和欺骗，“你不许在口袋里藏有大小不一的砝码，也不许在你的房间里藏有大小不一的量度”;它鼓励竞争，认为卖主的竞争会促使产品质量改进并使产品的价格降低；它还要求穷人和富人合作，互相依存，由此体现出各自的价值;等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使社会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提供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土壤。
价值观念体系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就其时空特性来说，它属于全社会，属于整个文明历史，并不局限属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时代。人类学家的考查揭示出，即使在原始部落中，经济体系都是在一套复杂的价值观念中运行的。譬如，人们赋予食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可以充饥，还在于它能用来表达对于亲戚、酋长、祖先应尽的义务，用来表现他的殷勤好客、用来显示财富、用来为他的儿子寻找配偶;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制造独木船也不仅因为它能运货、载人和捕鱼，还在于它可以显示木工手艺、雕刻艺术和装饰艺术，同时还是航行传统的纪念品，甚至把它看作是神的憩息场所或神的化身;一只母牛的价值不只是因为它能够产乳，或者出卖它可以得到钱，还因为它可以用于婚礼和献祭，而且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家庭纽带、对亲戚和邻里所承担的广泛的义务、对首长和长者的忠心、对氏族禁忌的尊重、以及认为食物和一些其他东西是由鬼神和祖先所支配的信仰，在经济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汉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主要是由儒家文化提供的，其它诸子百家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儒家文化由于汉代以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从个人满足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并不用来世的压力约束人的行为，也不能带来商业方面的利益，但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寄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读书人耻于言商耻于经商，也缺乏观察自然和研究自然的传统，出头道路只有读书做官。隋朝开始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指望。就现在的标准看来，官道上人多路窄，机会微少，猪又拱猪，十分险恶。但是读书人总把生计前程与万分之一的机会紧紧拴在一起，指望金榜题名，鸿门赐宴，典型者甚至读到范进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文化成了中国正统知识分子的宗教。知识分子是老百姓的模板，儒家文化也成为百姓的准宗教。儿童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幼学启蒙》，开始学习做人的基本准则。长大读书更要严格修习儒家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
人们不是喜欢寻根吗，民族的根是什么?一个文明民族有两个根，一个自然的根，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与土地，自然资源;另一个是文化的根，是民族的传统文化，文化资源，包括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比如说中华民族的根就不仅在于长江、黄河、黄土地，也不仅是万里长城为标志的江山社稷，中华民族的根还在于共同的文字、语言，在于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凭着我们的文字、语言、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识别出炎黄子孙。在天涯漂泊之际，你看见了方块汉字，看见了火药、纸张、指南针、丝绸，就会感受到民族“根”的深远；如果耳边听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就会由然产生出“同根”的亲近了。我们可以对比犹太民族。公元前597年，犹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国攻破，这个民族失去了土地，开始了第一次流放。以后它还多次流放，甚至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亡民族。然而犹太民族没有灭亡，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固守着自己的宗教，固守着自己的文化。由于坚持共同的文化，他们成了一个有根有底的民族，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从文化创新积累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任何传统文化都是形成人类文化多样化的宝贵基因，尤其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毁灭传统文化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文化大革命”把儒家文化作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文化，要彻底予以否定。这种行动起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史的误解，起源于对民族价值观念体系的无知。无知与暴力相结合，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教育体系，自断民族之根，其危害比人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甚至也比对生产系统的危害要长久得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起来，要重建或者修复民族价值观念体系却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事情，最快也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努力。据我最近几年旅游观察的体会，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的道德水平已经低于大多数兄弟民族。我看，如果不能重建价值共同体，所谓国家民族的富强和现代化，恐怕是镜花水月事。
把文化隶属于政治、让文化为政治服务在理论上是错误，在实践中是罪过。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廉，这些概念不能完全从阶级和政治角度理解，它们确定着人们一般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带有时代或者阶级的印记，然而它比特定的时代、阶级、政治统治者寿命要长得多。历史时代如水逝去，帝王将相还原为组成他们躯体的自然物质，特定的阶级和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然而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作为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却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不断演变，重新注释，继续为民族和人类服务。
没有那一种传统文化能算是最好的文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华与糟粕。西方在基督教的精神框架下完成了工业革命，日本、新加坡却在儒家精神体系中实现了现代化转换。基督教鼓动征服自然，对破坏自然环境负有极大的责任。佛教主张不伤生灵，有利于自然保护。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孝敬父母，宽厚仁慈，施舍贫病，不作假证，厉行节约，不饮烈酒，这是有益于社会的品德。西方文化尊重个性，个人创造力易于发挥。但同时由于个人主义太重，维系社会的成本很高。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为解决因极度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然而儒家文化不鼓励观察和研究自然，缺乏近代科学精神，难以培养具有科学创造力的人才，必须引入西方科学思想才能走向现代文明。
中世纪，当西方基督教文化把人笼罩在神的阴影之下，几乎没有作为时，中国文化鼓励人的能动作用，创造了东方的辉煌。文艺复兴后，当东方文化局限在人与人的桎梏之中，长期徘徊难以进展之际，西方文化在自然认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由此飞速前进，把古老的东方远远地丢在后面。
20世纪中，当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在理论和社会实践中陷于困境时，东方人却走出了新路。日本人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认知、科学技术，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却保持儒家价值观念体系。他们成功了。
日本的成功启示了新加坡人。198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识到，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缺乏精神凝聚力，国家就很危险，最后可能会土崩瓦解。李光耀认为文化是人生最深刻、最具决定性的方面。他在剑桥学的法律，然而他认为，单纯强化法制，并不是办法。在实施法制的同时，还需要用儒家思想教化国民，使百姓有廉耻之心，仁爱之心，由此治根治本。从80年代开始，新加坡把孔夫子“请”到学校，在中学开设了《儒学伦理》课程，用以培养高素质的国民，提倡节俭、勤劳、孝顺父母、忠于家庭和尊重学问。在儒家精神和文化的引导下，新加坡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那位“天上晓得一半，地下全晓得”的李光耀总理，被国际舆论称为“小国的大政治家”。
西方新兴科学技术和东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相结合，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儒家文化主张宽容、克己，“和为贵”，容易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达成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汇，还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没有那一种局部文化体系具有绝对的优势。罗马教皇最后还要为哥白尼、布鲁诺平反，要纠正历史错误，承认科学。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中要对着《圣经》起誓，这不意味着他们还相信《圣经》里所讲的上帝创世的记载，只不过表示遵从社会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用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说法，《旧约》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传统信仰的习惯的整体。
当然，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体系也会改变。今天已不再是孔夫子笔削春秋的时代，价值观念也会进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糟粕会淘汰，“三寸金莲”也不会再走红;还有些观念将被重新解释，赋予新的涵义，孔子的“克己复礼”含有恢复周朝旧制的政治意义，现在的“礼”仅仅被看作作为一种行为准则，不再有周朝旧制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筑起大墙自命中心的作法，把汉民族之外的人鄙称为“蛮”、“狄”、“胡”、“夷”，到现在还在文化的深处保存着一些破落地主的酸味，这无疑会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新加坡讲“忠孝仁爱礼义悌廉耻”，然而已经重新解释过了。“忠”不再是效忠皇帝，而是忠于共和国，要有国民意识和群体意识;“孝”也不需要割股疗亲，医疗技术已经大大提高，生病应该去看医生。“孝”的意义在于孝顺长辈，敬老尊贤。“仁爱”的含义是富于同情心，关心他人，团结和睦。“礼义”是指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狡诈。讲“廉耻”则要求政治清明，严厉贪污腐败。
有人曾经把居里夫人和西门子、爱迪生这类发明家作对比， 认为前者把镭献给人类，不用来牟取利益，尽管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也显示出法国科学界的一种弱点。居里夫人后来缺乏研究经费，反而依靠别人募集的经费支持科学研究。西门子和爱迪生为自己的每一分利益都要到法庭力争，而德国和美国的科学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这种分析固然不错，但是，居里夫人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文化，一种价值观念，仍然是十分珍贵文化基因。应该说，无论是西门子、爱迪生类型，还是居里夫人类型，乃至于布鲁诺类型的科学家、思想家，在人类文明史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没有哪一种文化具有绝对优势。抬高一种文化，贬低其他文化，甚至象斯宾格勒那样鼓吹用西方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征服世界，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暴露了他们对人类文化持有一种原始的偏见。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的研究揭示出，原始人就是以自己的封闭式团体作为一个单元，甚至不把其他的群体视为“人”。他们既没有考察整个世界的眼光，也从没有认识到有“人类”这个群体。从一开始，他就是高筑起与世隔绝的障碍的偏狭者。无论是选妻还是推举领导，至关重要的界限是看这些人是否属于自己的团体。照本尼迪克的观点，我们不可能轻易清除这种基本的人类特质，但至少，我们能够学会认识他的多源性的表现。
狭隘的文明理论往往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戈培尔当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以后，垄断一切舆论工具，宣称只保留亚利安文化。他们用大批判横扫德国文化、艺术、新闻甚至科学领域里的一切异己声音，把自魏玛共和国以来多姿多彩富于创造性的多元文化扫荡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了纳粹的钦定理论和作品，结果导致30年代德国科学人才大量流失。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大学生减少了40%，理工科大学生减少了65%，新科学研究几近毁灭，世界的科学中心也转移到北美大陆。前苏联曾在遗传科学领域搞政治运动，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打击不同的学术观点，损害了苏联遗传科学研究。中国在十年动乱中也发生了自毁文化、倒退历史的悲剧，但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孔孟老庄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尼采、叔本华、弗罗伊德同样属于全人类。关键问题不是过去的东方或者西方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人类都可以享用。问题在于未来:谁能继承历史文化，能学习外来文化，能创造新文化?如果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不能责怪祖宗，也不能责怪其他民族。冯骥才先生在《一先令的古堡》中道出了一句真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不管曾经怎样灿烂辉煌，但它在无文化的后代手里只能断送，在有文化的后辈手中才能永远发光。”我猜想他这话倒不是为了说给奥地利人听的。
还要提到的是，文化的传播必须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价值观念体系很难用暴力改变。用暴力摧毁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最终会形成畸形的价值观念体系。
弗思在《人文类型》中叙述了一件事情，颇有启示意义。在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里，青年男子结婚以前必须猎取一个人头。为了改变这种风俗，政府的人类学顾问与当地老人协商，寻求一种新方法，要既能表现男子求婚的气魄和勇气，又避免猎人头的行为。最后他们取达成一致，改用野公猪头代替了人头。
这是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注解的典型例子，是价值观念体系进步的一个聪明的范例。用中国的俗语说，就叫“挂羊头卖狗肉”。仔细想来，实际上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是通过这种羊头狗肉的办法变革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既保持了传统文化中值得珍视的品质，又废弃了有害的做法。这比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改变传统文化要稳妥得多。
一个时代有占主流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有在历史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甚至一个亚文化群体也有指导自己行为的共同准则，如宗教观念、职业道德等等。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大体上取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但并不是各色人等都要按照商业准则行事。商人追求利润，但如果教师、医生、检察官、法官、记者、政府官员都以商业价值观念驱动行为，那就会误人子弟，误人性命，贻害社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声明:“共产主义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写这段文字时他们才二十几岁，正周郎年少，雄姿历落，笔惊鬼神。不幸，这里同时也暴露出了他们幼稚的反文化理念。实际上，如果对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不是有选择地继承，而是都要坚决打破，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回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破四旧”到“工农兵改造大学”，都是在“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这段话的另外一种译文)的大旗下进行的，其实质却是一场文化浩劫。
政治家经常强调以政治为统帅，其实这个命题十分肤浅。须知政治和阶级的生命是何等势利何等短暂昙花一现，怎么能统帅文化、科学和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人的物种属性，价值观念是文明单元的“根”，它们关系到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文化如同长江大河无际海洋，而阶级、国家、政治、政党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几朵浪花。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政治中心主义也经常阻碍了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在于第二代文化向第三代文化过渡，这是人类文化形态的第二次大转变。它必将导致整个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这个时代， 只有科学和理性有资格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
第十六章:文明与自然
16.1 生态系统三大平衡
1935年，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它是指生物群落连同其所在的地理环境所构成的能量、物质的转化和循环系统。生态系统由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无机环境、生物的生产者(绿色植物)、消费者(动物)、有机物分解者(微生物)。
地球上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在三大平衡的基础上。
第一是能量平衡。生态系统需要的负熵来自太阳，依靠太阳的能量形成自组织过程。长久来看，整个生态系统消耗的能量(支出)与系统能够利用的太阳能(收入)必须达成平衡，不能长期超支。
第二是物质循环平衡。生命体要进行蛋白质更新，还需要物质作为能量载体，因此必须不断与外部交换物质。然而，进入生命系统的物质不是来自地球外部，代谢物也不可能送出地球。物质交换只能在地球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这就要求在生态系统内，必须实现物质循环平衡。在生态系统中， 这种平衡是由环境与生物之间进行的无机物-有机物-无机物的循环实现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水循环、氧气循环、氮循环、磷循环等。实现物质循环平衡的内在机理在于，由光合作用产生的一切有机物，都有特定的分解酶相对应，都可以在生物系统中降解为组成它的无机物。简单说，物质循环平衡表示自然生态系统不会制造垃圾。
第三是生物链平衡。地球上的生物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形成了完整的生物链。在这条生物链的始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无机物转变为有机物，把太阳能转变生物能。接下来，通过食物链条，有机物质带着能量流向动物，再由动物和植物流向微生物。在这个过程中，有机物不断被分解、氧化，转变为无机物，并释放出其它形式的能量。现实的生物链是由很多物种连接起来的，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能量平衡与物质循环平衡， 维系着整个生命体系的生存条件，我们可以把这种机制叫做生物链平衡。一般说来，生物的种类与数量愈多，愈复杂，愈能更有效地抵抗环境扰动，整个生态系统愈稳定， 生物链平衡水平也就愈高。
如果简约一些，这三大平衡可以总称为生态平衡。
16.2 三大平衡的破坏
三大平衡是地球上生态系统亿万年进化的结果，假如没有外部的灾变性打击，没有人类文明出现，它还会相当长时期地保持和演化下去。
不幸的是，“在地球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为自己利益而打算制服整个的自然的物种，即人类”(Hoimar v.Ditfurth）。人类文化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件大事，随着其发展，它已经能够影响整个生物圈，改变着地球上许多生命的历史。现在，地球气候、地表生物圈状况、许多物种的存在与否，都与人类的行为相关联，以致于当我们谈到地球生物圈未来时，不可能不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还不能证明人类文化是一个有利于地球生物圈稳定和协调发展的要素，相反，人类似乎正在用无限扩展的动物本性，支配着超自然的文化能力，在破坏着大自然亿万年来达成的秩序和平衡。一群在最近几十万年来变得无所不能的猴子正在代替上帝摆弄世界，他们有很多手段毁灭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力使它复生。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是农业文明的发祥地。西亚人在一万年以前已经能够种植小麦;9000年前，发明了人工灌溉系统;6000年前，两河流域已经使用畜力牵引的播种机具;5000多年前，已经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到公元前19 世纪中期阿摩列伊人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建立古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文明达到了鼎盛时代。
然而，大量砍伐森林开垦草地使两河平原沙漠化，农业走向绝境。后人评价说，山羊和斧头，在波斯人的马匹和标枪到来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巴比伦文明的灭亡。
起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帝国同样如此。这个“第一民主”、“第一共和国”在极盛时期曾经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罗马帝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和最庞大的公路网，公路总长8万公里;建立了地球上第一个可居住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90公里长的排水沟。然而罗马人还没有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特大城市的能力，他们把垃圾就堆放在城外，结果罗马城被自己的排除的废物和尸体所包围，终于成为一个发臭的城市。为了避免铜器中毒，罗马人大量采用铅制的器皿，结果带来更大的危害。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卫生水平最低的记录。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走向衰落。
两三千年前，内蒙古南部生长着松林，而渭河流域还森林密布，全国森林覆盖面积达到50%。黄河流域温暖潮湿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孕育了华夏文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秦汉时代，中华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然而黄河流域几千年的砍伐、开垦和战争破坏，尤其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大片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高原植被逐渐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土壤退化、雨水稀少，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根据卫星照片分析仅有8.9)，山地丘陵有2/3以上的面积裸露，热带亚热带森林正在迅速消失，天然森林几乎荡然无存。
几千年来，几乎所有政府都提倡增加人口，鼓励大量垦荒。美国1800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在西部拓荒的农民可以以每英亩2美元的价格购买至少320英亩土地，允许用4年时间付清。1820年的土地法令把每英亩的价格降到1.25美元。1862年的《耕地分配法》又规定:“任何人只要是一家之主，年满21周岁，是美国公民或申请将成为美国公民”，都可免费从政府获得160英亩土地，只须交纳少量登记费。缅因州和宾夕法尼亚曾以每英亩12.5美分价格出售大片林区。19世纪初，为了得到造纸的木桨，北卡罗莱纳州曾以每英亩10美分的价格拍卖硬木材，鼓励了开发者毁灭性地伐木活动。北美的伐木者从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席卷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夷平了大湖沿岸诸州广阔的松树林，最后到达南部和西部的黄松地带，大西洋沿岸的原始森林由此毁灭，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只有1/5的原始森林幸存;工业革命初期，世界上有1/3的温带林被砍伐一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毁林面积仍在增加。
大规模的砍伐损害了森林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化等多方面的效用，把许多物种的栖息地弄得支离破碎甚至完全消失，打断了生物链中一些关键环节，导致物种大量灭绝。
1867年，俄国沙皇担心没有能力保卫阿拉斯加，就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美国(每英亩不到两分钱)。当时，阿拉加斯加尚存250万头海豹，到1911年，只剩下7.5万头;19世纪有人估计北美大陆有50亿只旅鸽，是数目最多的野生动物，而在19世纪末，旅鸽在北美大陆已经绝迹;1803年，当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用每英亩不到3美分的价格从拿破仑手中买下一片约相当于美国现在版图1/3的土地时，这片土地上面栖息着上千万头野牛。而到1884年，大平原上的野牛几乎绝迹，现在只有国家黄石公园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尚存少量野牛。
根据Raup的估计，过去两亿年中，每个世纪约有90余种脊椎动物灭绝，Myers估计大约每27年有一种高等植物灭绝，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生物灭绝速度加快了1000倍!
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在《白鲸》中描写了当时疯狂的捕鲸活动。为了什么呢?为了用鲸脂做灯油，照耀在盛殿之上;为了龙涎香──高雅的太太老爷喜欢洒在身上的香精;为了鲸骨;还为了报仇──因为魔鬼般的亚哈船长在攻击白鲸莫比-迪克时，被后者咬断了一条腿，他发誓追踪到天涯海角也要复仇。在亚哈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和勇气，也可以看见人类破坏自然的偏执、狂热和丧失理智。17、18世纪中，欧洲人在大西洋屠杀北极露脊鲸，19世纪中，列强又在太平洋摆开杀场，20世纪中更采用了现代化的捕鲸船围剿鲸类。一类号称最高级的动物使出全部招数，似乎就是要消灭地球上最大的另一类动物。
《白鲸》的终局发人深省:经过艰辛长久的海上追逐 ，经过连续三天的恶战，征服的愿望实现了，人类复仇了，但是全体船员，连同大船小船，却与莫比-迪克同归于尽。这倒象是对人类文明一种恰如其分的暗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最高指示”指引下，人口盲目增长，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0世纪60、70年代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黄河流域把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限谷物生产改为大规模粮食生产，土地退化加快，导致农业生产力更为低下。绵延63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风沙侵蚀，大量黄土流入黄河，把黄河变成了一条悬河，中华文明的摇篮已经成为全世界有名的贫困地区。
现在我们全国植被每年减少100万亩，变成沙漠;青藏高原南部的5亿亩草原，2.3亿亩已经沙化;青海湖的水位每年下降0.5米，8级以上大风沙日，一年就有110天;美丽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消逝了，丝绸之路一半已是风沙之路，古楼兰已经埋进沙漠;70年代还存在的大罗布泊，在10年时间中已经变成了沼泽地。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现在地球陆地面积的20%是沙漠，沙漠和正在沙漠化的地区，已经占了陆地面积的47%。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土壤学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的科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从1945年到1990年，全球9.37亿公顷的土壤遭到中等程度的破坏，3亿公顷的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另有相当于全球植被面积1%的土地变成了不毛之地，墨西哥和中美国家的土壤退化问题最为严重，土壤中水分流失高达74%。
大海，历来被看做是能够免遭人类毁灭性打击的生物栖息乐园，现在也正在承受着一场浩劫。在1970-1990年间，全世界的工业化的捕鱼船队的总吨位和数量翻了一番。它们装备了巨大的延绳钓、袋形托网和流网，装备了能够跟踪鱼群的卫星定位系统和探测水下鱼群的声纳系统。各国的捕捞业者不大理睬保护海洋资源的国际合作协议和其它有关规章，许多国家的渔业公司甚至还享受着政府的财政补贴，政府以此来减少失业造成冯政治压力。过度捕捞已经使得世界渔业资源总量迅速枯竭，自1989年达到8200万吨的捕捞总量以后，已经陷入了和衰减状态。更严重的在于，这种过度捕捞足以危及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其恶果会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来。
人类文明不仅直接破坏着生物链平衡，而且还在一般的生产活动中破坏着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平衡。
人工生产往往选择某种单一的目标，忽略生产活动造成的其它影响以及有害的副作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制造了很多自然界没有准备分解酶的物质，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人造物在自然界中无法降解或者很难降解，在大自然中没有归宿，不能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积累成为大量的垃圾和污染，形成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障碍。人工生产活动还破坏了土壤中的矿物质、有机物质、水份、微生物等构成成分， 使生物系统不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节并恢复平衡，打断了生物体系中的物质循环通道。有些污染物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生物系统本身，作用于更深的层次 ，譬如压缩机大量释放的含氯氟里昂导致臭氧层破坏，可能会带来更加深远难测的环境灾难。
单一目标的人工生产还大量耗用远古时代形成的富集矿产资源，毁灭生物圈中的宝贵的物种基因资源，减少了人类后代本来应该拥有的选择空间。
最后，人类也打断地球表面生态系统本来具有的能量平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能量体系，并且把人类文明建立在这种能源结构之上。大量使用这种能源不但带来污染、影响气候，对生态系统造成长久的影响。更严重的在于，由于不可再生的能源储量有限，很快就会耗尽，它让人担心，依赖于这种能源结构的文明体系，会不会象美丽的肥皂泡沫一样迅速破灭?
16.3 边界约束与文明发展
按本性讲，任何动物都有无限繁殖增长的趋势，人类也不例外。可是地球上毕竟只有有限的生存空间，自从1642年哥伦布发现最后一块富饶的大陆，地球上的土地资源完全落入文明世界的掌握之中， 有限的自然资源与不断扩张的人类文明之间迟早会爆发冲突。初看起来，人类似乎是强者，可以征服自然，为所欲为，但实际上，最有力量的、“击最后一棒”的还是大自然。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容许的限度内生存和发展，我们必然会遇到文明的边界约束问题。
在20世纪中，人们已经注意到，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不断积累的污染意味着现存的文明方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最令人关注的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能够坚持多久，地球上能够容纳多少人口?如果希望人类文明长期保持下去，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这类问题不能仅仅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不能仅仅站在人类这一个物种的角度上考虑，必须从地球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来考虑。就是说，人类文明的能力必须从生态系统三大平衡的角度上来考虑，这就是说，它受以下三个方面的边界约束。
第一，生物链约束，它表征着地球生命系统对人类文明的容纳能力。其边界条件为，人类文明对生态系统的消耗总量，最终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再生恢复能力。
第二，能量约束，它表征着人类文明系统可以利用的能量水平。其边界条件应该是:人类文明系统可以消耗的总能量，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够利用的太阳能。
这个命题的理由在于:1.地球内部可以利用的能源储备(即使包括核能!)非常有限，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能消耗殆尽，远远不能和太阳提供的能量相比，不足以为人类文明长久存在和发展提供必需的负熵;2.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地球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走向有序的负熵只能来自系统外部(太阳)，地球生命世界的繁荣，取决于利用太阳能的水平。迅速消耗内部能源会促使整个系统走向无序状态。从长久看，只有太阳能可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负熵保证。
第三，物质循环约束， 它表征着人类文明可以利用的物质水平。其边界条件为，1.人类文明对持续消耗的物质资源的使用总量，最终取决于该物质的再富集能力;2.人类文明系统的代谢物总量，最终取决于对代谢物的分解能力。
必须满足这个约束条件，人类文明才能保证必要物质的长期供给，并且避免被自己的垃圾和污染埋葬。
物质再富集过程不是一个“熵”的过程，而是一个“序”的过程，仍然需要负熵支持，首先是需要能量支持。由此可见，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水平对于提高物质利用水平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然同时还需要发明更高效的物质富集和代谢物分解技术。
根据这三大约束，可以做成一份文明-自然收支平衡表。其中，生物链的容纳能力、人类利用太阳能的能力、人类必需物质的富集能力和代谢物分解能力，可以算是收入进项，而人类的物质消耗、能量消耗、代谢物的产出属于支出，作为两者之差的余额体现了人类文明长久发展的能力。如果在这张表上，收入和余额在不断增加，表示人类文明系统还具有发展潜力。反之，如果长期维坚持“生态赤字”政策，最终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对生态环境严重透支。而且，只要人类使用着超自然的文化能力， 自然生态系统就难以自动恢复平衡状态。被人类用文化能力打破的生态平衡，必须通过文化能力的参与而重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类文明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在地球上达成一个包含人类文化能力和文化作用在内的新的生态平衡。
这个命题反对“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观念，而代之以生态平衡的文明观念;这个命题也反对倒退的平衡观点，即放弃人的科学和文化能力，以恢复“小国寡民”式自然平衡的观点，因为它无法实现，自然和文明发展都属于不可逆过程。
这个命题包含以下的含义:
1 .努力恢复和保持(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链平衡。
譬如保护生物生存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已有耕地的产出效率，水土保持，植被再造，防治沙化和治理沙漠，等等。如果能够有效地防治沙漠化趋势，恢复土壤活力，对后代就功德无量。相比起来，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汉，俱小儿也，同类余辈更不足挂齿。
197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学教授威廉姆.艾布瑞克梯提出生态农业概念。1981年英国生态农业专家基利-沃辛敦发表《生态农业及有关农业技术》，认为生态农业就是建立一种生态上能够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的小型农业生产系统;这种小型农业生产系统能实现高产，而又不引起难以接受的环境改变;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系统，一切副产物都要加入循环，尽量减少损失;他还提倡使用固氮植物、作物轮作以及正确处理和使用农家肥料等技术来保持土壤肥力，并且实行多种经营。日本的福冈正信倡导“自然农业”，反对高能农业──即工业化农业。他在《绿的哲学》一书中提出新的农业方法:1.不耕地，彻底免耕;2.不施肥;3.不中耕除草;4.不用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他提倡基本上依赖自然界的过程进行农业生产，完全靠桔杆还田和种三叶草来肥田和抑制杂草生长。由于杂草是害虫天敌的保护地，因此不必消灭杂草。只需要抑制杂草生长，达到利用生物防止病虫害和杂草为害的目的。因此他又把自然农业叫做杂草覆盖农业或杂草中经营农业。国内近年也有许多关于生态农业的研究，还有进行生态住宅的研究，不失为面向未来的有益探索。
2 .逐渐转向以太阳能为主的能源结构。
据世界银行1992年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值，在发展中国家，太阳照射的能量大约为每年商品消费能源的6500倍。按照目前利用太阳能的转换效率15%计算，为满足这些国家对原生能源的全部需要，在理论上，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不到其土地面积的0.1%。即使在工业国所需要的土地也只占0.5%。就全世界总需求计算，所需要的面积小于目前全世界水力发电水库的面积。利用太阳能的科学研究进展很快。1994年5月，澳大利亚科学家宣布他们制成的新的硅元件可以把太阳能的23.5%转变为电能，10年后投入商业应用，其发电成本与火电站相当，20年后将只有火电站的1/5。1994年8月英国《新科学家》报道，美国科学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导电塑料薄膜(非硅器件)，这种材料可以把70%的太阳能转变为电能，据称改进后光-电转换效率可以提高到99%。这一技术正由美国先进技术开发公司与美国能源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合作进行研究，计划时间为3年。如果该技术获得成功，哪怕只获得一半的成功，也将会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能源结构，甚至会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意义十分巨大。
太阳能还有其它方式，如水力、风力，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能源植物”、“石油树”。一般认为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最理想的植物是甘蔗，甘蔗的生物能有效技术可以达到2.6%，(理论上最高可以达到6%)。
减少人类文明的垃圾。
譬如选择和培养能够降解有机合成物质的细菌和或降解酶;发明并使用在自然界中能够降解的物质;利用细菌从有机废物中生产蛋白质;减少其它有机和无机废物和污染等等。减少垃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才开始做，还需要大大发展。
4 .寻求更有效的物质富集技术。
一般说来，人类使用的许多材料将从富集状态转变为很难加以利用的分散状态，富集矿藏将变得越来越少。为了满足长久的物质需求，人们不得不进行某些关键性物质资源的富集过程，现存的许多物理化学富集工艺成本很高，需要寻找和发明更有效的富集过程。在这方面，生物富矿很有启发意义。譬如金属钒在地球上分布极为分散，差不多所有铁矿都含有钒，但是大部分含量在万分之一以下，而海鞘、海参等生物却能够从海水中富集钒，用海鞘、海参烧成的灰中，含钒甚至高达15%。生物富集方式的能耗和负作用很小，有些还能带来改良环境的效益。
发展低能耗低物耗技术。
在任何时候，减少浪费，降低能耗物耗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人工生产发展追求的合理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更高的资源转换效率。譬如用酶工程、发酵工程代替一些高温高压的化学反应过程，就可以降低能耗、降低污染、提高产出率;用生物技术、把多种酶固定在细胞里，形成固定化细胞反应器 ，可以用来一次完成多步化学反应;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工艺过程的改进，节省能源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有益的创新。造纸工业每生产1吨纸，要消耗100-600吨水，还要求水质清洁，不含铁、锰等杂质，而且废水排放量大，污染严重。如果逐步过渡到采用无纸办公系统，减少纸张消耗，就可以减少污染;用光缆代替铜缆，采用电子-电磁波通信代替实物通讯，也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它许多方面的创新也有利于增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潜力，譬如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树立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选择减少浪费、减少破坏的生活方式等等。
16.4 文明人的觉醒
文明人与其他动物的重大差别之一是，后者的行为完全受本能驱动，前者的行为却受文化认识的引导。错误的行为源于错误的认知。人类文化不但改变着人类的进程，而且对地球上生命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某些严重的后果。这一切，正迫使文化的拥有者忧虑和思考。
《创世纪》写道:“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整个大地，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上帝赐福给他们，还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布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