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0 电子商业网络
交易费用大幅度降低，将直接冲击传统商业体系。
商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中介，把社会生产活动这两个端点连接起来，使其能够正常进行下去。商业的中介作用又包括所有权中介和信息中介。商人从生产者那里买下商品，实现第一次所有权转移，商人再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实现第二次所有权转移，这是作为具有所有权中介的商业行为。
在传统的信息技术背景下，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相互搜寻的成本太高了。商人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大量信息的专业汇集者(信息中介)，降低了分摊在每一个商品上的搜寻成本，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其收益由商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享。
利用专业化的信息活动降低平均交易成本，是专业商人存在的理由。1986年，华立斯和诺思尝试测量美国的总交易费用，得到的数字是，略低于国民收入的45%!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第一，交换活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交换增益肯定大于交易费用;第二，如果能够较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又将会给社会增进多少财富!
中介商业依赖于生产与消费之间较高的交易成本而存在，交易成本还限定了中介商业的规模。产消之间的交易成本下降，中介商业的规模也将随之下降，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交易成本降到0，那么所有的中介商业都不能生存下去了。
电子-电磁波技术体系能够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实现直接交易，这对传统的中介商业系统是一个严峻的冲击。
厂家直销已经有了苗头，有人称为无店铺销售，有人称为货仓式商店，其共同特点是尽可能减少批发、零售等商业中间环节，缩短厂家与消费者的距离。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60%的商品将通过直销方式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
大城市中不少居民已经遇到过走家串户敲门入室推销产品的直销人员，甚至出现了连锁组织型的销售方式，然而它们还不是未来商业的主要方式。真正对商场商业构成威胁的是电子化的商业网络。电子信息系统加上必要的仓库，送货上门，售后服务，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通过电子网络发出购买指令，无需关心商品来自哪个商场──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商场。消费者也不再为商场那些不绣钢圆柱、自动扶梯、中央空调、铝合金门窗和寸土寸金的口岸支付费用。现在，广州居民可以通过电话购买大米、食油，粮站送货上门;北京居民可以用电话预约购买烤鸭;而在美国，消费者可以坐在家中，利用电脑分类目录系统，向商店定货。电子商业网络会自动在信用卡上记帐，并安排送货。
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传统商业必将大幅度萎缩。90年代，美国零售业连锁集团沃尔.马特公司，利用计算机和电子网络技术，以零库存、低成本、低售价商业崛起，成为美国零售业第一巨人。人们预测，到2000年这家公司将登上美国大企业排行榜首。而在中国，也已经有人注意到传统商业批发体系崩溃的事实。
如果现有商业企业还想生存下去，那就必须进行变革。其方向是，第一，用新技术改造商业，完成向电子商业体系的转换;第二，增加服务功能，获取更多的服务价值。这样做，当然也将彻底改变传统商业的功能和形象了。
14.11 合约经济
在13.11节中，我们谈到完全由价格信息引导的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而严格进行数量计划的计划经济又因低效率等原因遭致失败。那么请问，有没有新的出路呢?
有的!
电子-电磁波技术能够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并因此而确立了一个新经济制度的基础。新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按照合约进行生产。
我们继续借用斯蒂格勒所举的买汽车的例子进行讨论。现在一个汽车买主，只要他愿意，可以利用电话在一个小时内遍访几十家汽车销售商，其支付的成本──花费的时间与打电话的费用，大大低于花几天时间在全城去跑销售商的费用。只要在电话访问中稍有增益，就可以抵消付出的成本。就我自己经营电脑时的经验，最早为了进一批货，曾经花上两天时间，在中关村各电脑商家逐一讨价还价。而后来就经常用电话遍访商家，交易成本降低到接近通讯成本的水平。
由于通讯速度提高与成本降低，生产者将会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直接获得消费者订单，由此可以同时确定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根据定单组织生产将消除商品生产的盲目性。在新经济体系中，产品首先是以知识和信息方式存在，即作为蓝图产品存在。蓝图产品通过电子网络接受消费者选择，然后生产者按消费者定单制造实际产品，最后双方按定单实现交换。
在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者“信息社会”中，作出生产决策的根据不再是预期，而是合约。从生产与交换的角度来看，新经济形态最恰当的名称是“合约经济”。
期货交易就是合约经济的前兆之一。在合约经济中，事前量和事后量的差别将消失。更进一步，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电子网络设计并定制个性化的产品，自动化的生产线将按直接消费者的指令，把“蓝图产品”变成实体产品，消费者自己也就成了生产决策者。
18、19世纪的学者们对于市场经济盲目性深为头痛，革命家们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化生产与少数人占有的必然产物，于是得出了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结论。实际上生产盲目性问题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真正能解决这个困难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技术革命。
硅谷出现一批“不搞生产”的芯片设计商和生产商。这些公司中有人设计，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制造厂。若干人坐在电脑旁边，设计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芯片。有人对这种只设计不生产的现象表示担忧。其实这种生产“蓝图产品”的倾向不但不可避免，应该说还值得欢迎。“蓝图产品”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产品形式之一。“蓝图产品”的生产者完全可能不上生产线。
“合约经济”的实质是按消费者指令生产，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也有别于传统的市场经济。传统的市场经济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计划经济靠的是一只国家的“看得见的手”进行控制，合约经济呢?也靠“看得见的手”控制，但那不是国家的手，而是消费者的手。消费者可以在电子网络中设计产品，委托工厂制造，自己就成为生产者，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合一。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体系由此将彻底改观。
微软的比尔.盖茨已经看见了经济制度发生的转变，他说:“再过十年，因为电子通讯，大多数决策会在信息更充分的情况下完成。这改变了竞争的本质，竞争变得更为完全，你不能再因为顾客的无知而受利。这就使所有市场更有效率”(《参考消息》1994年11月6日)。不知道经济学家有多少人理解这话的含义，不过阿尔温.托夫勒倒是给未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产消者。
14.12 小结
简单总结一下，与传统经济体系比较，新经济体系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产业的科学基础已经不是牛顿力学，而是相对论-量子力学;
第二，新产业文化基础是第三代文化:建立在电子- 电磁波技术基础之上的高速综合文化;
第三，新产业最重要的技术特征不是实物-能量技术，而是电子-电磁波技术;
第四，文化资源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知识阶级成为产业主体;
第五，产品生产过程向前后扩展，教育、科研、发明创新、决策、售后服务都成为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
第六，新生产观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人类和平;
第七，出现全新的经济形式:合约经济。
第十五章:社会的转变
15.1 科学技术: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传说三千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大教堂竣工时，国王在庆祝宴会上问谁是教堂的主要建筑师，瓦工说教堂是他们一石一瓦地建起来的，木匠说主要是靠他们用木料建造的，土工说是因为自己挖好了地基才能造出大教堂。国王不满意，就询问他们使用的工具是谁造的，他们一致回答说是铁匠。于是国王为铁匠敬酒，说铁匠才是教堂的主要建造者。
也许这位国王的作法不是人人都接受，他也追询得太深了点，他在寻找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者，而不仅是教堂的建造者了。但这是一位有思想的国王，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修建教堂本身的意义。如果对铁匠继续追问，是谁发明了炼铁和用铁的方法?再问其它财富是谁创造的?那么我们回得到这样的答案:人类的财富的第一创造者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建造人类文明的首功就归于他们。
象这样聪明的国王太少了，以致于史家往往把金戈铁马、百万雄师、政治阴谋和统治技术等等东西编串起来，似乎历史不过就是斯人斯事。经济学家有一些进步，认为人类的大教堂就是土工、木工和瓦工建造的，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位国王的思维水平，没有追寻到铁匠，以及铁匠背后的建造者。
以17世纪的牛顿和18世纪的瓦特为代表的科学家发明家，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牛顿体系的核心是质量与力，它在产业领域的映射为实物与能量，这也是工业社会的物理特征。实物-能量体系早年以钢铁-煤炭为骨架，后来发展为钢铁-石油体系。它在能源与矿产中心建立采掘和冶炼工业，在临近市场或者交通方便的地方建立起专业化分工的加工工业，通过河流、公路、铁路、海洋运输，把原料、产品、半成品和整个工业制度扩散到全世界;工业时代的产业阶级是组织和实施实物-能量生产的人们;生产中利用矿物能量代替人的体力，从依赖个人体力向依赖技艺发展;利用个人技艺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专业化分工，而降低对个人技艺依赖的方法是发展机器加工业和实施标准化。
牛顿完成科学革命的同时，他的朋友洛克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基础。
1765年，瓦特正在研究改进纽可门蒸汽机，英国发布了对破坏机械和工厂者处死刑的法令，工业生产开始受到国家的政治保护。
1772年，法国大百科全书完成，一大帮启蒙思想家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部21卷的巨著，为工业社会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1776年是伟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瓦特的蒸汽机初步成功，提供了工业社会必需的物理力量;杰弗逊在北美宣布了《独立宣言》，这是工业社会的政治宣言;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物质-能量产业体系奠定经济理论基础，人们把它称为经济领域里的独立宣言;同年边沁发表了《政府论》。
在自由平等新思想武装下，法国爆发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新的政治历史时代开始。
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为标志的纺织工业革命，促进了煤炭、钢铁、机械加工工业的大发展，结果形成了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产业的核心;实物原料和实物产品的运输，促进了运输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又扩大了市场，不断为工业社会拓开新的天地;电力技术使资本主义告别了充满煤炭粉尘的旧时期，而且孕育着20世纪的新产业;由于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等等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贡献，导致了化学工业诞生;关于内燃机的科研与发明使石油在产业和国际政治中崭露头角。1885年，德国人戴勒姆研制出第一台四冲程的内燃机，本茨则把一台0.8马力的发动机装在三轮车上，得到了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20世纪中石油成为主要的产业能源;大机器生产首先淘汰了工场作坊，接下来又用机器、化肥与农药把传统农业改造为机器农业。
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信息社会，起源于认识物质世界的认知革命，它建立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基础之上。信息产业的核心是电子-电磁波技术。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和狄拉克等科学家是这场科学革命的主角，他们重审了空间、时间、质量、能量、连续性等基本物理概念，描述了电磁波和微观物质世界新图像。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大量创新者的卓绝努力，发明了许多新机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和新材料;智能机器延伸了感官和大脑的功能，代替人们监督和控制生产过程;电磁波则把全世界连成一个文化、资源和产业整体。在这一个时代，用列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1906-,1973年诺贝尔经学奖得主之一)的术语，科学技术积累已成为一种“技术混合体”。这个技术混合体作用于生产对象，把知识的功能与价值转移到产品和服务之中。知识开始超过实物，成为产品价值构成的主要部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20世纪初期这个比例为为5-20%，70年代超过50%，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3/4来自科学技术进步。前一代产业的“骄子”──汽车，现在已经包含了几千个专利，越来越多地依赖计算机控制、检测，甚至采用卫星导航系统，变成了高科技产品;而现代产业的“宠儿”电脑几乎完全就是一个知识集合体。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的汽车产业知识含量不够，缺乏创新机制，整个产业很快将会陷入绝境，无论投资多少也不能挽救。
通过理解世界而确立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在大自然的基础上搭起了文明的舞台，社会政治制度只能在这个确定的舞台上进行有限的表演。至于政治变革，如果它有利于广泛增进社会的创新能力，能够为新的科学-技术-产业体系开辟道路，那么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否则其积极意义就非常有限。在相反的实例中还可以发现，频繁的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革命)甚至会消解人们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的努力，不但不能促进文明发展，还可能破坏现存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革命相比较，王朝兴替、君主更迭、禅让征诛及其一般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只具有从属的地位。
20世纪初，乌兹别克一位土著民族领袖劝告他的人民求助于科学，他说:“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居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洲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他告诉同胞说，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我看，他甚至比文明世界的许多“大人物”更理解这个时代。
15.2 产业转变
17世纪，世界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20世纪中叶，世界开始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
1992年，微软(MicroSoft)公司总裁盖茨(Bill Gates)以个人财产65亿美元荣登美国亿万富翁榜首，1994年以82亿美元再次位居榜首。人们认为盖茨创造了三个奇迹:
1.美国最年青的首富(当时36岁)。
在最短的时间内致富。盖茨19岁开始写软件，1975年4月4日正式创办微软公司。1981年6月25日微软转为股份有限公司。盖茨用了十几年时间，成为美国首富。在此以前，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2.第一个经营知识产业的首富。盖茨的产品不是石油、钢材、也不是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实物，生产的是知识符号，销售的也是知识符号，全部价值都来自知识和符号。
3.盖茨的成功是新旧产业体系转变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符号产业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实物产业。
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是19世纪第一流的工业州，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升到光辉的顶点。宾州西部盛产烟煤、铁矿石和石灰石，是发展实物-能量产业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宾州人曾经谱写了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录。这里出了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金融巨子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世界最伟大推销员”施瓦布(Charles Michael Schwab，1862-1939)、煤炭大王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1919)，个个掷地作金石之声。宾州打出过世界第一眼石油喷井，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1855-1937)家族在这里创立了最早的石油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铁路企业……
实物-能量产业体系的成功却使宾州丧失了不懈追求知识的精神，缺乏远见，在20世纪中对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投资不足，工厂设备老化，就业率长期下降，人口减少，80年代陷入了经济困境。
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Krupp，1787-1826)开创的事业，20世纪上半叶还是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克虏伯家族拥有造船、汽车制造等产业。可是到了70年代，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半死不活，廉价卖给了伊朗国王。
在这个时代，加利福尼亚却跟上了历史的步伐。
1885年，美国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1824-1893)为寄托晚年丧子的悲哀，出资250万美金，在帕洛阿尔托一块8万公顷的土地上，创办了小利兰.斯坦福大学。20世纪初期，斯坦福大学成为电子学研究方面的世界中心。这里培养出了硅谷电子产业的领袖人物，在这里发源的电子产业改变了20世纪的面貌，为它自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加州现在拥有世界领先的电子和生物科学，是高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发祥地，是20世纪的佛罗伦萨。
前苏联从三十年代斯大林掌权开始，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和能源体系。它拥有面积最广大的国土(22402200平方公里);苏联的泰加森林区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3;水电资源居世界第一；80年代初探名石油储量862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天然气储量116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高达43·7亿桶(当年美国产油38·6亿桶，沙特阿拉伯位居第三，12·4亿桶);苏联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产钢国，1983年全世界铁矿石总产量74610万吨，其中苏联占24518万吨，1985年全世界钢产量71740万万吨，苏联占了15450万吨。这些重要的实物生产指标都居于世界首位。美国国力研究专家克莱茵70年代初测算，苏联综合国力评分为458分，远远高于美国的304分。不管这个标准是否人人赞同，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却为世所公认。
这个物质资源富足、国土广袤、武力强盛的大国，在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却搭错了车。它继续依恃物质-能量体系的钢铁-石油产业，坚持大炮优先政策，没有努力发展电子-电磁波产业体系。在十几年时间中，几乎比西方落后了整整一个科学技术时代，相对国力迅速下降。最后，没有受到任何物质力量的打击，没有受到任何“武器的批判”，这个超级大国土崩瓦解。苏联解体是两大文明体系转变的国际政治表现，它标志着石油-钢铁体系被电子-电磁波体系击溃，也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实验彻底失败。
日本是发展知识产业的胜利者。日本能源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国外，其中石油几乎百分之百，天然气百分之九十，煤炭百分之八十几依赖进口，黑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自给率也极低。从物质-能量体系的标准衡量，这个岛国先天不足，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在二战之后居然高速度成长起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巨人。日本发展起来的原因可以总结很多条，但是恐怕最核心的因素只有一条，而且几乎不是秘密:新技术革命刚起于青萍之末时，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就相信知识将变得比物质和资本更重要，他们相信决定未来前景的不是钢铁、石油，也不是汽车，而是计算机和通讯，于是他们全力以赴地发展信息和知识产业，搭上了新技术革命的第一班车，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15.3 创新经济与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实物-能量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技术经济概念。E.鲁宾逊曾经举例说明规模经济的技术-经济意义。使一个容器的长、宽、高都增大一倍，容器的容积将增加为8倍，效用是按立方关系增加，而它消耗的材料只增加4倍，按平方关系增加;在既定航速下大船只用较少的吨马力就可以开动，或者说在相同马力的情况下，大船的吨航速将快于小船。
对于重复生产相同的实物产品，其重复产量越大，摊销在每个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越低;这种效用-成本关系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原则:增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每单位产品的成本，即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规模经济的意义。
规模经济概念在操作中还意味着工业资本的投入量越来越大和投资起点不断提高，大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益，而小企业很难存活，这就是说企业规模也出现了“马太效应”。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宣称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结束，似乎世界经济将被规模愈益庞大的恐龙企业所统治。
20世纪兴起的高技术产业却用创新经济对规模经济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把比重不同的砷和镓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加高温熔化，然后在均匀混合的状态下冷却，可以获得砷化镓单晶。用砷化镓单晶制造的半导体元件，电子迁移速度比硅半导体高许多倍。但是由于受到地球重力影响，很难制造出均匀的单晶体，如果在失重状态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这一困难。查德.兰德鲁夫，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在重力极小的宇宙条件下生产砷化镓单晶。1979年他成立了MRA(微小动力公司)，一方面他以每年25万美元的高薪，拉精通砷化镓制造方法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H.盖托斯为公司技术顾问，另一方面，他又到美国航空航天局当说客，希望利用航天飞机来生产砷化镓。在航天飞机开始发射的两年以前，他就宣传宇宙工厂的设想，可是人家并不热心于这种异想天开的故事，没有人理睬他。兰德鲁夫并不放弃，坚持说了3年，居然说得石点头，天雨花。航空航天局最后给了他一个极为优厚的待遇，允许他在3年内可以把设备安装在航天飞机上面，免费搭乘航天飞机进行实验。
这种游说本事不亚于苏秦张仪!兰德鲁夫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给予的特权，在航天飞机上进行了7次免费实验，终于获得成功。从1989起MRA按规定向航空航天局缴费，在航天飞机上进行砷化镓的商业生产。一个个人创意，一个空头公司，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与航空航天局的设备利用权组合起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
1976年，两位二十几岁的计算机迷，花了1300美元在硅谷举义，打出了苹果计算机公司的旗帜。苹果公司起事之时，创立于1911年的蓝色巨人IBM已经是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幸福五百家》中派名第10位，主宰着大型计算机市场。IBM不相信这种电脑──一个没有支架的小东西会成功，更没有预料到这种产品有可能进入普通办公室、家庭和商店，并成为增长最快的新产业。这种思路也算不错，电脑是机器世界中真正的贵族，怎么可能人人都封上爵位?
1977年度，苹果公司销售额为250万美元，1978年为1500万美元，1979年7000万美元，1980年1.17亿美元，1981年3.35亿美元，1982年达到5.83亿美元，进入《幸福五百家》。这种发展速度在美国也算破天荒第一次。
1980苹果公司股票上市，每股22美元，不久攀升到60美元，最高达到63美元。制造微电脑的厂家蜂涌而起，1981年达到51家，个人电脑市场达到10亿美元以上。这个发疯似的成长速度终于惊醒了蓝色巨人。1980年，IBM成立了叫做“BOAC RATON”的微型电脑专家小组，由Estridge领头。他们躲在纽约一个改装过的仓库里秘密工作，在一年中不休假，每周工作80至100个小时。他们自称具有“斯巴达精神”。1981年8月，大功告成，IBM正式向市场投放IBM/PC个人电脑。IBM公司规模宏大，实力雄厚，自然出手不凡。IBM/PC机选用英特尔公司的16位微处理器INTEL8086作为CPU，考虑到与8位机兼容问题，同时还推出准16位机，以INTEL8088作为CPU，在功能上大大超过用8位微处理器莫托罗拉6502作CPU的苹果机。1981年，苹果电脑销售15万部，IBM销售微电脑不到2万部，但是IBM销售量直线上升，82年IBM/PC机销售18万部，83年达到60万部。一些小电脑公司承受不起这种压力，垮掉了。苹果公司的股票也从高峰的63美元跌到24美元。IBM一举而遮了半边天，并形成了个人计算机的产业标准。
面对IBM巨大规模的压力，苹果公司用不断的创新予以反击。1983年苹果公司推出莉萨(Apple Lisa)机，该机采用了一个新概念产品:鼠标。鼠标创意来自施乐(Xerox)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它是作为一种绘图工具而构想出来的。由于鼠标需要全面的软件支持，在“莉萨”机之前它没有在5万美元以下的机器中安装过。1979年乔布斯参观了PARC，对它的许多创意印象非常深刻。回到公司后，乔布斯着手研究将其用于微机系统。苹果公司首先把鼠标装上微机，应用在计算机的一般操作过程之中。鼠标改善了用户界面，许多讨厌的键盘输入现在用鼠标“点”一下完成了。使用鼠标是微机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IBM不甘示弱，迅速跟进，很快也为PC系列机配上鼠标。此后几年中，IBM成了微机市场的霸主。
苹果公司再次用重大创新反击IBM。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Macintosh系列机，采用了GUI(用户图形界面)，并进一步发展到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成为能处理符号、图像、声音信号的设备，创造了新一代文化工具。在这个领域，苹果公司足足比IBM公司领先6年时间。多媒体现在已经成为计算机产业中进展最快的方向，而Mac系列机则确立了唯一能与IBM系列机抗衡的地位。
IBM自恃巨大的规模，制订技术路线时出了差错，到1992年亏损50亿美元，刷新了美国历史上的企业亏损记录，93年更把这个记录提高到80多亿美元。
这是创新经济与规模经济对抗并获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例子在高技术领域可以说遍地都是。
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辞去费尔柴尔德(仙童)公司总经理职位，与戈登.摩尔、安迪格罗夫一起创建INTEL公司。诺伊斯去拜访一位风险资本家，以便弄点钱创办新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花了5分钟就筹集到了足够的创建资金。1968年底，INTEL公司只有12个人。1969年春天，INTEL公司成立一周年，并且生产出第一批存储器时，也只有18个人。1969年，INTEL开始设计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1971年面世，1972年宣布将推出8位微处理器8008，这个极小的公司当时就被评论家评价为“全美最重要的公司”。人们没有看错，从1974年INTEL8008推出以后，INTEL系列推出了8086/8088、80286/80186、80386、80486以及奔腾(P5、P6)系列微处理器。不过二十多年时间，INTEL从三几个人的小公司发展到主导CPU市场的关键性公司，把微处理器集成度从2300提高到550万，计算速度提高到每秒钟1亿条指令以上。论及贡献，即使把INTEL看作是7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也不过分。
实物产业是“面”上的产业，必须进行社会化大规模生产，造出大量物质产品才能占领市场。对比起来，知识产业却是一种“点”上的产业。一点知识优势，甚至一个人的优势，就可能覆盖世界市场，其产业效率异常之高。
这个性质很重要，也很好用。譬如象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各方面都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恕我直说，那根本不可能。不过在偌大的中国，有很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总会有个别人、个别企业、个别技术在世界上领先，如果努力发挥他们在“点”上的知识优势，使之转变为覆盖世界的产业优势，那就是巨大的成功。应该说，最有效的产业政策之一就是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优势点”，并由此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发展。
在美国大约有65%的新发明，是由一些小公司做出来的，这些“突起”的公司已经成为创新的主力。他们可能就靠一个两个脑袋，靠脑袋里那么一点创意，以点盖面，占领世界市场。
规模经济与创新经济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前者市场竞争的胜负取决于生产线上的劳动生产率，而后者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头脑中的新概念和实验室里的新发明，在极端的情形下，不用上市场就已经判决胜负了。
日本自1967年起开始研制高清晰度电视(HDTV)，投入了近100亿美元，这项研究一直被日本视为工业水平的骄傲。1986年6月，日本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公布了研究成果，并且提出希望以自己研制的制式作为世界HDTV标准，希图占领下一代电子产业最大的市场。
欧美研制高清晰度电视起步稍晚，但是一开始就瞄准数值电视，技术档次更高。1990年，国际仪器总部确定数值电视为未来电视机的技术标准，欧美立即响应赞同。其中，尤以美国的研制水平更为领先，美国就此控制了下一代产业的制高点。日本邮电部1994年正式宣布放弃HDTV计划。就日本来说，HDTV计划可以说是卧薪尝胆，二十年生聚，原指望大会诸侯，称霸天下，结果尚未实地交兵，就已经自认失败，退出战场了。其伤痛可想而知!正好应孙武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实验室中已经判定竞争胜负，产品根本没有上生产线，此时无论多大的经济规模也无济于事。那么是谁在进行产业竞争并且决定了竞争成败?是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他们是创新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只生产蓝图产品(当然包括实验产品)，没有生产实际商品，但是他们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决定了竞争的成败。
硅谷的研究者发现，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制造技术已经难分高低，美国半导体产业剩下的优势就保持在复杂芯片的设计工作和软件产业方面，他们建议把重点放在这方面，继续保持优势。这些事例在反复教训我们，产业的重心已经明显前移，从生产移到了设计、科研阶段，这是创新经济的重要特点。现在，韩国的半导体工艺水平已经不亚于美国和日本，如果再能拥有高水平的芯片设计技术，那么半导体产业的格局就会出现大的变化了。
透过HDTV大战，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美国的基础科学水平仍居世界第一，其综合国力依然不可小看。日本在技术领域表现十分出色，并且很成功地把技术能力转变为经济实力，一时成为经济增长的典范。然而随着产业重心的前移，美国的创造力和基础科学优势突现出来，他们不但击败了日本的HDTV计划，而且在软件产业、生物工程、信息高速公路等方面都居领导地位。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增长则比较强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认识，日本科技厅为此制定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推进制度”，以期在前沿科学和环境技术方面取得若干突破，并由此再次振兴日本经济。
还可以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讨论这个问题。电子-电磁波技术的发展使交易费用下降，导致市场边界扩展而企业边界收缩。它增加了具有专长的小企业的存活率。广东中山市小览镇的一些农家，买来数控机床，专门加工模具或者一些特殊的机件，一丝优势即可通过市场发挥，不必办成全能工厂;能生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厂家极少，而能够制造各种功能卡的厂家却很多。国内曾有许多生产汉卡的企业，依托一点技术优势，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至于利用板、卡组装电脑，培训半天就可以工作，因此搞组装的小电脑公司多如牛毛。相比起来，大公司也未必就能真正形成压倒小公司的优势。
对于纯粹从事知识和软件创新的生产者，生产单元甚至可能更小。现代创意生产者利用电脑和电子信息网络交换信息、销售自己的创意和蓝图产品，就可以赢利生存，于是微型公司、个人公司和自由职业者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不能断言说大企业就没有出路，但是大企业至少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譬如，第一，用各种方式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包括采用自动化生产技术减少管理成本;第二，保持和发挥大企业可能拥有的科技优势和资金优势;第三，加强大企业可能已经拥有的市场和服务优势。如果在这些方面均无建树，那么全能大企业就可能就日薄西山了。
15.4 中国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状态戏剧性地结束，整个世界呈现出干戈玉帛铸剑为犁的罕见和平景象。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曾几何时，国家还被看作是暴力机器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各国首脑还满脑袋军队、武器、战争计划，现在他们忙忙碌碌全球奔波，屁股后面跟着一串企业家、银行家，叫买叫卖，讨价还价，拉生意抢定单占市场，彻彻底底一个翻帐簿拨算盘的商贾。让人觉得是在挂着“回避”“肃静”的公堂上，突然吆喝叫卖起烤羊肉串来。又如同黑脸张飞步上前台，手提丈八长矛唱起“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小调，令人瞠目结舌!真所谓“山中才数日，世上几千年”。
中国在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前苏联集团诸国紧紧跟上，越南、古巴随后也投入改革的大潮，甚至连美国和新兴工业国家日本、韩国也在闹改革。各国都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内卷入潮流，希图加快发展，但是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模式却有差异。
中国在改革之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工业整体水平较低;建立在电子-电磁波体系上的高技术产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现代化进程既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变，也包含向着知识社会的第二次转变。西方这两次社会转变之间有两、三百年的时间间隔，中国不可能再享有这么长的间隔时期，实际上这两次转变几乎同时发生。
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所要求的条件、达到目标和使用的手段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还互相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西方实现第一次转变时，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拥有似乎无穷尽的物质资源;“黑暗的魔鬼作坊”──工业机器可以无限制地运转;“羊吃人”运动的背景是不断增加的工厂能够汲纳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劳动力。产业资源、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新兴工业产业十分宽松。
轮到中国向工业化转变时，这种优越的外部环境已经去如黄鹤。
今天的中国工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宽松的市场条件不复存在;全球的物质资源短缺已成定论，宽松的资源条件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即使能力有限的工业机器也难以充分运转;传统加工工业通过高技术改造将减少劳动力需求，会出现严峻的失业问题;中国农村正在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有效地进入加工工业，绝大部分不能在加工工业中找到出路;这个巨大的劳动力大军文化技术素质较低，转入其它产业的阻力很大，更难以进入发展中的高技术产业。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必须在国际背景下理解。近年来许多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难有起色，甚至每况愈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大面积落后。尤其是国门开放以来，国际技术、商品、资金进入中国，它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势必淘汰一切落后于它的生产力，毫不顾及后者是否在缓慢提高。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看，今天的中国都不可能沿着西方18、19世纪的道路进入工业化社会，如果希望重复西方的历史，必然带来经受不起的灾难。
留给我们的选择空间并不宽裕，机会与时间，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珍贵，要降低转换成本，必须选好转换模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第一件大事是认清道路，只有理性思维能够帮助迷途的羔羊，把我们从迷茫混乱中解救出来。先实践后思考的成本太高了，还是应该先有思想，然后办厂。罗素把文明理解为知识与远虑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还是很有见地的。
恰当的发展模式是在第二次转变的目标规划下度过第一次转变，让第一次转变成为第二次转变的跳板。对于传统工业，如果同时是第二次产业转换所必需的基础，应该积极发展;如果它的方向与第二次转换的目标相冲突，则应该限制发展，否则很快就会走回头路，造成极大的浪费;可以用新技术产业代替的传统产业，应该及早进行产业换代;即使保留下来的传统产业，也应该用新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中国的农村更困难，尽管称为“农业大国”，其实只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多，但农业水平很低，根本就不“大”。日本人80年代就认识到，农业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出口农产品的并不是农村人口很多的农业国家。真正的农业大国反倒是美国这类发达国家。
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希望把农村引上工业化的道路。有专家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从农村释放两亿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投向何处?主要是进入工业领域，走工业化道路，譬如大量办乡镇企业，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城市就业，等等。
尽管人们几乎公认这个答案，我还是得说，这条道路走不通!认真进行技术-产业趋势分析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应用，工业领域不可能再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说得悲观点，现有的工业就业大军已经面临“缩编”的境遇，哪里能再创造两亿个岗位!一些乡镇工业起来了，绝不能推论说全国农村都能走上这条道路。考虑到技术-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不可能容纳这么庞大的新增工业大军。
那么农村的未来在哪里呢?恐怕真正的未来在于新的农业，在于用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农业。这个方向才可能提供无穷尽的就业机会。而且从本质上看，生物工程产业依赖的基本自然资源都在农村，它的天地就在农村。
农村未来的主要方向不是牛顿体系下的工业产业，而是新科学体系下的生物技术产业。困难在于如何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水平，但是舍此没有更好的路。
托夫勒建议发展中国家实施跨越战略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当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是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第二是建立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应该考虑与国际信息社会并轨，跨越工业社会，直接进入知识社会。
15.5 失业问题与第三产业
向知识社会转变不需要重建财富占有体系，知识阶级也无需打土豪分田地，用暴力夺取生产资料。就本质上看，这是所有社会变革中最和平的一次。不过理论上的非暴力性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平静无事，高速转变本身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失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最具危险性的社会难题之一。
潜在的失业很早就存在。最初的生产剩余就表现为劳动时间剩余，经济学家把它称为“闲暇”。原始的闲暇来自大自然的恩赐。人之初时，依赖自然产物就可以满足简单的生存需要，人类坐享其成，拥有闲暇，这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失业。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劳动无需严格计量;收成虽有差异，但不致无法生存。这时候也还没有社会性的失业问题。工业化运动把农民赶出家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了，大量劳动力聚集在工厂和城市，劳动者一旦离开机器则不能维持生计，这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工业革命初期的主要问题不是失业而是劳动力不足。配第曾经建议“对失业者征税迫使他们去生产商品”， 斯密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并以劳动者人数的增长作为国家繁荣的标志，提倡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可见当时劳动力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失业问题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突出起来的。
产业结构改变是导致失业的原因之一。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煤炭工人就面临失业。这种老式的结构性失业在整个工业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的危害相对较小，因为产业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减少，实际上不断发展的新产业往往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付结构性失业的常用办法是通过就业培训，使劳动力能够进入新产业。
最适合作为小说题材的是衰退性失业。经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停工、破产、裁员，劳动力供大于求，失业率升高，天天都有悲惨故事传出来。不过在一般人的经验中，伴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工，情况就会好转。复苏后的经济通常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0世纪后期的失业问题比结构性失业和衰退性失业都要严重得多。它包含着结构性失业，然而新兴产业不需要夕阳产业中那么多的劳动力;它也包含着衰退性失业，然而即使经济复苏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9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估计，1994年1月份，有900多万人失业，600多万人在打零工，还有100万人已经完全打消了再找工作的念头，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占劳动力总数的12%。
这种特殊的失业形态其实很早就有人注意，李嘉图在1821年6月21日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到:“如果机器能做现在劳动所做的所有工作，那么，就不需要劳动者了。”到了20世纪，受到机器排挤而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凯恩斯把这种失业称为技术性失业，认为它是由于发现节约劳动使用的手段超过了我们找到劳动新用途的速度而引起的失业。我们一句话说到底，它的实质就是机器劳动力大量代替了人体劳动力。
结构性失业源于产业替换，技术性失业源于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传统的结构性失业是就业机会在劳动生产率相差不大的产业间转移，劳动力需求水平大体相当；现代失业却是自动生产线和机器人代替了工人，劳动力的绝对需求减少;传统技术始终依赖人的现场操作，现代技术却减少甚至取消人的现场操作，于是劳动力受到自动化过程的排挤。
由于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奇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可能不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与衰退性失业对比，技术性失业甚至可以是一种“增长性失业”。有统计资料指出，1988年－1992年，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裁减了2.4万员工，产量却增加了30%;1990年，美国钢铁公司有2万职工，其产量却与拥有12万职工时的1980年相当;1990年到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减少了1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企业的税后利润却增加了44.7%。
100年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50%，现在只要2%的农业人口就可以满足国人的生活需求，还能大量出口农产品。日本企业被迫放弃颇为自豪的“终生雇佣”制度，失业的阴影甚至笼罩着高层管理人员。技术进步减少了人的劳动时间，淘汰了许多劳动力密集产业。印刷业使用电脑排版技术后，传统的排字、修版和印刷工与大量铅字同时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在一些自动化装配线上已经见不到工人上班，德国人称之为“幽灵当班”。
技术性失业不能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甚至不能用过去的观念来理解。技术性失业最深的意义在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然投入(体力投入)大量被文化投入(智力投入)所取代，它不但表征着劳务市场的重大变革，还意味着传统的劳动观念、就业观念的重大变革。
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失业问题也跨越国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大量采用机器人和自动生产线，可能增加其它国家失业人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困难。
技术性失业本来起源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有利于缓解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为失业人口提供起码的生活保证，就发达国家而言，技术性失业是一种有补偿的失业。
但是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事情就严峻得多。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他们面临的失业可能不是自己技术进步的副产物，而是其它国家技术进步的副产物。我在纺织行业工作过，70-80年代我们厂一度是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现在却举步为艰。国内整个纺织业都不景气。这里一方面有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周边国家高速发展造成的压力。我亲眼见到首先是韩国，然后是泰国的纺织品打进中国市场，受到消费者好评。我们丢掉了市场，接下来就是亏损、破产、失业。人家进媳妇，自家丢女儿， 我们承受着技术性失业的压力，却没有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较低，不容易转入新技术产业，社会保障力量相对薄弱，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更大。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这是加倍的困难。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这个术语是马尔萨斯首先提出来的，这位学者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主张发展服务业，这就是第三产业概念的起源。
第三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的产业，它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业，如饮食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交往、心理咨询、家庭服务等等。随着生产力提高，人类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闲暇增加，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因此具有广泛发展的前景。服务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因此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二大类是流通和信息产业部分。如通讯、科研、知识生产等等。这是一个高技术产业群，也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它对生产者知识含量和创新能力要求较高，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人不能成为科技劳动力，无法获得这类就业机会。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没有止境，人类的创造发明也无止境，无论是在深度或者在广度方面都没有穷尽之期，未知永远大于已知。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时候人类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惜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真正能够从事增进人类知识，有所创新发明的人，不过凤毛麟角。即使今天，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而社会需要的创造性人才依然稀缺。很多人没有工作，很多工作没人做，这对立的两极难以贯通，其原因就在于人群的平均文化含量太低。
未来的工作机会要求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创造能力，这几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而是终身的学习和研究。培养文化含量高、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让劳动者成为研究者和发明者，对于解决失业困境、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知识生产者的工作方式与工业劳动者差别很大，他们对物质资源依赖较少，只需要与世界进行知识交流;自己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甚至可以不属于任何企业，也不固定工作地方;他们出售自己创新成果就像出版小说一样，其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十分自由灵活;知识工作者职业流动性高，容易成为自由职业者，而电子-电磁波技术对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美国社会普查局1994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已有32%的人在办公室、家里和学校等不同场合使用电脑，美国已经有1400万家庭拥有电脑，占家庭户数的15%，已经有2500万人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办公室移到家中。这种工作形态使工作者提高生产力10-20%，受到企业与生产者双方的欢迎。
15.6 世界一体化
文化。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仅仅5亿1千万平方公里表面积，还有七成泡在水中，剩下的三成被圈出数百千个小块，每个小块上插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每一个小块内又分成若干集团，彼此互相敌对。这是文明史的现状，它不幸被看作是历史的本质，“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种洞穴观念来解释历史，表明人类文明还处于幼稚时代。
人类的本质在于第二信号系统，人类文明的核心在于人类文化，文化的优势在于体外交流积累。文化的创新与传播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
《圣经》记载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被逐出天堂，明确表示上帝反对人类追求智慧探索未知，力图使人类保持愚昧;《创世纪》还描述人类建造巴比伦塔时，上帝担心人们上天，说，看哪!他们是相同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才是他们的开始，他们想做的事，是我们不许可的。喂!让我们走下去，使他们语言混乱，相互不能理解。
上帝始终坚持愚民政策，对人类文化怀有深深的戒心，希望人类无知、自私、分裂，甚至不惜亲自动手，破坏人类走向合作的进程。
语言的分裂有现实原型。据英国出版的世界语言图册调查， 目前世界正在使用的语言共有6500种(1994年法国科学家报告说目前共有5651种语言)，这还不包括各地的方言。其中大约有200种语言，每种使用的人数不到千人。大约只有1/10的语言有文字。使用没有文字的语言非常麻烦，譬如为了与现代社会交流，土著居民不得不采用录音的方法。
人类分裂了几千年，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点，最突出的标志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宣称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封锁犹太人创造的科学和艺术。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纳粹就不接受相对论。纳粹理论家宣扬说“科学是由种族、血缘决定的”，他们谴责相对论是犹太人迷惑亚利安人的骗局，宣称德国人不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者，要寻找通向亚利安人的自然科学道路。冲锋队焚毁相对论的书籍，还出版了一本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大画册，书中第一页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其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写着:“尚未绞死”，号召对爱因斯坦实行肉体惩罚。
面对上帝的愚民政策，人类并不轻易就范，他们宁可带上原罪，世世代代受苦，也不放弃文化追求。这就表现出文化本性的强大力量。
始终有人致力于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 努力跨越狭隘的阶级、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鸿沟。1662年，伦敦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aty)，其最早的成员之一斯普拉特主教(Thomas Sprat，1635-1713)曾记述说:“他们的最初主旨不过是要呼吸较自由的空气，并且安静地彼此交谈，而不参与那个沉闷时代的各种激动和疯狂，就算得到满足了。……通过这种办法就为下一代培养一辈青年，他们的心灵从集会的成员获得清醒而丰富的知识，不可动摇地武装起来，免于受到狂热的一切迷惑。……它绝不会把人们分成不共戴天的敌对党派;它让人们有不同意见的余地，而不致于彼此怀有敌意;它更允许人们对它提出相反的想法，而无任何内战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