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注意到，斯密所用的“劳动生产力”这个概念与现在的“生产力”概念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的概念也是有差异的。不过我们不在这里进行文字考古学研究了。
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更细致地讨论过决定生产力程度的要素。它包括“有利的自然条件”、“较大的劳动干劲”、“较高的技能和知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较高”、“较高的安全感”，等等。
在技能和知识方面，穆勒指出:一国人民的劳动生产力受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限制;技术知识的进步，会使同样数量和同样强度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在社会知识水平方面，穆勒指出:“尚未被人们十分理解和认识到的一件事，是知识在人民当中传播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头脑简单和缺乏条理使大多数劳动者糊里糊涂，连生活也安排不好，大手大脚，马马虎虎，什么都没有计划，因而他们必然只能从事低级劳动，劳动效率低下。”他引用的资料说:“我们发现，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品质。首先，他们不酗酒，在享乐上很谨慎，他们的享乐是有理性的和文雅的”，“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爱风景，并结伴到乡间旅行；他们是节简的，不仅为自己省钱而且还为主人省钱;因而他们是诚实和值得信任的”;相反，“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在英国被雇主用铁的纪律束缚着，一旦他们解脱出来，受到大陆上有教养的工人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文雅而友好的对待，他们就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很快就变得无法无天，不堪雇佣了。”
穆勒还谈到了道德水准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且不说放纵对其体力和脑力的影响，且不说轻浮毛躁的脾性对其工作干劲和持久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加说明)，只是好好想一想他们劳动的总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诚实可信”，现在要花大量劳动监督或检验工人的工作，“只要略为放松一下警惕，就会有人乘机不履行合同”，为了对付这种不诚实的一切措施，实际上减少了生产性劳动。
穆勒认为，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好处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好处也许最微不足道，但即使如此，也是无限大的。他说，在所有富裕社会中，都有一些居民靠掠夺或欺骗他人为生，供养这些人是国民产业的一个负担。由于有这些人而不得不承受的第二个负担，是警察机关、整个惩罚和刑事机关以及部分民事审判机关。“收费昂贵的律师业，就其工作并非由律师自己制造的法律漏洞造成的而言，主要是靠人类的不诚实来维持的。”穆勒还相信，社会诚实程度的提高会大幅度提高产量，节省时间和开支，它还能够增进人们的合作，这一切带来的利益比单纯的节约要大很多倍。
我相信，穆勒在1848年表达的这种生产力观点，到21世纪仍然光辉不减。它包含了自然生产力的观念，包含了知识、教育、社会道德水平等广义的文化生产力观念，对比起来，后来许多讨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理论，是何等的浅薄!难怪说，人类文明也有倒退的时候。
生产力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或者说就是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全部表现形态。按马克思的观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他甚至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一个伟大的命题已经被他说了一大半出来，如果马克思顺着这个思路追寻下去，就可能提出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就可能获得许多完全不同的重要结论，至少不会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可惜马克思就此止步了，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生产力内在的发展运动。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
在马克思这一段十分著名的论述中，肯定了对于每一代人来说，生产力是一个前辈留下的遗产，是一种继受性的存在，对每一个生产者以至于一代生产者来说，它是一个外部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强调这种继受性和客观性，实际上就对生产力作了静止的描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不是具有活力的生命体，而是一个静止的社会标本或者切片。人们既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也不能主动地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先天不足。他不能用它来说明作为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基础的生产力是如何进步的。要真是每一代人都只能继承前人留下的生产力，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力又如何提高?从穴居到高楼，从步行到汽车飞机，从啃野果子到解剖原子，岂不是来自天外的奇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困难。
也许更深刻的原因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本质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类认知与创新的结果，不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产物，而是一种所谓实践能力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背叛了自己关于“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正确的历史阶段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摆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上，于是在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方面，马克思没有超过斯密达到的高度。
既然每一代人都只能接受前一代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那么，每一代人都没有必要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学家也不必研究生产力问题了。可是马克思本人与所有经济学家一样，还得要讨论生产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了。
马克思和斯密的生产力理论一样，其重点在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方案不在于改进生产力的内部技术结构，而在于消除外部约束。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才是可能的，同样，某种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是以某些方面的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用这种互为前提的命题，抹杀了生产力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技术──人作用于自然的力量，在马克思给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没有地位，或者说科学技术处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外。在马克思身上，社会革命家的激情压倒了科学理论必需的严密逻辑，他甚至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技术报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在《资本论》中写到:“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
马克思与斯密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张不同之处在于，斯密的批判矛头指向国家干预，主张放任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马克思的批判矛头却指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主张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核心是搞社会革命，通过革命手段破坏现存的生产关系，获得政权，然后借助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建立一个完全为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制度。革命之后生产力又该如何发展呢? 马克思没有解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采用的理论和实践路线则是用一个革命套一个革命，继续革命，连续革命，不断革命，其破坏性的后果已经为世所熟知。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伟人。他学识渊博，志趣高尚，富有同情心，关注大多数人遭受的痛苦，终身寻求能增进人类福祉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马克思对历史的影响不可磨灭。不过，个人品行的好坏毕竟不能证明理论的正误，开着美丽花朵的罂粟能使人染上毒瘾。大人物的眼睛，一样会被幼稚的偏见所蒙蔽。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之路被历史证明（用哈耶克的术语）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多人滚进了泥塘里。凭借微弱的理智之光在黑暗中摸索，人类行路何等艰难！
客观说，怎样发展生产力不仅是马克思没有解决的问题，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萨伊谈到过知识和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但是没能深入研究。生产力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一个“黑箱”。人们研究外部环境与黑箱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不打开黑箱，不研究知识和技术怎样推动生产发展(尽管都承认这种影响)。于是，生产力成为了经济生活的一个外生变量，生产力进步问题竟成不解之谜。局面令人难堪:由于弄不明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经济学理论始终不能闭合，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站立的双脚不属于自己。多少年来，经济学的被子都盖不住自己的脚。
首先改变这个局面的是制度学派。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
琼斯认为，为了寻找出一般的经济规律，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本身，经济学家必须广泛认真地研究各国的历史及各种事件，研究广泛的社会历史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这是最早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尝试，尽管琼斯并没能够亲手为经济学缝制一床大被子，毕竟开始了这项工作，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新思路。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发展了琼斯的研究工作，后来形成了经济学中一个新的理论流派，即制度学派。
在凡勃伦看来，象生物进化一样，社会也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社会制度会不断地发展、演进。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演进中的一个环节，也处于不断进化之中，而经济本身是累积地发展起来的。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 使凡勃伦注意到生产活动中的技术问题。他指出，机器的应用是现在经济生活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引导出一切和工业革命有关的变革。他得出结论说，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首要意义。1890年，美国最高法院采用无形财产观念形成判例，人们开始注意到无形财产问题。作为经济学家的凡勃伦也注意到了无形财产的价值问题，他开始把物质财富的积累看作是物化的观念的积累，是蒸汽机、汽油、无线电等等观念的积累，是从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以及自有文明以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工的无数观念的积累。凡勃伦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决定因素不是劳动，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机器和技术，是掌握技术的工程技术分子。由此他把工程师放在社会序列的首位，在理论体系上则放弃了正统派讲究的平衡协调的静态学说，代之以注重财富生产的知识、科学、艺术、习惯和习俗的进化的学说。他认为工业社会是依赖技术工艺的社会，在这个由工艺领导的社会里，利润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在科学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的产物。凡勃伦提出由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技术人员委员会”，由他们来代替企业经营者。
这个理论流派也被人们称为“工艺学派”。工艺学派强调政治经济学诸范畴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反映或表现，强调是生产技术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
在经济学家中，凡勃伦以新观念首开先河。
1941年白恩汉出版《经理革命》，进一步指出制度学派所强调的技术进步，本质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在这种制度变化中，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新技术革命的强劲势头，促使经济学界进行了大量新的探索。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形成了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仍然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主张“技术决定论”。在他们看来，新技术的利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而且是决定所有其他变化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加尔布雷思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决定经济发展性质的独立力量，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科学技术影响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自发过程。经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写道:“在研究复杂的经济变化时，由其内在自发力量推动的技术发展，是全部分析的出发点。”
从制度学派到新制度学派，人们已经打开生产力的黑箱，开始剖析和研究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尽管没有采用生产力发展这个术语，而采用了制度演进概念，但是他们逼近了生产力发展的实质与核心问题。新制度学派把人类文化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进程，而经济制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包括对经济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其它一切事物。他们关注产业发展的文化和科学背景，肯定技术发展对产业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这就突破了历史上仅仅关注贸易关注工业生产的理论体系，使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之上。
加尔布雷思修改了萨伊的生产要素概念。在萨伊那里，生产有三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是自然要素的代表，加尔布雷斯补充了一个生产要素即“专门知识”，形成了生产四要素的概念。加尔布雷思还认为各个生产要素的地位并不一样，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最重要的”“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而且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会发生更迭，更迭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就是说，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专门知识(技术)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要素曾经是土地，资本，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专门知识。
加尔布雷思否认权力始终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断言权力归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占有者。就现在来说，他认为，权力由股东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中，转移到了掌握专门知识的人的手中，并且产生了由“技术结构阶层”掌权的公司。
对于生产力发展研究有重大贡献的另外一个学派是以奥地利人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为代表的创新学派。熊彼特比出生在英国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出世3个月，在世之时，后者红火轰动得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熊彼特提出并研究了更深刻的问题。
熊彼特反对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平衡体系。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认定现代经济处于动态的非均衡之中，它永远在成长，在变化，它的本性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机械学。熊彼特28岁时发表了他最早的著作《经济发展论》，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从此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异教徒”生涯。经济活动结构性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呢? 熊彼特指出，是创新，是在技术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创新。他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创新促使资源从旧的、过时的产业转向新的和更富有生产性的产业。创新的主体是什么呢? 熊彼特认为是见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他们是“创新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者进行创新的目的之一在于谋取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还有心理上的特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凡人，为了表现出自己“出类拔萃”，而去竭力争取事业成功。这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一种“战斗的冲动”，这种精神被称做“企业家精神”。更一般地，熊彼特提出了创新者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
如果考虑到提出新知识与发明新技术一样都是创新，那么新制度学派与创新学派的基础相当一致。创新学派把创新分成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前者应用于企业与社会组织、经营管理形式，后者大体上分为“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中性的技术创新”。比较起来，创新学派的贡献在于更多地注意到企业家对于生产过程的贡献，对生产要素的组织和运营的完善化，用索洛 (Robert M.Solow)的术语叫做“非体现性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不需要任何投资，但是能增进利益和效用。在他们看来，企业家已经不等于一个资本家，一个投机商，或一个只想赚钱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是一个人类知识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了。
从此之后，更多的学者不再把生产力视为一种继受性的客观存在，而把它视为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K. 阿罗(Kenneth J.Arrow，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研究了生产经验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舒尔茨(Theodose W.Schultz，1907-,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研究了教育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断定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形成人力资本。舒尔茨证明“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收益比物质资本的收益大得多，并且这个优越性使教育投资的扩大比其他投资快得多”(《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1979)。因此他更注重教育和培训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60年代初期，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J.Stigler，1911-1991，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信息经济学概念，在《信息经济学》一文中，他写道:“学术界人士都知道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知识就是力量。但在经济学界，这一命题却如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几乎完全被忽视。”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一文中，他指出:“对信息投资的报酬是劳动力更有效的配置:劳动市场的信息越充分，在任一给定时间，每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越接近极大”，他还说，“在闭塞的制度中，恩里科.费米只能是个花匠，冯.诺伊曼则会是个药铺的收款员”;索洛(Robert M. Solow，1924-，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他估计在1909到1949年之间美国每小时工作的总产值增加了一倍，其中7/8来自于“最广义的技术变化”，1/8来自资本密集度的提高;J.施穆尔勒分析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以后，认为应该把技术进步作为因变量来考虑，同时指出技术进步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来源于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W.耶尔则指出，“新知识的创造日益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
还有一些学者继承了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的思路，研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文明社会有两大支柱，第一是自然，第二是广义的人类文化。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文化要素了，然而对自然要素却关注不够。配第和马尔萨斯很早就提出过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增长的人口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但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开始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罗纳德.H.科斯是首开先河的学者，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从社会成本、私人成本和产权角度建立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框架。
总的来说，一个能够涵盖自然资源与文化创新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现在还没有出现。尽管说经济学研究生产与交换，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生产与交换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与文化。自然生产力被看作是无需考虑的当然前提，文化则被看作是与生产活动不直接相关的东西。结果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中，人工生产的产品既没有大自然的贡献，也不计及科学技术含量。这种正统的经济学已经受到强烈的批评。美国人A.L曼拉伯在《失落的预言家》一书中，甚至说(美国正统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经济奥秘。这种说法虽然很极端，但并非无根无据。随着人类文明体系的转变，随着对自然与文化认识的深入，整个经济学大厦必须重建，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为了指导未来的经济活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活动，不但需要重建经济学，而且需要重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经济哲学和更一般的生存哲学。现在的学者无能为力，对这些事，我还寄望于下一代学人。
第十三章:交 换
13.1 交换的起源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于是产生了交换行为。这类论断，粗略听来似乎有道理，细细考察起来，却有很多漏洞。
早年的人工生产主要是为了获取食物，满足肌体对于能量的需求。由于这种需求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可替换性，在原始的生产和需求水平上，就很难确定产品是否有剩余，也就很难确定产生交换的生产力起点。比如我们提问，假定一个人一年收获了200斤水稻，是否算是有剩余?300斤或者400斤呢?在哪一种状况下能出现最初的交换?其依据是什么?靠“想当然”过日子的理论家恐怕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还有点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亲身体验，那是1968年初，我在川北盐亭县农村一段短暂居住的经历。当时这一带非常贫困，红苕是最重要的主食，有“半年粮”之称。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往往一年连红苕也不够吃。
农民在深秋收红苕的季节，有时候要加工红苕淀粉，用来做“苕凉粉”吃，或者直接出售晒干的红苕淀粉。加工红苕淀粉要先把红苕洗干净，然后在一个“苕擦子”上擦细。“苕擦子”是用马口铁皮做的，上面用铁钉密密麻麻打出眼子，其功能如同粗糙的锉刀。红苕擦细之后要过滤。过滤的工具用两根粗木棒加一块大纱布做成，两根木棒中间交叉，钉成一个十字架，悬挂起来，大纱布的四只角捆在十字架的四个端点上。过滤的时候，把粉碎的红苕倒在纱布上面，一边慢慢加入清水，一边晃动十字架。红苕淀粉混着水流下来，盛在木桶或者大木盆里，沉淀以后，倒掉上面的“粉水”，就得到湿淀粉。湿淀粉晒干就可以保存或者出售。
纱布上面留下的苕渣，有些用来喂猪，还有一些被挤干水分，捏成拳头大小的“苕渣疙瘩”，用稻草包起来，然后把十来个“苕渣疙瘩”用稻草套成一串，挂在屋梁上，半个月左右就生出绿色的霉毛，再后来就风干了。
到了春荒时节(当时几乎年年如此)，农民把这些发霉风干变硬了的“苕渣疙瘩”取几个下来，用斧头砸碎，磨成粉，加水调和，捏成姆指头大小的丸子，砍些青菜煮成一锅，就成为一家老老少少的食物。深秋，我在农村做过这种“苕渣疙瘩”，春荒季节，我也去吃过几天“苕渣疙瘩” (现在这类东西猪都不会吃了)。
如果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时候这里的农民生活就在绝对贫困之中(顺便说一句，这种绝对贫困该不是剥削造成的吧?)。由于没有钱买盐巴和灯油，农民常用的办法是卖三、四个鸡蛋，换回一斤盐巴或半斤煤油。现在回想起这种交换，我真不敢相信鸡蛋是农民的剩余产品，因为那时养鸡的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叫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当地规定一户农家只准养一、两只鸡， 农民可能比街上买蛋的人更加需要吃鸡蛋，决不是因为鸡蛋多得已经有了剩余，才拿出来进行交换的。
吃“苕渣疙瘩”度日子的农民，鸡蛋不可能是剩余产品，这个道理并不复杂难懂。农民们不过是压缩了本来就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利用了需求弹性)，去换回更为迫切需要的食盐。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视上经常播送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然而不少人却花钱买香蜡纸烛，求神拜佛。花这种钱也无法用交换起源于“剩余产品”来解释。这时候的交换，不是因为剩余，而是人们压缩了基本需求，通过交换以满足自己认为更重要的需求。
根据人类学家尼科尔斯的考察，斯里兰卡等地的穷人，养牛不挤奶吃，只用它喂小牛，最后把牛卖给屠夫，而牛奶对于穷人本来应当算是最宝贵的食品。把他们的牛和牛奶看作是剩余产品恐怕也缺乏根据。奥德丽.里查兹研究了赞比亚的本巴人的一些家庭，估计本巴人只吃了按他们的工作应当吃的食物的60%。尤其是雨季严重缺少食物，而此时正是锄地紧张的农业季节，结果导致地里的活儿没有干好，该耕的土地也没有耕种那么多。然而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同样存在着相互的产品交换。
M.福蒂斯和S.L福蒂斯的关于加纳塔伦西人的记录表明，同本巴人一样，在农业上最需要紧张劳动的雨季，食物最缺乏。他们生产了很多粮食，有很好的仓库可以贮藏，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消费食物也不是粗心大意的，但是在庆祝收获的季节他们大量馈赠及大量消费食物。食物在他们心目中具有社会及宗教价值，而不仅仅具有经济和营养价值。祭神的物品，很难看作剩余产品。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太低，如果不献上这些贡品，完全消费掉，都还不算富裕。另外象本巴人，他们吃肉很少，但常吃毛虫、蝗虫和飞蚁，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说有剩余产品呢?
笔者还有一段农村经历，我在这段时间中作了关于剩余产品的思考。90年代初我曾经到一个产茶的山区呆了几个月，住在茶农的家里，得以观察、体会和研究他们的生活。有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收入主要来自茶园和山上的林木，一年大约收入六、七千元钱。生活应该算是比较好，却很难确定是否有剩余产品或者说到底有多少剩余产品。尤其是山上的树木，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砍几根卖了，换回钱来，否则就让它长在山上。卖树木的交换到底是因为需求还是因为剩余而引起的，我倾向于前面一种看法。
如果把茶农与工厂工人或者其它农民相比，可以发现茶农生产劳动时间很少。春节后给茶树施一次化肥，清明前后开始采茶，这时候还有一些“打工妹”前来做工，一家人往往雇两三个姑娘采茶。一年累计忙一个多月，再就是冬季砍一些木材或者毛竹出售，其余就没有多少生产性的劳动了。
剩余产品并不明显，而剩余时间却非常突出，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叫做“闲暇”。闲暇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自然剩余。大自然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为他们准备了富裕的生存条件，大自然的剩余是真正的原始剩余。
即使在游牧生活时代乃至于更早的动物时代，人就不需要花费全部时间来寻求或者制造生活必需品。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闲暇时间也大量存在。读书人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就是因为这些时候没有农活可做。在缺乏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交换市场的地方，人们不能把闲暇时间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财富(如货币)。据我在一个偏僻山区的观察，冬天无事可做的时候，农民们往往搭起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或者在一起玩牌消磨时光。闲暇时间大多自然流失，既可以说是浪费了，也可以说是作为一种自然福利享受了。
为生活必需品花费的时间越少，人们的闲暇时间也就越多。如果能够提供适当的交换途径，把这些闲暇投入物质生产活动，就可能增加剩余的物质，获得剩余产品。在历史上，剩余产品首先是由闲暇时间转变而来。在大工业时代，人们不分白天黑夜阴晴寒暑，在人造环境中连续生产，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剩余物质财富。但同时，剩余的闲暇时间也就减少了。一般而言，(物质形态)剩余的增加来自两方面，第一是生产技术的提高，第二是闲暇时间的减少，即把闲暇时间转变成剩余产品。
赫伯特.西蒙在《有限理性说》一文中，做了一个“简单化生物”的假设，这种生物能进行三种活动：休息、觅食和进食。如果它在每一餐的觅食和进食所需的平均时间里消耗的总能量，少于一餐所得到的能量，它就把剩下的时间用于休息。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也谈到：对西方人来说，以最简单的技术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勉强维持生存，似乎是一种令人气馁的挑战。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生存方式，狩猎－采集者常常能够在３或４小时内收集到足够一天的食物。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小组在60和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显示的桑巴人部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很明显，无论对人还是对一般动物，休息都是一种原始剩余，它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除开原始剩余概念之外，另一个必须弄清的问题是交换的目的(效用)。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交换呢?在斯密的理解中，交换倾向是人的一种特征或者本性。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一条狗与另外一条狗公平地交换骨头，这是人特有的行为。斯密还认为“相互交换”倾向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交换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譬如麦克库洛赫就认为交换的功效在于能够增进财富。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许多学者也赞同这个观点，甚至认为交换能够增进价值总量。马克思很矛盾，他认为国际交换能够增进一个国家的价值总量，却不承认国内的交换可以增进价值总量。
广义地讲，一般交流都能够增进人类的福利。不同种族通婚，有益于提高人种质量;文化技术交流，有益于提高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种质资源的国际交流，有利于粮食增产;商品交易有益于资源优化配置，增进生活福利。反过来说，增进利益也是人类社会相互交流(包括交换)的动力。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在淮北则为枳。淮北无桔，但可以用其它产品从淮南换回桔子。
比起“剩余产品产生交换”来说，相反的命题更真实:不是剩余产品产生了交换，而是交换导致了剩余，交换带来的利益促使人们大量生产，然后才出现了剩余。大量的剩余产品正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即使到现在，物流不通交换不畅的封闭地区，人们也不会大量生产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产品。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04-1989，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析过原始交换和市场的形成历史。他认为在习俗经济中，偶然交换很早就存在，所有的社会集会，都能为交换(后来发展成贸易)提供机会。最初带到集会上来的物品，可能是祭神的礼物，但如果参加者携带的东西不同，可以互相交换一些。交换如果带来可观的利益──譬如说能得到优良品种的禽畜，就会发展起来，结果可能使宗教性的集会变成商业性的集市。希克斯十分谨慎，他采用的术语是可交易品，而不是剩余产品。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第一，交换者必须拥有不同的可交易品;第二，交换能够增进利益;第三，不同所有者之间才能进行交换。
这是几个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基本出发点，直到现在仍然有意义。譬如说，交换必须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者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同一个经济主体内部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换，在本质上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市场活动。如果国家本身是经济主体，企业只是国家实施生产活动的机构，那么企业之间的交换在理论上就有困难。双方背后是同一个利益主体，都是国家财产，进行交换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左手和右手之间进行交换，白白支付交换成本呢?国家作为财产的所有权者，往往会为了降低交换成本，直接采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代替市场上的交换行为。这可能是大量国有企业推上市场后却难以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的原因之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利益主体的分解，才可能进行有效的交换，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
13.2 资源禀赋差异
拥有不同可交易品的前提是交换双方拥有不同的产业资源。这个前提在现实世界中可以成立，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即存在资源禀赋差异。
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随机差异，都会使资源分布表现出非均匀特征，在宇宙达到热寂混沌状态以前，不均衡状态会一直存在，这种必然的不均衡是资源禀赋差异的根据。
资源禀赋差异对人工生产活动有明显的影响，举例如下:
1.光辐射差异。太阳光是地球上最主要的光源，也是未来潜力最大的能源，而且太阳光能量是地球上生物生命活动的几乎唯一的能源。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把太阳能转变为有机物体内的化学能，动物和其它异养生物则从植物那里获得生命能量。太阳能分布就很不均衡，我国太阳辐射最强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区，辐射量高达190大卡/cm2.年。辐射量差异是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原因之一，上海的稻米单产不及天津和北京，就与夏季北方辐射量大于南方有密切关系。
2.积温差异。积温差异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的东北地区，≥10℃积温大部分为2000-3000℃，目前只能播种一季植物;华北地区≥10℃积温大都在4000-45000℃左右，可以种两季早熟作物或者种植二年三季作物;长江流域≥10℃积温大都为5000-5500℃，可以种双季稻，或者双季稻加冬作;华南地区≥10℃积温大部分在6000℃以上，可以一年三熟;在≥10℃积温7000℃的地区，还可以作三季稻加冬作一年四熟。
气候方面的差异对工业生产同样有影响。譬如纺纱就需要特殊的气候条件，空气湿度大、气温相差小就很有利。英国的兰开夏郡就占有这样的优势。在波尔顿，夏季平均温度摄氏16度，冬季4度。平均相对湿度0.82，最潮湿的月份0.93，最干燥的月份0.78。在没有空调设备的时候，这种气候条件对于纺织业简直得天独厚。人们把这些优势和利物浦良好的贸易条件结合起来，把兰开夏建成了为英国的棉纺织产业的诞生地。
3.土壤类型差异。土壤随地表热量和水分的变化而出现差异。我国沿海湿润地区的土壤，从南而北依次为砖红壤、红壤、黄棕壤、棕壤、和暗棕壤，而暖温带地区，从沿海到内陆依次分布的土壤是棕壤、褐土、黑垆土、灰钙土和棕漠土。不同的土壤含有不同成分或者比例的元素，适宜于不同植物的生长。
4.水资源分布差异。水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资源之一，而可被人类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存在着空间和时间分布差异，中东的淡水贵如油，中国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占52.5%，大城市的缺水问题日趋严重，不同季节的降水量也有差异。这些都会影响人工生产活动。
5.土壤自然肥力差异。大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平原，一般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河网密集，有河水携带的大量有机物资沉积，多为良好的农耕土地资源。
6.生物多样性差异。生物多样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然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并不均匀。仅占全球陆地面积7%的热带森林容纳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物种。Myers确定的10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占全球陆地面积的0.2%，却拥有占世界总数27%的高等植物，其中13.8%还是这些地区特有的物种。自第四纪以来，由于中国没有遭受过大陆冰川的覆盖，因此还保存了一些珍稀的物种，如大熊猫、扬子鳄等等，它们就是中国特有的资源动物。有资料介绍，中国的哺乳类动物物种数居世界第5位，鸟类种数居第6位，凤蝶第2位，种子植物第3位，物种数约占世界总数的10%，属于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分布也不均匀，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地。
7.矿产资源差异。大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是在特定的成矿作用过程中富集形成的，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均匀性，地壳中出现了矿产资源分布差异。许多在地球高温时期进行的成矿过程随着地球的冷却已经停止，矿产资源差异就在地球上固定下来。
8.历史文化资源差异。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也是潜在的产业资源。巴黎的艺术也是一种产业资源，英语可以成为产业资源，川菜可以成为产业资源，中医中药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资源。
9.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资源差异。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景观和人类文明历程中创造的人文景观，都是可以利用的产业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公布了几百个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80年代，中国的长城、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黄山、泰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列入名录之中，后来又增补了武陵源、九寨沟、黄龙寺、承德避暑山庄、孔府和孔庙及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秀美神丽的景观是良好的资源。即使沟壑纵横十分贫困的黄土高原，仍然可能因为它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悲壮记录，成为展示过去警醒后人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资源。
10.技术资源差异。技术起源于创新，创新永远发源于个体和特例，因此技术资源也是有差异的资源，首先用好技术创新的地方或者企业，可能获得技术资源差异带来的利益。
11.人力资源差异。现代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人力资源，这不是指作为自然力量的体力资源，而是指带有文化创造能力的人力资源。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国民道德可以形成人力资源优势，而人力资源优势本身就是技术产业优势。
细细列举，还可以发现很多可以利用的有差异的产业资源。
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导致产出效率差异。中东石油储量大产量高，山西煤炭产出效率高，这就是矿产资源优势带来了产出优势。茶树、板栗宜种在酸性土壤里，高粱适宜微碱性，棉花、水稻适宜中性土壤，这是土壤资源对产出的影响;森林分布区的年降雨量至少要在400毫米以上，草原分布区要在200毫米以上，年降雨量200 毫米以下的地区则分布着荒漠草原，全世界的稻米产量几乎全集中在东南亚和东南亚季风区，这是降雨量对产出的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犹太人纷纷移居以色列。当时很多人担心这些移民会带来大量的问题。殊不知在1992年和1993年却传来喜讯:原来这60万移民中，40%的拥有大中专毕业文凭，平均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甚至高于东南亚国家，他们不但很快适应生活并且找到工作，而且成为以色列经济高涨的发动机。以色列银行行长费伦克尔为此十分高兴，他说:“在以色列的经济史上，国民生产总值的真正激增是随着大批移民的流入而出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劳动力增长12%──而质量非常之高。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缺乏物质资源优势，却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创造了文化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这是人力资源差异对产出的影响。
土壤、气候、矿产、文化技术水平、风俗习惯等等差异永远存在，善用心者，可以把差异变成产业资源。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乃至个人都可能发掘出自己的资源优势，家家抱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土地平坦肥沃、光照良好、灌溉便利、无霜期长的地方，自然适宜种植业;煤矿铁矿藏量丰富、容易组织运输，是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机械工业的良好条件;而科技教育水平上乘，信息通道良好，环境优美污染少的地方，则是发展符号产业和电子高技术产业的理想环境。
13.3 交换增益
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导致了产出效率差异，利用优势资源进行生产，可能形成产出优势。市场交换就在不同的产出效率之间进行，其目的是获得交换增益，其实质是交换各自的产出优势。如果不同经济主体拥有的资源完全相同，那么只能够各自进行狭义的生产活动，实现自给自足，交换活动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另一方面，资源优势只是一种比较优势，如果不能通过交换而共享，它就不能转变为产业优势，也不能增进商业财富。戴维南特在《方法和手段》中说:“不同地域和国家的出产不同，这表明上苍希望他们互相帮助。”实际上，交换正是我们实现上苍希望的基本手段。
重商主义者静止地认识经济资源，把财富唯一地看作是金银。金银从哪里来呢?他们认为来自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因此国家必须直接管制对外贸易，实行施垄断，不能放任自流。他们把其它民族视为敌人和对手，希望通过掠夺式的国际贸易使国家富强。依照此理，重商主义者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利用政府权利积极支持的本国的工业、贸易和航运发展。
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最能够提供国民财富的，不是详尽的规定，而是让企业享有自由。在斯密看来，让商人享有经济自由，商人就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社会也就会繁荣起来。
斯密认为商业自由不但在国内需要，在国际贸易中同样需要。他在《国富论》中论述这个道理说:“有时，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那么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作斗争是枉然的。通过架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30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质量的葡萄酒。仅仅为了鼓励在苏格兰制造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的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优越的地位，是固有的还是后来获得的，在这方面，就无关重要了。只要一国具有这种优势，另一国无此优势，后者向前者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反对生产费用决定交换价值的理论，提出了比较费用的贸易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能够从国外进口商品，不是决定于外国生产这种商品的费用，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在交换中为获得这个商品的费用与要是不进口它，在国内生产这种商品必然要付出的费用的比较。只要任何一种商品对另外一种商品的购买力，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小，彼此交换商品对于这两个国家就都有好处。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to，1772-1823)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他认为决定交换的不是绝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而是比较生产费用的不同。虽然英格兰的矿山和棉纺厂较之瑞典都更具有生产性，但是英格兰用棉织品交换瑞典的生铁，仍可获得利益，因为比较起来，英格兰棉纺织业的生产率更高得多。
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约.雷.麦克库洛赫(J.R. MarcCulloch， 1789-1864)举例说，在英国生产法国或者西班牙的酒，比进口法国或者西班牙酒要花费更多的开支。英国有品质优良的羊毛、丰富的煤炭、技术高超的工人、灵巧的机器以及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工具，生产的布匹很便宜;而葡萄牙的土地和气候特别有利于栽培和生长葡萄，他们具有生产葡萄酒的便利条件。很显然，在英国生产布匹，并且用布匹换取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比在英国本土上生产葡萄并酿酒能够得到更多的葡萄酒供应。同样，在葡萄牙方面，生产葡萄酒换取英国的布匹比自己生产布匹更符合大自然的意志。
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分析了交换带来的利益，批评了重农学派认为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因此不能增加财富的观点。他写道:“英国商人生产布匹以换取葡萄牙的酒，其成本可能等于、甚至超过葡萄牙人生产酒所需要的成本。但是必须看到，在交换过程中，葡萄酒的价值是依照有特殊天然生产能力的葡萄牙所需的生产成本来估计，而不是依照英国的生产成本来估计，否则贸易即无从进行。同样布匹的价值是依照英国生产它所需要的成本来估计，而不是依照在葡萄牙生产它的成本来估计。这两个国家商业交往的利益，在于它们都能得到一种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用最少的费用而生产的商品，而这种商品的生产，在它们没有自然能力条件下，直接在本国生产，其耗费要大得多。一方的所得，并不是另一方的所失。它们双方都因这种交往而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们双方在商品生产中都节省了劳动和费用。结果，两个国家的财富不独更好地分配了，而且也因两国建立起来的地区分工，而大大地增加了”
事实上，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自由贸易能够给参加贸易的各方增加额外的好处。约翰.穆勒认为通商的直接利益在于增加各种生产力的效率，而且不止于此，通商还能带来更高一级的利益。它可以使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通商使各民族认识到，应当以善意来看待彼此的财富和繁荣，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中发现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
18世纪的国际贸易理论正是现在全世界广泛进行着的互补贸易的基础，或者说是一切自由贸易的基础。
13.4 交换与生产
通过交换，我们能把自然财富和文化财富转换为商业财富。而且，与那种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够增进社会财富的理论相反，交换同样能够增进社会财富。由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存在着绝对的禀赋差异，各个经济主体拥有的资源不同，可以形成独特的产出优势。在一个合理的可交换的经济体系中，每个经济主体都可以扬长避短，通过市场放大自己的产出优势，同时享受到其它经济主体的产出优势。于是，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收益。
如果一个经济主体需求某种物品，譬如小麦，它应该如何获得小麦呢?在非交换的经济体系中，唯一的办法就是生产。而在可以交换的经济体系中，理论上讲，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自己组织资源种植小麦，成为一个小麦生产者，通过生产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二种方案是自己不生产小麦，仍然保持作为一个水稻或者茶叶生产者，通过交换获得小麦，满足需求。
问题转变为，到底应该采用哪一种方案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困难，只需要进行收益比较:投入相等生产资源时，哪一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满足需求。譬如自己投入资源种小麦，与投入相同资源种水稻或者茶树，然后用稻子或茶叶换回小麦相比较，看哪一种方法更合算，就可以做出合理的选择。一般而言，恰当的交换可能增进他们的收益，这一部分就是交换增益，就是交换带来的福利。
如果采用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术语，生产效率可以分为工程的效率和经济的效率;前者指的是一旦资源配置确定时在方法上的选择，其功效是实现经济主体的目标最优;后者衡量的是能否把资源配置得使生产达到最大化，即把交换和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最优。
对于交换型经济更细致的分析是科斯(Ronald H.Coase)教授给出的。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效用和交易费用的概念， 在完全竞争化的市场中，市场交易的一般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签定合约的费用，执行合约的费用，监督违约并对之惩罚的费用等等。若要通过交换得到一种产品，不仅要支付生产这一产品的费用，还必须支付获得这一产品的交易费用。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将影响对生产方式的选择，交易费用太高，意味着资源配置成本高，将会抵消交易效用带来的增益，实际上也会造成社会生产费用的浪费。
13.5 绝对价值体系
交换价值问题曾经是经济学中一个争议很大的基本问题，有时还带着浓厚的火药味。
古罗马时代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提出了公平价格概念。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形成了公平价格理论，以解决买卖双方都不吃亏的问题。不过公平价格的基础是什么，却没有一致的看法。阿奎那赞成用劳动量确定公平价格。
17世纪的哲学家和最早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货币价值过程中，提出了广泛的商品价值问题。早期的学者注重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使用价值， 常常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在一起。英国经济学家巴邦(Nicholas Barebone，1640-1698)在《贸易论》中提出的观点是“一切商品的价值全来自它们的用途;没有用途的东西也就没有价值。”巴邦认为人类生来有两大需要，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肉体的需要是衣食住，而精神的则需要无穷无尽。能够满足两类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有价值。巴邦意识到人的需求可以变化，只有少数东西(如食物)真正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
价格与价值有什么关系呢?巴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现在的价值。他指出，商品的价格可变，稀罕和短缺是影响价格(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商品超过可能的需要而过剩，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举例说，气候的好坏、病虫害会影响农产品的价值;大多数东西的用途是满足精神需要，而不是肉体必需，随着时尚的变化，这些东西可能失去价值。17世纪的研究者都提到水的用途很大，但交换价值很小，钻石用处很小，然而价值很大，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对钻石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它们的数量。
巴邦的价值概念十分原始，但可以看出，他大致上采用了相对价值概念：价值受稀缺、风尚等等因素影响。
17世纪经济学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商品价格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1).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和(2).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经济学家没有区别价格与价值，也没有严格区别价值与财富概念。
在17世纪的经济学理论中，就存在着绝对价值标准与相对价值标准两套体系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经济学历史中变换了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绝对价值概念在历史上表现为用商品的“用途”“包含的劳动”“土地”“包含的麻烦”等等概念作为价值尺度，相对价值概念却用“稀罕”“稀缺”“效用”等概念作为价值尺度。17世纪后的主流倾向是大部分学者趋向于选择绝对标准，倾向于用一个固定的因素作为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他们很难容忍不把价值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基本元素的作法。经济学家的作法建立在当时更为广泛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牛顿科学体系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建立经济理论的参考框架，提供了一个复制模板，他们模仿牛顿建立力学体系的方式进行思维，为自己铸就了决定论的思想模式，这种模式引导他们去寻找一、两个绝对的元素来描述整个经济活动。
沿着绝对价值体系方向走出第一步的是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这位出生贫困的学者一生只上过两年小学，当过侍者、水手、医生和音乐教授，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配第使重商主义研究流通领域为主的经济学进入研究生产的领域，成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工业资本开始形成阶段的经济学理论。
配第认为价值来源于土地和劳动，他尝试建立价值和某些固定不变的事物之间的确定的联系，即希望建立绝对价值体系。配第早年用自然与劳动这两个绝对标准来表征交换价值(配第称为自然价格)。1662年配第发表《赋税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同时他仍然还坚持土地产生价值的观点。配第分析说，假如有人开采1盎斯银并且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所生产1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而谈到土地的价值时，他又认为“正确而自然的问题必定是:它将供给多少人食物?”，于是他希望通过土地的价值决定其它价值。配第最早的观点是:“一切东西都应该根据两个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估价。”
配第本人并不满意用两个绝对标准来衡量一个交换价值。他进一步研究，认为单用劳动或者单用土地来表达一种商品的价值将更为方便。为此他努力寻求“土地和劳动之间的一种自然平价”，借此“把一者化归为另一者，就象我们把便士化归为镑一样容易而又可靠。”这就是希望把两个绝对价值标准化为一个绝对价值标准。在1672年《爱尔兰政治解剖》中，他得到的结论是:“一个成年人一天食量的平均数而不是一天的劳动量，是价值的公共量度。”配第利用这个概念在自然与劳动之间建立了一个通道，确定了土地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量度关系。
配第也曾经考虑到技术对生产的影响，因此他寻求在“技术和简单劳动之间的平价和等值。”他说:“如果通过这种简单劳动我能在一千天里耕耘一百英亩土地准备播种;然后假定我花一百天研究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发明为此所用的工具;但在这一百天里土地一点也没有耕耘，而在剩下的九百天中我耕耘了二百英亩;那么我就说，上述仅花一百天代价发明的技术，永远值一个人劳动的价值;因为一个人采用这种新技术就能完成两个不用这个技术的人所做的工作。”
配第指出，“原来100个人能完成的工作，现在要200个农夫来完成，那么那里的谷物就会贵一倍。”
配第已经发现自己定义的自然价值与市场价格不同，他认识到银和谷物的比价还受到市场供求波动的改变，不过他认为这种比价是人为价格，偏离了自然价格。他仍然倾向于维护有绝对意义的自然价格，不认为市场价格波动有本质上的意义。配第的绝对价值思路为后来者继承，逐渐演变成为以劳动为标准的绝对价值理论体系，同时也使市场价格与绝对价值在概念上分离开来。
配第之后，洛克也研究了价值形成问题。洛克强调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认为在大多数东西里面，百分之九十九应该完全归功于劳动。为什么还剩下了那么一点呢?因为洛克同时也注意到，劳动必须要有原料进行加工，原料不是由人的劳动而是由大地所创造。因此洛克认为价值还有一小部分应当归功于大地。
洛克强调劳动是决定价值的一个因素以后，也承认供需关系的影响，承认“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按照买卖双方人数的比例而涨落。”他还考虑到了代用品的存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假如在小麦和其它谷物奇缺的同时，燕麦的数量很多，那么，人们对小麦的珍重必定远甚于燕麦，因为小麦更有益于健康、可口和方便;但是，既然燕麦可满足维持生命的绝对必需，所以当燕麦的价格比较便宜时，尽管它有某种不便，人们还是不会用所有的钱去买小麦，而失去所有其他生活上的便利。”
可以看出洛克的价值体系是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混合体，而且在绝对价值的结构方面仍然保留了劳动价值和自然价值双重构成。
稍后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坎迪龙(Cantillon，1680?-1734)认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有两类，即固有价格和市场价格。一件东西的固有价格或价值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所包含的土地或劳动的数量，同时还要考虑到这土地的质量或出产以及劳动的质量。坎迪龙同样注意到商品的市场价格并不总是和固有价格相等，而是受供求关系、流通钱币的数量及其流通速度的影响。“如果农场主种的小麦远远超过当年的消费需求，那么，由于小麦量过剩，卖方多于买方，小麦的市场价格必然低于固有价格或价值。”由于采用了固有价格或价值观念，坎迪龙认为在调节良好的社会里，商品和货物的消费相当恒定和均匀，它们的市场价格不会与它们的固有价格出现很大的差异。
坎迪龙已经沿着配第的路线发展了，他主张绝对价值，而且这个绝对价值仍然是由自然与劳动两重要素构成。坎迪龙还强化了配第关于市场价格与绝对价值分离的观点，这时候大多数学者坚信在市场价格背后存在一个不变的绝对价值，寻求这种绝对价值成为后来研究者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
绝对价值体系最重要的推动者当属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了。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斯密认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而且他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在这一点上，他主要是针对封建势力，君主，官吏，牧师这些“上等阶级人士”， 斯密认为这些人脱离物质生产，浪费社会财富。
在斯密看来，任何东西的真实价格，即想获得它的人实际付出的代价，是为获得它而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对于已获得它并想支配它或用它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该物品能使他免除并转嫁于别人的艰辛和麻烦。用货币或货物购买东西，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身体的艰辛去获得一样，我们支付的货币或货物实际上使我们省去这个艰辛。斯密认为世界上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对于占有财富并愿以之交换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斯密认定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劳动者可以说具有同等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凡是难于得到或花很多劳动才能获得的东西，价必昂贵;凡是易于得到或只需花很少劳动即可得到的东西，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用于估量和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真实的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它们的名义价格。
斯密处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末期。他写《国富论》时，经常和他一同在校门口“杀馆子”的一位“哥儿们”，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的技工瓦特已经在改造蒸汽机了。斯密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工具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良好的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仅仅用工人投入的生产劳动很难解释这个现象。在同样工具的条件下，投入的有效劳动越多，产出的产品也越多，这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然而相同的劳动量与不同工具的结合可能有不同的产出效率，这个事实却难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工具对产出效率的影响会威胁到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逻辑学教授的斯密当然不会不见。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两条可能的理论思路，第一条是全面研究工具发展对生产过程的作用和影响，并且把工具的影响反应到价值理论中去，当然最后的结论就不是劳动价值论所能包容的了;第二条思路是维护劳动价值论，把工具对生产过程的作用折算为劳动，由此纳入劳动价值论体系之中。斯密采用了后一种作法。
依照英籍匈牙利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的观点，一切科学研究纲领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硬核周围包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辅助假说所组成的保护带。斯密的理论纲领“硬核”是劳动价值论，为了保护这个理论硬核，他提出了“购得劳动”概念，形成了理论的保护带。斯密认为工具是一种“购得劳动”，是上一个劳动环节的产物，归根结底还是劳动，工具的作用仍然归结为劳动的作用，与劳动价值论相一致，斯密最后的结论是一连串的劳动环节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
齐天大圣的尾巴总要漏馅，理论的本质困难无法通过修补而克服，“购得劳动”就象立在庙子后面的旗杆一样，与整个庙宇的风格和真实性相冲突。由于承认了购得劳动即物化劳动(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等于承认了机器也可以创造价值，这又回到工具创造价值的概念上去了。“购得劳动”概念仍然直接与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这个基本论断相冲突，这是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斯密建立了彻底的绝对价值体系，并且把从配第开始的自然与劳动两元化的绝对价值体系改变为完全由劳动决定的一元化的绝对价值体系。而在斯密的绝对价值体系中，遇到了工具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引入“购得劳动”概念后，又产生了绝对价值的二元化构成问题，这个困难的本质在于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不断进步的技术在生产和商品价值构成中的作用。
斯密以后，经济学理论发生了较大的分裂。一边以马克思为代表，强化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极端的一元化绝对价值体系;另一边以萨伊为代表，放弃劳动价值论，放弃绝对价值体系，建立了相对价值体系。
斯密的绝对价值理论体系为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更加彻底地坚持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为了克服斯密 “购得劳动”的理论困难，马克思只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不承认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工具也罢，机器也罢，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只能转移人的劳动而不能代替人的劳动，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机器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的差别，不过是后者的价值一次就转移到产品之中，而前者的价值是在一段时期内逐渐分批地转移到许多产品中去而已。至于知识和技术，马克思根本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努力对这种绝对价值──劳动价值予以量化。为此他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选择用来度量抽象劳动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指商品社会中在最普遍、最一般和中等的生产条件下，具有一般的、中等的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普通劳动强度之下，生产每单位商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时间。
同所有追求绝对价值体系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也得面对商品变动的市场价格与不变的绝对价值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绝对价值向价格过渡的问题。如果绝对价值理论不能对在市场上变动的价格做出合理解释，它就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际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基本延用了前人的现成思路，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或者说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价格的内容。
于是，马克思完成了以抽象劳动时间为价值标准的绝对价值体系。在从配第开始的追求绝对价值体系的经济学历史中，马克思以极端彻底的方式划上了句号。
马克思企图用一种纯逻辑的方法来克服斯密的理论困难，并没有正视在斯密理论中反映出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的问题，结果它陷入了更深的理论困境。
用劳动时间定义交换价值，起码的要求是两者表现出普遍的正比关系，然而这种要求很难满足。譬如我们可以发现:(1)存在不包含劳动时间但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如原始森林、矿山、土地资源;(2)存在劳动时间含量极低而交换价值很高的商品。葡萄酒在窖里发酵，无需施加劳动，但是仍然能够提高品质并且增加交换价值;现代的自动化工厂和无人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包含的劳动时间极少而交换价值可能很高;(3).另一方面，存在着投入劳动时间很多而交换价值相对很低的产品， 甚至存在投入了大量劳动时间，但是其使用价值很低，以致于根本不能实现交换价值的产品。
其次，存在没有劳动量变化而交换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物品。石油在20世纪初期基本上不值钱，而在其后半叶获得了较高的交换价值，这其中没有花费劳动时间。也存在投入的劳动量不变而价值发生重大损耗的产品，在技术进步很快的时代，许多产品大量产生无形损耗，一台机器设备，放置几年后可能交换价值变得只剩下几分之一，甚至根本失去了交换价值。知识含量极高的产品尤其明显，专利过了保护期，就没有交换价值了。
其三，即使作最简单的调查也可以证明，机器不仅仅是在转移人的劳动，而的确是在代替人的劳动。假如制造一台车床要用100个劳动日，那么我们使用它的时候，绝不仅仅是为了把这1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转移出来。我们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节省100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如果我们的希望实现了，就有990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是机器代替人做的。应该承认，机器是一种劳动力，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即受人支配受人控制的劳动力。这是机器的实质。要想回避这个事实，使用“仅仅提高工效”、“转移劳动”之类的遁辞来描述机器的作用，只能使理论变得更加混乱，无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