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用以演绎体系的基本命题就站不住脚。
马克思的绝对价值体系的内在困难还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无法确定。所谓“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隐含这样一个前提:该商品一定要在社会较大范围内投入劳动力、用相同且稳定的生产技术水平、在相当大的规模上重复生产，只有这样，普遍、中等的生产条件与熟练程度才有意义，才有可能考虑社会必要或平均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这个要求十分苛刻，很难满足，我们可以作一些分析:
1.它假设社会生产过程为一个静态过程，生产水平没有较大的变化而且基本相等。如果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发展迅速，就不可能确立普遍和中等的生产条件。发生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事实是，生产水平发展很快，不会等到确立社会中等的生产条件，先进生产力就已经淘汰落后生产力了。
2.它要求一个不受到外地或者外国不同生产水平冲击的市场。在不同产出水平的国家之间的交换，无法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也无法确定绝对交换价值;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到底是多大范围的社会，马克思没有确定。
实际上，马克思生前已经遇到了这个困难。劳动价值论的先驱之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用比较成本理论分析国际贸易时，就发现可以用葡萄牙80人一年劳动生产的酒和英国100人一年劳动生产的毛呢相交换，这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同样一种商品具有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两种不同的尺度，在国内交换时，是以国内价值作尺度，在国际交换时，是以国际价值为尺度。各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相遇时，它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鉴于各国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互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
这里麻烦就出来了。如果我们就一件商品请教经济学家确定其交换价值时，这位(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还要问清该商品是在何处生产，打算在国内销售还是在国际市场销售。这就意谓着商品的价值仍然与产地和市场范围有关，不完全由生产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由生产决定。答案又偏离了劳动价值理论，与由供求关系决定价值(价格)只有半步之差了。
同样，马克思认定价值来自生产，不承认交换可以增加价值，但是他却肯定国际交换可能增加一国价值总量。这又是矛盾，既然价值来自劳动，国际交换如何又能够增进价值，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 国际间的交换可以增进一国的价值总量，那么地区之间的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个地区的价值总量呢?在这个矛盾中，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是正确的，而关于价值起源的观点和绝对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则是不正确的。《资本论》出版后不久，就有研究者指出，《资本论》的第二卷打倒了第一卷。就这一点看，的确如此。
3.对于只生产一次的产品(如知识创新)，只有具体劳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没有意义。伯努利兄弟都是一流的数学家，然而在分析悬链线时，哥哥雅各布.伯努利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劳而无功，弟弟约翰.伯努却用一个晚上求出了正确答案，当他们用这个难题去向牛顿挑战时，牛顿下班后解出这道题才上床休息。在这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多少呢？同样，谁能够确定发明蒸汽机、电话、电脑、激光需要多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种概念毫无意义，每个知识创新只需要一次，创新只有具体耗费的时间，无须大量重复，也就求不出社会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因此对于知识生产过程，劳动价值理论完全无效。
马克思希图回避斯密面对的技术与工具的挑战，斯密认为“购得劳动”也创造价值，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工具与技术也参与创造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不承认工具与机器能够代替人的劳动，能够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实际上这是从斯密立场上的一个倒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也会暴露出逻辑困难，举例如下。
某工厂生产一种机床，单台售价10000元，成本8000元，利润(或者叫剩余价值、新增价值都可以)2000元，为了简化分析，忽略地租、利息、税收，而且假定正好满足马克思所要求的一般条件，此时的价格就等于价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100个工人劳动日，假定都满足理论要求的标准状况，即采用中等的生产条件下中等的劳动强度和中等的劳动熟练程度。那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2000元新增价值来自100个劳动日的抽象劳动，平均每个劳动日创造20元新增价值。
其中有一个工人用一天的劳动，生产20个该机床上用的螺栓，成本80元。从劳动量和成本来看，正好占百分之一。可以认为该工人创造了新增价值的百分之一。
后来工厂采用外购螺拴代替自己加工螺栓，外购20个螺栓的成本假定仍然为80元(实际上，许多外购件成本甚至可能低于自制件)，满足了生产要求。
产品的性能没有变化，售价没有变化，成本也没有变化，利润(新增价值)也没有变化，每个工人的劳动量劳动强度都没有变化。
现在生产机床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99个劳动日，而实现的交换价值与以前包含100个劳动日时相同。
如果坚持认定所有新增价值全部来自活劳动的抽象劳动的一面，那么2000元新增价值现在就是由99个劳动日创造出来的，每个劳动日创造的产品价值额外增加了20/99元。在活劳动本身没有发生任何质变量变的情况下产品出现了额外增值，于是这部分价值就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它不是来自活劳动本身的变化，而是来自活劳动之外的某种变化。这个结果表示新增价值并不完全来自活劳动本身的作用。结论与前提直接矛盾，因此应该否定新增价值完全来自活劳动的命题。
另一方面，如果肯定活劳动的质和量不变时，创造的交换价值也不变化。那么这99个劳动日创造的新增价值不变，为1980元，另外有20元的新增价值也就不是来自活劳动。认为所有新增价值都来自活劳动的命题也同样不能成立。
劳动价值论在说明价值源泉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
马克思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把绝对价值体系推进到极端，再也没有人能够克服马克思留下的理论困难。现在如果再问，是否有其它办法恢复绝对价值体系？我以为这既没有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
不能恢复绝对价值体系的第一个理由在于，无法另外找到一个象“劳动”这样覆盖一切生产领域的概念，没有更强的概念能够对“劳动”给以包容或者补充，因此重建绝对价值体系缺乏坚强的基础。
第二个理由在于，生产不是仅仅由一个两个要素所能够决定的，在生产中起作用的所有资源都会影响产品的产出率和转换效率。生产投入的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两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各自包含若干元素，其中对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发生影响的所有元素，以及对于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所有元素，都应该被看作同时对交换价值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其中的一两个元素能够起决定作用。仅仅依赖其中的一两个元素(如劳动、土地等)来建立价值理论体系，当然是靠不住的。
第三个理由在于，我们即使把决定绝对价值的要素扩展为生产集合中的全部元素，仍然不能确定绝对交换价值。绝对价值体系的构造者希望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出交换价值的根据，遗憾的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只是生产成本或者费用，生产成本不但和产品实现的交换价值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生产成本还不足以表明生产过程的全部资源投入，譬如公共资源本身没有原始交换价值，不能进行价值量度，也没有在成本中反应出来。我们不能确定1000焦耳太阳能的原始交换价值，同样也不能确定1000克水的原始价值;我们也无法确定知识的绝对交换价值，不但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绝对价值无法确定，甚至就大量的专利发明也无法确定绝对价值。假如有一天，上帝把自然界的一切实物都明码实价卖给人类，土地、海洋、阳光、空气等等都取得了原始交换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的绝对价值标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上帝的标准。同时我们还得要求上帝交代所有的自然秘密，让人类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不用自己再去摸索知识。这一切实现以后，绝对价值体系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在同上帝达成协议以前，我们还得忍受这种不理想的局面:无法建立绝对交换价值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见到，许多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这种产品无论花费了多少生产成本，由于不能实现交换，应该说毫无交换价值。还有一些花费很少成本的产品，却可能实现极高的交换价值。19世纪初美国有一位发明家叫沃尔特.亨特，有一次，他需要15美元还债，情急之下，花3个小时设计了一个可以获得专利的安全别针，并且把这个设计买了450美元。第一个设计并生产乳罩的玛丽.菲尔普斯.雅各布，1914年11月获得获得第一个关于乳罩的专利。她出嫁后把这个专利卖了15000美元，可是人们说她卖得太便宜了，有人估计这个专利价值1500万美元。这类交换价值与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绝对量都没有关系，不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为它们找到一种绝对价值根据。
第四个理由在于，绝对价值概念在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实际意义，它既不能用来计算或者量化生产行为，也不能用来刻画交换行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是基于绝对价值概念来描述和衡量自己的经济活动，这些个人、企业和国家并没有表示有任何地方需要用到经济学家苦心构造的绝对价值体系。
对于具有鲜明实用性的经济学理论来说，一、两百年来一直表现着一个奇怪的事实:不断强化一个实际用不上的概念，即商品的绝对价值。这是罕见的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
追求绝对价值体系的努力，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起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决定论信念。这种信念最早导致了万能的上帝，上帝决定了人类生存与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从哥白尼到牛顿，排除了上帝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排除决定论的影响。在牛顿的体系中，质量、空间、时间都是绝对概念，比如牛顿定义质量是“由容积和密度的积规定的物质的量”，一个物体的质量与其它的物体没有关系; 牛顿的空间概念中也保存了绝对空间，它同样与外界事物无关 ，永远不变并且是不动的; 牛顿使用了绝对时间概念，那是与外界无关的均匀的流。整个牛顿理论就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描述物理世界的。牛顿时代的力学精神影响了整个思想界，宇宙中存在着某种绝对规律成为统治一切学术领域的坚定信念。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最为极端，他认为牛顿的定律可以决定宇宙的一切因果关系，囊括宇宙的一切运动，只要知道了宇宙中所有的力及所有原子在某一时刻的坐标和速度，就可以确定世界的全部过去和未来。
这种信念影响了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区分不出人与自然的异同(当时连自然科学也还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把人类等同于一般的动物，用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或者生物世界规律类推人类社会规律，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机械决定论。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也存在一个绝对的决定性规律，如果找到这个规律，就可以象牛顿的理论用于宇宙和自然的力学过程一样，明确无误地昭示人类的未来，就可以指导人类的一切活动。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经济学家努力建立一个能够描述经济生活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也要象物理学中的牛顿体系一样，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代不磨损的绝对规律。他们希望象牛顿力学那样，把这个体系建立在一个绝对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个绝对概念要能够绝对存在，不依赖于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不依赖于时间和空间。但它又能够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简单说，经济学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经济生活中的“力”和“质量”!当物理学家能够用绝对质量表示原子质量时，就不再用氢原子核作为质量单位。经济学家也希望找到一种绝对量度标准，找到经济生活中的“质量”。 马克思果然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标准，那就是劳动时间。
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几乎都表现出染上了“牛顿热”的典型症状。尽管绝对价值概念与实际经济生活相隔很远，从来就没有获得真正的用途，从配第、斯密到马克思仍然要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为了实现绝对价值体系与现实生活的连接，马克思不惜工本，建立了从劳动时间到交换价值，再从交换价值到市场价格这样一个复杂的转换体系，其中劳动时间要经过若干复杂转换才能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又要经过若干复杂转换才能成为价格。经过这种难以捉摸的多层转换以后，绝对价值理论体系就表现得与托勒密的地心-本轮体系非常类似了，在这类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绝对价值标准”的信念正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信念一样，首先是作为研究的前提，接下来也就成为研究的结论，这类信念本身为各自理论提供的支持比经济生活和天文观察提供的支持要多得多。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建立绝对价值体系的最伟大的尝试，这位智者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体系，使它足以和物理学中的牛顿的体系相媲美。商品，绝对价值，价值运动规律，由此导致的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切，几乎是物质，绝对质量，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不因时空关系变化而改变的力学规律在社会科学中的翻版。《资本论》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而且即使完成，也只能算是对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贡献，并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科学体系已经变革，经济学思想体系也必须进步了。
当萨伊谈到商品的价值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很复杂，并且表示自己想不出什么补救办法时，遭到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的嘲笑。普鲁东讥讽萨伊说，如果交换价值不能绝对地加以确定的话，政治经济学怎么可能存在呢?两个经济学者怎能不相对而讪笑呢?普鲁东认为萨伊用了半部书来阐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却没有勇气肯定说这门科学不能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这就等于说这门科学是没有原理没有根据的，或者毋宁说他对自己论述的主题一无所知。
现在看来，可笑的不是萨伊反而倒是普鲁东。绝对交换价值没有经过严格的理论证明，就成为经济学理论一个先验的基础概念，以致于不能肯定绝对价值观念就被看作是不能确定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等于否认了这门科学的原理。普鲁东做出这种绝对判断同样只是依赖绝对化的信念，并没有给出合理的根据。普鲁东这种作法不过又一次说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比理论面临的实际困难更多地阻碍了理论进步。
萨伊并没有错，他诚实地描述了他所注意到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困难，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萨伊感觉的理论困惑不仅仅是属于 萨伊个人的困惑，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的困惑，而是当时整个人类思想体系的困惑，这是建立在牛顿体系之上的决定论和绝对观念带来的困惑。
解除萨伊的困惑不是19世纪经济学理论界能够完成的作业，它首先是科学和哲学思想界的任务。
19世纪后半叶，马赫对牛顿力学进行了理论批判，放弃了牛顿的绝对质量、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马赫认为牛顿的质量定义本身就存在两个内在的难点，第一，本来“密度”就是由质量与容积之比规定的，用“容积和密度之积”来定义质量犯了逻辑循环的错误，第二，牛顿的质量定义中假定存在一个共同的、等质的“物质的量”，而这种概念是行不通的。马赫用两个物体相互诱生的加速度的负反比来定义质量。这种质量概念是物体相互关系的量度，是一种相对量而不再是绝对量，质量只能在物体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
马赫还放弃绝对空间概念，把空间看作是加速度和相互规定的一种媒质，物理空间只存在于物理要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同样，马赫也放弃了绝对时间观念，认为观察事物变化的真实情况是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空间依存关系，所谓“同时”，不过是指观察的同时。
另一方面，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1839-1903)和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 (Ludwig Boltzmann，1844-1906)首先把统计学引入物理学领域，偶然性和概率被用来描述基本物理过程，物理学中从牛顿以来的决定论概念换成了机会概念。如果说这还留下了一些余地，即未能从物理机制上解决决定论失效的问题的话，量子力学则从微观机制上否定了决定论。1927年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确认不可能同时准确测定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在微观世界揭示了非决定论的物理机制。
由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成功，由于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革命性概念，人们改变了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理过程的看法。而且还不止于此。这些思想方法的变革在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决定论和绝对理论体系的盲目信念。以前不能容忍的随机性概念、相对性概念被思想界广泛接受，并且用来描述从自然到社会的许多现象。这种转变可能是20世纪的思想方法区别于17世纪到19世纪思想方法的最显著特征。
在一个新的广泛的世界图像的背景下，社会生活已经不是拥有绝对规律的确定性过程，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进程必然被文化的进步所改变。这时候放弃绝对价值体系，再也没有方法论方面的障碍，也不成为一个否定经济学的问题了，最多只算是放弃了经济学中某些流行的观点或者理论。这类事情不可避免。相对价值体系终于在萨伊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13.6 相对价值体系
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也是亚当.斯密的一个追随者。不过在分析商品的价值时，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ISBN%3D0691011702/readqqcombooks04A/001-0289964-8385378
萨伊并没有追随斯密走向绝对价值体系，他回到了相对价值概念。“一件东西的价值”, 萨伊注意到，“是一个具体的数量，但它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是具体的。这个价值在本质上永远是可变的，即从一点变到另一点。任何东西都不能绝对地确定它，因为这个价值是以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着的需要和生产手段为基础的。这些变化使经济学的现象趋于复杂，往往使它们变得很难加以观察和解决。对于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萨伊忠实地承认商品价值是变动的，为了在理论上说明这个现象，他采用了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效用概念，认为价值以效用为基础，效用则完全从属于我们的需要、我们一时的好恶和时尚等等，所以价值象人的意见一样是可以变动的。萨伊提出了生产的三要素概念，不过由于交换价值是变动的，所以他并不认为应该从生产中引伸出价值。萨伊认为交换价值只在交换行为中形成，只能在市场交换行为中认定，而且是在交换过程中变化的量。萨伊提出的是一个相对价值概念萨伊本人则被公认为正统学派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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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之后，人们对效用进行了更多的研究，效用成为一种满足欲望需求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量度。1854年，德国人戈森认为财富是稀缺物品的总和，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快乐或者消除痛苦。戈森的著作中，对价值的主观解释就已经得到了详尽的阐发，并且提出了快乐递减原理。稍后的杰文斯(Jevons，1835-1882)、卡尔.门格尔(Menger，1840-1921)、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在戈森的基础上，建立了对效用进行量度的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门格尔的追随者，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纳特.维克塞尔(1851-1926)把“对单位物品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物品的效用称为经济边际效用，简称边际效用，因为它正好处在可能进行经济性使用的边缘。”对消费者来说，能够得到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主观上的重要性就是边际效用，这同样是用物品对于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在灼热的沙漠中行人拥有的最后一杯水，与居住在涌泉旁边的一杯水具有极大的价值差别。这时候水的总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只有边际效用即最后一单位水的效用才决定它的价格，重点就在于这个边际效用，而不在于总效用，即所谓“狗尾巴摇动狗身子”。为了使边际效用取正值，消费者能够得到的商品数量必须是有限的，即商品是稀缺的。
交换价值是在机会和碰撞之中完成，在相互关系中间实现的。边际学派努力对这个变动的价格进行量化，边际效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桥梁，被看作是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是价值理论的基础。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还采用边际效用理论对其它经济行为提供解释，因此它被庞巴维克称为全部经济理论的要旨。
很明显，相对价值就是价格，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商品价格就是商品效用的量度，而且只在交换活动中实现和确定。除了价格之外，不能寻求其它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离开交换过程，就不能寻求到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一种相对价值，受到主观评价和市场波动影响。不过这种波动只发生在交换实现之前，作为事前量波动。交换一经完成，交换价值即告定格固化，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即实现了价值绝对化，不再受市场波动和主观评价的影响。卖方获得了确定的销售收入，买方则产生了实际的购买费用，交换价值成为一个统计数据，一个绝对数据。用斯德哥尔摩学派的话来说，成为了一个事后量。
13.7 空洞的等价交换概念
绝对价值体系的一块基石是“等价交换”概念，但实际上利用这个概念只能对交换过程做一种空洞的描述。用不同商品实现了交换，总存在着一个相对比例，可以认为这就是两个商品之间的“等价”。不过由于这个比例可能变化，所以等价交换概念本来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可是当等价概念和绝对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市场价格的“等价”变成了“绝对价值”的“等价”，问题就出来了，而且闹得地覆天翻。
斯密说:“交换是依据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或者麻烦进行的对等交换。”在这里他已经采用了“等价交换”概念，用它来描述绝对价值的等价交换。
细细推想，斯密不过提出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命题。首先，我们可以提问，所谓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或者麻烦到底是指谁的劳动，谁的麻烦?是用买者的标准衡量还是用卖者标准衡量?由于经济主体各自拥有的资源不同，这两者一般并不相同，而如果双方拥有的所有资源完全一样，他们就会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也就没有相互交换的必要了。第二，如果对参加交换的每一方来说，付出的麻烦和减少的麻烦一样多，交换行为同样没有意义，它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由于交换活动会耗费交换成本，交换本身还会增加麻烦。相等的麻烦换麻烦，岂不是自找麻烦!
我下乡种过田，在纺织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写过软件。有天我们去参观一个矿泉水厂，一行诸友无不感概万分。一瓶矿泉水3元钱，可以买1公斤粮食，或者1公尺白布。耗费的劳动呢?矿泉水灌装线上，从井里抽出来的水流进瓶子就成了;而得到1公斤粮食需要多少劳动?一季小春粮食从种到收要半年时间!棉布呢?从棉花进厂，要经过清花、钢丝、并条、粗纱、细纱、络筒、整经、浆纱、穿筘、织布、整理等十余个工序才能得到成品布，这里还没有计算种棉花的艰苦劳动!至于软件，更是无法用这种劳动时间作为交换标准了。我们为经济学家叹气，市场上哪里在进行什么相等劳动和相等麻烦的交换!
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土著居民社会进行考察后，认为最早的交易并不是采用等值报偿的方式。
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过新几内亚沿海地带部落民的集市经商情况。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土著居民参加有名的“库拉”集市，他们带去陶器、红色贝壳项圈和白色贝壳臂镯参加交换，交换以复杂的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互赠时间往往相隔数月。这种交换不仅具有实物意义，还包含有社会象征的意义。
W.H.斯坦纳曾经描述了澳大利亚北部德利河边穆卢克人和马登格拉人的“默博克”交易制度。这里的交易往往在固定的亲戚之间进行，很少发生矛盾。交易不单单是为了实利，也还具有社会目的，得到一个交易对手就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一步。交易和赠送礼物一样，也是一种友谊的表示，它可以用来增进有用的社会关系。雷德蒙.弗斯甚至认为，除了物品对于人的需要的关系，物品本身并没有内在的价值。
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交换的精髓也在于优势交换，等价交换概念同样是表象的和肤浅的，它除了能够衡量相对交易量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要用斯密的“麻烦”概念，那么可以说，交换的双方各自提供自己的资源和产出优势，通过交换增进了利益， 通过交换减少了麻烦。
这里同样没有绝对价值体系的地位，绝对价值(尤其是劳动价值)意义上的等价交换概念没有实在的意义。商品交换体系和为了交换而组织的生产体系，其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相对性。通过比较相对利益进行交换，通过比较相对利益而优化配置资源，通过比较相对利益而优胜劣汰，整个经济体系彻彻底底是一个相对体系。
13.8 自然与文化:剩余的源泉
排除了等价交换概念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弄清剩余问题。
从萨伊之后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不用等价交换概念，也不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边际学派集大成者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消费者剩余”概念。
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者对一个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者对多个消费者，他们依照商品的边际效用价值(一种相对价值)进行交换，边际效用以消费者的边际满足感为依据。但是如果出现了多个生产者，进行销售竞争，这对消费者就更为有利。消费者可能以低于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边际效用)获得商品，在这个时候起作用的不是边际效用，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消费者愿意在3000元以内的价位买一台彩电，可以认为彩电的边际效用是3000元，而此时市场价格为2600-3000元。在满足相同功能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2600元价位成交，省下了400元。一位姑娘愿意花20英镑买一条她喜爱的裙子，但实际上她在市场上只用15英镑就买到了。边际效用学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把这种消费者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她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称为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并不是从售卖者那里搜刮来的，而是交易活动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生产和销售竞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现代高效率的经济社会里的公民，能够以低价购买品种繁多的物品这一事实，是无论怎样高估也不为过的特权。
这样，商品生产者也不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剩余。那么利润和剩余又来自何处呢?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掉脸面的问题:他们几乎天天都要与利润、剩余这些术语打交道，可是当你一发问，他就云里雾里，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人们没有闹清利润是怎么回事，但是却对它诽谤有加。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中国人口头的奸商，似乎就成了利润追逐者的形象，到马克思手上，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等价于罪恶而受到诅咒。彼得.德鲁克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利润是刺激冒险家所必须的。但这实质上，难道不是一种贿赂，因而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吗?”
这真是天大的不平!到今天，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指望着利润追求着利润依赖利润而生存而发展，连素来最激烈地诅咒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爱利润热爱金洋钱了，可是利润和剩余价值，仍然背着理论和道德方面的黑锅，它们象妓女一样，受到理论道德家堂皇的鄙视和缠绵的爱恋。
对利润的歪曲认识和畸形心理使人类走了许多弯路。在这一段中，我们将了结这个历史冤案，还利润以本来的美好面目。
马尔萨斯曾经认为利润产生于流通领域，当资本家抬高自己的价格时，利润就产生了。这种解释太粗糙、太表象化了，不可能让人们信服。利润的确实现于流通领域，但并不是资本家随意抬高价格就可以得到的，产生利润必然还有更根本的原因。
在所有经济学家中，马克思可以说是最详尽地讨论过利润、剩余价值问题。恩格斯曾经简明地叙述过剩余价值的来源，他说:“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消费掉货币所有者六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反杜林论》)。
这类论述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如果我们首先提问，为什么工人不必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是只需要六小时，就可以维持一天的生活?维持生活之外，还有剩余时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剩余时间的划分比例，是从来就如此还是不断变化的，其根据何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更没有解答这类问题。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劳动者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都不改变，但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产出水平提高了，两个小时劳动产品的价值就可以维持工人一天的生活。以前6小时的必要劳动，变成了2小时，新增的4小时剩余劳动(就用马克思的术语)是这位劳动者的贡献吗?如果回答是，当然十分荒唐，如果回答说不是，那么整个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同样崩溃了，因为它表示剩余价值至少不全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
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含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有害的。
马克思以后，几乎没有人认真地探究过利润本源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回避这个问题。太硬的骨头不啃，大概这也算是一个经济学原则。
唯一的例外是熊彼特。熊彼特意识到了利润的根源问题，并且认为利润来自创新，这是一种新的思考，尽管他还没有给出更深刻的解释。
笔者给出以下的命题。
人工生产活动带来的一切剩余(包括利润、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通过生产获得的负熵。这种负熵有两个基本来源，第一是自然资源，它带来自然负熵，第二是文化资源，它产出文化负熵。
我们首先讨论自然资源。
人工生产耗用了大自然的原始资源，每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计算，每一个耗用自然资源的人也可以计算，我们是否向大自然支付了费用?尤其是，是否支付了等价的费用，相等的交换价值?没有，肯定没有，事实上人类没有能力向大自然支付资源费用。萨伊曾经提问，当一棵树木被斫倒以后，社会由此得到的产品，难道只是伐木者劳动的产品吗？那些批判萨伊的人却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叙述说:“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 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卡内基的账算得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们获得了极其廉价的钢材。廉价的基本原因在于大自然没有收费。想一想，人类有什么能力偿付在地球上居住和使用地球资源的费用?有什么本事支付使用太阳能的费用? 一切自然资源几乎都处于无偿使用状态，那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财富，也是价值和价值增值的终级源泉。
我们在生产活动中计算了成本、费用，交换活动中有了价格，还创造了抽象的价值概念，不过我们计算的仅仅是自己在人工生产活动中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完全没有包括自然资源的绝对交换价值，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然资源的绝对价值到底是多少。自然资源的绝对交换价值，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有人计算要用人工方法合成一个碱基，需要10美元。他们推论说要用人工方法合成一个人，需要花费6万亿美元!而用自然方式产生一个人，耗费就低得多了。同样，当我们收获水稻、小麦、蔬菜、水果的时候，用心想一想，如果从原始的化学成分开始，要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得到这一切，其成本是何等高昂!且不要说原始的化学材料已经是自然生产的产物了。大自然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免费服务，这种免费服务增进了人类的福利和财富，利用自然生产过程，使我们可以耗费很少的成本获得很大的收获。反过来说，一个明显的基本事实是，离开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生产过程，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根本不可能进行。
这种自然赐予是生产剩余的第一个来源，它也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自然负熵。可以肯定，人类的福利和剩余首先起源于人与大自然进行的不等价交换，或者说是对上帝的不等价交换。
其次我们讨论文化积累方面的原因。
人工生产活动是文明对自然的利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知识资源。我们需要认识自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组织各种资源，生产产品，增进福利，满足需要。萨伊曾经举例说：“蒸汽机不过是用一种复杂的方法借以利用蒸汽弹力和大气压力的交互作用，所以蒸汽机所役使的生产力事实上比投在蒸汽机的资本所役使的生产力来得多，因为蒸汽机是一种手段，强使许多自然力给人类服务。这些自然力所提供的无代价的帮助，多半比投在蒸汽机的资本所生利息的价值大得多。”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人工生产永远依赖于人们拥有的知识、文化与技术手段。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这位大胡子伯伯看来是搞拐了。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才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进行人工生产。
知识资源增进了人们的福利、利润、剩余，人们为此支付了等价的费用吗?没有!人们从来没有为使用的知识支付相等的交换价值，甚至从来就没有确定知识的绝对交换价值到底是多少。绝大多数知识处于免费使用状态，人们仅仅花费一点学习成本就得到了。我们使用蔡伦发明的纸，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体系，使用前辈几千年创造的文字系统，享用前人培育的作物品种和前辈留下的其它工具，从中获得了商业利益，然而谁也没有向祖先支付一分钱。
很明显，对文化资源也存在着不等价交换，这是对祖宗的不等价交换。它是人工生产活动的又一个负熵源泉──文化负熵。
自然负熵与文化负熵是人类社会发展(组织化)所必需的负熵源泉。在交换经济体系中，它们还以一种特殊形态存在，这就是交换负熵。它表现为通过交换获得的利润、剩余等等。
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远离平衡态”)，不同的生产单元之间有产出差异，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负熵。不进行交换， 我们就不能获得商业财富，更不能获得由资源差异而形成的负熵，剩余也不可能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最多只能以实物形态甚至以闲暇时间的方式存在。
交换负熵是自然负熵和文化负熵的综合体现，是在交换经济体系下社会有序发展的要素。我们应该光明磊落地赞美交换负熵，赞美利润。通过增进人类福利而获得的一切利润，一切阳光下的利润，都是美好的。财富本身决不是罪恶，除非它被罪恶地应用。即使利润是对冒险家的贿赂，也仍然完全正当。创新的冒险行为，增进了人类的福利，鼓励创新的冒险，是人类聪明的作法。
自然负熵、文化负熵和交换负熵，是一切福利、剩余和利润的始源。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自然负熵是基础，文化负熵对于社会进步处于主导地位，交换负熵则是应用文化负熵获得的收益。自然负熵的认识利用，交换负熵的创造实现，都取决于文化负熵的增进。可以说，文化负熵的源泉──人类大脑，已经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起点。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6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它要素，独立地创造价值，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
这是一个十分卓越的见解。
13.9 贸易与市场扩展
早年的交换只是偶然进行，往往是产品生产者双方直接进行交换。由于交换活动增进了交换双方的利益，于是逐渐被强化，演变成为重要的日常经济活动，有了固定的场地和时间，并且出现专业化的商人。按希克斯的描述，早年参加交换的一些农民可能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或者仅仅比其他人拥有较多种类的可交易品，别人会首先选择同他作生意。他有更多的交易机会，知道谁需要什么东西，由于具有这种信息优势，他有条件从一些人那里买下商品，然后转手卖出去，其商业地位也由此增强。最后他还发现专心从事商业，获得的利益大于种植养殖业，于是愿意成为专业商人。他把自己活动基地转移到市场所在地，开店营业了。市场和商人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两个端点的中介，这种历史上自然发展起来的联接方式，被称为市场方式。
市场中介使各种资源流动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配置，增进了人们的福利。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对市场的依赖也逐步加深。在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经济方式中，生产者首先要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判断市场需求，明确自己的资源优势， 以市场为导向选择生产目标，然后组织资源实施物理生产过程，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必须在市场上实现交换。可见，这时候市场不仅仅是生产与交换的中介，事实上它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起点和终点。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初的富翁绝大多数是商人而不是实际的生产者，我们还可以发现最先富裕起来的城市往往也是因为处于商业中心的地位。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原来是一个贫瘠的地方，照《古兰经》(Koran)的说法 ，是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但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商路上，亚洲到欧洲的过境贸易使麦加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后来甚至成为控制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城市。公元762年，伊斯兰教的阿尔-曼苏尔哈里发(Al-Mansur，公元754-775年在位)建造并定都于巴格达，其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滨幼发拉底河的岛屿，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从瓦西特、巴士拉、乌本拉、阿瓦士、法尔斯、阿曼、耶玛麦、巴林以及更远的地方溯底格里斯河而上的所有船只，将在这里停泊。由摩苏尔、迪牙个-拉比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的货物，以及从迪牙尔-穆达尔、拉卡、叙利亚边境沼泽地、埃及和北非沿幼发拉底河运来的货物，都将停卸于此。……无疑，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转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事实证明曼苏尔哈里发眼力不错，《一千零一夜》为我们描述了巴格达后来达到的奢侈与豪华。位于意大利中部平原的罗马开始也是一个通商的利地，人们在这里买卖马匹，进行物品交易。罗马人甚至在2-3世纪就开始和中国汉王朝直接通商，重要的贸易地位使罗马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巨型城市。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威尼斯也曾经作为东西方交流的要道而“发福”起来。
这种例子到现代仍然不少。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启示就是:贸易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了工业的扩张，没有大市场，没有商业的高速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大工业时代之前，荷兰以头等海洋贸易大国的身份成为世界强国;英国在成为工业大国以前的50年，就已经超过荷兰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成为一个商人的国家，大量的商业贸易为英国成为工业大国准备了前提条件。利物浦港是一个世界商业中心，有利的商业地位为曼彻斯特提供了机会，兰开夏抓住这个机会成长为新兴大工业的发祥地。在这段历史中，工业和商业总是互相促进，海外贸易的巨大市场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日本在二战后同样是首先选择贸易立国而走上振兴之路。日本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是松下电器公司。50年代，松下公司与菲利浦合作时，松下幸之助曾经到荷兰考察，他发现荷兰也是物资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内市场很小，但是荷兰人善用头脑，而且善用国际市场。菲利浦公司在全世界办厂，产品在全世界销售。松下对此感触良深，后来也带领他的公司走上了与菲利蒲相同的发展道路。80年代前期，越南是一个大米净进口国，1988年净进口28万吨。同年取消农业集体化，恢复家庭农场生产，大米价格由市场调节，进入国际市场体系，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结果1989年大米净出口就达到150万吨。采用自由贸易政策，利用世界大市场，对于促进生产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
亚当. 斯密有一句名言:“分工是由市场的大小决定的。”斯密详尽地描述过一个生产别针的工场，这个工场通过分工成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他们正是利用分工这种创新，用较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出了较多的商品。
不过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分工仅仅理解为工厂中的技术分工，那就太委屈了斯密。这个论断的巨大威力在于，可以把分工理解为在整个市场所及的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的活动。在一个国家的统一市场上，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工，优化配置资源;如果进入了世界市场，则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和优化配置资源。人们喜欢谈论生产过程的“规模经济”，其实如果把狭义的“生产规模”概念扩展为广泛的“市场规模”概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要有效得多。
计划经济国家受到重生产轻流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重视工农业创造的价值，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忽略商业创造的价值。笔者70年代中期从农村返城就业，当时的社会风气，进入商业系统绝对属于下下策，因为商人离“剥削阶级”“黑五类”只有一步之遥了。政府在理论上几乎是“唯工主义”，采用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压制贸易与市场作用。
计划经济理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强调静态平衡和每一个局部的生产-消费平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甚至希望尽可能在每一个局部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不主张通过大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这种做法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经济发展受到阻碍。80年代开始的改革使计划经济国家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不过要真正从分割的小市场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大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却还有时日。1994年，电视报道某省人大采访专题时，人大代表还在呼吁政府用行政权力保护本省的棉纺织业，抵制外地纺织产品的侵入，而且认为这是政府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的责任。可见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也还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对市场作用和经济政策作了归纳，认为当政府能对市场功能起到补充作用时，最有可能成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而当国家和市场作用相冲突时，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13.10 市场与物流
商品从生产者过渡到消费者手中，是商品的流通过程。流通过程最一般的情况下同时伴有物流(使用价值位移)与信息流，这两者都会耗费成本，即物流成本与信息流成本。物流成本与信息流成本之和，就构成商品流通过程耗费的总成本，即流通成本。我们前面讲过，商品交换必须带来利益才能进行，现在讲得稍微细一点，交换过程能够进行，必须保证:交换总增益大于流通成本，交换总增益与流通成本的差值就是实际上获得的交换利益。任何能够降低流通成本的创新，都能够促进交换的发展，都能够为社会增进交换利益。
物流成本包括商品储存、商品运输、商品包装、商品装卸、流通加工过程中耗费的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够直接增进社会财富，在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纵观整个商业发展的历史，与交通运输发展的历史互相吻合，或者说交通发展对于扩大市场增进商品交换有决定性的作用。1759年以前，英国没有一条运河，没有一条人工水道，1677年，安德鲁.亚兰汤著文提出，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它的人民的劳动、财富和文化，他认为足以保证国家兴盛而有时近于空想的办法中，发展内河航行占着第一位，“凡在工程师的技术能够做到的地方，都应使河流可以通航。”他提议挖掘运河来把主要的河道如泰晤士和同塞文河，塞文河同特轮特河连接起来。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接受布里奇沃特公爵的委托而承担了开凿沃尔斯利运河的任务，1761年，大功告成。这条运河使曼彻斯特的煤价下降一半。巨大的成功推动运河工程一个接一个地发展下去，运河周围也立即就聚集起大工厂。通过运河可以很方便地把各种产品运送到海上，于是又开辟了更大的市场。到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谈到英国财富时，仍然没有忘记计算运河。同样，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建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促进了半个世纪的繁荣。
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若干年的摸索，终于肯定了市场经济，肯定了大流通、大市场的观念，而走在前面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优先发展交通，降低物流成本，为建立大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通过交通技术进步而降低的物流费用，是交通产业直接创造的社会财富。交通技术进步还能够扩展市场，把那些以前由于物流成本太高而不能进入市场体系的产品与地区带进市场，这就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13.11价格机制与信息流
市场上有大量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信息:各种商品的价格、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产量、生产厂家的竞争、新技术和新资源影响、国家干预、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偏好，等等。这些信息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将摄取这些信息，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这些被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的信息，就构成了市场上的信息流。
商品流通过程中，耗费于信息流的成本一般归属为交易成本。在市场上，个人拥有的商品和信息不完全相同，他们倾向于互相交流信息和物品而获得交换增益。交换与生产的一个基本差异就在于，后者包含人在自然物质中的活动，前者完全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是交换当事人双方基于知识和信息的选择行为。人们依据的知识和信息永远不完备，对此，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1889-1992，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有一个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具有完备的信息和知识，那么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Sim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状态空间搜索时遇到了组合爆炸问题，1955年他指出获取和处理信息要花费成本，提出了“满意”概念。
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1911-1991，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认定经济活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在《价格理论》中，斯蒂格勒分析过一个买车的例子。一个消费者决定要买某种汽车，此人格外勤奋，与芝加哥市里所有的汽车商逐一讨价还价，遇到的30个汽车商开出从2350美元到2515美元不等的价格，平均为2436美元。走访这30个汽车商人至少要花费两三天时间，这是消费者付出的成本，同样可以折换为美元。如果要买百货五金，跑遍全城的商店可能要用几个星期，斯蒂格勒认为，即使局部的寻找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斯蒂格勒分析说，价格离散是对市场无知的表现，而且可以此测度无知的程度。价格在市场上以不断变化的频率变动着，除非一市场是完全集中的，否则无人能知道各卖主(或买主)在任一给定的时间所定出的所有价格。一个卖主(或买主)只有和各种各样的买主(或卖主)接触过以后，才能确定最有利的价格，斯蒂格勒把这个过程称为“搜寻”(search)。
搜寻成本不仅对于消费者来说十分高昂，对于生产者同样如此，如果生产者要一个一个地寻找消费者，其成本也高得不能承受。
我要谈到的是，由于搜寻是一种信息活动，搜寻成本与信息技术水平有极大的关系，或者说搜寻成本是信息技术的函数。由于使用传统信息技术的搜寻成本非常高昂，人们不得不大大压缩信道，选择效率最高的少量信息来引导经济活动。
市场的首选信息是价格。在拥有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商品的价格。价格涨落可以描述供求关系的波动;通过价格与成本的对比可以计算利润;价格杠杆可以促进产品和产业调整，价格成为引导经济行为的关键信号。市场利用价格机制的力量，很快就超过了原始的中介意义，逐渐成为控制和调节社会生产的中心。
人类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选择，市场选择同样如此。市场信息被压缩集中在价格信息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我们丢失了许多重要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需求数量信息，这就为市场机制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缺陷。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和需求不仅是价格的函数，而且受到价格涨落信号的刺激或抑制。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成为下一个生产行为的起点，生产行为是价格信号的延滞反应，引起供应变化的价格信号比通过生产实现市场供应超前一个生产周期。如果忽略市场价格信号与生产决策之间的时间差异，生产决策也就比实现交换超前一个生产周期。彼此独立经营的经济主体做出生产决策时，他们只能根据现行价格的情况，估计产品上市后可能卖出的价格，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用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术语，决策希望获得的是事前量，而实际在交换中获得的是事后量，这两者可能不同。
市场信息机制的缺陷，加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和高速度的生产能力，三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商品生产的盲目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用恩格斯的说法:“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它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真能收回它的成本，而且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叫做供需均衡问题，其重要性仍然很突出。在三者之中，高速生产能力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学家肯定的基本前提。为了消除商品生产的盲目性，学者们把目标瞄准在价格信息机制方面，希望用更好的办法来弥补唯一依赖价格信息造成的缺陷。其中，19世纪马克思的理论和20世纪凯恩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力图通过直接数量控制来解决生产盲目性问题或者不均衡问题。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最为极端，要彻底取消价格调节，采用中央计划机构控制的数量调节，根本放弃商品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央集中计划经济的社会实验，现在在全世界公认是失败了。20世纪中叶，凯恩斯理论也把重点放在数量信号上，不过它仍然没有解决全部总量(比如需求总量)是怎样转变为个别销售者的信号的问题，也已经被放弃。
罗纳德.H.科斯在1932年发现市场定价机制也会耗费成本，进而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1991年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中他还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集中于物价的确定导致注意力狭窄，其结果是忽视经济系统的其它方面。有时经济学家们设想他们的题目只关心定价系统，除此之外被认为不是他们的事情。”科斯对这种基本作法持批评态度。
K. 阿罗等学者也注意到，除开价格以外，还需要关注商品的销售量、质量等要素，实际经济行为部分地是由非价格变量支配的。
如果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只能在价格与数量之间择一保留，那么保留价格信息比数量信息更为合理。历史也是这样选择的。
现在我们提问，是否有可能同时保留价格和数量信息，创造一种新的调节机制呢?有没有可能采用技术手段，克服传统市场经济的困难，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经济运行体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肯定的答案来自20世纪的新技术手段。
第十四章:电子-电磁波文明体系
14.1 第三代文化
狭义地讲，文明是指以人类创造的符号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广义地讲，文明是指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这个生存方式是由自然环境与人类创造的共同作用形成的。在一个变化不大的自然环境中，文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文化创新和传播以及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
从技术-产业发展史来看，幼年的人类曾经以野果、草根为生，而后发展到捕鱼、猎兽，再往后进入了以种植、养殖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文明时代。在这段历史时期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接下来人类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体系为基础，以实物-能量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时代。
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有人称为知识社会，有人称为信息社会，有人称为后工业社会。它的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
这个时代的科学基础是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其技术核心是电子-电磁波技术体系。
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真正涵义是人类第三代文化体系:电子-电磁波文化体系。在此之前，人类历史经历过的第一代文化是语音文化，第二代文化是文字文化。
在语音文化的基础上，出现农业文明，在文字-纸张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工业文明。反过来问，如果没有文字-纸张文化，会不会有工业文明?不会有，肯定不会有。原因很简单，仅仅依赖语音-语言文化，不可能积累起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能满足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高得多的信息技术要求。
文化信息技术制约着人类社会的产业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的生存技术水平。细细想来也不奇怪，文化信息技术是传播人类生存智慧的技术，它当然制约着人类的整体发展水平。
电子-电磁波文化提供了前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许多优点，更高的速度，更巨大的信息容量，等等，在第三代文化的支持下，人类的生存技术必将再次飞跃。
比较起来，第一代文化──语音文化，其传播媒介不需要人们创新或者改造，人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创造文化信码本身，约定信码的意义也就行了。
第二代文化就不同了，不但其信码──文字是人们创造和约定的，而且人们还发明新的传播载体──纸张。这类发明不可缺少，如果没有纸张，第二代文化就不可能高速度地发展起来，人类社会也就还不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第三代文化，则完全建立在近代科学和发明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电子-电磁波技术的基础之上.它不但大量使用了精心设计的信码，而且具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新特征。
我们说第一代文化是“井圈文化”，第二代文化是“河流文化”，它们都带着一种分裂的特征，第三代文化则是把整个人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海洋文化”，一种高速文化，事实上，它是用过去经验无法想象的一代新文化。
14.2 新文化特征之一:高速传媒
文化创新必须通过传播才能为社会共享，形成人类的文明，文明传播的速度直接限制了文明的发展速度。一般讲来，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化传播的速度的上限受制于自然界的力学位移速度，人们采用的长距离交通和传播工具是马匹、骆驼、帆船等等，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很受限制。一个新知识，新发明，用几百年才能从一个大陆越过海洋传到另一个大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1000多年后才传到了欧洲。
加快文化和信息的传播速度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目标，它关系到财富增长，关系到维持统治。罗马帝国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公路交通体系，秦始皇也制定了统一的文字标准（书同文）和交通标准(车同轨)，这样做至少能够加快物资和信息流动速度，以维持庞大的帝国统治。当然它同时也加快了整个文明传播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