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官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在“耶稣的弟弟”（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国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清”风。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特殊政策”，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从此，在欲望勃勃的“地税”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国税”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皇帝”。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国军”，“兵归国有”成了“兵为将有”，开创了近代军队“私营化”的先河。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zhi4）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生杀大权”。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月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曾、左、李等“中兴名臣”顺利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由此奠定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为大清王朝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十年和平发展时间，直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就在战后迅速展开。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以恭亲王、两宫太后为首的中央面前：痛定思痛，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是，中央却两手空空，推进改革只能继续依靠地方力量，而这又会导致地方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缓改革，待中央权威恢复之后再进行。但是，大乱虽然已过，小震不断，内忧外患频仍如故。不改革，祸在眼前；依靠地方进行改革，则或许还能突出一条生路。改革其实包含了两个目标，一是拯救政权，二是拯救中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尽管战后中央多次想收回之前下放的权力，主要是财政权，比如恢复奏销制度、撤除厘金等，却远不如收回最为敏感的兵权那么得心应手。这固然因为地方督抚抗争，但实质上还是因为中央自身硬不起来，必须依靠地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在轰轰烈烈的首轮工业化进程中，各省先后建立起机器局等。但是，如同当年打仗一样，中央财政空虚，只能放手继续让地方就地筹款。各省不仅截留国税（“京饷”）、挪用军费，甚至直接加捐加税，乃至随意动用国库（藩库）的资金。
在“洋务运动”中大量涌现的数十个新兴企业及事业单位〔学校等）中，真正得到中央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寥寥几家。而诸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企业，都只得到部分拨款，轮船招商局则于脆在名称上就写明自了“招商”二字，其余的主要款项来源都必须依赖地方督抚各显神通、自行解决。这在培养了地方上一大批能人的同时，继续加大了地方的尾大不掉态势。
更严峻的是，改革似乎到处开花，却很少结果。中央调控的缺位，导致中央无法在全局层而上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各地督抚好大喜功，竞相攀比，重复投资，重复上马；再加上新型企事业单位既脱离了常规的纪检监察体系（尽管监督效率极低）的视线范围，又缺乏一整套的符合契约精神的法规的约束，内部管理混乱，效率极低，导致有限的资源在改革的旗号下被严重浪费。如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每月“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而船政局每月定额经费才5万两，高达80%的经费是“吃饭”之用。尽管针对各项改革事业中的腐败行为，举报信、意见书不断，但弱势中央却大多只能望洋兴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指出：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努力之所以总是失败，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太过软弱，而无法制定有效的国家工业化计划。
美国学者罗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认为，如中国这般的国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从而得以支持现代化的进程。而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动员能力，克服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保证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需的政治稳定。
恭亲王主导的改革，从地方上先入手，绕开更为艰难的中央改革，先易后难，这自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但改革实际上的成本，就是牺牲了中央集权的权威资源。
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曾在1901年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现在还有谁人将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看得像某个总督签署的护照那样有效呢？你大概还记得两广总督曾经告诉我，总理衙门只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实上，除了皇帝外，连军机处也不能对一个总督下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像我们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如果皇帝依照错误的奏章发下圣旨，总督也可以不服从。”
军机大臣也公开承认：“今日之督抚，即前代之藩镇。责任固不可不专，事权亦不可过重。”《东方杂志》则描摹了地方坐大后中央的尴尬：“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询事件，则延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筹画也；有困难之交涉于政府，不闻为之一担任也。”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财政、组织人事，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第三十一章 改革的阳谋
【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
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改革的大幕在
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为大清中央的一场路线斗争画上了句号：副总理级别的老干部倭仁从马上摔下来了，而且据说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时还兼着工部尚书衔，一人执掌着大清国中央的宣传、文教、建设等大权。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师。尽管他是蒙古人，却成为（或表现得如同）一名坚定的“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在内忧外患激发出来的改革声浪中，逆流而上，抵御着从科学技术到制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这一年（1867年），倭仁已经64岁，究竞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位老迈龙钟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惜自残呢？
西学根源于中国？
这场交通事故的背后，是一场起因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扩大招生的改革大辩论，就是在这场辩论中，恭亲王提出了一个雷人的论点，大大震慑了保守者们：西学根源于中国，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古代中国。
几个月前（1866年12月I1日），恭亲王上奏，建议同文馆在讲授外文之外，添设一馆，专门讲授天文、算学等西方科学知识，而且扩大招生对象，从以往只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岁的少年，改为面向所有满汉举人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度递交了报告，建议将官方学术机构翰林院中的学者（庶吉士、编修、检讨等）纳入招生对象，因为这些人“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成功必易”。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大清“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大清国首家近代化干部学校，待遇十分优厚，远超之后的各级各类军校等。所有学生每月都能领取10两月薪，而月伙食、住宿、书本文具等，一律免费，每月考试合格者奖金就高达32两。学校还专门配了厨师，学生甚至可以随时点菜送到寝室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规定，对于优秀学员，在干部任用、提拔等方面一律从优。这样的待遇，对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中坐冷板凳的穷干部们来说，当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那些还未进入仕途的举人们，更是充满了现实诱惑。
但是，这一举措却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高举政治挂帅的大旗，认为“气节”才是“自强之道”，而不是轮船和枪炮，只要有“气节”，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平”。他认为，科举正途人员是政权的接班人、干部的预备队，关键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完全不必去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机巧”，否则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至于天文、算学，只需将它们划归钦天监、工部等相关部门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
张盛藻奏折一上，立即遭到上谕的批驳。慈禧太后的批示明确指出同文馆就是“正途”，而天文算学“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此举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舍圣道而人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己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上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Harold E.Gorst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耍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涉及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而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包养”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手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大呼道：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慈禧太后照准，要求倭仁立即保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数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伤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抵砺，共收实效”。
倭仁这下急了，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中央却依然不放过他，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要求他随时留心人才，一旦发现此类人才，立即保荐，这等于给他套上了一个箍。接着，朝廷干脆任命倭仁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长期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人丁韪良，对恭亲王的这招请君入瓮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恭亲王为了让倭仁这个“老沙文主义者”能亲自通过跟他所谓的“洋鬼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同时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改悔”，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最后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而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而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第三十二章 猫儿闹大清
【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
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大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在内忧外乱夹击下，再怎么落败，还是老鼠遍地走，而且肥硕得很，甚至越落败，老鼠就越肥。
又多又肥的老鼠，当然吸引了无数只猫儿，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土猫、洋猫，也不管是公猫、私猫，都铆着劲、变着法，想成为那只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大清国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改革就是利益重组，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巧取与豪夺。
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猫儿嘉年华
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公猫”们。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走的就是“一大二公”的道路，国库出资，官员坐庄，在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清国财政两袖“清”风，没有能力为不同官员不同花样的改革支付学费，但靠山吃山，政府最大的资源并不是白花花的现银，而是政策。脑门一拍，大笔一挥，推行“官督商办”，政府画圈，老板掏钱，改革开放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能进人这个圈子内的商人，自然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能量都可直通“海里”。其中的佼佼者是胡雪岩，其政府公关能力之强，与官场结合之紧密，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官办的纯国企和官督商办的半国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官僚化。史料记载，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造局检查工作，厂里就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和欢送，一如官场规矩，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节奏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猫”们虽然公开捕鼠的功夫并不怎么样，但私下为自己偷腥的本事却都不小。财务混乱，公私不分，是当时国企和半国企的最大问题。一边高喊实业救国，一边则将公款尽可能多地挪到自己兜里。著名思想家、机器织造局的郑观应，就挪用公款为自己炒股炒房，导致开工都被严重延误。至于效率不高，浪费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模范总督”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立项开始到投产，都是凭空想象的“政绩工程”，证明了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就是不断折腾。更有甚者，“公猫”之公，还真是体现在了性别意义上。机器织造局的文件显示，在相当一些企业干部眼里，工厂就是一座免费的丽春院，女工们俨然成了廉价的应招女郎，权力果然成了最好的春药！
私猫们当然没有公猫这么高调和张扬。在晚清时期，大凡混得好的私猫一般都必须有些公猫朋友，或者干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纯粹的私猫，是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先天血统上的不足，令私猫们在包装功夫上相当细腻。比如导致晚清崩盘的保路运动，表面看，是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私猫们在民族大义激发下，不忍心着到洋人们以雄厚资本“侵占”了我们的交通开发机会，所以对政府将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表示反对，而骨子里，无非就是嫌政府收购商股的开价太低。其中闹得最来劲的四川铁路，则干脆是因为商人们希望政府来承担原先主办者挪用公款炒股而造成的损失，但政府不买账，商人们便只好祭出爱国护路的大旗，“推动”“革命”’了。
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己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人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丛林世界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当权者，还是在野者；无论保皇者，还是造反者；无论遗老遗少，还是潮流青年，大清国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特点，金银成为一切领域通行的硬通货，“金本位”、“银本位”成为全社会的本位。即使身负“道德城管”重任的纪检监察系统（谏台），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猫儿捕鼠”的运动中来，那些义正词严的弹劾及雷厉风行的查办，也都无非是更为稀缺、更为昂贵的商品而已,待价而沽。
做猫还是做老鼠？这在晚清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题。做不了猫，就只能做被猫吞噬的老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而前的唯一道路。因此，更为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个猫儿的乐园，而更像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第三十三章 华商不爱黄龙旗
【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
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
展。买办们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所属的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掉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l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并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其实，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只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的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万～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到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华商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童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人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人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恺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一卜，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儿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儿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原旗昌的华人股东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只是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最后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第三十四章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
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
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千。】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右匕了极低的政治觉悟fri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适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的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已经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巾央纪检监察千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一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
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又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787.7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筹洋当议》），而李鸿章日后也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人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恭亲王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李鸿章说：“近年华商殷实狡黯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份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弧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贩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人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儿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巨应即议处”，这是希望从国企企业千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招商局的经营，直到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一百年未干……
第三十五章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 在四平八稳、讲究和谐的大清官场，中央财政部（户部）却推出了一篇
振聋发绩的报告，痛斤那些整天高喊“利权”、将自己打扮成天使的大型国企，
“利权”其实“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
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了外企旗昌轮船公司之后不久，两份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的报告，在大清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先是“御史”董俊翰发难。中央对招商局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独家承运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米”），这令招商局在国企的身份之外，又多了层事业单位的性质。董俊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在招商局的办公桌上“函犊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此外，招商局内开支浩大，浪费严重。
不久，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只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一F，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以下儿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经理（“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人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常务副总（“会办”）兼党委书记（上级选派下来作为“官督”代表）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三、在并购过程中，招商局高层则从美方获得大量回扣（“中金”）。
王先谦同时指控，招商局早已出现资不抵债的严峻局面，账面上的资本金及借款已达500万两，但各项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50万两。当务之急，必须严肃查处招商局的领导干部，“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一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严肃查处。其实，王先谦的背后，闪动着的就是刘坤一的阴影，这是他与李鸿章斗法的一招杀手。而王先谦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
刘坤一的调查，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则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刘坤一在处理过程中对李鸿章主动拉拢，表示调查最好是由南北洋共同进行，但李鸿章毫不领情。他在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说招商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这等于是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而月，他将王先谦的攻击，上纲上线，认为这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展开，其实无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毕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儿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祯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管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二人在管理的借口下，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川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周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周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
盛宣怀则更揭出了可怕的内幕：“不料总办（唐廷枢）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三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而寒心。”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两位号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雨之（徐润）早已不管局事，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挪局款，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自己亦并不看账，一片一糊涂，专说大话”。解决方案就是，请唐廷枢、徐润两人卷铺盖滚蛋，然后由自己进行清理整顿。
财政部（“户部”）在一篇上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招商局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渊薮(sou3)：“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减哉？”随后，报告引出了其最为振聋发聩的警句：“稽之案犊，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但是，这份慷慨激昂的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自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匕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第三十六章 盛宣怀打“野鸡”
【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
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
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
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英资怡和洋行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英资太古洋行）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的“宝华”号，麦边洋行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弧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两线作战。英国人赫德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 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後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协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白己那灿烂的尾部……
第三十七章 裸泳的奴家
【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
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
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潮水在退去，人们凉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而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的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就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了。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几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政府公关，因能大量吸纳公款，这里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J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拾”，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200万两。双方于是僵持不下。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军舰开到了上海洋而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却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80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就损失高达1800万两，并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比他大14岁的盛宣怀，则还在乡下印望星空，想着如何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徐润四处融资，从国内的钱庄到外资的银行，大量贷款，以新债还旧债，进行滚动开发。这种现金链高度紧绷的游戏，被法国人的军舰轻易地毁灭了。上海房地产狂跌时，徐润名下的房地产虽然市值高达340多万两，但仅仅来自22家国内钱庄的贷款总额就高达250多万两，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双方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不过鬼使神差般地，他们居然找上了日夜谋划着重归招商局、踢走徐润的盛宣怀，真是与虎谋皮，也可见买办出身的徐润的确不会讲政治、看风向。
盛宣怀四两拨千斤，一出手就抓住了徐润的命根子：徐润炒房时，挪用了招商局公款16万两，数目虽小，但性质严重。随即又牵连出徐润以招商局信用担保自己的贷款，涉及贷款金额居然高达160多万两，这等于将国有资产也牵扯进了房地产泡沫之中。
在盛宣怀义正词严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徐润被开除出招商局，同时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贱价出售手头房地产，以归还所有涉及招商局信用担保的贷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自银。
最为郁闷的是，法国人一走，他那些被迫“割肉清仓”以筹资的房地产，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第三十八章 骑着毛驴上北京
【 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背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
是国家的经济主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铁路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
之后，自行建造……】
威妥玛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这令他十分郁闷。
“大叔”其实并不大，在出任大英帝国驻大清帝国代理全权公使时(1864年），才46岁，只因为长着一部英国人爱留的大胡子，显出一幅“大叔”样儿。
威妥玛之前到过北京，但那时骑着战马，或坐着英军的军用马车。战争结束了，作为外交官，他只能和其他西方人一样，骑着毛驴上北京。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实在不是件体面的事情，但别无选择––毛驴是通往大清国伟大首都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美国使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他向美国传教士、后来出任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的丁韪良发出了抱怨。丁韪良宽慰他说：“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一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
威妥玛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此干杯吧。”
威妥玛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著名的“威妥玛拼音”就是他的科研成果，大大提升了外国人乃至中国一般大众学习中文的效率。但从他对毛驴的不满来看，他似乎并没听说过“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骑着毛驴那差不多等于乘龙前进呢。他似乎更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喜爱毛驴，其性情温驯、刻苦耐劳、繁殖力强等特点，不正是主人们性格的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