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E. A.罗斯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xie4）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关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务，不复为之经理，小民更安于卑污，相率因陋就简”，一棍子将庙堂和草民都扫了进去。
上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日本访客，这要怪洋人带来了工商业，导致本地人都涌到外企（主要是缫丝厂）打工，不再关心农作，可惜了那满街的“肥料”。尽管“肥料”满街的上海只能“掩鼻而过”，但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骂着洋鬼子，一边艳羡着租界内的整洁。
租界（或使馆区）外飘过来的恶臭，成为许多西方人回忆录中萦绕不去的中国气息。这种热烈欢迎，尽管带着大清口臭，也没有能阻止老外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扎根大清……
第二十三章 披着羊皮的熊
【 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人间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残酷的大屠杀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国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这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的俄国人，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而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途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四章 东海饿狼
【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就在俄岁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一场飓风吹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随后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将其定位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是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而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大清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大清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坚决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第二十四章 抗俄还是抗日
【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极熊和东瀛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帮助清廷对抗过太平军的英国军官甚至发出了迁都才能挽危亡的惊呼。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大清政府的老朋友、曾担任过著名的洋枪队统领的戈登，受大清政府的邀请，到访天津与北京。戈登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抗击俄国的军事实力，至少要打5年以上的游击战，才能稳住局面，因此必须做好迁都的心理准备，焚毁北京，坚壁清野。他同时也坚信，一旦迁都，则大清王朝将会立即被汉人起而推翻。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更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地飞进紫禁城。
该雄起！应亮剑！在危机的刺激下，以恭亲王为领导核心的大清，上下都充满了激情的呐喊，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赢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请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
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竞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
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肋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第二十五章 天山风雨
【 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这时，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国着慌了，其驻华公使出面调停，希望中国能考虑将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国作为属国；英国外交部也在伦敦积极牵线搭桥，鼓励前往求援的阿古柏特使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进行谈判。不久，阿古柏病死，英国再度明确提出，希望中国给予“哲德沙尔”属国待遇，但左宗棠表示坚决拒绝，认为英国无非“图为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竞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将伊犁赖着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伊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字。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而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大清政府则一方而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第二十六章 日本趁火打劫
【 何如璋认为，与“如无赖之横”的日本是不能谈友谊的，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然后就是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今日弃之患更深也”，不必担心与日本动武，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置县，琉球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睡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其之所以多年来一直不敢吞并琉球，就是因为忌惮中国的反弹，“欲俟我不与争而后下手”，如果中国不能旗帜鲜明地表态，“日人或惴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而目前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应该趁此机会据理力争，甚至教训一下日本。何如璋认为，与“如无赖之横”的日本是不能谈友谊的，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而且，琉球靠近台湾，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可以成为侵略台湾的前进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援，也可能“甘心从敌”，琉球人本就“习劳苦耐风波”，“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认为，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不必担心与日本动武，该出手时就出手。
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处于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III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口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第二十七章 为保新疆失琉球
【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
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
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日意格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混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古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陈宝琛等人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李鸿章则进一步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认为，“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激昂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他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医｝，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口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注：琉球与浩罕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1879年）。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分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浩罕汗国，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1710～1876年）。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古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上半叶，经济生活和文化建设出现高潮。与附近牧区、中国、俄国等的贸易关系密切。
1876年初俄国吞并浩罕。}
第二十八章 蝴蝶飞飞曾国藩
【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
面对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终于选择了回避，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快马送来红旗捷报，令恭王府、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陷入了狂欢的喜悦之中：4天前（1854年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终于攻人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燎原大火，基本被扑灭。
但大清中央核心的“二驾马车”––31岁的恭亲王、29岁的慈禧太后和27岁的慈安太后，似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消除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手握湘淮百战雄兵、脚踏东南膏腴之地的53岁的曾国藩。
逐鹿问鼎
千里之外，南京大屠杀刚刚退潮。长江航道上拥满了开往湖南的各色船只，据说那都是运载“战利品”的。
曾国藩则忙于处置刚刚于昨天（7月22日）捕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太平军中最天才‘的将领，随后在大牢中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亲历”，痛切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落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儿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仿徨无措，踟蹰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闿运，据说也劝曾国藩问鼎中原。曾国藩什么都没说，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多个“谬”字，然后走开，让王闿运自己领会。
王闿运是研究和贩卖帝王术的专家，日后在晚清和民初大名鼎鼎的杨度，就是他的学生。杨同学在一首名为《湖南少年歌》里，如此讴歌他的王老师：“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终王老师一生，其“销售”业绩都不理想，倒是杨同学青出于蓝，成功推出了一个“洪宪皇帝”袁世凯。王老师晚年很郁闷地自挽道：“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
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拒绝了王闿运的游说，躲过一场大难。根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闿运当时很为肃顺所欣赏，他写信给曾国藩，建议他领军入朝，联合肃顺与恭亲王，抵制太后的垂帘听政，“亲（指恭亲王）贤（指肃顺）并用，以辅幼主”。曾国藩不想蹚这浑水，“得书不报”。不久，恭亲王与太后们叔嫂联手，打倒肃顺，王闿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人“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而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自、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第二十九章 春意盎然李鸿章
【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
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
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
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而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1:1:1.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效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國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聲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问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其他在诸如兴建铁路、开采煤矿、发展电报等各项改革事业中，李鸿章均积极建言献策，动则数千字的长篇奏折，洋洋洒洒，并对保守派们的意见痛加斥责。这些建言，总是在提交给总理衙门后，没有反响。李鸿章自己透露，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样，每次都是“且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有时也表示无奈，说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世史家常以此作为李鸿章发牢骚的证据，殊不知，这正是绝妙的政治双簧，没有李鸿章的屡次进言，恭亲王拿什么去敲打那些榆木疙瘩脑袋呢？而没有恭亲王的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李鸿章又凭什么在官场上巍然不动，甚至不断进步呢？这是改革者的无奈之处，也是其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政治技巧。文祥曾经明确告诉热心而着急的美国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步子、方向，否则，改革者自己将很快被牺牲，而改革则会被导向反面。
在大清的改革战车上，可以说，李鸿章负责踩油门、摁喇叭，而恭亲王负责看地图、踩刹车，不是为了减速，而是为了防止出轨。李鸿章有句名言，“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的涵养和胸怀。他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第三十章 号令不出中南海
【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
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组织人事，
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天还没亮（“漏三下”），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及财政部长（“大学士管户部”）倭仁，带同财政部的官员们，就开始在宫门外递折，请求两宫太后召见。包括倭仁在内，户部官员们都是两眼通红，呵欠连天，他们已是连夜工作至今。
如此郑重其事，两宫太后立即接见。奕訢和倭仁呈上户部拟定的一份报告，太后看后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
当这份文件用快马递往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时，曾国藩派出的信使，也在向北京疾驰：他请求中央裁撤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自觉交出兵权和财权。
这是1864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三），离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仅一个月。
军费报销
办完此事，恭亲王的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一个月前得到光复南京的红旗捷报。根据时人李桓（李黻堂）的记载，这份中央文件一发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同治朝旷典也”。
这是一份有关曾国藩军费报销的指示，涉及的费用高达上千万两。
根据大清国的军费报销规定，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因此，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保证能过关。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工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日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十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米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落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