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官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伤，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干部人事制度务虚不务实––“俸满即应升调，于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满更换之说，尽属虚语”。
干部队伍彻底糜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
军队也被腐败侵蚀，毫无战斗力––“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平日挑抬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斗；以刀矛为耒耝。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祗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军队甚至扰民––“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
知识分子毫不关心民瘼––“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甚至认为：“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竞致处处不服变乱！”在晚清西方人的观察中，几乎都认为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管制的百姓，但就是这些要求极低、仅得温饱即会热泪盈眶地歌颂伟大政权的“绵羊”，却不断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乃至公然扯旗放炮。赫德这一指责，几乎一笔抹黑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对于外交关系，赫德指责中国官员“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试图对抗通商、传教自由以及条约体制，而两度陷于战败（指两次鸦片战争），“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服人”。“外国所请，以力可得”，如果建立条约体制，“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兹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无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胜之势”。这话当然刺耳，却是实情，正因为西方“有必胜之势”，条约才是对作为弱者的中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未敢上渎宸聪”。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双开”，后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这对于自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危言”，令中央“耸听”，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1866年3月s日，刚“进京三月有余”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弟”，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尽管称兄道弟，尽管本身学养深厚，威妥玛却与受到大清官场热烈欢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儿乎很少有人喜欢他。大臣崇厚曾经说：“威妥玛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他。”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沦》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缓不济急”，如果中国无法“借法自强，改革振兴”，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措词激切”、“恫词挟持”，“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若不通盘筹划，事先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筹措”。他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供批判用”，令这两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求媚于中国”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法自强”，认为英国人“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伤”，对西方“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而可以“推诚相与”……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充满“危词恫吓”、“傲慢之谈”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低，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远，如何可言！”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力陈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凋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巨们因为血统的关系，往往担心会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帜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动乱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的实际割据。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千”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畬，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畬送来了国礼。
地方诸侯们却挟胜利之威和传统的天下观，对于中央业已确定的对外条约体系，实行抗拒和抵制，这实际上威胁到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赫德与威妥玛建议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如广东潮州拒绝洋人进城、贵州教案等，都不仅是“对抗列强”的“爱国”表现，也是“对抗中英”的“离心”表现。
“削藩”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中央与列强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当英国公使提交照会后，恭亲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张旗鼓地强化了这两份建议背后的英国官方色彩，拉响了警报，从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国人“制造”的危机感，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改革大讨论和动员。
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声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喧天的锣鼓声中，赫德和威妥玛高唱的，究竟是谁家的主旋律呢？
第十七章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 大清“右派”对华盛顿的评价令美国人大为感动：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
一份定情礼物越过了大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到了大清首都北京。这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油画肖像，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指令国务卿西华德，由专人临摹复制著名画家斯图尔特的作品，赠送给大清国作为礼物。
这件礼物的收件人，是大清国外交部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畬，一位在恭亲王的力保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老干部。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对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的一种友好姿态。
美国尧舜
时年72岁的徐继畬，是大清国官场中相当著名的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右派。他受到美国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将美国国父华盛顿描绘成了美利坚的尧舜。
在徐继畬于1848年写就的《瀛寰志略》一书中，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畬对关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并将其放到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中进行对比。他认为，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还引用此文。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之高，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公使蒲安臣专门向美国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当徐继畬复出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主持大清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文馆”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
这幅华盛顿画像的原作者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华盛顿的肖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题为《图书室》，该画中的华盛顿头像被印在了一美元钞票上，广为流传，其复制品在当年成为美国政府及议会向国际友人赠送的国礼。徐继畬所收到的，应该就是这幅画的摹本。
大清右派
徐继畬写作《瀛寰志略》，是因为深受鸦片战争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任官，直接见证了这场战争。此后，他一直在福建，累迁到了巡抚，并且代理闽浙总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了《瀛寰志略》，全面介绍了世界地理风物人情、军工器物乃至政治制度。
作为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徐继畬的自由化言论令自己迅速成为靶子。与之前“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不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还“睁眼看中国”，第一次不再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书中也很少出现“夷”之类的蔑称。最为关键的是，徐继畬大大超越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其政治体制的观点。
一位省部级高干，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西方政治体制，贬低有大清特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自然遭到了守旧者及政敌们的广泛打击，他被抨击为“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按照美国学者龙夫威的说法：“因为他（徐继畬）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
最为痛苦的是，在最猛烈的攻击他的敌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因为一名英国医生及一名英国牧师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引起谣传说英国人将来进攻。正在福建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鲁莽地要求徐继畬驱逐英国人，并且备战，在遭到徐继畬的反对后，便告上了北京。咸丰皇帝很重视，派员调查，结果发现整个福州城内仅有5名洋人而已，完全是风声鹤唳。但徐继畬依然被迅速内调，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类似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的是，徐继畬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们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了驱逐徐继畬的一场权争游戏。
徐继畬下岗后，他的《瀛寰志略》也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倒是在日本先后两次翻刻，风行一时，这倒与《海国图志》命运相仿––1862年，日本维新人士高杉晋作随同“千岁丸”前往上海，就吃惊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海国图志》居然在大清国绝版。
东方风来满眼春。1865年随着英法联军的撤退和太平天国的灭亡，执政的恭亲王决心在推进改革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外交事务需要像徐继畬这样的老右派来推动一下。于是，大清组织部门一纸调令，赋闲了13年、年逾七旬的徐继畬“临老上花轿”，并且从原来的“从四品”一跃到了“正三品”，焕发了政治上第二春。美国传教士、与恭亲王有着密切关系的丁题良对此评价道：“前福建巡抚徐继畬由于地理知识丰富，得以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
随后，恭亲王又大力推荐徐继畲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认为他“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徐继畬到任后，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倭仁等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徐继畬成了恭亲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美国国礼
就在恭亲王、徐继畬等为同文馆的改革而与倭仁等相互斗法时，美国人及时地给这位大右派送来了国礼。没有史料证实，美国人是否想以此给中国的改革派增加点砝码，但是，美国人却毫不掩饰地承认，赠画的目的正是希望恭亲王、徐继畬等，能在同文馆这个培养大清国干部的摇篮中，大力宣扬美国精神。
1867年10月21日，简朴而郑重的赠画仪式，在总理衙门内举行。主持赠送仪式的，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随行的有作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此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中国官场有相当人脉。蒲安臣15岁的儿子沃尔特也随行观礼。
美国官方十分重视这次赠送仪式，美国国务院专门向蒲安臣发布了详细的指示，对仪式上的措辞等做了细致的安排。相对于官方的干巴巴的记录，小沃尔特在两天写给爷爷的家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毫不掩饰那种能见到“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欣喜。
根据小沃尔特的家信，举行典礼的地方，是总理衙门内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只有30平方米左右。显然，总理衙门内家具和装演之简朴，办事员们穿着之朴素，都大大出乎小沃尔特的预料。他所不知道的是，大清国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并且以恭亲王领衔，却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总理衙门安排的办公室，相当破败，以此表达内心对“夷务”的蔑视。
中国官员们陪同美国人在圆桌旁坐下，蒲安臣身边是徐继畬，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上去“没几天好活了”；徐继畬边上则是主持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祥，在小沃尔特看来，文祥相貌堂堂，身材很好，充满智慧，“不像普通中国人”。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都出席了仪式，但从小沃尔特的家信中，可以确认，总理衙门的一把手恭亲王没有出席。似乎并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显然，恭亲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类似的礼仪性活动，虽然人们依然能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蒲安臣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说，华盛顿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光辉也必将闪耀在中国。他说，华盛顿所实践的，正是中国孔夫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加快改革和进步。他提到，徐继畬因写书介绍华盛顿及西方国家而被贬十多年，如今被重新重用，并且．主持重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希望徐继畬能将华盛顿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人们。
徐继畬做了答谢词后，众人就起立，围观那幅华盛顿的画像。并就广泛关心的中关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大人们讲话的时候，仆人们络绎不绝地端上了各种点心，把小沃尔特高兴坏了。细心的主人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刀叉，小沃尔特埋头苦吃他盘子里的各种糕点，而主人们也不断地给他添加，最后实在是吃得太饱了。在他的家信中，孩子还写道：“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好感。必须承认，中国人就是东方的新英格兰人（即美国人）。”
美国各大报纸对此赠画仪式都纷纷作了报道，一时之间，这幅画成为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国改革者们牢牢掌握权力，并且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象征。
美国干部
赠画仪式前几天，蒲安臣曾征询总理衙门意见，赠送仪式究竟在总理衙门还是在美国使馆进行。其实，美国政府很希望中方能同意在使馆内进行，但他得到了毫不含糊的答复：在总理衙门内举行。外交无小事，要在自己的外交部内接受国礼，这毫无疑问必须经过恭亲王的首肯。
那时的大清上下，对美国都充满了好感。列强之中，似乎只有淳朴的美国牛仔是真心帮助中国的，从“洋枪队”首领华尔到总理衙门的丁韪良等，都表现出了与他国人士不同的品性。甚至连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蒲安臣，也在国际纠纷中努力帮助中国，在解散阿思木舰队的复杂事件中，如果没有蒲安臣淳朴的协助，中英双方刚刚好转的关系将迅速降温，甚至可能爆发冲突。
蒲安臣的友善与能力，受到了恭亲王的大力赞赏。赠画仪式后，蒲安臣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道别。此时，大清国正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列国巡回，恭亲王居然创造性地想到了由蒲安臣出任中国的“钦差”。在随后总理衙门为蒲安臣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亲自出席，并由丁韪良为他做翻译。在席间，总理衙门的二把手文祥郑重地提出了邀请。不久之后，卸任公使之后的蒲安臣，披挂上了正一品的顶戴花翎，在黄龙旗的护卫下，率领大清代表团走向了世界。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华盛顿。
中美之间的蜜月开始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太平洋，也都秋波荡漾起来了……
第十八章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当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訢，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仲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的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覲見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吧。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覲見，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是个典型的“老秘”。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当斌椿从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中解放出来时，恭亲王却并没有放弃进一步走出去的想法，但他也似乎更坚定地准备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个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普安臣。
蒲安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35岁（1855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誉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关《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问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而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关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旧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幢者––37岁的恭亲王。
第十九章 美利坚雪中送炭
【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国务卿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星条旗飘扬在并不高耸的美国使馆门檐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附近都戒严了，首都卫戍区（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警卫部队早已封道净街，顺天府的衙役们则在周边的小巷内巡逻。使馆门前，站岗的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雪白的手套，持枪肃立，军乐队也已经整装完毕。哨兵的枪刺和军乐队的鼓号，在北京的初冬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1870年11月20日。午后一点，随着鸣锣开道声，几乘绿呢大轿在骑兵和步兵警卫部队的簇拥下，呼啸而来。美军军乐队开始奏响欢快的中国乐曲，这是半个月前美国人前往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参加宴会时，听了记谱回来排练的。都说外交无小事，美国人为了今日的接待煞费苦心。
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镂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而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祟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天津屠杀”。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7国公使，联名发出了《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向大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还派出了5艘军舰。在大沽口外进行军事威胁。恭亲王当时尚在病中，抱病参与善后，他主张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要坚决镇压骚乱，对为首者实行严打，另一方面对法国先礼后兵，法国真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在恭亲王主持下，中央先后派了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最终双方相互妥协，中国处决了20多名“暴徒”，向遇难人员赔偿损失，派遣特使到法国道歉。
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月18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20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样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在业务上的“精心指导”。其实，中美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正是西华德的杰作。这份条约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并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等。这份条约及美国政府对使团的高规格接待，为使团此后在欧洲长达一年多的访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在“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次“伸手摸世界”，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发现世界并非都是冰冷与可怕的。
席间，恭亲王好奇地问起西华德的遇刺情况。作为林肯政府的第一要员，西华德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晚，也在家中遇刺，当时因病戴着颌骨夹板，结果逃得一命。被刺客们看做是与林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完全是因为西华德在林肯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华德曾经是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一人选，但最后败给了林肯。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应邀出任国务卿。
即使在内战的艰难环境中，西华德还是继续在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将自己早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提出的将美国建立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西华德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末来的主要舞台”。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现代美国从中国输入纺织品相反，1853年时中国就消费了美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美国当年输出到中国的纺织品，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87%。
酉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美式黑猫白猫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对关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这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各自国内实现的巨大政绩。西华德的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在对华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的同时，西华德对日本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炮舰政策。作为中美之间航线上的重要枢纽，一个闭关保守的日本，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早在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这一举措被反对者们嘲讽为“西华德的蠢事”，阿拉斯加则被称为“西华德的冰窟”或“北极熊花园”，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后，中美关系在西华德的战略中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869年，当他协助朋友格兰特将军赢得总统大选后，便引退下来，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环球旅行（1869年7月～1871年的9月）。尽管这次旅行号称是私人访问，但实际上，关国政府将此当做了奉行扩张主义之后的一次国际巡回演出，尤其是西华德的中国之行，几乎成为一次准官方访问，美国军队不仅为其提供了政府首脑规格的保护，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成为他的助手。
也正是因此，恭亲王即使抱病在身，也坚持面访西华德。
鼓励中国走向世界
在恭亲王与西华德的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应当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恭亲王明确地表示，他将全力推动派出常任使节，并坚信这将有利于增进中外了解和沟通。而在此前西华德与总理衙门的会谈中，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对此不敢明确表态。在西华德与文祥的私下会谈中，作为激进改革派的文祥，也无奈地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大清帝国的腐朽，西华德在这次访问中有了切身的体会。10月18日他在上海登陆时，就有幸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招摇过市，鸣锣开道，随从如云，还奇怪地“举着各种颜色的伞”。西华德当场就对助手们评论道：“这就是帝国腐败的证据……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不可）总是惦记着过去的荣耀，尤其是在已经无能去发扬光大时。”
总理衙门欢迎宴会上，尽管《纽约时报》不厌其烦地报道了鱼翅、燕窝等菜谱，来证明西华德在中国受到的崇高礼遇，但那150道精美菜肴、长达4个多小时的吃喝以及中国官员们使劲干杯拼酒却回避公事的热情，令他头疼不已。
在西华德与恭亲王见面前，他曾经花了数天时间游览长城，在长城脚下，他和美军将领们大发感慨：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建筑，最终无法阻止这个天朝帝国的衰亡与堕落？
第二十章 谁可托福
【 美国总统格兰特告诉李鸿章：“我甚盼中国自强。”他的助手杨格将军也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纽约河滨路周围都戒严了，8万多人拥挤在道路的两侧。
清晨6点左右，12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警察和军队的护卫下，进入了尚未完工的格兰特陵园。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坐在第二辆马车上，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在曙光的映照下，李鸿章身上的黄马褂格外灿烂。
这是1896年8月30日，星期天。
随着凄婉的军号声响起，8位来自美国陆军第十三师的仪仗队员，向李鸿章和中国贵宾们行持枪礼。李鸿章缓缓地走向巨大的格兰特铁制灵枢，随从们放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李鸿章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说道：“别了，我的兄弟！”
《纽约时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说，李鸿章的这句特殊悼词，“非常令人感动”，“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纽约时报》没有注意到的是，17年前，李鸿章与到访的格兰特总统多次密谈，请求格兰特充当特使，调解中日因琉球群岛主权发生的争执。自那次事件后，格兰特就被大清国政府和人民当做了仗义的朋友。
而这一切，都是恭亲王的运筹帷幄。
总统访大清
格兰特访问中国，是在1879年的初夏。当时，他刚结束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大环游，从暹罗（泰国）进入了中国境内，先后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而后在6月3日到达北京。
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也是继9年前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中国后，到访中国的第二位美国国家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总理”、48岁的恭亲王奕訢十分重视，在格兰特抵达北京后不到两小时，恭亲王就派人前往其下榻的美国公使馆问候。
次日（6月4日）下午2点半，格兰特总统一行离开了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在中国军队的护卫下，前往总理衙门。这天非常炎热，气温足有101华氏度（38.3摄氏度），中国首都的道路上尘土漫天、垃圾遍地，十分肮脏。
恭亲王早已率领官员们。迎候在衙门口。在欢迎的礼炮声中，恭亲王走向前来，与格兰特寒暄见礼，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何天爵担任翻译。宾主相携着走进一间宽敞但十分简朴的会议室，桌上已经布满了精美的冷盘佳肴。
恭亲王请格兰特坐在他左侧的贵宾位置上，两国随从们一一按级别入座。恭亲王便开始向美国客人一一分发他的红色大名片，何天爵陪同在旁，向他逐个介绍美国代表团成员，恭亲王与每人都亲切握手。当介绍到身穿军服的格兰特总统之子格兰特上校时，恭亲王停了下来，亲切地询问他的军衔及军装上各种饰品的含义，还问了他的年龄、婚否、有无孩子，当他得知格兰特上校只有一个女儿时，很同情地说：“你好可怜啊。”这令美国人诧异不止，事后补课才知道中国人对男孩的偏爱。
这次会见的主要“议程”，还是中国大餐。仆人们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燕窝、鱼翅、熊掌、烤鸭等，美国人因刚在使馆内用过午餐，谁也不饿，但依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奢华的娱乐”。他们注意到，与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官方接待不同，这次“国宴”还是相对简单的，尤其是没有过多的仆人川流不息。而恭亲王很少动筷子，只略喝几口燕窝，对鱼翅之类的则是碰都没碰。双方都没怎么吃，宴会很快成了“烟会”，美国人吸起了雪茄，而恭亲王则掏出了旱烟枪。
借助着翻译，宾主之间开始交谈，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当时，作为中国新式最高学府，同文馆的教学已经在美国籍的校长丁韪良的带领下，步入正轨。而在煤矿和铁矿开发上，格兰特表示出明显的兴趣，强烈建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多多开发自然资源，向大国迈进。但对这个话题，恭亲王似乎并不想多谈，或者他似乎有难言之隐，倒是中国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很感兴趣，与美国客人热烈讨论起来。恭亲王在旁听着，一袋袋地抽着他的烟枪，并不时给格兰特的盘子里添菜，那菜“堆得都足以装饰一颗圣诞树了”。
美国人事后总结说，作为中国的权力核心，恭亲王对于西方和世界大势，十分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胞们。但是，与李鸿章不同，他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为政权基础的满清贵族，而这个团体十分保守排外，这就注定了恭亲王“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在此次会谈中，但凡涉及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话题，他都很少说话，而格兰特则侃侃而谈。因此，美国人认为，真正能推动恭亲王、触动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必须来自于中国内部，来自于中国的人民”。
宴会之后，格兰特总统一行前往同文馆参观。学生们用娴熟的英文致了欢迎词，格兰特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称赞说：在如此古老的国家里，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以英语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他的世界环游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琉球、琉球
国宴次日（6月5日），恭亲王轻车简从，前往美国公使馆回访。这一次，恭亲王令美国人看到了他“绵里藏针”的另一面：机敏，睿智，不达目的不罢休。美国人感慨道，恭亲王代表着中国政坛的“勇气”和“能力”。
话题围绕着日本与琉球展开。
就在3个月前（1879年3月），日本利用中俄在新疆军事对峙，中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下令将其已经实际占领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撤蕃置县”，正式吞并。此举激起大清国朝野的愤怒，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恭亲王等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邀请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为中国进行斡旋，就是此次恭亲王回访的目的。
恭亲王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情况。美国人记载道：“他的声音是低沉和柔软的，他的手势（丰富得）更像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何天爵翻译的时候，恭亲王就靠在椅背上，拿起烟枪抽几口。偶尔，他又想到了什么，就会打断翻译，又急又快地解释。特别在谈到中国将为保卫主权而奋战时，他会显得十分激动，然后他会为插话而抱歉，让翻译继续。有时，他会突然停住长句，说不能太长了，否则何天爵翻译时记不住，大家就哄堂大笑。”
格兰特表示，他目前并没有官方身份，但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向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转达中国的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公平正义，不会容忍日本对华的侵略。
恭亲王说：美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中国不会遗忘。他告诉格兰特，在返程途中经过天津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将就琉球事件的细节与他进一步交换意见。
格兰特接受重托后，恭亲王如释重负，端起香槟，再次向格兰特及美国贵宾们表示感谢，并为格兰特的健康干杯。格兰特则回礼，为恭亲王和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随后，恭亲王告辞，格兰特总统亲自将其送上使馆门口的大轿。
在琉球问题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了极高的效率。6月12日清晨，格兰特刚刚到达天津，还在美国总领事馆吃早餐时，就接到通知，李鸿章已前来拜访。格兰特总统立即要求美军士兵列队，并鸣放礼炮迎接这位著名的中国总督。
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格兰特的助手杨格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
在第一次见面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次日，格兰特回访了总督府，李鸿章的欢迎仪式排场远超过恭亲王的，甚至动用了“黄缎衬里的轿子––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轿子”，可以相信，这样的超规格接待，一定得到了恭亲王的同意。几天之后，根据李鸿章的命令，由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出面，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夫人，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李鸿章破天荒地出席了这个有女士们在场的宴会，令外交官们大为惊喜。
“中国要自强”
离开中国后，格兰特总统乘坐美国军舰“里士满”号前往日本。日本之行，格兰特已不单单是游览，而且肩负着恭亲王、李鸿章和大清国的重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人对格兰特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于琉球事件，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分岛改约案”，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
在格兰特建议下，恭亲王和李鸿章一度曾考虑接受，让琉球国王在此二岛上复国，但琉球国派驻北京的使节再三哭诉，此二岛上地贫瘠，无法生存。中国于是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并且搬出了中日两国1874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当时，因台湾土著杀害了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兴兵问罪，中国在签订条约时为了推卸责任，写下了“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间接认可了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这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之一。
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史料没有记载，恭亲王和李鸿章看到这几封信后的反应，但是，琉球事件后，新式舰队的建设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年后，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就在日本长崎港亮剑，震撼日本朝野……
第二十一章 鸟巢鸟感觉
【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大凡有地位的老外，到了大清国，都会惊叹这真是个“鸟”国家。在主人们盛情的宴会上，总是有一道令老外们惊诧而不敢动刀动叉的东东：“鸟巢”，即燕窝也。
老外们无法理解，大清国的领导干部，外带先富起来的一批精英人士，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拾“燕”唾余，乃至不惜千金、劳师动众地强行拆迁燕子的蜗居，以将其吞噬。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大多数的“宰相”，并无“撑船”的肚量，但吞噬小燕子的蜗居，还是绰绰有余的。
老外也无法免俗，虽不喜欢“鸟巢”，却喜欢“鸟巢”带来的“鸟”感觉。连堂堂的《纽约时报》，在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前总统格兰特先后访问大清国时，也很八卦、很阿Q地在版面上记录大清国宴请美国贵宾的菜单，当然包括“鸟巢”之类，以显示美国领导人在中国受到了特别待遇。
西华德访华是1870年的冬天，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北京的西方首脑级大腕，他受到了大清政府的盛情接待，国宴便设在总理衙门。
说是国宴，其实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太后和皇帝照例是不见外宾的，迎来送往的琐事一般都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国“总理”恭亲王接待。但不巧，“总理”恭亲王病了，“常务副总理”文祥也病了。国宴遂由总理衙门的其他领导人集体主持。
主人们用“鸟巢”等富有大清特色的美味，同时填充桌面和时间。足足4个多小时的漫长会餐和150道之多的菜肴，几乎令美国人迅速对中华烹饪产生了审美疲劳。主人炫耀性地介绍各种怪异菜品的原料和烹饪方式，以此向客人展现天朝上国的伟大形象，同时频繁地与客人“干杯”，感情深、口口都要闷，令美国人几乎忙闷过去。
美国人郁闷的是，当他们想把话题转到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话题时，主人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会场似乎贴着“莫谈国是，只谈鸟巢”的无形禁令。这顿饭令西华德等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有了极深的感受。
九年后（1879年），刚刚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在春夏之交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次，恭亲王亲自主持了在总理衙门举行的欢迎宴会。
格兰特是从暹罗（泰国）进入中国的，到京之前，已经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各地官员们对这位美国“民主”（“民之主”也）给予了热情接待，令格兰特对大清官场的“鸟巢”社交文化略微有底。
当服务人员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奢华的娱乐”要比广东、上海和天津的接待简单了许多。当然，“鸟巢”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几乎只是略喝几口“鸟巢”，而几乎不碰鱼翅等其他菜肴。
这次，因为有恭亲王在场，与会中国官员们便畅所欲言，与美国人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心得。但是，恭亲王只是劝酒、夹菜，几乎没做任何表态。美国人事后分析，恭亲王因为身份限制，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
不仅西华德与格兰特，从迄今所能发现的西方记录看，多数西方来访者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奢华的宴会中认识了“鸟巢”，景仰既久，却依然敬而远之。一位有幸参与过此种公款宴请的法国人，认为“鸟巢”之受宠，并非因其多可口，而只是因其昂贵，主人以此炫耀的，只是自己的好客与财富。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第二十二章 北京欢迎你
【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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