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中，恭亲王与两宫太后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而对手则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桂良、文祥等政坛老手兼高手，正是指点和策划叔嫂同盟对抗“八人帮”的军师。政变后，桂良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正式迈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却旋即逝世，令恭亲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后，恭亲王便不再有来自血缘或姻亲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亲王奕誴、七弟醇亲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盘，无法倚靠。而贵族之间最为常见的结亲，也没有为恭亲王带来多大的政治资源。他的儿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亲王的长女荣寿公主深得慈禧喜爱，几乎当做亲女一般。亲王之女本只能封为郡主，而她却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作为大清国“第一女儿”，荣寿公主年少时相当跋扈，有“粉侯”之称。尽管在恭亲王与慈禧的权争中，荣寿公主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但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恭亲王最为看好的长子载瀓，天资聪颖，文武双全，像极了父亲，但却放浪不羁，经常带着同治皇帝流连于京城各种地下娱乐场所。而且，因担心被官员们碰见，还不敢去高级场所。兄弟俩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风流病症，双双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载瀓之前，据说还曾想过把皇位传给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讨论接班人的中央会议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丑。载瀓一死，加上次子载滢早已过继给八弟钟郡王奕詥，恭亲王几乎断后。多亏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回来，作为载瀓的儿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个时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先有“脐带”关系，才能带来更多的“裙带”关系，恭亲王的核心竞争力如此不济，令其政治影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似乎巍峨的权力大厦，无非是个豆腐渣工程。日后的袁世凯，虽然短寿，却在这方面颇下工夫，生育力超强，以“脐带”带动“裙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系网，受益匪浅。
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后还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液。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著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惇亲王奕誴的次子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静芳之子溥儁，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仪作为接班人，溥仪的父亲载沣虽由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结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大清国晚期半个多世纪，女人当国，牝鸡司晨，虽然不符合体制，也不符合礼制，却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太后垂帘作为国家元首，而亲王辅政，真正执掌中枢；二、慈禧太后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知道自己权力的适当边界在哪里；三、慈禧太后以“脐带一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
据说，恭亲王曾经感慨，大清国终究要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娘家故居）。记载此事的王照，是操切的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抹黑宣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梁启超，可信度极低。
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他莫非不知，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第章 紫禁城的平衡木
【 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出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因为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正荡起双桨，推开波浪，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但无风不起浪，恭亲玉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官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谅江已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所以看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虽高喊主战，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所形成的触角，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副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期间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戍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这时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沦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第十二章 周公之死
【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禧给予恭亲王的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国干部群众沉痛宣布：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清王朝战士，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的优秀儿子，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重要旗手，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訢，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本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虚龄67）。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亲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各种方式表达对恭亲王健康的关注。
平衡轮停摆了
国际社会也对恭亲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在其著作《动的中国》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一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而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他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反动”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反动”的证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改革”而已。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盲目而操切的“变法”，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这势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除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反动”，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绪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一条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当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时，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这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让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伪君子”。
无论恭亲王驱逐翁同龢与告诫康有为的两个口头遗嘱真实性如何，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刘．翁、康之类玩嘴上虚功夫的人，是有足够警惕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经表露了对康有为的极大支持，多次表示赞同康有为等提出的“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而这将导致国家机器的重建，“休克”将完全可能造成大而积的瘫痪和崩潰。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被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全死方忠
恭亲王身后得到的哀荣，是不同寻常的。
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謚號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对手，恭亲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盘，除了第一次之外，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大权在握的“老二”，恭亲王永远都是最高权力的最大威胁者。只要看看不绝于史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血腥的宫廷阴谋，就会明白，对于恭亲王既利用，又防范，绝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经质的多疑，而只是一种权力的常识而已。“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謚號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下岗在家十年，恭亲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戒台寺。寺内有棵“卧龙松”，驰名京师。若干年后，恭亲王之孙溥伟来到戒台寺，在感慨祖父跌宕起伏的一生之余，挥笔为之题写“卧龙松”三字，刻碑立于松下。当年已逐渐习惯了忧谗畏讥的恭亲王，如此不避嫌疑地到此凭吊，究竟是如何心意？或许，一条不能腾飞的卧龙，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信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可能就是一条爬虫而已……
第十三章 英国议会：
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藉此获得了30年的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大清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大英帝国应当不遗余力地帮助大清国进行全面改革，乃至帮助大清政府平息任何动乱；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欧贸易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是“忠诚、坦率及友好的”；英国如果不能支持大清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这样的论调，并非出自于某位“大清人民的朋友”之口，却恰恰来自英国著名的鹰派、两次鸦片戰爭的主要决策者巴麦尊勋爵。这位曾经使劲鞭打中国龙的强硬主义者，却在1863年7月6日，以首相身份向英国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鲜明地提出要扶持中国。
究竟是什么，令一只咄咄逼人的雄鹰，变成了一只温顺友好的鸽子呢？
一切都源自恭亲王奕訢那务实的外交政策。
大清國的大訂單
再顢頇、再腐败的政权，到了生死存亡而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多少都会变得与时俱进起来。1862年初，随着太平军相继攻陷东南财赋重地宁波、杭州等地，兵锋直指上海，大清国的领导核心真切地感受到了没顶的压力。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不久前还在刀兵相向的英法等列强，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在关键时候挽救东南、挽救大清。拖延已久的舰队采购计划，被迅速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上一年（1861年），大清国的洋干部、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就向恭亲王建议，可以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这将大大加强前线官军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这项建议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大力支持。赫德建议说，此项费用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卜鲁斯是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他的哥哥正是著名的额尔金勋爵，恭亲王的第一位洋对手。
赫德和卜鲁斯的提议，立即得到恭亲王的响应。在他的盘算中，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既可以打击“长毛”，又可以“笼络”列强。他向当时重病中的咸丰皇帝写了报告，咸丰皇帝也很是兴奋，立即批转曾国藩、官文、胡林翼等前线将帅，征求意见。虽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基本支持，但赫德开出来的预算，高达150多万两白银，这令囊中羞涩、两袖“清”风的大清中央很是为难，只好不断折冲，压低预算。直到太平军饮马西子湖，此时赫德的预算也调整到了80万两，恭亲王便不再犹豫，指示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此时还是代理他的职务）采购这些军舰。
这是一张庞大的订单，中国人的购买能力令英国朝野大为兴奋：6艘炮艇和3艘快艇，外带全套的人马，每艘炮艇配备舰长l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水兵10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1人、军官1人、轮机手3人、炮手4人、水兵30人。这不仅能大大拉动英国军火行业的GDP，而且英军官兵到大英帝国之外再就业，将大大加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这是大清国第一次国际大采购，也是恭亲王奕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拍板决定的最大一笔财政支出。吊诡的是，这样一桩动作极猛的改革举措，却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来自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喝彩，也没有反对，万马齐喑。在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面前，卫道士们终于学会了什么是顾全大局。
这是大清国在引进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大尝试，这样一支完全采购自“洋鬼子”的舰队，加入到“国有资产”的行列后，无疑将令大清中央更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当然主要还是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此时，清政府另一个“引进- 消化- 吸收”的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支“水上洋枪队”无疑将令“对外开放”的伟大成果首先在对内战争中绽发怒放。
大清国的集权体制，在这种关键时刻体现了高效的制度优越性。中央迅速拍板，舔德立即（1862年2月24日）急电英国，通知李泰国，北京已经命令两广总督劳崇光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思本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思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采购开始紧张地进行，但此时，英国议会却开始杯葛这一受到政府支持的军火外援项目。
英国议会大辩论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及运动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还是炮舰政策，对清政府以打压为主。但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令英国在华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这才看清了清政府在稳定中国局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遂开始调整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同时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加紧渗透，力图将中国政权“英国化”，这成为英国政界有远见者们的共识。
这些人与目光短浅的传统炮舰政策的支持者，以及出于宗教或政治理想等各种原因而亲太平天国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阿思本为中国“打工”的申请，令英国内部就中国政策的分歧公开化和表面化。1862年7月25日，英国下院会议辩论中，议员海亚提出，阿思本作为英国军官，究竟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叛乱方”或者“那个腐朽的王朝”？一旦处理不慎，这就完全可能将英国拖入一场预料之外的中国内战冲突之中。
议员塞克斯上校指出，英法军队协助中国官军“解放”宁波后，“解放者”们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远甚过太平军。当时在华的一些英文报纸对此也有报道：“（官军）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中国邮报》）；“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香港日报>>）。一年多后的《泰晤士报》（1863年7月17日）也承认，毫无军纪的联军和中国官方雇佣的洋枪队在宁波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遭到西方商人和中国官方的一致抱怨，不得不安排他们撤离。
塞克斯上校说，在上海，没有任何西方人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相反，太平军总在不断寻求与西方人的友谊，然而西方人却主动协助官军参战，“我们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是狼对待羊的态度，不管羊是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喝水，结局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欧洲雇佣军要从太平军手中“解放”嘉定，实际上就是抢劫“抢劫者”，“黑吃黑”而已。上海其实并不存在危险，“黄浦江平静得就如像泰晤士河一样”。他质疑道：“这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了解情况？是否已向议会报告？”
塞克斯上校是英国少数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议员之一。他曾经质疑英国外交系统，为什么没有将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送交伦敦，这极大地误导了欧洲舆论。他认为卜鲁斯等人称太平军为土匪“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他在报端撰文道：“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英国驻宁波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议员维特·布莱德则要求议院明确，如果英国军官们为中国政府服务，其服务年限不可视为在英国海军的服务年限；在中国所获得的薪水、晋升等，也与英国政府无关，不被皇家海军所承认；而如果在中国受伤或阵亡，也不可能享受英国的任何抚恤。这等同于要求他们“留职停薪”。
在一片争论声中，虽然最终是“亲华”的一方获胜，但在阿思本舰队的整个筹建过程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时有所闻。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亲自出马，向议会发表长篇演说，为阿思本舰队辩护，提出了亲华政策。
作为一名鹰派，巴麦尊不仅因主导两次鸦片战争而闻名，也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发动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支持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等大事件中，表现活跃。在演说中，他对一些议员质疑阿思本舰队清剿“海盗”的使命大为恼火，他嘲讽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丝毫没有认识到，只有阿思本舰队才能将中国海流域的“土匪”彻底扫清，确保中欧之间贸易的畅通。
他还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这儿乎与恭亲王所分析的基本一致：列强之间即使“同床”，也必然无法“共梦”，中国大可从中获得宝贵的支持，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大有裨益的。
巴麦尊的演讲，高屋建瓴，厘清了大英帝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模糊认识。据《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巴麦尊演说结束时，激动的议员们起立并长时间欢呼。一个多月后，维多利亚女王批准阿思本舰队计划，英国枢密院随即正式发布敕令，批准这一行动。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藉此获得了30年的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史称“洋务运动”及“同光中兴”……
第十四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向温文尔雅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终于发怒了。
在给英国公使回复了多封态度和蔼但措辞强硬的信后，恭亲王下令：解散大清国的首支新式舰队，还未正式上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籍的洋干部阿思本连同舰队全体英国籍官兵一律下岗。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恭亲王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大清国的枪杆子，必须永远听从大清召唤，必须坚定地服从大清指挥，这是大清国武装力量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是不可后退的基本原则。
大清国采购整支海军
这是1863年10月。那支悬挂着黄龙旗、装备着最新式舰艇及武器、由清一色的英国官兵组成的“中英联合舰队”（英国报章的习惯称法，中国史书则普遍称为“阿思本舰队”），正停泊在大清帝国的东部沿海。如果没有这一波折，这支舰队将成为大清帝国及东亚地区的首支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在此后11年才出现），地区平衡、世界均势乃至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都将因此而重写。
英国人对这支舰队是全力支持的，自英国议会在立法方面放行之后，舰队的组建工作进展神速，英国军方不惜将最先进的舰艇卖给中国政府。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看中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此人在军界以北极探险而著名，并曾经亲自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是大清人民的老对手了，对中国相当熟悉。李泰国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四年，并且签订了一份共有13款内容的协议。
在“李–-阿协议”中，明确约定，阿思本作为舰队司令，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产生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身份冲突，也是他一直找不准自己定位的原因。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李、阿两人在注解中详细说明，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太平天国的“天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恭亲王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总统”之争
李泰国会同阿思本制定了将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后，就携眷赶回了上海，与代理其职位的赫德见面，然后一同赶往北京，觐见恭亲王。
恭亲王给了兴冲冲的李泰国兜头一瓢凉水：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李一阿协议，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李泰国则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他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坚定赞同。双方形成了僵局，多次联席会议均不欢而散。
卜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
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不用英国人瞎操心。
其时，卜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包括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的诸多事项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舰艇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5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账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获悉了李泰国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于地方政府，这是大忌，“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此前所签的官兵雇佣协议，前提就是他必须作为舰队司令，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
随后，阿思本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命于李鸿章，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被李鸿章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他的“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指责恭亲王的决定“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恭亲王均未露面。
10月15日，作为“客卿”的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碟”，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碟”中，他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这封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同时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及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事件，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十一年后（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上至舰队司令，下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第十五章 洋干部下岗
【 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
1863年i1月16日，大清国又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
洋干部也能上能下，说换就换，这当然是新鲜事，表明大清中央在干部人事任免乃至外交方面的日渐雄起。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清国将自己的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采购大订单，交给他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他的倚重和信赖。
撤换这样的洋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有魄力下这个决心的，只有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恭亲王奕訢。
越位
导致李泰国与其“老板”奕訢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满清、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
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将海军大权拱手相让的合同。在李泰国和恭亲王等人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从前线统帅的调度，而必须直属于皇帝，这又激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局面下，恭亲王只能选择玉碎而非瓦全，舰队最后被解散。大清国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人才、技术双引进项目，宣告破产。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地、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侩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在这封以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名义发出的信中，中国政府详细罗列了李泰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舰队指挥权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除了阿思本舰队的越位签约外，他还居然要求将中国各港口的轮船归其一人调度、将上海的“常胜军”（即华尔、戈登等人率领的外籍雇佣军，此前名为“洋枪队”）归其一人指挥。信中还指控李泰国缺乏职业操守，其既然在中国担任领导职务，“食中国之俸，即与中国属员无异，其职分亦与各省关道相等”，但在此次购置舰队回京后，却以其与英国公使级别相等为理由，不再给恭亲王呈送“请示报告”，而使用平行书信。大清本来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为他在勾栏胡同购买了居所，有100多间房，现在他居然嫌小，指名要换到肃王府去，或至少要将肃王府分给他一半。肃亲王可是世袭周替的“铁帽子王”，其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王府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此前法国就曾要求将此定为使馆，但被大清政府严拒，肃王府后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中成为战场被毁坏。李泰国要求，如果不给他肃王府，那就要把肃王府边上的詹事府衙门的房子腾给他。其实，李泰国指定的两处新住宅，都紧靠着英国使馆，幕后显然是英国想在北京扩大使馆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野性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有大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在于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也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十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8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
军旗
李泰国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烙印：与恭亲王“合作”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购置阿思本舰队的工作启动之时，英国政府就要求这支舰队必须悬挂清晰的军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李泰国设计了一面军旗，绿色为底，配以黄色的“X”十字。
在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协议中，对此做了说明，之所以选择绿色，只因为从来没人将此作为海军旗底色，容易辨认（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也使用罕见的绿色军旗）。而“X”十字则是大英帝国国旗的基本图形，将“X’’十字换成黄色，融合了中英两国的元素，设计者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但这一设计遭到恭亲王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国旗必须是黄色，必须要有龙，龙必须在旗帜的上方，而且此前的中国官旗都是三角形的。李泰国最后综合了意见，新的军旗为绿底黄色“X”十字的长方形，中间是绘有蓝色龙的黄三角。
1863年2月13日，这面军旗在官方的《伦敦政报》上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1864年l月9日，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并不熟悉的祖国英国。恭亲王虽然在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在经济上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补偿：多发了四个月薪水，另送了6000两银子，总计折合约14000多英镑，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的年薪才2300英镑。
经此事件，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而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当然，他们也被后世普遍看做一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看做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人证……
第十六章 谁家的走狗
【 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1866年4月5日，一份特殊的中央文件用快马送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中央要求各省领导们，务必要对这三份文件认真研究，尽快回复，“共体时艰，勿泥成见”。
这三份文件，都来自英国人：
大清国的洋干部、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撰写的《局外旁观论》；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撰写的《新议略论》；
英国公使阿礼国为提交《新议略论》而发出的一份外交照会。
这三份文件主题鲜明：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画圈圈。英国人尖锐地分析了大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后，督促大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
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掺杂着捍卫主权和面子，席卷大清国的高级干部。
绵羊为何作乱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其实在半年前就提交了（1865年11月6日）。1865年8月份，海关总税务司刚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正式厕身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行列。
这篇约4000字的建议书，是赫德以客卿的身份第一次向大清政府提交完整的建议，因此自称为“局外旁观”，以图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因为旁观，所以不必在乎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话可以说透，甚至说绝。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赫德的指控包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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