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惇親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按他母亲祥妃的预产期，他将是道光皇帝存世的“长子”。但道光皇帝另一已经怀孕的妃子全嬪更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儿子奕詝，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慈禧太后绝对没想到，在咸丰兄弟中排行第五的惇親王奕誴，平日里看着极为窝囊，而且与老六、恭亲王奕訢并不相容，这次却会跳出来，为恭亲王说话。
而且，太后刚刚任命他及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取代恭亲王，轮流领班朝会，即主持中央的每日国务例会。这等于是惇親王中了政治六合彩，可他为何如此不识抬举呢？
仗义执言为弟请命
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親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四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親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棋和惇亲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会前，慈禧太后却单独召见倭仁等大臣，告诉他们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这个指示，倭仁等确定了中央全会的批斗会基调。
结果，在会上，文祥和倭仁传达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与会的中央干部们或者就是以惇亲王和倭仁为首，分成了两派，相持不一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态。大家只能确定六天后（4月9日）再议。
第二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譞（即日后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回京，也上疏为六哥恭亲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报告中认为，要客观看待恭亲王的表现，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缺点则是次要的，具体表现在“小节有亏”，而原因也在于恭亲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似非敢有心骄傲”。最为关键的是，蔡寿祺的指控“本无实据”，如果因此将恭亲王调离了领导岗位，“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所以，对待恭亲王还是要批评为主，“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臣们和王公亲贵们依然分成了两派。倭仁起草了一份以“批恭”为主的决议，但遭到王公亲贵们的坚决反对，已经60岁的肃亲王华丰（即善耆之祖父、川岛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写了一份决议。倭仁没办法，只好四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亲贵们依然不同意，最后，与会人员分别按照政治路线站队签名：军机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签名；王公亲贵们多在肃亲王的稿子上签名；纪检部门（“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则另行上了报告，五花八门，中央领导班子几乎分裂。
4月I1日，两宫太后终于接受了惇亲王们的意见，表示说，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必须对恭亲王“略示薄惩”；但为了大局的需要，恭亲王可以边工作边检查。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则再也没有恢复。
“计划生育”错过皇位
在这次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首个回合交手中，慈禧太后对率先抗拒的惇亲王十分不满，她在召见倭仁时，质问道：“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
原来，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等密谋除掉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当时，恭亲王赶到热河吊孝，与肃顺、惇亲王等一起吃饭。饭桌上，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惇亲王，当着恭亲王的面，手提肃顺的大辫子嚷嚷道：“人家要杀你哪！”肃顺是个大度惯了的人，只当是玩笑，连声说：“请杀，请杀。”恭亲王却被吓得半死。后世多将此解释为惇亲王对恭亲王的嫉妒。
其实，惇亲王奕誴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他才应该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在奕誴出生之前的两个月，道光皇帝刚刚失手踢死了长子，而次子、三子均在2-3岁时早夭。当时，后宫有两位嬪妃祥贵人（惇亲王奕誴之母）、全嬪（咸丰皇帝奕詝之母）都怀着身孕，按预产期的测算，祥妃最早生产，即日后的惇亲王奕誴将成为道光皇帝的四子，也即存世的长子。根据野史的说法，全嬪很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皇四子奕詝（咸丰皇帝）。六天后，奕誴（惇亲王）来到人间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加塞了，他只好成为皇五子。再一年后，道光的另一妃子，早夭的次子、三子之母静妃生下了皇六子，即日后的恭亲王奕訢。
老妈“抢跑”的结果，令奕詝（咸丰皇帝）备受早产的煎熬，体质很弱，加上成年后纵欲，结果在年仅30岁时即病逝，只留下了一儿（同治皇帝）一女。
迟到的五阿哥奕誴（惇亲王）在16岁那年(1846年），被父皇道光下令，过继给八年前已经去世且无子嗣的惇亲王绵恺。绵恺是道光的三弟，因性情粗疏，不断犯错，爵位就不断在亲王、郡王间上下。奕誴过继后，被封为惇郡王。这年正好是道光65岁，他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奕誴就算是出局了。据说，奕誴出局，不仅因为长得丑，没有天子相，而且大大咧咧，不好读书，十分粗俗。
大大咧咧的奕誴，接了大大咧咧的惇亲王绵恺的爵位，倒也是相配。日后，老四奕詝（咸丰皇帝）即位，将老六奕訢晋升为恭亲王，并将恭亲王和惇郡王都安排在中央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亲王们不可兼军机的祖制。当了中央领导人的惇郡王奕誴，依然不改散漫的习气，如同他那位嗣父绵恺一样，不断“失礼”，不断被痛责，因此在1855年丢了郡王爵位，降级为贝勒，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上书房学习班改造。估计是学习班教导有方，一年后奕誴捡回了郡王的爵位，数月后又成功晋级为亲王。
偶尔露峥嵘
这位惇亲王的脾气，与严谨的恭亲王截然不同。据说，他在大夏天时会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在什刹海边纳凉，和下人们也不讲究规矩，很有平民色彩，北京城因此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虽然因为妈妈的肚子而错过了皇位，但这位王爷并没有对政治彻底死心，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权力的直觉的。除了当着恭亲王、肃顺的面说肃顺要被杀头之外，他在几次政治风波面前，都有着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野史记载，惇亲王经常嘲弄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废位，惇親王当时负责宗人府，坚决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大清国的规矩，只有皇后过门才是从国门“大清门”抬入的，慈禧本人是“二奶”出身，嫁入皇宫时没有任何仪式，因此终生耿耿于怀。
正史上记载，1884年甲申易枢，就是这位惇亲王和恭亲王合唱双簧，在讨论对法国作战方案时，兄弟俩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一同觐见的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觉得他们“极琐屑不得体”，并在日记里感慨：“天潢貴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而这，或许正是恭亲王在惇亲王的配合下，故意以“极琐屑不得体”来主动获咎，给所有人，尤其是老七、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上台提供一个机会。
可以说，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中，这位“粗俗”、“散漫”的惇亲王，成为在太后与恭王之间的另一个平衡物。而恭亲王在其执政生涯中，得到了这位比他大一岁的五哥的特殊协助：口无遮拦的惇亲王，是慈禧相当忌惮的人物。
惇亲王家似乎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折腾点令全国乃至世界刮目相看的动静。惇亲王有三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中，这三兄弟都是义和团的幕后推手，而尤以老二载漪最为著名。载漪自幼好武，加入了满洲亲贵的精锐部队“神机营”，展露才华，被慈禧太后看中，将自己弟弟桂祥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载漪。
成了慈禧太后的内亲，自然能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载漪是家中老二，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而且，当时惇亲王还在世，一门也不可能封两个王爵。慈禧太后于是下旨，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但是，在撰写委任状时，出现了笔误，将“瑞”字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载漪就成了“端郡王”。他的英译名Prince Tuan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就是因为他被八国联军指定为义和团动乱的“头号罪魁”。
1898年，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发动了盲目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将包括真正在第一线改革的实践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推到了所谓“改革”的对立面。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肋到光绪的帝位。已经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力挽狂瀾，亲自出马，以“戊戌六君子”的脑袋为最小代价，保住了光绪的帝位。同时，为了向“改革”的受害者们妥协，她同意为已经证明了是“天阉”（先天的陽痿病患者）的光绪皇帝立嗣。候选人中，只有载漪年方15岁的儿子溥儁，与她血缘最为接近，是嫡亲的侄外孙，于是被册立为“大阿哥”。没想到，这一接班人的指定，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列强拒绝承认。于是载漪终被洋人们逼上“灭洋”的道路，试图通过义和团这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支撑起儿子将来的帝位巨舟。
溥儁备位东宫，是继其祖父惇亲王奕誴在娘胎中以来，第二次最为接近最高权力宝座。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放火”发动群众后，这把群众运动的火却最终失控。在八國聯軍的炮口下，载漪差點被当做战犯扭送联军处决，而溥儁自然是与皇位永远分手了。
龙生九子，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除咸丰之外，奕盖、奕新都曾先后有机会问鼎帝子。惇亲王奕誴改换了谱系，只能做个“荒唐王爷”，自娱自乐；恭亲王奕訢虽然地位祟高，处在大于2（老二）、小于1（老大）但无限接近于1的地带，却忧谗畏讥，蹉跎一生，壮志难酬。大清国的政治六合彩，落在了并无任何资源优势的老七醇亲王奕譞头上，真正可说是渔翁得利。老七一家连出两任皇帝（光绪及宣统）、两任醇亲王（奕譞与載灃）、两位郡王（载涛与载洵），炙手可热。这是造化弄人、天意难测，还是政治行情黑庄盛行、波云诡譎呢？ %%%%%%%%%%%%%%%
附：
道光皇帝世系图
奕纬 隐志郡王（早卒）
奕纲 顺和郡王（夭折）
奕继 慧质郡王（夭折）
奕詝 咸丰皇帝–––—载淳（同治皇帝）
┏—载漪––––––––—溥儁（大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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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誴 惇勤亲王––-┠—载澜
┃ ┏━━溥伒
┗—载瀛––––––—┃ ┏—无名
┗━━溥僴 ┠—毓嶙
┠—毓屼
┠—毓崧
┏－－载瀓 ┠—毓岎
┠－－载滢––––-┏—溥伟–––—╋—无名
┃ ┃ ┠—毓嶦
奕訢 恭忠亲王––-┃ ┃ ┠—毓嵂
┠－－载濬（夭折） ┃ ┠—无名
┗－－载潢（夭折） ┃ ┗—毓嵘
┃
┃ ┏—毓岦
┏－－載瀚（早卒） ┣—溥儒（溥心畲）-┃
┃ ┃ ┗—毓岑
┣－－載湉（光緒皇帝）┃
┣－－未命名（夭折） ┃ ┏—毓崟
奕譞 醇贤亲王––—╋－－載洸（早卒） ┣—溥佑–––—┃
┃ ┃ ┗—毓蕴华
┃ ┃
┃ ┗—溥僡–––––毓峘
┃
奕詥 钟瑞郡王（早卒）┃ ┏—溥仪（宣統皇帝）
┣－－载沣（攝政王）—┃
┃ ┗—溥杰
┃
┣－－載洵（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为嗣）
奕譓 孚敬郡王 ┗－－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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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王爷蓝筹股
【 庆亲王奕劻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 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 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
大清国的政治行情，有点阴阳不定。“庄”后有“庄”，“庄”外套“庄”，令人眼晕。官场如股市，惯于追涨杀跌的官员们为此头疼不已，既怕错过绩优股，更怕沾上垃圾股。风险四伏，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却也未必会赢。
这不，恭亲王这只坚挺了23年的蓝筹股，却在1884年的春夏之交，突然就崩盘了：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彻底被“双开”。大盘引领者，改为光绪皇帝的老爸、醇亲王奕譞。
毫无疑问，有个做皇帝的儿子，哪怕这皇帝当得很窝囊，那也绝对是优质资源。光绪皇帝即位后，醇亲王为了避嫌，一度退居二线，深藏不露。如今突然改制亮相，闪亮登场，那些早已看好这只潜力股的官员们，一拥而上，疯狂追捧，掀起了一轮狂热的政治牛市。
醇亲王的行情高开高走，并且保持高位运行，这其实并无悬念。令众人惊叹的是，在醇亲王的牛腹底下，一只盘口小、价位低的“创业股”，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飞冲天。
“创业股”黑马
这匹黑马，就是刚刚接替恭亲王执掌总理衙门，并被晋封为庆郡王的贝勒奕劻，也就是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大名鼎鼎的庆亲王。
奕劻当然是龙种，但有点偏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磷，册封为庆亲王。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疆、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眼（可插双眼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清代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永磷死后，儿子绵慜袭位，爵位降为庆郡王。绵慜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奕彩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永嶙的其他儿子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这可惹恼了道光皇帝，于是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相当于一品武官的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永嶙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永嶙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訢腾房。老庆亲王永磷的府邸原是和珅的老宅，和珅毕竟曾是大清国的首富，而其子又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规制特别宏伟。奕劻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訢，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宅第。
说来也怪，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二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倒台时，则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官场最大的冷门。
阴阳线
晚清参与中央工作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单从个人仕途成就来看，奕劻无疑可拔得头筹。恭、惇、醇三人，均是道光的儿子，先天资源就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而前，奕劻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时刻准备着跃上枝头亮亮翅膀。
四人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从恭亲王留下的诗文来看，这本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才子，似因长期陷入政务和政争，他的“幸福感”指数绝对是四位王爷中最低的。从他的照片和西方人的画像看，他就是一脸的“苦相”，劳碌命。而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缺乏色彩，单调乏味，甚至连子嗣都不旺盛，考虑到之前和珅、永嶙等人如过眼云烟般的短暂富贵，这座府邸的风水的确令人生疑。
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竣，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对于恭亲王个人道德的仅有指控，是说他曾默许门房收取进门费（“门包”），但这也是野史所载，孤证而已。
惇亲王奕誴则因老妈不重视“计划生育”，而错过了本能成为皇家老大的机会，后来又被老爸道光皇帝送给别人家承嗣，心里多少有些不平，以王爷之尊跑到街头小摊大碗喝酒、赤膊躺在什刹海边纳凉等“平民”作风乃至“痞子”作风，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他在“叔嫂共和”的体制下，也长期在中央工作，敲敲边鼓，有时倒也能发挥些平衡的作用。
醇亲王奕譞，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都是“窝囊”，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却一门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在道光诸子中独领风骚。晚清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就是醇亲王家的时代。
血统上毫无优势的奕劻，绝对是个另类。他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在恭亲王之后实际主持大清外交近30年，并且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改革者及实力派的政治靠山，在诸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转折关头，他都是主角之一。
奕劻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奕劻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奕劻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奕劻更有着惇親王那般的大智若愚，他或许是这四个王爷中名声最不好的。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也“虽不中亦不远矣”，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这四位王爷，在大清国的政治行情表中，画出了不同的曲线。恭亲王的走势基本是一条下行的阴线，高位开盘，盘中三次剧烈震荡（“三起三伏”），在1884年的甲申易枢后，则直线下跌，从此就深度被套；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中位行走，小有起伏；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持续走高，盘中十分活跃，最终成为大盘的“领头羊”；最有戏剧性的是庆亲王奕劻，低位开盘，急剧拉高，中间甚至连起伏都没有，亮出了一条极为灿烂的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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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颈”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猛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老大们抗上一抗，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疯卖傻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最为低调的庆亲王，属于那种不怕肉麻的主儿，能高举红宝书，高喊万岁，为了巩固地位，啥都能干，也啥都敢干。最令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及日后的历史学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位王爷可算是唯一一个敢于大张旗鼓地贪腐的国家领导人，因此而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而奕劻居然依然屹立不倒。能够做到在这种时候依然雄起，一靠手上的真本事，内政、外交都还算有两把刷子，甚至连与八国联军谈判那么艰难的活儿，都能和李鸿章两人扛下来。在晚清改革的几次反复中，奕劻都是改革者背后最为坚强也最有技巧的支持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奕劻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奕劻心里明镜一般，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
这种既能干又安全的干部,显然是大多数的领导们最乐意见到的，而这或许也正是奕劻成为大清政坛上增值最快的绩优股的根本原因?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也难怪大清官场最后成了一个“熊出没注意”的乐园……
第七章 风中芦苇
【 西方人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他们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过去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憋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快得让人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者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地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三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一讨，就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丰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8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力一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来充当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愈加被忽视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第八章 “谋杀”同治帝？
【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又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和种痘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除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洁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瀓，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便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工“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都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给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自己这位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陪伴自己一同去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瀓。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一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陨。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壶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已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在《慈禧外纪》出版后，经多方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子惊人之语：所有这些，可能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于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这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十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脐带
【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纪念屈原，本就是个伤怀的日子，而在这个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亲王奕訢最亲密的助手文祥告别了人世，享年58岁。
老友新逝，43岁的恭亲王赋诗一首，悲歌道：“从今别有盈杯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黄酒正散发着苦涩，而哪一杯雄黄酒，能为大清国辟邪呢？
君子不党
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深厚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的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并列的“五个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大清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虽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鋆（恭亲王另一助手）的种族绝不虚弱。”文祥去世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中，盛赞文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这可说是中央对其的盖棺论定。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裙带VS脐带
君子群而不党，如果非得要说有个“恭党”，那其实就是个“干活党”。这样松散的“党”，其工作“战斗力”超强，而应对内部政争则基本采取太极手法。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不同核心的政争中，“群而不党”的恭亲王总是要落败下风。
婚姻是编织政治蛛网的关键，在这方面，恭亲王这只蜘蛛似乎远不如慈禧太后勤快。唯一能被称作恭亲王靠山的，或许就是他的岳父桂良。
16岁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亲自指婚下，奕訢（日后的恭亲王）迎娶桂良之女，作为自己的嫡福晋（即正妻）。此时，63岁的老干部桂良已从云贵总督的任上调回京师快一年了，不仅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要职，而且代理镶黄旗蒙古都统，是掌握枪杆子的中央实权派。之前，道光皇帝为其四子，即日后的咸丰皇帝所选的岳家，则是地位、名望及权势远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时人及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当时道光皇帝属意奕訢作为接班人的又一例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成亲后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岳父桂良的精心教导。多年后，奕訢以27岁的年龄承担起救国重担，甫一亮相就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考虑到清代皇子不得结交大臣的严格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只有岳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轻恭亲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奕訢临危受命，负责与英法谈判，桂良与文祥等，都是在他身边保驾护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龄干部“传、帮、带”的经典组合。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方，桂良却在这次谈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气质折服了敌人。英国人俄理范在1858年曾陪同额尔金在天津与桂良会谈，他日后回忆说：“桂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平静而慈祥，充满智慧，虽然艰难的处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态优雅而高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这些当然会对恭亲王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其形成日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范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