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
代序: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訢。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訢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訢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訢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亲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三十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病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厥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訢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訢，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华帝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座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訢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来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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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栏杆猛拍春梦惊
【 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1
七月的鹅毛大雪，飞飞扬扬地飘落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难。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从滑行的轻快中，体会到减少摩擦所带来的快感。
这种快感，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至少光绪皇帝也喜欢。
这张发表于英国《图片报》的版画，描绘的是光绪皇帝在北海冰冻的湖面上，乘坐着奥地利赠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极具大清特色的”驯鹿”–-八名太监，他们熟练地踩着同样是舶来品的冰刀鞋，带着帝国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着熊熊燃烧的壁炉，孩子们熟睡的呼吸在屋子里轻轻回荡。看着手中发黄的老报纸，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标注在报头边上。百年的历史，与窗外那银妆素裹的无尽山河相比，无非是弹指一挥间。一个帝国，就如同雪橇急速而过留下的雪痕，随即被时光的严寒封上，镜也似的光亮得几乎不留痕迹，岁月无情。
雪峰上的天空无比澄澈，南十字星闪烁，北斗星已无处可循。即便斗转星移，却总是有颗星在指引着暗夜的方向，令你无法质疑造物主的神奇。
2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风雪中，第一次走进了后海边的恭王府。
游人如织，都是来参观“和坤他家”的。中国人实在太渴望成功了，对于成功的路径并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捞偏门也罢，只要能成功，哪怕如同流星般地划过长空，也能成为万人仰慕的榜样。
在一道道流星的灿烂光芒下，那些恒星倒是显得晦暗、无趣。
恭亲王就是这样的一颗恒星。
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划圈者，他不仅将那个被后世描绘为“腐朽、没落、反动”的大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并且在历经千年的自大后，第一次将中央帝国请下了神龛，主动平视–-而非俯视，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后被迫仰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被革命者痛斥为“鞑虏”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帝国以自己近三百年的历史，打破了“胡人无百年运”的宿命咒语，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无数后人：走了那么久，我们究竟离起点有多远？离终点又有多远呢？无数的大王旗换了又换，无数的海誓山盟说了又说，仿佛戏台上的斑斓戏袍和假声念白，曲终人散，如果失去了戏台，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吗？
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主流话语体系对清王朝的普遍贬低和诅咒中，清王朝留下来的各种遗产，尤其是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后十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却成为后世自觉不自觉的效仿对象。历史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
3
作为大国的“总理”、血统最为高贵的皇族、同时代人中难得的清醒者，恭亲王实在是太低调了，他的光芒被掩盖在太后们那巨大的宝座阴影下和那些充满八股陈词的公文之中。
后人刻薄地说他“一生为奴”，却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作为接近最高权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两种结局：成为老大，或者成为零。这种胜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注定了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独角戏，梁启超称之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于是，恭亲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自我阉割，以便在权力这一强效的春药面前，令人放心。
恭亲王故后，这座豪宅很少有人关注，除了后世那位赢得万千民心的周恩来。不知未来的史家们，该如何解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何以会无数次地、低调地来到这里，并将尽早开放恭王府作为其政治遗嘱之一？
恭亲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怀念他曾经的助手宝鋆：
只将茶舞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本是一杯盛满了牢骚的女儿红，却在“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烧刀子般的峥嵘烈度。
“拍栏杆”这种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刘孟节的宋人记录的，刘诗人常感怀才不遇，写下了“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到了辛弃疾那里，就不仅“栏杆拍遍”，还要“把吴勾看了”，一手拿着刀剑，一手猛拍栏杆，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愤懑了。恭亲王为何而抑郁呢？又为何而愤懑呢？
更为吊诡的是，他后来又把“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删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笔杆子，拍栏杆改成了写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4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5
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们，的确很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最初我是纯粹从一个游客和商人的角度，惊叹于这么一家文化部直属的文保机构，居然能把一个没落了百年的王府，经营得有声有色，再度验证了体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发挥而已。
而当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资料库，并向他们的研究人员讨教切磋后，那种只在象牙塔内弥漫的书卷气，十分地令我陶醉。作为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们在这个喧嚣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着古卷青灯，保存和琢磨着民族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为他们祷告祈福：
－－孙旭光博士，如今恭工府的“总管”，一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史学修为、开明态度及经营能力，令我折服；
－－刘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热情及对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极度熟悉和热爱，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恭王府的底蕴；
－－陈光大姐，恭王府学术领头人，一位从事过很多年艰苦的野外考古的专家，踏实、勤勉、低调、博学，令我受益良多……
6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雪珥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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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啸天安门
【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天很冷了，北京城却很热闹。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3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3000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100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儿个步兵方阵、100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30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得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额尔金其实是爵号)，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睹”，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大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若让北京人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到时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已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都是英军中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照相机惊魂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凉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儿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法国人的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差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可能还要去援助南京叛乱分子（指太平天国），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
在中法签约过程中，也有些插曲。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因在北京郊区八里桥打败僧格林沁军队而被法皇封为“八里桥伯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礼部）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上茶，然而我对我的主人们的阴险狡诈一直是这样的不信任，所以就仔细观察，看看给我们喝的茶是不是和恭亲王的一样，来自同一茶壶。只有在看见亲王首先饮茶后，我才开始喝起茶来。”
而到了互换批准书的时候，法国的外交官和中国官员都有那么儿秒钟的犹豫，“因为大家都想晚一些把自己手头的条约文本交给对方”，结果还是法国的第一秘书占了上风，走向前去，一把抓住了中国官员的条约文本，抢了过来，然后才把法国的批准文书递过去。
与英法签订条约，这是年轻的恭亲王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却受到了英国人的慢待。吊诡的是，在大清国的官方记载中，却很难找到恭亲王签约受辱的细节。相反，在发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恭亲王说道：当额尔金看到自己只带了20名护卫时，“诚诈自分”，“桀骜情状为之顿减”，似乎是自己的坦诚与磊落减少了对方的戾气。但恭亲王话锋一转，认为这些洋鬼子的性格就如同犬羊，“时吠时驯，何足为喜怒”。设身处地地想，一个高贵的天潢贵胃，在占领军的刺刀下奉旨“卖国”，受到侮辱，必然是深受刺激。这种窝囊气，他不可能形诸文字，而只能深埋心中。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第二章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訢，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訢，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衰、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种“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问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总理的劳碌相
【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而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是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只是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生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竞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魅力來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实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地位呢？
第四章 “窝囊”王爷绵中针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变”弄懵了。52岁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在执掌权柄23年后，被突然“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恭亲王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实际接替了他的领导职务。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鲜为人知的醇亲王突然与曾经如雷贯耳的恭亲王一样，成为西方媒体的主题词，各色人等睁大双眼，试图从来自北京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发展动向。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大摆鸟龙，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用大篇幅回顾恭亲王伟大的改革一生。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老七“老气”
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浅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湉（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譞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譞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工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在醇亲王的主持下，“神机营”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钢炮、哈乞开思步枪、毛瑟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支更为有名的淮军。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却在第三次成为实施打击的主力和实际的替代者。
醇亲王在取代恭亲王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人侵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醉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日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載灃（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勿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第五章 伟大领袖六合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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