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音三
于悉切，今读若“衣”。
疑古切，古“五”字，今读若“乌”。
丘鱼切，饭器也，今读若“迂”。
韵十二
于加切，今读若“阿”。
余支切，流也，今读若“危”。
于救切，今读若“呕”。
古文“隐”字，今读若“恩”。
“阿”本字，今读若“痾”。
古“亥”字，今读若“爱”。
羊者切，语已辞，今读“也”。
于尧切，小也，今读若“豪”。
乎感切，嘾也，今读若“安”。
古“肱”字，今读若“哼”。乌光切，跛曲径也，今读若“昂”。
而邻切，今读若“儿”。
二〇、论革命
（一月卅一日）
idonotcondemnrevolutions，becauseibelievethattheyarenecessarystagesintheprocessofevolution．butidonotfavorprematurerevolutions，becausetheyareusuallywastefulandthereforeunfruitful.“whenthefruitisripe，itwillfall”，saysachineseproverb．prematurepluckingonlyinjuresthefruit．itisforthisreasonthatidonotentertainmuchhopefortherevolutionsnowgoingoninchina，althoughihavedeepsympathyfortherevolutionists．
personallyiprefertobuildfromthebottomup．ihavecometobelievethatthereisnoshort-cuttopoliticaldecencyandefficiency．themonarchistshavenodesireforpoliticaldecencyandefficiency．therevolutionistsdesirethem，buttheywanttoattainthembyashort-cut-byarevolution．mypersonalattitudeis：“comewhatmay，letuseducatethepeople．letuslayafoundationforourfuturegenerationstobuildupon．”
thisisnecessarilyaveryslowprocess，andmankindisimpatient！but，sofarasicansee，thisslowprocessistheonlyprocess：“itisrequisitetorevolutionsaswellastoevolutions．”
toprofessorh．s．williamsjan．31
〔中译〕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致h.s.维廉斯教授
1月31日
二一、《水调歌头》寿曹怀之母
（二月二日）
二哥书来为曹怀之母七十寿辰征诗，不得已，为作一词如下：
水调歌头
颇忆昔人语，“七十古来稀”。古今中寿何限？此语是而非。七十年来辛苦，今日盈庭兰玉，此福世真希。乡国称闺范，万里挹芳徽。
春风暖，祧花艳，鳜鱼肥，壶觞儿女称寿，箫鼓舞莱衣。遥祝期颐寿考，忽念小人有母，归计十年违。绕屋百回走，游子未忘归。
二二、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
（二月三日）
与觐庄书，论前所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之意。略谓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觐庄书来用此语，谓prosediction也）。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敝也。
二三、“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
（二月三日）
觐庄尝以书来，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为两途。“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吾所持论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诗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论诗之一法。即如吾赠叔永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也，然岂可谓非好诗耶？古诗如白香山之《道州民》，李义山之《韩碑》，杜少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及《新安吏》诸诗，黄山谷之《题莲华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耶？
二四、论译书寄陈独秀
（二月三日）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着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wilde’stheideal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
二五、叔永答余论改良文学书
（二月十日）
……要之，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委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二六、杏佛题胡、梅、任、杨合影
（二月十四日）
良会难再得，光画永其迹。科学役化工，神韵传黑白。
适之开口笑，春风吹万碧，似曰九洲宽，会当舒六翮。
觐庄学庄重，莞尔神自奕，糠秕视名流，颇富匡时策。
其旁鲁灵光，亦古亦蕴藉，欲笑故掩齿，老气压松柏。
诸君皆时彦，终为苍生益。小子质鲁钝，于道一无获。
作诗但言志，为文聊塞责。必欲道所似，愿得此顽石。
既为生公友，岁久当莹泽。
杏佛此诗大可压倒叔永及适两作。
二七、《诗经》言字解
（二月廿四日）
尝谓余自去国以来，韵文颇有进境，而散文则有退无进。偶检旧稿，得辛亥所作《〈诗经〉言字解》读之，自视决非今日所能为也。去国以后之文，独此篇可存，故以附于此而记之，以识吾衰退，用自警焉。
《诗》中言字凡百余见。其作本义者，如“载笑载言”，“人之多言”，“无信人之言”之类，固可不论。此外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类，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宋儒集传则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无所闻，惟《尔雅·释诂》文“邛，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诗》，惟云“言我《释诂》文”。而郭景纯注《尔雅》，亦只称“言我见诗”。以传笺证《尔雅》，以《尔雅》证传笺，其间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尔雅》非可据之书也。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幕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附会古《尔雅》，谓出于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今寻绎《诗》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说，如左：
（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严译），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按《诗》中言字，大抵皆位于二动词之间，如“受言藏之”，受与藏皆动词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与采皆动词也。“还车言迈”，还与迈皆动词也。“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得与树皆动词也。“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驱至皆动词也。“静言思之”，静，安也，与思皆动词也。“愿言思伯”，愿，邓（郑）笺，念也，则亦动词也。据以上诸例，则言字是一种挈合之词，其用与而字相同，盖皆用以过递先后两动词者也。例如《论语》“咏而归”，《庄子》“怒而飞”，皆位二动词之间，与上引诸言字无异。今试以而字代言字，则“受而藏之”“驾而出游”“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谖草而树之背”，皆文从字顺，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则何不云“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驾出游”，而必以言字倒置于动词之下乎？汉文通例，凡动词皆位于主名之后，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与我皆主名，皆位于动词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于动词之下，则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此诸我字，皆位于动词之后者也。若移而置之于动词之前，则其意大异，失其本义矣。今试再举《彤弓》证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我有嘉宾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则亦当位于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诗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为区别哉？据此可知言与我，一为代名词，一为挈合词，本截然二物，不能强同也。
第74章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4)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与而字，似同而实异。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如“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又如“乃生男字”，此等乃字，其用与然后二字同意。《诗》中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皆乃字也。犹言乃告师氏，乃告而归耳。又如“婚姻之故，言就尔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诉”“薄言还归”“薄言追之”等句，尤为明显。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郑笺，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则乃始采之，乃甫往诉，乃甫还归，乃始追之，岂不甚明乎？又如《秦风》“言念君子”，谓诗人见兵车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则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见二字本不同义也。且以言作乃，层次井然。如作我，则兴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诗，“言既遂矣”，谓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郑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为牵合，殊可笑也。
（三）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凡之字作代名时，皆为受事（《马氏文通》）。如“经之营之，庶民攻之”是也。言字作之解，如《易》之《师卦》云，“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利执言，利执之也。《诗》中殊不多见。如《终风篇》，“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皆作我解，非也。上言字宜作而字解，下言字则作之字解，犹言寤而不寐，思之则嚏也。又如《巷伯篇》，“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上文有“谋欲谮人”之句，以是推之，则此言字亦作之字解，用以代人字也。
以上三说，除第三说尚未能自信，其他二说，则自信为不易之论也。抑吾又不能已于言者，三百篇中，如式字，孔字，斯字，载字，其用法皆与寻常迥异。暇日当一探讨，为作新笺今诂。此为以新文法读吾国旧籍之起点。区区之私，以为吾国文典之不讲久矣，然吾国佳文，实无不循守一种无形之法者。马眉叔以毕生精力着《文通》，引据经史，极博而精，以证中国未尝无文法。而马氏早逝，其书虽行世，而读之者绝鲜。此千古绝作，遂无嗣音。其事滋可哀叹。然今日现存之语言，独吾国人不讲文典耳。以近日趋势言之，似吾国文法之学，决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然此学非一人之力所能提倡，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收效。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审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若不此之图，而犹墨守旧法，斤斤于汉宋之异同，师说之真伪，则吾身有涯，臣精且竭，但成破碎支离之腐儒，而上下四千年之文明将沉沦以尽矣。
二八、美国初期的政府的基础
（二月廿九日）
alexanderhamiltonknew“thegovernmentcouldnotstandifitssolebasiswastheplatonicsupportofgenialwell-wishers．heknewthatithadbeencreatedinresponsetointeresteddemandsandnotoutofanyfine-spuntheoriesofpoliticalscience．”
--charlesbeard
〔中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知道，“倘若政府唯一之基础，只是那些温和的、好心肠的人所给予的柏拉图式之支持，那么，政府将会垮台。他也知道，政府之建立，决不是靠任何精雕细琢之政治学理论；政府须对有利益关系之要求作出反应”。
--查理·比尔德
二九、家书中三个噩耗
（二月廿九日）
得吾母一月十三日书，言大姊大哥于十二月二日三日先后死去。（大哥死于汉口，身后萧条，惨不忍闻。）吾家骨肉凋零尽矣！独二哥与余犹漂泊天涯一事无成耳！
吾于兄弟姊妹中最爱大姊。吾母常言：“吾家最大憾事在大菊之非男儿。”使大姊与大哥易地而处，则吾家决不致败坏至于今日之极也。
大哥一生糊涂，老来途穷，始有悔意，然已来不及矣。大哥年来大苦，生未必较死乐也。
十年去家，遂与骨肉永诀，欲哭无泪，欲诉无所，出门惘惘不知何适。呜呼哀哉！
吾母书中又言冬秀之母吕夫人亦于一月七日病死，濒死犹以婚嫁未了为遗憾。
甲辰之春，余始识夫人于外婆家，于今十馀年矣。游子久客，遂令夫人抱憾以殁，余不得辞其责也。
三〇、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
（三月六日）
advocatingthetrainingofchildrenintheusesoftheirsenses，thattheymaydevelopaskeenaperceptionasthatofthepractitionerinmedicine，dr.charlesw．eliot，presidentemeritusofharvardcollege，inapamphletwhichwillshortlybeissuedbythegeneraleducationboardcallsattentiontocertaindefectsinourpresenteducationalmethods．
“inrespecttothetrainingoftheirsenses，”saysdr．eliot，“thechildrenofwell-to-doparentsnowadaysareoftenworseoffthanthechildrenofthepoor，becausetheyarenotcalledupontoperformservicesinthehouseholdoronthefarmwhichgivepracticeinaccurateobservationandmanualdexterity.thetrainingofthesensesshouldalwayshavebeenaprimeobjectinhumaneducation.
“thekindofeducationthemodernworldhasinheritedfromancienttimeswasbasedchieflyonliterature．asaresulttheprogramsofsecondaryschoolsintheunitedstatesallottedonlyaninsignificantportionofschooltimetothecultivationoftheperceptivepowerthroughmusicanddrawing，and，untillately，boysandgirlsinsecondaryschoolsdidnothavetheirattentiondirectedtothefineartsbyanyoutsiderorvoluntaryorganizations．”
thatmedicineandsurgeryhaveattainedtheirremarkableprogressinthelasttwenty-fiveyears．dr．eliotattributestothetrainingwhichthepractitionerreceivesinaccuratediagnosis，anditsconsequenthighdevelopmentoftheperceptivefaculties．similartraininginotherbranchesofeducationdr．eliotbelievestobeofprimeimportanceforthecominggeneration．
“thechangeswhichoughttobemadeimmediatelyintheprogramsofamericansecondaryschools，inordertocorrecttheglaringdeficienciesintheprograms，”hesays，“are，chiefly：theintrodutionofmorehand，ear，andeyework，suchasdrawing，carpentry，turning，music，sewing，andcooking，andthegivingofmuchtimetothesciencesofobservation．thesesciencesshouldbetaughtinthemostconcretemannerpossible-thatis，inlaboratories，withampleexperimentingdonebytheindividualpupilwithhisowneyesandhands，andinthefield，throughthepupil’sownobservation，guidedbyexpertleaders．”
〔中译〕提倡儿童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以使他们发展敏锐之知觉，正如技艺娴熟的医生之知觉。哈佛大学退休校长查理·w·伊丽鹗博士在一本小册子里，提醒吾人注意，现行教育方法之某些缺陷。该小册子最近将由教育部出版发行。
伊丽鹗博士说，“就儿童官能之训练而言，现今家境较好之家庭，比起家境贫寒之家庭，前者往往做得更糟。因为，他们不要求小孩多干家务活或农场活，实际上，多干活可以培养儿童仔细观察之能力，可以增强手之灵巧性。在人类所受之教育中，官能之训练应该成为其中的首要内容。
“现代世界之教育皆承继古代，主要基于授业，即以传授学识为主。结果，今日美国中学之课程，只安排少量时间，以供学生学习音乐和绘画，以培养官能之发展。直到最近，男女中学生还皆不重视课外之美术训练，或自发组织之美术活动。”
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和外科学皆取得显着之进步。伊丽鹗博士把此归功于从业医生在准确诊断方面所受之训练，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生官能之高度发展。他相信，在其它部门之教育过程中，作类似的官能训练，这对培养下一代是至关重要的。
伊丽鹗博士继续说，“为弥补美国中学课程之明显缺陷，应立即对此作出如下之主要变更：要多动手，多用耳，多用眼，多做事，如绘画、木工、车工、音乐、缝纫和烹饪，要挤出更多时间用于科学之观察。这些课程之教授，要尽可能采取具体之方法--即采取实验之方法；要让每一个学生做大量的实验，他们在专业教师之指导下，通过自己之观察，用自己之眼，用自己之手去做实验。”
上所记伊丽鹗校长之言，余读之深有所感矣。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展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二十年之压抑挫折，更能馀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此种兴趣所以未为家人塾师之阻力所摧残者，盖有二因：一以小说易得。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二则以有近仁之助力。近仁与余每以所得小说互传观之，又各作一手折记所读小说，每相见，辄互稽所读多寡以相夸焉。
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读小说皆偷读者也。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
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声之于歌，手之于众技，其为天赋不可放废之材性一也。岂可一概视为小道而听其荒芜残废哉？
教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一大谬哉！
三一、泽田吾一来谈
（三月十九日）
今晨忽闻叩门声，纳之，乃一日人，自言名泽田吾一，乃东京商业学校教员在此治化学。其人苍老似五十许人。手持一纸，上书白香山诗：“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二句来问余“安处”之安系主观的安，还是客观的安。不意纽约俗尘中尚有如此雅人也。
泽田君言，余治哲学，过日本时当访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尝为京都大学文学院长。其人乃“真哲学家”，藏汉籍尤富，今以病居东京。
君又言治日文之难，如主词之后应用“八”或“”，此两字非十年之功辨不清也。
三二、往访泽田吾一
（三月廿六日）
夜访泽田吾一君于其室，谈甚欢。君嘱余写一诗示之，因书七年前旧作《秋柳》一绝与之。其诗曰：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馀垂柳拂人来。
词人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泽田君言日本有谚语云：
柳丿枝雪二折无氵。（雪压不断杨柳条）
与吾诗意正同。余大喜，因记之。
三三、吾国古籍中之乌托邦
（三月廿九日）
吾曩谓吾国人未尝有精心结构之乌托邦，以视西人柏拉图之《共和国》，穆尔之《乌托邦》，有愧色矣。今始知吾此说之大谬不然也。吾国之乌托邦正复不逊西人。今试举二者以实吾言。
第一，《管子》乃绝妙之乌托邦也。管仲之霸业，古人皆艳称之。然其所行政策，《左传》绝无一语及之。今所传其“作内政以寄军令”及“官山海”（盐铁官有）诸制，皆仅见《管子》之书（《国语》所载全同《小匡篇》。盖后人取《管子》之文以为《齐语》耳），疑未必真为管仲所尝行者也。以适观之，其书盖后人伪托管子以为乌托邦，近人所谓“托古改制”者是也（说详余所作《读管子》上、下）〔参见本书第四一则〕。然其政治思想何其卓绝（法治主义），而其经济政策何其周密也。后人如《国语》之作者（不知何人，然决非左氏也）如司马迁，不知《管子》之为伪书，乃以乌托邦为真境，岂非大可笑乎？
第75章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5)
第二，《周礼》乃世间最奇辟之乌托邦之一也。此书不知何人所作，然决非“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周礼》在汉世，至刘向父子校书始得着录。其时诸儒共排以为非。林孝存（亦作临孝存，名硕）至作十论七难以排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何休之言近似矣。要之，此书乃战国时人“托古改制”者之作。他日当详考诸书，为文论之。然其结构之精密，理想之卓绝，真足压倒一切矣。
三四、柳子厚
（三月廿九日）
吾国人读书无历史观念，无批评指责之眼光。千古以来，其真足称“高等考据家”者（西方考据之学约有二端：其寻章摘句，校讹补阙者，曰校勘家〔textualcriticism〕。其发奸擿伏，定作者姓氏，及着书年月，论书之真伪，文中窜易者，谓之高等考据家〔highercriticism〕），唯柳子厚一人耳。如《王制》一书，汉人卢植明言“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见《注疏》），而后人犹复以为周制（如马氏《绎史》），抑何愚也！
三五、刘田海
（四月五日）
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着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着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馀力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
顷遇一刘田海君，字瀛东，其人为刘锡鸿星使之子，足迹遍天下，搜集东西古籍甚富，专治历史的地理学颇精，其治学方术近于西洋之sinologue。
三六、叔永诗
（四月五日追记）
叔永寄二诗：
送雪
长冬冱穷阴，数月雪封地。赠我粉本图，谢君琼瑶意。
几日春风回，送汝将远逝。（原文五六句与三四句互易）
雪答
今年与君居，不谓时当久。修短共乘化，别离亦何有。
更作飞泉声，入君梦里吼。
适去绮色佳时赠叔永诗有“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之句。别后叔永寄诗无数，而适来此后作诗甚少，视叔永有愧色矣。
三七、忆绮色佳
（四月五日）
前月有《忆绮色佳》一绝，以其不佳，故不留稿。今记叔永“更作飞泉声，入君梦里吼”之句，复忆前诗，因写于此，以存一时鸿爪云尔。
别后湖山无恙否？几番游子梦中回。
街心车作雷声过，也化惊湍入梦来。
三八、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四月五夜）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今举数例如下：
（大程子）
到恍然神悟处，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学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原来依旧。
（二程子）
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
（朱子）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学只要理会得这一个道理。
（陆子）
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善学者如关津，不许胡乱放过人。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吾友近来精神都死，却无向来亹亹之意。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的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胆中流出，是自家有的物事，何尝硬把捉？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凡此诸例，皆足示语录体之用。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今举《水浒传》《西游记》中语数则，以示其与语录体之关系。
武松劈手（把残酒）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子，休要恁地不识廉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再来，休要恁地！”
--《水浒》二十三回
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
--《水浒》六十二回
行者笑道：“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死了，也只问个‘庸医杀人’罪名，也不该死，你怕怎的？”
--《西游记》六十八回
那大圣坐在石崖上，骂道：“你这饷糠的夯货！你去便罢了，怎么骂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呵！我不曾骂你。若骂你，就嚼了舌头根。”行者道：“你怎么瞒得过我？我这左耳往上一扯，晓得三十三天人说话。我这右耳往下一扯，晓得十代阎王与判官算帐。你骂我岂不听见？”叫：“小的们，选大棍来！先打二十个见面孤拐，再打二十个背花，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
--《西游记》三十一回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得（martin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洪都百炼生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三九、李清照与蒋捷之《声声慢》词
（四月七日）
《声声慢》两阕：
（一）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二）蒋捷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帘低铃声。
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
此两词皆“文学”的实地试验也。易安词连用七叠字作起，后复用两叠字，读之如闻泣声。竹山之词乃“无韵之韵文”，全篇凡用十声字，以写九种声，皆秋声也。读之乃不觉其为无韵之词，可谓为吾国无韵韵文之第一次试验功成矣。
无韵之韵文（blankverse）谓之起于竹山之词或未当；六朝、唐骈文之无韵者，皆无韵之韵文也；惟但可谓之“无韵之文”或谓之“文体之诗”（prosepoetry），非“无韵之诗”也。若佛典之偈，颂，则真无韵诗矣。
四〇、胡绍庭病逝
（四月八日）
得怡荪及孟邹来书，惊悉胡绍庭病死北京。嗟夫，二十年造一人才，而乃以委土壤如此，真可浩叹！
绍庭，吾绩人，名祖烈，后改名平。初娶怡荪之妹，早死。复聘程乐亭之妹，不知已娶否。
四一、写定《读管子》上、下两篇
（四月八夜）
上篇论《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战国末年治调和之道家学者所作，而托于管子以自重耳。证据如下：
（一）书中记管子死后事实，如西施，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之类。
（二）书中《立政篇》攻墨子寝兵兼爱之说。
（三）书中学说乃合名、法、阴阳诸家之言，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即韩非、司马谈所谓道家也。
下篇乃驳梁任公《管子》中语。
第一，太史公所言尝见《管子》诸篇不足为据。
第二，《管子》书中学说乃周末最后之产儿，决非管子时代所能发生。
第三，梁氏所谓“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其说殊无所据。与其臆测，何如宁缺毋滥？
下篇颇多要紧之意见。久不作规矩文字，殊苦有意思而不能畅达也。
四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四月十三日记完）
梁任公着《管子》（宣统元年），其论《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皆有可取之处。惟梁先生以此诸项为管子所尝实行，所尝着述，此则根本错误，不容不辨。
书末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有足取者，节录一二，以备参考。
法之起因（二章）
（一）儒家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参看《王制》《富国》二篇）
（二）墨家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明夫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适按：此近于霍布士之说）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
（三）法家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管子·君臣》下）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负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适按：此近于洛克之说）故贤者立中，设无私，而民日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道，而贤者以相出为务。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商君书·开塞》；参看《君臣篇》）
参看《汉书》《刑法志》。
法字之语源
法《说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
《释名》：“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尔雅·释诂》：“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职，秩：常也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
刑《说文》：“灋，也。”而刀部有刑字，无字。
“刑，刭也。刭，刑也。”
“，铸器之法也。”
刑又与形通。《左传》引诗“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注云，“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为而不过也”。
《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王注曰，“井以不变为德者也”。故从井。从刂者，刀以解剖条理。
（梁）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变之形式，可以为事物之模范及程量者也。
律《说文》：“均布也。”段注云：“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
桂馥《义证》云：“均布也者，义当是均也布也。《乐记》：‘乐所以立均。’《尹文子·大道篇》：‘以律均清浊。’《鹖冠子》：‘五声不同均。’《周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梁）……盖吾国科学发达最古者莫如乐律。《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汉书·律历志》云：“夫律者，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然则律也者，可谓一切事物之总标准也。
《尔雅·释言》：“律，，述也。”《释诂》：“，遵，率，循也。”（参看上所引《释诂》文）
（下略）
法之观念（旧学派）
一、儒家
（一）有自然法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以上皆见《易·系辞》）
（梁）欧西之言自然法者分二宗：有为之主宰者，有莫为之主宰者。儒家之自然法，则谓有主宰者也。
《易·系辞》天垂象，圣人则之。
《书》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二）惟知自然法者为能立法。
（三）惟圣人为能知自然法。
（四）故惟圣人为能立法。
《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适按〕此《中庸》之逻辑。此种逻辑大似笛卡儿。
《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
（梁）儒家……研究支配人类之自然法，亦常置重于人类心理。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其此论又未尝不与“自然法本天”之观念相一贯。盖谓人心所同然者，受之于天，故人心所同然，即天之代表也。
第76章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6)
梁氏此论似矣，而未明“自然法”与“理法”（或性法）交承授受之关系。自然法（lawofnatual，ornatuallaw）乃最初之学说，《易·系辞》所云是也。《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乃是由天然法进而为性法过渡之阶级。至孟子而此说乃大明。孟子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参看上所引《中庸》“惟天下至诚”一章）则纯然性法（lawofreason）矣。孟子又曰，“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之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此则以规矩方员与“先王之道”皆为竭人力所成，则皆人定法也。自然法云乎哉？其说虽与孔子《系辞》之说微有渊源之关系，而孟子之说为进化矣。
儒家认人民之公意与天意有二位一体之关系。……盖谓民意者，天意之现于实者也。……故人民公意者，立法者所当以为标准也。……故《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若夫人民公意，于何见之？则儒家……以为……人民之真公意，惟圣人为能知之，而他则不能也。……故惟圣人宜为立法者也。故（儒家与十七八世纪欧洲学者）同主张人民公意说，而一则言主权在民，一则言主权在君，其观察点之异在此而已。
儒家言最近民权者莫如孟子。孟子对万章“尧以天下与舜”之问两章，其所论主权皆在民，故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固尝谓圣人为人伦之至矣。然彼不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乎？又不曰“尧舜与人同”乎？故谓儒家皆言主权在君，殊不尽然。孟子直称桀纣为独夫。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言昭着，不容掩蔽也。
“主权在民”与“立法权在民”，非一事也。孟子主张主权在民者也，而未尝言立法权在民，此间有历史上关系，不可遽责古人。盖吾国前此本无国民立法之制。其在欧洲，则教会之大会议（council），法之总会议（états-généraux始于一三〇二年），英之巴力门，皆国民立法机关之先声。更先于此，则希腊、罗马之共和政治尤古矣。欧洲十七八世纪之学者惟有所取法，有所观鉴，故国民立法之说大昌。吾国言民权者如孟子，惟无所取法，故其于民主立法之说寂然无闻。吾辈有历史观念者，未可遂厚非古人也。
孟子言民权必称尧舜，犹孟德斯鸠之称英伦，卢梭之称罗马、瑞士也。此可见历史成例之重要矣。
儒家中惟荀子之说微有异同。（适按：此亦不然。孟子之说岂无异同乎？）荀子不认有自然法者也……而惟以人定法为归。
《性恶篇》……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娇饰人之情性而化之。
荀子以性为恶，自不得复认有自然法。……荀子者，谓支配社会之良法恒反于自然者也。故其言正不正之标准不以天，而惟以圣人。
《性恶篇》……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王制篇》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礼论篇》……君师者，治之本也。
《礼论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
《天论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惟圣人不求知天。
《天论篇》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适按〕此种“戡天”主义，何等精辟！
推荀子之论，必归结于贵人而贱法。
《君道篇》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有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二、道家
道家亦认有自然法者也。然其言自然法之渊源，与自然法之应用，皆与儒家异。……彼不认自然法为出于天。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盖谓一切具体的万有，皆被支配于自然法之下。而天亦万有之一也，故天亦自然法所支配，而非能支配自然法者也。而自然法不过抽象的认识，而非具体的独立存在也。故曰，“恍兮忽兮，其中有象”。夫自然法之本质既已若是，是故不许应用之以为人定法；苟应用之以为人定法，则已反于自然法之本性矣。故曰，“物或益之而损”。又曰，“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故绝对的取放任主义，而谓制裁力一无所用。非惟无所用，实不可用也。……故道家对于法之观念，实以无法为观念者也。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观念之可言。
梁氏此论，大谬有三：
第一，梁氏不知老子之自然法乃儒家法家言治言法之所自出。儒家之论无为之治及自然法，虽谓出于老子可也。（孔子尝受学于老子。《论语》尝称无为之治。《易》之言自然法亦与老子不悖）若法家之出于老子，则《管子》《韩非》之书具在，不待吾赘言矣。
第二，老子未尝不许应用自然法以为人定法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梁氏引其下半而去其上半，遂诬老子。老子处处教人法自然，故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第三，梁氏谓老子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法之观念可言，则尤谬矣，老子之自然法，“无为”而已，“自然”而已。人定法宜“守”此“法”此，以听民之自然。“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后世法家无不以无为为最上目的者。老子与法家不同之处，在于老子欲以无为致无为，而法家欲以有为致无为。《管子》曰，“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又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然后身佚而天下治也”。（《任法》）韩非曰，“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此皆以无事无为为鹄者也。虽谓法家之“法之观念”皆起于老子可也。（参看王荆公《老子论》）
三、墨家
墨家之持正义说及神意说，与儒家同；独其关于自然法之观念，与儒家异。
《天志·下》墨子置天志以为仪法。
《法仪》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为治法……莫若法天。……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天志·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将以度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不顺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
墨家实以正义说为法学之根本观念者也。而正义之源一出于天。故曰兼采正义说与神意说也。
认有自然法者，必谓自然法先于万有而存在，必谓自然法一成而不可变。（适按：此亦不然。）是故有所谓“命”者。《记》、《中庸》所谓可以前知，知此物也。而墨子非命，是不认自然法之存在也。（适按：命与自然法是两物。）凡语人类社会之法律，而以自然法为标准者，则标准必存于人类社会之自身。人心所同然者，即立法之鹄也。故人民总意说与自然法说恒相随。我国儒家说有然，欧洲十七八世纪之学说亦有然。墨家不认自然法，因亦不认人民总意。
此说亦有大误处。
（一）墨家认天志为正义之法仪，是未尝不认自然法也。欧洲学者多以自然法为上帝之法，虽孟德斯鸠亦持此说。
（二）谓人民总意说与自然法恒相随，亦大误也。霍布士认有自然法者也，而归结于君主专制。是其一例。
（三）墨子非不认人民总意者也。“人民之总意”与“人人之私意”有别。卢梭为人民总意说之最大巨子，而其辨总意（generalwill）与人人私意之总（thewillofall）甚切。墨子所非者乃“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此乃人人之私意，而非总意也。总意所在，非尽人所能见，故有尚同之说，以壹同天下之义，使民交相爱，交相利焉。此天志也，而即人民总意也。
（四）墨家与儒家（孔子）大异之点在其名学之不同。孔子正名。其名之由来，出于天之垂象，出于天尊地卑。故其言政，乃一有阶级之封建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也。墨子论名之由来出于人人之知觉官能，西方所谓“实验派”（empiricism）也。人见物，各以意名之。名之流行，由“互诺”而定。互诺者，西人所谓相约（conventions）也。惟人人各有其义，又人人皆为名之起原（即正义之起原。梁氏谓墨家以正义之源一出于天，非也。墨家以天志为正义之法仪耳，非以天志为之原也），故墨子兼爱平等之说实以其名学为之根据。孟子虽非墨家兼爱之说，而其政治思想以民权为归宿，其受墨家之影响于无形之中者大矣。梁氏知孟子民意之说根据于“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义也理也”之说，是矣。而不知孟子之名学，已非复孔子之名学，乃变形的墨家之名学也。孟子曰，“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此乃归纳的名学，乃实验的名学也。无墨子，必无孟子。孟子者，儒墨并立时代之产儿也。
梁氏引《尚同篇》而论曰：
由此观之，则墨子谓人民总意终不可得见；即见矣，而不足以为立法之标准。若儒家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墨子所不肯承认也。
此尤厚诬墨子也。
第一，墨子所谓《天志》者，何也？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篇）。是墨之天志终以民利为归也。
第二，墨子所谓“壹同天下之义”者，非绝对的命令法也。乃欲建立正长，欲“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震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者，无他故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此尚同（当作“上同”）之真意也。此与孟子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何以异乎？墨子岂不承认“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乎？
第三，墨子言治，尤以民利为立法之鹄。其言曰：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非乐·上》
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非命·上》
此非人民总意之说耶？此非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乎？而谓“墨子谓人民总意终不可得见。即见矣，而不足以为立法之标准”。真厚诬墨子矣。
此书第五章论法治主义之发生：
（一）放任主义与法治主义。
（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三）礼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四）势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五）法治主义之发生及其衰灭。
梁氏为之图如下：
全章论诸家得失，甚多可采之处。以辞繁，不具载。
梁氏此书有大弱点三焉。
第一，不明历史上诸家先后授受之关系。即如上表，以“两别法”（dichotomy）示诸家关系，何其疏也？其实诸家关系略如下表：
〔注〕“制治”叔向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说非“人治”所能尽，故以“制治”名之。“政治”者，以政为治，包举礼俗法律而调和之，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政治云尔。
第二，梁氏于孟子、墨子、老子、荀子之学说似无确见。
第三，梁氏不明诸家之名学，故于法家学理上之根据茫然无所晓。
四三、《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三日初稿）
昨日读书不乐，因作一词自遣。
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四四、怡荪、近仁抄赠的两部书
（四月十三日）
昨日怡荪寄赠所手抄之俞樾《读公孙龙子》一册，读之甚快。
友朋知余治诸子学，在海外得书甚不易，故多为余求书。去年近仁为余手写吴草卢《老子注》全书，今怡荪复为写此书，故人厚我无，可感念也。
四五、灯谜
（四月十三日）
叔永寄示所作灯谜两条：
（一）“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此余《满庭芳》词中句也）（打地名一）--鸟约。
（二）闰十二月（打诗一句）--“两山排闼送青来”。
余寄叔永书曰：“灯谜第二则甚妙。将‘十二月’三字挤成一字，写‘排’字‘送’字之强硬手段如生。惟‘两山’不知下落，又门内之‘王’尚未逐出，非再革命不可。”
余所作灯谜，以
花解语（打魏武帝侍一句，对偶格）--“对酒当歌”
为最得意。近作一条：
两（打欧阳永叔词一句）--“双燕归来细雨中”
颇自喜。然此谜实脱胎于《品花宝鉴》中以晏叔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射一“俩”字之谜，而远逊其工矣。
叔永答书：“偶因赵宣仲示我旧谜一则，以‘两山相背背相连，两山相对
对相连，两山相对不相连，一道文光直上天’打‘王曰叟’三字，此吾‘两山’二字之来历也。来书谓‘门内之王尚未逐出’，岂知已化作两山乎？”附记之
以志吾过。
四六、《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四日改稿）
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来，干卿甚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
何须刻意雕辞。看一朵芙蓉出水时。倘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言之无物，何以文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今日改昨日之词，似稍胜原稿。
古人有用庄生“亦与之为无町畦”《人间世》一语入诗者（似系韩退之）。今读“何必与之为笑啼”句，偶忆及之，故记之。
李白诗，“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乃指荷花，非木芙蓉也。
四七、《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六日第三次改稿）
后两日又改作下半阕如下：
（上半阕，同上）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
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末句又拟改作“从今后，待扫除陈腐，重铸新辞”。）
此一词改之数日始脱稿，犹未能惬意。甚矣，“做诗容易改诗难”也。
朱彝尊《解佩令》词：“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秦七，秦观也。黄九，山谷也。玉田，张炎（叔夏）也。余借用其语而意自不同。竹垞犹有所师。而余则欲不师古人耳。
四八、吾国文学三大病
（四月十七日）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而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赝鼎？“诸生不师今而师古”，此李斯所以焚书坑儒也。三曰言之无物。谀墓之文，赠送之诗，固无论矣。即其说理之文，上自韩退之《原道》，下至曾涤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庄周乃绝不可得。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馀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顷所作词，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
第77章 民国五年（1916）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1)
一、试译林肯演说中的半句
（四月十八日）
赵宣仲（元任）寄书问林肯《盖梯司堡（gettysburg）演说》中之“the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一语当如何译法。此语梁任公尝以为不可迻译。今姑试为之：
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语之神情也。又译：
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
则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动词（reflexiveverb）之为佳也。
二、《沁园春》誓诗
（四月十八夜第四次改稿）
重写定前所作词，此第四次稿也。
沁园春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与诗誓之。看花飞叶落，无非乘化，西风残照，正不须悲。无病而呻，壮夫所耻，何必与天为笑啼？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躯驰。
文章贵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更文不师韩，诗休学杜，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三、作文不讲文法之害
（四月十九日）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朱注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邢昺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以行从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此两说皆未能满意。盖原文本不明白。“其言”是谁之言？“之”，又指何物？指“言”耶？抑指“行”耶？“从”字又无主词。谁从之耶？依周说，则“言”从之也。依邢说，则“行”从之也。
此章可得以下诸说：
（一）〔君子〕先行其言，而后〔言〕之。
（二）〔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以行〕从之。
（三）〔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人〕从之。
（四）先行〔君子之〕言，而后从之。（此“行”字、“从”字皆命令法。）
英文译本：
marshman译本：“heputswordsintodeedsfirst，andsortswhathesaystothedeeds.”
此又为一说，略同周说（一）而稍异：
（五）〔君子〕先行其言，而后〔顾行而言〕。
legge译本：“whathefirstsays，asaresultofexperience，heafterwardsfollowsup.”
《华英四书》：“heactsbeforehespeaks，andafterwardsspeaksaccordingtohisactions.”
作文不讲文法之害如此。
此例甚多，不可胜举。更举一二：
（一）“学而时习之”。“之”字何指？
（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字又何指？
（三）“父母唯其疾之忧”。“其疾”是谁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