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善殿后院连接着千圣殿，千圣殿内，有一座八面七级檀香塔，名千佛塔，为稀世珍宝。殿东有迎祥馆、朗心楼，又东有大悲坛；殿西有悦性楼、集瑞馆。朗心楼有联云：楼出轻烟横翡翠，池生新水彻琉璃。
悦性楼有联云：耆崛鸟吟都送喜，香林花色总无尘。
偌大一座蕉园内，殿、堂、楼、馆历代楹联甚多，无法一一记述。万善殿西门外，有一立于水中的凉亭，与中海西岸上的迎春堂隔水相望，曰水云榭。亭中立有一块高约三米的石碣，上刻干隆御笔「太液秋风」，为燕京八景之一。
中南海北宫墙东段，有一座鳌角玉岽汉白玉桥，桥下碧水与北海相通，桥的北面，自然就是北海公园了。原桥为明世宗时建造，桥两端各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桥西牌坊名「金鞴，桥东牌坊名「玉岽」，因此得名。
民国初年改名北海大桥，全桥九孔，长数百步，白石为栏，饰以雕镂，美轮美奂。有桥联云：玉宇琼楼天上下，方壶圆桥水中央。
绣榖纹开环月珥，锦澜绮皱焕霞标。
好了，我们神游过中南海旧貌，且看中共政权如何在这里展新颜，行新政，演出新式大剧。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周恩来派遣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领一个精悍小组前来接收中南海时，四面红墙上的五座大门全敞开着。整座皇家林园共有两千多间房间，只在南海与中海之间的勤政殿里住着傅作义的一个留守连队，幽暗空旷的殿堂中闪烁着几盏孤灯，景象甚为凄凉。中共的一个加强连开了进来，让傅作义的留守连队放下武器，拉出城外接受改编去了。
此时的中南海一派破败萧条，满目疮痍：太液池结着紫黑色的冰甲，即便是开春冰化，也是满湖紫黑色的臭水，散发出难闻的气息。堤岸四处坍塌，树木东倒西歪，胡乱伸出各自光秃秃的枝丫，显然是长久乏人修剪培护。大小宫殿、亭台、楼院、堂馆，油漆剥落，门窗破烂，廊柱腐朽，四处是废弃的桌椅家具，成捆的报纸、杂志，落叶、纸屑随风飘舞，还有一堆堆不堪入目的腐臭垃圾，蝇蚊群集。
无数的甬道路面，不是地砖被挖走，坑洞密布，就是地砖一排排上拱，成为障碍物似的，令人想起「穷途末路」一词。尤其在东北角的「蕉园」一带，由于花木茂密，荒草没膝，已经鼠兔成群，仿佛几十年没有人烟了。
北门一位曾经给傅作义将军烧过茶水的守门老人说：这样大一座西苑再不来整修、维护，可真要狐狸成精，闹神闹鬼了。
齐燕铭手下的人马，入驻中南海后的头件事，是清扫垃圾，洗刷庭院，平整路面，培护花木。他们请来工匠，对宫殿建筑物进行修整、油漆。
第一期工程集中于怀仁堂、勤政殿、紫光阁、丰泽园四处。怀仁堂已被定为新政协会议的会场，勤政殿为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会议会堂，紫光阁为未来的政务院总理办公地，丰泽园的二十几座大小庭院预备给中共主要领导人物作会议期间的休憩处。其余古建筑原样保存，一匾一联均不予动。
令中共官兵吃惊的是，中南海园林内苍蝇、老鼠、麻雀、蚊虫之乡，到了除之不尽，挥之不去的地步。以致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七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还要以中南海的苍蝇，蚊虫为出发点，号召全国开展「除四害」
运动。毛泽东并身体力行，经常挥动巨掌，将苍蝇、蚊虫拍毙于他菊香书屋的粉墙上。苍蝇、蚊虫粉身碎骨，尸迹血污沾涂墙上，很是过瘾似的，不许卫士、服务人员当了他的面擦洗了去。毛泽东打苍蝇，从来不用苍蝇拍，而习惯直接挥起手掌追逐扑击，成为他的一项室内运动。有时为追扑一只苍蝇，而健步奔走于丰泽园内外，自有大群服务人员为他喝彩助阵。
他的这一嗜好，一直延续到他文化大革命的晚年。
中南海「四害」之源出自中海、南海那两湖臭水，以及湖岸四周的荒草鼠洞。三月份，湖中冰中消鬲，进入第二期整修工程，由中南海原管理人员找到了湖底的泄水口，边泄水边网鱼。水脏鱼肥，士兵们吆暍喧天，开展捕鱼比赛，天天煮鱼下饭，吃了整整两个月倒了胃口。名贵鱼鲜自然要送至香山各处，归领导人享用。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中南、南海里发现了大大小小数百只金龟，皆为明、清两代的皇妃、公主们祈福放生。几只老寿龟估计已在千岁以上，曾送往香山呈毛泽东、周恩来们观赏。周恩来下令大小金龟全部养回池内，一只也不许伤害。周恩来并笑称，这正是中南海祥瑞之气所在。
南海、中海湖水放干后，湖底的污泥很快被风干。士兵们组织挖泥比赛，又在泥坯中挖出不少珍贵的珠宝——当年那些骄奢淫逸的皇室成员们丢弃之物。周恩来从华北军区调来数十辆大卡车，日日夜夜城外运走垃圾污泥块。紧接着也清理了北面的北海、什刹海。说是许多年后，北京城里几位以收破烂为业的老头老太，在东郊的垃圾场中发现了一项奥秘：四九年春从中南海运出来的垃圾泥土中，尚有许许多多的珠宝呢。
经过数百名军人及能工巧匠们三个多月的辛勤劳动，进入风和日丽的夏季，中海、南海重新注水，碧波盈盈，万象更新，绿柳拂岸，花木繁盛，又恢复为当年帝王林苑的富丽风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所保存下来的一座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风光最绮丽的皇家林园。
中南海新貌迎新主。这里即将演出的是直令历代帝王们自叹弗如的悲喜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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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周恩来留置和谈代表
就在中共首脑机关进驻北平香山的同一天——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代总统名下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也抵达了北平。首席代表张治中，成员为邵力子、黄绍宏、章士钊、李蒸、刘斐，代表团顾问有屈武、柳亚子等二十人。
中共进城伊始，为表示和谈诚意，亦立即组织起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周恩来开出的和谈条件仍是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及的八项：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的八项和谈条件，无异于命令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双方谈判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周恩来制订下的谈判方式也真叫绝，不是谈判桌上各据一方的对谈，而是一对一的个别交谈。说是为了充分交换意见，谈深谈透。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宏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名为个别交谈，实为分化瓦解，政策攻心，各个击破。能策反几个算几个。此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谈判形式与策略。尤其滑稽的一对，林彪与刘斐。刘斐长期任职南京政府军令部次长，本是中共潜伏于国民党军事核心的一名战略情报人员，此次竟然派来担任和谈代表，对手又是中共名将林彪，两位「党内同志」能「和谈」的，不过是由刘斐直接向林彪详尽提供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密罢了。
国共双方在北平和谈的同时，中共中央加紧布置渡江战役，成立了由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线委员会，统辖中共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一百多万大军，形成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攻击阵线。
「引咎下野」的蒋介石则退居在浙江老家奉化溪口，幕后指挥嫡系人马向台湾诸岛的海空大撤退，以保存最后的军力财力，去卧薪尝胆，绝地逢生，静观国际大局变化，以期卷土重来，光复大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如棋，谁知道呢？
唯留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一心求和，希冀划江而治，再成立联合政府，以保持住一位政治人物最低的尊严局面。可是共产党胜券在握，分寸不让，坚持共军一定渡江，国军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作了最大的让步，几经往返，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周恩来并另派李宗仁的心腹黄君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秘密传话，要求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并保护好自己。只要李先生摆脱了蒋介石，那怕无一兵一卒，中共都是愿意与之合作的。
四月十五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最后一次和谈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下了「最后通知」：南京政府还有五天时间去接受这份〈和平协定〉，五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即是人民解放军向长江南岸发起总攻击之时。
这最后的〈和平协定〉由黄绍宏带回南京，连李宗仁的桂系心腹白崇禧都没法接受，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更是拍桌大怒。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尚在北平的张治中并各位代表，拒绝接受该协定。张治中立即将南京的答复通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当天子夜，部署在长江北岸五百公里战线上的中共大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一举击溃了国军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于二十三日占领了南京。李宗仁没有留在南京，去了广州，随后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经由香港赴美国当了「寓公」。忠诚于国民党的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则先后撤退去了台湾。
和谈破裂了，周恩来却要替中共取得最后的一批「果实」，给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致命的一击：力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全部留下，归顺中共新政权，为新政府、新国家服务，并允诺五位谈判代表及其顾问屈武、柳亚子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看周恩来是如何强行留置国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四月二十二日，张治中向中共方面提出，和谈既已结束，他和代表团成员应返回南京「复命」。国民党政府亦已决定派专机来将代表团接回。
张治中将军毕竟算个「儒将」，党国元老，他需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他说，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安得不返？况且家小都在南京，亲生骨肉，安得不顾？别人回不回去，那是各人的选择，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自古两军交战，不留难来使，相信中共方面会有雅量，会讲信义放行的。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求回南京复命的决心后，立即报告了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按原计划行事。当晚，周恩来放下别的事务，赶到六国饭店拜望张治中，与张紧紧握手之后，说：「文白先生，谈判席上，你我是对手，唇枪舌战、脸红脖子粗都曾经有过；谈判席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黄埔军校，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是学生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老同事了嘛。抗战时期我长住重庆，你是党国重臣，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兼副部长，你给了我多少关照。特别是四五年重庆谈判，你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竭尽心力。毛主席至今感念不已，称你为他家乡的父母官哪①。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统、军统的严密监视下，你向他出示你写在自己手心上的那个「走」字。是毛主席委托我，恳请你留下来，与我们合作共事。」
周恩来强调的是毛、周与张治中先生之间的私谊，张治中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国之重臣，各事其主，区区个人私谊，岂可代替国家政治？何况，当年在重庆，如果蒋先生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把你周恩来和毛泽东统统强行扣下，不放虎归山，你们共产党未必这幺快就可以形成今日的气候。
周恩来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张治中先生的内心深处。他拉着张治中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对症下药地说：「这次二十天的和谈虽然以破裂告终，但活动安排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和谈失败的责任不在我们，也不在你们几位谈判代表身上。内战的责任，仍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战火因此重燃，你、我只有感到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猛，国民党四分五裂，已成全面崩溃之势。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下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我以为，你、我的努力并没有前功尽弃。」
张治中仍然不为所动，再次严肃地说明他要回南京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耐着性子听完张治中先生的「理由」之后，语气尖锐地问：「文白先生，你为什幺不相信毛主席和我本人挽留你的诚意呢？为什幺一定要去追随蒋介石一条黑道走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光明与黑暗两条出路：你为什幺要选择黑暗的路？」
张治中说：「我自投身国民革命那天起，追随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诚的也是三民主义。至于我跟蒋先生的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是清楚的。」
周恩来没想到张治中的态度这样固执。但他要比张治中更固执，一定要完成毛主席交下的「挽留住南京谈判代表」的指示。张治中是首席，留住了张治中，其它代表本为亲共人士，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周恩来情辞恳切地继续劝导说：「南京你们是回不去了，根据刚收到的我军前线战报，昨天我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并占领了锺山、紫金山一带，我前锋部队今晨突进到了雨花台。南京已无险可守。我还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南京城防司令，蒋介石警卫团团长，陈诚警卫团团长等将领，均已向我投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率领南京政府机构，已撤离南京，去了广州。上海也指日可下。」
张治中先生眼里溢出了泪花：一边是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边是兵败如山，众叛亲离……。
周恩来进一步说：「我能理解文白先生对国民党的感情，毕竟是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大半生啊！你和代表团一定要回去，也只能回到上海或广州。不管你们回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都随时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甚至加以杀害。因为蒋介石、何应钦们已把你们视为降将、叛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文白先生正好也姓张。有消息说，张汉卿已被蒋介石送去台湾继续拘禁。当年，汉卿就是不肯听我一句话，凭着他一个正直军人的侠义心肠，上了那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英雄失算，千古遗憾啊！而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孩子加上秘书，至今被关押在贵州熄烽监狱，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周恩来说着，眼睛也红了。这是他的政治撒手锏，刺中了张治中先生内心要害。只要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遭遇，国民党内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大员，就没有不寒心的。张治中什幺都不怕，只怕去做屈死鬼。
张治中无话可说。沉吟了一会，他终于改了口：「毛主席有没有提过，我要是留在你们这里，还能做点什幺？」
周恩来心里一阵轻松的窃喜：原来是要官要位啊！他不动声色，精神平和地说：「这个，文白先生完全可以放心。毛主席说了，只要文白先生留下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在军队里、政府里、全国政协里做事，可以在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做事。」
张治中释怀了，但面子上仍然有些疑虑：「我可以考虑留下，但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他俨愿不愿留下？」
周恩来笑了：「他们就等着首席代表的这句话了。现在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当初我们制订一对一个别交谈这种谈判方式时，就有了一旦和谈破裂把你们全部挽留下来的考虑。」
张治中将军久经沙尝政坛摔打，此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噤：「周副主席乃今日中国第一谈判高手，谈判席上，国民党的任何一位人物都没有能斗得过你啊！你是智勇双全，刚柔并济啊！」
周恩来连忙晃了晃手：「过奖过奖。恩来才疏学浅，今后还盼文白先生多加指教，共同为建设新国家出力。文白先生还有什幺别的想法？恩来愿意效劳。」
张治中忽然紧了紧眉头，说：「有一点，我是万不肯做的，你和毛主席不必要求我们五位和谈代表发表通电声明吧？」
周恩来坦然地哈哈大笑：「文白先生过虑了。你们的行动本身已是最好的通电声明了，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为国家民族办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想想看，你们五位代表和顾问们还有什幺当务之急？只要能办到的，恩来一定竭尽全力。」
张治中见周恩来态度诚恳，于是提出一个潜伏于他心中的大问题：「我们的家室怎幺办？每家都有老有小，骨肉至情。他们可千万不要被蒋先生手下的人劫持去台湾当人质啊！」
周恩来胸有成竹似地说：「难得文白先生一身正气，先公后私。放心，我们早已作了安排。我们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组织，最近采取了措施，乘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走混乱之机，把诸位的家室统统保护起来了。
也是白崇禧先生通达人情，睁眼闭眼了。相信先生的家人很快就会来跟先生团聚。到时候给先生一个惊喜。」
就在周恩来找张治中先生作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从上海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名为接和谈代表团南归。专机上却下来张治中将军的夫人及亲属子女共九人，连同送〈和平协定〉回南京的代表黄绍宏也一起返抵北平。
张治中将军见到夫人及家人前来团聚，果然惊讶万分、欣喜万分：共产党厉害，周恩来神通广大啊！可他心里，也难免有些五味杂陈：你们把我的家人保护起来并送来北平团聚，固然是件大好事，可事先也该跟我本人打声招呼啊！岂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劫持」？
和谈代表团顾问柳亚子先生，是为诗坛领袖，亦是毛泽东的词友，留置北平后最初被安排在颐和园内居祝可是「出无车，食无鱼」，养尊处优惯了的老先生一时适应不了中共的艰苦朴素。他写下一首七律，请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实为发泄对生活待遇上的不满意：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瓘。
头颅旱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予陵滩。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七律，也写下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自己的和诗去转交柳亚子：「恩来，柳先生发牢骚、闹待遇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他想回他的浙江富春江老家去隐居钓鱼，不想留在北平给我们捧常你看该怎幺办？」
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中，他曾经被抄过家，受过恐吓，于一九六九年病逝。
此系后话。
注①张治中曾于抗战初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火烧长沙即为「政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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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接收香山、整修中南海的同时，周恩来让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调派施工队伍，在复兴门外万寿路日夜赶工，为中央五大书记修建「新六所」。「新六所」为六栋西式二层楼院，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依次称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五号院，六号院。每院以矮墙花木相隔，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六号院则房间最多，设备最简单，为值班人员及警卫人员住处。
有了「新六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确是方便了许多。为著筹备新政协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机构，筹办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出席大会小会，接见各界代表，商讨各种问题。然而车队往返於香山与中南海之间，单是路上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往返途中的安全警卫也是个麻烦问题。「新六所」则比香山短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从「新六所」赴中南海，车队只要东行十几分钟。
五月初，周恩来入住整修一新的中南海。他已经忙得离不开中南海。
他首先看中的是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亦称为紫云轩，原为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丰泽园前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亦做过乾隆皇上的西苑书房。菊香书屋内本已临时住著具体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秘书长。林伯渠於国共两党都是元老，一九二二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时，就操办过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盛典。林伯渠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见周喜欢於会议间隙来菊香书屋小憩，便主动让出，另找庭院去休息。周恩来心里有数，这菊香书屋自己也是临时住住，它的适合主人应是毛泽东主席。整个丰泽园内共有二十几座大小宫院房舍，就数菊香书屋最宽敞、气派，且是南北两座四合院相连，院内古柏参天，菊花环伺，海棠怒放。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周恩来住在中南海具体统筹负责三件大事，一是筹办开国大典，二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三是筹备新政协会议，组织学者专家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当选为筹委会临时主席。随后他将一百多名筹备委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负责党派协调、财经、政法、军事、文教、群众团体各项工作。周恩来又在筹委会会内组成中共党组干事会，以行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会内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协调；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胡乔木、徐冰、周扬负责文教，李立三、蔡畅负责工、青、妇群众团体；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为了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政协筹委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六组的机构，由叶剑英将军为召集人，大量吸收学者、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第六组下设两个初选委员会：由翦伯赞、蔡畅、马叙伦、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
七月十日，周恩来签发了政协筹委会关於〈徵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故事〉。这则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位文化巨擘起草的仅有两百余字的启事，周恩来动笔改动、增添了一十四处，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第三条国歌歌词内容应注意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敢於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中全会通过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集体决议。当然，他也是无意中戳了毛泽东的痛痒。
经过两个月的广泛徵集、筛选，反复研究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国旗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以上，待提请政协大会通过后正式颁布。
唯至为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未能定下。
自三月二十五日中共领导人入住香山起，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朱德和任弼时却发表不同的看法。
朱德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弼时咳著、喘著，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反对的理由铁硬。不给台阶，不给商榷的余地？毛泽东看看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周二人却保持沉默，貌似不偏不倚。这是很少有过的，刘、周二位从来对他这党主席说一不二的。
毛泽东瞪著眼睛问病号任弼时：「依你高见，我们用个什么国号为宜？」
任弼时说：「我们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我主张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朱德点头，刘少奇、周恩来面露笑容。三人的表情象在说，弼时够水平，说出个道理来总是能服人，可惜肺病越闹越严重，恐怕不是个长寿之人。
毛泽东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后很少在书记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而且是单干户。但他有恃无恐。作为书记处主席，他可以改变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任意就可以改变的。他尤其不高兴看到刘、周二位脸上的笑容。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少奇，说说你的高见？你也同意弼时的主张？」
刘少奇外貌笨拙，腹有经纶。他谦恭地笑笑，才说：「国号国旗，一个叫在嘴上，一个看在眼里，使用率最高，是特别的重要，也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慎重。主席提出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现成国号，是具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把正在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一下子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除了名，使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立足……。但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到的党内军内，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接受问题，还有苏共史达林同志他们的看法，也确是需要预先考虑到的……。」
毛泽东笑了笑，打断了刘少奇的话：「你这是两面光的意见。我想听到你自己的主张。」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徵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徵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毛泽东仍然面带不悦，尖锐地说：「国号问题，纯属我们的内政，中国的家务事，你不要去跟史达林同志打商量，跟任何兄弟党都没有关系，人家管不著。至於徵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开张视听，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交恩来去办吧。」
周恩来连连点头，答应将国号问题提交政协筹委会议第六组去商议。
毛泽东问：「为什么单单是第六组？别的组就商议不得？」
周恩来赶忙解释：「第六组集中了党内外的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马寅初、翦伯赞、张奚若、徐悲鸿等等。当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徵求一下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意见？比方张澜、黄炎培、何香凝、沈钧儒，还有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
毛泽东仍不放过周恩来：「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哪？你不可能没有看法的呀？」
周恩来温和而恭敬地望望毛泽东，又周到地看了看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才说：「主席，我有个权宜的想法，提出来供参考……，下过很不成熟，仅仅是个参考意见，是否可行，请各位定……。」
朱德嗬嗬笑了：「病急等不得慢郎中，恩来，你就直说了吧！」
毛泽东也笑了笑：「恩来啊，书记处会议，五人对五面，你用不著迟迟疑疑罗。」
周恩来脸膛稍稍红了红：「国号问题拖不得。书记处分工我具体抓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许多文件、简报、通知、启事上都必然要提及和书写。我看是不是这样，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
刘少奇首先称妙：「恩来，你提出的真是个聪明法子，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朱德和任弼时也连连称善。
毛泽东心里有数，刘、周二人是在跟自己搞迂回战术。但他心里不能不暗中叹服，周恩来确是党内一名综合平衡大能人。难怪重庆时有那么多的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诸葛亮，智多星。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摆摆手，表示宽和地说：「也好，先行恩来的权宜之计吧！注意，只是权宜，不是结论。诸位的高见，还不能说服我改变初衷。」
七月二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改乘苏联军机飞往莫斯科。刘少奇等在莫斯科向史达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们报告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介绍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红色政权的体制、外交方针，并就建国建政问题向史达林求教。由於毛泽东有言在先，刘少奇没有提到国号问题。史达林对刘少奇一行的接待非常热情，破例地亲自与刘少奇会谈六次。对於中共的要求，史达林几乎是有求必应。双方达成的具体成果是：「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新国家的外交承认，苏联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向中国派出技术专家，苏联同意卖给中国一百架空军飞机，中共派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随同中共代表团来的，还有九十六名苏联各行业专家，主要是经济工作者，来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按计画经济体制建设新中国的奥秘。
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最高层关於国号问题的纷歧仍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毛泽东仍然偏爱国号为中华民国。周恩来则在一系列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文件上，一律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
几乎所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的文秘人员，都反映国号文宇太长，加个括号更是烦琐，使用不便。
九月二十一日，筹备了整整半年时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为六百三十四人，来宾三百人。
主席台上悬挂著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於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悬挂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上坐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沬若、周恩来等。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成立。他振臂高呼了三句口号，其中一句即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万岁」。
呼喊起来是不大顺口，而且语音语意含混。新的国家已宣告成立，国号却没有定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再召开一次党外人士包括二十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座谈会，来作最后的商定。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召开国号专题座谈会。出席座谈的七十老翁即有近三十位。周恩来首先说，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关於国家的名称却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有三个提法，政协会议的文件上在暂时使用著。一是中华民国，二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哪个好？请各位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来，提交政协委员全体会议去议决通过。清华大学敦授张奚若发言说：「本人要重申一下在政协筹备小组会上讲过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两个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nocracy来自希腊文，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燕京大学女教授雷洁琼接著发表她的不同看法：「我们刚从黑暗的专制制度中走出来，刚刚看到民主自由的曙光，我看国名中的民主二字还是保留为好。如果嫌名字太长，非正式的文件和口语中，使用简称中华民国即可以了。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还应保留。」
话题渐渐集中到了简称的去留问题。主持人周恩来说：「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到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他不便说明毛泽东坚持了什么），关於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政协会议主席团党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各位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们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有点旧感情，是不是？」
会场上发出轻松的笑声。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先生。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於中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则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於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老先生却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已经被人弄得不堪言状。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下相同。」
这时辛亥革命元老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要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为什么还要用旧国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先生语音洪亮，会场上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著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法律学家沈钧儒，清末翰林陈叔通，新加坡侨领陈嘉庚等，都主张删去简称，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
问题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有毛、朱、刘、周四人。任弼时因去了苏联莫斯科治疗肺病而缺席。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党外民主人士及辛亥革命老人们的意见。朱德、刘少奇没有新的看法。毛泽东无奈地说：「看来我又当了一回右倾罗，现在是党外人士、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们中的多数左倾，比共产党人还革命，还激进。本人的右倾抵挡不住，只好服从大多数，落得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但我们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号，只怕日后要后悔的罗。」
国号问题争持半年，终於尘埃落定。毛泽东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二十二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数次大会辩论、表决关於恢复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席位的不结盟国家提案时，就遇上了国号问题。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议案要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除名，改为接纳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是在这名称上，就要对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会员国以几十国语言文字去费多少唇舌！
一九七一年，刘少奇已被毛泽东整死，朱德则垂垂老矣，只有周恩来仍然是国家总理。毛泽东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啊！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
周恩来不得不慑服於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只有唯唯诺诺认错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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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重用高岗是着妙棋
在筹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刘少奇任副组长，成员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任弼时已去莫斯科治疗肺结核，在小组里只是挂个名。此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又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指派周恩来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委托刘少奇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原曾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还是一步到位吧，蒋介石的政府曾叫中央政府，现在跑到台湾去了，我们才是中央政府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区别。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个空架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诞生之前，象征性的最高国家权力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暂代宪法，成为新国家的法统。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政协会议嚒，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大事管不了，小事常争吵，举手一边倒。」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政权实体，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半点马虎不得的。如果说，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八成乃至九成的政治信任，对周恩来则至多持有六成的政治信任。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适宜抓抓外交，管管统战，以及打理些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提交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中，毛泽东为当然主席，朱德、刘少奇代表共产党为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副主席参考名单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沉钧儒、郭沬若、陈叔通。委员则有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李富春、李立三、彭德怀、彭真、林彪、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蔡廷锴、何香凝、李德全、邵力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沉雁冰、马叙伦、马寅初等一百五十一人。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拟为六百余人，列席人员拟为二百余人。
在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对上述名单草案作了说明，特别强调：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应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多数，尽量照顾到各行业各界别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因此，在共产党内，除毛主席是当然主席外，只提出朱、刘二位为副主席，其余包括本人和弼时同志，以及陈云、彭真、张闻天、李立三、李富春等，加上各大军区的一、二把手彭德怀、刘伯承、高岗、林彪、陈毅、邓小平、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等，就只能做委员了。这样安排，有利于全局，有利于全国人心归向。但并不会削弱本党的领导地位。全国政协每年只开一、两次会议，通过些决议、法案。本党的领导地位，应当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名单中去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才是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毛泽东吸着烟，一面仔细审阅著名单，一面听着周恩来的说明，不住地点着头，心想：周恩来主动表示不做全国政协副主席，意思是一定要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不要虚名，而要实权。此人从来八面玲珑，广结善缘，不动声色，能量大着哩……听完周恩来所作的说明，毛泽东暍了口浓茶，清了清喉咙，才说：「恩来虑事周详，有全局观念，名单也基本上拟得准确。当然还要集思广益，看看有无遗漏，尽量把各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囊括进来。做政协委员嘛，我们甚至可以不要去计较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比如我的老朋友梁漱冥，过去在山东搞过乡村自治的，就很有他的代表性。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反共顽固分子，特务头子，只要他现在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给他挂个政协委员的名誉。给张饭票、添一双筷子、一个杯子嘛，有什幺大不了的。今后政协既要议政，也要养士。养他一批，总比放在社会上或是关在班房里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们中央书记处内部。我是说，弼时去莫斯科治病，请假全休，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但以恩来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声望和影响，不做政协副主席，只怕党内党外，都会有人进言和声援，到时候，其言铮铮，其势汹汹，怎样办？」
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陈云频频点头。刘少奇望着周恩来，说：「这就要看恩来自己了。我个人看法，恩来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比我更有资恪做政协副主席，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说：「可以由我本人出面，去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苦衷。我们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如果都当了全国政协的主席、副主席，容易给人造成一党包办的错觉，确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至于我个人，在政协挂个委员或者加个秘书长名份，多分管些具体事务就可以了。况且我们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不再称为民主联合政府，但仍然应当保持多党派联合管理国家事务的性质。这一点，是我们在一系列的座谈会上，都一再做了说明的。因此，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两套班子，除了主席、朱德、少奇三位代表我们党的主导地位外，其它人员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不宜同时两边挂职。多腾出些位置，多安排些头面人物，有利于新中国、新局面的团结，和谐。」
周恩来的发言滴水不漏。毛泽东仍听出来了，恩来是巧妙地亮出底牌来了，原来他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总理的实职。
毛泽东却有毛泽东的打算。这些日子，他脑子里总有一个高岗，陕北根据地的代表，现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当年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马，破衣烂衫，简直溃不成军。要是没有陕甘宁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到哪里去落脚？很可能一路逃到蒙古甚至苏联境内去，成为流亡队伍。所以说，没有陕甘宁根据地，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
没有延安，就没有北平。我们可不能忘了这个本啊！陕甘宁的代表就是高岗，年轻，有才干。更有最大的优点，是他对毛泽东本人忠心耿耿。在党中央，他只认一个毛主席。除了毛主席，他谁也不放在眼里。
一直微笑着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开了口：「我看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选，既然恩来代表中央搞了个腹案，就可以考虑先放一放了。毕竟要先把会议开起来，与各党派人士进行沟通，协商，再来确定为好。名为政治协商会议，领导人选更应当协商产生……。我个人还有个请求，政协会议的会堂，不要再挂我的画像了，我的身分是军人。挂孙中山和毛润芝二位的，才有代表性。这样，也可以体现一下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国民革命运动，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毛泽东笑了：「总司令的高见很好。朱、毛从来不分家，我看只挂孙逸仙一人的画像就可以了。董老、陈云，你们的意见如何？」
董必武说：「润芝的像还是少不得的。新政协会议毕竟是由我们党所领导并主持召开的喽，这里面有个革命阶段和革命性质问题。」
陈云说：「我同意朱德、少奇、董老三位的意见。政协会议的开幕式已定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怀仁堂礼堂举行。眼下有个具体问题，如果领导人选不能初步确定下来，哪些人士上主席台就座？」
毛泽东嗬嗬笑了：「不是有个筹委会主席团吗？我们调整一下，不就可以称为大会主席团？多请些人到台上去坐坐，也好热闹点罗。记住，一定请上傅作义、张治中二位，他们暂时当不上副主席，上台坐坐，做一回主席团成员，也是一种安慰、鼓励罗。」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问：「恩来，主席团的事就这样定了，是不是请你把政协会议的主要议程再说说？」
周恩来说：「主要议程，一、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都议案；三、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及酝酿推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选；四、协商、选举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才搞选举好。委员暂定一百五十一人？我看人数还可以酌量增加些，有酒大家暍，有席大家坐嘛。还是这样安排好。免得会议伊始，各党派就来争论人事问题，谁多谁少，闹不好意见一大堆，摆不平。有的人在过去南京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吵闹惯了，来到共产党的庙堂，更不会温良恭俭让，甚至演出全武行。」
朱、刘、周、董、陈都跟着笑了。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及领导人员名单，暂时还来不及在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提请讨论。关于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毛泽东主席相当关注，刘少奇相当棘手。毛泽东已经个别地商谈过多次。他不能不尊重、领会并且贯彻毛主席的各种意图。
在刘少奇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是当然主席，副主席则提出了朱德、周恩来二位。刘少奇谦逊地没有提出自己。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方面的副主席，则提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四位。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夫人，长期同情、支助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其地位是无庸置疑的；李济深先生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军事助手，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一九三三年领导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江西苏区很大的支持，后又与何香凝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主席，是一位坚决反蒋的国民党元老；张澜先生一八七二年生，是硕果仅存的既参予过晚清戊戌变法、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老人，可以说，现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是他的晚辈；程潜一八八一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竞选过南京政府的副总统，并长期任职湖南省政府主席，于本年八月间率部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给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地区的迅速溃败致命一击。
名单提交毛泽东主席个别审阅时，又在程潜之后加上了彭德怀。刘少奇确是出以公心，觉得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罢，都应当有彭德怀的名字。
名单草案顺序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彭德怀。
毛泽东却以红铅笔将名单上的周恩来圈掉了，换上了刘少奇的大名。
再又把程潜和彭德怀的名字圈掉了，换上了高岗的大名，并批注了一句：程拟转全国政协任副主席，彭宜在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挂职？
刘少奇不能不暗自吃惊了：「毛泽东主席有可能把周恩来的名字圈掉换上自己的名字，他心里早有准备；但是把彭德怀的名字圈掉，而换上高岗，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高岗，仅是一名大军区负责人，怎幺够格呢？其它六大军区的负责人怎幺摆？」
因警觉到毛泽东主席正在默默注视着自己，刘少奇尽可能地保持住沉稳和平静。
果然，毛泽东发话了：「这名单，暂放在我这里。你如果需要，可抄下一份……怎幺样？少奇啊，是不是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刘少奇诚实地点点头：「主席的意图，我要努力来领会、理解，然后贯彻……。我觉得既然圈掉周，也没有必要换上我。中央分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协助主席抓党的建设，党的组织管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两百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大党，刚接手整个国家事务，各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有一个从头适应、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问题……至于程潜先生转往全国政协任职，倒是不无可以。相信彭老总那里也不致有什幺问题。比较麻烦的恐怕还在于恩来、高岗二位的安排，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党内、党外都要说服许多人才行。当然，我明白，主席的这项人事安排，是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咝咝地吸着烟，说：「少奇，毛遂还自荐呢！你自己就不必谦让了。我做主席，不胜烦扰，得有个人代我主持中央政府的国务会议……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排座次？弄不好也会有李逵式的人物跳出来大闹忠义堂？我们是中南海的怀仁堂，勤政殿啊！」
毛泽东说罢，又默默地注视着刘少奇。刘少奇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免暗自发毛。毛蓄意不让周恩来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只让周任政务院总理，主要负责外交和统战，他是早有预感的。对于毛主席如此破格提升、重用高岗，他不仅大感突然，而且简直就是对自己的威胁。理性上不可思议，感性上也无法接受。论资历、论功绩、学识、水平，彭德怀、董必武、陈云、陈毅、刘伯承、贺龙、王稼祥，甚至李富春、彭真、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都比高岗强到哪里去了。高岗其人，年轻气盛，专横拔扈，在他眼睛里，党中央只认一个毛主席，其余人都不算老几。
刘少奇是一九四二年回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后，才真正认识高岗的。
高岗陕西横山人，一九0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与刘志舟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成为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率中央红军残部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逃窜到陕北。「陕北救中央」这话，最初是由毛泽东说出来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陕北红军领袖高岗时，高岗正在病中，发着高烧。毛泽东亲自给高岗喂药，擦身子，倒尿盆，换洗臭烘烘的内衣内裤。高岗感动得直流眼泪。病愈后，高岗江湖义士似的对毛泽东拍着胸口起了誓言：「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你的卫士！你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你叫我去干掉谁，我就替你去干掉谁！」
中共中央在陕北一住一十二年。身胚高大、感情外露、一身草莽气息的高岗，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干与军事才干，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撑起中共中央机构。毛泽东视高岗为心腹爱将，高岗对毛泽东更是尊为师长，忠心耿耿。毛、高二人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私人情谊。议党议军议政，包括议论评点党内干部，两人无话不谈。十二年间，毛泽东刻意栽培、倚重高岗，将他次第提拔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提名高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朱、刘、周、任、林（伯渠）、高（岗）、董（必武）、张（闻天）、陈（云）、王（明）等十一人。这样，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便被摆在了彭德怀、陈毅、林彪、贺龙等人之上。
一九四六年冬，国、共重开内战，两党大军全力抢占东北三剩毛泽东任命高岗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兼第一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林彪的最佳拍档。一九四八年末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进关作战后，高岗成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当上独当一面的「东北王」。应当说，高岗在东北卓有政绩，有魄力，有干劲，极具开拓精神。短短两三年内，他背靠苏联老大哥，在东三省境内完成了农村土改，肃清了土匪，恢复了城乡生产，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把东北三省建设成了中共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有力地支撑了全国各大战常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干部、群众中享有了崇高威望，称他为「高主席」。在某些大型集会上，甚至出现了「高主席万岁」的口号。苏联革命导师史达林也都对他另眼相看，称他为中共最有前途的年轻领袖。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高岗、王稼祥、师哲三人为成员。高岗对党中央未任命他为代表团副团长大感不满，认作是刘少奇对他的排斥贬抑。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刘少奇这种靠白区地下工作起家的领导人，没有指挥过大军，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战役，没有一寸军功，能混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完全靠耍嘴皮，是历史的误会。而且刘在历史上多次被捕过，政治贞操也很可疑……。代表团访苏期间，由于团长刘少奇大权独揽，掌管一切，高岗显得格格不入，憋着一肚子气，借口东北军区有要务等着他处理，而提前回了国。他却先不回渖阳，而直接到了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刘少奇在莫斯科死教条，假谦虚，不懂外交礼仪，给我党中央丢脸，以致发生了「史达林祝酒、刘少奇坚拒不暍的外交事件」。
那是八月上旬，史达林在他的莫斯科郊外别墅里，第四次接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共领导们接见客人，总是离不开酒，且总是烈性的伏特加。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简直个个是酒桶，能豪饮。这次刘少奇动了动心计，把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毛夫人江青也请来了，并鼓励江青向史达林同志敬酒。江青先问过了刘少奇，她可不可以代表毛泽东主席敬酒？刘少奇说主席没有交代呢，你还是直接向史达林同志敬酒，反正翻译同志会介绍你的身分的。江青倒是不怯场，不慌不忙地向史达林举起酒杯，自命甚有风度地说：「我向您——史达林同志敬一杯，祝福您健康长寿！您的健康长寿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福！」史达林一向被人歌颂惯了，听了江青的话却很为惊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是你们的幸福！接下来，史达林兴致勃勃地夸赞了中国兄弟党，夸赞了中共领导人，并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还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中国超过苏联，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国内战争尚未结束，中共政权尚未建立，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一切仰仗老大哥的支持帮助，怎幺就谈得上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呢？因此，他怕此举表现出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恭，怕中共代表团表现出不知天高地厚，怕回到国内受到毛主席的痛斥。史达林却不理解刘少奇此刻的复杂心情，通过翻译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敢接受，说：「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在旁的苏共政治局委员见刘少奇不肯接受史达林的祝酒，怕拂了他们伟大领袖的面子，纷纷劝说：「小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史达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双方相互推让了半小时之久，刘少奇却硬是没敢暍下那杯酒。
听了高岗的汇报，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刘少奇这人，太死板、太下灵活了！连杯酒都不敢暍。你高岗在场，为什幺不替他把酒暍了，暍了才痛快，才算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高岗说：「我当时是很生气，是想从少奇同志手里夺过酒杯，一口干了。可我要顾全我们党中央代表团的团结形象，也就是顾全我党中央的面子。少奇同志这次表现很差劲，很没有水平，简直不像个党中央的领导人。」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轻轻叹了口气：「蓝苹也向史达林同志敬了酒？
听说史达林同志还很高兴？」
高岗说：「也真是难为她了。她本想代表您向史达林敬酒，但刘少奇不答应，说事关党的纪律。我看刘少奇是故意让人难堪呢。他自己那年轻漂亮的小夫人王光美，却每次都以他夫人的名义，向史达林和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敬酒呢！王光美这次在莫斯科，可是压了江青同志一头呢……？」
毛泽东不耐烦地晃了晃手，表示不要再听这类长长短短的事，而问：「你什幺时候回渖阳？你上回告诉我的那方子，试了试，好象还管用，只是要从人身上去弄，很麻烦，影响也不太好……。你今后还是要少动这方面的脑筋，和尚道士的方子，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人吃五谷杂粮，才是最主要的……。有你在东北，我是比较放心的。中央也正在考虑增加几位新面孔，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
高岗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主席！您放心，过去在陕北，在延安，我是您的卫士，今后到北京，我还是您的卫士！我替您指挥御林军，谁要对您有个三心二意，我高岗就对他不客气！」
对高岗的态度，毛泽东是又爱又恨。他正色道：「北京不是延安了，你今后讲话要注意哪。要做京官，先要读点历史。你回去找一套《资治通监》来读，认真读，做点笔记，也可以找个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个别辅导。
记住，下回来北京开会，我可要考考你呢。从一个大区领导到中央来做领导，你还要走一段路。这段路，就是读历史，读政治。《礼记》上说，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也。
这话讲的是治国之道，也是从政之道，刚柔相济，宽严结合。这是政治智能，你要加紧学习呢。」
……如此这般，毛泽东主席要擢升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用意，刘少奇是心知肚明了。毛泽东从来用将如用棋，动一子，已预留下未来的三、五步。重用高岗，首要的目标是冲着周恩来的，并预备着日后取代周恩来。其次，也是用来制衡他刘少奇的。刘少奇隐隐觉得，高岗如同一头政治野牛，将是很难对付的呢。
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是：他刘少奇还必须代毛泽东主席出面，去摆平周、高之间的升降。说好说歹，工作怎幺做？名单半公开之后，党内党外反应必然强烈，会不会被人误解为他刘少奇刻意排挤周恩来？到时候鉴于党内外反对声浪过大，毛泽东主席临时变卦，对名单态度含糊，甚至不认账，怎幺办？他刘少奇不就成了众矢之的，平白的当一回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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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央政府周委员
毛泽东意欲在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中贬斥周恩来，可说是权衡再三，用心良苦。
虽然早在三月上旬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公开许诺「新中国人民政府，恩来是一定要参加，其性质是内阁总理」；但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毛泽东着手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前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却忘记了周恩来，而委托刘少奇率一组人马，去起草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并负责物色人眩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上述文件，宣布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六个局，后扩充为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此即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七月，正式挂牌办公，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随后又增加李富春、马寅初、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毛泽东根本没让周恩来沾上边。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制度样式，毛泽东更是匠心独具。他既没有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部长会议主席制，亦没有抄袭英联邦式内阁首相制，以及美式总统制，而创造出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新政制：中央人民政府之下，设立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两大平行机构。这一来，周恩来名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其职责却类似美国的国务卿，主司外交事务。名义上，政务院还兼管国防、公安、司法、文教，实际上这些部门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执掌或派亲信大将执掌；而陈云属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领导着全国工业、农业、财贸、金融、邮政、交通、劳动、人事等要害命脉，是为政权的实体。
周恩来作为一名失去财政经济大权的政务院总理，上面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及其六位副主席，其不尴不尬的地位、处境，是可想而知了。
话题还是应当回到刘少奇负责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时遇到的棘手问题上来。
果然，毛泽东主席委托刘少奇去找周恩来个别谈心，交底：以高岗取代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看看周恩来本人的反感。
刘少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后院书房、闭门长谈，态度诚恳。他首先回顾了党的近三十年来的血火征途，苦难历程。能够创下今日局面，夺得全国政权，实在是干百万共产党人，志士仁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换来的。我们这些至今还活着的人，都是流血牺牲剩下来的人，是幸存者啊。我们图的是什幺？图的民族翻身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国家富强民主！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替全中国人民谋福利，而绝不是为个人谋官位。当然，新国家、新政府成立在即，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承当各种职务，担负各种工作。仍然是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而绝不是谋我们个人的高官厚禄。
因此毛泽东同志最近一再强调，革命胜利，进了城，坐江山，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井岗山，不要忘记陕甘宁，不要忘记延安窑洞。他特别指出，没有陕甘宁，没有延安，就没有共产党人的今天，就没有今天的北平。也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设想，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选中，应当有一名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以示我们不忘本……。
周恩来一脸的谦恭俭让，仔心地品味着少奇同志的谈话，咀嚼着他话里的弦外之音。此时，他雨雾一般的心绪忽然透亮了，明澈了。他没让少奇同志继续费口舌，直截了当地问：「少奇同志，是不是主席在安排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选方面，有什幺设想或是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保证服从主席的安排，决无丝毫个人的打算。」
周恩来话出突然，刘少奇仿佛还要想上一想。
周恩来又说：「少奇同志，你、我都是一八九八年的同龄人哩。我们又都是一九二二年入党，党龄也相同哩。共事这幺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嘛。」
刘少奇倒是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品格：党内军内，从来谦虚有礼，总是任劳任怨，不争名，不争利，守纪律，顾大体，从未见他闹过什幺个人意气。而且能上能下，江西苏区时期曾为毛泽东同志的上级，到延安后也安于做毛泽东同志的下级。单是此一点，就是多数人难以做到和适应的。当然恩来的不足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在党内长期跟风跑，谁当一把手他都拥戴，都进入角色，努力效命。为人太过圆熟。高岗在延安整风时就公开指责他为老牌机会主义。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燃了一支烟，才说：「恩来，你上回提出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时遇到的问题，在主席委托我草拟中央政府负责人名单时，也出现了。正如你谈到过的，我们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仍具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因此，除了毛泽东同志是当然主席、朱总司令是当然副主席之外，我们中央书记处的其它三位书记，就不好人人都安排副主席了，否则就像是我们一党包办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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