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 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罗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莫托瑞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 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3)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份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俩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们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插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惟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罗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不是个儿。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Rafah)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屋。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愤怒到极度虚弱的地步，一个人往回溜达，路上遇见索因卡和胡安，我们一起默默走着。前面不远，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口号。胡同口的横幅上有张肖像照片，估摸是个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动，大吃大喝，沿墙坐着几位老人在抽烟。这像我们中国北方农村办丧事，喜气洋洋的。一个小伙子拦住我们，往里请，看我们不懂阿拉伯文，又叫个人来用英文说：“欢迎。”索因卡指指手表说：“多谢，可我们马上得离开。”他们有些扫兴。
回到汽车旁，雷拉大叫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让我好找。我们必须四点半以前赶到哨卡，否则就过不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让我给他照相，他蹲在汽车旁，做了个V字手势。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
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
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说起自杀爆炸。他说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干的，因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这里很难接近定居点。当然也还是有玩命的。他认识个巴勒斯坦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歇脚。我和布莱顿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离开，今晚必须赶到特拉维夫，在那儿的旅馆过夜。雷拉说好，晚上十点半找人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在以色列待两天，和当地作家及反战组织的人见面。
我和布莱顿都累了，相约到楼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荡荡的。问侍者，他说不卖酒，因为Intifada。我不懂。布莱顿告诉我这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没辙，我们去敲罗素的门，他还剩半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房间的窗户面对地中海。天色阴沉，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层层白浪。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楼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再次成为采访的焦点。他用法文说，有人不喜欢我使用这样或那样的词，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随后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谈。大概苏格兰威士忌起作用了，罗素一反他的审慎，激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中度过的，但这回我是选对了地点和时间……”
巴勒斯坦作家几乎个个讲得精彩。一个年轻的本地作家说，他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萨尔马戈的长篇小说，正在读。他住得远，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为道路已关闭。他把这本译成阿拉伯文的书送给萨尔马戈。
晚八点，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风格的旅馆举行招待会。拱形大厅，回廊环绕，到处烛火摇曳。因为Intifada，没有酒。我在柱子之间绕来绕去，碰见法国文化电台的马德兰(Madeleine)，卢旺达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种族仇杀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会时，作为目击者，她陈述了屠杀后的可怕景象。说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觉得这比当年卢旺达更可怕。和大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无助更痛苦。
出发时间快到了，我到处找布莱顿。有人说看见他在楼上。我转了一圈连影儿都没有，于是回旅馆取行李。联合国的吉普车已停在门口，我请开车的芬兰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莱顿。他终于出现在门口，步子有点儿不稳。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边防检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机把车停在专门检查汽车的水泥槽沟上。一个年轻女兵正跟两个大兵调情。我们拖着行李进入房间。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点儿没耽误人家执行任务，把我们翻个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维夫的旅馆已经十二点半了。雅艾尔(Yael)在柜台等我们，她大约四十岁，犹太人，自己开一家小出版社，自愿帮国际作家议会安排在这边的活动。我和布莱顿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雅艾尔坚持陪我们去机场。我请他们俩去喝一杯。先到旅馆的酒吧，有爵士乐队演奏，太吵，于是到我的房间打电话订了瓶红酒。雅艾尔告诉我们，萨尔马戈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红，一本小说卖到六万册，在以色列可算得畅销了。
我问雅艾尔怎么看自杀爆炸。她耸耸肩膀，眼镜片在灯光中一闪。“我喜欢红酒，喜欢书，”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该。”她用的英文词deserve比“活该”重，有罪有应得的意思?她愿为他们民族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只睡了俩钟头，就爬起来，和布莱顿在大厅会合。雅艾尔姗姗来迟，把布莱顿急得团团转。幸亏有雅艾尔，用希伯莱语跟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打了招呼，对我们算客气多了。盘问我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因为护照上敲了图章，我不能否认去过拉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把我问傻了，这是我自己永远也闹不清答不上来的。事后我跟布莱顿串供。幸好他没把阿拉法特招出来，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巴黎故事(1)
一
头一次遇见Y是一九九一年春，我在蓬皮杜中心朗诵。散场后，他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以前，他在国内某出版社当摄影编辑。九○年他应邀来巴黎，在法国《竞赛》画报和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组图片，得了国际新闻摄影大奖。
他早年干过野外考察这一行，在中国西南的荒山野地摸爬滚打了八年。巴黎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窄小太文雅。他开着一辆巴黎最脏最破的“宝马”（BMW），在大街小巷穿行。在巴黎定居下来，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温州人做皮包做出了名，几乎垄断了法国的皮包市场。皮包好坏全得靠广告宣传，正和他专业对口。那些从阴暗的地下工厂传送出来的皮包，在和美女勾肩搭背前，先得过他这一关。
“咔嚓，两百法郎：咔嚓，两百法郎。”他得意地描述他的生产过程。其实，这活儿要复杂得多累得多——打灯光、冲胶片、输入电脑、修版配文、送印刷厂、校对调色……最后一道工序才是数钱。
二
我住威尼斯街（rue de Venise）七号。威尼斯街两米来宽，百十米长，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紧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皮，不易察觉，很少有游客钻进来。而我们这些居民却获得了某种类似虱子的隐蔽视野，比如，从胡同深处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电视屏幕，好像乡下人对现代化的窥视。附近有不少小酒吧。酒鬼们在夜间出没，大呼小叫，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每回去三区的温州街买菜，必经广场。阳光在玻璃和金属管道上闪耀。蓬皮杜中心像个巨大的机器胃，游客被吞吐着，好像消化不了的残渣。依我看，蓬皮杜中心是法国政客对未来的一个承诺，除了为自己建造纪念碑外，这种承诺具有某种游戏性，不可认真。而正是这种游戏性成为法国文化的要素之一，从法国电影、时装表演到哲学思辨。
巴黎是我最早熟悉的外国城市，我是从俄国作家艾伦堡（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认识巴黎的。他十月革命前因参加地下工作而亡命巴黎，一住几十年。那时的巴黎三教九流，云集着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流亡者、梦想家、没落贵族。这套四卷本的黄皮书，几乎成了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人的圣经。人年轻时候读什么书，往往没道理，余生却被其左右。读《人·岁月·生活》的遍数多了，以致我竟对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产生某种奇异的乡愁。
八五年七月，我头一回来到巴黎。那是个令人晕眩的夏天。我按艾伦堡的“地图”的大街小巷奔走。故国仍在，只是朱颜改。我发现，那些书中轰轰烈烈的生命，竟未留下多少痕迹。在蒙马特高地，一不留神，竟和一帮日本游客为伍。待我在一家咖啡馆坐定，用跟朋友借来的一张两百法郎的钞票要了杯可乐，笑容狡黠的侍者只找了我四十。
三
Y开车带我去看X君。X君在巴黎远郊买房置地，过着半隐居生活。我和Y先去中国城买了蛋糕，赶上堵车，好不容易才出了城。法国高速公路比美国的窄得多，一般只有两道。而法国的路牌实在有点儿非理性，这八成跟葡萄酒有关，你总不能对酒后行为有过高期待吧？我正对前进方向表示疑惑，Y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心，我是老巴黎了。”我们果然迷了路。在几辆巨型卡车的围追堵截中，用手机跟X君联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小镇。
X君迎出来。他的头发花白，如今这年头君子实在不多了。他厚道，见多识广，一肚子学问，又善言，本来是该安安稳稳当教授的。他曾花了六年工夫翻译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若干年后，在萨特幽灵的冥冥引导下，来到巴黎并从此定居。他似乎是为一个哲学命题远道而来的，并以自己的生命为证：流亡既是虚无又是被迫选择，如同存在与虚无的约会。
九一年我来巴黎演讲后，和朋友小聚。头一次见到X君，话不多，却甚是投缘。次日，他约我到他家小酌。X君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人的东西。他对逆境丛容不迫，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并以自嘲化解。依我看，没多少中国文人懂得自嘲，故非重即轻。X君正闷头写书，是为了自己，把这些年在海外的沉思默想用白纸过滤一遍。
他夫人比他年轻得多，是他当年的学生。他们接连得了俩闺女，加上他夫人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位老人，济济一堂。X君做得一手好菜。只见他掀动大围裙，叮当五四，变得一桌子佳肴，斟上二锅头，让人心头一热。
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四
“我爱你，万恶之都。”波特莱尔（Baudelaire）是第一个专写巴黎的诗人，其诗是对巴黎的咒语。他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奥特弗伊街（rue Hautefeuille）十三号，直到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公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特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
也许是光线。巴黎自有其特殊光线，这和天气变幻、河水折射、街道曲折及独特的灯光效果有关。我估摸，波特莱尔准是长期失眠，又无特效安眠药，他只能夜里满街道溜达。那时还没有电，煤气灯加重了他诗中的鬼魅气氛。第二帝国的贫富悬殊及城市的迅速扩建，让诗人难以适从。他拍案而起，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一月革命。
如今阶级问题似乎被福利制度掩盖起来了。其实一个巴黎人只要说出地址，就差不多说出了一切。九五年夏天，我父母女儿来巴黎看我，我在七区租了一个单元。那儿有种时光倒错的感觉。每天早上满大街都是珠光宝气的老太太，她们眼珠子往上翻，一步三摇，用软绵绵的贵族口音互相打招呼。而我到近郊的朋友家作客，在那些标准化的第三世界楼群里，各种肤色的孩子呼啸成群，他们精力无限，法语短促刺耳，随时准备接管这座城市。
我从纽约到巴黎，Y来戴高乐机场接我。他摊开中文报纸：昨天巴黎市长竞选，左派获胜。据说这是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来，第一次由左派执掌巴黎的市政大权。
五
我一到巴黎，马上给N打电话。人不在，在录音机留了话。她晚上打了回来。“你老兄总算到了。”她笑着说。
她曾在富人区的阁楼上住了多年，狭小阴暗，没有洗澡设备，是过去仆人的房间。她生长在广西，在香港上学教书，八九年到巴黎攻读博士。她是为了追随爱情而走遍天涯的。男朋友是法国人，有家室，不能离婚。我给她带来哈金的英文小说《等待》（Waiting）。
“这是个好主题。说来一切是个过程，有时想想，目标反倒不重要了。”她叹了口气，对我说。
她请我们到她家吃午饭。拿到博士后，她在中世纪博物馆工作了一阵，终于在大学找到份教职，生活宽裕些，她搬到拉丁区的一个时髦地段，离萨特常去的咖啡馆很近。房间小而温馨，书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没有厨房，炉灶在一个小吧台后面。她像酒吧女侍，端出一道道菜来。
早春多雨，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在巴黎的中国文人圈里有一种旧式温情，这在别的地方少见。虽也闲言碎语，但不会反目成仇。我猜想这大概和巴黎气候的阴柔暧昧及法国文化中的宽容倾向有关。
Z来迟了。他去年拿到法国社会学博士，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带孩子。当年那个愣头小伙子，如今面有菜色。刚好Z的救命恩人H也在。他一脸络腮胡子，会唱露骨的陕北酸曲。酒尽人散，N陪我去附近书店买书。巴黎的书店朴素内敛，和美国大书店俗气的陈设及推销方式绝然不同。顾客们和书的关系轻松亲切。
从书店出来赶上暴雨，我们躲进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作家和出版商常光顾的地方。傍晚时分，灯亮了。N谈到中国的死刑和人类繁衍本能对女人生育的召唤，谈到她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生活。我面对玻璃窗，看那些雨中惊慌的行人。一张张鲜艳的伞在风中翻开，像折损的花朵。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巴黎故事(2)
六
我沿着赛纳河漫无目的地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他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我拐进卢浮宫（Louvre）内的小广场。时间尚早，没有几个游客，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闪着幽暗的蓝光。这座宫殿诞生于十一世纪未，是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este）国王在十字军东征时，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下令修建的一座城堡。后来每个皇帝都按自己意志顽强地改造它，以致面目全非，没什么个性。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宫殿，让人压抑。依我看，作为法兰西骄傲的同时，它也多少反映了这民族的弱点——虚荣和夸张。
在温州街的小吃店点了春卷、敲鱼面和青岛啤酒，边吃边喝边看中文报纸。饭后回住处睡午觉。我被吵醒，有人在街上高喊我名字，我睡意朦胧地大声应和，此起彼伏，像在两个山头上对歌。有人砰砰砸门，是Y。我睡前把电话挂断，门口的对讲机又坏了，他在车里等得不耐烦，喊上门来。
他总拎着鼓囊的塑料袋。我问他整天拍皮包是不是到了憎恨的地步。“没有的事儿，那是老子的饭碗。”他摆摆手，手中烟卷上的灰散在桌上。
拍包是周期性的，活忙时几个月连轴转。一旦完了事，则跟金鱼一般悠闲。他那消磨时光的方式特别：中午起床，先买份中文报纸，进咖啡馆从头读到尾，然后去下围棋。有个四川饭馆离我住处不远，他整天泡在那儿。黑子白子中，我猜他多半执黑子，代表夜，与白天缠杀。而在棋艺上他毫无长进，如今连他徒弟都让他四子，他还不一定能赢。
一个朋友从德国打电话给Y，说到他的处境：“你他妈的这不是跟历史开玩笑吗？想想看，一个朝代好几百年，一个人能活多久？最多几十年。你这么一折腾，哪辈子才能熬到头……”Y嘿嘿笑着，不答。依我看，他就是要跟历史开这个玩笑，这是他的命。他消磨时光的方式肯定与此有关。
七
C是我的法文译者，在巴黎七大教中国文学。她多年前离了婚，独自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是法国人，多年前嫁给了中国人，故有个中国姓氏，离婚后仍保留下来，好像是她跟中国的最后联系。
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太阳像手电筒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天又阴下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巴黎的春天简直像开玩笑。她那身讲究的毛料外套，是从露天市场上廉价买来的。按她的话，“都是大裁缝做的。”说这话时她眼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掩盖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对女人极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败往往就会毁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从未见过她的中国丈夫。他们的恋爱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连在一起的。他们厌倦了暴力，搭车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讲起这故事，她脸上会泛起红潮。
我以前来巴黎常住她那儿。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镇一条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静小街上，院中有花坛和一棵大柳树。当年她买的房子很小，由于孩子们对空间的需要，房子不断扩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双手，由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经常停工待料。女儿长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转眼已空荡荡的。
这条街并没给人多少希望。两年前的飓风把大柳树连根拨起；接着由于连年干旱地基倾斜，房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虽说有保险，但加固工程旷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欢跳芭蕾舞，可两条腿拒绝合作。左腿膝盖的半月板刚做过手术，她像只受伤的鸟连蹦带跳好几个月，右腿又出现类似麻烦……
如今她坐在危楼中备课翻译。她本来就是那种紧张型的人，这世界又偏偏跟她过意不去。但她自有办法，除了跳舞，她还写诗搞摄影。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她表达了对命运的抗辩。
八
两年前一个夏日早上，一个住巴黎的朋友带我们去散步。在通向巴黎圣母院的桥上，兴之所至，他用手机给住在附近的O打了个电话。O正好在家，约我们上去坐坐。她年近七十，第二代白俄移民，寡居，本人学过中文，曾是联合国《信使报》主编。我们一起在朋友家过过新年。她反对著书立说，认为写作本身多少带功利色彩，而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不见诸于文字的，比如基督和孔子的思想。
她家紧靠赛纳河，水面折射的阳光映在玻璃上，动荡不安。她穿着睡衣，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她说她病了，把我们让进卧室，拿出几个高脚杯，斟满粉红色香槟酒。她家像个小型的人类学博物馆。卧室桌上放着骷髅，茶几是一块缅甸古墓的棺材盖。
待我们坐定，她说起上周末的一个插曲，手舞足蹈。她不久前接到邀请，请她去看俄国侨民演的高尔基的话剧《在底层》。拎着两瓶香槟酒，她好不容易在一条小街找到那个废弃的地窖。
“它叫天堂街（rue du Paradis），多有讽刺意味。”O怪笑着说。
住在里面的俄国人，衣衫褴褛，眼珠子紧盯着她手中的两瓶香槟酒。她这才发现她是惟一应邀的观众。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几乎每个居民都是演员。他们走来走去，台词脱口而出。那哪儿是什么话剧，正是生活本身。
演出结束了，她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只有面包和盐。她带来的高级香槟酒刚打开盖，顿时被喝得精光。那些眼睛在昏暗中转动。“很多年没喝过这样的好香槟了。”有人咂巴着嘴说。坐她旁边的是个年轻妓女，她用身体和男人交换面包。那些人在俄国几乎个个都是专家教授，居然有人用中文背王维的诗，有人用希腊语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话。
最后O花两千法郎买下《在底层》的道具，那是个用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材料加工而成的斗篷。O搂着它，在屋里踱来踱去，讲述那插曲的最后部分。分手时竟有点难舍难分，她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口音让他们着迷。他们盼她再来作客，最好能多带上几瓶好酒。说着说着，她突然把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像个古老的俄国精灵。
九
巴黎是个很难描述的城市。那些敢于描述巴黎的人八成都是游客。他们像牛一样被导游或旅游书牵着鼻子走，因为时间短又不懂法文，自由放牧的可能性很小。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连，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遭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我从住处出发，穿过市政厅广场和赛纳河，穿过城中之城塞特（Cite）岛，到达左岸的拉丁区。北京和巴黎同是皇城，但少有相似之处，而巴黎倒是让人想起上海。也许正如法国这个词（France）是阴性的一样，巴黎带有一种阴柔之美。
其实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记忆深处，气味甚至比视觉更持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的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在海外久了，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抽象，而北京那独特的气味时不时浮现出来：冬储大白菜、煤球炉子的浓烟味、榆树开花时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鱼腥味、胡同里厕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气味完全不同：处处飘散的咖啡香味、街头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树叶的怪味、让人头晕的女人香水味、地铁里流浪汉身上的酒臭味……
Y这两天反复跟我说，他是画画的出身，他要买个宽敞的单元，重操旧业。有一天拍不动皮包了，他能靠画养活自己。说此话时，他会激动地挥挥拳头，鼓励自己。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巴黎故事(3)
十
M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区党校，再转到某编辑部当编辑。一九八四年他编了内部读物《新诗潮诗选》，这套书的出版影响深远，几乎就在此后，“今天派”诗歌得到了社会公认。
我认识M是在这套书出版不久，他约我去坐坐。他的单身宿舍在区党校那简陋压抑的建筑物三楼，潮湿昏暗，充满尘土味。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家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猜想，正是铁路给这个乡下孩子以梦想，并把他带向远方。他小个子，圆圆的脑袋，塑料眼镜缠着布。他说话快，字叠在一起，有时还会忽然脸红起来。
M八九年来到巴黎。九O年春我们在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他也从巴黎赶来。这生离死别的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但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变得陌生了。他总是处于亢奋状态，思路跟他的眼神一样浑浊。九一年初我到巴黎，M请我和另几个朋友去作客，在他台湾女友租住的单元里。聚会不欢而散。不久前法国《解放报》采访他，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在别人的严厉指责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时，他脸上满是未干的泪水。
此后我只在巴黎地铁里晃了一眼，没打招呼，只见他敦实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头，到处跟朋友借钱；几位好友凑钱帮他租了间房子，而他整夜把录音机开得山响，洗澡水溢得满地，没几天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很多年没了音信，据说他漂流到罗马，又回到巴黎。也许有一天会在巴黎街头见到他。
十一
L老板个不高，溜肩膀，脸色红润；唇鬓和头发正变白，好像刚从一场大雪中归来；眼睛眯缝，在眼镜后头频频牵动笑意。他在巴黎中国人的文化圈是号人物。他开的那家中餐馆在巴黎算得老字号了，名声在外，主要是本店老板热爱文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请客，每年中秋节的螃蟹宴，一请百十口子。凡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只要跟文化沾边，都会被他请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国文化。孰不知，多数文化人其实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饭碗而已。
他温州人，自幼丧母，父亲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读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闯天下，先厨师后老板。老板娘是他表妹，亲上加亲，夫唱妇随，生意一度红火得很。他这辈子本来和别的餐馆老板没什么两样，但八九年的事件改变了他。他跟着热闹起来。但热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儿。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结识了滞留在巴黎的一帮中国文化人。要说文化和餐饮业素无缘分，虽然文人也得吃饭，餐馆也得靠书画妆点门面。没想到文化竟把L老板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谈天说地。餐馆衰败了，就差桌子长出草来；老婆怨言无声，卷铺盖跟他离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会。众人皆醉，惟他独醒。凌晨，他开车送我回家。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话锋一转，他突然长叹道：“你说人这辈子是怎么回事？一夜间，钱财对我没意义了。到我这岁数，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条路，再换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聚会，L老板总是要等餐馆关门，拎着两瓶上好的法国红酒开车过来。进门，打招呼，坐定，尝酒菜，给予应有评价。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对这套语言系统不仅不陌生，还能穿针引线。有时碰见新来高手，他沉默不语，品酒，眯眯笑。
十二
我打电话到新加坡找S。一个菲律宾女佣用英文说：“我们老爷睡了。”我一听来了火：什么老爷？快叫他起来。“我不敢，”女庸呐呐说。
十五年前S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小坐，他那时英俊小生，话不多，既骄傲又谦和。
他发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狱书》独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由于消息闭塞，当一位坐过牢的罗马尼亚诗人代他领奖时，他正骑车在上海的弄堂里钻来钻去。紧接着他和法国姑娘丽丽堕入情网，搬到巴黎来。丽丽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会讲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赶上他们的婚宴。那天丽丽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浩荡如云，代表着巴黎人健康的社会关系；而男方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多少说明了一个东方漂泊者的尴尬处境。
依我看，S是个真正的诗人。如今这年头，诗人大都张牙舞爪装疯卖傻心怀叵测，像S这么温雅沉静的，不多。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倾听别人，专注而充满信任，而他说起话来像个梦游者，似乎随时准备用梦纠正现实。
他们婚后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丽丽不得不放弃读博士，去中学教书。S一边学法文，一边靠教中文赚点儿零花钱。他的头发脱落，背驼了，精神日渐恍惚。我那时住荷兰。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开，竟是空的。我赶到巴黎，约他到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喝着啤酒，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来临。他目光涣散，心情沮丧，似乎随时会从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劝他，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见面，他精神好多了，像经过冬眠的獾，眼睛雪亮。他写了一组关于巴黎的诗，无疑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是啊，他用梦纠正了生活。
丽丽在法国外交部找到份差使，全家要搬到新加坡住几年。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我又担心，在那金鱼缸似的城市里，怎么能得到足够的氧气？他再次流亡，从他的第二故乡巴黎。
我琢磨，一个中国诗人和巴黎必有某种对应关系：气质与宽容，孤影与光源，梦与时间，异国情调与本地口音，汉字与放射性街区。
十三
Y朝我脸上连着打了两个喷嚏。他拍皮包累坏了，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他宣布，从今天起他两个月没活，要在棋盘上好好厮杀一番。正赶上午饭时间，他手脚麻利，转身端出二菜一汤。饭后我睡午觉，他躺在另一张床上看报，很快打起呼噜来。对我来说，Y是个神秘人物，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除了拒绝时间，也拒绝温情。上次他送我去机场，神色慌张，做贼似地塞给我个大钱包，原来是件礼物。
我出去散步。穿过新桥（Pont Neuf）时，不禁探头看了看河水。好几年前一个美国作家朋友来巴黎，我们一起带孩子到卢森堡公园玩。田田和他女儿一样大——八岁，他儿子仅五六岁。穿过新桥时，我提到鲍尔·策兰（Paul Celan）跳塞纳河自杀的事。孩子们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什么是自杀。后来这个美国作家告诉我，他的孩子缠了他很久，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人会自杀。
我过桥转了个弯，回到巴黎圣母院广场。大群鸽子在游客头上翻飞。一个野孩子冲过去驱赶它们。不，这是记忆中的片段。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带田田来这里。她聚精会神地用面包喂鸽子。我对好焦距，按动快门。一个野小子朝鸽子群跑过去，把鸽子吓得满天飞。田田皱着眉头，风吹起她带五彩斑点的蓝色风衣。这一瞬间得以保存下来，背景是巴黎圣母院。
鸽子有鸽子的视野，它们总是俯视巴黎的屋顶；狗有狗的视野，它们看的最多的是铺路石和行走中的脚；蚊子有蚊子的视野，它们破窗而入，深入人类生活的内部，直到尝到血的滋味。
我忽然想起来本雅明（W.Benjamin）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记得九一年春在蓬皮杜中心朗诵后回答问题时，主持人问我是否喜欢巴黎。我说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我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在法国人眼里，巴黎是至高无上的。散场后，Y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1)
一
迈克在电话里叮嘱我：“别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果然，一出海关就看见了，他举着牌子，头在人群之上浮动。他又高又瘦，一脸疲倦而温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乐家，帮布拉格作家节接送客人。我们坐进他那辆老掉牙的斯克达，点火，车连咳带喘地出发了。他英文差，问我会不会德文。我说不会。他说他月底要到德国演出。我问他用什么乐器。他说了个德文词，用手比划。钢琴？不。管风琴？他拼命摇头。我问他一般都在哪儿演奏。他说主要是为病人。医院？不。疗养院？他拼命摇头。但愿不是殡仪馆，我心想。我放弃了对他生活中两个重大细节的好奇心，看窗外风景。
这是我第四次来布拉格。
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迈平夫妇开车从奥斯陆出发，把我捎上，再穿过东德进入捷克。过了边境，开进头一个捷克城市吃午饭。女服务员不会英文，我们用国际语言加俄文单词，点了可乐和匈牙利牛肉汤，好歹填饱了肚子。一结账，我们乐了，几乎等于是免费的，头一回体会到西方游客的优越感。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桥进入布拉格市区，天已擦黑了。我们把车停在繁华大街上，迈平给一个叫奥尔卡(Olga)的汉学家打电话。她丈夫说奥尔卡带孩子去乡下度假去了，欢迎我们到他家住。他是个建筑师，对布拉格了如指掌。我们晚上出去喝酒游荡，他带我们看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们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布拉格的美独一无二，特别是夜里，古老的街灯引导夜游者迷失方向。灯光下，阴影转动，回声迭荡，似有幽灵出没。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说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可以触摸。那正是蓝丝绒革命前夕。马丁(Martin)是奥尔卡在布拉格大学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的编辑。他当时正忙乎着秘密串连搞联名信，要把前国王的侄子推出来，恢复帝制。他也找我们签名，我不喜欢帝制，拒绝了。
四年后，《手枪评论》请《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到布拉格开讨论会。我们先在《手枪评论》编辑部开讨论会。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抢过话题，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只有迈平眯眯笑，话不多。我忘了我说什么了，肯定语无伦次。其实这美女的丈夫就坐在旁边。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三访布拉格是九五年春天，我那时住巴黎，应迈克的声声呼唤自费参加布拉格作家节。迈克是我老朋友，纽约人。为了寻找诗歌的精神家园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贫不说，保守的英国诗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伦敦的卡夫卡。九一年他创办了布拉格作家节。那时迈克在一家英国公司听差，那公司主办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国际书展，捎带着个作家节。那些人看起来个个都是迈克的老板，颐指气使，支得他团团转。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出去鬼混。他总是带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让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轻人，感受一下青春气息。可那音乐实在让我肝儿颤，震得连酒杯都端不稳。那时迈克正闹婚变，又受尽那些英国商人的气，在强光灯的闪射下，他哭丧着脸。我叹了口气，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这回把他逗乐了。他用浓重的伦敦腔骂道：“我他妈的成功？成功个屁!”
二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旁的一栋楼房里。虽然他们几次搬家，但离他的出生地都不远。他的西伯莱语老师引述了卡夫卡对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中学，我们对面的那边的建筑是大学，左边再过去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一辈子”——卡夫卡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都局限在这小圈圈里。”
卡夫卡出生的楼房于一八八九年毁于大火。一九○二年重建时，仅有部分保留下来。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这房子外面的墙上。作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终于被捷克当局接受了，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批评家”。
在卡夫卡出生头一年，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广场北边开了个小杂货铺，先零售，后批发。卡夫卡在一封未发出的给父亲的信里写道：“……而自从你让我处处害怕，对我来说店铺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个好去处了。首先让我又羞又恼的是你对雇员的方式……而你，我见识了你在店里叫喊、诅咒、大发雷霆，在某种意义上，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哪儿都无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后德国人，再就是犹太人，全面淘汰，最后除了你谁也剩不下。对我来说，你为莫名其妙的事大发脾气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个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九三年间，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r the Minute)的楼房，他的三个妹妹都出生在这儿。后来这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国小学。很多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记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大概从未得到过的粗暴的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在给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里，卡夫卡讲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学校的细节。“我们的厨娘，一个又小又干又瘦，尖鼻塌腮，蜡黄结实，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领我去学校。”上学的路上，厨娘总是威胁要向老师告状，历数他在家的“罪行”。同样的威胁重复了差不多一年。他觉得去学校之路如此漫长，什么都可能发生。“学校本来就是一种恐怖，厨娘非要雪上加霜。我开始恳求，她摇头，我越是恳求越是觉得我恳求的价值更大更危险；我赖在那儿不动乞求宽恕，她拖着我走；我威胁要通过父母报复，她笑了，在这儿她是至高无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门框基石，在得到她宽恕前不肯动。我拖着她的裙子(这也给她造成麻烦)，但她一边拖着我，一边发誓告状时罪加一等。眼看晚了，圣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钟敲响八点，可以听见学校铃声，其他孩子开始跑，我最怕迟到，我们也跟着跑，‘她告状，她不告状’这一念头纠缠着我；事实上，她从没告过状，但她总是掌握似乎在不断增长的机会(昨天没告状，而今天我肯定会的)，她从未打消这主意。有时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气得跳脚，一个女煤贩子常凑在旁边看热闹。米勒娜，多么愚蠢，我怎么属于你，与厨娘、威胁及无数尘埃在一起，这三十八年尘埃飞腾，落在我肺里。”
三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广场附近，九五年来布拉格时我就住在这儿。房间还算干净，设备陈旧结实，电话最远只能打到楼下柜台，让人想到蓝丝绒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岁月。看门的老头显然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昏昏欲睡，带着过渡时期笨拙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楼，斯坦尼斯拉夫在门厅等我。我们交流有障碍，他比划说要去哪儿哪儿，我点头说是是。我们穿过老城广场，他停住脚，悄悄说斯克沃瑞基(Josef Skvorecky)在那儿，一脸崇敬。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捷克小说家，住在加拿大，星期四晚上和我一起朗诵。我被领到市政厅，出示请帖。一进门可傻了眼，人家全都衣冠楚楚——男的西服革履，女的长裙粉黛，只有我蓬头垢面，皮夹克牛仔裤球鞋，还扛着个大书包，像个逃难的。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上了三楼，来到大厅。市政厅是布拉格一景，可上溯到十三世纪。七百年了，经历了多少朝代多少生死。
市长大人讲话，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拿迈克的小个子开玩笑。迈克接过这个玩笑，和他刚出版的诗集《消失》(Disappearance)连在一起。消失，多好的主题，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他的女朋友、作家节副主席伏拉斯塔(Vlasta)站在他旁边。她四十来岁，很苗条，热情外向。迈克提到捷克诗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今天晚上就是纪念他的专场朗诵会。迈克讲话时昂着头，闭上眼睛，好像在缅怀消失的诗歌和死者。散场后，迈克跟我紧紧拥抱，并把伏拉斯塔介绍给我。我对迈克说：“你看，我早就说过了，你不是真的很成功吗？”
我喜欢在布拉格街头闲逛。往返于招待所和剧场，必经老城广场。正值复活节前夕，露天舞台围满了游客，摊贩在推销彩蛋、传统的木制玩具和水晶器皿。我去服装店，给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为对付每天晚上各国使馆的招待会，免得再丢人现眼。和五年前相比，布拉格变了不少，越来越商业化，到处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的广告。但看得出来，捷克人还是有一种自信，没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完全转向。满街都是漂亮的捷克姑娘，让我眼花缭乱。她们有一种不谙世故的美，这在美国西欧早就见不到了。现代化首先消灭的是这种令人心醉的美。
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美国年轻人住在布拉格，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刊物。迈克跟我解释说，这儿生活费便宜，他们可以逃避美国的生活压力。再说，布拉格像三十年代的巴黎，有人说是来寻找艺术灵感的。“可我怎么就没见着一个成气候的？”迈克摇摇头，说。
他带我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和家。我们离开旅游区，街上人很少，弯弯曲曲的小巷让我想起北京的胡同。迈克抱着一堆书，梦游似的边走边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伏拉斯塔爱我……我在布拉格根本找不到能深入谈话的人。在今天，谁还需要深入的谈话？一切都是表面的，光滑的，假装快乐的……捷克作家多半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喜欢一个老外当作家节的头头。到哪儿我都是老外。英国人更可怕，势利保守自以为是。要说纽约是我老家，可家没了，我怎么住得起那儿的旅馆……”
我从节目单上看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字，她要和另两个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因(William Styron)、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作家节“纽约，纽约”的节目中亮相。我跟苏珊有几面之交。她请我到她家做客，并约好出去吃晚饭。阴错阳差，让我给误了。
早上我查地图，终于找到“地球”(Globe)书店，每天上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书店以英文书为主，附带咖啡厅。几台电脑沿墙排开，是供顾客上网发电子邮件的，没有椅子，顾客只能像鸟一样站着，免得赖在那儿不动。我抽空钻过去，也想试着跟上这新时代，欲不知道怎么用。请教旁边的美国小伙子，他麻利地用光标把我引进迷宫，一下卡住了，进退两难，顿时一身冷汗。
一个挂满照相机的人跟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他叫若萨诺(Rossano)，是作家节的指定摄影师。他毛发蓬松，眼睛跟镜头一样亮。他要给我照相，只能从命，跟他满街跑。他照相的方式特别，要不让我站在教堂前的石墩上像个受难者，要不把我关进电话亭像个囚犯。他来自佛罗伦萨，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热情爽朗。为什么住布拉格？很简单，他娶了个布拉格姑娘，刚生了孩子。说到这儿，若萨诺长叹了口气。
记者招待会快结束了。咖啡厅挤得满满的。苏珊·桑塔格坐在主席台上，被记者的各种问题围追堵截，从科索沃战争到全球化问题。她刚下飞机，看起来一点儿倦意都没有，词锋犀利，得理不让人。等迈克宣布散场，我过去跟苏珊打招呼。好极了，她用手拨开滑到前额的一绺白发说。你看明天晚上怎么样？就我们俩，吃饭聊天，没有记者，没有采访，没有照相机。一言为定。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2)
四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让我们走。这个妈咪有爪子。人必须得排好队，或者，我们必须在维瑟荷德(Vysehrad)和城堡两处点火，然后我们或许才能离去。”
——摘自卡夫卡给奥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尔斯大学创建于一三四八年，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一八八二年分成德国大学和捷克大学。卡夫卡于一九○一年在德国大学注册，他学习成绩平平。学法律对他来说是权宜之计，犹太人只能选择法律和医学这类务实的专业。
在给友人的信里，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经验：“那时我们住在泽特纳嘎斯(Zeltnergasse)。对面是一家服装店，卖衣服的姑娘总是站在门口。我二十刚过，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应付头一次全国通考，整天忙于我看是毫无意义而且伤神的死记硬背。那是夏天，热极了，难以忍受。我在窗口，讨厌的罗马法历史总是在我牙齿间。我们终于通过手势联络上了，晚上八点我来接她。可我到的时候，另一个男人已经在那儿。唉，总是如此，我怕整个世界，也怕这个男人。而那姑娘从男人那儿抽出胳膊，做手势让我跟着。我们来到斯楚策宁瑟尔(Schutzeninsel)，在那儿喝啤酒，我坐隔壁桌子。接着继续溜达，我尾随在后，到了那姑娘在跳蚤市场附近的家。那男人离开了，姑娘消失在房子里，我等了一阵，直到她又出来。然后我们去了克雷恩萨特(Kleinseite)的一家旅馆。到旅馆以前，这一切迷人激动令人作呕，在旅馆里也没有什么两样。
凌晨，依然又热又美，我们穿过查尔斯桥回家。我，当然幸福，这幸福的含义仅仅在于我那呻吟的身体终于平息了。而最主要的，这幸福在于整个事情并没有更令人作呕，更肮脏……”
一九○四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卡夫卡开始写《一次斗争的描述》的初稿。他在当时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一本书必须是我们中间冻结之海的斧子。我相信这一点。”在这本书里，我——叙述者描述了他在夜里的漫游，和一个同学一起，穿过寒冷荒凉的布拉格。而他别的作品都没有像这本书那样，布拉格扮演如此中心的角色。卡夫卡通过夜游所涉及的布拉格的名胜古迹，除了少数毁于战火，和今天人们目睹的几乎没有区别。
查尔斯桥(Charles Bridge)是布拉格最古老最著名的桥，跨越伏尔塔瓦河，连接着老城和对岸。这桥的前身毁于洪水和解冻的冰流。一三五七年，查尔斯四世责成建筑师建起这座桥。
除了一八九○年有两个桥洞被洪水冲垮外，它从历代的战火灾害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和奥特拉(Ottla，卡夫卡的妹妹)一起。她的英文老师领着她。过码头，石桥，马拉·斯特拉那(Mala Strana)新桥，回家。查尔斯桥上的令人激动的塑像。桥在夜里空旷时奇特的夏夜之光。”他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每人心中的魔鬼在把夜啃垮，无所谓好坏，这就是生活：若无魔鬼，你不可能活下去。故你诅咒自己的是你的生活。这魔鬼是物质(从根本上极美妙的那种)，已经给与了你，你现在非用不可……在布拉格查尔斯桥上，在一座讲述你的故事的圣像下面有一种解救。这圣人驱赶着魔鬼耕地。当然魔鬼依然狂怒(因此有了过渡时期；只要魔鬼不甘失败)，他露出牙齿，用扭曲阴险的表情回望它的主人，痉挛地缩回尾巴，而它被轭具所治服……”
五
我站在牛奶餐厅(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灯火闪烁的查尔斯桥近在咫尺。这个咖啡厅过分奢华，有一股暴发户的味道。我在读一本英文版的书《弗朗兹·卡夫卡与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萨弗尔那(Harald Safellner)。书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约翰那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们，他的朋友们，‘幸福的一小撮’，……我们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节进展顺利。作家一个个上台下台，听众掌声起落，剧场挤得满满的又一下子空荡荡。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一定会觉得作家节是件可笑的事，说不定会为此写部小说呢。今天整个的活动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说家斯克沃瑞基同台朗诵。我怎么被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这是迈克的主意。他告诉我，他原计划是安排我和哈维尔一起朗诵。为此他前往总统府，而哈维尔的顾问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发走了。
下午在国家电台接受采访时，主播人告诉我，六八年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九号播音室由于位置偏僻，仍在发出反抗的声音。俄国人花了两天的工夫，最后才找到这儿。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着斯克沃瑞基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六八年苏军入侵后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着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着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九点四十，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让苏珊先下车，把要价的一半塞给他。他用捷克语破口大骂，好在听不懂，否则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转达了意大利人的请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苏珊接过名片，叹了口气说，每回我接受邀请时，总是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媒体。提起哈维尔，苏珊说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而她总是为他辩护。上次她来布拉格，哈维尔请她单独到一家饭馆吃饭，旁边坐着几个保镖。她真想问哈维尔一些真实想法。
“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问不出口，”苏珊说。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说，“作为作家，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那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时分，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灯跟布拉格之夜调情。苏珊突然说：“是啊，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空洞’(emptiness)吗？”我建议再去喝一杯。拐进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我们东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说起我女儿、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问题；苏珊说起她的学历史的儿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苏珊回旅馆，布拉格的街灯让我们迷了路。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1)
一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比如革命。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乌盘旋，好一幅末日的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三个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地往高空发展。以致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多，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两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愣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 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臊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暗，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头，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戒严。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导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为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下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懂了。他把警察戒严的消息告诉艾伦，艾伦立即发表声明。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秘密社会。而W自甘与那些社会边缘人为伍，伸张正义，说明他天生反骨，这大概是他当年加入“星星画会”的内在原因。纽约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发泄的可能。
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发了财，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这倒也不稀奇，商业化最终会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场肯定也是个秘密社会，以他在纽约练就的胆识，足矣。
三
迈克（Michael），纽约人，现在住布拉格，前两天来纽约出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步庞德和艾略特后尘，他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几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请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参加，作为作家节主席迈克得亲自出马。于是由英国《卫报》（Rhe Guardian）和布拉格市政厅资助、美国国际快递公司（DHL）包邮递、全球化电讯（Globalone）免费提供手机、瑞士航空公司（Swiss Air）出机票，把一个老纽约包装好，送回故乡。
他要我帮他订旅馆。纽约旅馆贵得离谱，而他的预算有限。找来找去，那点儿钱只能住在家庭旅馆（B+B），位置不错，在格林威治村。
我搬到纽约后，迈克曾在电话里说，“你的住处离我出生地只有两三个路口，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摇篮。”丁零一响，迈克到，带着他那典型的微笑。他从布拉格带来六个粉红色水晶小酒盅送给我，还带来本届作家节的小册子，封面是捷克画家的半抽象油画，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全都是坟墓。迈克叹了口气，随后指着后排的一个小圆圈说，那是他的。
两天后的下午，我们约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个地方坐坐。出了地铁站，我打电话让他下来。迈克出现在蒙蒙细雨中，黑呢大衣，头发稀疏蓬乱。“看，这是我的纽约。”他张开双臂说。其实这早就不是他的纽约了。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他告诉我住处还行，主人挺热情，只是他的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窗户。我想象他面壁独坐黑暗中，纽约在墙后大放光明。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来。这里陈设古朴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顾客多是本地人，一个女大学生在旁边桌上做功课。“纽约变了。以前纽约的人是不谈钱的，”迈克呷着浓咖啡，闭着眼睛说，“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诉我，他在纽约没有亲人，跟在迈阿密的继父也不再来往。他母亲死后，他写信给继父，只想要母亲喜欢的钟作纪念。他继父却偏偏把那钟卖了，寄给他一笔卖钟的钱。
我给他的女友买了件咖啡馆自己的T恤衫，并在一张梦露的明信片上给她写了几个字。我知道，迈克喜欢这方式。出门我不禁打了哆嗦。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四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车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亏得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车司机聊天要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一天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来自孟买，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Lovis），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2)
五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划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活（Soho）。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彼特（Peter）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彼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彼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双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双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彼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彼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雷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两个老婆，不久又生了两个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糊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犹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Qater Mill）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飘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于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我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詹（Jane）随和善谈，是退了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画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画。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Riverdale），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患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八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个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在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一瞥，点点滴滴在心头。若碰见话多的肯定有毛病，最好躲远点儿。
在纽约，街区（neighborhood）是个重要的概念。这让我想起老北京。哪个饭馆实惠啤酒没兑水，哪个副食店的肉好菜新鲜，哪个居委会老太太最刁钻，以及去哪个煤铺拉蜂窝煤到哪个派出所领粮票，全得门清。在纽约也差不多。我知道哪个看门人和气，哪个服装店售货员漂亮，哪个路口车少，哪个小铺的啤酒种类多且便宜……纽约自有它的方便之处，各行各业均有二十四小时服务。可以想象有相当那么一拨夜猫子，昼伏夜出。
流浪汉也多半跟街区共命运。每回去银行，拉门的总是同一个老头，彬彬有礼，外加美好的祝愿；而副食店门口永远戳着同一个恶煞，若不给钱，必招来一顿劈头盖脑的臭骂。好在人们习惯了政治家的赞美和老板的诅咒，见怪不怪。每回晚上我经过百老汇和七十八街之间，几乎都能见到那个瘦瘦的男人，躺在路边的铺盖上，掌灯夜读，用的是个钢笔手电筒，周围大包小包估摸塞满捡来的书。那精神让我惭愧。
我出门基本有条固定路线，先去八十六街和百老汇拐角的花旗银行（Citibank）取钱，顺手在旁边报亭买份报纸，沿百老汇走到八十三街左拐，穿过一个路口进邮局，办完事在那街角买束花，沿阿姆斯特丹大道折回，在八十五街的副食店买菜，再到隔壁酒店拎上两瓶红酒，然后经过一个红砖教堂回家。赶上刮风下雨，我会躲到马路对面去——整个路口都被脚手架覆盖。
九
我们搬到西村。西村是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心脏。E和家人住在那种纽约典型的排房里，独门独院，楼梯嘎嘎作响，勾连着三层楼及地下室，后院窄小，有竹林摇曳。建于一九二九年，作为这条街最古老的房子，曾是分割成四十个鸽子笼般的寄宿宿舍，几易其主而翻修改建，十四年前被E买下，融入他的性格和趣味。他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把塑料喂鸟器装满，再挂回树叉上，鸽子麻雀已在竹林扑腾，跃跃欲试。然后他就着咖啡读《约纽时报》，雷打不动。这时邻居家的女高音在麻雀声中高歌，怪吓人的，尤其那音阶练习好像攀登云梯，让人提心吊胆。
荷兰人当初买下整个曼哈顿岛时，这里还是片鸟飞兽走的林地。英国人占领后，英军舰队司令买下三百英亩烟草种植地，在哈德逊河边安家落户，他临死前命名其庄园为格林威治。一八二二年，瘟疫横行，人们为了河边新鲜的空气搬来，这个偏僻村落渐渐变成繁华的市镇。十九世纪末，赶时髦的有钱人急忙奔新兴的中上城，途中的格林威治村被遗忘，荒下来。于是艺术家和反叛者搬进来，而当地信教的意大利、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及异端邪说吓坏了。
一九一六年某天，一帮年轻人在酒吧喝了个通宵，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门顶上，大叫大喊，宣布成立自由共和国——新波西米亚。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下来，直到市长答应了这一要求。格林威治村曾一度以“小波西米亚”风靡全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垮掉一代”的诗人从各地而来，形成第一波的冲击。到了六十年代，波普艺术、先锋戏剧和摇滚乐接踵而至，加上大麻，构成了波西米亚生活最后时光。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被以同性恋自我认同为标志的性革命所取代。八十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使房价飞涨，艺术家被逐到东村和别的地方。
中午E从顶楼的画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画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3)
十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西村的西十一街十八号发生爆炸，“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名成员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爆，被当场炸死。另两个姑娘幸存下来，赤身裸体跑到隔壁的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家，跟他妻子借了衣服，躲进地铁，在地下生活了很多年。其中一个后来自首，从轻发落；另一个再次卷入别的地下组织的生活，被捕后处以重刑。
“气象员”来自美国著名歌手鲍普·迪兰（Bob Dylan）的歌词，“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它的前身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成立于一九六○年，随着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抗议示威发展壮大，也越来越倾向暴力。一九六九年由于观点分歧，它分裂成若干团体，其中最激进的就是“气象员”。该组织在纽约的成员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激进分子，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来打消美帝国主义的气焰。
E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就是“气象员”的成员。后来成了英文教授。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甚至连衣物都会导致私有观念。他们进屋全要脱光，衣服集中在一个大纸箱里，出门时随便穿一件。可每个人尺寸不同，穿戴必然很怪。由于“气象员”在英文中属阳性，和妇女解放相抵触，后改名为“气象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从一九六九年“气象员”成立以来，其成员纷纷被捕送上法庭。一九七○年六月九日，即在西村的事故后三个月，纽约警察局被炸；七月二十七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在纽约的分支机构被炸，“气象员”发表新闻公报，承认是他们所为……
五月应是绿肥红瘦，却乍暖还寒。和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约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蒙蒙细雨，穿过曲折小街，先去了迪兰·托马斯喝死的那家“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今天周末，要等中午才能开门。我们来到华盛顿广场。西北角有几张镶棋盘的石桌，多数空着，有个老头摆好棋子，拿出计时器，等待对手的到来。穿过广场，沿第六大道拐进西十一街，终于找到十八号。
这栋三角形的现代化建筑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夹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种不协调。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个父亲在门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别。有谁还会记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气象员”中，死者永远年轻，生者和我年龄相仿，都来自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并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今，风向早就变了。我想起鲍普·迪兰的歌：“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
十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Delar River）码头卸油，见习船员X和伙伴乘出租车到附近的小镇，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机换了辆自己的车，一直把他们拉到纽约。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湾屏东南州，自幼爱画画，在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谋已久，是为了到纽约闯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他的。他小个儿，黝黑，但眼睛特别，直愣愣的，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忧伤。陪他一起来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头。他们靠着墙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绍给我，说他是著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七八年至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画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和高音喇叭串连，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说，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变得自然而然。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谓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第三件作品是从八一年夏天起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他背着个睡袋，与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为伍。比流浪汉强的是他兜里有钱，能填饱肚子，但不能像他们那样钻进地铁、桥洞或废弃建筑物睡觉。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会被冻死。人比自然更恶。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连打带骂赶他走，他掏出护身用的三节棍。警察来了，他拿出报道他的报纸，蒙混过去。不久那老板在街上看见他，又叫来警察。这回可不管什么艺术原则，先关十五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花钱找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嘴铜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后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个小时，他孤狼般在户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类文明的旁观者。
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日那天起，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Linda）用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双方身体不能接触。洗澡上厕所在一起，出门遛狗接受采访会见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来比较麻烦。有一回他正洗澡，林达发脾气要冲出去，差点把他光屁股拖出门外。和平共处时，他们俩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去教书，一起坐飞机到别的城市演讲。由于完全没有隐私，在八四年独立日分手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从八五年到八六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间，他虽然做艺术，但不发表。在我看，这后两个声明是多余的：将军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战事。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诉我，他现在忙着装修他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准备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免费居住创作。
十二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号地铁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Penn Station），先买一份《纽约时报》，然后搭乘十二点十五分开往长岛的郊区火车。在车上我把报纸翻过来掉过去，被另一种语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响，我戴着花镜冲出车门，一片茫然，再随众人涌上另一辆日本造的双层火车，爬到二层，把报纸扔在一边，看窗外风景。离开纽约，空气越来越新鲜，到处是树林、坡地、溪流和一闪而过的白房子。下午两点五分到达石溪（Stony Brook）。
搬到纽约不久，经朋友介绍，我稀里糊涂找份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英文系教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课。由于交通不便，课都集中在星期三。我就这英文水平，若让我反过来当学生肯定不够格。我心想，在美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头一天上课，我真有点儿上刑场的感觉，头皮发麻，身上冷飕飕的。
我的课从四点到六点，外加三个钟头的辅导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累得我灵魂出窍。在美国大学，老师比学生更怕性骚扰：办公室永远敞着，相隔一米，还得尽量提高嗓门儿。送走最后一个学生，锁上门，我裹紧大衣，哆哆嗦嗦穿过楼群和停车场，好歹赶上八点四十开往纽约的火车。除了换车时买包土豆片充饥，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学生多是本地人，没有纽约人的那种精明和神经质。要说也怪了，这儿离纽约不到一百英里，不仅地貌甚至连人种都变了。迈克（Michael）赤红脸膛，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潦草得像一张未完成的肖像速写。他嗓门大，一会儿叫我“教授”，一会儿叫我“船长”。每回课间休息，他高喊着“热狗的时间到了”，冲出门去买热狗。他告诉我，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听那口气他本人就是白宫，看哪位候选人有资格进来。他每周在报亭打工三十个小时，比美国总统对世界的局势还了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诗一样混乱。
安娜（Anna）是个白净的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在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她起先成绩平平，到后来竟写出一些惊人的句子，让我这个当老师的颇有些沾沾自喜。克里斯蒂娜（Chistina）是个五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是这儿艺术系某教授的夫人。她来上课，纯粹是因为热爱写作。她无疑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一首诗往往改上十几遍，可进步不大。她是那种富于幻想的女人，诗歌正好帮她飞翔，飞向美国中产阶级那单调刻板的生活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无话不谈。
冬去春来，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从积雪中显露出来，被阳光晒干。我理直气壮走着，迎风用手机满世界打电话。
十三
纽约人的内心其实是极孤独的，只要看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他们从不直视别人，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也真难为了。比如在地铁车上，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们要不看书看报，要不闭目养神，要不干脆把目光悬浮在空中，梦游一般。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练就出来。当然要有个把绝色美女出现，男人们会醒过来，混浊的目光像雾中的灯一闪。但绝不像我这样的乡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余光悄悄跟踪，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儿倦怠。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别烦我。
曼哈顿的单身贵族特别多。这道理很简单，单身是保持了孤独的最佳方式，没配偶没孩子，省得罗嗦。除了访亲会友，他们会多半在家一个人吃晚饭。打个电话到附近中国餐厅订外卖，一份咕老肉外加酸辣汤；要不干脆对付对付，就着干酪，啃着昨天的干面包。目光像苍蝇在四壁游荡，一不留神落进墙角的蜘蛛网里。偶尔也说说话，跟自己。据说在纽约吃抗忧郁药的比例特别高，这也难怪。
若两个孤独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烦。有一回从甘乃迪机场飞巴黎。一上飞机，我就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正好坐在一对纽约夫妇中间，女的邻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马上提出换座位，人家不干。起初我还以为感情有问题，拿我作挡箭牌。没有的事儿，老两口亲热得很，一口一个“亲爱的，我的甜心，我的宝贝儿”，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男的给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说，嘘寒问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费红酒，留给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让我不解的是，两口子竟隔着我侃起来，从纽约的天气到巴黎的旅馆，从亲戚间的纠纷到股票投资。我再次提出换位子，遭到一致反对。我这才明白，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选好的，让我为孤独作证。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救火车，为引起足够的注意，不断提高音量，高入云霄。而那些单元里快憋疯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为了向另一只狗致敬，非得用整个腹腔吼叫。轮到纽约人，要想再表达点什么，得多不屈不挠才行——他们扯直嗓门，说到一半被警笛打断，张着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4)
十四
W大姐在纽约中国文化圈是个中心人物，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人打破脑袋撒遍钱，名片印十八个头衔也没用。文化圈既有形又无形，不存在权力结构，故也不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没有头头，只有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纽约人才济济。一九八八年我头一次来纽约，赶上个聚会。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鹅的、反弹琵琶的、话剧演正角的；还有红卫兵大款、文化掮客、舌头打结的侨领和半老半疯的业余女作者，外加身分不明者——如我。要说谁谁都面生，但全认识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揽天下闲事，会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
她自打年轻时就写诗，又是个美人，台湾诗人群起追之。尘土飞扬中，被一个不言不语的台湾留学生得手，成婚，众人傻了眼。
糊涂可算得她优秀品质中的一部分了，对化解大都市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的千古忧愁，百利而无一害。在美国留学，她稀里糊涂卷入美丽岛事件，上了国民党黑名单，流亡了二十年；她稀里糊涂当上北美某中文报纸文艺版主编，招揽天下长反骨的，这报纸后被切断财源，不得不停刊；好不容易歇两天吧，她又稀里糊涂被我裹挟进《今天》，当牛做马。
她大事糊涂，小事更糊涂。给外州读书的儿子寄隐形眼镜，到了邮局，顺手把刚买的汉堡包塞进纸盒。回家路上猛醒，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再三叮嘱，千万别吃那个会变质的汉堡包。有一回，她满心欢喜到旧金山看朋友，下了飞机没人接，给谁打电话都不通。问警察，才知道自己坐错了飞机，飞到洛杉矶，离目的地差四百英里。她早上永远睡不醒，到曼哈顿时上班基本上处于梦游状态。若有熟人招呼声，她会大声警告说：“我还没醒，现在认不出你是谁！”
W大姐的微笑特别，在表达对人世间无奈的同时，又展示了某种宽慰，像护士在照料垂危的病人。和她在一起，不说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多了。在某种意义上，作家都是病人，正需要这样的护士。
他们两口子当年在苏活（Soho）买了一层旧厂房（Loft），数年后翻了好几番，卖掉以轻心，搬到纽约上州。这一离开曼哈顿，想回来可就不容易喽。每回她都得掰着指头掐着表赶郊区火车。当年仗着年轻倒不怕，晚就晚一趟。如今大家兴致正高，她起身告辞，谁拦也拦不住。眼见着纽约中国人的文化圈衰败了，肯定和这郊区火车的班次太少有关。
十五
在纽约一住半年多，没有老A的消息，听说他回国做生意去了，他那些故事倒常有人提起，那是纽约传说的一部分。老A上辈子肯定是个说书的，其杜撰演绎绘声绘色的天赋，无人出其右。若在太平年代，故事就是故事，说书的和故事保持足够的距离，台上台下共享叙述的快感。而他投胎于乱世，故事和自身经历搅在一起，说书的和听众兼于一身，忙得他上窜下跳，顾此失彼。
我是九七年认识他的。那时我刚调进一家杂志社，跟他同事。他十三岁那年在天津被打成反革命，跳河自杀未果，跟父亲一起被发配到新疆，又成反革命，到处流浪。在西安要饭时，结识了公安局长的千金。据他说，每天都从那官邸后窗递出一张张热腾腾的烙饼，有一天突然变成火筷子，劈头盖脸——原来是局长大人发现了。
我认识他没多久，他的舌头得罪人了，遭到暗算，左眼被打得半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是我家常客。他的故事每回都有新发展，跌宕起伏，关键处他大笑，一抹嘴，戛然而止，起身——且听下回分解。我们请他帮个女孩找对象，先让他过过目。经不住当天下午一阵神侃，那女孩成了他老婆。
他有种处变不惊的本事。大年初一，他跟老婆闹别扭，只身到我家。我们刚买了只烧鸡准备过年，端出来招待客人。只见他一边诉苦，痛不欲生，一边抓住烧鸡麻利地啃着，津津有味。我们眼睁睁的——烧鸡不见了，在悲惨世界的终点剩下一堆鸡骨头。
那年我在纽约见到他，他都长横了，油光满脸，半瞎的左眼球鼓出来。但在表面的亢奋状态中，我发现他其实有某种焦虑：在那些顾客中他只是个说书的。钱倒是挣到了，但既没参与感，故事也没新高潮。总之，纽约缺了他也行。
这一面很快就翻过去。我有一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台海局势分析文章，署名是军事评论家A。接着又在电视的中文频道看见他，正在一个两岸军事专题讨论会上慷慨陈辞。他告诉我，中南海和五角大楼都跟他秘密接触过，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避免，就看他了。
从风水先生到军事专家，其实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鸿沟，对我来说，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从古到今，先礼后兵：从八卦图到导弹封锁，和为贵。说书的不耐烦了，直接进入故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十六
纽约有个和高层建筑相对应的地下世界，如同影子之于巨人，黑夜之于白天。我想起首流行歌曲的题目“白天不懂夜的黑”，原不以为然，再细想其实很有道理。若对纽约进行精神分析的话，这地下世界无疑是个关键。
和地面混乱不堪的交通相比，地铁代表了秩序，那是纽约极其坚韧的神经系统。只有下去走一遭，你才会明白，这个国际大都市为什么没发疯。在曼哈顿，其实地铁只有两方向：上城或下城，按道理连傻瓜都不该迷路。在城面再糊涂，到地下就全都门儿清了。这有点儿像美国的两党制：民主党——下城，共和党——上城。大多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单向度的，目标明确，黑白分明。有时候想跟美国人说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可真把我难坏了。你说得越认真，他脸上越困惑，冷不丁问一句，能把你鼻子气歪了。没辙，“白天不懂夜的黑”。
纽约第一条真正的地铁建于一八七○年，是发明家比奇（Beach）先生设计的。他异想天开，用风作动力——大风扇照着封闭的管道狂吹。模型先在一个博览会展出，引起轰动。再把模型变成真正的交通工具可就难了，除了技术问题，更大障碍是人，是操纵纽约政界的黑手——外号“大老板”。他不点头，没戏。于是比奇下决心用地下方式进行。他租了个服装店的地下室，工人们昼伏夜出，把挖出来的泥土在天亮前运走。神不知鬼不觉，只用五十八个夜晚，这长312英尺的风力管道地铁建成了，还居然带个120英尺长的豪华候车室，包括油画、钢琴和喷水池，目的是让幽闭症患者安心。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比奇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把纽约震了。他接着宣布了他的计划：先通过一个公共交通法案授予他建造权，再私人筹资五百万美元，修建长达五英里每天运载二十万乘客的专线。纽约州众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大老板”急了，这直接影响到他从每辆公共马车获得的抽成。他的傀儡州长，想方设法否决了交通法案。这官司打了两年多，最后以比奇先生的失败告终，他只好把自己的地铁封起来。直到四十年以后，即一九一二年，工人在市政厅附近修地铁，无意中打通了那个静悄悄的候车室……
十七
M祖籍湖北，香港出生长大，到巴黎读书，考进联合国做口译，先在日内瓦，后搬到纽约，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她会说六七种语言，其中三种能同声传译。她做意大利饭，喝法国酒，读英文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候我纳闷，中文在她心里到底占多大份量？文化归属往往在潜意识中，比如，用什么语言数数骂人说梦话。说到底，凡在精神上说不清血缘关系的，都应通通算作“文化孤儿”。据说纽约一半外国人，其子女又占了四分之一——整个一个孤儿院。故“爱国”在纽约人的语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纽约是相遇的地点，把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经历的人凑在一起。十年前，一个朋友带我到M家去吃晚饭。她住曼哈顿中城东边二十七层的一个玻璃牢笼里。一只鹦鹉居高临下打量着客人。鹦鹉叫“鲁克”（Look），它不停地用英文重复：“Look wants peanuts. （鲁克想要花生）”。那一晚，美酒佳肴钢琴曲外加黄色笑话。男人们几乎都在抽烟，女主人打开窗户，让风把一缕缕浓烟带走……
字母M在英文绝对是阴性的：小姐（Miss）、夫人（Madam）、母亲（Mother）。她正儿八经是按传统路线一步步走过来的。如今很多女人要不省了某道程序，要不倒着来，要不干脆闹革命了——脱离这套系统。可惜我只见着做母亲的M。她离婚多年，独自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青少年猛于虎，何况还俩，想想我都替她发愁。直到多年后，俩孩子都离开上了大学，有一回我请她看电影，随便捡了个，没想到是关于青少年吸毒和暴力问题的。开演不到五分钟，她就受不了，说什么也得走。一路上她双手勾着双肩，怕冷似的。
我跟M同岁。我们经历完全不同，有一点相似，都是属候鸟的——热爱旅途中的生活。有那么几年她像发了疯，一得空就满世界飞。在联合国本来出差机会就多，但还嫌不够，自己掏腰包孝敬旅行社。纽约成了航空港中转站，她家成了旅馆，随时准备出发。她甚至会去巴黎度周末。星期五乘夜班飞机到巴黎，两个白天加秉烛夜游，累得半死，但没耽误星期一早上的班。
她一直盘算着提前退休，搬到佛罗伦萨去。谁成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升了官，成了联合国口译中心的总头，手下管着好几百口子语言天才。说来我们每个人往往都事与愿违。我想起她家的鹦鹉：“鲁克想要花生……”
十八
飞机正点降落在纽沃克（Newark）机场。今天星期二，即9·11事件后的第三周。通道上，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大兵，阴暗地打量着乘客。我拉着行李，到客运柜台买了张票。在汽车站等车的人沉默不语，似乎各有各的心事。车终于来了，连咳嗽带喘在机场兜了一圈，捞起些散客。除了后视镜中那司机的半张歪脸，全都是乘客的后脑勺。曼哈顿出现了。夕阳西下，世贸大楼像两颗门牙被拔掉，豁口处浓烟滚滚，直入云霄。我在四十二街的长途车总站下车，迷了路，终于拦辆出租车，直奔东村。
纽约人似乎一如既往，该干嘛干嘛，但细看去，他们脸上蒙了层阴影。到了晚上才自在些，大概是夜的阴影更重，让人喘口气。我们在街上散步。天气闷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街角或灯柱旁的一个个小祭坛，烛光摇曳，有失踪者照片和文字，散乱不经意。
我在纽约总共住了六个月，不长不短，算得上我生命途中的一站。我得承认，在这告别时刻，我多少有点儿喜欢上纽约了。这是个消耗精力的城市，年轻人喜欢它，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精力，需要释放——在最小的空间蹦跳冲撞挤压流汗放血；老年人喜欢它，因为怀旧。我大概只能算后者了。精力消耗大必变化快，更新快变旧更快。要说纽约是个真正怀旧的去处，好像开车——朝前看，别回头，让心悬在那儿，对身后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今年春天，我和一个黑人女诗人在曼哈顿一起朗诵。记得她有着关于纽约鸽子的诗，给我印象很深。要说鸽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但鸽子和鸽子的命运截然不同。比如巴黎的鸽子就舒坦得多。古建筑优雅开放，从游客的面包到餐馆的垃圾，应有尽有；而萨拉耶佛的鸽子则饱受惊吓，除了炮弹就是枪子儿，好不容易消停两天，还得忍饥挨饿，个个需要看心理医生。纽约的鸽子处境不同。首先是地势险恶，万丈深渊要先学会垂直起落，这打生下来就得学，没保险。还有那无数的玻璃陷阱，得学会识别闪避，否则一不留神非撞死不可。再加上废气、噪音和没长眼的汽车轮胎，虽说不愁吃不愁喝，但它们因其环境变得狭隘冷酷，并极有侵略性。其实鸽子本来就是相当凶残的鸟类，好勇斗狠，弱肉强食，自有其权力系统，和人类很像。但除了食物链相关外，它们和人类生活基本是平行的。它们是旁观者。当一只鸽子和你隔窗相视，它只是好奇，两只眼睛在迅速聚焦，捕捉你的尴尬表情，但它并不愿进入你的生活。
一天早上，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啦啦起飞，在空中盘旋。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1)
一
头一回见到D是五年前。我和一位美国女诗人在我们小镇的书店朗诵，由D主持。按惯例，朗诵会后大家一起到附近酒吧喝一杯。D坐在我斜对面。我们岁数差不多，而他像个青少年，正做牙齿矫正，满嘴钢箍，笑起来难免有些狰狞。人跟人相识往往靠机缘，有时只是一个词，像暗号对上了。D提到他家新铺石板上的鱼化石，我很好奇，于是他请我到他家做客。
由于鱼化石，我被卷入他的生活。每周二晚上，我跟他到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老年中心，参加由他主持的诗歌工作坊。那都是些身处社会边缘的散兵游勇，因为热爱诗歌走到一起来了。由D掌控时间流程，俨如法官。每个人轮流读自己的新作，读完由大家评点，任人宰割，最后才轮到作者说话。有人忍不住提前辩解，只见D口中一亮，喝住。散了会，大家到附近一家名叫卡柔斯（Carrow’s）美国餐馆，其饭菜可怕，无论点什么都得后悔。有人提议换家馆子，但由于价格距离和惯性的左右，使我们依然忠实于卡柔斯。那儿的最大好处是空旷，以及因空旷带来的自由轻松的气氛。我们聊天与聊诗，直到夜深。那多少像个秘密团体，准备语言的暴动。大概由于远离中心，加上老弱病残，恐怕FBI都懒得记录在案。
他父亲是银行家，十多年前病故。他不少诗是写给他父亲的，有一首诗写的是生死临界处的父子情。他告诉我，二战期间，他父亲在美军潜水艇服役，常躺在鱼雷发射管里睡觉。若战友使坏，一按电钮，他就会从梦中射向大海。奇怪的是，那幽闭恐怖症竟会遗传，跟潜水艇一起深入D的潜意识，再呈现在他的诗中。人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但却会通过别人的体验得以延伸。我猜想，D的梦境多半在深海，而他的情人就是潜望镜中的敌舰。
在他看似光滑的生活中，死亡是个巨大的阴影。他家哥儿五个，他居中。俩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因病先后去世。最近的死亡是他大弟弟，住圣地亚哥，去年感恩节还开车来看他，回去就不行了。对D来说，死亡好像是个谜语，而谜底是现成的。
D是上高三因失恋开始写诗的。他在被迫选修的数学课上写诗，被老师发现。他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老师容许他课堂上写诗，但不给学分。他年轻时生活混乱，大学没毕业，更换工作也更换女友。里尔克在《秋日》中写道：“谁没房子，就不要建造房子。/谁孤独，就永远孤独……”D反其道而行之，没房子就非得建造房子，最后还成了建筑商；孤独却偏不甘孤独，近四十年和B结婚。B在州政府工作，专管捕鱼和狩猎。她是那种有定力的女人，像锚，把他这只船留在港湾。
他是个现在进行时的美国建筑商，我是个过去时的中国建筑工人。建筑是男人的行业，语言粗鲁直率，但挺有人情味。若要盖栋房子，他先把小算盘拨拉一遍，再把活分派给各种小公司承包，既得懂专业又得懂人情。有时候跟他到工地转转，他跟师傅们打招呼，仅三言两语，什么都在其中了。待一天的活安排妥了，他溜回家，关起门来写诗打瞌睡。
他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写诗的共和党人。两年前，我们到旧金山度周末。在外面先喝了一圈，街道和路灯开始摇晃起来。我们像难兄难弟，互相搀扶，回到旅馆的酒吧接茬喝。他趁醉慷慨解囊，请坐吧的每个人喝一杯。电视正在播放总统大选的进展。我问D支持谁。他一下酒醒了，嘴一歪，露出闪闪的钢箍。他嘶嘶地警告我说，别在这儿问，周围的人会杀了我。原来旧金山是民主党们大本营。
今年D五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D的牙箍终于摘掉，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告诉我，他弟弟病危，活不了几天了。他强作欢颜，笑容是一寸寸展开的。他眼角有一滴泪，不易察觉。
二
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于其大小、地理位置重要与否。这就好比每个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把自己置于中心，好在地球是圆的，用不着为这打架。北加州的小镇戴维斯（Davis），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这道理也简单，无论我飞到哪儿，最后都得回来——我家在这儿。
如果戴维斯是中心的话，那么我的活动半径就是本文所涵盖的范围。依我看，在这个汽车时代，人的活动半径应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开车往返应在三个小时内，这意味着对于上班族来说每天可以回家。按速度比例，常年在北京骑车，活动半径是二十公里——我最远骑车到香山的工地上班。旧金山正好在活动半径内，可算作戴维斯的卫星城之一。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是为工作而搬到戴维斯来的；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因失去工作而搬走。从九五年秋天起，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了两年书。最后老闾找我谈话，她神色凝重，鼻子上有一道深深的横纹。我竟对她产生同情，好像被解雇的是她而不是我。我琢磨，她在说这番话前，内心得经受多大的折磨。
由于家庭事故，我在外晃荡了一年多。女儿回北京读书，我们把房子租了出去。在此期间，有一次我到湾区出差，从机场租车开回戴维斯，下十八号公路转一一三公路，再沿拉索大道（Rusell Blvd）出口。一进入戴维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乡愁袭来，我强忍泪水。戴维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镇，就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对于漂泊者来说，它是安定与温暖的承诺；对于流亡者来说，它是历史之外的避难所；对于父亲来说，它是守望女儿的麦田。
当年我师傅常对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虽说是人的无奈，但也包含了一种绝对真理。说实话离开故乡久了，家的概念变得混乱。有时我在他乡的天空下开车，会突然感到纳闷：我在哪儿？这就是我家吗？
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戴维斯坐落在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以西十二英里处。一八六八年，当铁路穿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这里停留，连车站带小镇得名于本地农民兼财主戴维斯。命名的过程至今是个谜。当一个人成了一个城市，这城市必然会塞进那人的性格。我仔细研究了有关戴维斯本人和这小镇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共同点。比如，这小镇正如戴维斯其人，重农轻商。这儿有全美最好的农学院，但市中心一点儿也不繁华，我女儿常抱怨没商店可逛。还有，由于继承农民戴维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除了外来的大学生，几乎全体居民都得了嗜睡症，一到晚上九点，家家户户都关门熄灯。
我家住在戴维斯西边的帝国大道（Imperial Avenue）。但愿这街名别给人非分之想，这和纽约那些大道毫无共同之处。本街的居民，多是些对世界漠不关心而过分礼貌的帝国主义者，大家准是被嘘寒问暖这一套礼仪折磨得疲倦不堪，尽量缩在家里，毫无向外扩张的野心。这是条相当僻静的小街，一眼就能望到头；草坪像绿色补丁错落有致，缝补着灰色的道路；我家和邻居的猫穿来穿去，互相串门。七年前我们搬进来时，这里还处于城镇边缘，后院面对另一种历史——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去信箱取信，邻居家的两条狗像往常那样狂吠。我站在帝国大道上，望着冬天苍白的太阳，叹了口气。
三
开车去旧金山。过海湾大桥，阳光明媚，无风也无通常沿海湾涌来的浓雾。十二点整到F家。通过内线电话，女主人请我们到楼下稍候，他们马上下来。见面时难免拥抱握手，由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局面一时有些混乱。若男人抱拳，女子道万福，则会免去不少麻烦。这方面最繁琐的是法国人，见面分手都得左右贴三次腮帮子才肯罢休，助长了流行性感冒的气焰。
我推坐轮椅的F到附近的餐馆。F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教授，是中国历史的权威，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夫人H是上海人，意大利文学博士，她心直口快，凡事爱刨根问底。
进德兰西（Delancey）餐馆，坐定。H告诉我们，这家餐馆是由监狱办的，从侍者到厨师都是服刑的犯人。这真是个好主意，为他人服务改造自己，表现好的减刑，让他们最终融入社会。F提到上次陪他父亲进餐，一时找不到大衣，问侍者，答曰被偷了。这种犯人的自嘲倒应该广为提倡，尤其在知识圈，他们犯了罪却不自知。
F的表情像孩子，眼睛湿润，时不时闪着调皮的光。他话并不多，而突然爆发的大笑能震碎杯子。H对丈夫情意绵绵，那是令人心动的爱情。她说起一次聚会上，朋友们让F交代他俩的恋爱史。没想到见过大世面的F，拿着麦克风突然哭起来……
我们点菜时，F打开送给他们的诗集，翻到头一首诗《岁末》。“白金尺，”他念叨着，像调音师在寻找绝对的辨音力。他是那种很特别的智者。他一生坎坷，涉猎极广。其实知识也是一种权力结构。F既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顶层，又同时置身其外。汉学只不过是为他人提供了一种向度，并未覆盖一切。依我看，不少汉学家毁就毁在这儿：汉学既是饭碗，又反过来主宰其精神世界；这种互相占有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白金尺”。
说到真实（truth），引起一番争论。说来真实是由交叉小径组成的花园。一个人的真实，只在某一点和他人的真实交叉。
F讲起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也写过诗办过诗刊。有一天，诗友戴维（David）拉他去拜访佛罗斯特（Robert Frost）。他们找到他家，敲门。佛罗斯特出来了，他七十多岁，身体硬朗。戴维壮胆说：“我们也是诗人，特地来看望您。” 佛罗斯特摇着食指说：“你们不能管自己叫诗人。”他俩愣住了，转身撒腿就跑。
午后时光慢下来，甚至停顿了，杯中的残酒即证明。H提议我们换一家咖啡馆坐坐。起身出门，时间又继续流动了。
我们穿过一片相当豪华的住宅区，全都属于劳改局，犯人们就住在里面。这可是旧金山寸土寸金的地段，连一般中产阶级都负担不起。咖啡馆和那家餐厅一样，都属于劳改局。里面很大，兼卖书。桌椅大小高低不齐，有沙发纵横，可立可坐可卧可打盹儿做梦。我们点咖啡和红茶，F要了杯白葡萄酒。H告诉我们，在这里服务的犯人是属于戒毒中心的。我不禁犯嘀咕，他们自己戒毒倒不要紧，可别顺手给我们下点蒙汗药什么的。
说起前两天哥伦比亚太空飞机的爆炸，H告诉我们，F这两天为此很难过；而他的中国学生认为，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是人类无限自我扩张的结果。
我说，若生不平等的话，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那七位宇航员至少是自愿去死的，而炸弹下的阿富汗农民和饥饿中的非洲儿童则没有选择的余地。F又提到白金尺。他说，人的很多努力是非实用的，但有意义。他的话有道理。但我接着说，这种死亡是被美国媒体无限夸大了，成为民族国家神话的一部分。这样做，起码是不尊重死者应享有的宁静。
F又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到唐人街办事。H提议再坐一会儿。在F上厕所的时候，她突然哭了，她为她丈夫的身体担扰。
回家的路上，我记起我那首诗的结尾：“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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