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有五个，他名之曰五个魔鬼：第一个鬼是帝国主义，第二个鬼是军阀，第三个鬼是买办资本家，第四个鬼是国民党右派，第五个鬼是“戴季陶鬼”。鲍罗廷说：“自杀是怀疑的结果，而戴季陶这个人连自杀都怀疑，所以他是个最大的魔鬼，也是共产党的敌人之一。”
戴季陶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史馆馆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等职。戴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旋即成为强硬的反共中坚。他生性多愁善感，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
1927年，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已是草木皆兵。此时，任教清华的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处，说王国维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众人寻到颐和园排云殿鱼藻轩，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水中有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淤泥中，而后背衣衫尚未全湿——正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生刘节记载颐和园一园丁的现场说法：“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尤未湿也。”家人从其口袋中寻出4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虽未被西医救起，然而临死前，梁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义无再辱”的遗笔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蒋介石掌权后，多次要吴稚晖出山。吴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吴一生有许多官衔，但多是虚职。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倒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并未到职。
1927年底，蒋介石娶宋美龄而舍陈洁如。与其说蒋与宋美龄联姻，不如说是同江浙财团联姻。据载，蒋介石为了与宋家挂钩，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度还曾向宋庆龄求婚。宋庆龄在一次与斯诺的谈话中披露了这件事，斯诺在文章中写道：“孙文于1925年逝世后，蒋介石透过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就一口回绝了。”
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我们的今天》一文，以表革命、爱情两不误之意：我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从今开始我也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深信人生若没有美满姻缘，一切都无意味。所以，革命应当从家庭开始。我们今天结婚，就是为了建筑我们两人革命的基础。
结婚前蒋介石曾登报声明：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称“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云云。蒋、宋婚事，党政要人争送厚礼，而李宗仁认为：“我们革命军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因此，唯独蒋的拜把子兄弟李宗仁没有送礼。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讨蒋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80岁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逃出火海后，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因惊愤成疾，亡故于广州。孙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
陈炯明死后，吴稚晖写的挽联是：“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叶德辉最后一次向世人显示他的存在是1927年。当时北伐军胜利推进，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戏作一副对联给农协：“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尖卡傀”。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之东西。农民兄弟自然饶不了他，将这个不与时俱进的大地主给结果了。
“前门送走老虎后门来了狼，齐燮元赶走卢永祥呀，又来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接着又是孙传芳，走马换将，鸡鸭鱼羊一抢光！”军阀混战时期，瞎子阿炳经常如此自编自唱。这也是一介草民的历史观。
一次吴稚晖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谈笑，他毫无架子，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他就是吴稚晖。忽然一个人认出了他，说：“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老？”他说：“无锡老头子，面孔都是一样的，你不要看错人哟。”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称，“独裁制度是和平、安宁、秩序、公道的破坏者”“无论在开明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它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重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独裁制的结果，是使“国民成为绝无思想的机械”。
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张元济任商务总经理。商务系股份公司，不明真相的人却以为是他的私产。社会上还谣传他女儿出嫁，陪嫁就达银元30万，所以他一直是绑匪心中的大肉票。1927年，几名绑匪劫持了张元济，索赎金30万。几经周折，弄清楚张的经济情况后减为4万，最后以1万赎出。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为农民办的学校。他在礼堂前撰写一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还有一副对联是他赠新安小学同志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28年，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慈禧墓和乾隆墓。孙东陵盗宝的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要求严办。孙见形势严重，于是多方设法，打通了宋美龄的关节。他送上一批稀世珍宝，其中有慈禧凤冠上的特大珍珠。抗战期间，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将此珠缀在鞋上，使白宫总统见了都大吃一惊。同时，孙又把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和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送给了蒋介石，蒋还特意找文物专家鉴定真伪。送给宋子文的是慈禧头枕的翡翠西瓜。送给孔祥熙的是慈禧鞋子上的宝石。阎锡山、徐源泉等高级官员也都各有所赠。如此这般，孙大盗竟化险为夷。
周淡游是蒋介石读书时候的换帖盟兄，也是介绍蒋认识陈其美的人，故蒋之飞黄腾达与之有莫大关系。蒋回故乡奉化，发现盟兄已逝，墓修得非常简陋，旁边却有一座非常豪华的坟墓。蒋介石打听到那是贪名甚著的南京军需署署长朱守梅为其父所修，然后就找到朱，不动生色地问他修墓花了多少钱。朱唯唯答道需五千钱，蒋就问朱借钱五千以修周先生墓。朱只得自掏腰包为周修墓，并在旁边修建了纪念碑和庄园。
清华早期实行军事化管理，早操尤其抓得严。张岱年192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因成绩优异，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师范大学。但他慕清华之名，报考了清华，并被录取。他刚到清华报到入学一两个星期，觉得受不了早操，幸而师范大学的入学期限还没有过，他就退出清华上师范大学去了。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之时，因安徽大学闹学潮被蒋介石召见。刘在去南京前便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一见面，刘便称蒋为“先生”，而非“主席”。蒋不爽，大骂“无耻文人”，并以治学不严为由，当场拘押。
刘文典先生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当时也参加了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
1928年5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国民政府希望护士等学者出来做些建设工作，胡适提出三项要求：“一，给我们钱；二，给我们和平；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1925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许寿裳去任校长，就职演说用的是英文。徐其实并不擅长英文，事先拟好了讲稿，背了好几天，演讲时还是结结巴巴的。
1928年10月8日，天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闸北太阳庙文安坊内，有年轻妇女尹王氏，于昨日傍晚骑乘自由车，在大统路一带大兜圈子，更有多数工人随后拍掌胡调。四区巡长么万钧正率警在该处检查行人，以尹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遂命将尹连人带车拘送至区署，经署长判罚5元以儆。
1928年末，北京东珠市口开明戏院，杨小楼邀当时京剧名伶言菊朋、高维廉、俞鳞仙等人及女演员新艳秋，合演《长坂坡》和《霸王别姬》。由于这在北京是第一次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开明戏院里座无虚席，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也一同前去观看。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有一次冯正准备吃晚饭，《大公报》的徐来访，于是邀他一起用餐。菜是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徐铸成问冯：“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冯用筷子一指火锅，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看徐不解，便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
华罗庚幼年家贫，经常辍学。多年以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学数学设备简单，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而已。1929年，华罗庚19岁的时候染上了极其可怕的伤寒症。由于没钱根治，导致左腿残疾，他走路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戏称自己走路是在做“圆与切线的运动”。
1929年，上海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摄制完成古装宫闱历史片《美人计》，这是中国第一部古装宫闱历史片，改编自《三国演义》，由朱瘦菊编剧，陆洁、史东山、王元龙、朱瘦菊联合导演，总计拍了24大本。但因耗资过大，公司竟没有捞回本钱。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厘定官员薪级。冯玉祥当时任军政部长，级为特任，月薪800，公费1000。冯认为太多了，只要200，余款1600捐充图书馆费用。其实国府委员乃是拿钱不做事的官，800一月还有人提议要加薪。冯知道后说：“日本人出兵山东，没有人敢说句话。我们连猪也不如，猪吃了主人粗糙饲料，还生肉长毛！我们凭什么要拿主人许多钱不做事。”
1928年，蒋介石夫妇到开封会晤冯玉祥。冯玉祥夫妇率各机关公务人员往车站欢迎，冯带头高呼：“欢迎蒋总司令来领导我们！”“欢迎蒋活财神来救济我们！”他称蒋为“活财神”，含调侃之意，同时还暗示河南很穷，不要指望河南向南京交纳钱款。
1929年，陈寅恪在《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1929年，张宗昌挟直鲁联军总司令之威，进入北京，先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继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以威慑批评军阀的北平新闻界。各报对暗杀行为敢怒不敢言，唯《世界晚报》成舍我以头条大字新闻揭露军阀。成当晚就被捕。与邵、林被捕当晚即被害不同，那天正好是张娶姨太太，无暇顾及杀人。成舍我夫人求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保救。经孙说情，成得免一死，由张的副官持名片押解，名片上写“送去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回以“收到成舍我一名”。
张宗昌本是一介武夫，数学学得极差，人称其有“三不知”：不知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不知腰里有多少银子，不知房中有多少小老婆。据说此人爱好诗文，还出过一本诗集，这首《咏泰山》就是他写的，不知是真是假，如次：“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真是个天才！
1923年秋，张作霖派郭松龄到张宗昌部校阅部队，实则要遣散张宗昌所部。郭到后便大挑其刺，张憋了一肚子气，对着参谋长骂郭“真是个傻”，不意恰巧被郭听到，就质问：“你在骂谁？”他反应敏捷：“傻是咱的口语，不是骂人。”郭愤然道：“我操你亲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搞得张龇牙咧嘴。
刘玉章，老粗也，却也不失为至性之人。有一次部下认为不公，有怨言，他挺身而出，大骂道：“我爱你们，我是鸡巴，你们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都是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这一骂，将部下骂成了下部。
张宗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周转不灵，军饷发不出，部下闹，他大骂：“混账！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婊子，嫖客会欠婊子的钱吗？饷会发的，都他妈的婊子给我下去！”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河南的蒋军。谁料想，冯的参谋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泌阳”，正巧河南南部的泌阳一地，与沁阳相隔百里。结果冯部误入泌阳，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阎、冯联军处处陷入被动，一撇之误，导致反蒋失败。
北伐时，孙传芳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曹聚仁说吴佩孚是山东蓬莱的秀才，在北京城外摆过测字摊，“他的学问再好也是有限的”。吴佩孚向秦德纯解释易经“亢龙有悔”，亢即过也，离开了法度，一定会陷于悔。他举张勋为例：“段合肥继袁项城掌握北洋兵权，门生故吏遍中国，假如其公忠体国，一秉大公，则直皖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合肥后来闹参战借款、扩充军队、铲除异己，就是‘亢’；我们挥师北上将其摧毁，就是合肥的‘悔’。”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贞操问题》：“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失身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娶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何区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吴宓恐离婚有损名声，想娶两个老婆，以此求教于陈寅恪。陈告诉他：“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陈先生在美国初识吴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1928年1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开始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1928年，唐生智派出代表宴请胡适，想请他出山。胡坚辞不就，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样勾搭我，是没有用的。”
徐志摩为《新月》所写的发刊词开头引述了两句话，一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二是雪莱《西风颂》中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28年2月，李叔同因政界失意，在杭州灵隐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后到浙江慈溪伏龙寺做客师和尚。次年，他把一生诗作精心挑选，认真誉写，汇编成册，藏于高柜中。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史良、邹韬奋、沙文汉等人屡上伏龙山拜见法师，希望能将诗稿付梓，但遭到弘一的断然拒绝。于是丰等人就用食物贿赂一个叫小玲的小姑娘，叫她帮忙把诗稿偷了出来。这姑娘年方8岁，深得法师疼爱。丰把弘一法师的每首诗都配了画，由邹负责，交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书名为《护师录》，并将新出的集子及稿费18700元邮寄给弘一法师。法师十分恼火，写信把丰臭骂一顿，使丰再不敢上门。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据说对西安事变他晚年心生悔意，说自己对不起蒋先生，后来中共再三邀请，终不履故土。
1991年5月，邓颖超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正在纽约的张学良，邀他回大陆来看看，信中有云：“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张学良回复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话虽如此，但终未踏上故土半步。
1932年6月，汪精卫指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其时汪精卫民族气节犹在。
金岳霖谈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
王国维号“观堂”，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号“彦堂”，三人均为精研甲骨文的名家。后来郭沫若在日本潜心钻研甲骨文，自号“鼎堂”，其意就是表明自己要赶追王、罗、董“三堂”。
曾约农在长沙树德中学兼课时，养有一只狼狗，高大威猛，他天天带着狼狗安步当车前去教课。讲课时，此犬就蹲伏在讲台旁边，对着学生，一动不动，宛若文殊、普贤菩萨法座前蹲伏的狮虎，据说课堂纪律颇好。
陆征祥四度出任外交总长，正是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也使其外交理想彻底破灭。退出外交圈后，陆皈依基督教，入布鲁塞尔圣安德鲁斯修道院当修士。一次，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上司。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此时的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简直和街上穷困潦倒的老人没有区别。颜马上拿出钱送给陆，陆婉言相拒，称自己立誓安贫从教，如收钱也将交院长。1949年1月，陆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1929年春天，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闿偶然向唐生智流露了自己的为官心态：古人所称“允执厥中”的“中”字是第一要诀，此外还有个“混”字是第二要诀。谭死后，胡汉民送去的挽联是：“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
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这话让胡适极为不受用。
沈尹默大师多寿，84岁才谢世。他做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2000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蛛丝精楷。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系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广告，列举两书之不同，说明绝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无一天中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南京沦陷前，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前来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签发中共中央文件，陈独秀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自称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对斯诺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大的学生年纪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大由于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和燕京比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又有钱，毕业又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北大洋教授和土产教授的收入区别很大。金克木回忆说，有一位40多岁教师讲的“公共英语”，此公讲得飞快，下课铃一响，一句话还没说完，抓起书就冲出门去，转眼不见。原来这位教师没有留过洋，只能做讲师，拿不到教授一堂课两块钱的兼课费，只好多兼课，忙得像京剧角儿赶场一样。
陈立夫对林育楠说：“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这帮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陈独秀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朱德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陈认为朱德曾是国民党员，还是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的成员，且结了四次婚，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罗家伦去职后，阎锡山派乔万选去清华做校长，却被师生坚拒。1931年蒋介石将吴南轩提拔为清华校长。吴声称“奉党国命”，要“恪遵蒋主席整顿学校意旨”以治理清华。他一上任就独断专权，受到师生一致反对后，竟然携学校印信和重要文件，跑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妄想依托外国人维持校长地位，后被革职。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去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绞死李大钊的那个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还是段祺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李受刑22年之后，解放军进北京，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李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列为001号文物。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妻子又卧病在床，致死家人竟无钱为他买棺殓尸。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因无钱下葬，遂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1933年，李大钊逝世六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10元。在上海的鲁迅捐了50元，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陈独秀所结交的朋友随他的政治主张而变换：“五四”时期，他的朋友是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后来分了手，陈走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他的朋友变成了周佛海、李达、施存统、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后来又与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郑超麟说：“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
庐隐丧夫后一度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常常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还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开口求婚，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轰出门去。后她在师大附中教书，认识一个清华学生比她要年轻十几岁，颇负异才，庐主动架起丘比特箭，与其结婚。
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个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股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1930年10月，“革命加恋爱”的创始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不参加组织生活，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夏志清说“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其实蒋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羡慕侠气之士，改号蒋侠生。北洋时期，愤而想当和尚，又自号“侠僧”。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暴徒耳”。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
有一次，沈从文去北京香山的小屋中去看丁玲和胡也频，发现二人生活实在拮据，除了一张床，别无值钱物件。后来连雇来的奶妈也因主人太穷而换主。尽管如此，二人依然浪漫，往往是胡去山下买东西，两人反复吻别后，丁还是奔去与丈夫同行。回来时，两个人会跑到什么地方去疯玩一阵，像一对小男女。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徐悲鸿与宜兴望族18岁少女蒋碧薇私奔。蒋家觉得很不体面，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小姐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他人起疑心，还在棺材里放了石头。后来徐悲鸿遇到了女学生孙多慈，而蒋碧薇则给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写了一大堆情书。
徐悲鸿与蒋碧薇结婚时，二人各写一联以表心志。蒋写的是“言出必行，行必不改”；徐写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还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二人之殊，实如谶言。
傅抱石和夫人罗时慧都爱好绘画。结为夫妇后，傅对罗说：“你我对书画都是半瓶醋，你要是把你的半瓶醋倒进我这半瓶，我可能就不再是半瓶醋了。”罗领会丈夫深意，从此不再写字作画，一心操持家务，让丈夫全身投入绘事。傅果然有精进，直至与齐白石齐名，号称“南傅北齐”。
徐志摩出国之前即在北京见过林徽因，那时徽因尚小，但已经很动人。林徽因欧游，梁公子（思成）去送她，她还是两个小辫在头上甩来甩去的。蒋百里说：“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很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了尤物，到世界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此时恰遇徐志摩，于是“好极，好极，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成就了一段佳话。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执意请老夫子梁任公证婚。梁任公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郁达夫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一个徐志摩的段子：徐诗人好动，近于顽皮。有一次半夜，徐乘兴去看梁实秋，见其窗尚有灯光，便想吓他一下。徐突然把门打开，谁知，徐拔腿便跑。原来徐看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一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其时，梁某已在楼上熟睡，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男女和徐某人自己。于是，徐转身朝另一位单身朋友家走去。徐从后门溜入，径自登楼，看寝室黑黝黝，心想吓他一吓，顺手打开电灯，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着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跑回家去，乖乖睡下。曹聚仁调侃说，“这位诗人，才知道黑夜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弘一法师曾作诗《春游》：“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有一个叫翁端午的苏州人，人风流，善推拿。陆小曼常常要翁为她推拿，后翁又教会陆吃鸦片。这样，两人一会儿上下其手，一会儿吞云吐雾，连旁人都看不过去。然而徐志摩仍以赤子之心为娇妻辩护说：“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襦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病；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胡适论《信心与反省》：“我们近日之所以还要郑重指出八股、小脚、扳子、夹棍等等罪孽，岂是仅仅宣扬家丑？我们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脊梁上驮着那二三千年的罪孽重担，所以几十年不十分自觉的努力还不能够叫我们彻底翻身。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历史的知识上获得一种坚强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点点努力已经可以废除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还不够使我们更决心向前吗？”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补充说：“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鲁迅说：“……所谓‘黄祸’……那时候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碍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1931年9月，胡适曾写诗曰：“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胡适就在那时打算从权门清客成为政坛要人。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并邀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8日，爱因斯坦给蒋介石发来电报：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他摆出了三条反对国民党的理由：一、现在的国民党正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却只知敛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三、全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却步步退让。
在法庭上，审判长认为“托派”（指陈独秀）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是危害民国。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老友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陈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
1933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在监狱与陈独秀见面，两人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1月，刘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立即处决”。陈作为要犯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在沪宁车上，陈酣睡如常，一时传为佳话。陈获刑13年，后减为8年。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胡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今天天气真好。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不料萧伯纳答道：“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南京市民张钧霖想开办一家婚姻介绍所，呈请内政部立案，内政部批斥不准，理由如下：“我国婚姻素重媒妁之言。媒之言谋，妁之言酌，合二姓之好，正人伦之始。历来为媒妁者，率亲戚故旧，未闻以媒妁为职业，等人道于驵侩。至于周礼设媒氏之官，所掌皆国家之法令，所司如现今之登记，自由政府筹统一之办法，决非人民所能私自仿效。且现在男女订婚，以当事人自行订定为原则，又岂能执途人而与之为媒，使之任介绍之责？……”总之，“揆之古义，按之新制”，概不批准。
1931年，一家报纸发起“如意郎标准”征集活动，结果搜集标准共八条：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若和蔼。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三、高尚的人格。四、丰姿潇洒，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饰洁朴。五、对于女子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七、没有烟酒赌等不良嗜好。八、有创造的思想和保守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胡适有“五鬼乱中华”之说，五鬼者——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类。李泽厚认为胡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都极其浅薄，如“五鬼”之说，“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
戴望舒喜欢上了一个名叫施绛年（施蛰存的妹妹）的女学生，因为自己长得丑，所以追得很苦，迟迟不能到手。有一次，戴望舒把刚写情书误作诗稿寄了出去，却把诗稿寄给了施小姐。报馆编辑接到情书后，看写得文采飞扬，情感浓丽，遂照发不误。这件事使施家很是羞窘不安。施小姐一方面觉得面子攸关，另一方面也为戴的诚意所感动，最终和戴结成伉俪。
杜月笙曾对一知己说，自己就是河浜里的一个泥鳅，先要有1000年修行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能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做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譬如说我们两个都垮下来，你不过还是你的鲤鱼之身，而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了。”
潘光旦脾气好，遇事好商量。在一次清华迎新会上，话题说到“世界上最丑的东西”时，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乃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吸烟多年，满口牙齿黄得发黑）。潘光旦毫不动怒，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的确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
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得号“苦茶先生”。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一次鲁迅和曹聚仁、林语堂等聚餐，林借着酒劲讲了一个笑话：他留洋回来从广州下船时，看见码头上几个工人正用粤语谈天，他便故意凑上前去，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搭话，唬得那些人愣住了，他就得意地走了。林讲完又哈哈大笑一番。没料到鲁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登时愣住。
鲁迅与林语堂本是朋友，但因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两人就渐行渐远了。有一次，一位友人在上海大观楼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转天写了一篇《天生蛮性》登在报上，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对其成见之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鲁一个也不原谅。而后来陈丹青谈鲁之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冯友兰1933年游历英国后，发现英国人惯于将传统改造一番，“旧瓶装新酒”，认为是其一大优点。“中国常有一些人用这句话嘲笑讽刺一些改革不彻底的事情。我想，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有什么不可以？”
闻一多在《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中说：“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国民党元老林森自称一生有“三好”和“三不”—— “好佛”“好古瓷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食素”。林偏好风景，捐资修建了庐山山道，并在路旁修建了不少石凳，并且在每条石凳上刻上“有姨太太者不许坐”字样。林森和林夫人成婚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恩爱弥笃，素来讨厌纳妾之人，固有此古怪之举。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事已去矣”。这多少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况味。
革命第七（12）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去世前，曾著有一篇文章，油印了几份分寄给朋友，论及世界局势，他认为：“此次若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班上有个叫做张兆和的学生，虽然长得黑些，但不失为一位美人。沈从文爱在心里，毫不顾忌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单刀直入说“我爱你”。张不胜其扰，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却大赞沈是个天才，并言沈对她“崇拜到极点”。沈最终抱得美人归。后人问及何以被沈攻破芳心，张一言以蔽之：“他信写得好。”
谭延闿接人待物非常谦恭圆滑，喜怒不形于色。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以谭为内政部长。一天，某湘籍人士向孙力言谭不可靠云云，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孙未置可否。避在后室的谭延闿、胡汉民均听得清清楚楚，谭始终面不改色。之后胡汉民非常钦佩他的“休休有容”。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1930年，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甫一上任，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开始重振北大。
1936年２月，蒋介石与竺可桢单独谈话，希望他能“允任”浙大校长一职，竺表示“尚须考虑”。经过慎重考虑，特别是与蔡元培等人一再商量，竺才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但有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得到允诺后，竺走马上任，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竺可桢在《常识之重要》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
竺可桢在浙大任校长，深受师生的爱戴。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项。竺感到在联欢会上来个“训话”，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巧妙遮掩过去。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课前两分钟，陈总会笔挺地走到黑板前；下课铃一响，话题正好打住。为此陈的讲堂经常爆满，而且前几排总是挤满了女学生。
潘光旦和罗隆基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批评罗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反唇相讥：“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1923年4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先生曾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侍者过来收费，郁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朋友非常诧异：“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郁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一下它！”
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写诗一首：“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自称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从事于乡村工作。
丁文江生活极为规律：睡眠必须8小时，在外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不喝酒，却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中浸20分钟；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嘱咐他赤脚有效，他就常年不穿袜子，穿多孔皮鞋，在熟朋友家就赤脚聊天。所有科学化的原则，常人往往难以坚持，但丁终生奉行，且不顾别人骇怪。
丁文江厌竹，1935年他写道：“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咏物以言志也。罗素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柳亚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还特意编了一首《新生活歌》：“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1935年，上海有妓女10万，相当于妇女人口的10%。当时上海有10%—15%的人口患梅毒，50%的人患淋病。1927年，苏州、北京、上海军队、警察中性病的感染率是35%，商人31.8%，一般人19.5%。
1935年，23岁的朱生豪在上海担起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直至1944年，朱译《莎》10年，贫病交迫，心力交瘁而死，时年33岁。在写给朱清如的信中，他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1935年秋天，长征途中的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而《大公报》上陕北红军的消息，均为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所写。于是毛与范开始书信交往，彼此称兄道弟。毛还发电报说，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后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举行欢宴，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谢觉哉在其《文集》中回忆长征：“有人喜欢说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煮皮带如何艰苦等等，谈起来有点使人色变。……翻过一架雪山，不过几十里，鼓一把劲就走过去了……草地比较长，要走几天或十几二十天，但是我们有准备……没有听说哪个单位没有干粮。真的像传说那样，干粮袋是空的，那倒毙的岂止一人，何况那时还要打仗。”
鲁迅在《隔膜》写道：“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1935年，罗念生与梁宗岱在北京一见面，便就新诗的节律问题进行辩论，结果因各不相让，竟打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罗回忆说。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但章与此三人却至交适中，秘密就在于章的“无争”。但有一人之“无争”更甚于章氏，那就是黄兴，因此章说：“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20世纪30年代，上海妇女杂志《玲珑》介绍一个舞女的生计：房租25元、饮食30元、应酬20元、衣服54元、供给家用（此系虚账）200元、储蓄25元，按月总计支出354元整；每日工作5小时分得舞资洋8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收支相抵尚欠款99元整。李欧梵点评说：“此种欠款如何解决，哑谜而已。”
梁实秋的“雅舍”座落于山城重庆北碚。梁回忆道：“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在当年雅舍的聚会上，谢冰心是常客之一，并给主人留有题词：“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之后，在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手挟香烟，缓步走向二华里多外的刑场。作为《国际歌》的翻译者，他用纯熟的俄语，沿途唱《国际歌》……到达刑场，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瞿秋白狱中留言：“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连豆腐都留恋，可见其恋世之深。
瞿秋白绝笔：“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瞿秋白是“龚（定庵）迷”，他认为定公的诗意义含糊，正可利用来表现我自己的思想。他曾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句“忽闻大地狮子吼”。他在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而且把“莫抛心力贸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 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一次，唐生智请蒋介石检阅部队。乐队鼓乐齐鸣，金号金光闪闪，把蒋介石的坐骑惊得一跃而起，将总司令掀翻于马下，使蒋大出其丑。素来迷信的唐就此放出话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的关。”搞得李宗仁等人大笑其迂。
戴笠是浙江江山人，其地盛产火腿。戴有一次回家，一买几千只，送何应钦400只，送蒋介石4只。如此送礼，深得送礼之妙。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评价胡宗南：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有一副对联讽之曰：“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中正不正”。
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癖匚盅纤嗾蚓仓取?rdquo;
九一八事变后，一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时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九一八事变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日本关东军扣押，软禁三个月后，他不遵母命，投降日本，任伪奉天省长。据传其母为他送饭，碗底暗藏大烟膏一块，试图让他吞烟自尽，以保全名节，可臧还是把碗送回了。其母失望至极，投缳自杀，以身殉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拉拢张宗昌，但张毅然从东京返国，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召开记者会宣布：“咱家可不会钻烟囱（做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蒋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举国大哗，蒋决定让张学良来充当替罪羊，便对张说：“你我现在同坐在一条船上，忽然狂风大作，船不稳，必须跳下一个人。是你跳，还是我呢？”张会意，遂出国。
傅斯年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另两件是世界大战、俄国革命）
1931年底的一天，留学法国的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醉汉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艾青好像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转年他便回国，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改绘画为写诗，有诗句：“为何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朱湘虽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多种文字，却无处就一教职；虽然在文坛上负有才名却无处发表它们。1932年夏去职后，他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1933年12月5日凌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他喝下半瓶酒后，纵身投江自杀，其地点就在李白投江时的采石矶。
弘一法师填写的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1932年初，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则无一点实权。时人对林森的挂名主席不无讥讽，南京一家报纸就公开出联征对，上联为：“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不久，便征得下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易君左是当时的一个文人，曾著《扬州闲话》一书。
费正清描述上海的惨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环卫车每天早晨在马路上捡走已死亡的女婴，因为溺杀女婴对许多穷苦人来说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里只好靠工部局来履行其收敛的勤务了。”
费正清来中国后，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成为朋友。他似乎对梁启超更感兴趣，并对其评价极高：“梁启超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譬如说美国的律师和政治家埃利?胡鲁特、小说家海明威、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合在一起的作用。”
1928年前后，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逝世前，曾撰联自挽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1933年1月，由陈蝶衣发起组织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共收到选票数万张。明星公司的胡蝶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名为陈玉梅，第三名是阮玲玉。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住宅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死前留言“人言可畏”。消息传出，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先生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夕，上海《大晚报》呼吁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因此而暂行停止，并把77岁的萧伯纳称为“和平老翁”。
1933年，溥仪的弟媳跟着一位厨师，卷了3万多元钱从伪满洲国逃到关内。结果，中华民国的法庭把她缉拿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
针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何香凝长叹道：“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梁寒操《题南京鸡鸣寺》：“在甚么地位说甚么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梁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说：“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