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胡林翼乃湘军悍将，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在长江水道中遇一艘英国火轮。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将一条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时昏厥，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西方多国领事特备了西餐宴请林则徐。在吃冰激凌时，因为冒着气，林大人以为很烫，便张嘴吹了吹才放进口中，遭耻笑。事后，林盛宴回请。几道凉菜过后，端上来芋泥，芋泥颜色灰暗，不冒热气，乍看犹如凉菜，实则烫舌。果然众领事一见佳肴，纷纷舀起来就吃，满嘴粘着，烫得唔唔直叫。
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写道：“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洋人若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1841年，英军出兵广州。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朝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在中国很少人能看到，更谈不上影响。但传到日本后，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阅读人数以千百万计。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还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的惨状。过了一个世纪，如此惨状竟在南京重演。
1841年，杨芳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看到英军炮火几乎炮炮皆准，认为其中定有邪术，他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抵抗英军进攻，结果惨败。当时有人写诗嘲讽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天培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服，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林则徐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但也有人说，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惟君乎！”临别，林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林则徐饱经忧患，为国家殚精竭虑，外国人对他也敬畏三分，但在国内却沉浮宦海，身不由己，无法施展抱负。临终时，林则徐悲慨地留下遗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公等当鉴之。”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23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左宗棠远戍新疆，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标示归途也，而积久成荫，风景一变。有湘人某游士拜谒左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左大悦，优礼待之。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向美国国务院呈议，要对台湾 “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３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打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柯可在《中国》一书中对一所监狱的描述：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是骷髅，不是人。
一个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4到5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清末，戴眼镜仍颇有忌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星沅为陕西巡抚，下属吴子俊拜会李星沅，因为眼疾，故戴着眼镜。李心中不悦，指责吴狂态不堪甚。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造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你也会注意到他的皮肤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口岸一开，“君子固穷”的观念已难维系。为了巨额利润，清朝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们开始想尽办法打破律例和矫情，去“外企”充当代办和口岸商人。办法由来，无非“四书五经”，比如“子贡货殖”之说，还说“季氏之聚敛，陈子之螬李，俱为圣贤所鄙弃，由其矫情也”。
1847年的某个时候，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不过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其间他学习了经文并接受教谕，很是不耻下问。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他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并起，其中却也颇有俊杰。石达开文字优美，洪秀全临命时仍吟咏自若，而李秀成临难前，在监狱中起草口供，洋洋数千言，众人皆知。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洪秀全率领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在这战志飞扬、军书傍午之时，洪在“龙舟”中写一谕旨，其内容竟然只是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女儿的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杨秀清至少有老婆60余人，却仍不满足，四处搜集佳丽。1856年，北王杀掉东王之时，杀尽后宫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恍如仙境。至于那几座银山的去向，他则三缄其口。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留下遗嘱：“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
1865年5月，翼王石达开兵临大渡河，陷入绝境。翼王不忍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以救全军，终被“凌迟处死”。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镇定自若”地吟哦诗书。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此后三年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80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雇了戏班天天看戏，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班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就这样，一群穿军服的强盗洗劫了圆明园，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发户，抢劫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享用终生。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最后还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亦表示“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年）终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太后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这些洋玩意轻易就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的时候，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80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才到达。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马根济记述19世纪70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东西，竹竿两头吊起货物，中部放在肩上。他们也这样用桶从河里挑水。富人坐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从中国的街道上穿过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从另一位男子的牙齿里掏出小虫子，治疗牙痛！
咸丰帝与太平军乱相始终，其临命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咸丰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闻者愕然，而不知实有先见云。
同治朝，夏子松常在宫中伴读。某次，他私下取出一钟表赏玩，被同治发现，取而碎之，曰：“没有此物就不知道时间了吗？”同治以热河之耻，切齿恨洋人，曾让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去其头，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同治帝常常步出内城寻欢，并自称为江西拔贡陈某。有一次，与大臣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同治点头微笑，昶熙色变，赶紧出去告诉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同治再见昶熙，责怪其多事。
某次，同治由后宰门出游，来到一湖南举人会馆，此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同治翻看了案上的文稿，提笔涂改一遍，匆匆离去。举人问仆人来者何人，仆人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述其长相，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大惊，竟不敢再应试，即日束装而归。
同治私自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被大臣看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终致染病。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见效。同治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瞿吧?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也。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闺，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这两则寥寥数语，词旨含蓄，个中究竟，不言自明。
文廷式《芸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由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有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闻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证。慈安也因为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下，曾对其要求十分严格，每日早上必6点钟吃早饭，而李鸿章往往很晚才起，于是曾国藩让一桌人等他。李鸿章无奈，只好从此之后早早起来洗漱，自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李卫乃朝廷最受宠之汉臣，传闻其识字不多，凡章奏稿案，皆由他人代劳。一日，奉诏出使，李正患痔疮，欲陈所苦，其幕僚恐痔字不庄，久之不能措笔，李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周天爵任广西巡抚，屡立战功。其入都时，不接朝贵，不受馈赠，敝车羸马，彳亍于长安道上，风骨峭厉，人目为怪物。惟与黄树斋、汤海秋二给谏往还，谈议终日，樵苏不爨，一茗相对而已。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1859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张之洞和李鸿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张主战，二人在朝廷上时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让。庚子年，东南互保时，李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在北京，张之洞既没有送挽诗祭文，也没有送挽联，仅仅送了祭帐一悬，当中只有一个“奠”字。
张之洞早岁登第，名满都门，诗酒宴会无虚日。一日，在陶然亭会饮，张以“陶然亭”三字命作无情对，李文田曰：“若要无情，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张之洞督鄂，巡视纺纱厂，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商之女父，诡称入衙门事奉三姨太云云。该女夜入督署，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章太炎改唐诗讥张之洞：“而今梁上无君子，终古文昌唤卖茶。”
张之洞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写一跋，但数易其稿，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早已支持不住，而张却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张之洞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自是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张竟倚着桌子沉沉睡去，诸幕僚不敢离去，只好整肃端坐，待张醒，然后接着吃饭。
张之洞调督两江时，其在鄂任内亏空五百余万，张电致盛宣怀挪借二百万，以备弥缝，订期归还。盛复电“有心无力”，张阅毕怒曰：“杏荪原来是一个大滑头！”
某日，张之洞正在午睡，忽召其与俄国订约。下人撼之不醒，只好替他穿上衣物，塞进车内。及至颐和园附近，张始醒来，询知其故，不觉大笑。
张之洞在武昌时，日本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张交代江夏县令：“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伊藤来后，仅居两日就走了，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1909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
清末名士王湘绮唁吊张之洞：“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初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最为著名。曾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50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失和。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湘乡（曾国藩）薨，湘阴（左宗棠）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胡林翼巡抚湖北时，最倚任严渭春，尝对严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
左宗棠素以武侯自命，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某次，吴县吴清卿中丞督学陕甘，来到兰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垂宇宙”题。左闻之甚喜。次日，见下属，左故意问新学使昨日观风，以何命题。下属具以对。左捻须微笑良久，徐徐曰：“岂敢！岂敢！”
左宗棠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曾国藩问他：“当今逆乱四起，需才甚急，既有大志，曷出仕乎？”左曰：“以吾之才，非总督一省，不能展平生之学问。”曾笑曰：“何自命之高乎！”于是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对曰：“藩侯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授四品京堂，左半推半就曰：“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曾国藩诒书为贺，且曰：“四品卿衔礼亦宜之，何云腼颜耶？昔日之武侯纶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蓝顶花翎，遥遥相对。”
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曾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说他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靠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曾对李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挽曾国藩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未得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与美国对抗。
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重建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名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下《马关条约》。
甲午战前，中国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千万人口……
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旅顺全城仅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史学家们异口同声说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 “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同刘坤一等许多清代高官一样，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写道：“他反对吸鸦片烟……可是他本人却从鸦片烟枪中寻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说寻找性的刺激。”“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1902年，张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条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宗棠、李鸿章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建议放弃塞防，左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便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张曾写信给幕僚梁鼎芬：“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梁鼎芬挽张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可谓概括南皮一生。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于是便有了三次献计之举。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江苏巡抚徐有壬献策，以平外患；第二次是太平天国之际，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计剿灭太平军；第三次是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首领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是帮助大清朝廷，后一次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的险计。然而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因此险遭杀身之祸，寻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才躲过一劫。
王韬周游列国，见过西洋美妇，亦知西方家庭生活。他一生虽素喜嫖妓，但对于挑选终身伴侣的标准颇为严格：“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急颜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王韬对自己的传奇一生总结道：“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经学大师段玉裁告诫外孙龚自珍：“做学问，嗜好琐碎固然会被人讥笑，可是治学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况且各种学问自有门径，不是同行就以为你不过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进入其中，就发现都是泰山沧海，涉历艰苦，没有穷尽的。”“即使是贫穷家的女子，也会积攒针头线脑，何况是学者？”
段玉裁一生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已”。段死后，王念孙黯然道:“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隐归故里梅城，在人境庐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篇整理为《人境庐诗草》，号称“晚清诗史”。庐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联云：“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梅江。”
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素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亦受他所累，被赶出了王府。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辜鸿铭刚回国时在张之洞门下做幕僚，其间曾受命处理一份出口国货的英文清单。辜刚看数行便暴跳如雷，提笔把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因native在语义上有“生番、未开化、野蛮”等意。张得知后，暗赞辜氏胆识。
梁鼎芬在一次开学堂会上，准备了一份对“新政”和张之洞极尽颂誉的赞词。诵读者读得抑扬顿挫，兴会淋漓。读毕，辜鸿铭突然接口道：“呜呼哀哉，尚飨！”满座皆惊。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
1862年，上海赛马会成立，这项英式运动立即受到上海滩富人们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赛马会而成为东亚首会。中国人去赛马场不仅为了好玩，还为了赌博，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入跑马场。
1871年10月，洛杉矶华人内部殴斗，一名白人意外死去。一伙持枪暴徒打着替死者复仇的幌子冲入唐人街，吊死了22名中国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1877年夏，旧金山的暴徒包围唐人街达三天之久。1880年，丹佛市成百上千的白人暴徒袭击华人，当局竟以保护华人为名把华人统统关进监狱……国弱至此竟殃及侨民。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他意犹未尽，又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载：袁世凯曾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担任整治纪律的任务。有一天袁跑来报告，说军队里有人抢掠朝鲜村民。话未说完，吴指着袁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赶紧回答：“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譞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起，在北洋水师身陷危局的生死关头，“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舰长照常上岸嫖妓，结果两舰当晚即遭日军鱼雷偷袭击沉……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载：袁世凯曾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担任整治纪律的任务。有一天袁跑来报告，说军队里有人抢掠朝鲜村民。话未说完，吴指着袁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赶紧回答：“我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
1896年3月，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国皇后出于礼貌，向他伸出手来。李鸿章不知吻手礼，以为是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给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将戒指戴上之后，说了声“谢谢”，再次将手伸出来。李认为皇后太贪心，而此时他又无礼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景十分尴尬。
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得意地说：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座前盛香槟酒的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一口浓痰，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甲午海战中，“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因舰沉而坠海。邓的爱犬“太阳”游到他旁边，衔着他的臂膀要把他拖上岸，邓毅然将犬首按入水中，同爱犬一起沉入波涛汹涌的海水里，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895年，李鸿章前往马关和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这是其中一段对话：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忍辱蒙垢定约马关。一日宴会间，日相伊藤博文对李说：“有一联能属对乎？”因举上联曰：“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李仓促无以应，愤愧而已。翌日乃驰书报之，下联曰：“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
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后，当时一批所谓“清流”上章弹劾李鸿章媚外卖国。李命运未卜。京中几个文士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有人出了一道谜：牧童归去横牛背——打一字，说谜底就是李鸿章的前程。众人都猜不出，出谜人只好自揭谜底：“牧童归去，那么牧童不在了。”又把纸横将过来从纸背面看，即“牛”字横而又背，恰是一个“升”字。
甲午战败，李鸿章深受苛责。李无以辩白，只身居住在北京贤良寺中，惴惴不可终日。一夕更漏三下，忽有旨令李鸿章入见。李鸿章闻命骇然，乃衣冠入朝，恰逢恭亲王出宫，道上拱拱手，连曰：“恭喜！恭喜！”旧例大臣被诛，执刑者亦每以“恭喜”为言，李鸿章闻之，愈加胆寒，自以为此命休矣。迨入见，见西后与光绪正秉烛以待，才知是要起用他为全权议和大臣。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时，不禁感叹道：“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901年11月7日，离新年还不到一个月，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一个令她颤抖并失声哭起来的消息：李鸿章死了。一时间，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而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死后，他的好友黄遵宪为之写挽联叹息：“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严复挽李鸿章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觉得“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李鸿章：“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改。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清末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葛兆光说，在19世纪末，特别是1895年以后，中国人在极度震惊之后，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虽然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还在，但是共同的信仰却开始被西洋的新知动摇，共同的历史记忆似乎也在渐渐消失。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举行就职仪式时，张致训词曰：“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时，日人服部宇之吉授心理学。一次上课他解释记忆力，说中年人记不起幼年的事，是因为中年人事多，将幼年的事遮没了；及至老年，中年的事便淡忘，幼年的事重新浮现出来。恰逢管学大臣张之洞来查学务，听到服部此番话，以为是在讥笑他年老健忘，便借故取消了这门课程。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奕劻示意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身上下工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20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竟然高达纹银4万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当时经过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西太后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譞、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载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个老仆跟从，晚10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侃侃而谈，令人喷饭：“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对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有记载还说：“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已近于里巷传说。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使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而径去行辕坐地待罪。
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光绪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慈禧却以诸臣之议为是，还召外优演剧。光绪小声道：“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被一小太监听到，怒曰：“你说什么！”光绪赶紧说：“我胡说，你千万莫声张。”
袁世凯留京议订宪法，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八字空言，耐人寻味。
闻两宫回銮时，庆王奕劻由京迎驾于开封，临行前问李鸿章：“中堂有何话说？当为代奏。”李曰：“要说的话甚多，两宫抵京后，当逐细面陈。惟老且病，不能久跪，将来召对时，可否破格赐坐，以便从容陈奏，请王爷先以此意代达。”然未等两宫回京，李中堂已在京病逝矣。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太平天国禁娼甚严，“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攻占南京时，秦淮两岸的妓女就纷纷逃到扬州、苏州、上海，仍操旧业。太平军攻占扬州、苏州后，她们又纷纷逃到上海的租界。因此，在这个时期，上海租界的娼妓业飞速发展，达668家之多。
有一次，慈禧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答：“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此时曾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郭嵩焘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陈宝琛说，曾国藩在军营时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每日必读《资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冷眼旁观时政，觉得中国人似乎对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并不特别关注，只要自己能够统治，中国的政客们似乎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
按照清宫惯例，凡新任命的人得到赏赐都要散发给近侍们，太监们会当面索要。庄士敦入乡随俗，答应如数给他们，但条件是，太监们必须给他开收据。他的这一要求让惯吃软饭的太监们又惊讶又沮丧，结果是谁也没有胆量给庄士敦出字据，只好眼睁睁看着一个洋人坏了他们的规矩。
《天津条约》送达御前时，咸丰帝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条款表现得相当温和大度，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一正常国际交往规则怒不可遏，认为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他担心洋鬼子一旦进驻首都，必然得寸进尺地要求晋见皇帝。可洋鬼子的膝盖是“直”的，不知道下跪，叫他这个天朝大国的君王面子上怎么下得来？
每逢出现日食或月食，清廷都要动员全国民众进行救护活动，因天象事关皇朝命相。直到1908年12月8日，又逢月食，清朝礼部遵循惯例奏请举行救护活动，被摄政王载沛传谕废止。
1893年，做了20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十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郑本人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1895年6月7日清晨，日军炮袭台北北门，城内清军不战自溃。日本军队大肆奸杀抢夺，听说台湾巡抚衙门有饷银100万，又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此时，住在北门的老妇人陈法，迎着日军枪火，快步登上城墙，放下竹梯，引日军入城……
1907年7月15日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时报》描述当时情景：“……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罗振玉一生撰著众多，学术研究遍及甲骨文、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汉晋简牍及敦煌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晚年他有一联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可谓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说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捕来。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
1885年上海《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 1909年的法国公园的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曾国藩曾“效管仲之设女闾”，在南京发布弛娼令，并亲自倡设陆、李、刘、韩等六家妓院于清溪一带，“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曾国藩还亲临其境，买棹游览，召妓歌舞助兴，“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风闻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诗曰：“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 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英国《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兴奋异常，马上著文《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康圣人”康有为常发怪异之论。鲁迅记载，康周游十一国，一直到达巴尔干，终有所悟——外国常有“弑君”之乱，皆因宫墙太矮！史学家蔡尚思说：“康有为的短处是太主观，太武断，太附会。”
蔡锷说，孙中山得华侨款，悉用于革命，康南海（有为）则以之买古董。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就连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也是华侨捐资购赠的。而康在上海有游存庐，在杭州有人天庐，在香港亦有房产，可见蔡锷之言非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