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年新正都要接待外国驻京公使贺岁。翁同龢有一次参加了接待，他看到洋人衣着贴身，步履迅捷，庄严若赳赳武夫；反观同僚，一身袍褂，行动迂缓，摇摇摆摆，不觉发出了“彼则一对貔貅，我则一群鹅鸭”之叹。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为保全老师翁同龢，放他离任回家。翁在本籍谨言慎行，守口如瓶，自号“瓶庐”，绝口不提当年事，每月必禀呈当地县令，称同龢本月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翁同龢生前曾与李鸿章一起被人作诗嘲讽：“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他临终前，曾自咏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而已，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
1893年，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仰慕康有为，托好友转致结交之意。康氏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两人因此而缘悭一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后，改用西方礼节觐见皇帝，觐见地点改为文华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法国公使施阿兰觐见完毕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迳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拟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至此，也不可能让法国公使再走一遍，遂作罢；而德国公使却因衣袖被扯之事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来华，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但只是“立见”。德国公使海靖对此不满，认为慈禧接见时应该赐坐。双方交涉几个回合，最终也没有“赐坐”。
光绪好摄影，与太后、皇后、妃嫔、翁同龢、汪鸣銮、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有合影，觉得好，就密赐之，不着墨，不钤印，惟照片反面有细微之“常八九”三字，意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也。
维新事败之后，光绪皇帝也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水面结冰，光绪常偷着溜冰出去，又被门卫阻止。后来慈禧干脆命人将冰凿开。有一次光绪看《三国演义》，刚读几行便掷去长叹曰：“朕且不如汉献帝也。”
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康有为说“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谭精通剑术，后从大刀王五学单刀。戊戌政变谭被袁世凯出卖，王五欲挟谭逃亡，谭不肯。谭嗣同、唐并称浏阳二杰。谭死后，唐大恸，挽谭七十二字，一字一泪，实一字一恨也。联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两年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亦慷慨就义，临终遗诗“七尺微躯酬故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在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1898年戊戌变法，康广仁力劝哥哥化装出逃，自己则替兄赴难。康死前留遗言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被杀后，曾被暴尸两日，被义人收敛后葬于义冢。南海会馆曾为他立了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一个字也不敢写。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有人偷偷在上面凿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康广仁死后，康有为悲痛欲绝，说“余有折翼之痛”。写诗曰：“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伤神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康有为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得逃，谭遇难，康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时人叹为绝作。
人多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袁世凯在小站练的那支新军有7400多人——大多数是山东人。他们与湖南人据说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贝思福在《中国的分裂》一书中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28岁那年，孙中山试图向李鸿章呈达8000字的改良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李鸿章将伍廷芳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伍虽“熟习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风”，并根据伍在香港做大律师的收入水准，为他向朝廷申请“六千金”的高额年薪。
1890年，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在广州长堤集资开办了第一家电灯公司，发电量可供1500盏灯照明用。当时用电量按灯泡亮度收费，灯泡分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1支蜡烛亮度等于1烛光），每盏灯月收费1元和6角。因电费昂贵，整座广州城只有700盏电灯用户。
张謇一度被称为清官，但这位清官的家庭开支却也庞大得很。家人写信向他要钱，仅食品支出的单子一年就列了2000银元。他回信要求家人勤俭持家，遂把食品支出缩减为1200银元。但当时张謇做官每年的固定收入只有85银元和30担大米。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名彻神州。他就踌躇满志地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但是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王韬是当时的评选主持人。
据清廷官方说，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华学澜《庚子日记》载：“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
1899年10月，法国人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这些照片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宣统登基时尚不足3岁，其父摄政王抱着他，接受百官朝贺。这3岁小童实在受不了一番折腾，坐在宝座上哭喊着“要回家”，其父赶紧哄道：“快完了，快完了。”果然三年后清朝玩完，人谓摄政王一语成谶。
张之洞厌新学而喜旧文，一日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新名词耶？”某对曰：“名词者，亦新名词也。”文襄既惭且怒，哑口无言。
《睇向斋秘录》载：某学使以“西子”为题，命作文。一生写道：“夫东门则有东郭偃焉，南门则有南宫适焉，北门则有北宫敬叔焉，西门独无其人乎？两目而望之，两手而招之，曰：‘西子来矣！西子来矣！’”学使仿之曰：“夫一等则有一等人焉，二等则有二等人焉，三等则有三等人焉，四等独无其人乎？一笔而勾之，一牌而挂之，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辛亥革命一起，满清遗老纷纷出都，津、沪租界房价为之骤升。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国子监祭酒盛昱颇负才名，却为时所忌。其卒后一年，庚子乱作。有烧杀抢掠者进其宅，见图书狼藉满地，唯一老妪守之，说：“此读书人家也。”掩门叹息而去。
康有为挽谭嗣同：“复生不复生矣（谭字复生）；有为安有为哉。”
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是个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只因首倡变法，“强学会”风行一时，便自大起来，有点舍我其谁的势头。其时，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元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却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弄得十分器重康有为的翁同龢也在日记里说：“康祖诒狂甚。”梁启超也说他老师“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其后不久，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一纸奏章便将强学会参劾下来。
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某年，文庆、胡林翼主试江南，遭时人所讽：“何以文为？文理文心遭劫运；伊于胡底？胡言胡语得功名。”
1905年，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便是光禄寺卿张亨嘉。人或问其中西学之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
蒋梦麟说，1898年的维新变法，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
李鸿章宴客，谈及边事，某客问及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对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客作色谓：“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盅。”
易中实少负奇才，得名最早，八岁能诗文，十五通群书。张之洞开府武昌，延入幕。某日，易中实、樊樊山共游西山，樊对易说：“西山爽气扑人眉宇，雅人韵士时常眺望其间，独不见君抱琴至，何也？”易曰：“岂能对牛弹琴？”
王照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卷进政坛激流后，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廖平为经学大师，当时，清人新注十二经，唯《谷梁》无人敢问津，廖平撰《谷梁古义疏》填补空白。书成之前，廖平颇为自负，张之洞为山西巡抚时，他曾去看望，席间不免自恃甚高，廖对张说：“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张之洞笑而不语。他还自署一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标榜自己的成就。廖辞世后，章太炎为他撰墓志铭，说他“言极恢怪”。其师王闿运也说廖平“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曾有两语概括清末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说的是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与慈禧龃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
1910年10月3日，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和周震霖均提出“剪辫易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非剪除辫发……不足灿新天下之耳目”。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剪辫运动席卷全国。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受挫，120名战士中72人英勇就义。黄兴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蝶恋花》，哭祭众烈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相继执政，梁启超曾做过几任大官，康有为则誓不入仕。有一次康打电报给袁，开头为“慰亭总统老弟”六个字，足见他的倚老卖老了。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欧游回国后，康有为更加无以自处。他曾与张勋合作，号为文武两圣。勋败，又去依附吴佩孚，以吴知大义，不敢再言复辟。康曾至长安，见某寺中有宋本佛藏，借口翻印，载之而去；刚到潼关，即被人追还。有好事者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他父亲曾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将他埋葬于故乡。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在冯友兰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就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樊山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民国初建，百姓起初欢呼雀跃，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贴上“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旋即，军阀混战，官僚横行，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对联遂改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4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1２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当时情形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瞋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1912年，民国开新纪元，断发易服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说：“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袁世凯死后，有人在茶几上发现其亲书二语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王闿运长女出嫁之日，彩舆在门，王却令其背诵《离骚》，讹数字，王“以指叩其额”。
王闿运的儿女儿嫁给黄十一后，黄诫之曰：“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其女不堪其辱，密函乃父，以诉心中之苦。王执笔批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辜鸿铭曾说：“吾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乃东南西北人也。”
于晦若性诙谐，民国初成，他曾拟一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于逝后，陈散原挽之曰：“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
梁鼎芬以书报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曰：“趣人趣语。”
王湘绮出题让诸生作赋，某生赋中有“船中一支曲，曲中是何人”二语。王批曰：“是耒阳人。”问其故，答曰：“耒阳驶船人喜吹小笛，此生殆写实，非用典。”
梁鼎芬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某次，章太炎与黄季刚闲话，章问：“季刚汝试答我，妇人身上诸物，以何物为最美乎？”黄忍俊不禁，徐徐答曰：“未知也，先生之见何如？”章欣然曰：“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大笑：“人谓先生痴，据此以观，先生何当痴也？”盖先生晚年性气稍和，而态甚庄肃。
陈散原与人谈诗必曰：“吾七十岁后已戒诗矣。”求其写字，虽午夜篝灯，必勤勤交卷。黄季刚曰：“是能用其所短。”
民国元年（1912年），黄兴返湘，湘人为纪念革命元勋，欲改长沙一繁盛街名为“黄兴路”，叶德辉著文反对，谓长沙街名只有“鸡公坡”、“鸭婆桥”，不闻以人名街也。事实上,黄兴返湘不久,即辞谢了改名之事,叶德辉还意犹未尽,又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
黄兴做了一辈子副手。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罗家伦认为，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 “克强（黄兴）雄而不英，钝初（宋教仁）英而不雄。”
有记者问孙中山对袁总统如何评价，孙说：“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及袁某有无野心，他说：“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袁世凯《咏怀》一首：“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袁世凯要做皇帝，其子袁克文表示反对，曾作诗道：“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对人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只有三个半,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再加上半个张季直(謇)。
1912年10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又派人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命人把其他东西悉数退回，却把马留下了。黄的儿子问：“为什么要留马？”黄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
叶德辉爱臧否人物，尝谓：清末有四人讲公羊，王壬老，廖季平，康有为和我。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
1913年1月1日，东、西长安门及天安门广场正式开放通行，从此，昔日壁垒森严的皇城禁地成为普通百姓自由穿梭的公共场所。史景迁在他的《天安门》英文版的前言中说：“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迷金醉，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
1905年，日本报界指责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日本《朝日新闻》公然丑诋留学生“放纵卑劣”。正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激愤不已，决定以一死而警醒国人，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水自尽，时年30岁。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吴稚晖年少时，读到《何典》的开篇一首《如梦令》中最后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从此骂人无拘无束，自由放荡。鲁迅在《“言词争执”歌》中讥讽道：“……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吴稚晖写文章骂人，酣畅淋漓，正言斜语，不痛快不收笔。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可谓无骂不用其极。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王国维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此三弊今人亦有。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公寓，他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夜晚，黄某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尿水如瀑布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黄盛气凌人，章更是生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称，“疯子”相遇，一场好骂。然而“不骂不相识”，一谈之下，才知道章的学问高深，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世称苏曼殊为曼殊大师，因其出家之故。苏曼殊性清至纯，心无旁骛。有一次，他从朋友处借得几十元钱，便跑到小南门买蓝布袈裟，不问价钱就付了20元。店伙计还没开口，他就已经乐颠颠地跑出门了，身上剩下的钱，全都掉在路上。回去以后朋友们问他拿几十元钱都干了些什么，他只是举起换下的旧袈裟和几包雪茄烟给他们看。
苏曼殊好吃，一有钱就要吃个痛快，没钱了就卧床不起。为了吃，他甚至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成糖，所以又被称为“糖僧”。一日，苏曼殊的朋友胡朴安在去赴宴的路上碰到苏曼殊，于是问他：“君何往？”苏曼殊说：“赴友饮。”胡接着问：“何处？”答曰：“不知。”又问：“何人招？”还是答：“不知。”然后苏反问胡朴安：“何往？”胡答曰：“亦赴友饮。”苏曼殊说：“然则同行耳。”苏曼殊一到就开吃，也不问主人是谁。
一旦苏曼殊有钱的时候，他一定会邀朋友做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对于自己招来的妓女，苏曼殊总是凝目对视，一句话也不说，可谓目中有妓，而心中无妓，自有几分出世与入世的定力。该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来自己原是个和尚，于是合十顶礼，毫不顾及身边那些妙龄女子，搞得人们不欢而散。
苏曼殊曾经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苏曼殊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是“南社”两位著名畸人之一（另一位是弘一法师）。1918年5月，苏曼殊最终因厌倦一切，慢性自杀而死，时仅35岁。他曾有诗云：“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辜想把烟点上，但火柴正好用完了。他就用烟斗轻轻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轻声说：“请点上它！”那洋人被这种无礼吓坏了，竟懵懂从命。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他们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学习读书。有一次，三人断了炊。陈与章在家等饭，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买吃的。一直等也不见人影，陈、章二人不耐饥寒，就昏昏沉沉睡去了。直到午夜，苏曼殊才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念着回来了。他俩一骨碌爬起来，问：“吃的呢？”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终在夜市上得到。”三人遂披衣阅读至天明。
辜鸿铭对清廷模仿西洋立宪颇不以为然，并著文大加嘲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出洋看洋画罢了。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2岁开始认字，15岁时（1905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但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活不过20岁。竺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曾任浙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72岁时加入共产党。有一次毛泽东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竺管天，毛管地。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爱开风气之先，他不仅把辫子铰了，还跑到天津租界，找个会做西装的日本裁缝，做了一身西装。铰了辫子无异于砍头！他不怕，还公然到大街上溜达了一圈，唯一的感觉就是西服不如长袍舒服。回家一看，原来把衣服架子也穿在里头了。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怨天欤？悯人欤？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啾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落之同胞……”这篇美文是于右任为《民立报》所写的发刊词，文采璀璨，气势如虹，传诵一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王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师北上，推翻清政府。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曾为袁世凯重用，但终究深窥到袁某之野心，曾写下名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某人“不是东西”。
王闿运晚年依然一副遗老打扮，对襟马褂，方领马蹄袖，缎靴荷包俱全，脑后垂小辫一条，长约一尺余。王本已秃顶，其发辫早已无复存在，但仍用红绳拈成两股，垂在脑后，形式与绳无异。有人戏问其故，王笑曰：“我之装束，亦西装也，难道他人可以着西装，我独不能着西装乎？”
袁世凯称帝后，邀王闿运任职国史馆，王却之不暇，遂应付了事。《日知报》云：“王湘绮自膺特聘纂修国史到京，开馆以后，老趣颓唐，全持玩世主义，对于史事，搁置脑后。正如为混沌画眉，不知何时始有端绪。”某政界人士面晤湘绮老人，询以国史馆近状，王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
马相伯、袁世凯二人在朝鲜相识，马是朝鲜国王的政治顾问，袁只是驻朝清军的下级官吏，所以袁视马为前辈。有一次马回国，袁请他向李鸿章保荐自己。马回到天津后与李提及此事，李说：“这个年轻孩子，何以堪当此任？”马为其力争，李才勉强答应。没想到袁从此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终于成为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每忆及此，马总是追悔莫及。
袁世凯曾向马相伯请教升迁之事，马半开玩笑说，只要厚赂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提拔。袁如法炮制，果然也。事后袁问他：先生既然认识如此透彻，为何不为自己经营一下呢？马见他如此浅薄，只好嘲讽道：“我是只会说不会做，所以未免终为书生也！”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认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应该恢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包括古人的“深衣冠服”。他还参照《礼记》《书议》《家礼》等写了《深衣冠服考》，并身体力行，穿着这种奇怪的服装去上班，可惜无人效法，且被传为笑料。
民国成立，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侯德榜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上学期间，他非常刻苦，结果第一学期考试结束，侯的10门功课每门都是100分，轰动了整个学堂。毕业时，美国的十几所大学向他发来通知书，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11年6月，上海成立劝戒纸烟会，汇集沪上各界名流，成为全国最大的戒吸纸烟团体，并编出《戒烟三字经》以示劝诫：“人之初，不吸烟；习相近，好新奇。窃香烟，外国造，害我民，实不浅。伤脑筋，损肺管，吸之久，瘾乃深……劝诸君，早省悟，既省钱，又除害……”
1912年秋，北大正趋全盛，可谓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回忆道：“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1912年，郭沫若由父母包办，与张琼华结婚。因对此婚姻不满，婚后五天郭即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直到1939年父亲病重才回家探亲一次。相隔27年后，郭回家看见老人由张琼华悉心侍奉，一切井然有序，尽管对张氏没有爱情，还是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表示了感谢。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郭沫若供给。
民国时期的秦淮河由于太脏，有碍观瞻，政府决定拨款修浚。警察挨家挨户地通知，不准大便，违者重责。于是各妓院、酒馆以及茶坊非常恐慌，纷纷贴出告示“奉警宪面谕，此处禁止大便”云云。某酒馆洗手间里写道：“照得河水污浊，多半由于大便。顷奉警官面饬，通知贵客知悉，解溲请待厕所，切勿自失场面。”
1913年2月1日，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在运动会上，足球居然获得了亚军。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随着一声枪响倒下。临终前，宋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电报，真诚地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袁世凯正和章士钊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宋教仁死后，有人送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应夔丞是直接凶手，赵秉钧是总理，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对宋，袁一开始可谓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1913年7月1日，有人对中小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岳飞（７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陶侃、大禹、华盛顿（4人），程德全（３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２人）……
孙中山到日本宣传革命，先自剪了头，换上和服，改名中山樵，还蓄起日本式小胡子，宣称要中日一体。他请日本的政客和财阀们出人、出钱、出枪，帮他推翻袁大头，私下谈好的条件是把东北割让给日本等等。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做事，孙中山让王写封信，介绍自己到天津，或可一见李。时值1894年，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的求见之事。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袁世凯称帝后，手下袁乃宽奔走尤为得力。袁乃宽的儿子以此为耻，遂改名“袁不同”，以彰显自己与父亲趣味不同。
蒲殿俊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留日。1915年，袁世凯想拉拢蒲殿俊，在交谈中，袁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没给袁留一点面子。
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得知袁世凯已秘密接受了《二十一条》，遂拍案而起，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有句：“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文东武西排列，向袁行三鞠躬礼。袁用极浓重的河南腔发表演说如下：“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记录袁世凯登基仪式：“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称帝时，为有辅佐，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久负重望”，与自己为“道义之交”，称其为“嵩山四友”，以期仿汉“嵩山四皓”，并各颁嵩山照片一张，均计不称臣。但事与愿违，四人均不为所动。
1915年，袁世凯过生日，延请京城京剧名角来演戏贺寿。孙菊仙、谭鑫培不愿去，但还是被挟持前往。寿戏演完的时候，孙菊仙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赏赐”，将200银元沿途丢撒，边走边喊：“袁头银洋，都落地了！”出得新华门，200银元刚好撒完。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被迫离开政坛后，他跑到天津做寓公。临终时，他还说“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当是知人之言。
袁世凯在企图恢复帝制时，对借助孔教正统的支持可谓煞费苦心。1916年1月1日，袁称帝的第一天，即下令封孔子后裔孔令仪为“衍圣公”，这个头衔最早是1055年宋朝皇帝封给孔子直系后代的。
徐世昌说：“项城（袁世凯）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但吾更爱真理。”
1915年，北京嫖赌之风日炽，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据当时一位医生统计报告，北京大约100名学生中，就有90人受染花柳病。
黎元洪上台后，给李烈钧颁发一枚大绶勋章，以示拉拢之意。李将这枚大绶勋章挂在他豢养的哈巴狗的颈项上，让他的儿子牵去大街溜达，以示对北洋政府的鄙弃。
1916年，有“中国革命之拿破仑”之称的黄兴病逝。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太炎给黄兴的挽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史学家们多认为，袁世凯在大清帝国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郑孝胥谈及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过了40岁，他还活着，而且白白胖胖，膏厚油多。另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和他关系疏远后，写过《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蔡年仅29岁。梁任公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护国军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想一查吓一跳：将军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蔡病逝后，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历史学家李剑农说蔡松坡“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报人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请有争议的人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守旧派反对蔡的此项任命，他们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则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蔡元培自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老北大有“偷听”之传统，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小说家许钦文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1916年11月8日，护国将军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4岁。孙中山称赞他“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得将军辞世的噩耗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段祺瑞有一个奇怪的生理特点，一发怒，鼻子便向左歪斜，人称“歪鼻将军”。因此，他身边常带按摩医生。“鼻子都气歪了”，此说难道源于段某？
北洋时期，大小军阀玩鸟逗鸟成为一种时尚。徐世昌养一只八哥儿，通人性，会奉承，远远瞧见徐，就“大总统、大总统”地叫个不停，逗得徐大总统喜上眉梢。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复辟。当日早晨，警察命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早无此物，只得用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见的清朝袍褂也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并首次使用了飞机。当飞机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扔下三颗炸弹时，张的复辟美梦便彻底破灭。溥仪回忆说：“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和谈，鼓吹尊孔读经。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世昌去职。徐被迫返回天津，避居英租界，过起了寓公生活。徐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退隐后，曾有一联以表心迹：“此心平静如流水，放眼高空看过云。”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杨度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曾赢得了“筹安会长”之“雅称”。袁氏死后，杨也辞归故里，闭门读书，颇有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之意。不久，杨氏为其母生日祝寿，一个宾客送来寿联曰：“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全联十六字，寓“筹安会长”四字。家人知其有讥笑嘲弄之意，欲撕毁之。杨阅后，胸襟坦然，并频频称赞此联不仅辞藻秀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恰到好处，不失为上乘佳作，立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与夏寿田是好友。1895年，他们同年参加会试，夏中榜眼，杨却落第。一日，二人同游陶然亭，杨写道：“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夏对曰：“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后来杨纵横天下，夏却黯然许多。某日，二人旧地重游，杨写诗曰“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则是“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与蔡锷均是王湘绮的弟子，王曾对比二人之不同：杨度“憨直”，不圆通，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杨合作，则成就将不可限量。
杨度曾向袁世凯“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袁未从，结果袁的皇帝梦还是终结在蔡松坡手里。袁临终时还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1917年，山东某报刊登的一个17岁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的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室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
1918年夏，上海一个议员致电江苏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据说，此种着装属违法行为，胆敢着此类“妖服”招摇过市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
梁巨川即民国大儒梁漱溟之父。1918年深秋，梁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临行之前，梁巨川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父亲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从容赴死。
梁巨川在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巨川临行前，为了不留下遗憾，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才安然投湖。
古文家林纾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然抬起虚弱的手，颤抖着在儿子的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冯国璋临终前在病榻嘱咐长子：“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表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贿选），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冯氏一生聚敛钱财，富可敌国。
章士钊晚年曾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
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陈独秀刚满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同年，林纾已经65岁，严复63岁，辜鸿铭60岁，段祺瑞53岁。北大的新旧之争也就不奇怪了。
罗素说，正是由于中国学生既非没有力量又不感到舒适满意，于是便成为改革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犬儒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快乐依赖于公共事业，但是即使被处死刑，他们也很可能比舒适满意的愤世嫉俗者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1915年9月，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发言：“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此文引的是蔡元培的原话，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开课时给学生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准坐下。并称这三章受得了的便来，受不了的干脆提早退出。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1917年，负笈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这是吴稚晖的诗，题名《论房事》。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曾经借住在吴承仕（简斋）家里。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叫他搬家。在搬家的时候，黄心有不甘，爬到房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黄侃在北大讲课，每逢要紧处，往往要卖个关子：“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竟与自己女儿的同学发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有美一人，怡然自乐。并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
黄侃认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治学之弊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曾劝黄著书，黄却说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50岁生日，章送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没想到联内暗藏了“绝命书”三字，黄看后愕然。一联成谶，当年10月8日，黄即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学问极好，但似乎生活能力比较糟糕。据说他平时不记路，自己出门常迷路。且对钱没有概念，有时让仆人出去买东西，买包子给10个大洋，买车也是10个大洋。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
钱钟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张恨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陈独秀对新社会的描述：“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写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此后还曾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