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有钱人，住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政府对他们的利息补偿（实质是政府的subsidy）就越大。这对那些租房子住的人来说公平吗？如果政府取消房贷利息避税的政策，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900亿美元。费尔德斯坦建议利息避税应该有一个上限。
特殊减税款项
美国税收政策中有许多类似房贷利息减税的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例如，企业雇主为员工买的医疗保险（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s and medical care）是职工的福利待遇，可以和员工的工资一样从企业的总收入中减去，也就是减少了企业缴税的基数。这些福利也不算入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当中，因为不是工资的一部分。政府希望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所以对这部分钱没有征税。如果政府对这部分钱征税，政府的收入在2008年会增加1600亿美元，是所有个人所得税1.2万亿美元的13％。
同样，政府允许个人把对公益事业的捐款从个人总收入中扣除。例如，一个高收入人的边际税率是33％，他给附近的教堂捐款1000美元。他的实际捐款是670美元，另外330美元是美国政府减少的税收。如果没有这一政策，政府的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560亿美元。越是有钱人就越习惯用这种方法避税。最近奥巴马政府准备限制捐款减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8％。费尔德斯坦认为这会打击富人捐款的积极性，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从社会募集资金的能力。
虽然美国政府有权利核实每个人的税表，但检查到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美国政府承认每年有大约14％税收因为各种各样逃税漏税的手段没有被征收上来。一种原因就是人们不自觉，知法违法，有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另一种原因就是人们心理不平衡：富人能雇佣律师，会计师帮助他们合法地逃税漏税，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缴税？
费尔德斯坦把对税收影响最大的前五个特殊减税款项加起来，得出4000亿美元，是个人所得税的三分之一。前十个减税款项对税收的影响是6000亿美元，大约是个人所得税的一半（根据2008年数据）。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减税款项，美国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会增加一半。如果美国政府保持总税收不变，那么取消这些减税款项就可以减少所有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半，从而大大减少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对这些特殊减税款项持怀疑态度，因为条款分类太复杂。如果医疗费用可以减税，那么配眼镜算不算医疗费用？健身俱乐部的费用算不算？每周按摩的费用算不算？如果房子的贷款利息可以减税，那么如果一个人住在一条船里，船的贷款利息算不算？如果每个孩子有孩童抵税金额（child tax credit），那么父母离婚了，各自独立缴税怎么办？如果按照这个孩子与父亲住的时间和与母亲住的时间的比例来分这个税收方面的优惠，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怎么办？税收条文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而这些仅仅是税收政策的九牛一毛。
那么为什么不能取消这些复杂的特殊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呢？因为每一项都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费尔德斯坦对美国税收体系（tax system）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合理的是不是就应该存在”呢？费尔德斯坦在税收政策方面有很多个人见解。例如，他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对消费征税以鼓励储蓄投资。但他承认，他在课堂里的影响比在华盛顿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政策的好坏，由于各种复杂利益的关系，都很难在国会通过，立竿见影就更难了。
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把目前复杂的长达几千页的税收政策推倒重来，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考虑渐进式改革。一种改革税制的框架性思路是降低税率，但扩大征税基数，取消那些富人常用的特殊减税款项。这样可以减少市场扭曲（deadweight loss），使税制更加高效，公平和简单。
里根总统时期，最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从50％降低到了28％，老布什时期增加到31％，克林顿时期再增加到36％，小布什时期降低到35％，但现在国家债务如山，又面临着增加高收入家庭边际税率的压力。所以多数人对这种改革思路持怀疑态度。
另一种改革思路是实行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值税，但美国没有。增值税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是对消费征税，不鼓励人们提前消费。其次，没有复杂的税率表和特殊减税条款。每个人交的税和他的消费是成比例的，不是越有钱的人税率越高，越没钱的人税率越低。
但增值税也有缺点。为了避免缴税，卖方可以提供两个价格：有收据的价格高一些，没收据的价格低一些。买方可以选择现金交易，价格低一些，没有任何收据证明。这是逃税漏税的常用方法。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税收完全依靠增值税，他们只是把增值税作为整个税收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完全没有增值税。萨默斯等经济学家曾经撰文，美国这样的特殊性（exceptionalism）应该被逐渐取消。为美国设计增值税的一个障碍就是从现有体系过渡到增值税体系面临许多体制设计方面的困难。
美国不但没有增值税，也没有国家统一的零售税（retail sales tax），各个州有自己的税率，有的州甚至没有零售税，例如马萨诸塞州北面的新罕布什尔州没有零售税。在奥巴马政府2月出台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经济学家都在大动脑筋如何刺激消费以带动总需求，尤其是耐用品消费，像冰箱、洗碗机等家用电器。
有人建议联邦政府在一定时间内，例如两个月或三个月，让所有的州免去零售税，鼓励消费者提前更换这些耐用品，因为在几个月以后，零售税会回复原状；然后，州政府在这几个月中损失的零售税收入由联邦政府补齐。反对者说，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各个州的零售税不同，有的州甚至没有，所以联邦政府给州政府的好处因为起点不同而不同，这样不公平。
还有一种改革思路是对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征税（consumed income tax），也就是说每个人把自己的税前总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一种特殊的储蓄账户，不用缴税，直到取出来用的时候再缴税；另一部分准备消费的钱放在其他账户，这些钱是要缴税的。这种思路和现行的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和一些特殊的储蓄渠道（401(K)，IRA等）区别不大。只是目前的这些特殊储蓄渠道每年有储蓄上限，而这个改革思路没有免税的储蓄上限，有更加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但如何从现行体制过渡到这个体制又是问题。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禁得起推敲的方案。
还有一种时常被总统竞选人青睐的改革方案就是flat tax：每个人都付同样的税率；低收入家庭的前面几千块钱的收入是免税的(some excludable amount)。这种税制最大的优点是形式简单，不鼓励提前消费(no inter temporal distortion)，而且没有体制过渡的障碍。
这种方案的问题是：当每一个特殊减款项取消时，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没有房贷利息减税的效应（tax shield），房价就会下跌，我们愿意看到房价下跌吗？如果给公益事业捐款不能减税，那些非营利机构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吗？如果再把利息税，分红税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对买卖股票利润征的税）与普通工资收入区别对待，……
我们会发现，这样思考下去的结果是使flat tax越来越像现在的税收体制，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存在的特殊减税款项。
不同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税改措施，但大多数都是在研究策划阶段，都是一纸空文。直到有一天某位总统启用某一项税改政策，并愿意为这个政策的立法和实施在国会倾注大量的政治资本，那时一纸空文才会变得有生命力。
五十五、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上）
什么是利息避税；税收如何影响利润的去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鼓励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税收为何要与别国协调
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哈佛商学院有不少印度教授，迪采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印度，在香港和美国长大，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1993年获哈佛商学院硕士，1994年获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去印度学习研究一年。他是税收政策、国际金融、企业融资、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专家。
他的英文清晰流畅，没有任何口音。他经常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在课上形成良好的互动。
迪采教授主讲的内容是企业融资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
利息避税
在美国，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从而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
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但是不是发债越多越好，股本越小越好呢？当然不是，债务累累会压得公司喘不过气来。债务和本金的比例（debt to equity ratio）要适当，总资产
的价值才最高。
这样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债务和股权的界限非常清晰，但实际企业运作中，有些资产的性质很模糊。例如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这种债券因为可以转换成股票，利率较低。它应该算是债务（debt）还是本金(equity)呢？从上税的角度想，企业把它算为债务，以便享有tax shield的好处。在对股东的年报中，企业却把它算为本金。
这样做完全合法，因为企业有两本账：一本是给政府税务部门看的，一本是给投资者看的。但是这样做应不应该呢？有人主张不应该：这两本账应该是一本账，只有完全一致才是最透明最诚实的财务报表。有人认为这两本账应该分开，因为目的不同，数字的来源和计算方法也应该不同。还有人认为，虽然两本账应该分开，但应该建立互算方法，从一本账可以算出另一本账。总之没有定论。
正是因为两本账是合法的，在这次经济衰退以前的15年左右，微软公司（Microsoft）给股东的年报一直显示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微软给美国政府缴税的数量却显得微不足道。
税后利润的去处
对于税后利润，企业有三种做法：可以分红给股东，可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使公司股票价值上升，还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
股东拿到的分红要按普通收入纳税（taxed as ordinary income tax），而股东只要不卖股票，就不需要对股票升值交纳。如果卖股票，实现了升值带来的利润，股东必须交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一般来说，资本利得税要比普通收入税要高，所以一些股东不愿意在股票升值时卖股票，宁肯不实现升值利润。因此，费尔德斯坦等一些人认为，资本利得税阻碍了股票的正常买卖，降低了市场效率。
而公司管理层在同等条件下，会更倾向把公司税后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分红；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即使给股东分红，他们也是要缴税；这还不如用这些利润扩大再生产，让股票升值，这样只要他们不卖股票，就不必交利得税。”当然，他们实际可能在想通过扩大再生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及个人权力。
那么，为什么有的公司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分红呢？这是公司在做“形象工程”。众所周知，管理层对公司的了解和掌握远远大于普通的股东，他们对公司的信息量的掌握是不对称的（information asysmmetry）。这是典型的由于主人和代理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管理层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随意挥霍股东投资的利润，所以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有一定比例的分红。
为了让股东避免因分红所带来的纳税负担，企业还可以把利润用于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repurchase outstanding shares）。这是企业第三种使用利润的方法。通过解释这三种方法，迪采意在表明，税收政策影响着企业的各种经济决策。
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
接着，迪采讲述税收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在GDP的四个成份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是浮动最大的变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企业投资呢？一种办法是投资抵税（investment tax credit）。
例如，国会可以规定新投资的10%可以抵税。这种办法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采用。因为生产仪器设备的厂家一旦知道买方可以用仪器设备的花销的10%抵税，就会把原有价格提高10%，所以买方还是得不到好处。这个办法不能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
政府还可以降低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让公司保留更多的利润。这种办法的问题是，公司保留更多利润只是提供了公司再投资的可能性，但公司并不一定扩大再投资。公司可以分红，也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因减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仅仅是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而不一定增加新投资。
政府还可以减少红利税（divident tax），希望投资者因保留了更多的红利而更愿意再投资。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投资者保留了更多的红利，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但不一定再投资。
除此以外，政府还可以允许公司加速设备厂房的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这种方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被政府采用，因为加速折旧，公司账面利润减少，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的基数缩小，公司税后利润增加，股票升值。在股市普遍升值的大环境下，公司直接从股市融资的成本减少。
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大公司的硬件设备中大约有一半与研发有关（R&D）。这些设备本身的寿命就很短，其中很多一部分只能使用两三年。对这部分设备来说，即使再加速折旧，鼓励公司再投资的效果也不明显。
另外，加速折旧的政策只有在高通胀、高利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见效，因为如果公司有钱，公司会倾向现在买设备，迅速折旧，而不是以后买设备；也就是把今后的投资提前。这对过热的整体经济情况有负作用。如果是在低利率的经济衰退时期，企业没有动力提前投资，经济仍然不能走出恶性循环。所以加速折旧达不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允许企业把所有研发方面的开支全部作为普通的一次性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最大限度的减少计算企业所得税的基数。这是允许当年的R&D在当年百分之一百的折旧，是加速折旧的极限。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
企业只是一个法人，是谁在真正承受企业所得税呢（tax incidence）？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的员工，还是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答案取决于资本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产品的市场结构，即在这三个市场中供需关系分别对资本回报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
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本身的平衡点，产生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买方的福利损失多还是卖方的福利损失多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斜率。如果卖方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供应就是完全有弹性的（completely elastic），税收完全由买方承担，所有的福利损失都是买方的福利损失。
根据这个道理，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资本就会流向低税率或零税率的行政区域；股东所承担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那么劳工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就会选择在企业所得税低的行政区域工作；员工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
这样分析的结果是：在开放经济里，资本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政府对哪种生产要素征税，哪种生产要素就会跑到其行政管辖区域以外的地方，享受低税率或零税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被动的，需要和其他政府协调，甚至联合起来才能使税收有效。
目前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国家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流动的；但是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敞开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投资（FDI）和买股票和债券（portfolio investment）在国外投资；所以美国企业所得税和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 for the highest income bracket）越高，就越促使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外国投资。
为了招商引资，各个国家都愿意降低税率，吸引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在OECD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是这些国家中第二高的。那么美国跨国公司就有动力通过转移成本（transfer pricing）使最大的利润出现在企业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是10%，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税率，因此而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资本，造成了经济泡沫。
五十六、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下）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公司如何避免交税等
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什么是利息避税；税收如何影响利润的去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鼓励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税收为何要与别国协调。
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公司如何避免交税等。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因为一般来说投资人都是有钱人，政府想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吗（more progressive tax）？这是有政治色彩的想法，没有经济基础。
更有力的理由是，使征收个人所得税更有效。试想，如果没有企业所得税，人们会怎么做呢？人们会自己成立个体私营公司，把自己的收入变成公司收入，从而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
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理由：所谓“有限公司”指的是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美国的Corporations都是有限公司，都必须上缴企业所得税。这种公司如果破产，债权人没有权利要求得到股东在此公司投资以外的其他资产。股东最大的损失就是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他个人的其他财产不受影响。他的责任和可能的损失是有限的。谁来确
保债权人不逾越股东的底线呢？是国家和国家法律，包括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这是国家提供的，股东享有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司应该为其享有的公共产品纳税。
为了避免交纳企业所得税，人们可以建立“无限公司”（unlimited liability），或“伙伴公司”（partnerships，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公司。美国的Corporations的数量占所有公司数量的比例，从以前的百分之八九十下降到目前的三分之一。一般来说，上市公司都是Corporations,都要上缴企业所得税。
此外，人们都知道大型企业的实际权力都集中在管理层，大量的中小股东由于不是每天参与管理，与管理层掌握的信息极不对称而被边缘化，对任何企业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只能跟着跑，这便产生了代理人难题。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也使得政府成为股东的一员，和其他所有股东一样，分享企业利润的好处。
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是35％，美国政府享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强，是一个主要股东。当企业偷税漏税、欺骗政府时，政府税收部门有权查抄一切账目，曝光一切不轨行为。政府代表了所有的股东，也为所有股东说话。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俄罗斯的普京（Putin）总统查抄偷税漏税公司的账目时，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反而上升的主要原因。
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
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有40％-45％的利润是海外利润，而且因为海外利润的增长速度比本土利润的增长速度快，这一比例有增长趋势。对海外利润应该如何征税，才能不影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即只根据税前利润率（即资本回报率）的差别选择海外投资的地点？
美国政府可以选择无视外国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其境内利润的征税，一如既往，征收同样的税，那么这个公司面临的税率就是两个国家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之和（t+t*），税后利润率就是r(1-t-t*）。这样的税收政策就打击了美国公司向外扩张的积极性，人为地阻止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美国政府还可以选择允许美国跨国公司，用对外国政府交的税减少对美国政府缴税的基数，公司税后利润率就是r(1-t*)(1-t)。这样的政策比前一种政策要好一些，但仍然不能让资源在全球范围最有效的配置。
美国政府采取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利润征税（worldwide regime）。美国政府允许他们用上缴外国政府的税抵消掉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税（foreign tax credit）。如果上缴外国政府的税，大于这部分收入或利润应该在美国上缴的税，多余的部分忽略不计，不能够抵消这些人在美国其他收入，或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利润所应该交的税。
微软公司就以任意价格从美国转移了很多专利技术到爱尔兰（这些专利很难有客观的估价标准），每年专利的收入也随之到了爱尔兰，所以爱尔兰的分公司记录了大量的利润。只要这些利润留在海外，不回美国，就不需要给美国政府缴税，而只是上缴10％给爱尔兰政府。只有当这些利润返回美国时，才需要按照美国企业所得税和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的差额（35%-10%=25%）给美国政府缴税。
理论上说，微软的研发费用和其他总部的一些费用（overhead costs）也应该按照营业额的比例，摊派给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这样美国政府对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的基数才不会人为缩小。但是，外国政府也不愿意缩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基数，不允许跨国公司把总部的花销摊派给当地公司。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避免给美国政府缴税，跨国公司愿意把海外利润滞留海外，有意不返回美国。有一年，美国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特意对美国在海外的资本大赦，仅仅征收5％的税，鼓励其返回美国进行再投资。结果4000亿美元立即返回了美国。
迪采认为，这种全球征税（worldwide regime）的总思路是错的。这种思路假设，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税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取消由于两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同，而给企业带来的税后资本回报率的差别。
迪采认为，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直接投资（FDI），主要是为了开辟新市场，接近客户，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公司本身独特的长处（comparative advantage,or firm-specific advantage）。直接投资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本回报率，所以不会对不同的税收政策有反映。买股票和债券的间接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与直接投资不同，投向海外的间接投资，的确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
如果迪采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征收企业税的总思路应该是，对行政管辖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征税（territorial regime），而不是根据国籍在世界范围内征税。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这条思路，例如日本；或正在向这条思路过渡，例如英国。
只有美国特殊。美国在很多方面特殊，在税收政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美国完全没有增值税。虽然增值税不能代替其他所有的税收，但是增值税是许多国家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包括萨默斯，都认为美国不应该特殊，尤其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后，美国就更不应该特殊了。
全球征税的思路还隐含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思维框架：美国损失的工作就是外国增长的工作。这种“零和”思维在间接投资中有可能是对的：增加在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就是减小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但是在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这种思维是不对的。有研究表明，海外的直接投资和美国境内的直接投资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助关系（complementary)。海外直接投资为外国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为美国本土创造了就业。
当奥巴马说，他要取消那些把美国工作送到国外去的税收政策上的漏洞（stop those tax loopholes that send jobs abroad）。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取消tax deferral（延期纳税），无论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是否返回美国，都无一例外地征税。他也可以让美国跨国公司上缴（t+t*）或（1－(1-t*)(1-t)）。这里t是美国国内公司所得税率，t*是外国公司所得税率。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经济衰退的今天，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可以成为美国政府税收组成的一大部分。但是，这样做就更加背离了在迪采看来应该采取的思路（territorial regime）。
公司改头换面的“新国籍”
在从worldwide regime到territorial regime的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挑战。当经济完全开放时，不但资本和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而且企业的国籍也是可以“流动”的。如果一个企业有很多全球性收入，或预计有很多全球性收入，它会选择在国外，特别是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注册，说它自己根本就不是美国公司，不受美国法律的限制。
如果美国政府想“关闭大门”，限制资本流出，加大对海外利润的征税力度，那么一个美国跨国公司除了把利润大量滞留在海外，还会怎么办呢？它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外国公司：它可以把自己卖给一家注册在低税率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变成它在美国的分公司，享受那个国家的低税率，和对资本更加“开放友好”的政策。
这给政府的财政智囊们出了新的难题。他们既不愿意“闭关锁国”，妨碍生产元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也不愿意看到应该流入美国国库的税收，流入了外国政府或大量滞留海外，没有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
“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给政府带来很多无奈和尴尬（当然，不开放的或非市场经济也有另外一系列的问题）。3月，接受大量政府救援款的AIG给高管层发放高额奖金和“留住奖金”（防止高管跳槽），引起公众的愤怒和哗然。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在“合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束手无策，直到奥巴马本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亲自出面，命令手下寻找“合法的途径改变合同”。
另外，奥巴马政府高层在金融危机层层深入的情况下，基本排除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也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政府没有管理银行的经验。管理银行的经验和能力都在私营经济（private sector）当中。政府不得不仰仗私营经济在具体行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高效地配置资源，带动经济发展。这也是3月财政部推出的公私联手购买坏账的一个原因（Private-PublicInvestment Plan）。政府怎么知道这些“有毒资产”值多少钱？它要靠私营企业“发现价格”（price discovery）。
这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2006年）在晚年出版的《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HoughtonMifflonCompany,Boston,NewYork,2004）书中的一个论点。在“The Myth of the Two Sectors”的一章中，他说大家平时脑海里公有经济（public sectorr）和私有经济（private sector）的清晰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美国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经济：私有经济（private sector）。他举例说明了私有经济对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的深入的影响。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生前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是罗斯福新政和肯尼迪总统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政见非常左派，是20世纪中期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济主张与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派观点有天壤之别。
现今的世界不是加尔布雷斯的世界。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里，政府不能命令企业，也不能参与经营，只能通过政策给企业动力，最大限度地做好“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为社会造福。于是政府的智囊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试图用“看得见的手”影响“看不见的手”，再通过“看不见的手”把经济从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
迪采最后提到，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间接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的征税问题。最近十年里，FDI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小，而间接投资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他简单地提到了Marginal Investment Model和After-tax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但没有时间展开。
五十七、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上）
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
费尔德斯坦讲税收政策时，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计算一个税率的增加对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影响。当政府提高某一个税率10％，政府的税收并不会增加10％，因为人们会改变行为方式。如果政府对所有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100％的税，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在一年内挣25万美元以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都是根据游戏规则，决定自己的行为。
当设计政策方案、预计政策效果时，政府的智囊们应该把人们的行为变化也考虑进去。这种把人们因政策改变而改变行为的效果考虑进去，再预计政策效果的分析叫作“动态分析”或“动态预测”（ dynamic analysis of dynamic estimates with behavioral response）。当用动态分析预测增加税率的效果时，考虑到福利损失，增加税收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这种动态分析的问题是模型经常过于复杂。人们更常用的方法是假设人们的行为没有因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即“静态分析”或“静态预测”（ static analysis or static estimates），虽然人们知道这种方法非常不准确。
退休金与医疗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全称是“社会保障与福利”（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具体包括四个项目：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或OASDI）；医疗保险（Medicare）；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和贫困家庭暂时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人们平常所说的“美国退休金体系（Social Security）将要倒闭了”指的是OASDI中的老年或遗属这一部分的收入和开支，不包括残疾保险基金（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
美国社会退休金体系是费尔德斯坦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的一个领域。
美国在2007年社会退休金支出是5945亿美元，老年人社会医疗费用（Medicare,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有这个待遇）是4316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的费用是当年GDP的7.5％，而且增长很快，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防费用是GDP的4％。
社会退休金和老年人社会医疗是美国政府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条文计算出来的刚性支出：所有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可以领到这些政府津贴。这是政府不可控制的花销（non-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所以也叫automatic programs或entitlement programs。
这些基金的来源是工资税（payroll taxes），这与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是分开的。这些税不是从政府总税收中分出来的，而是“专款（转税）专用”（ear－marked tax）。每年工资税的数额庞大。2008财政年，工资税占GDP的6.3%；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是GDP的8.1%，企业所得税是GDP的2.1%。
工资税是从工作人群中收上来的税，用于发给老年人退休金。目前，收入仍然大于支出，2007年多出1793亿美元。每年多出的钱积累在“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到2007年底，这个基金的总资产是20236亿美元。但实际上这个基金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会计上的说法（accounting device），不是一个真正的买卖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基金。这些钱与政府的其他税收一起形成政府的总预算（unified budget）。
退休金的四种形式
退休金有四种可能的设计形式：一是以投资为基础（investment based），真正地买卖股票和债券；二是采用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即在年轻人身上收来钱，花在老年人身上；三是“固定受益”类型（defined benefit），即退休者可以领到固定的退休金；四是“固定供款”类型（defined contribution），即每期存入固定金额到退休金账户。
四种形式混合，就有了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受益类，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供款类，现收现付制的固定受益类，和现收现付制的固定供款类。
以前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受益”类，管理投资的风险由企业承担，无论投资效果如何，职工的退休金是固定的。现在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供款”类，职工每年每月向退休金的存入是固定的，而退休以后的收入是不确定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
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公司最后一年工资的2％乘以在这个公司的工龄。如果一个人总换工作，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不适合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劳动力市场。
固定受益类与固定供款类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中，个人的存入与退休后的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透明，没有明确的关系。而固定供款类的退休金则有明确的存入和收益关系，因此更加鼓励人们储蓄。
固定受益的退休金机制使公司倾向于现在少付工资，多承诺以后的退休待遇。越是经济实力差的公司，就越是这样。如果公司破产了，它承诺的退休金怎么办呢？所以，美国还有一个国家主办的退休金保险公司（Pension Benefits Guarantee Corporation）。每个公司都要向这个保险公司上税，这个公司随即担保员工的退休金。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属于现收现付、固定受益类型的基金。每年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和政府的其他税收
合并到一起了。即使如此，社会保障基金仍然能有年均3％的真实增长（real return）。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美国的人口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是1％，真实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是2％，所以即使工资税的税率不变，社会保障基金也会平均每年增长3％。
OASDI的税率一直在升高，从1980年的8％到1990年以后的12.4％。再加上医疗保险（hospital insurance，这是Medicare的第一部分）的税率2.9%，工资税的总共税率是15.3%。
为什么有社保基金？
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呢？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很小，只有在企业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或其他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政府才会介入进来。
当时，没有每年真实回报率是3％的长期投资产品。1997年以后，人们可以通过买“保护通胀”的长期国债（即保护投资者除通胀以外的实际收益,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或TIPS）来达到这个目的。但上世纪30年代没有这种投资渠道。
费尔德斯坦认为，罗斯福总统推出社会保障体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而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和蔼的有人情味的社会（a kind humanesociety），所以政府决定保障每个人都是老有所养的：每一个人只要到了65岁，无论收入高低，都会有一份养老金。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允许人们更加短视，甚至那些原本有责任心，为长期打算的人也会因为有社会保障基金而不精打细算为将来着想。
经济影响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是针对老年、遗属、和残疾人的保险（old age,survivor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对所有10.2万美元以下的工资收入征收12.4%的工资税：其中包括1.8%的残疾人保险。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12.4%的税，各付6.2%。
2007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是40307美元。退休以后可以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即他的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是退休前工资的42％。高收入90737美元的人可以收到26220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29％。低收入18138美元的人可以收到10224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56％。
每人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平均月收入（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或AIME）的公式算出来的。每人至少工作40个季度，也就是总共工作10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
表面上看，社保基金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redistribution），也就是高收入的人在弥补低收入人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高收入的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晚，上缴工资税的时间晚，缴税的年数比低收入的人少。而且，高收入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收入人的平均寿命要长，65岁以后享受社保基金福利待遇的年数要长。
高收入者的配偶，一般来说是妻子（也可以是丈夫），工作多年65岁退休以后，可以选择她自己的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基础保险金额），也可以选择领取她丈夫的PIA的50％，但不能两者兼有，因为社保的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退休后的最低生活水准，而不是使你富有。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里丈夫的年收入是妻子年收入的很多倍，丈夫PIA的50％也比妻子自己挣的PIA要多，所以她会选择丈夫PIA的50％。这个待遇和她本人从不参加工作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妻子如果从领取社保基金的角度说，她会选择不工作。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如果她活得比她丈夫长，她可以领取她丈夫100％的PIA。如果丈夫比妻子活得长，他可以从妻子的PIA和他自己的PIA当中选择最高的。
如果有人选择62岁退休，提前3年，那么他领取的PIA，就比他如果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少。如果有人选择在65岁到72岁之间退休，那么他的PIA每年仍然增长。如果有人72岁还没有退休，他的PIA不再增长。社保基金不鼓励人们在72岁后继续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力的供给有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说，它对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人群，体制如何的设计会很有影响力，比如，那些已婚妇女、濒临退休年龄的人、那些进入青春期但还没有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保基金很“奇怪”，因为它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除非丈夫的收入很低，妻子不得不工作。而且，社保基金的存在减少了储蓄的必要性，取代了一部分储蓄。
为什么储蓄对整体经济来说很重要呢？在费尔德斯坦的思维框架下，只有年轻人的储蓄（savings）大于老年人的支出（dissavings），富余的部分用于有效的投资，一个经济体才能增长，否则经济就不能增长。
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曾经撰文，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思维框架。首先这种思维框架是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上的（closed economy），不适合今天的开放经济体系。
在开放经济体系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支出，还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描述同一个现象的另一种说法（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是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使得这个国家的投资不受低储蓄的影响，经济继续增长。
其次，库珀教授认为，21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17世纪和18世纪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其说是储蓄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不如说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一个激励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制。如果他的世界观更确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不是提高储蓄，而是维护好这个机制和那些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的理由，包括产权明晰、法律健全、市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等等。
目前，由借贷过剩，金融衍生品复杂混乱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否说明库珀教授的见解不再成立了呢？
五十八、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下）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应对之道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1950年，16.5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现在，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30年以后，两个工作的人就必须养一个退休的人。
如果现行的法律不变，即老年人的福利不减少，工作人群交纳的工资税税率不增加，美国社会退休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总资产预计在2017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八年以后，社保基金的支出会大于收入，使总资产逐年减少。预计在2041年，社保基金总资产会成为负数。届时，政府只能用其他税收填补这个无底洞，加剧财政赤字。
现在是三人养一人，每个人的工资税是12.4%，如果将来两个人养一人，相应地每个人就要上缴19.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税率要增长58％(＝(19.6％－12.4％）/12.4％），引起巨大的福利损失。让工作的人多缴税，加重他们的负担不得人心。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大，越低效。
减少老年人退休金也不得人心，哪一波人赶上了，哪一波人倒霉，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社会公德。目前，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的中间值（median）是每年1.8万美元。如果减少三分之一，就变成了1.2万美元。每个月1000美元的养老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质量吗？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秘的做法。一个是取消“通胀代数”(index
ed to inflation)。目前，社会退休金随每年的通胀而自动增长。如果停止随通胀增长而自动增长，虽然退休金数目不减少，但真实退休福利减少了。这种做法和减少退休金一样不得人心，不可行。
另一个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以前，凡是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受社保福利，现在不行了。只有那些出生在1937年和1937年以前的人可以如此，以后每晚一年出生的人就要多工作两个月，才能享受这个待遇。例如你出生于1940年，你要到65岁零个6月才有资格；出生在1943年到1954年的人要到66岁才有资格。所有出生在1960年和这之后的人都要工作到67岁才有资格享受社会退休金。
经济学家普遍支持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社保基金的长期萎缩趋势。但是几乎每次社会普查都显示，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办法，也许是大多数人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有意思的工作，都希望早退休，早享受晚年。国会也只能悄悄地缓慢地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国会还能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吗？谁也不知道。
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迫在眉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以后的选择更加困难，负面影响更大。如何既不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又不取消退休金随通胀而增长的规定，又不减少退休人员社会福利，又不增加年轻人的税务负担，还能保障社会退休保障基金不进入负数，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社保基金的出路
费尔德斯坦和他的学生Andrew Samwick（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系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在2002年的《税收政策和经济》(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共同发表论文《社会保障改革的可能途径》（“Potential Paths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现收现付制的社会退休保障基金长期每年平均真实回报率是3％，投资性质的基金长期平均每年真实回报率是6%－7%。费尔德斯坦的基本思路是把社会保障基金转变成真正投资性质的基金，通过高回报率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题。他和Samwick合写的论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设置社保基金的转变过程；2）长期投资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他们的建议是，每年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的来源，即12.4%的工资税中拿出1.5%，另外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中再拿出1.5％，这样每个人就有3％的工资用于真正的投资（investment- based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享受资本市场长期每年的平均回报率6％。其中60％的资金投资于代表整个股市的股指基金（例如，S&P500或Russell5000），40％投资于债券。
虽然，社会退休保障基金每年的流入就剩下10.9%（＝12.4%-1.5%），但流出也在减少，因为退休人员享有的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发出来的退休金也在减少，缺少的部分由个人退休投资账户补上。经过演算，90％以上的可能性，退休人员的总收入（社保基金加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都比不改革社保基金要强。但是有小于10％的几率，股市长期低迷不振，退休人员的总收入不如社保基金保持现状发出的钱多。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了，怎么办呢？
一种解决办法是由政府保底：如果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的收入小于一定的限度，政府出资保障最低生活水准。但是这种办法很难通过国会，政府不愿意为任何风险投资承担任何义务。另一种办法是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收入最高的时候的利润，例如有10％的可能性股市的年均回报率是15％甚至更高，留出一部分以弥补股市低迷时收入的短缺。这样做需要更加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机制设计。
有学生问，如果五年以前，小布什政府采纳了费尔德斯坦的建议，实施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现在正赶上70年不遇的经济衰退，那些退休人员会从他的建议中得到好处还是损失呢？费尔德斯坦称赞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他的解答仍然回到他对股市长期回报率的几率分析。他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办法是成立的，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发生几率很小的事件。
失业金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最后概述了失业保险的运作和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的失业保险是“联邦政府搭台，州政府唱戏”。联邦政府出台总体性框架，州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例如，失业金的上限各个州的区别很大。路易斯安那州的上限是每人每周不超过300美元，而马萨诸塞州的上限是900美元。如果有孩子和配偶，失业金的上限和计算公式更加复杂，州与州的区别也更大。
美国目前（4月8日以前的数据）有1160万人失业，但只有540万人领取失业金。领取失业金是有条件的。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没有资格；主动辞职的人没有资格；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又重新找工作的人没有资格（例如，因生孩子，带孩子辞职，孩子大了以后又想工作的妇女）等等。
任何保险都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它的好处是在坏事情发生的情况下给买保险的人提供经济保障（protection effect）。而且失业保险是经济周期的“自动平衡器”（ automatic stabilizer）之一。当经济衰退时，国家失业金支出自然增加。失业金与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关系（not mean tested），而是与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失业）有关系（event tested）。当经济过热时，失业率很低，国家失业金的支出自然减少。
有保险的坏处是扭曲了纯粹的市场行为（distortion effect）。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这种扭曲。
一种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有保险而过分消费。例如，因为有医疗保险，人们可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感冒咳嗽也可以是看医生的理由。同样，如果有失业保险，人们可以不那么担心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也可以不那么努力找下一份工作；即使找到工作，还可以挑三拣四，不满意。
费尔德斯坦计算，一个每周毛收入500美元的人如果被解雇，可以收到相当于他失去工作以前70％的税后收入，那么他对下一个工作就可以比较挑剔，稍微不满意还可以再等。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Katz的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在失业后26周左右突然找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失业金最多只能持续26周。失业保险的存在还可以使人们放心大胆地消费，不必为失业那天预备足够的储蓄。这与费尔德斯坦一贯反对过度消费，主张增加储蓄的
扭曲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什么样的人最愿意买保险呢？那些最容易被解雇的人，或身体最不好的人。这种问题在医疗保险中尤其明显。在失业保险中，那些雇佣打季节工的单位，例如，建筑队最喜欢买失业保险。他们在不忙的季节，解雇员工，让他们依靠国家的失业金生活；在繁忙的季节再把他们雇回来（单位付这些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工资，因为劳工成本的一部分由社会承担了）。
保险提供的保障越多，对市场的扭曲就越大（一次微分为正），而且是递增的（二次微分也是正）。那么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多少保险才是最佳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般来说，保守派更相信市场，倾向保障越小越好；自由派更看重市场的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相信失业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才失业的（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所以倾向保障的覆盖面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
费尔德斯坦的政见明显属于前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提出，对失业金也要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一半征税。他还主张减少失业金的标准，使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更加严格。这些都是减少市场扭曲的办法。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工作经验的年限，规定原工资高于一定水平的人不符合条件（mean tested），还可以规定，失业的前一周或两周没有失业金，第三周以后才能领取失业金，这就会迫使人们储蓄。
最后他说，在选择策略时应该谨慎，尽量选择改变那些提供保障效应小、市场扭曲效应大的政策，而不是保障效应大、市场扭曲效应小的政策，那样会得不偿失。
高级公共财政的课程会比较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五十九、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上）
美国制造业就业不断萎缩，普通人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却迅速发展，这是不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对美国是否有利？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知名专家，兼任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他出生于南非，1971年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197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99年到2001年，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
听得出来，劳伦斯的英语不是纯正的美国口音，但他和许多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出口成章，逻辑丝丝入扣，内容直指当前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劳伦斯从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和制造业就业萎缩开始讲起。许多人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因于自由贸易。
制造业就业在2000年以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在2000年以后却直线下降，从173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10万人，减少了320万人。
同期，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迅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上升到了2006年的6%。此后，由于经济危机，储蓄增加，经常项目赤字减少，估计2009年会低于3%。
此外，美国的真实GDP连年增长，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come）却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5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国际贸易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吗？大多数人在各种普查中都认为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却一再坚持国际贸易利大于弊。
早在19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奠定了“交换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没有两个人（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交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使双方更加富裕。
而且，在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越不相同，交换所得出的利益就越大。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里，没有强迫，只有互利。
但是，“比较优势”的理论经常被政治家忽略。今年5月初，奥巴马政府在与克莱斯勒（Chrysler）的债权人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后，未能达成协议，克莱斯勒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奥巴马恨铁不成钢，说“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
这句话违背了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被经济学家在报纸上大加谴责：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强，我们在其他方面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当然，这种想法带有经济学家思维的死板和教条，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想的，更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状况越不相同，就
越有理由和动力进行贸易交换。但是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比较优势类似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比，更加活跃，数量更大，频率更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跨国境的贸易交换可以更好地发掘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好处，增强竞争，促进创新，提高消费者在类似产品中的选择余地（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丰田汽车也可以选择福特汽车）。2008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尤其突出。
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贸易壁垒，尤其是人为提高价格的关税和配额。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严肃而冷峻的挑战：贸易好处在逐渐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贸易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开放经济通过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束缚了一个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的效力；校正“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逐渐侵蚀国家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的经济发展对本国是否有利？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论述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的影响。萨谬尔森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他根据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在我们的强项方面（我们的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export-biased productivity catchup），那么互补互利的贸易就会变成头顶头的竞争（head-to-head competition），侵蚀我们的相对优势。
萨默斯也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2008年4月27日）说，我们承认贸易壁垒对经济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对我们有好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及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影响：（1）它对我们的出口商有好处——贸易伙伴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2）它也更有能力挑战我们的出口产品和相对优势。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更大还很难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组织的世纪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这些国际构架就要被重新考虑。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明美国除石油外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好，说明他们仍然处在开放贸易的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的人均生产效率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即使保持目前的良好势头，也需要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条件，进入开放贸易的第二阶段。
六十、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下）
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面对制造业的萎缩，为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与政治家截然不同？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
直接说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理论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ory of the Stolper - Samuelson Effect）。这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
如果一个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对于高技能员工（skilled labor）或资本拥有者来说是好消息，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坏消息。反之，如果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好消息，对高技能员工或资本拥有者是坏消息。
现在，高科技产品相对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在降低，按照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高技能员工的相对工资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但这与数据不符。经济学家们于是想出了另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时代对技术需求很大，进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而且，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技术民众带进了市场，使得高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更加奇缺。这就解释了由于技能或教育的差异（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
业生工资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异（skill premium）越来越大的现象。
跨国的自由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收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现象推波助澜了呢？1997年，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通过研究1980年到1995年的数据，认为贸易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很小，只有20％。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7年公开声明，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最新的数据，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大很多。
但是劳伦斯整理的最新数据和图表显示，美国的白领阶层的工资和蓝领阶层的工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没有什么变化，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与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的工资比例也没有上升的趋势。那又如何解释克鲁格曼的立场呢？
一种可能是，克鲁格曼的主张是对的，但由于数据采集和计算过程的一些特殊性，收入比例变化的程度显得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进口产品其实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并不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产品形成竞争，限制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增长；按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抑制了高技术人员或高学历人员的工资上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进口的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美国本土已经不生产了。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原来有很多纺织品厂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被无数资产管理企业、生物化学等高技术企业取而代之。所以美国消费者在享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同时，美国的生产者不受影响。
从2000年到2007年，制造业减少320万份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制造品的进口猛增和出口减少，还有内需减少，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其中贸易的影响很难精确地度量。
开放贸易使美国购买的物品更加便宜，对美国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贸易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进口产品取代美国产品，工厂关门，失业的工人大有人在。经济学家不反对贸易导致的“就业移动”（dislocation）和收入不均衡的程度上升，他们只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还不能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他们普遍主张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补偿那些因贸易受损失的个人，包括对他们进行工作再培训，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适应新的工作。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处方
有数据表明，从2007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下滑的速度比20世纪30年代还要快。经济学家强调，在贸易的好处（benefits from trade)减少、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不但不应该重建贸易壁垒，而是应该更加开放，寻找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刺激。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消瘦，没有力气和食欲，他自然的反应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你必须起来锻炼身体，这样才可以增加食欲，增加力气，打破恶性循环。
从逻辑上说，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疏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相比之下，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现在美国经济衰退，要求奥巴马政府把就业留在国内的呼声比比皆是。2008年12月的美国《商务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吗？”（Can Obama Keep the Jobs at Home?）。封面上画的是一个手提的浇水壶，里面的水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流到不同的杯子里。这幅画形象地表达了开放经济学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影响。
当奥巴马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反弹，它当然希望将78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都用于刺激国内的经济。但这不可能，因为美国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浮动的汇率，财政刺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美元升值，打击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反弹的速度和规模。这对出口美国的国家有利，就像那个浇水壶的水从不同位置漏到了不同杯子里一样，减少了财政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就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这是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学中的丰富和发展）所描述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再游说其他主要国家，联手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是“有难同当”，互利互惠。
大难临头，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还能想到别人呢？更不用说为别人着想了。5月初在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之后，奥巴马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买一辆汽车，我希望你能买一辆美国汽车（American car）。”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词，随即就成了经济学家攻击的靶子。
什么叫“美国汽车”？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现在的汽车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汽车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倒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程度不够，它没有像其他汽车公司那样，大举进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而言，IBM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是海外收入。他们称赞那些驻扎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奥巴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聪颖过人，不可能不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他的智囊团里人才济济。但是面对已经和即将被汽车公司解雇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让一个瘦弱的病人从床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增加食欲和体力。
贸易协议的功能及范畴
贸易是相互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协议也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你不减少壁垒，我也不减少壁垒，最后我们双方都不能达到更理想的福利水平——这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大国间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因为大国的买卖会直接影响市场价格。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许多政治原因使贸易协议必不可少。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同样产品的生产者造成威胁。消费者的好处很分散，他们不会为某一个产品的进口而联合起来游说国会。而受威胁的生产者非常集中，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动力去联合起来，游说国会。劳伦斯强调，在美国真正主宰贸易政策的是国会，不是总统及其执行机构。
在国会，生产者利益的代言人没有竞争对手，不是就成了“一言堂”了吗？所以他们的利益必须通过贸易协议，由其他国家生产者的利益来平衡和制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协议主要是针对非农业产品，围绕削减关税和配额、不区别对待（non-discrimination）、争取国民待遇而展开的。后来，贸易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大，包括高科技产品、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等，贸易谈判的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入。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要求政府行为和国家法律跨国界的可比性和统一性。政府的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和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反垄断法、卫生标准、技术标准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统统包括在内。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不一样，企业之间跨国境的竞争就会被视为“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竞技场（level playing field）。
这样，国际贸易谈判自然而然地由“浅度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发展到“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触及国家主权的范畴。人们开始反思：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到底应不应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一种想法是世界大同，所有劳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利益都应该保护。同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问题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说辞。
在理解国际贸易谈判内容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各个国家的国情，因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呼声往往反映了国内的政治需求。例如，美国一些州禁止工会的存在，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就游说国会，要求把劳工标准加入贸易谈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同样的效力，一旦美国签署包括劳工标准的国际条约，那些禁止工会的州就会不得不服从国际条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劳伦斯没有时间讨论区域性自由贸易条约与国际贸易条约的关系，只能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择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讲的一学期的国际贸易课程。
六十一、 美国应该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考虑与其他各国的协调，他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4月10日，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热门话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2001年的每桶30美元涨到2004年的45美元，再到2007年70美元，到2008年已涨至134美元。2008年，有13个成员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石油上赚到的收入超过了1万亿美元。不过，今年4月，油价又回落到每桶大约50美元。
油价大起大落是否是因为投机商在作怪?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投机不是造成石油价格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在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渐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随之提高，石油价格逐渐上升是正常的。在这个长期趋势之中，短期的价格浮动在所难免，即使没有那些投机商，石油价格也会像玉米价格一样摇摆不定。
石油价格难以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寻吗？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变化的幅度很大，这是因为人们对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供给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即使对当下供给没有什么影响，也会影响对供给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大起大落。OPEC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价格，还可以利用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来影响价格。只要其中某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一两句他们今后的打算，就会影响市场。
石油与玉米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油可以储藏，而玉米如果不被消费就会被浪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大量石油的人，你是应该现在开采
石油，随即卖出，还是现在不开采，储存起来，等以后价格更高的时候再卖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是第一个理解这方面关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储藏成本和其他成本忽略不计，如果预计今后某一时期的价格，例如五年以后的价格，高于现在的价格乘以[1＋r（一年利率）]的5次方，那么他就应该储蓄石油，等以后价格高了再卖。相反，如果今后预期的价格低于这个乘积，那么他就应该现在开采出来，现在就卖。
这说明石油市场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很大（very forward looking）。从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由于人们预计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对能源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石油价格增长了1倍以上，石油需求随即减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随即减少供给，寻求新的供需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供求关系没有改变，市场消息或谣言也会籍由影响市场预期而影响油价。
在实际生活中，石油输出国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的思路更不能一概而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和伊朗都是生产石油的主要国家，他们每天的石油产量分别是1100万桶、1000万桶、800万桶和400万桶。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政府经常急等钱用，不能通过减小产能来刺激石油价格，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非常富有，他们可以通过减小产量来提高价格。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衰退，石油需求减少，价格锐减，海湾国家也不能把产量减少的太多，所以油价今后的走势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美国可能源独立吗？
石油价格在5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2.5％。当石油在14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7.5%。美国消费石油的一半来源于进口。2007年美国进口石油33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47％的贸易赤字（7080亿美元）。所以美国进口和贸易赤字的数额受石油价格影响很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就主张能源独立，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从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进口石油，自己的钱通过那些国有石油公司被用于支持自己不喜欢的政府。30多年过去了，能源独立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
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考虑，这样才能更加行之有效：世界范围的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缓解大气变暖，这些都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协调，包括增加能源供给，减少能源需求等各方面政策。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资源、能源需求各不相同，协调国家间的政策需要把这些不同先天条件考虑进去。例如，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子上的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石油用于汽油、运输和运输相关的行业。只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是用于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非运输方面。而其他国家的石油主要是用于供暖和发电。
所以因地制宜的政策应该是：美国着重于减少汽油的使用和需求，而其他国家应该尽量促使从石油到水力，核能等清洁能源的转化。美国有各种鼓励开采石油的政策，例如税收政策中有折旧率计算的优惠，这样的政策也应该被其他国家呼应。美国的确有未被开采的区域，例如加州的海湾和联邦政府在阿拉斯加州拥有的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是否可以被开采不是执政的政府能决定的，更大的权力在国会。各方面利益的代言人是在国会展开博弈的。以前小布什总统主张开采这些地区，但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所以无济于事。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供给都来源于国有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英国石油（BP）是特例。这些国有石油公司只有增大投入才能起到增加供给、抑制价格的作用。显而易见，费尔德斯坦的政策立场是从石油进口国的角度出发的，始终围绕着提高供给和抑制价格的中心思想。
影响石油价格的供求因素
费尔德斯坦说，石油价格受未来预期影响很大，这也可以看作是好事情，因为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石油现在的价格。虽然改变行为方式，节省能源，开采新油田，研发推广新能源都需要很多年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但是提倡并鼓励这些变化可以立即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变化。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议事日程之中的碳排放许可和碳交易系统会间接提高人们使用能源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需求。在1973－1974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后（Arab oil embargo），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节约能源法》（Energy Policy Conservation Act）。其中第五条对汽车用油效率提出明确的要求，即CAFE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虽然CAFE标准只包括重量在8500磅以下的车辆，不包括重型卡车和运动型跑车（SUV），降低能源需求的效果有限，这些政策的方向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是正确的。
美国从1975年建立的石油战略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大约是7亿多桶，如果美国每天消耗石油2100万桶，大约可以坚持30多天。虽然SPR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石油储备，费尔德斯坦说这并不是“价格稳定器”（ price stabilizer），只能在类似于台风袭击盛产石油陆面等一次性、临时性的打击时有疏解供给紧张的作用。石油是一个全球资源（global commodity），有全球市场，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微乎其微。虽然美国是一个主要耗油国家，但在石油市场上没有决定性作用。
费尔德斯坦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当世界上石油供给因为恐怖主义，或自然灾害，或某个国家的挑衅，而临时中断或巨减时，石油进口国应该联合起来，分享各自的石油储备，共渡难关。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就是要为成员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能源援助和资金支持。IEA为缓解国际能源危机有重要贡献。费尔德斯坦认为类似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应该在更广义的层面展开。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征收每加仑18美分的汽油税，欧洲的汽油税远远高于美国，那里的汽油价格几乎是美国的2倍。美国选民普遍反对增加汽油税，但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增加汽油税有很多好处，包括鼓励人们使用公交车，减少交通堵塞，减少大气污染等等。
费尔德斯坦对增加税收一贯敏感和小心。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增加汽油税的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使联邦政府总税收不变（revenue neutral）。这样美国人在享有汽油税所有的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造成的福利损失。
六十二、 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学
美国面临的威胁可归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增加国防经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总是被经济学家忽略，所以，他特意在4月13日安排一堂课集中讲这个问题。
美国面临的威胁
费尔德斯坦首先把美国面临的威胁归纳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然后他列数各个国家的情况。
俄罗斯是美国的老对手了。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完全无法追赶美国，但它仍然拥有洲际导弹，是个强大的对手（formidable adversary），必要时它可以出卖核武器来募集资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美国“危险地裸露”（dangerously unprotected）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
俄罗斯还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石油不同，俄罗斯通过地下管道向西欧输出天然气。当它对某一个欧洲国家不满时，它可以用“断气”相要挟。
下一个大国就是中国。费尔德斯坦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我们的威胁。”但可以看出，他心存芥蒂。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复杂的高级武器，还有自己的卫星。毫无疑问，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也是主要经济大国。中国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势力。
虽然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其总体经济大小有关（总体GDP），而不是人均GDP。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就一定会有冲突，但他说，美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防患于未然。他认为台湾海峡虽然存在危险，但两岸真正发生武装冲突，把美国拖下水的可能性不大。
伊朗一直有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想法。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高浓度铀、发射核弹头的导弹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伊朗目前的技术是大约60年前的老技术。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直接威胁到周围盛产石油的富饶的海湾国家，影响来自中东的石油供给。
朝鲜很小，很穷，但可以发射导弹威胁到日本，还可以把弹药卖给其他国家或组织。巴基斯坦也是核武器国家，虽然现在是美国的盟友，但政府很不稳定。一旦现政府垮台，核武器材料就有可能会落到反对派或其他恐怖分子手中。
那些类似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都对美国虎视眈眈。这个问题在英国更加严重，因为那里有很多第二代移民，恐怖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美国在不同程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些被边缘化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会不会加入那些恐怖组织，然后手持美国护照，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国境呢？
费尔德斯坦显得忧心忡忡。恐怖分子对石油海运的交通要道形成威胁，例如马六甲海峡、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土耳其的博斯普鲁士海峡和也门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运输业和化工业都需要大量石油，依靠石油进口。即使美国今后通过各种途径减少石油进口，美国经济仍然会对石油价格非常敏感。
美国需要进口石油和其他许多产品，任何关闭港口的行为或任何港口遭到袭击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自身利益。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是
否会携带危险武器呢？是否会袭击美国的港口呢？这些都是问题。
21世纪的另一个棘手难题就是网络恐怖主义。这其中需要高科技知识和技能，而美国对这方面的挑战理解得最少，最没有把握。对供电系统、交通系统、城市排泄系统和其他工业和军事系统的任何袭击和间谍活动，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本土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任何战争，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永远安全。
经济学的贡献
对这些潜在的威胁，经济学可以有哪些贡献呢？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把博弈论（Game Theory）运用到国际安全领域，发现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俄罗斯有核武器，美国有核武器，如何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呢？
谢林说，美国应该向俄国人展示，美国有还击核袭击的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不是向敌人泄漏国家机密吗？其实不然，让敌人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实力会阻止敌人冒昧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会让他们三思而后行。所以转变不稳定局势的“技巧”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经济学家还可以帮助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发表论文，说明贫穷不是造成自杀式炸弹（suicide bomber）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把扶贫政策与反恐政策联系起来。当然他的文章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会从事恐怖活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和理解。
从事恐怖主义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石油价格高涨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美国认为，如果石油价格是50美元一桶，伊朗就很难有富余的钱支持恐怖主义，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伊朗和朝鲜采取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是对付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办法。费尔德斯坦说，尽管朝鲜的民众非常贫穷，没有能力消费，朝鲜的高级官员是离不开享受高级奢侈品的。
最后，费尔德斯坦提出增长并优化（optimizing）国防花销的政见。美国国防部的花销与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大得惊人,所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要美国五角大楼的花销减少一半，联邦政府的许多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质量、公共设施等都会减轻很多。
费尔德斯坦代表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当时GDP的9％；里根政府在冷战期间的国防预算是GDP的6％；现在美国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面临以上描述的各种威胁，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仅仅是GDP的4％，比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还小。
现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你会问，“要增加国防预算，钱从哪儿来？”费尔德斯坦的答案是减少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2008年12月24日他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增加国防花销会是极好的经济刺激”（Defense Spending Would Be Great Stimulus）的评论文章。当时奥巴马政府即将上台，他的智囊们正在酝酿财政刺激计划。
费尔德斯坦建议，政府至少应该把财政刺激计划的10％花在增加军需储备――尤其是那些军民两用的设备，培养军事人才（包括翻译，语言人才），扩招军人等方面。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用掉了很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储备，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现在是弥补这些军需空缺的最好时机，因为总体经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正好利用一下这些产能，创造就业。
政府主导花钱的一个问题就是浪费，因为把钱花在哪里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决定的，与资本主义主张的“草根经济”相反。费尔德斯坦说，把钱花在军事方面，可以肯定不会浪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在开放经济环境里，政府主导花钱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进口（美国买外国的产品）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人在外国投资）流入外国，刺激外国的经济。费尔德斯坦在文章中特地加了一句，“把钱花在生产军需设备上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厂家都是美国公司，雇佣美国员工。”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财政刺激的钱不会外流。
六十三、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上）
商品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其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他的年龄和资历意味着，他对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开拓知识前沿（knowledge frontier)的领军人之一。他对美国主要经济学期刊里的论文如数家珍，对其论点、论据、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分析得简捷清晰，让学生大开眼界。
费尔德斯坦曾经在一堂课中顺口提到，一个好的论文不是从熟悉一大堆文献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好的题目开始的。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好题目呢？他没有回答，但可以想象，只有多读、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能打开视野和心胸，才能找到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题目。
柴提的任务是让大学本科主修经济的学生，在不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领略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蜻蜓点水”，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向学生展示了什么样的研究是新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术论文不是堆砌数据、故弄玄虚的“空中
楼阁”，而是有迫切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的。一个具体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
柴提的第一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清晰程度和税收的关系（salience and taxation）；第二堂课是关于谁在真正承担税收（tax incidence）；最后两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of tax policies）。谁承担税收是一个分配方面的问题（distributional issue）；而税收的效率是关于“饼的大小”的问题（size of the pie）。
税收与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和理解力（salience and taxation）
在公共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假设，人们对自己付的税率和总赋税非常了解，并根据所有的完全的信息决定最佳行为（perfect knowledge and optimization）。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边际税率；即使知道，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不考虑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付多少税。
经济学家于是研究消费者不注意消费税（sales tax）对消费和税收的影响，并拓宽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他们到卖日用品的商店里实地测试商品价格牌子是否把消费税清晰地单列出来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价格的变化和税率的变化是一样的：无论是价格提高5％还是税率提高5％，他只关心最终总的价格。但研究表明，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后者使消费者在选择是否把这个日用品放在篮子里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5％的消费税，从而减少了这个东西的销量。研究者在试验中选择各种梳头发的梳子和类似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他们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弹性大。试验证明，如果消费税不清晰地向消费者展示出来，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系数（elasticity）和对消费税的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税不敏感。这意味着，消费者会承担这个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生产者几乎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把这个税转嫁给了消费者（complete pass through）。
柴提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新的系数——需求的税弹性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从而修改了计算价格变化和税变化的关系公式，丰富了传统的税收理论，使其变成他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发现说出来以后，似乎显而易见，人之常情，但许多发现——包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大量数据、复杂模型推导的背后，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实质。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言人所不能言——把人人都感觉得到，却不注意或注意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柴提的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政府想对电话公司巨头AT&T征税，但不希望AT&T把这个税完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根据柴提的理论，政府应该要求AT&T把这个税放在账单的显著位置，确保消费者心知肚明。这样AT&T不可能在不影响自己销售量的情况下完全把税转移给消费者。再比如，美国对烟酒征收的特殊税（exercise tax）更直截了当，干脆把这个税含在价格之中了，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可能忽略这个税，所以这个税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者不可能把这个税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柴提的发现还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税收政策中。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与目标人群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不喜欢低收入人群不工作，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过活，于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EITC），鼓励他们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扩展了EITC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2000万家庭，低收入家庭年终以退税的形式最多收到5000美元/年补贴，每年消耗联邦政府财政500亿美元。已有文献表明，EITC对低收入人群是否参加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对工作多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75％的低收入人群听说过EITC这个项目，他们知道工作越多，年终退税就会越多，但是小于5％的人知道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具体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开始，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上升，然后在一定区间内保持不变，最后在这个区间以外，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下降。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的区间，都随每个人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柴提于2009年写的文章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中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关系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可能鼓励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劳动收入越多。这两个经济学家得到研究经费，鼓励当地税务局的1461名工作人员，对4.3万个符合EITC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根据每个家庭各自的情况，一对一地讲解退税和工作的关系。如果讲解两分钟以上，他们会收到5美元的现金奖励。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理解得越好，工作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就越少，政策的效果越好。
提高对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杀富济贫”的tax transfer），或改变他们的工作动力(incentive)，从政府税收的角度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但让贫困人群更好地理解、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扶贫政策的成本，即说服教育工作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宣传、解释、教育的工作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
六十四、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中）
政府要削减汽油税，确实是消费者得到实惠吗？政府给穷人发放食品券，穷人能切实得到好处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本文中，柴提主要讲税收由谁负担的问题。
比如，政府征收汽油税，究竟是生产者负担的多，还是消费者负担的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政策有直接影响。
2008年夏，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40美元，汽油价格随之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多。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Kain）主张短期取消汽油税以减少消费者负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反对，说这种做法于事无补；麦凯恩反唇相讥，说奥巴马是精英集团的代表，不能体会普通百姓生活的疾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谁对谁错呢？问题取决于供给的价格弹性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到底是多少，谁高谁低。价格弹性系数在理论上很容易定义，但实际计算起来很难。
两名经济学家（Doyle和Sampatharank）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2000年，印第安纳州(Indiana)和伊利诺伊州（Illinois）分别取消汽油税四个月和六个月，他们将此作为“天然试验”，分析价格和销售量的前后变化，从而推算出价格弹性系数。
他们发现汽油税每增长10分钱，消费者要承担7分钱。也就是说，如果取消汽油税，消费者得到70％的好处，类似艾克森.美孚那样的石
油巨头得到30％的好处。
他们还发现，这两个州边境地区的汽油需求的价格弹性比州中心地区的价格弹性大。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如果住在边境地区，人们可以根据价格不同到旁边的州去买汽油。住在州中心地区的人们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发现扩展到全国范围，暂时取消汽油税主要帮助的还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谁享受食品券的好处
在分析美国对低收入人群的食物补贴到底是对食品店的好处多还是对穷人的好处多时，同样可以运用上述思想。
美国政府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例如，每月1日，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那么在穷人集中的地区的食品店就会发现每个月初有很多人用食品券购买大量食品。食品店会不会因为需求的猛增而乘机提高食品价格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大量食品补贴的主要收益者是食品店，而不是穷人。
两位经济学家（Hastings和Washington）在2008年发表论文，把食品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与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进行比较，然后把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他们把穷人相对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和穷人不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分开来看。
他们发现，当穷人领到食品券时，需求增加30％，但食品价格仅仅增加3％；食品价格的增长不均匀，那些穷人买的比较多的，可以储藏的食品，例如，各种豆子、大米和罐头类食品的价格增长稍微大一些。这说明绝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因为发放食品券而提高价格，所以穷人真正享受到了食品券的绝大部分好处，食品店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收入人口的分布。即使在穷人相对集中的地区，穷人的比例也仅仅占20％－30％。食品店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需求突然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价格，因为那样只会把多数消费者赶到其他商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食品店不能像航空公司那样根据客户群不同的特征（商务旅行、休闲旅行等等），卖不同的价格(price discrimination)。
相比之下，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EITC（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劳动所得退税制）项目对厂家的好处要多一些，对穷人的好处要少一些。试想，什么样的人会给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打工呢？他们几乎都是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机会少，选择余地小的人群。在没有EITC的情况下，沃尔玛可能会付给员工每小时10美元。EITC通过给这些人减少税收，给这些人每小时补助4块钱，目的是要他们多工作，少吃国家老保。但是员工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每小时14块钱，而很可能是12块钱，或11块钱，甚至更少。国家补助的4块钱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厂家减少的工资；厂家有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
由增加或减少税收而引起的利益再分配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衡量，因为受影响的因素太多，数据很难采集，也很难分析。例如，如果政府试图对上市的汽车公司增加税，那么到底是谁在承担这个税呢？是消费者，还是员工，还是管理层，还是股东？他们各自承担多少呢？萨默斯等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通过分析仅仅一个参数就可以等到答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政府宣布增税前后的变化。股票价格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里可以综合反映方方面面的信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只适用于分析公司税，依赖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自由浮动，不适用于个人税或其他税种。
1988年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利用这种办法分析1986年税改（theTaxReformActof1986）对不同公司的影响，并发表论文。当时他才大学本科毕业。这篇论文是基于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经济系的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进而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攻读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他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医疗领域里创建颇丰，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2009年再次进政府，是奥巴马总统医疗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1986年，里根政府降低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以前投资减税（investment tax credit）的规定，并加速了资产折旧的速度。卡特勒通过比较公司股票价格在税改前和税改后的变化，发现那些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那些有新投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这个结果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因为加速资产折旧速度对已有很多设备的公司有利（old capital）,而取消投资减税对新投资（new capital）有害。这也是1986年税改没有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卡特勒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发表以后经常被引用。
那么如果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给雇员一定的福利待遇，例如，必须给员工购买身体保险，这会对公司、工资和劳工供给有什么影响呢？萨默斯在他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给员工提供福利待遇自然增加公司的雇佣成本，自然减少公司对劳工的需求，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劳工供给会因为公司提供福利待遇而增加，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萨默斯想到了这一点，结果是在新的供需平衡点，雇佣的劳工数量（employment）很有可能和以前差不多，但工资（wage rate）肯定低于以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得到福利待遇的代价是接受低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任何惊奇。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再规定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标准高于新平衡点的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少雇人，从宏观上说就是减少了就业，伤害了劳工的利益。所以忽视经济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规定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
同样，美国在1992年出台了残疾人法（Disability Act），要求公司满足残疾员工身体的特出需求，例如，在进大门的台阶旁边要建有斜坡以方便轮椅出入；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面临严重罚款；在工资方面对残疾员工要一视同仁等等。残疾人应该为此庆幸还是为此忧虑呢？据估算，公司增加一个残疾员工的平均成本要增加1000美元。两位经济学家（Acemoglu和Angrist）在2001年发表论文评析残疾人法的效果。他们通过分析法律出台前后的残疾人就业率、工作时间、税后收入等一系列数据，发现这个法律适得其反：残疾人的就业和税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十五、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下）
什么是税收的效率？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本文主要讨论税收的效率问题，了解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税收的效率成本
税收的效率指的是由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多少，是关于整体经济这块“饼”的大小，不涉及这块“饼”是如何分配的（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issue）。一个税引起的福利损失越大就越低效。从这个基础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第一，在本身就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例如有最低工资要求，政府再征税就会更加低效。
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progressive income tax），会导致更加低效，税率越平均越好。
第三，税率在长时间内保持越均匀越好（tax smoothing over time）。根据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国家筹措资金的最佳方式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借款，把还债的压力比较均匀地分摊给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年代
的人，这样眼下的人不用勒紧腰带、牺牲太大。
但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注意税率的变化，就更不用问税率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那么以上三个结论就应该完全逆转。
已有的市场扭曲（或政府规定）并不妨碍政府再次加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注意政府对税率的调节。同理，有钱人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也不会影响整个经济“饼”（GDP）的大小，或者影响得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税率也可以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可以“两条腿走路”：增加一部分税收，再借一部分钱，因为税收（税率）的变化没有那么可怕。
这三个结论无论正着说还是反着说，都有非常严谨的数学证明，关键问题在于它们的前提不一样，而前提不一样是因为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又是因为理论家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不一样，于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测量福利损失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James Poterba——其2008年接替费尔德斯坦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 l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席——发表论文，量化了1986年税改对人们购房的影响。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直允许，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可用于抵减上税的基数（tax deductible）。美国收入最高阶层的人，也就是每年缴最高边际税率的人，对每一美元的房贷利息只需要付60美分。这种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而且只要贷款在100万美元以下，买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省税就越多；越是有钱人就越是如此。所以这个政策偏向有钱人（regressive）。
Poterba巧妙地计算了房贷利息减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他想，拥有房子的成本（user cost）就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钱和房贷利息减税之差。税率越高，房贷减税就越高，拥有房子的成本就越低，福利损失就越大。
1986年税改大幅减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了拥有房子的成本。Poterba计算出，这个政策变化使那些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买房的好处（对社会来说，就是福利损失），从1.2万美元降低到0.2万美元，但仍然不是零，所以他主张完全取消房贷减税的政策。但那些有房产的人比那些租房住的流动人口在政治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声音更大，不会支持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还有两位经济学家Marion和Muehlegger研究税收的执行力度对福利损失的影响。他们于2008年发表论文，揭示1993年执行柴油税改革的效果。美国对商业使用的柴油（例如卡车运输）征税，对家庭使用的柴油（例如取暖）免税。这种双轨制给偷税漏税创造了条件。美国政府从1993年起在家庭使用的柴油中加一种红色的燃料以示区别。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显示，这次改革减少了25％的福利损失。这说明福利损失不仅与需求价格弹性有关，而且与税收的执行力度有关。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红利税（divident tax）对福利损失有什么影响呢？用标准的一次微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出，红利税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分红多少没有任何影响，而企业所得税却会打击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福利损失。这给那些主张提高红利税的政治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企业的行为是否和理论上的预测相符呢？经济学家众说不一。Chetty在2005年与Saez合作发表论文，研究布什政府2003年把红利税从35％减少到15％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有理论创新。
通过跟踪3807家大公司的分红行为，他们发现，2003年税改以后，所有公司都大幅度增加分红，平均每年500亿美元；而且管理层拥有股份越多的，持有期权越少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越多的，公司分红就越多。
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解释是：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不完全吻合（principal-agency problem）。股东希望的是利润最大化；高管层想的是如何扩大公司规模，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坐公司的飞机到处飞，投资自己喜欢的项目。
于是Chetty和Saez设计了一个模型（Agency Model）：CEO可以把公司利润做有效投资，也可以投资在他自己喜欢但对公司基本无益的项目上（pet project），剩下的钱再分红。他的目的是，通过前两种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和虚荣心。
用标准的一次微分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分红税越高，CEO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投入越多，福利损失越大，但不影响有效投资的多少；公司所得税越高，CEO做有效投资就越小，但不影响他在自己喜欢项目上的投入。这个模型意味着，分红税和公司税一样，都会导致福利损失。
个人所得税对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是在研究福利损失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费尔德斯坦在1995年发表论文，说明所得税对两者的影响很大，但这以后的不少论文都说明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增加税率后税收反而少了。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不用那么担心。
Chetty和他的同事就此对丹麦1994年税改对丹麦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他们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次税改程度深，覆盖面广，更容易发现人们对税改的反应。他们总结到：1）研究小税率变化对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很有可能低估了税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2）工会的存在会使员工更加注重税率和税收结构的变化（salient）；他们和公司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博弈的结果反映了税率和税收结构的重要性。
虽然柴提没有深入讨论每一篇论文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及分析模型，但是他对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的一些论文的概述，让大学本科经济系的学生领略了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
六十六、 美国经济前景依然令人悲观的理由
在“美国经济政策”的最后一课上，费尔德斯坦重申了自己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他对经济的判断
5月1日是“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费尔德斯坦并没有总结这门课程的方方面面，而是重申了他在开学第一堂课就讲过的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自己对经济的判断。
目前美国经济在以6.1%的速度下滑。6.1%是根据今年一季度的GDP与去年四季度的GDP相比的变化，然后乘以4得出来的（即年率）。失业率8.5%意味着大约1300万想工作的人没有工作。费尔德斯坦认为经济还没有触底，只是下滑的加速度在减小。
这次危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人们低估风险（under pricing risks），过度借贷，高度杠杆化、证券化——分层切割打包，然后再分层，再切割，再打包，最后没有人知道包裹里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个包裹值多少钱；再加上信贷紧缩，市场流动性骤减，资产价格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财政部下面的Office of the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直管“两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联邦房管处（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FHFA），各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机构同时失守，使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经济衰退与以往不同。它不是由美联储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开始的，而是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的，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仅仅放宽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财政刺激政策才能把我们带出经济衰退。而且这次危机范围广、程度深，估计经济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有时间让财政政策发挥效用。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三重问题。第一，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急速下跌。家庭总资产（household wealth）已经蒸发了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二是由于股市巨额缩水，三分之一是由于房产贬值。第二，银行和信贷市场运转不灵。第三，房价仍然在下跌。虽然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有买有卖，但有一半是银行拍卖强制收回的房产（foreclosure），拉低了普遍房价。
奥巴马政府已经正视这三方面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但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还远远不够。今年2月，国会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大约80%的钱计划在前两年花出去，20%的钱要在两年以后逐渐花出去。第一年花出去的钱大约只有2500亿美元，而费尔德斯坦预计今年的总需求至少会下降7500亿美元，因为1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会减小大约5500亿美元的消费，建筑业大约会缩水2000亿美元。
这样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只能填补总需求空缺的三分之一，还有5000亿美元的漏洞没有着落。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把“扩大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考虑进去。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政府一次性的退税会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使美国二季度的GDP数据看起来好很多，但这不能持续，所以经济在2009年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经济会在2010年恢复。”
根据泰勒规则（Taylor Rule，大意是一国央行应根据实质GDP与未来前景，以及通膨率现况与前景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名目利率），美联储现在的基准利率应该是负的5%，但因为利率不能小于零，所以美联储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购买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credit card securities）、商业债券（commercial papers）等等来取代私营市场（private markets），提高市场流动性。美联储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迅速膨胀。
但这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理顺银行系统，活跃私营信贷市场。美国财政部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一方面对19个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检查他们
在不同程度的严峻经济大形势下资产的承受能力（5月7日的结果是十家银行需要集资7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在这中间的想法也是左右为难。如果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把“压力”加的太大（想象更坏的经济形势），把承担压力的标准定的太高，就会有太多的银行需要募集太多的资金，让银行系统显得太脆弱。那样做不仅不能稳定市场信心，反而会更加动摇市场信心。相反，如果“压力”不够大，标准不够高，所有大银行，或绝大部分银行都通过“压力测试”，那么这个检验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要拿捏分寸。
财政部治理银行的第二个办法是公私联手购买银行账面上价值5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toxic assets），使银行的资产再次“健康”起来。具体做法是“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lan，PPIP）：私人投资基金或机构与卖有毒资产的银行讨价还价，发现价格，然后自己出八分之一的钱，美国政府出八分之一的钱，四分之三是由国家担保（FDIC）的贷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避免了银行国有化和暂时不用再去国会伸手要钱。
这个计划看起来顺理成章，各方的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满足，但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首先，5000亿美元还远远不够。银行的有毒资产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其次，银行有可能不愿意卖，因为银行不想认输，不想承认自己到底输了多少钱；如果他们想要的价钱和买方的出价相差太远，他们宁肯不卖，扛着等机会，逼财政部再次让步，弥补他们的损失。
再次，这个方案仍然不能停止房价的下跌。只要房价继续下跌，就会有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动力“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foreclosure）。美国已经有大约30%的房子资不抵债了——银行的贷款小于房子的市场价值。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给银行动力，让他们与那些已经或即将还不起房贷的家庭合作，改变合同，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但是，费尔德斯坦说，这种办法不适用于那些有能力偿付贷款，却选择“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的人（rational default），这是他们理性的选择。
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没有十全十美的，经济政策更是如此。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和智囊们夜以继日地分析问题，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推出的方案看上去即使再顺理成章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隐患。费尔德斯坦担心美联储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很小的情况下，大胆主动地出击——直接进入商业债券市场（commercial papers）、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等等一系列非国债的债券市场——在缓解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而且导致了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储备（bank reserves）急剧增加，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基数和今后通货膨胀的压力。
费尔德斯坦还预计税率的普遍上升。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企业所得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卖股票的利润税（capital gains tax）都会升高。奥巴马政府在积极推动碳交易体系和拍卖碳排放许可证，其实质就是变相地征税。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减小的遗产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逆转。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命令手下想办法给国库截流增收。即使如此，美国目前占GDP40%的国债仍然会在今后的十年翻1倍。
费尔德斯坦说，他没有时间综述美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医疗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之他越来越担心美国的经济。他希望今后的事实证明他过分悲观了。
最后对在座的年轻学生，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提供现在经济最需要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今后的经济发展要靠你们。当然那是从长远来说，从眼下来说，你们还要准备紧张的复习考试。祝你们好运。”
费尔德斯坦照例言简意赅。在200多名学生的掌声中，他提起一个老式的公文箱走下了讲台。
六十七、 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答疑
哈佛捐款基金缩水120亿美元，学校不得不紧缩开支。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曼迪罗接受了哈佛校报的采访，回应了一系列问题和质疑
5月28日，哈佛大学校报（Gazette）全文刊登了哈佛资产管理公司（Ha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主席曼迪罗的采访。
哈佛捐款基金（endowment）由HMC负责管理。哈佛捐款基金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损失严重，预计在2008-2009学年缩水30％，即120亿美元。
哈佛大学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于这个基金的利润，如此一来，今后几年经费会很紧张，影响到每一个人。难怪大家对这篇访问比较注意。
预算紧缩
为了了解学生受到的影响，我们不妨来看看5月13日哈佛学生报纸The Harvard Crimson的报道。
报道说，文理学院院长麦克.密斯（Michael D. Smith）宣布了价值7700万美元的一系列削减项目，其中包括从下一学年开始取消各个学生食堂早餐中的热餐，从校园到校外的学生宿舍区（Quad）（车程约10分钟，步行大约20分钟）的班车的末班车从凌晨3点45分提前到凌晨1点30分，关闭主要图书馆里的咖啡店等等。取消早餐中的热餐预计每年会节省出90万美元。
不过，除非哈佛文理学院在以后的两年中再减少1.43亿美元的开支，否则2011学年将出现2.2亿美元的财政缺口。校方正在策划是否
合并一些小规模的院系，鼓励高龄教授退休（早先只是鼓励行政人员退休)，增加分组教学（section)时学生的数量以减少助教的需求和其他策略。目前文理学院没有招聘正教授的计划，只有19个较低的老师职位（junior faculty positions）在招人。
各种财政节流措施的效果还不得而知，总之学生对第一轮的预算紧缩怨声载道，当然这也不排除学生报纸和其他任何报纸一样对问题的夸大。为回应学生的抱怨，校方准备增加夜间脑力休息（brain break）的食品供应，并建议学生在凌晨1点半以后从哈佛大学警察部（Harvard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叫车接送以保障安全。
曼迪罗其人
HMC的掌门人曼迪罗（Jane Mendillo）于2008年7月1日上任。曼迪罗对HMC来说可以算是“内部人”，她之前曾在HMC工作了15年。
曼迪罗从耶鲁大学获大学文凭和MBA文凭，于1987年进入HMC,从高级投资官员（senior investment officer）步步晋升到主管外部投资的副主席（Vice President for External Management）。
HMC的投资结构是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的结合（ahybrid model）。所谓“内部投资”是指HMC自己的投资管理人（fund managers）决定投资去向；“外部投资”是指HMC选择外面的投资管理人来管理投资一部分哈佛捐款基金。2002年曼迪罗离开HMC时，外部投资已经增长到将近7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哈佛捐款基金的三分之一。
从2002年到2008年，曼迪罗任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捐款基金的首席投资官（chief investment officer）。她将整个基金重新布局、重新管理，输入了很多哈佛捐款基金的管理方法和投资模式。她的投资业绩连年高于相应的市场指数。从2002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她主管的基金的年平均回报率是13.5%，整个基金从10亿美元增长到17亿美元（其中也包括每年新增捐款）。曼迪罗从而成为业界名人。
从2007年11月开始，HMC主席的位置一直由一位哈佛商学院教授（professor of management practice）、前高盛副主席（Vice 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Robert S. Kaplan临时兼任。2008年3月，哈佛校方成功地把曼迪罗从韦尔斯利学院聘任回哈佛。
曼迪罗答疑
在5月28日刊出的采访中，曼迪罗对HMC最近十个月的业绩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段时间里，市场动荡的幅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庆幸的是HMC的投资非常分散（diversified）——无论是投资的地理位置还是投资的渠道和类型都很分散。公司的投资管理人（portfolio managers）在这场危机中一直非常主动地买卖资产，当然HMC也不能置之度外，我们也深受危机的影响。
曼迪罗说，她仍然预计这一财政年（2008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的亏损是30％；市场动荡仍然很大，因为一些资产不在股市上流通，所以确切的损失还很难估计。从长期来看，HMC的业绩一直很好。在1998到2008的十年期间，捐款基金（endowment）的平均年回报率是13.8%。在1988到2008的20年间，平均年回报率是14.2%。这些都是超常的，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回报率很有可能会比最近20年的平均回报率低很多。但是往前看，她相信现有的分散风险的投资战略和计划的势头很好（well positioned）。
她没有具体说明HMC到底有怎样的投资战略和计划。她惟一提到的做法是tai lrisk hedging strategies（尾部风险对冲策略，尾部风险指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则代价相当高的风险）。当市场发生机率很小的事件发生时，由于这种战略的存在，总体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糟糕。
自从2008年夏天，HMC开始卖出那些认为价格到了峰值的投资，同时积极发现由于市场最近几个月的非正常表现而产生的投资机会。流动性强的市场和流动性弱的市场，在今后的两三年中都会有不少这样的投资机会。
她说，虽然我们有很大的投资损失，但这些损失相对于我们参与的市场的普遍损失还比较小。而且在危机期间，我们仍然争取主动，增加投资的灵活性（意味着增加现金比例）并抓住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我们的回报率比很多投资者都要好，与主要大学的捐款基金的回报率相差无几。以前那些给我们超常回报率的资产类别在最近几个月中反弹很大，但所有的投资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波澜。
投资者可以从去年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呢？曼迪罗说，去年的经历说明，市场可以矫枉过正得多么快，多么深。HMC有自己内部的基金经理,，也有在外面精心挑选的分布在全球各地的fund managers（ahybrid model）。我们主动管理资产（actively manage），每天转手（trading），与市场息息相通；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既有广度也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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