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心主任William Kirby称赞杜维明在燕京学社的领导作用，在哈佛大学教书育人、促进学习气氛的贡献。他说，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去北京大学是“哈佛的损失，北大的收获”。
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说，杜维明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他敬佩杜维明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精华，思考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能力。他试举三例，形象地描述作为老师的杜维明。有一次，杜维明走进一个坐满了研究生的大教室，张口就说，“你们都是新儒者（Neo-Confucianists），尽管你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次，Peter Bol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那个星期，杜维明正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
思想的时候，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事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教了。”Peter Bol心想，难道儒家没有任何对道家的批判吗？大家都笑了。Peter Bol说，杜维明曾经一连好几年在哈佛最大的礼堂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容纳将近一千人）――讲儒家思想，学生人数比现在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程里的人数还多。Peter Bol问学生，为什么杜维明如此受欢迎？学生回答，“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会议中也有点滴趣闻。午饭过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给杜维明的妹妹杜维滇，让她从家人的角度介绍杜维明。杜维滇是居住在美国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一位科学家，她用一组照片说明杜维明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杜维明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母亲最喜欢和最懂事的孩子。照片中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
王德威说，杜维明的这篇论文是从海外华人的角度定义什么是中国，发人深省――难道被边缘化的海外华人还可以成为中国中心？杜维明定义文化中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以汉人为主的大中华圈；第二层是居住在大中华圈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层是指所有愿意了解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入他们自己的社区。杜维明对中国的定义不是基于种族或语言，而是基于文化，使中国的定义更加平面化，更加分散（decentralized）。
杜维明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认同的对话。哈佛大学以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总是把自己摆在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角度看待中国及世界。哈佛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Philip Kuhn则把中国放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研究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文化（immigrant culture）。清华大学当代思想家汪晖把中国看成是一条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整体，容纳了元代的蒙族文化和清代的满足文化。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延续、也挑战什么是中国（或华夏，Chineseness）这一话题。如果说，那些说标准普通话的人是“中国人”，那么那些说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算吗？贾平凹写的《秦腔》就用了很多山西方言；用中文和英文写作的哈金算中国人吗？用中文和法文写作的高行健算中国人吗？有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称自己不是中国人（say no to Chineseness）。2004年至今中国大陆一直提倡和谐社会。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想与你协调意见（以达到和谐的效果）。”现在杜维明即将要从周边转移到中心，王德威希望他不要被“和谐”了。最后王德威以《论语. 泰伯》中的一句话作结，“士不可以不弘义，任重而道远。”
费正清中心前主任、东亚问题专家、哈佛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明确说，他对杜维明非常尊重，也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助理教授刚刚登上哈佛大学讲坛，讲中国社会的运作：户口、单位等等。他的班里有两个非常出色、非常聪颖的台湾学生。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另一个就是杜维明。因为杜维明曾经是他班里的学生，杜维明一直把他看作师长，但事实是他从杜维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杜维明非常与众不同，他既有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又吸收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儒家思想输入中国，改变“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他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也相当活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承认，即使专政（authoritarian regime）也需要道德基础（moral basis）。杜维明把道德伦理引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领域。
哈佛政府系教授著名思想家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说，杜维明一直推动文明间对话，翻译解释文化间的不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他从杜维明的这项事业中受益匪浅。他想从两个方面谈文明间的对话。一个方面是“公”与“私”的界限：什么是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生活？我们个人的（私有空间的）好生活与更广阔的群体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个方面是“教”与“学”的关系。《论语》是孔子与几十个学生对话的记录。这种对话首先是一个社群行为（communal activity），他们创造的空间是公共空间，不属于任何不可告人的私人空间。其次，对话是互动的，是有所指的，孔子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是对具体情景的回答，同时他教授的原则又可以运用到其他情景中去。这样“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直到老师真正了解了学生的问题和学生的角度，老师才可以真正成为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教授也应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生真正关心什么？学生有哪些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教书过程中有的放矢。
桑德尔着重阐述“公”与“私”的问题。他回到他在4月6日讲座中的立场（详见《哈佛笔记》第83节《我们要做什么正确的事情？》），批判性地看待把个人主义极端化的启蒙思想。启蒙主义把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认为这是全球的普世价值。桑德尔说，他并不是要取消美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Bill of Rights），而是想提出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条款的问题。例如，一些大公司就利用这些条款，倡导可以为竞选的政客无限制的捐款；这是正确的吗？
桑德尔引用著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观点，说明他的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孟德斯鸠认为，如果一个人是真正高尚的、纯洁的、善良的人，那么他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远近亲疏；他甚至没有朋友，因为他把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当作朋友。孟德斯鸠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小圈子里。《论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马上去揭发，孔子认为儿子的行为不妥。
当“孝”和“直”不能两全时，怎么办？在各种文化里，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桑德尔举例说明。William Bulger是马萨诸塞州一位显赫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1978年到1996年，他是该州上议院任期最长的议长（President of Massachusetts State Senate）。在作马萨诸塞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主席期间（1996－2003），他的兄弟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犯，而且与他有过电话往来。当FBI向Bulger了解情况时，他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兄弟的信息。他说，他没有任何义务帮助任何人抓住他兄弟。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重亲情、讲义气，而《波士顿环球》报指责他，用马路上混混的行为准则（code of the street）来处理关乎国家大众的要事。与此相反，1995年4月，恐怖分子Ted Kaczynski（又称Unabomer）在《纽约时报》发表宣言，说明他为什么制造炸弹危害他人。他的兄弟David从宣言的思想和语言中看出，作者一定是Ted，于是报告了FBI，得到了悬赏的一百万美元。 当然，他把这些钱用在了补偿死难者家属上面。在法庭宣判Ted死刑后，David及律师坚决反对判决，最终为Ted争取到了无期徒刑。
桑德尔说，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传统；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道德选择与公共哲学思想和社会正义密不可分。最后，桑德尔回到“教”与“学”在文明间对话的作用。儒家文化是学习的文化；学习的文化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稳定。我们应该以谦卑的心态，相互学习，为文明间的对话做出贡献。
会议结束的前五分钟，杜维明作总结点评。他简短回顾了他的领域在近30年的变化：审美学（aesthetics）、伦理学（ethics）、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早已从不受重视的边缘学科到人人都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哈佛神学院在最近几年Bill Graham院长的领导下有巨大发展，已经变成了研究世界宗教的学院（school of world religion）。杜维明说，我们一边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一边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自己文化背景的局限，了解接纳各种文化。他打算回到北大后，组织学生学者一起“汇读”经典文献，从深度也从广度上增加对自己、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理解。 杜维明走下讲台时，一位学生送给他一束淡粉色玫瑰花。他点头致谢，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把玫瑰花送给了一位负责组织会议的行政人员。
八十九、 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上）
弗格森是“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他曾三次讲演讨论中国及中美关系。本文先介绍他的最近两次讲演
3月11日晚，哈佛商学院历史教授乃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在哈佛大学展开公开对话，话题是中国崛起在文化和历史视野中的影响及意义。弗格森被美国《时代周刊》命名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近年来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已成为世界焦点。
虽然年仅46岁，弗格森已有多部政治金融历史方面的巨作问世，盛名卓著。 他的著作包括1995年出版的《纸与铁：通胀年代中汉堡商业和德国政治，1897－1927》（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 1998年出版的《战争的遗憾：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One，1998年出版的《世界的银行家：Rothschild的家族史》（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2001年出版的《现金的网络：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利，1700－2000》（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2003年出版的《帝国：不列颠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兴衰及对全球实力的教训》（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2004年出版的《庞然大物：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还有他2006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书《世界的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他现在正在完成金融家、著名商人银行华宝（瑞银华宝的前身）的创办人Siegmund Warburg的传记，并着手调研基辛格的一生（Henry Kissinger）。
这一连串的书目显示了他对世界大战，国际秩序，金融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也使我们理解他的视角和核心议题：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紧密得如火如荼，但预计会在以后分道扬镳，除非北京和华盛顿有意识地克服困难，努力改变这个关系的自然走势。
弗格森幽默地用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打趣：“超级明星教授（superstar professor）”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是超级明星就不可能是教授；如果是教授就不可能是超级明星。 他说，他自己是“典型的西方野人”（typical western barbarian），对中国并不了解；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中国学生学者那里了解中国，他认为这是比自己坐在图书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渠道。
他对中国的认识起始于对大英帝国的研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力，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英国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16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是西方世界从上升到鼎盛的一个过程。弗格森的研究目的是西方如何独占鳌头、占领世界的，因为在16世纪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西方会在三四百年后霸占地球的各个角落。更有意思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8世纪、19世纪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弗格森说，“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这个题目不对，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中国的回归（return），复苏（revival），复兴（renaissance）”。
弗格森归纳六个特点使西方处于领先地位：1）市场资本主义；2）科技革命；3）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政治权利（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4）现代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5）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6）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描绘的劳动品格（work ethic）――勤俭节约、推迟消费等。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弗格森为此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Chimeirca是个双关语。 如果念成China和 America 的合成，意思是两个国家密不可分，就像两个人结婚以后，合二为一一样。 如果念成kimerica，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谁也无法说清这是一
种什么动物，在这个语境里也可以解释为：中美这个混合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说清的是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有世界13％的陆面，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产出。
在这对伙伴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借出钱，美国借进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弗格森认为这个关系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就像一个婚姻中，一方只管挣钱，另一方只管花钱，这样的婚姻怎么能持续呢？而且，这个婚姻的好处也不均衡：中国得到的是经济平均年增长10％，美国得到的是10％的失业率。他把这个关系简称为“10－10关系”。
他说，中国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蓄是其固定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其结果是为美国提供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廉价资金，在21世纪更加纵容了美国的消费欲望，促成了资产泡沫。在今后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三大挑战：1）人口结构。独生子女政策会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今后20年中远远低于印度和非洲。2）快速工业化对环境和社会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3）中国能否维持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而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简短讲演之后，有人问，中国早在15世纪就有郑和多次下西洋，远到非洲，但是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以通商、强权为目的，而是要弘扬中国文化，显示皇恩浩荡，是“软实力”的表现；而西方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为后盾，以武力征服中国和亚洲的，这是“硬实力”的表现。在21世纪，中国能否以文化的力量、软实力来领导世界呢？弗格森说，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仅仅有软实力是不能称雄世界的；称雄世界需要硬实力，软实力对硬实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品（或解释为实力与道德理念的捆绑，或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等）。也就是说，硬实力加软实力比仅仅有硬实力要强大；而硬实力比仅仅有软实力要强大。
汪晖的发言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到20世纪上半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汪晖曾担任《读书》主编多年，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被译成多种语言。美国刊物“外交政策”称他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德国刊物“时代”则把他列入当今12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 他的发言意在说明，共产党有呼应社会底层人心声、动员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传统，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在广大老百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中国不会像苏联在1989年那样四分五裂，彻底垮台。
早些时候（2月11日中午），弗格森在哈佛大学与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公开对话中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带有历史学家的城府，认为相对权力是零和游戏；世界实力将从根本上重新布局，重心向中国移动；历史不是线性的，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回旋曲折。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是有意识地校正目前中美之间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系，那么这个看似水乳相容的“婚姻”（super fusion）就面临“离婚”的危险，那时美国和印度就会走得更近。
卡拉贝尔相对乐观。他是River Twice Research的主席，曾任Fred Alger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中美增长型基金主管（portfolio manager of China-US Growth Fund）。他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进程充满了不可预料性，中美关系与历史上弱国追赶强国的经历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就有可能使这个关系的发展与历史上与之类比的例子不同。 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创新精神和经济活力，中国能够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中美之间的“婚姻”就不一定会离婚。
九十、 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下）
弗格森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
弗格森的观点与他两年半以前（2007年10月30日晚）在剑桥论坛（Cambridge Forum）做公开讲演里表达的观点一脉相承，但他当时（金融危机之前）并没有认为，中美“婚姻”之间的好处没有平均分配。 他当时的题目是“中西方关系中的趋近与背离”（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那天，弗格森也是首先感谢听众前来倾听一位“不是中国专家的人对中国的想法”。他说，自己最近在伦敦参观了一个关于中国秦始皇的展览。这个展览显示了公元前221年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不远千里把这些古文物送来伦敦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中国在两千多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大英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而已。
然后他进入主题，描述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通过向全世界大量出口制造品，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 他说，这些成就使中国回到了1600年以前，那时候中国不亚于西方，他们是平起平坐的。目前经济学家讨论的“全球不平衡”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马上就要高达3800亿美元（2007年数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吸收了中国20％的出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近2600亿美元。在几年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以迅猛的速度追赶西方。
“这有问题吗？西方是否应该担心中国的悄悄崛起（quiet rise），
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弗格森自问自答。 一些美国政客和评论家都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公司在把制造业的工作大量输出到亚洲，尤其是中国，使美国制造业成了一个“空架子”（hollows out）。但弗格森认为这是美国人最不用担心的，因为中美的经济关系并不主要是关于物品和服务的贸易，而是关于资本的流动。为了避免亚洲1997－98年金融危机重演，中国政府总是进入外汇市场，人为阻止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产品显得便宜，致使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万3千亿美元（2007年数据），其中大部分是美元作价的投资（dollar-denominated securities）。
他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双边关系从Sino-America这个关联词改为Chimerica一个词，从而更突出二者的一体性。他说，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其他国家）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美国人享用物美价廉的产品；低通胀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经济学家对中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而导致的美国长期利率偏低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基本可以说，美国长期利率因为“中国因素”（China factor）低了100个基点，也就是1％。美国公司利用低利率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在海外（尤其是中国）配置资源，赚取了大量利润。 “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几乎很难不赚钱。所以即使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制造业东山再起，‘架空美国’（hollowing out America）也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们应该担心什么呢？弗格森这时提出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他提出四个理由值得担心。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缺少一些机制改革的情况下能持续多久？这些在西方看起来对持续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机制包括：保护明确划分的私有财产，法治社会（Rule of Law）和民选政府。 中国现在经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组织的，在地方政府高层中腐败比比皆是的工业化。
第二，因为中国多年执行的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在今后25年到50年当中低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占中国人口的8％，到2050年就会占24％。中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衰老。
第三，弗格森提到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2007）中一篇名为《大倒退》 （The Great Leap Backward）的文章。文章说，急速工业化（break-neck industrialization）使中国的空气质量降低到了人可以忍受的极限，中国的饮用水供给也已经达到了自然条件的极限。弗格森认为，这与缺少明确划分私有财产和保护产权有关。当一条河被污染，是谁的水被污染了？当一块农田被污染，是谁的田地被污染了？是谁的权利被侵犯了？在英国，公有的地（public land）总是比私有的地被更加过渡地开采或使用。
第四，2007年中央电视台联播的《大国崛起》分析了九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提到加强海军建设，在国内保持安定统一的情况下，成为海上强国（maritime power）的重要性。弗格森说，如果中国真的发展海上实力，就有可能冲撞美国的利益。 中美之间另一个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原因是台湾。1914年以前，英国和德国的经贸关系 － 无论是贸易往来还是资本流动 － 都紧密无间，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会违背各自的经济利益，反目为仇，浴血奋战。 他们双方都曾誓言，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如果比利时被侵犯，英国保证会保护比利时。但这些都没有避免1914年残酷战争的爆发。今天的台湾有可能成为将近100年以前的比利时。
弗格森总结，虽然Chimerica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美国公司利润高得前所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但由于以上讲到的机制，人口结构，环境保护和地缘政治四方面原因，他对Chimerica的前景表示悲观。
在问答时间里，一个操有纯美国口音的人发表评论，“美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水准并不比中国高。沙特阿拉伯保护人权的记录就很差。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对人权的影响并不比中国与苏丹政府的关系对Darfur人权的影响要好。没有任何国家会让‘保护人权’影响自己根本的经济利益。”
弗格森回答，“我并不是说美国比中国更有道德，而是说中国在非洲比其他国家更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道德标准在帝国发展路径的讨论中被时常提到，但所有帝国都是在想，如何得到比在公开市场购买资源更便宜的渠道。 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你想想，中国为什么愿意在苏丹大量投资建路，把非洲连接到海岸线？他们是想把自然资源更便宜地运到中国，比在公开市场购买更便宜。”
有听众问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即“与国际接轨”）是否会把中国引上民主之路。弗格森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任何人都很难回答。一方面，现在比100年前有更多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通向民主之路从来都非常崎岖。一党之国的生命力可能很强。为什么苏联解体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失败迫使戈尔巴乔夫下台。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从中得到结论：我们或者改革经济，或者改革政治，但不能二者同时，否则，国家就会一盘散沙，一片混乱。 担心政治分裂使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在高层展开）民选政府。 中国政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继续提高物质生活的时候就是人们开始要求民选政府的时候。但民主的进程会伴随着混乱。”
九十一、 库珀：换角度思考中国通向世界领导之路
第一， 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第二，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
4月25日，世界银行批准增资方案，增资总额达862亿美元，并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整体投票权由44.06％提高到47.19％，增幅为3.13个百分点。这履行了世行2009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作出的承诺，即把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至此，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投票权4.59个百分点。世行行长佐利克一直认为，当今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经济体，世界已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愈加重要的作用。世行此举是承认并适应这一新的变化。
在这次决议中，中国投票权增长了1.65个百分点（从2.77％提到4.42％），占总共增幅（3.13）的1/2强，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巴西、印度投票权也获得了小幅增加。与此同时，美、日、英、法、德、加等国投票权比例相应下降。美国投票权由16.36％下降至15.58％，但仍稳坐世行头把交椅，在实际运作中会保持“一票否决权”。日本投票权从7.85％下降至6.84％，依然位列第二。此外，作为世行的投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FC）也通过了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提高至39.48％，增幅为6.07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投票权由1.02％提升至2.29％。
中国在世界银行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提升意味着中国将面对更重的国际责任。如何坐好世行的“第三把交椅”？中国未来的国际合作道路怎么走？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4月17日哈佛学生组织的第13届“哈佛中国评论”的年会上的公开发言与这些问题有直接关系，值得人们深思。库珀是资深国际经济学家（其
简历及对美国储蓄、美元地位、美国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等问题的主张见《哈佛笔记》第70到74节，关于气候变化的主张见第84节《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次发言的中心思想却是他对国际事务的政治见解，直指中国的对外心态。
站在设计国际游戏规则的视角上，库珀建议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systemic perspective）思考国际问题。什么是国际体系的角度呢？ 例如，出口创汇解决就业对刚刚起步的某个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好事，但这个办法不能推广，因为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这样做，整个系统受不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也是一样。有国家盈余，就一定有国家赤字，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调整这个不平衡呢（adjustments to balance of payments）？库珀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方案，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对别人的提议仅仅说no是不够的，消极抵抗不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
库珀首先肯定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惊人表现：真实GDP增长了16倍，这意味着9.8% 的年均增长，8.8%的人均年均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在1980年是始料不及的，没有人能在30年前预计这么好的经济表现。他说，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a fantastic economic performance），但是他不理解最近的一些关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ld）的讨论：有人说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国际体系里没有足够的声音。
对此，库珀说，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中国人自己的抱怨，还是外国人对中国人想法的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这种抱怨不可思议：正是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这个国际体系里，中国一方面鼓励出口，解决就业，另一方面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引进（import of technology through FDI），中国经济才得以长足的发展。中国应该庆幸有这样的国际体系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库珀有两个政治见解。第一，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与中国不友好，“反中国”的表现。“其实他们错了，”库珀不排除有极少数人的确与中国不友好，但认为这决不是主流。“中国国内政策要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和挑战是中国经济成功、走向世界的代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很快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出口大国、进口大国、资本流出大国、和资本流入大国都会使中国国内政策与外国人息息相关。外国人自然会指手画脚，大声说他们不喜欢某某政策。中国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是不可行的。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特殊，日本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增长到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政策也同样要接受外来的检查和批评。这仅仅是成功的代价，客观现实，不是“反中国”或“反日本”的主观意愿在作怪。
库珀的第二个政治见解是关于世界体系中领导地位的问题。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库珀说，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中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之后的模范带头作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全盘计划；中国有的是邓小平多年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和探索精神。他们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新政策，如果成功，再推广扩大。
在成为发起人方面，中国要主动管理、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维护和提高全球整体的系统。如果中国不同意其他发起人的方案，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北朝鲜和古巴那样完全退出国际体系，但这在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另一种是提出新的方案，发起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再讨论，直到达成多方共识。
要想使中国的提案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systemic perspective）。如果中国想成为发起人，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自己的提案要被修改，甚至有可能被完全否定。美国就有多次被否决的经历。如果中国领导人顾及“面子”，没有十拿九稳的提案就不愿意拿出来供多方讨论，那么中国很难成为世界体系的设计者。
政治学家把过去的六十年称为“美国霸权”时代（the US hegemony）。中国一些领导人也选择用这个词描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霸权”的定义并不清楚――什么是霸权？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起主导作用(dominant state)，那么这个词是正确的。世界二战以后，除了前苏联在军事领域有抗衡的实力以外，美国在其他领域几乎所向无敌。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使用“美国霸权”这个词就是错误的。我们基本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合作，主要国际条约不能落实。既便如此，也有例外：《海洋法》（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美国政府同意了，但国会否决了)，国际刑法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ol）都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如果“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1954年美国支持的欧洲国防社区（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就被法国上议院否决；美国在1958年就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但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此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European Free Trade Area）；1967年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关税减少的程度；1971年Smithsonian Agreement（史密森协定，指1971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十国所达成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协定）货币重估（currency revaluation）的幅度等等都与美国的初衷相距甚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看似久远，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指的就是这个年代。 美国并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美国必须要游说其他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的提议也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能从中获利。有时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美国败兴而归，或者大幅修改最初提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话题。 如果中国想领导世界，它必须做得像个领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这个整体系统能做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中国不是狭隘的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眼光放得更宽、更长、更远。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鼓励和平和经济昌盛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中国发展得很好。如果中国认为世界体系有什么不足，中国必须提议如何改变、如何提高这个体系，然后多方游说。这是一个对外心态问题。
库珀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以下五个领域还没有这样做。第一，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与北朝鲜和伊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关系为核不扩散积极提出备选方案，征求各方意见，而不能只是消极抵抗。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和欧盟的提案，中国不能只说no，而是要提出备选方案。一种可能的立场是：世界贸易体系不需要进一步开放了。但这个立场根据“自行车理论”――自行车骑得越快就越稳，一旦放慢车就倒了――不可行。中国到底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应该如何运作，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持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的平台达成协议，但是FCCC有192个成员国家，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有否决权。阻止达成国际协议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仅仅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显然也不是办法，那中国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缓解气候变化呢？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方案。
第四，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adjustment process to imbalances in balance of payments），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今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帐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详见《哈佛笔记》第70－74节）。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邓小平的28字方针中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的思想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九十二、 一位年轻外国学者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斯考德·肯尼迪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4月26日下午，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和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斯考德·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哈佛大学做公开讲座，题目是“中国的学习曲线：中国是如何重塑全球治理的”（The Mandarin Learning Curve: How China Is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给公开讲座。
肯尼迪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南京霍普金中美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2001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200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中国的游说业》（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与很多外国人相比，肯尼迪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客观积极。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外国人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观点是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叫好（cheer leaders）；另一种观点比较保守，警惕性很高（alarmists），他们担心中国入世后会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些外国人作判断的前提假设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是公平的；如果中国不完全开放，落实、执行国际承诺，错误在中国。
肯尼迪则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全国人大作有关中外关系的报告，他不会从中国是否与国际规范合作、是否执行国际承诺这个角度出发，而会从中国是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提升自己利益的角度阐述中外关系。
肯尼迪想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学习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玩国际游戏玩得怎么样？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其他国家要怎样对待已经进入国际领域的中国？
他从三个层次来讨论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规则的使用；国内政策法规对国际规则的处理。他认为，国际规则既有自由主义倾向，也包括保守主义因素。例如，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定期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形式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前两个小时讲解自由贸易的好处，后面29天半的时间都用来训练这些官员如何利用世贸原则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中国在贸易方面还没有完全自由，但基本上坚持公平贸易的原则。
肯尼迪认为，有些国际规则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应该反对。例如，世贸组织1994年签定的《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明显是保护发达国家利益的，阻碍知识技术的传播，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保护研发者利益。TRIPS本身就是由享有很多专利权的十几个大公司起草的。肯尼迪说，他的观点与美国政府的立场相左，但他是做学术的，他要保护的是公共利益。
由于时间关系，肯尼迪直接给出他的研究结论：
1）中国在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也更加保守；中国是在国际规则之内游戏，知道如何自我保护，例如越来越多地用反倾销法起诉他国。
2）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更加倾向保护生产者利益，而不是消费者利益。例如，生产者竞争政策比食品安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这是他们国内政治经济传统决定的。
3）有国际业务的公司比仅仅有国内业务的公司更有竞争性；他们是坚定地自由主义者，限制着保守主义在中国扩张。
4）在关于游戏原则的国际谈判中，中国的基本立场都是保持原状。中国在处理技术性问题上比较强，但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比较弱。
5）中国企业对国际原则还不够了解，他们在多哈回合的谈判中还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磋商还不够密切。
6）中国在国际上的摩擦几乎都是在国际原则不清晰，或根本不存在的领域发生；况且国际规则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汇率政策上，国际上还没有共识，到底是应该提倡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因保持人民币坚挺而受到国际赞誉，而现在因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不变而受到指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在互联网问题上，国际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对于谷歌最近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我们没有一个标准轻易判断。在铁矿石的谈判中，国际上本身没有好的体制，不完善的国际体系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钢协）糟糕的表现加在一起使谈判结果越来越糟。中国是钢铁最大的生产者，生产钢铁需要大量铁矿石，中国自然而然成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70％以上的铁矿石出口垄断在三个大供应商手中：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今年一季度，中国77户大型中钢铁企业中十户亏损，亏损面达到了12.98%。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处于盈利低水平状态。
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到前一天（4月25日）世界银行决定增长中国整体投票权1.65个百分点（从2.77％提到4.42％），使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地位提高后对世界的影响，肯尼迪判断，中国不会因此而对国际规则发动任何革命；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会努力保持现状，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而不是重新编写新篇章。
九十三、 解读希腊危机（上）
弗兰克尔主张，让希腊债务问题再严重一些，等到希腊政府从资本市场上借不到款，难以为继，他们才能认识到希腊需要的体制改革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
希腊危机及国际援助
5月初，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救助方案层层升级。5月2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对希腊1,1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这是对一个国家最大的援助，相当于希腊GDP的一半。希腊同意在2014年前把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而裁减目标的一半都要在今年完成。随即抗议示威游行在希腊首都雅典此起彼伏，以至政府机构瘫痪、人命关天。全球股市也随希腊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5月4日，欧美股市全线大跌；6日，道指盘中暴跌近千点，大有蔓延全球之势。
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被迫决定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Mechanism）,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危机继续蔓延。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 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IMF还承诺，如果欧盟成员国家需要进一步援助，IMF会按照既定贷款项目和程序，照章办事再次与欧盟合作。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很简单。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社会党政府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3.6%，远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允许的3%的上限；希腊公共债务已占GDP的115%，大幅超出欧盟限定的60%的上限。希腊财政系统的可持续性由此遭到置疑。2009年底，全球三大评级公司
下调希腊主权债券评级。2010年4月底，标普进一步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降为“B+”，使其成为垃圾债。
救助希腊一方面需要欧盟和IMF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需要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 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有毒资产”是与房屋贷款有关的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现在的“有毒资产”是希腊主权债券，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券紧随其后。德国银行、法国银行都持有大量“有毒资产”，短期借贷利率由此突然上升，于是银行普遍惜贷，造成欧洲金融市场流动性减少，经济紧缩。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
为缓解流动性紧缩，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与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中类似的救助方式，同意购买低质量国家债券和私有债券，建立3到6个月的贷款设施，并且为应对美元短缺与美联储互换货币(dollar liquidity swap lines)。其中，中央银行间互换货币的运作是这样设计的：外国中央银行（这里指ECB）以本币作为抵押从美联储借美元，然后把美元借给本国的想买美元的金融机构；在贷款到期后，外国中央银行(ECB)以借贷时的汇率把美元还给美联储，并偿还利息；这样美联储不承担任何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在ECB宣布这些措施之后，欧洲债券市场有明显好转；股票市场仍然起伏不定，这说明任何外围的救助也不能取代希腊政府本身“瘦身”的努力。希腊政府向欧盟和IMF许诺的裁减计划（austerity measures）中包括：取消公务员奖金，公务员薪水降低14％，增值税从21％提高到23－24％，平均退休金减少11％，高收入人员的退休金减少更多。虽然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恶化2009年9％的失业率，但“瘦身”就意味着勒紧裤带过日子，就是要达到“又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少吃）草”的目的。
是否应该挽救希腊？
希腊危机爆发超过半年，绵延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社会不能
当机立断地采取救助措施。越早救助，问题的程度越轻，救助的成本就越小；越是拖延，救助的成本就越会成倍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拖到不得不救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1994－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详见《哈佛笔记》中萨默斯讲课系列第21节《挽救墨西哥》）。
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原因又是因为解决危机需要承担风险，担当责任和经济负担。这种事情谁愿意做？国际社会内部分歧诸多，议而不决。救助类似危机中的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本职工作，IMF比其他组织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条件性约束（conditionality）使希腊履行减缩开支的承诺。 但欧盟是否愿意求助于IMF在今年年初又是问题。这涉及到欧盟领导人的面子问题――是否愿意承认欧盟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
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今年二月份撰文，说欧盟仅仅是一个货币联盟，不是一个财政联盟（fiscal union），这是人尽皆知、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欧盟的主要国家 － 德国、法国 － 的纳税人愿意为希腊危机买单，那没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想法是，希腊政府有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习惯，为什么花钱慎重、责任心强的政府要为花钱随意、责任心弱的政府买单？所以德国、法国的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会对希腊危机坐视无睹，另一方面屈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一拖再拖。弗兰克尔说，其实那些财政纪律良好的北欧成员国家最应该支持希腊从IMF那里借钱，否则这些钱就得从他们自己纳税人的口袋里出。他们或者是务实一些，选择从IMF那里借钱，或者是死要面子（硬撑着“欧盟是一个真正的联盟”）活受罪（自己借钱给希腊）。
欧盟从起初的犹豫不决到最后同意救助；从顾全面子，不愿意求助IMF到被迫同意，援助计划从1100亿欧元贷款增长到7500亿欧元，再增长到由全球多家央行支持的1万亿美元援助计划，这其中的周折可想而知。 要想成功救助希腊，救助计划就要足够快，足够大，足够有信誉（credible），这样才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蔓延。但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持异议。他说，这种想法是基于国际社会一定会救助希腊的假设上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要担心“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巨大负作用，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强调的财政纪律在实践中就无法落实。弗兰克尔在二月份时主张，让希腊债务问题再严重一些，等到希腊政府从资本市场上借不到款，难以为继，他们才能认识到希腊需要的体制改革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
多年来，欧盟国家间主权债券率一直相差无几，非常奇怪。这说明资本市场不分青红皂白，把希腊债券和德国债券等同视之。直到2009年底这两个国家的国债利率差才迅速拉开。弗兰克尔说，这才是正常的，这本身不是坏事。他认为，国际社会并不一定要救助，更不能没有鉴别的全部救助，至少应该有一两个特例让他们破产，起到“杀鸡给猴看”的警示作用。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和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不能为国债按时还款付息（default）就是这样的例子。救助谁，让谁破产的标准看起来随意，没有规则，但这比另外两种选择要好：右派支持的让所有陷入危机的公司或国家都破产，和左派倾向的救助所有陷入危机的公司和国家。当然最好的选择是让那些最配这些厄运的公司或国家破产。
九十四、 解读希腊危机（下）
希腊危机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它昭示了“世界经济的政治不可能三角形”：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国家三者不可兼得
普遍主权债务问题及对策
如果一两个国家有债务问题，在不能调整汇率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降低物价和工资来刺激出口和投资，然后走出困境。但是主权债务沉重的问题非常普遍，依靠出口解决国内问题难以实现。严格地说，欧元区的16个成员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赤字目前在GDP的3％以内；它们的平均赤字在GDP的7％以上。除希腊以外，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赤字和债务问题都很突出，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使政府在今后医疗保险、退休金方面的负担更加沉重，政府赤字及债务状况难有根本改观。
如何在缺少欧盟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控制欧盟成员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5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建议欧盟学习美国州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美国50个州都有各自的税收政策和财政预算，互不干涉；州政府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普遍很低。即便是财政赤字显赫的加州，它的赤字占州GDP的比例也很低，大约是1％，总负债率小于州GDP的4％。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州的法律虽然允许州政府为固定工程项目（infrastructure projects）在资本市场融资，发放债券，但严格禁止州政府为维持日常运作（operating costs，例如公务员薪水等）的固定花销而借贷。这使得州政府的债券在资本市场比较受欢迎，州政府可以以低成本（低利率）融资。
费尔德斯坦也注意到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州政府之间的不同。欧盟毕
竟没有中央政府，成员国还需要按照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采取逆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也有各自国防的需求，所以在制定类似美国州政府法律的时候，要留有余地和适当的灵活性。例如，当成员国的GDP呈现负增长的时候，允许财政赤字的程度应适当放宽。如果欧盟各成员国有这样的法律，那么这些主权国家的国债在资本市场就会受到青睐；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融资。欧洲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措施鼓励成员国制定这样的法律，例如，只接受在宪法中有赤字上限的国家的债券为抵押。
是否应该保卫欧元？
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已经显著贬值。5月17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创近四年的新低，1欧元兑换1.216美元。欧元的命运前途未扑。5月6日，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希腊有四条出路：1）希腊员工接受降低工资、勒紧裤带生活、降低生产成本的现实，直到希腊的产品和服务便宜到再次吸引投资，增加工作的时候，情形才能转危为安。2）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大量政府债券，接受通胀的后果，以缓解经济紧缩的痛苦。3）加强欧洲财政联盟，使柏林成为欧盟的华盛顿，对陷入危机的国家给予财政支持，缓解欧元地区中受债务拖累的国家紧缩财政的困难。这三种选择从政治层面说，都是困难重重。如果不能兑现，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希腊脱离欧元。这似乎不可想象，但是如果欧洲领导人仍然不能坚决果断，重磅出击，那么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如同2001年阿根廷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一样，一直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不但变得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保卫欧元是政治决心和经济现实相互较量的过程。欧元区的建立首先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政治决策。1979年成立欧洲货币系统（European Monetary System），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都是政府间协商的结果。没有政府的决心与努力，就不会有1979年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的诞生，更不会有1999年欧元的启动和2002年的欧元全面进入流通领域。当然，这中间也有经济因素。欧元取代16个国家的货币，从理论上说，减少了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这种好处在实践中有多大，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
拥有共同货币最根本的问题是，欧元区各经济体差别很大，没有一种利率适合所有国家，需要各自实行符合自身经济状况的利率。欧元区只有一个欧洲央行决定货币政策，各国无法再将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一般来说，决策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时，能真正考虑的只是最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即德国和法国。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德、法完全一致，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不同步，宏观调控就有问题。现在欧元区成员国不仅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连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这时显示出保留自己货币的优越性了。 牺牲各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是统一货币的最大成本。如果同一利率不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欧元区并非是“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
货币联盟有这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希腊还在2001年加入欧元呢？除了有加入欧洲发达国家经贸组织的荣耀以外，还有一个实际好处：以欧元记价的希腊政府国债利率在2001年后显著降低，并持续了好几年。希腊10年国债利率有时比德国国债利率高出不到30个基点（basis points）。欧元提供了一个“隐性保护伞”（presumed implicit guarantee），希腊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借贷。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希腊政府在花销上大手大脚，而这个隐性保护伞就是德国、法国等主要欧盟国家的信誉。
最佳货币区域（Optimal Currency Area）是否需要政治统一，即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权力和能力在区域之间转移财政支付（transfer payment）？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对这个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他说，19世纪的美国有统一货币，当时的联邦政府非常小，几乎没有转移支付的功能，但统一货币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没有现在的“刚性”（例如保护劳工权益等法规），工资自动调整，非常灵活。虽然勒紧裤带生活、让工资和价格调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相对于脱离欧元可能比较容易。曼昆承认，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可以跨州选择居住地，没有任何障碍；而希腊劳动力几乎可以肯定不能随意在欧盟国家移民，因为他们不说德语或法语；语言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如果工资和劳动力市场都不能灵活调整，那么欧元的生命就接近尾声了。
希腊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及其深层意义
希腊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有多种。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金融机构持有“有毒资产”的数量。根据美联储Governor Daniel Tarullo 5月20日在众议院听证会的证词，美国10大银行持有6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占他们“第一层资产”（Tier 1 Capital）的9％。但如果欧洲主权债务进一步恶化，这些银行以及其他持有有毒资产的各种基金都会损失更大。其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利率普遍升高，流动性减少，美国也不能置之度外，有可能导致美国再次经历次贷危机中的困境。在融资成本升高的情况下，一些机构的资金链破裂，被迫贱卖资产，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各种抵押资产贬值，人人都面临破产的挑战，就像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情形一样。Tarullo说，虽然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没有。再次，欧洲的金融动荡会影响与美国的贸易。欧洲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占美国物品出口（merchandise exports）的四分之一。欧洲经济衰退会减少对美国出口的购买力，但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动荡有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全球经济的大气候对美国出口和美国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有更直接、更显著的影响。美联储帮助欧洲中央银行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不受，或少受外部经济动荡（external shocks）的影响。
在欧洲债务阴霾的笼罩中，美国财政状况也被与希腊相提并论。美国赤字是GDP的9.9%，总共债务是GDP的53％（关于美国债务及赤字的详细情况，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第47节）。美国保守派把普遍的主权债务危机解释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 － 失业金、退休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 － 导致了债务危机，而且人口老龄化会使“福利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更加严重。 在保守派看来，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正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增加政府的医疗花费，这与较少赤字的愿望背道而驰。 如果不改善美国的退休金政策（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系列中第57和58节），失业金政策和医疗保险政策（关于美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及改革，详见《哈佛笔记》第75到77节），使这些政策“瘦身”，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5月13日的《纽约时报》撰文，说明美国与希腊的不同。希腊国债的利率大约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两倍，这说明投资者预计，希腊政府有还不起债的可能，而美国政府几乎完全没有。美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希腊政府。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冲出危机的清晰路径，而希腊没有。由于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从2009年中期开始恢复增长，现在失业率有所下降，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在今后几年中，美国的赤字情况会有所好转。而希腊的出路仍然不明朗。它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通过贬值促进经济增长；脱离欧元在政治上似乎不可想象；降低政府职员的工资，接受通货紧缩和经济零增长还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克鲁格曼承认，美国长期债务负担不可小视。他指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享受了39％的小布什政府制定的减税政策的好处。他认为，美国债务负担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上升的医疗成本，好在奥巴马政府已经着手控制医疗成本，提高效率。美国长期债务状况要通过改革医疗系统和其他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他谨防那些美国保守主义者利用欧洲债务危机否定美国的福利政策，威胁3月份刚刚通过国会的扩大医保覆盖面的医疗改革。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家丹尼.罗芮克（Dani Rodrik）认为希腊危机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它昭示了“世界经济的政治不可能三角形”（the Political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政治民主化(political democracy)、和主权国家（nation state）三者不可兼得。我们要想保留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我们就不得不限制全球化；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全球化，同时保留国家主权，那我们就不得不牺牲民主政治；如果我们要保留民主政治，并且深化全球化，那我们就必须削弱国家主权，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主权（greate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这与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008年春季开设的全球化课程中的思维框架有相似之处。萨默斯在课上通过具体事例，多次说明政府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公共利益（public good）和国际一体化（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三者不可兼得（详见《哈佛笔记》萨默斯讲课系列第13到18节和第20到24节）。
九十五、 第35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上）
校长福斯特在演讲中说，如果说我们从哈佛大学过去几年的经历中学到些什么，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波士顿四五月的天气忽冷忽热、变化无常，连天气预报都不准。在仲夏一样的几天酷暑之后，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人们不得不穿上长衫长裤。当然，也有很多爱俏的女士仍然穿着裙子，用薄毛衣中和一下“风度”与“温度”；毕业生穿着标准的黑袍子，戴着黑帽子，在校园里穿梭。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六年后才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参加第一届毕业典礼的只有九名毕业生，规模和气氛可想而知。今非昔比。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颁发了7125个文凭、89个证书；其中本科毕业生有1673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3％）。再加上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万人住在校园附近，参加从周二到周四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
在一批学生走出校园的同时，另一批新生即将踏进校园。今年报考哈佛本科生的人数创历史记录，共有30489份申请，其中2110人被录取，录取率为6.9%，保持在常青藤院校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斯坦福录取率为7.2%，耶鲁为7.5%，普林斯顿8.2%，麻省理工9.2%）。既便如此，哈佛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继续去各地高中动员学生报考哈佛，以广纳人才。5月底之前，这些人已经为明年招生走访了60个城市的高中；今年秋季，他们会再去另外60个城市。学校生活就是一年又一年，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会有什么升华吗？除了开拓知识前沿，就是思想的沉淀和优良传统的延续。
托福英文考试中曾经有一道题，让学生判断commence的意思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因为想到美国的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
有些学生就选择了“结束”，其实他们错了，commence的意思是开始。Commencement的仪式是为了纪念毕业生开始人生旅途新篇章的第一天，非常正式，各种活动严格按照传统程序。校长这天的讲话叫commencement speech，讲话的对象是全体毕业生及哈佛校友会（report to the alumni）。这一天的主讲人不是校长，而是另外一位由校长和哈佛校友会主席共同选定的commencement speaker。今年这个主讲人是刚从最高法院退休的大法官大卫·苏特尔（David Souter）。
毕业生真正的结业式是两天以前，即5月25日。在这天，校长最后一次对本科毕业生说“体己话”。 这次讲话叫Baccalaureate Address，是告别讲演。接下来的一天叫class day，由毕业生自己安排聚会，没有commencement 那么正式。毕业生组织起来，邀请自己喜欢的主讲人。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
校长告别讲演：“危”中有“机”的生活
校长福斯特说，约定俗成使她成为给毕业生在跨出校门前最后一个做临别寄语的人；她的讲演理应让学生充满信心、满怀理想地面对校园外未知的世界。她说，她的讲演是事先准备好的，她只要按照计划读就可以了，但这不是生活，生活永远不会沿着预想的设计发生（life never follows a script）。如果说我们从哈佛大学过去几年的经历中学到些什么，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福斯特首先概述学生四年的经历。 四年前当你作为新生迈入校园的时候，美国基本上已经走出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阴影，小布什总统宣布我们安全了许多；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经济兴旺、社会安定在当时看起来是永久的；越来越多的哈佛毕业生进入华尔街和高端咨询公司，薪水又高又稳定；于是你作计划如何在四年后实现这些目标。
谁知两年后，世界突然变了。我们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年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那些你曾经希望会雇用你的大公司刹那间成为被政府救助的主要对象，被报刊杂志指责为“大而不倒”。哈佛大学也不能置之度外，不得不减裁各种项目。你战战兢兢地看着你的上届同仁走上清冷的工作市场。虽然现在经济稳定了一些，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经济复苏的强度和持久性。火山爆发、地震灾难、大量海底石油泄漏扩散等重大新闻屡见报端。
福斯特说，博雅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和最近哈佛本科生教学大纲改革的目的都是要把学生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不知所措（disoriented），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福斯特幽默地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尤其好——再加上这个我们不可预知的外部世界的帮助。”
福斯特回顾这些是为了向毕业生说明几个人生道理。第一要谦虚，谦虚使学习成为可能。这些年的经历更加使我们谦虚。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有克服无知的愿望，才能努力克服无知。第二要有冒险精神。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从事任何职业都有风险，索性把目标设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上。不要觉得自己反正也达不到理想，就停留在离理想很远的地方。你们现在就要直接奔着自己的理想去，即使你们以后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位置和处境。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你们的“中年彷徨”（midlife crisis）提前了——提前思考自己真正热爱做什么，怎样生活才是充实的、有意义的——这是好事。
第三，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你们，你们有义务、有责任使它变得更加美好。比尔·盖茨（Bill Gates）几周前来哈佛讲演时说，我们务必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用在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需要你们。福斯特鼓励学生，继续提出、探索那些大无边际、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问题；继续超越眼前，着眼未来。
第四，不可预计的生活需要你有创造力，也会回报你的创造力。你们要为自己的生活设计蓝图，成为自己生活的作者和开拓者。你们生活的时代充满各种危险和不确定性，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你们的生活蕴育着各种机遇和无限可能。因为你们不知道等着你们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无法为未来作准备，所以我们职教人员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福斯特说，她相信毕业生们已经准备好了。
九十六、 第35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
杰出的CNN战地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鼓励学生敢于冒险，“从事那些能够激发你们热情的工作，因为那样的工作才会让你们自发地努力工作，而且持之以恒；而且那样的工作会提高你们成功的概率”
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
在5月25日，校长最后一次对本科毕业生说“体己话”，这次讲话叫Baccalaureate Address，是告别讲演。接下来的一天叫class day，由毕业生自己安排聚会，没有Commencement 那么正式。毕业生组织起来，邀请自己喜欢的主讲人。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
以前Class Day的主讲人包括美国前总统、美联储主席、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喜剧演员、艺术家、体育明星和慈善家。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报导战争冲突、自然灾害的前线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她在发展中国家做国际报道27年后，即将成为ABC电台每周日“这个星期”节目（This Week）的主持人。她说，虽然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经济困境，但对高质量、专业新闻报导的需求有增无减；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依靠的是一种“公共信任”（public trust）。
她敦促哈佛毕业生在进入工作市场之前，拿起护照，用一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旅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旅行。她说，你们会亲眼目睹这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你们会发现有无数人在期待有能量的理想主义者帮助他们建立小企业，管理小学校，走进教室教导学生等等。这些经历会改你的生活，把你的未来放在一个坚实的路径上。
她回顾了1947年美国外交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宣布的著名“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美国政府通过这个计划对“二战”后的欧洲给予大量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在废墟中重建家园。Amanpour说，美国今天的挑战与当时类似。稳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和海地对美国的和平安全都至关重要。除了美国输送的军队和钱财，这些地方还需要今天毕业的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才干，真正能够带动这些地方发展的人。
Amanpour鼓励学生敢于冒险，从事那些能够激发你们热情的工作，因为那样的工作才会让你们自发地努力工作，而且持之以恒；而且那样的工作会提高你们成功的概率。她说，有理想、有目标、完全掌握技能、游刃有余地工作就是她每天生活的动力和热情的源泉。她真诚地希望所有毕业生都能找到激发他们热情、值得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工作。
九十七、 第359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下）
嘉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退休的大法官大卫·苏特尔。他说，宪法中体现了多种不同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相互对立的。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些我们都要的好的价值中取舍
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
今年的毕业典礼（Commencement）演讲嘉宾是大卫·苏特尔（David H. Souter），刚于2009年退休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大卫·苏特尔生于193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1961年从哈佛大学获学士文凭，196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做了两年律师之后，他成为马州北部New Hampshire州州政府司法部副部长、部长，然后成为州里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2009年退休。据哈佛校报报道，在华盛顿工作期间，苏特尔仍然抽时间回到他在New Hampshire的偏僻农舍（farmhouse）；他喜欢独自在周围山林里步行，在安静的环境里读书；他不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喜欢在自己房间长时间研究要审理的每一庄案件。
校长福斯特说，苏特尔奉献投入的工作精神和谦虚幽默的生活态度值得任何年轻人学习；在法庭上，他对律师彬彬有礼但紧追不舍的审问影响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大案要案的审理结果；苏特尔始终注重细节，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做独立公正的判断，而且真正关心法院判决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福斯特赞扬他不仅是一个好法官，也是一个好人。虽然苏特尔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当2009年他宣布即将退休时，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称赞他身体力行，向世人说明了什么叫做“秉公职守，做独立判断的大法官”。
听政治家讲演会觉得情绪激昂，例如前总统克林顿在三年前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听小说家讲演会觉得感人肺腑，例如《哈里·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详见《哈佛笔记》第28节）；听经济学家讲演会觉得世界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例如美联储伯南克在去年的主旨讲演（详见《哈佛笔记》第27节）；听法官讲演会觉得清醒理智、逻辑缜密、思想深远，感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
在最高法院工作19年之后，苏特尔对法官如何运用宪法断案有深切感受。他说，“就讲讲这些感受吧，毕竟我是因为做法官多年而被邀请的。” 这次讲演的背景是，国会即将审批奥巴马总统为接替苏特尔退休的提名——司法部总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副部长级，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代表政府打官司的人）、前哈佛法学院院长Elena Kagan。在国会审批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批评最高法院的声音，其中最强烈的是指责最高法院杜撰法律；过分强调公民自由权等。苏特尔说，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仔细考虑这种批评从何而来。
在大家的印象中，宪法是被这样运用的：政府或个人引用宪法中的条例，并举证说明他的（它的）的权利被破坏了，应该享有补偿；法官根据事实判断到底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如果真是这样，用宪法断案的过程就非常直截了当 － 公正地阅读宪法和客观地看待事实。苏特尔把这个简单过程称为“the fair reading model”。他说，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很少发生在最高法院。如果一个21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成为参议院的议员；即使他被选民选上了也不行，因为宪法要求议员必须年满30岁，就这么简单。到了最高法院的案子一般都是争议非凡的案子，而且在媒体的暴光下对全国影响深远，简单的断案模型远远不能真正描绘断案的过程。
运用宪法非常复杂。原因之一是宪法的语言模糊不清。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宪法才持久耐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法律面前人人（也包括人与政府之间的）平等（e
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人有拒绝不合理搜查的自由（freedom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等等。这些语言没有限制议员年龄下限那么清晰明确，需要复杂的推理才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运用宪法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宪法中体现了多种不同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相互对立的。例如，我们要自由，也要秩序与安全；我们要自由，也要平等。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些我们都要的好的价值中取舍。
苏特尔试举两例说明其中的复杂性。一个是1971年6月的著名案例，叫“国防部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从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得到了被列为“机密级别”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文件（classified documents）。两份报纸准备报导其部分内容，政府在几天之内从地方法院上告到最高法院，要求阻止报导。代表政府的律师是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1年的格力斯务德（Irwin Griswold），他当时任司法部总检察长，代表政府打官司。断案的大法官是被称为“有精湛法学思想”的布莱克（Justice Black）。
辩论的中心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国会不能制定任何限制自由言论和出版权利的法律……”（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看起来与“议员必须年满30岁”一样清晰，完全限制政府侵犯他人言论和出版的权利，没有特例，非常绝对。大法官布莱克承认自己就是按照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做判断的。
但格力斯务德律师辩解，第一修正案不是宪法的全部。当出版的内容伤害到美国国防安全的时候，美国政府限制出版是符合宪法的，因为宪法付予了政府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出版这个国防部文件会损害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援救俘虏、与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
布莱克法官说，如果出版内容对国家安全和利益有足够大影响的时候，法院就禁止出版，那么法官就变成了审批出版内容的官员（censors）。
格力斯务德律师回答，他不知道有任何其他选择。
布莱克法官随即反应，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其他选择”。
格力斯务德律师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在第一修正案的制定和书写上了。他力争说服法官“没有任何法律”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法律”（”no law” does not mean “no law”），法官的工作就是在解释宪法。
在这场官司中，政府输了。但在苏特尔看来，格力斯务德律师的理由是正当的，宪法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付予了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付予了总统管理外交政策、指挥军队的权利。虽然格力斯务德律师说服法官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法院必须承认，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出版的权利。所以，法院最终驳回司法部诉讼的理由并不是第一修正案的字面解释，而是以政府的举证不够充分为理由的。
这说明，法律中的语言即使像第一修正案中的语言那样绝对，也不能绝对保障某个权利。最高法院被迫在不同的好的价值中取舍，而这种取舍和为这些决定的解释是否应该被称为“不正当地杜撰法律”（illegitimate law making）呢？显然，对运用宪法断案的简单理解（the fair reading model）是不对的。
苏特尔的第二个案例是1954年的“布朗与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这不是关于宪法本身的内部矛盾，而是关于举证的复杂。这个案子的结果是，所有法官一致认为公立学校中法律规定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破坏了法律为所有人提供同等保障的原则（violated the guarantee of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这个判决取缔了60年前最高法院判决类似案件“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
1896年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Plessy v. Ferguson。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只要火车不同车厢的各种物质条件是一样的，黑人与白人分别坐
在火车的不同车厢并不违反宪法，于是就有了“隔离但平等”的判案先例。当时的原告主张，黑人坐单独的车厢就显示了不平等，次于白种人。当时的多数法官认为，如果黑人这样看待这件事，那是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只要车厢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都一样，就不存在白人比黑人优越的问题。
60年后主流思潮逆转了。布朗坚持，黑人因为法律规定而上不同学校从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即使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各种物质条件都是一样的。在这六十年间，宪法没有变，事实（一个是火车不同车厢，一个是不同学校）没有变，但是断案的结果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变了。
1896年的法官还记得奴隶合法化的时代。 对那个年代的法官来说，形式上的平等——各个车厢的客观条件是一样的——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1954年的法官没有对奴隶时代的感性认识，他们觉得强迫黑人和白人上不同学校的法律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从法律中读出60年前法官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在杜撰法律？很明显，那种“客观事实等待公正的法官去评判”的假设是不全面的。
苏特尔总结，宪法体现了很多价值，当这些价值有冲突的时候，宪法本身为断案不能提供任何直接帮助；而且事实的意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法庭的任何判决都要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审视。那种对大法官就是坐在那儿阅读宪法条例和事实报告，然后做公平判断的简单模型（fair reading model）是大错而特错了。宪法既然这样制定，它一定包涵着制定者对在多种价值冲突的时候总能找出解决办法的信心，但是在现实的矛盾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简短的宪法和对法官执行宪法的简单理解的背后还有所有人都追求稳定性、可控性的愿望。谁没有这种愿望呢？即使我们不赞同宪法制定者的每一个假设，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宪法的字句推理，面对事实努力理解法律对活着的人的意义。
九十八、 全球资本主义禁得起全球危机吗？
杰弗里·弗里顿认为，没有国家会为了全球一体化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个事实就决定了全球一体化不是长期趋势
2010年2月2日，哈佛大学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家杰弗里·弗里顿（Jeffry Frieden）以“全球资本主义禁得起全球危机吗？”为题（Can Global Capitalism Survive a Global Crisis?），在午餐时间给予公开讲座。 弗里顿的专业领域是国际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政治关系。他的众多著作包括《全球资本主义：20世纪中的跌宕起伏》（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6)，《债务，发展与民主》（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 1991)，和《以世界为银行：美国国际金融中的政治》（Banking on the Worl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7)。
他首先声明，他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是一个典型的做学问的人――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 然后，他回顾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阐明这次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1870年到1914年的这轮全球化非常成功，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人均收入都持续增长。这轮全球化的程度，从某些方面说，比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更深。当时，除了中国、印度、墨西哥，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严格固定汇率，比1972年以来（Nixon Shock）的浮动汇率机制更有利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而且，当时的移民政策非常松散，任何想移民的人不需要什么繁琐的手续就能成功移民。宏观经济层面的稳定发展被世界一次大战打破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民主国家日益扩展选举的权利，1920年美国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允许妇女投票。政治家不得不代表更广大民众的意愿。形成统一政见（political concensus） 越来越困难。当
全球化（国际一体化）意味着一些国家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更高的失业率、更多的进口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赢得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反悔以前的国际承诺。
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大量赔款，偿付赔款的计划叫“杨计划”(the Young Plan)。1929年德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借款国，与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平衡类似。当时，德国政府一方面努力履行国际承诺，一方面面临非常艰难的国内经济状况――失业率高达25％，而且政府还要为偿还战争赔款增加税收。就在这时，美国把进口关税增加两倍（the Smoot-Hawley Act），使德国赚取外汇的渠道雪上加霜，而且美国拒绝重新协商债务，减轻德国负担。
现在，位于在瑞士巴塞尔的中央银行间的主要合作平台BI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就是在1930年为监督执行“杨计划”而成立的。弗里顿意在说明，不是德国政府不好，故意不履行国际承诺，而是德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民选上来的政治家没有办法保持以前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为什么他憎恨国际银行家，认为他们是德国人民的吸血鬼；为什么他在1933年初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偿付所有债务。
弗里顿认为，1870年到1914年的全球化和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是历史的巧合；没有国家会为了全球一体化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个事实就决定了全球一体化不是长期趋势。 根据民意调查，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认为与好事相关联，人们的头脑被充斥得飘飘然了。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地球是平的》（Flat Earth）。现在全球化被更多的人与坏事相关联，例如，贫富分化，高失业率等。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反对这个观点。他的视角更长远、广阔。他认为，全球化从15世纪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人员、食品（土豆、红薯、玉米、作料等）跨海洋、跨大陆的交往是日益全球化的先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基础，所以全球化是历史的长期趋势；的确，有很多国家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撤出国际体系，但这是历史的偶然，是短暂的，不是长期的。
现在的全球不平衡与三十年代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不平衡很相似。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在2001到2007年间累计债务5万亿美元。中国把宏观经济政策从属于固定汇率之下，累计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美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弗里顿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是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压低货币汇率，促进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对的，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的德国都是如此。”
但弗里顿认为中国贸易开放的程度（出口加进口占GDP的比例）相对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超常的大；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贸易占GDP的比例远远小于中国。国家越大，它的对外贸易需求就越小，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巨大，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详见《哈佛笔记》安查斯主讲的国际贸易理论系列）。弗里顿说，中国的很多出口可以在国内市场消化；中国长期不变的固定汇率政策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比价，误导资源在全球的分配，从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全球不平衡。 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找到其他发展经济的途径；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弗里顿认为，全球不平衡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不平衡的另一方面原因在美国。 美国联邦财政在2000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盈余，在10年以后有一万多亿美元的赤字。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过高的估计了税率对税收的负面影响（关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主讲的美国经济政策系列）。 但有一点弗里顿强调不可忽略：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9·11”之后把基准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太长。美国经济在2002年末明显好转，但美联储仍然在2003到2005年间维持低利率；利率甚至小于通货膨胀，使真实利率为负值，促使了美国在消费者层面和政府层面都大量贷款。 前十几年的“金融创新”出来的复杂投资和融资渠道更加助长了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的负债。 美国入不敷出，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其他主要债务国包括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
弗里顿说，就像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Carmen Reinhart最近的新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指出的一样，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危机的成因和主干大体相似。“国际资产流动的周期现象都是一样的，从刺激经济扩张（expansion），到兴旺（boom），到泡沫，到泡沫破裂后的危机。美国就是在酝酿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
当危机爆发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停止恶性循环。现在市场已经平静下来，金融危机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缓解美国长期的债务危机。当外资涌入时，消费上升，投资增加，进口成倍增长，房地产价格狂涨。弗里顿预计，今后美国要经历的是这一切的反面，美国必须减少消费，使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美国真实工资很有可能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美国的经济调整阶段就是美国人要勒紧裤带、进入勤俭节约的阶段（austerity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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