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在哈佛的课堂里聆听大师们的见解
一、 学院与市场的落差
哈佛管理公司主席的收入在大学算是极高的，但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得的收入间仍存在巨大落差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老牌的大学，而且也是最富有的私立大学。这得益于由哈佛校友会捐款和300多年来广泛的社会资助构成的捐赠基金。该基金规模庞大，且无需政府支持。截至今年6月30日，哈佛获得的捐款总价值已由一年前的292亿美元增长到349亿美元。
这笔资金自1974年起，便由学校内部一个叫做“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事实上，这笔资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约1.1万个单独的基金组成，其中许多仅限于特定用途，例如支持某个研究中心或某一个特定的研发项目。HMC以低于外部基金管理机构的成本，掌管着学校拥有的所有捐款、年金、信托基金和其他投资。
哈佛素有雇用华尔街的明星人物掌舵HMC的传统，但却往往难使这些人愉快地“在其位、谋其政”。HM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El-Erian）在就职刚刚一年多后便宣布辞职。他计划今年回到自己此前供职的位于加州的私人基金管理公司。
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埃利安是在基金投资实现连续一年的强劲增长之后辞职的。在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中，哈佛大学获得了23.0％的回报率。2007年也成为自HMC于1974年创立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甚至优于其他大型投资管理机构的业绩记录。HMC高达23.0％的回报率，不但优于Trust Universe Comparison Service所测算的151家大型投资基金的业绩中值17.7％，还高于其中业绩最佳的前5％家基金的中值20.9％。23.0％这一数字，使得哈佛捐赠资金在近十年间的
年均回报率达到15.0％，而五年来的年均回报率更高达18.4％。此前，HMC自成立以来的年均回报率为13.3％。
持续的高回报率切实增强了对哈佛学术项目和教学任务的支持，包括金融援助、员工薪酬和设施维护等等。哈佛大学的每个学院都可使用投资、募集的馈赠和学费来支付教学成本。而单凭哈佛的学费只能支付总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
哈佛每年把5％的捐赠基金花在大学项目上。在2007财政年，来自捐赠的资金支持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学校预算，共11亿美元。同时，捐赠基金资助了哈佛学生资金援助项目。这样，无论学生是否有能力付学费，只要合格，学校都可以招收。
自2001财政年到2007财政年，学校基金发放的奖学金和各种学生奖励从1.56亿美元增加到了3.02亿美元，增幅超过94％。而同期，基金分配在所有哈佛项目上的经费，从6.15亿美元涨至10.4亿美元，增幅超过70％。
近年来，哈佛对其捐赠基金的依赖性有所增长。在1997财政年，捐赠收入仅占学校总收入的21％；而到2007财政年，这一数字已达33％。
就在使捐赠基金取得了创记录的回报率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时，埃尔－埃利安却要离开哈佛，导致他辞职及其不同寻常的短暂任期的直接原因不明。人们只知道，他在HMC的收入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挣得的收入间存在巨大落差。
虽然埃尔－埃利安的收入在哈佛大学中算是极高的，但对于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来说，标准的酬劳计算模式是按所管理资产总额的2％计算管理费，加上20％的基金年投资利润。因此，管理一支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其经理每年就可挣得几千万美元的收入。这种落差无疑是很大的。
二、 曼昆的经济学第一课
“经济学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9月17日，哈佛大学新学年的第一天。中午12时左右，格利高里·曼昆教授坐在桑德斯（Sanders）讲堂的讲台台阶上，以握手的形式向新生问好。
地处哈佛校园中心的桑德斯讲堂是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坐落于“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内。作为一座足以容纳1000人的讲堂，桑德斯讲堂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造访哈佛大学时发表演讲的地方。
曼昆是哈佛大学最有声望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兴趣涉及广泛，包括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金融市场、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他还以多产著称，其代表作包括两本流传极广的著作——《中级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这两本书被翻译成超过15种文字，销量达上百万册。曼昆还活跃在经济政策领域。从2003年到2005年，他曾担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曼昆在哈佛所教授的课程繁多，其中以关于经济学原理的导论课最为人称道，每年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多达1000人。该课程在哈佛经济系的代码是Ec10，是一门必修课。同时，因为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的定义，所以课程也被称作“Ec10社会分析”。由于课程的入门性质，每年选修该课程的1000名学生中，大多是一年级新生。而作为一门本科课程，其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
中午12:05，曼昆准点开始讲课。他首先欢迎所有听课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在四年本科的开始阶段学会开放式思考，尝试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不同学科。接着，曼昆开始解释课程的安排。他直言他只是“大课堂的主要教师而非主导教师。”他的课时安排提纲显示，他只打算在为期13周的秋季学期安排六次1小时的讲授，其他四次讲授将由经济系另外四名教师担当。
环顾挤得满满当当的讲堂，曼昆称：“这门课所吸引的学生数量相当于整个经济学院所拥有学生的数量。”据悉，所有学生将分为34组，教学和评分则由34名助教完成，他们都是经济系的研究生。这门课的助教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小型文科学院“经济学原理”课整级学生的数量。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都由教授担当主讲，并直接与学生交流。曼昆的千人大课堂显然无法做到。于是，34名助教的责任是教授并给超过30个学生组成的小组进行评分。而管理和协调这34名助教，本身就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曼昆将自己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吗？答案是否定的。课堂上，曼昆将一位名为西尔维亚·阿德格娜（Silvia Ardgna）的年轻女性介绍给在座的学生，并指其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认识她。阿德格娜是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负责管理所有的助教。
这个世界上不乏优秀的学生，但并非所有的优秀学生都适合哈佛。哈佛的学生需要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能动性，同时还要相当聪明，否则他们很容易淹没在哈佛这个极度庞大而且人情相对淡漠的环境里。
哈佛课程要求相当数量的课下阅读。而看似混乱的组别安排以及数量繁多的课外活动，对每个18岁的大一学生而言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相比之下，其他小型文科大学任务就要轻得多。对于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而言，题目需要就自己适合何种环境做出选择。
在处理完所有的行政性事务后，曼昆进入实质正题。“什么是经济学？”曼昆问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学科。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但它研究的对象又不是实物，而是人类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了更好理解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其他的科学方法。曼昆接着又对实证和规范表述进行区分，前者是有着支持性论据的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诊断性陈述。曼昆表示，该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为了解释这一点（找到并理解不带主观判断的事实），曼昆用斯蒂文·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畅销书《另类经济学》（Feakonomics，国内译本名“魔鬼经济学”）做例子。从一套数据中，列维特发现上世纪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同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有正关联。列维特接着依靠一个简单的逻辑形成假说：第一，父母决定放弃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第二，堕胎合法化减少了那些父母不希望降生孩子的数量；第三，因此，堕胎合法化在20年后降低了犯罪率。
曼昆表示，因为反对堕胎，保守人士讨厌列维特的理论；自由派人士也认为研究结果体现了对社会底层家庭的偏见，讨厌列维特的理论。惟一欣赏列维特理论的人群是经济学家，以致于他们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颁发给列维特。该奖项授予40岁以下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
为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原理课，曼昆给出如下三个理由。第一，获得金钱的贪欲所带来的动力。对哈佛本科生而言，经济学是最接近商业的课程；第二，经济学可以帮助理解与分配稀缺资源有关的政策。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正是在这间屋子开始他的经济学生涯的。如果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美国总统，经济学将帮助你理解这些问题；第三，对理解世界纯粹的好奇。
最后，曼昆向学生介绍最基础，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经济学模型——循环图表，他以此将学生引入下一章节。在该模型里，家庭处于图表的一头，企业处于另外一头。通过市场，家庭花费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企业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赚取收入。同样通过市场，家庭通过提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来赚取收入；而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房租和利润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曼昆无法掩饰他对这些模型的热爱。他说，他就像儿童喜欢玩具那样喜欢模型。其理由在于，就像由塑料和胶水做成的车模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是对现实的简单化表述。
三、 曼昆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
每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都会接到超过600份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仅不到30名。在5%之小的获准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或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来完成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专为其后进行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学习和做标准的练习题。在研究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自行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三年级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教授一点儿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可以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
在如此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并尽可能迅速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格里高利?曼昆教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他说：“我告诉学生，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他们对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何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令他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曾喜欢过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携手共进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制造出这种热情。”
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下一步的选择时，总牢记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曼昆感兴趣并已着手的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并且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提出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这就会多少容易一些。”
“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非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掘到金子。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发对其他题目的想法。”
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
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是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当然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如此之宽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由于涉及领域过多而使每项研究都留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办法。”他承认，“虽然有种说法是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研究当中，但我不会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四、 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一所大学更应关心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如何塑造未来”
美国231年历史中共有过43届总统，而哈佛大学在其更加漫长的371年历史上却仅有过28位校长。每一位哈佛新校长举行就职典礼时，都会通过一系列仪式展开关于哈佛过去与未来的一次深刻反思，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作为一名研究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在10月12日正式当选为这所近四百年历史的名校的第28任校长。她本人在此前的大约一个月（9月18日）刚刚度过了自己60岁生日。
哈佛371年历史上首任女校长福斯特
福斯特目前是哈佛艺术系的林肯历史学教授，此前曾于2001年至2007年6月间任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其前身是Radcliffe College,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的首任所长。在来到拉德克里夫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爱丁伯格（Annenberg）历史学教授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主任工作了25年。
福斯特的就职典礼在三百周年纪念剧场举行。这是一个坐落于Winder图书馆和哈佛庭院中纪念教堂之间的巨大绿色空间。每年6月，毕业典礼都会在此举行。缤纷的哈佛旗帜装点着剧场，似乎在向新校长致敬。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上千名哈佛教员、职工、学生、校友和社团成员身披雨衣齐聚这里。
来自世界各个大学的学术代表10月12日下午2点列队进场。在他们之中，有九名福斯特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他们走上台在两边落坐。台上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三名哈佛前任校长：第25届校长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年—1991年，后于2006年—2007年间为代理校长）、第26届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任期为1991年—2001年）以及第27届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任期是2001年—2006年)。
下午2点30分，随着大学典礼官一声令下，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职工代表、哈佛学生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各界人士陆续发表致辞。数名音乐家在每篇致辞和祝辞间进行演奏。
随后，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仪式开始——职务徽章从三位前校长手中一一传递，然后交到福斯特手中。这已成为三百多年间哈佛历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最闪亮的环节。所有的哈佛徽章都历史悠久，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列文瑞特（John Leverett）校长于1708年的就职典礼，甚至更早。就职典礼的正规流程中还使用了包括钥匙、宪章、图章等在内的众多古老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仪式的最后，福斯特校长发表了就职演说，内容与上一任校长萨默斯所做的演讲截然相反。
福斯特称，她不会列出具体的目标或规划，而是对高等教育寄以更宏大的关注。“是时候思考一下哈佛大学及其它类似机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作用了，”她说。
2001年10月，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事项，包括加强本科教学、促使大学团体更具凝聚力以及使制度结构“以最高效率配合科学探索”。
福斯特想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和下一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年里的工作提出“原则性指南”。
“公众需要大学具备使命感，但具体该对什么负责却很模糊，”福斯特说，“这种矛盾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学院和大学几乎毫无边际的期望。”
“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福斯特认为，当下的状况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但是身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福斯特要将眼界超越现时。
“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
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 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有775页之厚，只是相比其它动辄千页的经济学原理教材而言，曼昆这本看起来的确很短了。
他说：“（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依此标准来看，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他成功的证明。
六、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
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and Means Com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
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七、 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降低贸易赤字惟一途径是增加美国储蓄；缩减财政赤字需采用新的个人账户体系及提高退休年龄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6年底已经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应该考虑收缩其规模？这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那么曼昆的立场如何呢？
曼昆认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源于资本账户失衡造成的巨额盈余，即目前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已经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因此，若不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量，就无法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曼昆希望看到的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降低的同时，国内总投资也不发生减少。由于海外投资对美国GDP增长有着直接贡献，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美国的储蓄。
“我的观点是，贸易逆差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出现问题的征兆，”曼昆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过低。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国家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则确实是件好事。”
曼昆对美国储蓄率所持的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考量，如大幅增加享受延税（tax-deferred）优惠的储蓄种类，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等。它们可以降低对红利和资本收益征收的税额，使企业所有的资金投入实际上都被用于产生回报。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于海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虽然它们之间确有一些关联。”曼昆在评论美国储蓄率过低时这样说。
关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曼昆指出，对财政预算持续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变化导致的社保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获益人的背后有16名工人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税收收入，从而增大财政赤字。而到2042年，社保信托基金将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将宣告破产。目前，社保体系的保障承诺超出其自身财力的部分按现值计总数已达10万亿美元。
对此，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以延迟其享受养老保障，将退休金“更明智地”投资以便在将来产生更大收益，或以某种方式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身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在2004年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体系。这类账户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私人性质，人们可以将他们的退休储蓄至少拿出一部分投资于更加多样化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未来收益。这一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使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积累收益”。而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曼昆于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支持显著地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目标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
在当时的发言中，曼昆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退休金问题解决方案倾向上的有趣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养老补助支出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表示将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这当然也是我所支持的解决方式；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发起补助方式改革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将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较少提及此话题的原因。”
“我经常思考为何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曼昆说，“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大众水平，所以与别人相比，更长的工作年限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轻松；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他人更彻底，并且我们认识到提高退休年龄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补救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劝导公众去接受它。”
八、 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
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 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
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 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
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的评审。自2003年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毕业，他已在哈佛教了四年国际贸易的本科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哈佛经济系的其他课程一样，安特拉斯的课程具备十分丰富的分析性和计算要求。同样的内容也可因对其进行分析的程度不同而适于不同程度的教学。
更进一步，安特拉斯总是将假设阐述得更加精准。例如，在解释“相似性（homotheticity）”这一经济学概念时，他的课程中不仅包括所有与相似性假设相关的计算方程和图示，还讨论了此假设在针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时的不同现实情况。
当然，关于相似性的假设只是一个分析中的细节问题，在一些课程上几乎可以忽略；而安特拉斯在长度为90分钟课程的前5分钟涵盖了这一概念的许多细节，其余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讲解更为重要而基础的有关李嘉图模型的内容。这样，学生需要同时领会所学知识的宏观全景以及分析细节。
可想而知，安特拉斯的知识讲授密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考虑到他所教的只是本科课程的话。
十一、 感受数据
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安特拉斯教导学生们要有“数据感觉”
国际贸易与投资课程伊始，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为了让学生们有“数据感觉”，先给出了国际贸易的大致轮廓。
安特拉斯介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两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被定义为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不断融合，或被视为国际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阻碍。而自1950年开始，世界商品贸易显著增长，到20世纪末增长了15倍左右。与此同时，世界商品产出增长了五倍左右。交通通信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以及八轮自由贸易对话（从1947年的第一回合到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所产生的累计效应，推动了贸易的兴旺。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关税壁垒开始降低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自由贸易效应。
美国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进口+出口/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两倍。然而，横向比较，跟法国（约25％）、加拿大（多于30％）、比利时（多于80％）等相比，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开放，外贸占比2003年只有10％。安特拉斯随后指出，经济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对此都有影响。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伙伴越远，对外贸易比例就越小。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贸易“引力定律”。
根据相关数据，人均收益率与人均贸易率看起来有正相关关系。国家越富有，贸易越多，对外越开放。出口对GDP占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低收入国家只有24％，中等收入国家约37％，而高收入国家占到了42％。
国际贸易的性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制造业取代了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制造业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和能源矿物贸易，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2003年，制造业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61％，而农业只有8％，矿物占到11％，服务业占2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发成了巨大变化。在196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中58％为农产品，只有12％为制造业产品；而到2001年，65％的出口为工业产品，只有10％为农产品。安特拉斯将在随后的讲座中通过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Effect）讲解这种由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很大。2005年时，制造业产品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81％以及进口总量的71.5％，其中过半数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而且，服务业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其次，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今，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和42％的进口都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地区的部门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国际贸易中已有超过60％的部分为产业内贸易。
再次，制造流程的拆分或外包已成为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原因。外包是指一家公司将其制造的部分流程转移到其他国家。外包的执行公司既可以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可以是一家外国公司。
最后，国际贸易的分布出现集中化趋势。全球贸易最发达的11个
国家占据了国际贸易的60％，而余下的40％则来自其他150多个国家。当然，对此趋势亦可有不同的观察：超过一半的世界贸易为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到12％。
在课程的后半段，安特拉斯在课程中讲解了更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一国是否应当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什么是好的贸易政策？美国是否应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担忧？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东道国？更多精彩的问题和答案将会涌现。
十二、 曼昆的“最后甜点”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教授一口气连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六节课，结束了上半学年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微观经济学，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
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于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大概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当然，这学期的课程也已经相当精彩了。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其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价格低至新晋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对此，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进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差异，达成相互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了历年来的美国收入
分配与他国比较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有4.1％。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技术的生产率提高），因而技工的工资上涨。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升至更高的税基级别。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越来越多。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若比较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则可发现美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8.5，日本3.4，德国4.3，加拿大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10.5，中国10.6，墨西哥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效用理论，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1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值钱。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其“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
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主流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亦然，不管这个结果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捕食者，而非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力量。他们不愿向中央社会计划者交出任何自由。他们把自己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先拿技术打了个比方——贸易的经济影响就像技术进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对象如何界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的纺织品配额，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给予一个失业人士特殊待遇的充分理由何在——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比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移向印度，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工资高到一定水平，美国公司移向印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曼昆接着问：“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是一种耻辱，还是某种光荣（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虽然在美国标准看来，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冗长，工资之低和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无法忍受，但美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却能使这些工人过上比没有它们时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公司不为他们支付高工资？”曼昆说，“因为和任何私营企业一样，这些公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努力使成本最小化、股东利益最大化。”
“既然贸易如此有利，为什么美国不放任自由贸易，放弃复杂的多边贸易谈判，不管别国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贸易采取的是重商主义。他们视出口为宜，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害，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出口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口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享受到超越本国生产可能性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只是我们为了取得进口而必须卖给国外的。问题是，受惠于廉价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并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组织起来了，并对华盛顿施加了影响。
曼昆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又作何解释呢？”他解释说，当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大大超过卖给中国的，美国就对中国产生了入超，中国对美国就是出超。因此中国开始将其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要理解美国的贸易赤字，我们就必须理解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这会在下学期中涉及”。
最后，曼昆向学生们推荐了四本书，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大众读物——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哲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阿兰·格林斯潘的《动荡的时代》。
十三、 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对贫困、分配不均、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课程重点是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课后小组讨论，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是在WTO贸易争端中代表公司利益，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代表国家政府。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一学期中，从指定的四个题目中选三个，写三篇四五页的发言稿。
这种非理论课程是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的，虽然学生的学期成绩在教学大纲中有计算公式可循：期末考试（40％）+三篇短文（45％）+小组讨论表现（15％）。最终成绩取决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萨默斯课程要求的三本必读书分别是：Martin Wolf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Joseph Stieglitz的《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和Jeffrey Frieden的《Global Capitalism》，外加长达八页的参考书目。这并不奇怪，大多数经济系课程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有的经济系教授还说，他们要求的阅读量比起文史学科要求的阅读量少多了。
萨默斯选择和Lant Pritchett教授合讲这门课程。Pritchett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在去年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
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9年，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居住和工作，对发展经济学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萨默斯说：“我和Pritchett教授都是学者和实践者。”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如何把两者有机地在这门课中结合起来吧。
十四、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萨默斯在哈佛讲堂上阐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剖析市场化思维回归之由
在2月7日的课上，萨默斯向哈佛本科生讲解二战后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他面带微笑，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如数家珍。
首先，他解释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优缺点。优点是，在这一体系里的国家政府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以此维系货币稳定；缺点则在于，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给而刺激需求，也即其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不能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地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则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货币，买进第二国家货币，以争取更高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内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则短期资本帐户绝不可放开。
萨默斯回忆起他在1967年随父母住在伦敦，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50英镑以上的现金。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
接着，萨默斯解释了二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先用PPT显示了凯恩思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和预言，“德国不可能履行所有的承诺……有这样的和平条约，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是混乱和战争，而且越快越好。”果然不出凯恩思所料，德国政治经济形式的严重恶化
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二战后不重蹈覆辙，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被战火摧残的欧洲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也是为了纳入德国，以防其重新军事化，也囊入美国，使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战后国际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拒共产主义的苏联于圈外。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给所有的国家提供联合的安全保障。
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建设发展银行（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以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后改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中，IMF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时提供贷款，帮助解决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这些贷款并非援助，而是需要偿还本息。与此相反，世界银行是以支持成员国家发展建设为目的，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IMF更像一个银行，而世界银行更像一个基金。关贸总协定是为了鼓励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不是一个组织。直到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才成为一个组织，有比较严格的解决争端机制和执行机制。
以上这些组织统称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就几乎相当于金本位。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此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从而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十五、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
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十六、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在哈佛课堂上，萨默斯阐述了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3月4日，萨默斯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
贸易一体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工环境保护标准、文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萨默斯着重讲解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数目，从1994年起翻了6倍。
在以前的课中，Lant Pritchett教授已经根据广为接受的标准贸易理论，讲解了贸易交换为什么产生价值，贸易是科技进步以外的另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现在萨默斯要讨论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会不会增加全球贸易？
萨默斯首先区别了“新增贸易（trade creation）”和“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两个概念。新增贸易是指，原本没有贸易，由于自由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和配额而产生的贸易。贸易取代是指，原本就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有了与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关税减少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贸易被第三国取代。
然后，他问在座的学生，“请你们想一想，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取代是应该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哈佛本科生大多天资很好，在课堂上，不出几秒就会有学生举手回答，直觉准、反应快、语言简单流畅，这次也一样。
萨默斯满意地说，“非常准确。”如果第三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三个国家中同一行业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贸易取代就是对的。如果第三国的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原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而只是因为关税减少，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新的生意，那么贸易取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萨默斯进一步提问，“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好的贸易取代，也就是新增贸易大于不应有的贸易取代？”他启发大家，“例如，欧共体的产生会使新增贸易大于贸易取代，还是小于贸易取代？”
“对，大于贸易取代。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天然的贸易伙伴。”萨默斯说。“那么如果美国和约旦这样一个人口大约250万的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协议是值得签订的呢？是经济利益吗？当然不是，但美国政府可以说约旦地处中东，有战略意义，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支持其市场经济政策、政治自由化的一个象征.”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美国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我们主张囊括墨西哥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萨默斯说。
为了使NAFTA通过美国国会，克林顿政府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满足了很多议员，其中包括保护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的附件。为了凑够国会票数，克林顿政府甚至不得不满足个别议员的要求。一名议员认为，为了促进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应该设立一个双边的进出口银行。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为此建立了一个银行。这是真正的“一票，一个银行（one vote,one bank）。”萨默斯说。
接着，萨默斯解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与海关联盟（custom union）的不同。海关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家，对其他国家都保持一样的关税政策，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有更多的国家主权，可以对区域外的
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关税政策。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区域外国家A的产品，进入区域内某一低关税国家B的境内，然后再进入自由贸易区域内另一国家C的境内，会享受零或接近零关税待遇。而国家A的产品要直接进入国家C，就有可能要付很高的关税，那么国家C对国家A设置的关税政策就失灵了。针对这一问题就产生了定义“产品原籍（ruleso forigin）”的需要。那么，如果产品原料来自国家A，在国家B加工，然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的原籍应该是哪个国家？如果原料来自多个国家，在多个国家加工，最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原籍又应该如何定义？
“把这些复杂性都考虑在内，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萨默斯自问自答，“如果你支持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如果你反对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别对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
然后，他用幻灯机打出两段引言，客观地向学生介绍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段是他在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是最好的，但地区性贸易自由化很有可能是件好事。（Global（trade）liberalizationmaybebest,butregionalliberalizationisverylikelytobegood.）”另一段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贸易教授Jadish Bhagwati在2002年说的“我们正在世界贸易体系里，重演着30年代没有国际协调的保护主义下的混乱，我们打着自由贸易之名，创建着那些排斥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生产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接着，萨默斯分别用图表解释概括NAFTA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业、工作、收入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现在一些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说NAFTA应该重新谈判，但重新谈判并不会像他们口头保证的那样，保护他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包括劳工标准，萨默斯介绍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代表美国工人利益的人认为，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印度是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大国，（包括是）为了不让印度人受剥削，致使除了在大型企业工作的500万员工，其他印度人完全没有工作。”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表明，贸易领域和非贸易领域的实际工资都在增长。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对成员国家的环境标准作统一规定，萨默斯引用Bhagwati教授在2002年说的话，“如果墨西哥的空气比美国好，水质比美国差，再假设墨西哥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美国一样，那么墨西哥对水污染的征税就会比美国高，对空气污染征税就会比美国低。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这事我们不能指责这种国家之间的税率不同，是一种‘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一个依据。”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把有毒的垃圾（toxic waste）放在哪儿呢？纯经济学家的推理是放在最穷的国家，然后制造垃圾的国家给它以足够的经济补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在你旁边堆放有毒垃圾呢？”同意出价钱的国家（地区）肯定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它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这一逻辑遭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痛骂，被指责为“不道德”“残酷”“经济学家傲慢的无知”“疯了”等等。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对这一争论深有体会。
美国国内每年会有大量的固体垃圾从一个州运往另一个州。地质学家探明，在美国，最适合储藏核废料（nuclear waste）的地方是内华达州（Nevada）的Yucca Mountain。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在Nevada竞选讲演时迎合选民，都表示反对将核废料运到那里，但并没有说明应该放在哪里。
大家都可以理解，空气质量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先降低再升高的过程。在人们生活贫困时，需要工业化提高生活质量。工业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造成了空气污染。那时人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也有更好的技术使得空气清新。
最后，萨默斯向学生对照英国曼彻斯特19世纪末期和现在的图片，又显示现在中国上海黄浦江的照片。他说，“在拍这张照片时，我还以为我的相机聚焦发生了问题，然后我才意识到，是空气污染使得相片模糊。但再过十年、20年，随着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也会变得更好。”
十七、 保护知识产权对谁有利？
萨默斯阐述反倾销与知识产权保护并答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总会占上峰吗？
3月6日，萨默斯继续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这天的讲述重点是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萨默斯解释什么是倾销和为什么要反倾销。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卖产品。一般来说，价格越低对消费者好处就越多，也即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就越多。但倾销对市场的副作用更大，因为倾销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通过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倾销商有可能挤垮对手，增大市场份额，形成垄断经营后再抬高价格。
“有些人认为美国反倾销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至于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利用。对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议，先讨论环境标准是否应该包括在反倾销法规范围之内。”萨默斯举例说，如果一家厂商以损害环境为代价，降低成本，国家又不征环保税，则该厂商的定价是否应被认定为倾销价格呢？各国的环保标准是否可以不同？若一国环保标准较严而另一国较宽，是否公平？
萨默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因此有理由制定不同的环保标准。“一般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各州均有权制定自己的环保标准，民主党则主张联邦政府应制定统一标准，以防止各州走上“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之路——竞相制定宽松的环保标准，以降低本州产品的生产成本，招商引资刺激本州的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权、公共利益和政府间一体化三者
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如果你支持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你就会完全放弃公共利益，一味追求个体权利。如果你支持欧盟的形式，你就会追求公共利益和一体化，放弃一部分国家权利以避免‘竞次’的结果。”
此时，一位看似访问学者的中年人举手提问：“你认为WTO在判决反倾销案件时是否公正？因为世界经济体系大多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在涉及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中，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对此，萨默斯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没有统计过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但我的感觉是，WTO评判案件的程序是公平的，裁判小组总的说来是公正的。你也许感觉美国胜诉的比例比其他国家大，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他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美国有各行业的强大游说团和律师，起诉其他国家的几率比较高。而其他国家起诉美国的几率比较小，因为谁也不愿意失去美国这个大市场。
萨默斯认为，WTO的判决与各个国家法庭的判决有本质的不同。各国法庭的判决是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而WTO没有，它只是根据WTO的章程判定胜诉方有权利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谁都知道报复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因此，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而选择放弃上诉美国。
接着，萨默斯转入更有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产品有哪些共同特征？萨默斯说，这些产品最大的特征是，前期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产量与投入的关系呈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另外，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没有完全竞争，由于这些产品的特殊性，厂商对市场有暂时的垄断。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从厂商的角度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把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赚回来，还有可能赚取大量利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消费者以低价享受产品，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政府在两者之间应如何取舍？萨默斯说，如果政府认为鼓励创新比增加消费者剩余更重要，则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如果你问现任总统布什，他会说‘保护知识产权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如果你问民主党众议员Barney Frank，他就会说，‘美国过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劳工与环境的保护不够。’”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多，因此更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发明创造相对较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注重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更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着重于眼前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政府不但要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要权衡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萨默斯解释，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区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对富人（富国）收取高价，对穷人（穷国）收取低价，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此举前提必须是：产品不能从穷人（穷国）转卖到富人（富国）手中。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在医药领域尤其突出。萨默斯通过图表说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研发新药的成本在逐年增加。在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品上，那些没有品牌却有同样功效的药品(generic drugs)的市场价格，低于品牌药品（brand drugs）价格的一半以上，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却阻止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萨默斯说，一些非政府组织指责美国政府及法律“劫贫济富”。几年前，哈佛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也支持这一立场。
然后，萨默斯介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克林顿利用其影响力，把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令其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把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得后者对在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小于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疾病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研发经费用于研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这甚至比发达国家用于研制家禽疾病的费用还要少。萨默斯进一步说，“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如何鼓励发达国家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能使更多的消费者享用其好处。这样的办法包括在研发某种药品的过程中，即高投入的过程中，全球提前预定采购方案。”
十八、 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萨默斯授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提问和即兴举例；他以香港等地为例说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90分钟的课时，对萨默斯来说实在是太大的局限。3月18日，他准备了27页的PPT，但只来得及放映包括标题在内的九页。当然，这27页的主要思想已在他放映前面三五页时全部表达出来了。
萨默斯讲课时思维连贯、出口成章，并不需要PPT的提示，PPT对他来说只在于用图表显示数据，说明问题。他上课的精彩在于提问——恰到好处地启发学生思考，和他即兴地举例说明。
这一天，萨默斯的主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他首先介绍的是，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货币增发比例与物价增长比例（即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实际经济指标。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
然后，萨默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推出没有国际套汇空间的条件：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否则人们就可以从低利率的国家借款，存到高利率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赚取利差。
萨默斯解释，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也即货币供给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利率，否则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人就可以无本套利。萨默斯以香港为例说，香港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港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中央银行行长（编者注，承担香港央行功能的机构系香港金融管理局），你的工作会有意思吗？”
“当然不会，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因为固定的汇率已经决定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香港经济放缓，利率面临降低的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人们对香港固定汇率产生怀疑，持有港币的人会怎么办？”
“对，在现有汇率下，换成美元，这样港币的流量减少，香港物价降低，促进出口，赢得外汇，港币流量升高，物价回升，这就是自动调节。”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的利率是4％，再假设资本自由流动，这说明市场对两国汇率的预期是怎样的？”
“对，巴西货币相对于美元要贬值7％。”
“朝鲜选择完全关闭资本账户，闭关锁国，那么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对它来说也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
萨默斯由远及近，进一步举例说明，“最近三个月美元贬值很多，有人问我，美国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扶持美元？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美国支持美元，就意味着美联储要提高利率。但这与美联储针对美国国情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
“再例如，卡塔尔，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通过出口大量石油，赚取了大量美元，但美元在迅速贬值，卡塔尔的石油商该怎么办？”
“对，把美元换成卡塔尔货币。那么，卡塔尔货币流量会增加，经济面临通胀风险。如果卡塔尔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那么高利
率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热钱流入。如果不提高利率，就要使卡塔尔货币升值。这种升值预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热钱流入。”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胀压力增强，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使得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买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萨默斯转入财政政策。政府有两种办法填补赤字：卖国债借钱和印钞票。政府借钱会增大货币需求，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愿意贷款的私营企业只得放弃贷款，这就是政府赤字对私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挤占（crowding out effect）。而印钞票会导致通胀，提高名义利率。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就要买国债，增加货币流量，但同样会增加通胀。
萨默斯总结说，要保持稳定的通胀率，政府必须自律，但这一点愈加难以做到。
十九、 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弗兰克尔讲解国际金融的经济学模型，在他看来，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运用
今年春季，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在哈佛政府学院主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身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弗兰克尔，是再版十次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与支付》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于1996-1999年间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同时长期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咨询项目。近年来，他与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多次交往。
其实，中国不少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已与美国主流经济学课程非常接近。许多在美国受欢迎的教科书，其中文版也在中国盛行。基本的市场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技术层面几无差别。那么，弗兰克尔教授的这门经济学课程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课堂上，在推导“斯旺曲线”（Swan Diagram）这一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之后，弗兰克尔教授用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它的不同运用。
这一模型假定，宏观经济的理想状态为同时处于内在与外在的均衡。内在均衡表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外在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均会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逆差。国家也应采取以下四种相应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
策，紧缩货币政策。
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国，情形如何？弗兰克尔说，中国在2002年处于贸易顺差和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在2008年仍处于贸易顺差，但供给已小于需求，通胀压力严重。然而，要直接套用这一分析框架未必完全正确。
他解释说，这一分析框架的假设在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长期平衡状态是已知的。在分析成熟市场时，这些长期平衡状态能够用过去的数据估算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长期平衡状态本身就在变化，也就是说，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参照系在变化。因此，从这一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也就未必完全适用。”
美国的情形则不同。199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贸易逆差与国内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贸易逆差未变，但已经出现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弗兰克尔介绍，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二十、 挽救墨西哥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
办呢？”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二十一、 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
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两个选择：结果与预想不同时，是改变途径还是加倍努力呢？“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如人意，是应该完全撤兵还是增加兵力？如果你让一位营养学家帮你设计减肥方案，但实施的结果不如预想的好，你会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方案，还是干脆换一位营养学家？”
后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把十条扩展成20条，增加的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反腐败，灵活机动的劳务市场，遵守WTO规则，国际金融规定和准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取消汇率多轨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充足的社会保险和有计划地减少贫困。
“当然，20条还可以扩展成30条，甚至更多。”萨默斯说，“这就像我上九年级的儿子学打高尔夫球。他应该掌握所有部位的姿势再打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姿势，然后跟着感觉走呢？如果他跟着感觉走，打不到球，浪费了一次机会，怎么办？如果要他把姿势做得尽善尽美再挥球竿，他在几秒钟之内，能注意到那么多部位吗？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二十二、 对话鲁宾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二十三、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教授也是忠实听众。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4月24日，Pritchett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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