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集团军的行动是在稍微不同的条件下开始的。这里，在军队转入进攻前，对敌支撑点先进行了猛烈的炮兵急袭射击。尔后，集团军主力强渡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通过大片沼泽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至日终前到达敌坚固抵抗枢纽部虎头的后方。经最初六天的进攻，方面军所属军队突破了所有边境筑垒地域，通过了难于通行的山岳原始森林地，向满洲腹地推进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
日军指挥部希望我军主力被拖在边境地带，一蹶不振，但落空了。敌军不但未能迟滞苏军的进攻，反而被强大的正面和翼侧突击所分割，而在头几昼夜战斗中就失去了指挥和通信联络，改而采取以其后卫、敢死队和别动队进行绝望的抵抗。
由于进攻神速，我军还在关东军总部没有能够利用交通线撤退和在纵深内预有准备的各地区组织防御，就把敌方所有交通线都切断了，苏军行动之快，出乎日军指挥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认为日本人一心想退而无意负隅顽抗，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我每天接到报告，都说他们拚死作战，没有哪一个筑垒要点，哪一个高地不是经过战斗才交出的。例如有这么一件事：在第25集团军攻打的东宁筑垒地域，日本军官看到进一步抵抗徒劳无益，就命令自己士兵去投降。可是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开枪把军官们打死了。日军指挥部在许多守备队中派去神职人员和当地教师，给士兵讲明继续抵抗毫无意义。但是士兵们多年受的是武士道教育，连神职人员的话也不听了，继续顽抗。
日军主要集团在牡丹江附近作战。敌人在此处损兵四万人左右。我得知红旗第1集团军的战士们已突破了牡丹江地区敌人防御后，即乘车去看，只见开始是一道蜿蜒五公里的最前防御地带，是为迟滞我军前卫而构筑的。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主要防御地带，内有一些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我当时还算了一下这一地带的纵深，计有四公里。继续走了整整十五公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新的三公里纵深的防御地带。再走出十五公里，又发现一道纵深大小相同的防御地带。各抵抗枢纽部看样子异常坚固。我们细看其中一个枢纽部，就算出有十七个炮兵永备火力点，五个炮兵和机枪火力点，五十多个机枪巢，以及大量各种野战工事。
现在翻阅我的日记本，这个抵抗枢纽部的情景唤起我对五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曼纳林防线又浮现在眼前。不过这已不是那些落上芬兰白雪的灰暗色的被炸得裸露钢筋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而是在茂密的绿色灌木林映衬下的黑压压一片日军坚固工事上坡度很缓的梯形顶盖。
有些筑垒地域抵抗很久。我们到了哈尔滨和奉天（今沈阳）附近，可是在我们的后方，还有个别已被四面合围的抵抗枢纽部的日本兵进行着毫无指望的混战。稍后，他们转而采取破坏行动，分成小股偷越战线。我发现，凡是近处还有日军大兵团作战的地方，别动队活动就最频繁。而如果该地区敌军被肃清，别动队觉得自己已经孤立，其气焰就一落千丈。抽象他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民族。集体行动对他们总是有益的。当你感觉到有别人支援，自然会使你提起精神，因此日本兵在这里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日本武士所吹嘘的“日出之国”的士兵的所谓“特殊性格”也是白说。我们确信，问题绝不在于民族特点，而在于日本兵被愚弄到了何种地步。审俘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当学问的日本人更能用批判的态度来评价本国统治集团的政策，就不像文化低、落后和深受压制的人那么狂热。我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军人所共有的某些规律。
在这方面，我要说，日本人退却时在许多地方最初广泛地使用了敢死队，这些队员是注定去送死的士兵。且看他们是怎样对付我军坦克的。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战斗中，我们算出约有二百名敢死队员，他们身上缠着炸药包和手榴弹，在密集的高梁地里匍匐前进，一跃而起，扑向我军坦克下面。当然，这些“活地雷”也够危险的。不过，我军对敌人的这种战术早有准备，很快使这些队伍停止了行动。在另外场合，敢死队员先把我军部队放过去，随即从背后射击。真没料到，日军指挥部想用这种办法使我们遭受损失。更确切地说，他们指望破坏苏军的坚韧精神和进攻锐气。至于日本军官，他们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清醒得多。比如说，我们几乎没有碰见剖腹自杀的事。
方面军航空兵（空军上将索科洛夫指挥的空军第9 集团军）在几乎没有敌方航空兵抵抗的有利条件下遂行了战斗任务。这就使我军全部空军都能用来保障陆军行动：无论轰炸机、强击机还是歼击机，都直接给步兵和坦克开辟通路，对地面目标实施突击。军事运输航空兵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从远距离给军队运送油料和弹药。伞兵的使用是很成功的。其他方面军也运用了伞兵。
在开战第一周内，远东第1 方面军就粉碎了敌人的猛烈抵抗，完全克服了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击溃了集中该处的日军基本兵力，并逼近哈尔滨、长春一线。其他两个方面军，特别是外贝加尔方面军的进攻也很出色。日军指挥部处处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形势对关东军极为不利。军事上彻底失败的事实，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面前。
日本政府面临必然垮台，不得不于1945年8 月14日通告各盟国政府，决定投降。的确，在这之前，日军几乎停止了对美英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有苏联军队进攻的地方，他们却继续进行猛烈抵抗，以图把苏联拖入有关投降条件的持久谈判，并赢得稳住关东军阵脚的时间。例如，他们建议停止军事行动，在苏日两军8 月16日前占领的地区上停火。那时，已被我们击破的所谓满洲第1 方面军，正由日本人在长春、吉林及其以东一线重建：第3 方面军与马利诺夫斯基所部对峙；第17方面军掩护朝鲜。要在这些地区上停下来，就意味着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和几乎全朝鲜都应留在侵略者手中。说起来，美军指挥部对这样解决问题也感到有利可图，它不愿意苏军深入中国和朝鲜腹地。
8 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武装力量尚未实际投降，他们想对我们耍花招，因此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攻势作战。是的，关东军一些兵团向我军施行反冲击的事实，说明了日军指挥部打算继续抵抗。苏军又遇到了新的困难：8 月份倾盆大雨引起洪水泛滥。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河水溢出堤岸；军队感到油料奇缺。当然，运输航空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各方面军不顾任何阻碍，继续向满洲腹地猛烈发展进攻。外贝加尔方面军向奉天和长春猛进。远东第2 方面军逼近北安。远东第1 方面军攻下牡丹江并在击溃关东军第1 方面军之后，正向哈尔滨和吉林挺进。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和南萨哈林岛海岸发起登陆战役。我军第25集团军的部队在这里展开积极行动，在水兵和海军登陆兵的配合下占领了元山、清津、雄基、罗津等港口。
我略微详述一下太平洋舰队的行动。开战前，舰队没有接到有关整个登陆战役，包括在朝鲜海岸登陆的具体指示。舰队各次战役基本上计划在海上实施。只在发觉与日本舰队看来不会发生大规模冲突，而红军进展又极顺利情况下，才赋予任务夺占朝鲜北部港口和遣送军队登陆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
当第25集团军突破波西那特以西日军防御并攻占图们、珲春之间筑垒地域时，即挥师南下，沿日本海海岸向朝鲜进军。正在这时，苏联海军登陆兵攻占了雄基、罗津和清津三港。正如该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向我报告所说，至8 月19日前，清津至咸兴铁路敌未设防。第25集团军各快速部队急忙加快速度，沿道路赶过日本军列疾进。我军舰艇在划定的距海岸一百至一百五十海里地带内行驶，海陆并进，运送强击支队到元山。8 月21日，他们夺占元山和伞兵在江界伞降后，关东军与本土的联系即被切断。三天后，远东第1 方面军快速部队也突入了平壤。于是通向朝鲜中部的两条铁路均被切断。陆军部队与海军舰队的联合作战取得全胜。
8 月17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上将向苏军统帅部提出停战建议，并说他已下令军队立刻停止作战行动。我当即将此上报中央，并补充说、实际上日军仍在继续抵抗。其他方面军也有这种情况。因此，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要求日本人于8 月20日12对前放下武器投降就俘。同时指出，一俟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即停止作战行动。
我签发了一个在方面军范围内设置战俘收容所的令。为了加快解放中国东北和朝鲜，我方面军在吉林和哈尔滨，外贝加尔方面军在奉天、长春和许多中等城市实施了空降。此外，还组建了强大的快速支队，高速度前进，攻占重要工业中心，不让日本人运走或毁坏各种贵重物资。我注意到，住在这些城市的俄罗斯居民给了我们大力协助。例如，在哈尔滨，他们把我军空降兵领到敌人司令部和营房，夺取通信站，抓俘虏等。这些人基本上是原中东铁路职工。因为有他们当向导，关东军一些高级将领才出乎自己意外地当了苏军俘虏。维持哈尔滨和吉林两市治安的任务，赋予跟随我们伞兵一起来的特命全权代表舍拉霍夫少将和列别杰夫近卫军上校。
在哈尔滨解放后不久，我亲眼看见当地居民情绪有多么高。当我到达杜霍夫斯卡亚村西南八公里处森林内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时，恰好得到由扎别林中校指挥的我军空降兵已在哈尔滨机降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哈尔滨青年积极帮助苏军。他们武装起来，在我军到达前负责保护通信设施及其他国家机关。当然，我军一百二十名空降兵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做不了多少事情。稍后，我坐了两小时飞机在哈尔滨机场着陆时，得知指挥所已在市内旅馆安置妥当。我们乘车前往旅馆时，在街上遇到的一些荷枪实弹的高中生纠察队都向我们致敬。在旅馆附近也有这种纠察队。我把汽车停在一队学生旁力，细问他们是怎样武装起来的。原来是俄罗斯青年缴了满洲国军的械，并且在我军占领前自告奋勇保护该市所有交通要道和建筑物。他们高兴地领受了谢意，并答应今后仍尽力帮忙。
我刚一到设在旅馆的自己的新指挥所，就来了一些东正教会的人士。他们诉苦说日本人和满洲人禁止他们主持教会活动。我劝他们同莫斯科总主教联系，并说我在宗教事务上是外行，但从自己方面可以下令不得阻挠做礼拜。
我们初来时，几乎所有从内战时期就住在这里的俄侨，总是提心吊胆，仔细地观察我们。但大多数人相信红军优待他们之后才明显地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开始来访我军各级司令部，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当市内各剧场演出红军业余节目时，愿意来看的人实在多得应接不暇。我们看到，许多观众听着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时竟失声痛哭，而对士兵萧洒的舞姿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战事还在进行。8 月19日，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偕将校数名，从哈尔滨被送到了我们方面军指挥部。华西列夫斯基和我接见了他。我们面前坐着一个剃着光头、目光阴郁的人。他的衬衣领口敞开，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他不由自主地紧锁着双眉。皮肤松弛的脸上现出疲倦的神情。自然，他梦想的绝不是这种败局。随他来的幕僚较为镇静。看来，他们为自己的罪责不大而庆幸。当他们对苏联军官说话时，仿佛听到从他们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也许日本人在交谈中表示特别尊敬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向秦彦三郎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指定了投降集结地点，行进路线和时间。秦同意了苏军统帅部一切指示。他解释说，关东军司令部的投降命令之所以没及时下达到日本军队，是因为在苏军进攻的头几天，司令部同各兵团的通信联络就中断了，日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当时不得不用飞机传达。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秦申明：日军包括军官在内，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而且战俘的伙食在投降初期应由日本军官负责安排。
华西列夫斯基说，你们必须携带自己的炊具和储备粮过来。让日军将领带自己副官和个人必须品一起到场。我们以后没有时间去给他们寻找可能要用的私人物品，而且也不方便。我则提出保证说，无论对高级军官还是士兵，红军方面一律给以宽待。
有趣的是，秦乞求在红军进驻各城市前准许日本兵保留武器，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可靠”。后来我们自己也证实了，中国和朝鲜居民对那些靠刺刀维持政权的日本占领者恨之入骨。因而，当地居民对苏军指战员的态度正好相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都兴高彩烈地欢迎我军指战员，迫切希望能给提供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秦彦三郎送交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将军一份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将军。关东军参谋长秦中将1945年8 月19日从我处接受关于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办法的指示如下”：
1.立即停止关东军部队在各处的作战行动，凡不能立即停火的地方，速将立即停止作战行动的命令下达部队，至迟于1945年8 月20日12时停止作战行动。
2.立即停止关东军所属军队的任何变更部署。所有为保障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移动，每次均应按照我的指示实行。
3.给第1 方面军司令官和第3 、第5 、第34集团军司令官作如下指示：
①立即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各地苏军指挥部洽降，派遣他们前往以下三个会晤地点：延吉、宁古塔、牡丹江；②驻朝鲜北部的军队按照远东第1 方面军指挥部代表的指示集结，为此第34集团军司令官应于1945年8 月22日凌晨前到达延吉；③第1 方面军司令官为接受履行投降条件的指示，于1945年8 月20日20时到达宁古塔；④下令各兵团和部队在下列地区缴械：勃利、牡丹江、宁古塔、汪清、敦化、延吉、间岛、清津、哈尔滨、吉林；⑤限1945年8 月22日凌晨前向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呈报：
1 ）关东军所属兵团和部队全部序列表；
2 ）后勤部队、机关、仓库以及库存储备品清单；
3 ）通过各集团军长官和司令部对关东军所属军队采取一切履行投降条件的措施。因此从8 月20日至25日期间，关东军司令部同各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通令网，仍然统由关东军总司令官掌握；
4.对所属军队伙食和卫生状况，在投降期间和以后，由关东军总部负责。因此军队必须自备炊具并用关东军粮食储备按现行伙食标准予以保障。“
被俘日将的口供很有价值。这些口供证实了日本的侵苏作战计划。例如，第1 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将军和第1 方面军司令部作战课长柴中校在8 月20日受审时供称：满洲第1 方面军（辖第3 、第5 集团军）总兵力十七万五千人，其中第3 集团军七万五千人，第5 集团军八万人，预备队两万人。
依据1943年批准和作战计划，日军预作如下展开：①在虎头、虎林一线配置六个步兵师，以便向东出动，切断伏罗希洛夫- 哈巴罗夫斯克铁路，并攻占伊曼、列索扎沃茨克两市。尔后前进方向：以两个步兵师向北面古别罗沃方向前进，从北面保障主要集团；另以四个师向南面斯帕斯克方向前进，随即与进攻伏罗希洛夫市的主要集团会合；②兵力最强的集团辖十五个步兵师和两个战车师，展开于密山、东宁一线。其基本兵力集中以绥芬河地区，以便向曼佐夫卡方向出动，从北面攻占伏罗希洛夫市；③辅助突击，以五个步兵师由牡丹江地区向伏罗希洛夫方向实施：其中以三个师向拉兹多利诺耶突击，以期从南面攻占伏罗希洛夫市，以两个师向巴拉巴什突击，前出至阿穆尔湾西岸，切断由拉兹多利诺那至克拉斯基诺的道路，进而截断苏军克拉斯基诺集团，并予以消灭。
主要集团占领伏罗希洛夫市之后，应向西南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展主要突击，随即占领该市并前出到滨海边区南海岸，攻占什科托沃、苏城（今游击队城，即苏昌）、波沃罗特内角地区；④1943年由于日军在南洋节节败退，日军总部开始将一部分兵力从满洲调往各激战地区。后来因为1944年我们的盟军威逼本土，日军总部才在日本国内扩充大量军队，即以两万人编制的旧师为基础改为一万人编制的师。这时满洲已成了日本的大后方，并在那里组建了新的部队和兵团。
因此，日军指挥部对在满洲的作战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关东军第1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从1944年底起已具有另一种性质。日军指挥部开始将其防御作纵深梯次配置以防万一。
整个防御包括三个地带。第一地带在边境地区，这是掩护地带，虽有相当多的钢筋混凝土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但保障的兵力较薄弱。原驻筑垒地域的国境守备队经过改编，并入了步兵师。第二地带（主要防御地区）仓卒设置在穆棱河与牡丹江两水之间，南面则沿图们江（图们乌拉）一线。这里调回大部分步兵师，并且为了掩护边境地带各主要方向，各留一个步兵团。第三地带（后方防御地区）建立于镜泊湖至延吉和图们江地段。基本防御地区和后方防御地区具有野战性质。
其他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也是令人感兴趣的。8 月22日，我审问了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他供述自己情况如下：现年四十五岁，在日军中已服役二十四年。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41—1943年曾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情报课长。1943年8 月始任关东军司令部一课课长。1945年3 月升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1945年3 月获少将衔。审讯中他还供称，关东军总部也知道1945年3 月起红军开始在满苏边界增兵，尽管认为苏联完全有可能参加对日作战，但对开战的大致时间却不得而知。至于8 月8 日这一具体日期，无论是苏联当时的宣战，还是苏军8 月9 日起出兵，都是关东军总部没有料到的。关东军司令部接奉天皇命令，要求固守日军所占地区，准备大规模作战。
8 月10日又接到了一道命令，指示应依照对苏作战计划方案行动。这项计划是大本营于1945年春制定的，计划规定日军部队要在各边防地域顽强抵抗红军的行动，必须把苏军阻滞于老爷岭、北安镇、嫩江（墨尔根）及沿大兴安岭东部支脉直到开鲁、热河（今承德）一线。只有在红军攻势急剧加强，并且占很大兵力优势时才准撤退，但也不得退过新京（长春）、图们线和长春、大连线，以确保朝鲜。
关东军各兵团即按这项计划部署。因此，关东军基本兵力并非一直配置到苏联国境。原来的作战计划，松村一无所知，然而满洲战区的准备，根据新计划，开始于1945年春，但未及完成。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的地区有：延吉、穆棱、三姓（今依兰）、瑷辉（今爱辉，又称黑河）、博克图、五叉沟；兴安（王爷庙）、洮南、通辽、热河。此外规定在满洲内地修筑辅助防御地域，但到8 月前还未着手修筑这第二期工事。长春- 图们线和长春- 大连线没有预先设防：照日军参谋本部意见，这没有必要，因为那里地形是不易通行的山林地。
正如松村继续说的，关东军下辖第1 、第3 、第17方面军和第4 集团军。总兵力约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日本兵）。其中有四十五万人在满洲，另十五万人编入掩护朝鲜的第17方面军。关东军司令官是山田乙三上将，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新京。
日军指挥部队为，苏军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基本方向，亦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方向乃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打开了通向长春的道路。大兴安岭南部支脉虽不高，但都是难于通行的丘陵地带。所以关东军基本兵力掩护长春地区。此外，如撤退时，第4 集团军应加强这一方向的防御。要再往西配置兵力，对日本人就不利了，因为那里预定的防御地区均未构筑。
当苏军在多数地域轻而易举地越过满洲国境，并在进攻后头几天长驱直入满洲境内时，关东军总部决定不把军队调出来迎击红军进攻部队，而打算在作战计划规定的各地区进行抵抗。这些地区应于1945年秋季前构筑完毕。因此要在这些地区阻止进攻的苏军，当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尔后打算在长春- 图们线和长春- 大连线进行固守。第3 方面军所属军队掩护长春—大连铁路线的接近地，不放红军直趋该地区和朝鲜。第4 集团军所属军队应向南面吉林方向退却。第1 方面军所属军队受领任务是，经顽强防御后，且战且退至延吉、通化一线。缓辉筑垒地域和海拉尔筑垒地域以及驻五叉沟和虎头的第107 师等部队的目标是，迟滞进攻的红军，护卫道路，阻止苏军沿道路向内地推进。
所有这些作战任务，都是关东军总部根据帝国大本营的计划和命令赋予的。这项守卫满洲的命令，于1945年8 月10日下达给第1 和第3 方面军；8 月13和14日又下达给第4 集团军。
对于日军将领如何看待苏联对日宣战这一问题，松村回答说：“我们是军人，所以，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得打仗。我们认为苏联完全可能站在盟国一边出兵。我们也知道，要用我们的兵力在满洲抵抗苏联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日军总部未曾被迫把这些兵力调到本土，以对抗拟议中的占领的话，我们有力量，至少在两年内足以守住朝鲜。松村继续说，在战胜英美后，这一点我们相信过，我们认为就能利用朝鲜这块跳板，进攻红军，并夺回整个满洲。我，还有其他我所知道的将领都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会失败，并且以为战争只不过拖延数年而已。投降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天皇没下停战诏书的话，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战败。”
日本人说到这一点，傲慢地抬起头来，但看到我们一笑置之，又窘得低下头去。他沉默片刻之后，继续说：“至于日苏关系，从前是变化无常，时好时坏，虽然日苏双方都没有互相侵略的意图（我逐字引其原话）。今后，日苏关系仅仅取决于苏联。日本愿意日苏亲善，因为日俄两国较之日本与英美之间更容易保持亲善关系。”
说到这里，日本降将又停下来，观察一下这些“外交辞令”在我身上收到何种效果。他继续说：“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和1918—1922年入侵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时期，日本不过是在英美唆使下干的，绝非我们本意。”他说这话时，迫不及待地转向翻译，并仔细观察我们的脸色。
稍事休息之后，松村供出详细的情报：关东军各师组建时间、日军参谋本部的编制（在有未中将领导的第二部里，第五课研究苏联，课长是白木上校；第六课研究英美；第七课研究中国）、陆军大学的工作、情报活动、傀儡皇帝傅仪的满洲国军编制（8 月17日，溥仪及其侍从在奉天机场被扣留拘禁）。
听完以后再看一遍这位降将关于红军作战行动的供词颇能引人入胜。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又都在我们的面前重演。我们的个别失误和重大胜利看得更加分明。而整个苏联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远东第1 方面军的指战员所取得的成果愈加清楚了。
此时，陆军继续前进，受降。有的地方还要剿灭零星小股的特攻队和别动队。到8 月底，完全解除了关东军及日本傀儡伪军的武装。共俘敌六十万官兵，缴获大批战利品，解放了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并且我军一度突入汉城，旋即按事先协议，撤离北上。苏军出兵神速，使日本人没来得及实行“焦土政策”，而我们满意地看到了和平居民劫后幸存的家屋。
苏联武装力量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给自己胜利的光荣编年史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促成了盼望已久的和平的实现、以及一系列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远东各国人民的解放和风起云涌的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保障了苏联边境的安全。
当炮声停息时……
日本投降后。在群众大会上。长春、沈阳和大连。在旅顺口城下。孔德拉坚科将军阵亡遗事。援助中国共产党人。九月一晃而过……
常常有人问我：我军对8 月6 日和9 日在广岛和长崎落下美国原子弹的消息怎样看？这件事对苏军作战有什么影响？回答很简单：没什么影响。首先，这个悲惨事件与我们击溃关东军的计划毫不相干。其次，对爆炸的实际效果，当时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确知详情，而日本人，自然不会通报我们。
8 月6 日和9 日两次爆炸后不久，当全世界都知道详情时，我国人民大为震惊。不管我们怎样对待昨天的敌人——日本武装力量，每个人都明白，美国动用原子弹，在军事上实无必要；此事完全另有内情。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正如现在已为人所确知的，我们全都没有想错。
有句俗话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话完全适用于这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然而美国上层统治集团蓄意独霸世界。但是，对肩负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重担的苏联及其常胜军队怎么办呢？对得到空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又怎么办呢？于是，美国反动派渐渐走上了恫吓的道路，开始挥舞“原子大棒”。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年代已经过去，往后就是连年的“冷战”岁月。恐吓我们和全世界，这就是美国8 月初投原子弹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美国反动派的这个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可是每当想到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和平居民成了大洋彼岸那些鼓吹“冷战”、策动空袭广岛和长崎的人的首批牺牲品时，无不为之痛心。
在日本开始投降后，炮声日渐稀疏。零星小股别动队虽然继续为害作乱。但他们不会构成严重威胁。而关东军正规分队，现在只有那些尚未接到投降命令的地方还在抵抗。这样的偏僻角落已越来越少了。
从日本正式投降到签署投降书这两周（8 月底到9 月初）的时间内，我基本上是忙于无休止的外出。出发路线通向四面八方。既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本营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也去8 月28日我把方面军指挥所转移该处的牡丹江地区；既去我们方面军的“基地”伏罗希洛夫市，也去暂时成为方面军驻满洲特别军事管制中心的哈尔滨。有时要去检查战利品（我不只是过问一下，而要提出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见），有时又要去参加审讯高级战俘，有时还要出席方面军胜利阅兵式，有时又要接见我国滨海地区或满洲当地的劳动者代表团（此事我感到特别愉快）。
8 月25日，第25集团军所属兵团在朝鲜的细阳城释放了被日本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中间有十六位在不同时间被俘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军政要人。他们全都因为获释而欣喜若狂，并感谢苏联军官，但在原则上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就其本人来说还称得上是正直的老军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干履行了所担负的职务。另一些人从战前起就侨居东南亚或远东，是典型的殖民地买卖人和行政人员。他们那面黄肌瘦的脸色说明了许多问题。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疲劳或多病。被俘使人精神上感受压抑，不禁思绪万千，自问自答。唯独想到“你是俘虏”时最令人伤心。
当我同一些苏联人，比如说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回来的苏联被俘人员谈话时，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类似的意见。你看，现在我正监管一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从另外一种被俘状况下，而且是从另外一种社会获释的，我在他们身上也可看到某些相似之处，虽说人生观各不相同。看来，在这个令人难堪而痛苦的“被俘”现象中，暗含着一种作为人所共同理解的可耻和郁闷的意义。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落入敌手后表现如何。即使被俘者陷于绝境，也不能使他们丧失抵抗的能力。凡在生死关头毫不动摇并作为战士勇于面对现实者，以及誓志不屈而继续同敌斗争者，祖国都不会忘记他们，并视为自己忠于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儿女（当然，我这里所指的苏联人）。
看着上面提到的被我军指战员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这一切。说实在的，我很想从纯心理学观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对照方面来了解他们。可是再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这个话题，需要尽快解决把盟国的被俘公民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回国的机构。尽管处理这件事的各种细节使我很费周折，但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利落。
为了对比，说一说我在8 月底是怎样接待日本被俘将领的。他们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亚西南八公里远东第1 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仍穿一身军服，佩带所有勋章和各种冷兵器。起初将军们畏葸不前，尔后请他们入坐并同他们谈起话来时，他们才敢冒昧陈词。
他们开始谈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给全部日俘提供医疗救护和向他们发放服装和食品。这项请求使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向将领们保证说，他们士兵的供应不会比在关东军差。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自己家眷的命运。主要是请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满洲，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苏军统帅部能否把他们遣送回日本？万一不行时，可否让他们陪伴被俘的将领、考虑到家眷问题整个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总之，俘虏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从8 月9 日到31日，远东第1 方面军共俘敌官兵二十五万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将军。到9 月10日，战俘总数增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将军，内有十三名伪满军将领。这么多人都需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他们自身携带的只够短期食用）、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服装，解决他们临时安置及其它许多问题。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按上级指示解决，而其余的所有问题都要由我们自行解决。
在给俘虏治过病的那些苏联军医中间，值的特别提到的是阿尔卡季·阿列克谢那维奇·博恰罗夫。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当外科医生，而且大部分时间担任第5 集团军外科主治军医。在1945年5 月第5 集团军东调滨海地区并编入远东第1方面军时，卫生勤务中校博恰罗夫便成了我的部属之一。他的名声在第5集团军不胫而走。需动外科手术的伤员，都渴望碰上博恰罗夫亲手给他们做。
然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且应该感谢博恰罗夫和他的助手们的，不光是我军指战员，而且还有关东军的官兵。苏联的军医们无论在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关押着日本人在内的战俘收容所里，都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职责。成千上万的战俘在那几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疗，他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飞抵该市，以便就地解决一系列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奇斯佳科夫及其他军事首长。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率领部下维持哈尔滨地区治安的别洛博罗多夫。我们到路马场去看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门长管远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们扫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及其它苏联城市。
大会在第二天举行。哈尔滨的一个广场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处约有两万俄罗斯市民，以及许多满人和汉人。什特科夫宣布开会后，请苏军代表奥斯特罗格拉佐夫少将讲话，他讲到了关东军的覆灭，还讲了苏联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大家对每一句话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不是吗，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对他们来说却好像是意外的新发现。在战争年代传到哈尔滨人这里来的真实消息少得可怜。日本宣传报导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们亲耳听到了原先只能是云遮雾罩的消息。当地居民自己的见解和期望，都在热情洋溢和兴奋已极的发言里吐露出来。法学家别尔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识界，柳德米拉·扎哈罗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尔代表宗教界讲了话。然后是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和商界代表发言。最后由当地演员和我们远东第1 方面军红军歌舞团联合举行盛大音乐会。当晚，又成功地在哈尔滨俄罗斯剧院举办了音乐会。
9 月5 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行飞往长春，去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我在随同他们出发前，自己拟定了一个赴满洲和朝鲜各解放地区的现地勘察计划。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细致和有长远打算，因为我军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军无疑必定改编为几个军队集群，或编入原有各军区。
9 月6 日，我们视察了长春和沈阳。在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大本营办公大楼内。
长春市给人的印像是双重的。市中心大街宽敞豁亮，楼房建筑颇有欧洲风味，一切掩映在万绿丛中，令人赏心悦目。可是一离开市中心，刚走不远，就开始看到蛛网般的小巷，狭窄拥挤、弯弯曲曲，异常肮脏，住满了中国贫民。胡同的交通被大车堵塞，车上兜售着当地手艺人制作的粗糙物品。沿墙停放着一排排洋车。做小买卖的借间小屋存身，雇工和苦力们则寄居在大杂院里。叫化子举目可见。
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同样景象。我们住进了坦克军司令部。这所房子是1902年由几个俄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我们到来之前，那里本是满铁旅馆。去看兵工厂时，我们跑遍了全城。和长春一样，市中心较好，其余一切部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像。大风把厚厚的尘土一团团地卷到高楼上空，满街灰尘滚滚。在房屋之间堆放着废物和拉权，处处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我们是多么怜悯和同情地望看沈阳的贫民啊！只有他们那惹人注目的微笑使愁苦的脸上焕发容光。如今在这些曾被日本军阀变成奴隶的劳动者面前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尽人皆知的。日本人尽量避免在街上露面。而中国人，只要我们车子一停，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山高！
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蓬勃展开的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中，我们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寄予同情。这一点他们很明白。同样明白的是，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分子，但后者未能向满洲调运多少国军。因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时，中国东北成了军队的巩固后方。苏维埃国家不仅肃清了东北地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还切实地帮助中国人民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靠基础。
又过了一天。到处飘扬着旗帜，悬挂着标语。老百姓喜笑颜开地望着晨空，望着航行于万里长空的运输机和客机。笔者也曾坐过这样的飞机，不时看看低下展现出来的大地美景。我们继续熟悉苏军配置地点。其它方面军的军官时常来远东第1 方面军的驻地，我们也去他们驻地。在记得最清楚的共同旅行中，这里说说那次大连之行。
在解放了的大连，我又遇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秋天的太阳在浩翰的黄海上空徐行，我们站在阳光下望着那座名城。
该港根据中俄租借条约开始建于1898年。截至日俄战争前，俄国建港共耗资三千万卢布。这个港口原称“达利尼”。1904年日本人强祖该市后改称大连。这个港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很少结冰，冬季可以通航，加之它距旅顺口近，又使大连市成为战略要地。
我们下榻在“大和旅馆”。稍事休息后就去观光市容。视察港口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叶，大连港在北起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南中国海）整个海岸线上已经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经苦心经营后，又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基地。大部分海运物资由这里运往满洲，又把“日出之国”的帝国主义者大肆搜刮的当地财富运到这里出口。此外，该市还是一个重要工业中心。该处化工以及建筑材料生产特别发达。在七十万居民中，竟有二十万是日本人，其余基本上是中国人。这个数字说明移居大连的日本公民相当多。后来，当大部分日侨想要回国时，上述情况又成了苏军统帅部面临的一个问题。
9 月8 日，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去旅顺口，每个俄罗斯人都久闻该市大名了。在出城的路上，首批开进旅顺口的分队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欢迎我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听取了报告，我们在当地卫戍司令B ·Д·伊万诺夫中将陪同下，去凭吊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古战场。我们在当年有名的第15炮台所在地- 电岩，以及鸡冠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司令部旧址和军事博物馆等处呆了很长时间。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祭扫俄国军人公墓。四十年前，在这里埋葬了一万五千名旅顺口守军和舰队的士兵、水兵和军官。约在中央，高高的基座上有一个白色小教堂，在其大理石上可以看到朴实而严谨的墓志铭文：“旅顺口要塞保卫战中俄军英勇阵亡将士长眠于此。”我们肃立小教堂前默哀。
同我们一起祭扫旅顺口俄军公墓的是一大批将军、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早在苏联西部边境附近，且战且退至沃尔霍夫、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一带，尔后乘胜西进，参加了解放东、中欧各国作战，而今又来听那太平洋的惊涛拍岸声。别祖格雷中将作了报告。在哀乐声中向俄军将士纪念碑献了花圈。
9 月8 日，我记得还有一件事。那天听说我得了胜利勋章。荣获这枚勋章使我不由地想起那些辉煌的胜利时日。在我国全部悠久历史上所进行的一切交战中最艰苦的四年鏖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9 月10日，是关东军彻底投降就俘的一天。回过头来看，连自己也很惊奇：这样的一支军队竞在十二昼夜内就覆灭了。坦白地说，谁也没预料到会这么快。以后几周都是受降时间。可见，用在日本武士挺不舒服的这个手续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比用于军事行动的时间要多。苏维埃国家又一次向自己的英雄指战员表示祝贺。9 月30日，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设立“战胜日本”奖章的命令。数千名士兵、军士和军官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战斗嘉奖。在最高统帅命令中表彰了几十个英勇善战的兵团和部队。战功卓著者获得特别称号。比如，远东第1 方面军中有十六个兵团或部队冠以“乌苏里”，十九个冠以“哈尔滨”的称号，有一百四十九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获各种勋章。
同满洲本地人士取得联系，帮助当地各种民主组织齐展工作，这在我军整个活动，包括苏联军管活动中写下了很有意思的一页。当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时，原国民党人、官员、地主和富商虽拥护赶走日本人，但暗中都盼望蒋介石分子快来。他们心怀叵测地对待苏军统帅部协助满洲民众——有汉族人、也有朝鲜族人、满族人和蒙古族人建设新生活的各种措施，这些人还不敢于进行公开斗争。他们明白，那样做一下子就会垮台。所以，无论是原先同日本人勾结的，还是期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当地反动势力，最初只敢在地下拚凑力量。
在红旗第1 集团军驻地哈尔滨市，国民党地下工作特别活跃。在傅家甸（即哈市的道外区）几条街道上组织了一些自称保安队的当地土匪集团。事后查明，他们的头子是一个姓郑的地头蛇，他同国民党军的秘密分队取得联系。这些分队中最大的是所谓第6 起义军。这个名称的本意是指，在国民党分子到哈市后或来哈市前夕，该分队指挥官们要准备好把分队扩编为大兵团。而目前它只有几百人的轻武器。
另外一个组织自称“蓝衣社”。它的头子张上校与蒋介石政府所在地重庆直接联系，每天都用电台发报。他们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发射台。经测定，这些人还与鞍山和佳木斯两地的某些站有联系。原来那里有这一组织的分站。审查案件表明，该中心赋予各地分站的任务是，收集苏军和中共各支部的情报。
各分站打算招兵买马、搜罗武器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居民中进行反动宣传。“蓝衣社”获悉苏日开战后，出于隐蔽的目的改名滨江组，并加紧准备罪恶活动。
还有一个反动组织，是由朝鲜侨民遍布满洲的“协和会”成员建立的。苏军进驻哈尔滨后，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化名“朝鲜劳动者”的统一组织，也想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且他们有个姓孔的和姓韩的头子，最初基至企图骗取我们卫戍司令部的正式许可。
最危险的是中国的恐怖组织“血盟团”。它的头子姓杨，是哈尔滨富豪蒋家的狗腿子，蒋家有一条线通往偷印国民党传单的地下印刷所，而从那里再通到一个姓何的。这个姓何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地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他同满洲国皇帝博仪傀儡军中许多军官都有联系。国民党人从事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他们的人每天都以不同面目到我们驻当地机关来提建议、质疑、咨询、解决问题方法，以及提出各种要求，等等。这些来访者千方百计企图弄到哪怕一张小纸片，好使他们任何形式的活动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又想探听出什么，并获得他们很想知道的情报。另一方面，就是按照上述精神大搞地下活动。
老实说，我们很难一下子弄清，某个组织是为谁办事的，保护谁的利益，况且外表上，他们都从最好的方面表现自己。需要非常认真地工作，深思熟虑地判断正进行着的事情，连日分析各种事实，长时期观察对比，以便区分污泥浊水和民众的清流。
劳动群众开始积极地投入了肃清帝国主义余孽的斗争。所有日本政治组织一律勒令解散或自行解散。中国警察取代了日本警察，秋季产生了所谓“治安维持会”。工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会。失业者办理登记，给他们找到了工作或提供了帮助。替换那些给日本人效力的官员，选出或委任了另外一些为当地居民所信赖的人士。出现了城乡自治。
对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也尽量给予大力帮助。那时满洲的党组织为数不多。直到打开日本监狱的牢门，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在内的政治犯获释后，这些党组织才补充了一些在思想上坚贞不屈的干部。8 月份，就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委员会。以后各地又出现了中共县、市、区委员会，而在工厂企业中出现了党无部。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共产党刊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最后，我们同中共中央派到满洲来的全权代表们接触，全力协助他们工作，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
从9 月3 日到10月1 日成立滨海军区这一段时间过得十分紧张，尽管战争已经结束。那些天，在许多缠着指挥部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等问题中特别叫人费心的是，要把军队转移到指定的朝鲜南北分界线去。这条线在北纬38度。9 月9 日我飞抵海州，第25集团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将军报告转移的准备情况。9 月28日转移完毕。新界线南面驻扎美军。数年后，他们在当地的傀儡军就从三八线这里悍然北进，妄图灭亡社会主义的朝鲜北部。
我们对在日益临近的冬季条件下如何配置军队并安排好生活保障，以及支援滨海边区国民经济建设都给予了极大注意。当时进行了紧张的作业，来建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伏罗希洛夫市的高压输电线，修整公路和建筑经济与工业设施。在这方面负担很重的有：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什特科夫上将，我的副手克雷洛夫上将、军区参谋长扎赫瓦塔耶夫上将，还有驻朝苏军司令员奇斯佳科夫上将、驻辽东半岛苏军司令员柳德尼科夫上将（稍后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全部心血和卓越才能贯注于工作之中。广大指战员坚持不懈地劳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9 月份就这样在日夜操劳中一晃而过。好像我们老早就打完了仗，已经到处正在安排和平生活。田野里收割着晚熟的庄稼。人们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废墟上长出了青草，秋风吹送枯黄的落叶。那时候一下子还很难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
译者的话第一章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红旗下
······················在最初的交战中
······················反对邓尼金匪帮
····················参军后的第三个夏天
·······················谈谈军事学院第二章 终生在工农红军服役
·························军事改革
·······················演习如同打仗
················在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
······················红旗特别集团军第三章 西班牙在燃烧
························保卫马德里
························在哈拉马河
·····················在瓜达拉哈拉郊区第四章 暴风雨前夕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芬兰战局
···························前夜第五章 伟大的考验
························最初的日子
·························西北方向
····················再次同芬兰白匪作战
······················从提赫文滚出去第六章 沃尔霍夫方面军
·······················柳班战役开始
····················第2突击集团军及其他
·····················战争的道路和岔路
·····················锡尼亚维诺突出部
·························突破封锁
·························战地生涯
·················通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路第七章 卡累利阿方面军
·······················走向新的战斗
·······················芬兰退出战争
························在北极地区第八章 远东第1方面军
························出击关东军
·························歼灭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