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基·阿·梅列茨科大的回忆录。作者青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英勇地奋战在各个战场。1936—1937 年，他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为反对法西斯而战。
1940 年8 月，梅列茨科夫任苏军总参谋长，次年1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他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先后指导西北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工作。后参加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和在苏联北极地区的艰苦作战。1944 年他被晋升为苏联元帅，时年47岁。
梅列茨科夫是深得斯大林器重的一员战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前，斯大林特意把他调到远东，任远东第1 方面军司令员，担任攻坚任务。斯大林对身边的人说：我相信这个矮个子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
在对日作战前，为了严守秘密，梅列茨科夫元帅曾隐名埋姓，变成了马克西莫夫上将，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
本书所叙述的，是梅列茨科夫怎样从一个普通的钳工成长为一名举世皆知的苏联元帅。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强、王树森、王殿英、王希昌、石珏、何金贵、许躬臻、陈渊、陈惠秀等同志，由何金凯同志校。
1985 年8 月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工厂做工。哈瓦耶夫兄弟，博尔多夫，莱曼和其他人。夜校。朱可夫同志。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苏多格达的生活。新的生产。遇到的人和同他们的交往。
伟大的十月……。我们这一代人，曾为建立我国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人们，只要提到“伟大的十月”这些字眼就会豪情满怀，激动万分。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都同1917年10月紧密相联，甚至随便说说就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
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眼前掠过：旧事又一幕幕地重演。你似乎又回到了那色彩斑斓的峥嵘岁月。
我是职业军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已经五十多年。我的戎马生涯是从1917年开始的。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是在难忘的1917年获得新生的。
我原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现为莫斯科州扎赖斯克区）纳扎利耶沃村一个贫农的儿子，后来在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当钳工。试问当时我怎敢奢望成为一名将军或元帅呢？在沙皇俄国。我的命运只能是一辈子给老板卖命。转折是急剧的。过去的一切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二十岁。
不过，我不想以此为起点来叙述我的身世，而想向前追溯一下，从我参加工人行列时说起。因为正是工人阶级的培养才使我投身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1917年，我可以说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在弗拉基米尔州离苏多格达县城不远的一个松节泊工厂当钳工。我初次接触钳工活是在1912年。那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到城里来干活赚钱，住在莫斯科的老乡帮我找了个工厂做工。
干活我不怕。在农村，我在家里是老大，七岁就帮父亲耕田耙地，九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了。当然，在城里，起初生活并不轻松。寄人篱下，收入低微，人地两生，是很不习惯的。一天劳动过后，深身都不舒服，腰酸背痛。由于成天站着，双腿肿胀。手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手上沾满了金属屑，老是带着一股铁腥味。终日的轰鸣声和削挫声使耳朵老是嗡嗡作响。手指上伤痕累累。在家干活时是头顶蓝天，现在换成了低矮的天花板。想家的时候，特别是夜晚，我经常独自思忖，现在家乡在干什么呢？妈妈大概已经生好了炉子，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妹妹在饮牲口。我明天的活计不是下地收割，而是挫削铜板，不是把镰刀打出刃，而是在铁条上冲眼。
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把金属块在台钳上夹紧，用手刷和凿子旋出金属刨屑。起初，我根本不会拿凿子。向前倾斜，就凿深了；向后倾斜，就从表面滑过。看一眼旁边的工作台，小锤子就敲在自己手上。这时工头就大喊大叫：“喂！你的家伙是怎么拿的？”并在后脑勺上给我一巴掌。总的说，我挨打不多。稍稍碰我一下，我立时就瞪圆了眼，奋起自卫。每次和工头发生冲突，不是罚款，就是被解雇。因此，在莫斯科的头三年我在五个工厂干过活。
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干创、磨的动作都挺稳，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经常弄坏细小的零件。用多大劲压，怎样用眼睛测量，手脚怎样放，这里都有讲究。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逐渐积累经验，才学会了这一招一式。他们对我很苛刻：扁尖凿伤了刃——罚款；手板钻钻的孔不圆——罚款；一眼没看到改锥被别人拿走——加倍罚款。干钳工这活儿使我养成了精力专注、灵巧机警、有条不紊、准确无误的习惯。钳工还要求反应灵敏。被热铆烧伤，手上溅上盐酸，焊接时焊锡滴在身上，这些事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并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学会了本领，复杂的活儿也交给我干了，我不再当学徒，而是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钳工了。干铆接活儿我更是得心应手。在金属板上钻个孔，插上铆钉，顶上顶把，盖上盖片，然后用榔头敲打。要是遇到平铆，那就更出色了。先钻孔，再铆合，然后锉去边缘和尾部。
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这里的工钱很低，它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承担军事订货任务，凡是这个厂的工人都算作在军事部门服务，可以免证入伍。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心情是根本不想替沙皇老爷卖命。但是在这里也没能呆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引起了工人罢工。官方扬言要按战时法律来审判参加罢工的人，我又一次有被捕的危险。这次又是米科夫帮了忙。我现在认为他当时就是布尔什维克，至少他知道秘密联络网。否则他不会让我去找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的。
后来，我住在苏多格达时曾多次同卡尔波夫接触。他待我很好，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给我出注意，后来还帮助调动我的工作。关于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多半是猜到的。因为我住在苏多格达时，他经常委托我给来访的人寻找临时住处，这些人都是从他那儿介绍来的。我的任务是把在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地址告诉来人，好让他们能去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同谁接头，谈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这里接头的暗号。他们信任我，我也以此自豪。例如。“П·B ·斯米尔诺夫私立男子初级中学看院子人的住处在弗拉基米尔”，“帕涅夫兄弟化工厂的大门在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舒亚街”，这些都是我当时转告的地址。顺便说说，我第一次看到舒亚街是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并兼任伊万诺夫省党委委员。
卡尔波夫当时是什么人呢？当时他是生产经销松香的“松香”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和负责人。关于卡尔波夫的身世，那时我只知道这些。后来才知道，卡尔波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6—1907年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他在技术学院毕业后，当了机械工程师，对组织俄国的松香松节油生产出了大力。十月革命后他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部，使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卡尔波夫于1921年去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现在莫斯科的一个化工一制药厂和一所理化学院以卡尔波夫的名字命名。
1915年我同卡尔波夫是这样认识的。米科夫让我去“松香”公司办事处并嘱咐我：“到办事处后向左拐，进一个单独的屋子，在那里你会遇见一个戴夹鼻眼镜，留小胡子的人。为了不找错人，先问一声他是否叫列夫·雅科夫列维奇。”
……л·я·卡尔波夫派我去苏多格达并让我到那里找木材化学加工公司总工程师兼分公司经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
л·я·卡尔波夫说：“公司在苏多格达河的这一边，苏多格达市在另一边。去找斯涅吉廖夫前先在城里转一圈，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
苏多格达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县城，离省城弗拉基米尔36俄里，我在街上闲逛，一路看到“税务局”，“市参议会”，“兵役处”，“地方金库”，“药店”，“戈卢别夫父子旅店”，“成衣店”，“县警察厅”等招牌。城里有一个亚麻纺织厂，一个织布厂和一个玻璃厂。我确信没人注意后，就设法跑到河对岸，到了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当地的财主赫拉波维茨基拥有可经营的土地和房产，甚至还拥有铁路车站：赫拉波维茨基1 号站和赫拉波维茨基2 号站。赫拉波维茨基从车站往食品杂货库送货用的自己的专用铁路支线。松节油工厂就在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内。
那时我认为到苏多格达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事实上却在苏多格达呆了将近三年，后来还在那里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我按照卡尔波夫的嘱咐尽量同斯涅吉廖夫搞好关系。斯涅吉廖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当设备修理钳工，并把我安置在离他自己不远的地方住下，我们经常在一起过夜。斯涅吉廖夫给我讲过他的身世。讲他争取受教育和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多么不易。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松香”公司的头面工程师把一个普通工人打发到这里来，也从来不打听卡尔波夫每次来苏多格达同我谈些什么。总而言之，斯涅吉廖夫很平易近人。卡尔波夫对他本人进行帮助，可能是由于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清楚了，为什么斯涅吉廖夫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多余的问题。
每当我必须进城时，他总是立即放我走。他对我的事只“干涉”过一次，那就是建议我一开始就好好熟悉生产以便站稳脚跟。很快我就被新的职业吸引住了。孩提时代，我的理想是像我们乡村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叶梅利亚诺娃那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爱他们。但十八岁时我又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了，新的工作对我有影响。事实上，那个厂的生产过程不复杂。在附近的树林里采松脂，也就是在松树上割口，松脂就从割口处流出。把松脂收集起来，剔除杂质，脱水，就提炼出松节油来了。将松节油加热，然后再用蒸汽熏一下，让蒸汽混合气从管子通过并使之冷却，水沉积在下面，松节油就聚积在上面。当松节油容器内的油全部挥发后，沉积物也冷却了，就成了松香。然后把松香卖给火漆厂、肥皂厂、纸厂、油漆颜料厂以及摄影师和乐师。我的职责是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排除故障，并干钳工活。
在出差到工厂来的人中间，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斯涅吉廖夫让我给从总公司来的工程师先生介绍一下厂的生产。来人通报了姓名，作了自我介绍。他这样谦逊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后，笑着说列夫·雅科夫列维奇谈起过我。我受宠若惊，毫无保留地给他介绍一切。这时兹巴尔斯基工程师想知道，假如机器坏了，最难焊的是哪些孔眼。我告诉他松香生产设备上装着铜制蛇形管的地方最难焊。他让我教他焊这些孔眼。于是我们钻了进去，就位后，我开始给他讲解，但他什么都懂，还给我补充。我真有点发火了：干吗费那么大劲钻进来呢？这时他又笑着说要转达卡尔波夫本人对我的问候，我忍俊不禁。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后来同兹巴尔斯基在一起时，我还是取笑了他。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隆重的会议，坐在主席团里，旁边就是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先生”。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立即认出了我，拥抱我，吻我，然后我俩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焊接”蛇形管的事。
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在革命前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在莫斯科大学搞生物化学，同时研究本醇和其他木干馏产品的生产工艺。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他来到苏多格达，来到我们的工厂。1924年，他同B ·П·沃罗比约夫教授一起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长期负责列宁陵墓附设试验室的工作。后来，兹巴尔斯基曾领导过许多科研所，荣获过国家奖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求必应并富有幽默感的人。
1916年，有一次，Л·Я·卡尔波夫亲自到苏多格达来时告诉我说，他就要离开苏多格达返回莫斯科了。他问我：“你有意见吗？”我什么也没问就欣然同意了。不久斯涅吉廖夫也被卡尔波夫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行政领导通知我，要调我到总公司去。到莫斯科后接我的是斯涅吉廖夫，并把我临时安顿在奥列加化工厂。这时，我们第一次比较坦率地谈话，而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当着米科夫的面对我说，他们对我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可以信赖，现在我应该更积极地行动，应该直接参加改变工人阶级处境的斗争。我回答说：我甘愿效劳。在这之后，斯涅吉廖夫告诉我，Л·Я·卡尔波夫现在卡马，在季哈亚戈拉码头附近的邦久热斯基厂任厂长，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我属于应征入伍之列。前线情况不妙，德国人、奥地利人大踏步向东推进。征兵令一道紧接一道，加紧从后方搜罗壮丁。邦久热斯基工厂不能缓期征兵，于是我不得不返回苏多格达。革命后我了解Л·Я·卡尔波夫的经历才知道，他当时在季哈亚戈拉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现在想起来仍然很高兴，因为卡尔波夫当时可能已经把我列入其中了。
在红旗下
专制制度的覆灭。沸腾的省份。在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难忘的五月。成了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来临。刚当军事委员的时候。
《老弗拉基米尔人》报算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主要新闻来源了。这家报纸发表的消息同官方的消息略有不同，因为办报的人同立宪民主党有联系，他们能够直接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新闻。苏多格达的居民们住在远离俄罗斯中心的偏僻林区，连去弗拉基米尔的机会都很少，信息不灵，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看新出的报纸。人人都在关心首都发生的事情。根据片断的消息判断，当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报纸含糊地报道了彼得格勒街头的混乱、枪击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于将军叛国、女皇把俄国出卖给德国等各种传闻不胫而走。1916年底那个西伯利亚盗马贼Г·拉斯普京被击毙的消息令人振奋。拉斯普京是女皇的宠臣，他肆无忌惮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像在他的世袭领地一样。关于1917年2 月底的风潮，报纸报道得更加频繁了。
从弗拉基米尔到我们厂来了两个职员。我们向他们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省长克赖顿正式宣布必须绝对保持平静，制止各种流言，并宣称，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关于国家制度将有某种变化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点谁都不信。市民们很活跃。当地的政治活动分子纷纷集会结社，十分活跃。我关切地问道：“那边的工人怎么样？”他们耸耸肩，很可能是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应该说，在这方面省城没有起表率作用，省城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它在政治发动的炽热程度方面，大大落后于有六万无产者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也落后于舒亚、科夫罗夫、古西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和工人区。那时弗拉基米尔总共只有四百来个工人。
又过了几天，亚历山德罗夫、科夫罗夫、舒亚、奥列霍夫的无产阶级也活跃起来了。2 月底，这些城市里人们高举红旗举行了示威游行。目击者说，谁也没有向示威游行者开枪，警察没有轻举妄动。
后来，送来了新的报纸。我们从报上得知，专制制度垮台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早在2 月27日在首都就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委员会，要求服从它的命令，另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还在莫斯科做工时，我就听老同志说过，1905年无产阶级选举了苏维埃。
又来了新的印刷品。印刷品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公报”等字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离厂去苏多格达看个究竟。那里乱哄哄的，小县城在沸腾。带着红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房屋上贴了许多传单，说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市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它已任命全权委员，居民们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传单是由彼得罗夫主席签署的。这位先生是有名的立宪党人，是同《老弗拉基米尔人》报有关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又见到了省委员会的传单，传单是从彼得格勒派来的埃尔纳杜马议员签署的。
由于气氛不同寻常，搞得人们头晕目眩。警长没有了！自由了！人们公开举着红旗走来走去。有些人抱怨说：“现在沙皇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暗自思忖，抓什么工作，从何处着手呢？关于这方面的事在家里没人可商量，而工厂里的同事则等着我指点。卡尔波夫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同米科夫又没有书信来往。突然在一幢房子的一扇小门上，我看到一张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署的传单。噢，这说明苏多格达也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很有意思，谁在这里活动呢？原来是斯米尔诺夫、特罗菲莫夫、奥什马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地玻璃厂和织布厂的工人帮助他们。我去找他们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钳工帮忙。
接上头了，我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
苏多格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缩影，只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罢了。到处都是双重政权，我们在这里也不例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进行着。人民群众正在暗自积蓄力量，对他们来说2 月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不过像苏多格达这样的小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发展得不像彼得格勒、莫斯科甚至也不像弗拉基米尔那样急剧。彼得格勒的工人已高呼“打倒部长。资本家”这样的口号，上街游行了，而苏多格达人还在执行由旧官僚、退伍军官、厂主和房产主代表组成的社会安全地方委员会的命令。至于苏多格达苏维埃，直至1917年5 月才诞生，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开始时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本省其他县城，甚至工厂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奥列霍沃祖那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等地的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
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去工厂，更多地呆在苏多格达，在我们社会民主工党支部所在地。支部的成员有几名织布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一名教师（特罗菲莫夫）和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夫的人，似乎是个职员。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党支部的领导人是彼得·奥什马林。
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卫队员射击，可我自己还不会打枪。有时天刚亮，人们还在梦乡时，我拿着一支纳甘式手枪到空地或小树林去练射击，一发发子弹往树上打去。我教他们射击，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收获，但我自己倒是得益匪浅，在国内战争年代都用上了。
赤卫队组成后，县委任命我为苏多格达赤卫队参谋长。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历任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军区司令部处长、军区参谋长助理、军区参谋长、独立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助理和总参谋长等十个参谋工作职务。这漫长的历程显然是从1917年开始的。
在县委委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委员之一。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学识字是跟村里一个退伍的司务长菲利普·赛奥多罗维奇·扎哈罗夫学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用两普特面粉作学费，在他那里学了一冬。他教的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没学出什么名堂。后来到当地小学上学，我学习很勤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我把学校的藏书全部读了一遍。这些书都是老师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想起米乌斯卡夜校，我总是怀着特别感谢的心情。夜校主持人是尤利碰·巴甫洛夫娜·纳佐罗娃。她平常总是很严肃，也很严格，但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她虽然很清贫，但课程安排得却很充实。我们在夜校学了三年，学完了相当旧俄实验中学的课程和师范学校的科学基础课程。现在这些学问都用得上了。
苏多格达赤卫队的基本群众是戈卢别夫工厂和赫拉波维茨基林区的工人。奥什马林同戈卢别夫工厂的工人很熟，而我在赫拉波维茨基林区工人中又有许多同志。工厂工人活动特别积极，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支部就在这些工人中间最早开展活动。1917年4 月，我们就发动他们摆工，迫使工厂主在三小时内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工人额外领取了相当于年薪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次性补助。
6 月在选举苏多格达市杜马代表时，工人们帮了我们大忙。尽管情况不很有利，但还是选了两名城里的工人当杜马代表，就在那时我们让人们看到林区工人到底跟谁走。他们支持反对剥削分子，赫拉波维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决定罢工，但职员们却按兵不动。后来我们鼓动了一批工人，同他们一起闯进了县执委会，要求它以“革命的名义”迫使职员服从劳动群众的意志。执委会派警察去林区下达了罢工没有结束前停止一切工作的指示。此时工人们成了赤卫队的骨干了。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苏多格达市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这之前已有端倪可见。要知道令人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尚未停止，是谁要求停止战争呢？是布尔什维克。农民仍然没有分到土地，是谁主张分给农民土地呢？是布尔什维克。工厂主竭力想像从前那样压迫工人，是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利而进行最勇敢的斗争呢，还是那些布尔什维克。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呢？那是一帮十足的坏蛋，当着人民群众说得天花乱坠，而走的却是老路一条。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说的多，做得少。至于孟什维克，那是一群信口开河的吹牛大王。
就这样，生活本身使人们头脑清醒了。昨天在街上见到还不愿同我寒暄的那些人，今天就跑来问我：“基里尔，以后会怎样呢？”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对这些人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当全省都知道总司令派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要攫取政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多格达的店主和工厂主为叛乱者祈祷，祷告上苍赐福，窃窃自喜地等待着君主政权复活的好消息。但大部分市民却说：“俄国怎么弄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政体濒于崩溃，要拯救它。”但谁能拯救共和政体呢？生活本身告诉人们，只有最坚决反对这帮保皇党和冒险家的人才能拯救共和政体。于是人们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当电报传来了克伦斯基撤了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而科尔尼洛夫则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人们不要服从临时政府的消息时，苏多格达执委会内部出现了混乱。当政的人无所适从了，便把市内有威望的知名人士都请来参加紧急会议。这回听不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们平时经常唱的“同左的和右的危险作斗争”之类的高调了。还是这些妥协分子，他们暂时收起了昨天的豪言壮语，只有依赖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叛乱分子了。会议开始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要求派赤卫队同警察一起维持市内的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为了表示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在市苏维埃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对县电话网实施监督，这时赤卫队员们已在街上、工厂、作坊、商店、酒库和机关附近值勤了。
科尔尼洛夫匪帮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在苏多格达站稳了脚跟。现在只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和赤卫队司令部提出的提案，市苏维埃会议都注意倾听，通常都顺利通过。省委通知我们要制订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届代表大会决议的措施。在这方面，地方党代会应起重要作用。9 月初在古西召开了区代表会议，9 月中旬（旧历）在伊万诺沃- 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全省代表会议。这两个代表会议都坚决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通过停止罪恶的战争，立即媾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等决议。党代表会议考虑到选举立宪会议的思想牢牢地掌握着群众，而群众，特别是农民则盼着从“立宪”中得到一切好处，因此认为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有益的，并竭力采取有更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为此弗拉基米尔省推选了十三名布尔什维克作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中有：我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ф·H ·萨莫伊洛夫、无产阶级所熟悉的宣传鼓动家H ·C ·阿贝尔曼（后来在莫斯科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战时牺牲。现在莫斯科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老党员希米克同志（即A ·C ·布勃诺夫）、还有舒亚和沃兹涅先斯克织布工人所喜爱的阿尔谢尼同志（即M ·B ·伏龙芝）等著名人物。
相信临时政府的人越来越少。10月中旬，在弗拉基米尔召开全省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占了优势。受莫斯科省苏维埃委员会的委托，代表大会的报告是由布尔什维克и·H ·斯图科夫做的。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议案。临时政府被宣布为搞阴谋的、反人民的政府。省苏维埃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权。
列宁的党选择了群众已作好冲击旧世界的准备、各地的苏维埃已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机发动革命，正因为如此，起源于波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不是在首都发生的孤立无援的起义。1917年在弗拉基米尔发生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苏多格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赤卫队司令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已成了全县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了。只有社会革命委员会还勉强可以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较量一下。在那些日子里，只要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县委员会和赤卫队司令部的代表将各种问题的提案交给市苏维埃中刚形成的多数派，执行委员会几乎是无条件地批准这些议案。而对政府委员孟什维克布拉坚科的指令则往往置之不理。后来，按照全省罢工委员会的指示，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支持他们。各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大家都在等待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终于从彼得格勒传来了消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已作为唯一合法的、全权代表的政权在全国确立。过了一天，苏多格达收到了从弗拉基米尔寄来的当地苏维埃的第1 号通报，上面刊登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又过了一天，新出版的《斗争与劳动》报将列宁颁布的和平与土地法令晓喻全省劳动群众。
苏多格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立即任命了地方苏维埃军事处主席和处置旧军人复员问题的负责人。对我这个二十岁的军事委员（军事委员这个词在当时就已通行）来说，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革命的敌人试图转入反攻。邻近的县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反苏维埃分子在维克萨搞了暴动。布特利齐的富农造反了。在奥里耶韦、波利斯基和科夫罗夫县别利科沃村爆发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军事处不得不昼夜值班。赤卫队员一到晚上就在大街小巷巡逻。采取这些防范措施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曾多次在执委会附近或酒库近旁抓住了一些带枪的可疑分子，后来莫绍克村的富农试图效法别利科沃村搞武装暴动，于是苏多格达县成了武装冲突的场所。军事处派出一支赤卫队去收拾叛乱分子，敌人很快就投降了。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省里引起了风波。代表候选人名单主要是两张：第3 号名单是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名单，第6 号名单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名单。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富农、店主、沙皇时代的旧职员和旧军官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县（59％的选票）同苏兹达利县、弗拉基米尔、舒亚、伊万洛沃- 沃兹涅先斯克、科夫罗夫、亚历山德罗夫和波克罗夫等地基本上都投布尔什维克的票，而戈罗霍韦茨县、尤里耶夫县和维亚兹尼科夫县基本上都投社会革命党的票。在全省，布尔什维克获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获33％的选票，立宪民主党获6 ％的选票。其他选票属各小党派，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弗拉基米尔省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大会的有六人，代表社会革命党的有三人。我现在还记得M ·B ·伏龙芝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Г·и·奥波科夫- 洛莫夫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省会弗拉基米尔是单独的一个选区，在那里商人、官僚占优势，因此比别的地方都差劲，派了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
在那段时间，军事处的首要工作是抓赤卫队。青年们参加赤卫队非常踊跃。县青年联盟给我们输送了最有觉悟的青年，对军事处的工作给了很大的支持。省青年联盟是1917年底成立的。它从弗拉基米尔给我们寄来了《国际通报》杂志。军事处的工作人员、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们饶有兴趣地读这些杂志，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就在工厂组织读书小组。苏多格达青年联盟的成员还根据这本杂志的材料结合现实生活改编革命话剧剧本在市俱乐部演出。演出由戏剧爱好者、社会活动积极分子H ·A ·乌戈丁负责。他领导的业余剧团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事业的辉煌胜利，在苏多格达市的文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讨论在全省引起了很多纠葛。我省党组织早就同莫斯科省党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而那时在莫斯科就有一个不同意同德国缔结和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员集团的中心。其实，在当时，和平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种和平按列宁的说法是“屈辱的”。但这些人不同意签署和约并坚持进行“革命战争”。只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后（那已是1918年春天），问题才得到正确的、彻底的解决。“左派”被击败了。
日常工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要求我们更加兢兢业业。3 月，苏多格达县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省里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苏多格达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开始了土地改革。县军事处已经接到省军事处关于建立正规红军的指示，现在每周都要派出小队去各村负责在分配土地时维持秩序。到4 月底，各地军事处终于正式改编为军事委员会。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那时领导县里的新生活，代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几位同志。苏多格达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是П·B ·奥什马林。他是二月革命后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位领导人，执委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担任。执委会书记是Г·M ·茹拉夫廖夫。他同奥什马林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对劳动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苏多格达市苏维埃的领导人是Ф·B ·比亚科夫，工业委员是Ф·и·科斯托马罗夫，财经委员是П·H ·瓦西里耶夫，劳动委员是M ·C ·特罗菲莫夫。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几乎没有一个还活在人世。
在最初的交战中
工作繁忙的春天。穆罗姆市的叛乱。在喀山。戈沃尔科夫的教训。去军事学院学习。
1918年4 月以前传到我们这儿来的关于白卫军叛乱的消息，对弗拉基米尔的居民并没有多大影响。4 月份省兵役局发来指示，要求训练无产阶级特别支队，以便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的武器很少。一部分是由缴获敌对分子的枪支补充，另一部分则从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领取。武器的口径不一，子弹不足。训练第一批红军志愿兵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5 月份，这批红军志愿兵便被派往西部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划定的分界线去值勤了。这批战士刚走，《弗拉基米尔省苏维埃消息报》就紧随首都报纸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动叛乱的消息。于是又开始了紧急训练新的红军支队的工作。
在我们县，还有我们全省，参加志愿军的基本群众都是些工人和退伍的士兵。他们的装备相当差，许多人没有作战经验。要说去镇压个别的反苏维埃叛乱和维持秩序，他们的力量还绰绰有余。但是在内战已经爆发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显然就需要大量的正规军队。苏维埃政权单靠志愿兵是难以对付敌人的。
政府作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决定。5 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号召。6月就开始动员。弗拉基米尔省早在春天就已划归莫斯科军区管辖，尔后又转划给雅罗斯拉夫军区。我们在6 月份做的工作如下：组织征兵工作，收集原卫戍部队遗留下的军用物资并清点登记，通知入伍新兵去分队报到，发放武器，对新兵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草拟开展这项工作的报告，并经过省和军区兵役局上报全俄总参谋部动员部。
开始免不了要出现混乱现象。譬如，莫斯科军区的雅罗斯拉夫军区的军事委员——约泽夫维奇和利文采夫就同时要求我们立即提供情报。省军事委员M ·C ·列什科精力充沛地开展了工作。随后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将军也从那里起开始投身到军事舞台上来。我和他就所有问题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
我们兵役局首先尽量把过去退役的士兵重征入伍，以便加快对志愿兵的训练。然而退役士兵不够，不得不招募没有在军队服过役的人员。
一些村庄中富裕农民的子弟，尤其是富农子弟都跑入森林。他们把埋藏在秘密地方的步枪、卡宾枪和纳甘式手枪挖了出来，结伙为匪。卫戍司令部设下了包围圈，派出了巡逻队。我们支队的队长B ·C ·乌斯平斯基和县民兵主任B ·и·伊斯特拉夫在剿匪中表现特别勇敢。
我们的《苏多格达曙光》报，以及省和中央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直到现在，在我眼前仍时常浮现出贴满墙头的有关5 、6 、7 月份非常消息的传单。有一次当俄共（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在讨论由于社会革命党人闹事而引起的莫斯科局势问题时，电报传来了穆罗姆反革命叛乱的消息。穆罗姆事件只不过是社会革命党人与白卫军互相勾结策动的反苏维埃暴动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众所周知，1918年春逃亡到顿河地区的保皇党军官们纠合起一支志愿军，向库斑河方向流窜。这支军队在库班由科尔尼洛夫指挥。后来邓尼金便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与此同时，一支所谓的北方志愿军也开始组建，其首领之一就是鲍里斯·萨文科夫。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就疯狂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各城市和普里卡米耶市的白卫军与萨文科夫分子纠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支由沙俄上校萨哈罗夫和反革命组织《保卫祖国的自由同盟》的成员格里戈里耶夫率领的东方支队。这些人妄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与萨马拉市的立宪会议委员会联成一气。由他们策划的反苏维埃叛乱中，最臭名昭著的要算是雅罗斯拉夫市的叛乱。穆罗姆市的悲剧，在全国范围内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对弗拉基米尔省居民来说，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穆罗姆事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6 月8 日夜间，武装的白卫军阴谋分子按照在奥克斯基群岛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预先拟定的行动计划，袭击了穆罗姆苏维埃、警察局和卫戍部队。遭到突然袭击的红军战士和民警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逮捕，投入了监狱，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一批苏维埃工作人员抵抗到清晨，向谢利瓦诺沃方向退去。白天叛乱者宣布把居民编入白卫军，并召集了蛊惑人心的群众大会。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传单，谎称在下诺夫哥罗德、卡西莫夫和叶拉奇马等地的反苏维埃暴乱已经取得了胜利。
萨哈罗夫的联络员们奔赴郊区农村，到处搜寻零散的富农匪帮，但毫无成效。因为就连叛乱分子在穆罗姆当地的政权也没有来得及巩固。譬如，他们还不能对机车修理厂实施监督，工厂的工人不让白卫军随便接近工厂的大门。次日，就从四面八方（从弗拉基米尔，苏多格达、梅连科夫、维克萨、库列巴克、古西和科夫罗夫等地）调来了军队镇压叛乱。最大的一支是由二百五十名战士组成的弗拉基米尔支队。党组织派穆罗姆市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塔古诺夫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不久，穆罗姆便处于被半包围状态，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批战士和弗拉基米尔人、古西人从库尔洛夫斯基方向攻打白卫军，苏多格达人和科夫罗夫人从戈尔巴特卡方向进攻，其他人则从南面进攻，敌人丝毫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我记得简直没有一枚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城市解放以后，在穆罗姆市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进行得很成功。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都拥护苏维埃政权。
参加镇压叛乱的我支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整。我们刚返回原地，兵役局就得到指示，要组织一批战士参加弗拉基米尔支队，开往东部前线。联合支队的指挥员是前沙皇军官，他是1917年就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戈沃尔科夫。我被任命到他那里当政委。我们支队加入了由前沙皇军士库兹涅佐夫率领的第227 弗拉基米尔团。团党委会由共产党员瑙莫夫领导，政治委员（也可能是副政委）是科夫罗夫的女工娜斯佳·科鲁诺娃。我们经过捷沙、阿尔扎马斯、谢尔加奇和舒梅尔利亚向卡纳什挺进。在卡纳什我们第一次同捷克白匪遭遇。从这里我们团又调往斯维亚什克稍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第5 集团军的左岸集群，其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直到卡赞诺克河的敌人。集群大约有两千名步兵，二百五十名骑兵，并配有九门火炮和一列装甲列车。
据从喀山逃出来的难民说，侵入城市的号称人民军的白卫军枪杀了落入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水兵和工人。需要日夜兼程地向前挺进。由B ·M ·阿津指挥的第2集团军的阿尔斯基集团正由东北向喀山进军。这减轻了我第5集团军的压力。所以П·A ·斯拉文军长下达了转入进攻的命令。白匪分子决定先发制人，佩佩利亚耶夫将军的集团向前推进。这个集团的骨干由数个军官营组成。于是我们就必须同他们交手。
加入第5 集团军的红军支队成分复杂，既有从喀山退下来的地方支队，也有从其他地区调来的队伍。特别是有许多无产阶级分队和共产党员分队是根据党的动员调到东方面军来的，在喀山我就遇到过特韦尔人和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图拉人，下哥罗德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后来，其他集团军也采用了这种配备人员的方法。
从波罗的海沿伏尔加河给我们派来三艘雷击舰，还有几艘武装驳船。在舰艇的炮火支援下，当时由Я·A ·龙金（他不久就英勇牺牲了）率领的我左岸集群以坚决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喀山。然而我们还未来得及巩固既得阵地，敌人就突然发起了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有将我们逼退到偏僻森林去的危险，随后卡佩拉的军官旅也冲向左岸集群的后方。来自喀山的难民队伍接连不断。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喀山市的悲剧。该地的工人于9 月初举行了起义，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发生了白卫军新的暴行。
还在8 月29日，当卡佩拉分子被击退，并在斯维亚日斯克近郊遭到打击之后，战斗就开始了转折。不久在喀山市上空开始出现我们的飞机。它们没有轰炸城市，只是撒下一些对劳动者和被欺骗的捷克士兵有号召性的传单。在一份传单上印有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句：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近，
传单从飞机上飘入天空。
读吧，白卫军士兵，
别德内·杰米扬的告民众书。
我的诗篇就是胜利的号角，
它像宽恕罪孽的钟声响彻云霄；
祈祷吧，资产阶级分子，
不然惩罚随后就要来到……
大部分弗拉基米尔人留在伏尔加河右岸，并参加了向上乌斯隆的进攻。从那里的山岗上就能看到喀山大教堂的圆顶和休姆别金塔楼。戈沃尔科夫支队一边消灭小股敌人和敌人设置的狙击队，一边沿河的左岸向前挺进。
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我接受了初次的战斗洗礼。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悄悄地提示我，我的岗位就在红军中，并使我产生要把整个生命献给军事工作的愿望。青少年时期对从事教育事业和化学工程师工作的幻想被新的观点代替了。这种新观点是在经受严峻考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在喀山近郊我初次体会到什么是用重炮弹的轰击。炮弹声不停地在你头上呼啸，泥土和弹片向四周飞溅。战士们始终是弓着腰，卧倒在地上，特别不愿意从地面爬起。每个人都力求找到一块掩蔽地，在感到自己比较安全的时间才开始环视四周。某些红军战士对飞机空袭感到特别难受。多数战士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空袭。飞机只是把炸弹投到半俄里以外的地方，瞧吧！战士们的散兵线就乱套了，一些人开始掉头向后跑。有两三个神经脆弱的人，刚一听到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便撒腿就跑。其他人则极力不使自己露相。我们的左右友邻部队—奥尔沙团和涅维尔团最初对空袭的反应也是这样。
打仗的本领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这是一门艰苦的学问。也不是每个人（包括指挥员）都能掌握的。有的人能成为勇敢机智的真正军人，他就能引导人们走向胜利。另一种人则可以成为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但在枪林弹雨之下表现胆怯。第三种人个人骁勇，却不善于指挥部队。而第四种人一般他说只适合于躺在沙发上幻想战功。唉，生活后来使我信服，甚至在职业军人中，有时也会出现第二、第三和第四种人。我现在常常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以他的模范行为和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打开了我的眼界，使人懂得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的那个人。这个人正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指的是戈沃尔科夫，他是个旧军官，在二月革命以后立即毫不动摇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坚定地跟着列宁的党走。他同我的谈话，关于旧军队的叙述，关于军事学术，战斗组织原则的论述，在我决心作一名红色指挥员上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青年时代我曾认为真正的指挥员应该是勇敢坚强，嗓门大，射击准确。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士兵的思想政治因素和觉悟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逐渐开始理解到能够给人们以教益的，要么是系统的军事教育，要么是战争本身，而在学习上首先还是要向戈沃尔科夫学习。
遗憾的是，我和新朋友并肩前进的时间并不长。9 月初我们转入进攻。军官营用机枪进行猛烈的连续射击，唤起战士们投入冲击真不容易。当时戈沃尔科夫全身直立，站在队伍的前面，在他的后面是我和旗手。伙伴们唱起了“仇恨的旋风在头顶呼啸……”，接着支队冲向了敌人。我们还没有走出几步，戈沃尔科夫全身晃动了一下，我向他扑了过去。从他的鬓角流出了鲜血，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去叫护士，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怎么办？是后退？隐蔽在战壕里？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我，有人已经卧倒。我喊了一声，向铁路路堤跑去。我向四周一看，所有人都跟着我向前跑，似乎没有人掉队。我们在路堤旁卧倒，几位连长爬到我跟前，问道：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以后就神志不清了……。我在救护车箱的卧铺上神志清醒了过来。就是说，还活着！
过了一天，同志们前来探视，带来一封从弗伦奇·戈沃尔科夫口袋中发现的信，是寄给《消息报》编辑部的，他在信中号召红军战士彻底消灭白卫军。信的结尾写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苏维埃是我们的救星！”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喀山解放了。
在苏多格达，朋友们都到火车站迎接原来的政治委员，医生吩咐要我长期休息和治疗。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恢复了健康。青春的活力渐渐地占了上风。我可以越来越多地出席县委会的会议，帮助新来的政治委员工作。最后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战斗了。
当苏多格达隆重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一周年后不久，我向俄共（布）县委会提出要求，调我到作战部队去工作。县委会则建议我领导全县军训普及工作。争论提交到省级机关，在那里做出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派我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去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由于要派遣一、二年级的学员到前线去，我在该学院的学习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在1919年5 月。
反对邓尼金匪帮
第9 集团军在什么地方？韦申斯卡亚事件，由斯捷平率领的师。艰难的退却。向波沃里诺突围。背叛。再见，南方面军！
1919年5 月的一天，在那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南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当时是由B ·M ·吉齐斯领导的。我必须从这里潜往第9 集团军。我使用“潜往”这个词并非偶然。虽然整个战线从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地通过，然而在从沃罗涅日到集团军驻地的四百公里途中，到处都有熊熊燃烧的战火。在北面，突破了防线的白卫军突击集群正在进攻，在顿已斯的西面和北面，乌克兰土匪头目发动了叛乱，在利斯基和诺沃霍佩尔斯克中间地带，富农掀起了暴动；最后，在韦申斯卡亚也爆发了哥萨克叛乱。要想按指示到达库尔特拉克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瓦河之间的地区，我们这一组人员就必须穿越顿河沿岸一带的草原，绕过各个反苏维埃的匪帮。
早在1919年4 月，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南方面军在早春季节就已将邓尼金匪徒逼至海边，但未能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打击。乌克兰红军在共和国的西南方，正忙于肃清外国干涉者造成的恶果。而在5 月份其兵力又为叛乱头目格里戈里耶夫的暴动所牵制。来自中央的优秀的红军补充队伍又调往东方面军进行补充。由协约国装备起来的邓尼金部队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握紧拳头，准备发动进攻。截至4 月底，为了反击白卫军的十万骑兵和步兵，南方面军只能派出七万三千人。
人数有两万人的第9 集团军由3 个师组成，松散地配置在正面两百公里的一线上。该集团军从东面威胁着罗斯托夫，其后方正如前面所述，有哥萨克的叛乱。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的韦申斯卡亚、喀山、米古林、叶兰和乌斯季霍佩尔等地的哥萨克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得到纳波洛夫、阿斯塔霍夫、舒米利诺、索洛卡等地哥萨克庄园主的支持。因此第9 集团军与第8 集团军不得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自己的后方镇压叛乱。其他方面军和莫斯科也派出了援兵，一伙三万人的叛乱者被围了起来，但未被歼灭。
5 月6 日邓尼金转入了反攻，迈- 马耶夫斯基将军的志愿军经顿巴斯向乌克兰移动；弗兰格尔将军的高加索集团军越过萨利斯克草原向察里津推进；而西多林将军的顿河集团军则以两个骑兵军向我第9 集团军的第16师和第23师的接合部突击，并于5 月25日突破了防线。敌人作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只要注意到当时属于第9 集团军军长指挥的一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已成独立集群分散部署在由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到卡缅斯基镇一线，就可一目了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南方面军转入防御的命令也未能及时到达。不久，压迫我有邻第8 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第3 军前出到米列罗沃地域，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军队经过塔钦斯卡亚、米留金斯卡亚、博克夫斯卡亚等哥萨克镇向前急进，去援救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并于6 月7 日与叛乱者汇合在一起。
在我前往最远的、在集团军最左翼作战的第14师的途中（这个师就是我奉命去工作的那个师），我就遇到并结识了一些其他师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斗志昂扬，但也有某些人，尤其是第23师的某些人表现有所不同。我认为此事似乎与第23师师长Φ·K ·米罗诺夫的职务调动有关。米罗诺夫当时在萨兰斯克附近某地正着手将调到那里的数个霍波尔贫农支队组建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好顿河的“秩序”。但他们所说的这个“秩序”的概念是什么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人”。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苏维埃必亡”。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6 月初，第9 集团军司令员П·E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 ·Д·弗谢沃洛多夫接任。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第9 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流行病猖撅。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顿河第3 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 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行将消亡已经是为期不远了。可是在我国爆发了内战。前方和后方这两个概念时常会颠倒过来。用铁丝网障碍物掩护的绵密的战线通常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运动战争的性质，有大量军队进行远距离的调动，因而骑兵又重新复活了，重新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有时能够决定会战的结局。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截至1919年6 月，红军南方面军在骑兵的数量上较邓尼金大约少五分之三。
从友军得到帮助已经无望。保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弗兰格尔分子的骑兵兵团。该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军后来被调到第9 集团军的阵地。配置于西边的第8 、14和13集团军甚至没有力量挡住经乌克兰跋涉而来的白卫军志愿兵的各个团，也没有力量去平定马赫诺的叛乱。
第14师作战地带内的战斗行动发展如下：5 月中旬第2 旅位于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一带。南边靠近乌斯季贝斯特里亚斯卡亚的是第：旅。再往南北顿涅茨河注入顿河的河口处是第3 旅。5 月24日顿河哥萨克白匪第2 军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向我右翼发起了冲击。几支仓促组建起的混成支队前来增援第2 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并且冲入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白匪斯塔里科夫将军被击毙，敌人一片张惶失措。
然而，更北面的我第23师没有支持住，撒了下去。于是哥萨克绕过第14师，把它压向顿河。为了不被装入“口袋”，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强渡顿河，与自己的集团军脱离，往南撒向第10集团军正在作战的马内奇河一带，或者紧急撒回已经向北移去的整个第9 集团军的战线。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但是还没来得及组织撒退，6月2日顿河第1 军的七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就向我第3 旅冲来。在前一天晚上，一名负责修建渡口的师工程军官叛变投敌。他供出了警卫部队和第3 旅主力的位置。敌人迅速将第3 旅包围。红军勇士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据几个从哥萨克手中逃脱的人讲，当得知援救的希望破灭时，旅长谢苗诺夫、团长库兹涅佐夫和政委们为了不落入敌手全部殉职了。没有一个人向白匪投降。
于是，我在前面已讲到的撒退开始了。6 月4 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们几乎损失了全部火炮。在齐尔河和库尔塔拉克河之间的草原上，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6月13 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顿河中游。又过了两天追上了第23师。这时我们队伍中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人都越来越猛烈地从后面逼近我们。我们一些零散的同志在草原上艰难跋涉寻找自己的部队时，落入了白匪的魔掌。当我们得知以师政治部主任丘贡诺夫为首的政工人员牺牲的消息后，深为悲痛。
第14师的后卫当时在谢列布良科夫车站附近甩掉了敌人。师长斯捷平和往常一样，这时与担任后卫的同志们在一起。其中还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我们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炮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我在一次爆炸时被震伤。斯捷平看到我的情况后，向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拉起我的马缓指着那个方向。只好到那儿去了。我勉强骑在马鞍上。看情况射击似乎仍在继续，只不过我暂时被震聋了，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当马因为害怕附近的爆炸而向一旁躲闪时，我才稍有察觉。
突然我的马躺在了地上，我好不容易才从它身下把脚抽出来。原来马被弹片击伤了。马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向上跃了跃，又重新倒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走到村庄，跨进了第一所屋子。在正房的床铺上躺着一位妇女，她作了个手势不让我靠近。看来她正患斑疹伤寒。旁边有一桶牛奶。我没敢动它。只作了个手势表示想喝水。那位妇女向外室指了指。在那里我找到了净水，当我刚一喝饱，全身都瘫软了。哥萨克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村来。我在台阶上稍稍坐了片刻，便挣扎着慢慢向铁路方向走去。一到车站我便倒在了横七竖八的圆木堆中。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感到又重新能够听到声音了。开始时我只能辨别出机车的汽笛声，尔后我又能听出个别人的说话和喊叫声。一列火车在小车站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下来一些红军战士。我认出这是从察里津开来的步兵营，他们是担任守卫通向波沃里沃方向的铁路的。我向营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便命令他们在土丘上设防，从南面掩护车站。当步兵刚刚沿土丘散开时，我就望见了斯捷平和副官骑马奔驰而来。“这是什么部队？”他问道。我报告了这是些什么人和我下达的任务。师长对我的命令表不赞同，吩咐尽力守住高地后就走开了。不久就出现了白匪。我们用齐射数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子弹已经打光，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射击的了。而在侧翼远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即跑回钻进车厢里。列车向北开去。营长让我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去，因为我决定检查一下这个地区，看哪里还可能有我们的分队。在小车站后面有一匹不知是谁丢下的马正在吃草。我便骑上它向前边的哥萨克镇奔去。
我很快来到了一道深沟前。不论我怎样赶马，马都不愿下沟。我环视四周，发现哥萨克白匪已经不远。于是，我不得不扔掉马，滚下深沟，爬进了灌木丛中，我数了数七连发手枪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附近，我碰上了一队哥萨克的侦察员。我决定冲过去。主要不是依靠军刀，而是七连发手枪。我放开马全速奔跑，并用手枪向哥萨克射击。虽然我的手被军刀砍了一下，但到底冲过去了。当我甩掉哥萨克时，已经离村庄很近了。
在先诺耶见到了第9 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司令员开始向我询问。我们进行了一次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的谈话：
“您是谁？”
“第14师参谋长助理梅列茨科夫。”
“到这儿来干什么？”
“查明我们旅的位置。”
“从哪里来？”
“从谢列布良科沃车站。”
“往那儿去的路好走吗？”
“太糟啦。我看见室外有您的汽车。坐车走不过去，雨后道路太泥泞。”
“嗯，没关系，会过去的。周围安静吗？”
“到处都是白匪的骑兵侦察队，远处我也见到了较大的骑兵支队。”
“不可能，你说谎！”
“怎么是说谎？我刚刚同一队骑兵侦察交过锋，勉强才得以脱身。”
“您哄骗我。您是胆小鬼！现在我就坐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那里连一个白匪影子也没有，白匪可能在谢列布良科沃，但不在这里。瞧，我们就要炮轰他们了。”
“这样走不行，难道您想要当白匪的俘虏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占据谢列布良科沃的不是白匪，而是我们的人。请允许我走好吗？”
“走吧！”紧接着是粗暴的脏话。
随后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也走了出来，并责备我说：
“难道可以这样同集团军司令员说话吗，会把你关禁闭的！”
我回答说，关的不会是我。如果他准备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作，那被关起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驻在谢列布良科沃的是斯捷平指挥的旅。集团军司令员想向他们射击。他们会判明，射击是从这里发出的，如果再发现村庄前的田野上有白匪，就会误认为这里也是白匪，就要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在自己人之间就要发生冲突了。
“您收起这些话吧！”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Б·Л·米哈伊洛夫说，“我们是在郑重地警告您！”
这时集团军司令员从室内走了出来，爬上和教堂并列的钟楼。我看出，他现在真的要发出射击的信号了。我请求米哈伊洛夫允许我从一侧绕过田野，穿过树林到车站去，并尽快同我们旅和谢列布良科沃的政委彼得罗夫取得联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到我说在车站看见了彼得罗夫，就立即改变了腔调，并表示同意我去。我刚骑马跑到树林，炮兵对射就开始了，幸好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夫手持司令部旗子在树林边缘奔跑。我拦住政委以后，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回钟楼去说服司令员，我则到村庄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找到了旅部，并向该旅旅长说明如何更好地选择道路。不久就得到命令向波沃里诺撤退，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尽管我非常生气，我还是始终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下停地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不少人是亲眼目睹的，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想经过哥萨克白匪的头顶（从钟楼顶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炮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楚的队伍，何况还有人告诉了他，那是自己人。对于我，尤其使我愤怒的是，我们又在作莫名其妙的退却。“向波沃里诺”——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整个集团军在一个车站上是摆不开的。谁来掩护诺沃霍佩尔斯克？谁来掩护叶兰？谁又来掩护去巴拉绍夫的通路？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自卫警戒措施，不建立中间防御地带？从谢列布良科沃向北缓慢行进，时间已经够长了，即使命令执行得准确，但这个命令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也许是我从自己这个矮小的了望台上根本看不到全面，而集团军首长看得更清楚些？
接近黎明时，由于我一路上手握缰绳，在马鞍上摇晃，开始打起盹来。突然间我觉得有人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您从哪儿得知弗谢沃洛多夫准备叛变？”
“什么叛变？”我没有听明白。
“您不要隐瞒，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有什么材料吗？”
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心想，他们回到了昨天的事件上来。就说：
“随他们的便，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对我们的事业有损害，又不倾听下边的意见，那他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当然，这和叛变也相距不远。”
“现在为这件事难过已晚啦。”米哈伊洛夫咂了咂嘴唇，“他在白匪那儿！小伙子，你别生气，你说：你从那儿知道的？”
司令员跑啦，叛变投敌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昨天的行为那样可疑。大概很早以前他就企图叛变，不然的话，第9 集团军在撤退时战斗队形的编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惊讶不已，慢慢地才适应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仍然想从我口中间出某些消息。一场军事法庭对事件的审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和叛徒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对叛变却疏忽了过去。他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党籍。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什么忙。我一字一句地又一次重复了昨天同弗谢沃多夫的谈话。司令部的书记员马上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们都签了字。从那时起我连这件事的细节也记住了。
接近中千的时候，我接任了步兵第1 旅参谋长的职务。我师的一个骑兵团也配属给我们，命令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头天夜里哥萨克白匪夺走的丘马科夫斯基村庄。他们挡住了我们去波沃里诺的道路。必须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定。顿河人沿树林边缘在炫耀矫健的骑姿，企图引起我们从事无组织地仓促行动。而我们却沉着地进行着攻击的准备。于是敌人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投入攻击了。
哥萨克们将长枪斜挂在马上，呐喊着向前冲。步兵动摇起来了，需要鼓励鼓励他们的士气。骑兵团还没来得及展开，有一翼已勒马停止前进。为了使另一翼尽快地突向前去掩护步兵，旅长、旅政委叶弗宁和我跑到了骑兵队伍的前面，用刺马针向马刺了几下。根据哒哒的马蹄声，我感到红军的骑兵正紧随着我们急驰。开始我们三个并排奔跑，后来马自己以全速奋力疾驰起来，我的马看来比其他马更善跑。它猛力一冲把我带到了队伍前面，而其他的马则要数分钟才能冲上来。在奔驰中我一面用纳甘式手枪射击，一面躲闪瞄准了我的哥萨克长枪。哥萨克们飞快地从我身旁闪过，其中有一个猛然从背上抽出卡宾枪来，几乎是迎头向我射击。我感到小腿象烧伤的一样。把脚放在马镫内已感困难。有两个同志看到我要从马鞍上掉下来，当即把我扶住，抬到一旁，然后剪开马靴，草率地包扎了伤口。
白匪退走了，第14师到达了波沃里诺。追击哥萨克一直追到傍晚，然后回到丘马科夫斯基。我的情况越来越糟。在村庄找到了一名医士，但没有外科手术工具。于是他找来了一个钢制鱼钩在火上烧红。几个同志紧紧地把我按住，不让我在疼痛时乱动。老头便开始在伤口中翻找，最后终于把子弹钩了出来。然后他用新绷带为我包扎好，伤痛逐渐消失，我也就进入了梦乡。这样安静地躺了一昼夜，伤口开始化脓，又痛了起来。师和旅的朋友们来看我，斯捷平也来探视。斯捷平由于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谕，在严峻的条件下表现了非凡勇敢精神，已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我们热情告别后，我被送到医院去动手术。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了第9 集团军。在治疗期间，我注意打听它的消息。偶然遇到的几位老同事也谈了一些情况。我们第14师因在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重创了敌人，被授予红旗勋章。勋章是由加里宁在队列前授予政委的。1919年7 月，第9 集团军在巴拉绍夫附近占领阵地，掩护通向尔季谢沃的道路。秋天，它并入了东南方面军，又重新向顿河开进，把哥萨克白匪驱逐出新切尔卡斯克，尔后转战到库班，解放了叶卡捷林诺达尔（克拉斯诺达尔）。
我未能立即归队，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天。经过一段很好地治疗后，我动身去莫斯科，因为有命令，所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期还活着的学员要调去进修二年级课程。
参军后的第三个夏天
从莫斯科到乌曼。向突破口挺进！日托米尔的怪事。在加里西亚的原野上。利沃夫的转折。
1920年夏季，我第三次参加了在内战战场上的作战。第二次休战时期已告结束。不久以前，为了修复交通、矿山和准备木材，苏维埃政府曾把前方的多支集团军改为劳动大军，而现在他们又重新处于战备状态了。
苏维埃俄国从西面和南面受到了新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在东部和北部。以及在高加索都发展顺利。但是在克里木，自称为《南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弗兰格尔男爵正在收编邓尼金的残余势力。在西面，波兰的地主资产阶级拒绝和平共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波兰发出的呼吁书至今尚未得到答复。不久，白色波兰的军队转入进攻，并于4 月25日占领了基辅。
5 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任命M ·H ·图哈切夫斯基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决定由第15、16集团军对波兰白匪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西南方面军负责肃清乌克兰中部的敌人。于是，方面军司令员A ·N ·叶戈罗夫紧急向第聂伯河沿岸地带集结兵力，报纸报导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令。无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城市曾向各方面军输送过优秀人才，现在又开始向西方和西南方派遣新的工人队伍。指挥员训练班压缩了课程，年轻的红军军官被提前派往作战部队。我们军事学院也动起来了。5 月份大批学员被派往哈尔科夫任职，那里是叶戈罗夫司令部的所在地。
我们按照各自选择的办法分别到达了哈尔科夫。一批“院士”（人们这样开玩笑地称呼我们）搭上了挂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专列后面的车厢。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是由拉脱维亚人赖因霍尔德·约瑟福维奇·别尔津担任。他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世界大战期间在前方打过仗的准尉，他又是十月革命后领导反对多布龙- 穆斯尼茨基波兰白匪军团战役的指挥者之一，是西方革命阵线的总指挥，后来又担任过北乌拉尔一西伯利亚方面军司令员对高尔察克作战，以及第3 集团军司令员和拉脱维亚苏维埃军队监察员，再后来又担任过几个方面军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是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坚强战士。我和他认识得较晚。而我以前也知道斯大林，虽然一年前在南方面军时曾听说过他。
我们到达哈尔科夫后，就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参谋长H ·H ·佩京不惜占用宝贵时间亲自接见了我们。他详细地介绍了形势，使我们熟悉了各种情况，并且通知我们到骑兵第1 集团军去工作。这个集团军在当时已威名远扬。人人都听说过它如何从一支不大的布琼尼骑兵支队，逐渐发展成为团、旅、师、军直到集团军，并积累了丰富了作战经验，狠狠地打击了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马蒙托夫、沙季洛夫、弗兰格尔、什库罗、西多林、乌拉加、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白匪首领们和邓尼金将军的部队。在这个骑兵集团军的旗帜下作战是非常光荣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即将积极参加一系列战役，因为无论如何骑兵集团军是绝不会放在预备队中的。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加入这个充满战斗荣誉的集体的时刻到来。但参谋长则先领我们去见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热情地对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们致了临别赠言，随后，斯大林希望接见我们。
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坐着回答问题，而这位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用双手转动着烟斗，不紧不漫地向我们提出问题，倾听我们的回答，然后又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和斯大林的谈话，无论在类似场合，或在其他场合虽然不下数百次，但是在当时我却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我能以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这位伟大人物——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进行谈话！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有一次斯大林问我：“梅列茨科夫同志，说实在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我提醒他是在从莫斯科去哈尔科夫的火车上，在1925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一边听我说一边长时间地微笑着。我当时又是多么惊奇，因为他们向我们这些参谋部军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的竟然是：你们熟悉马匹吗？实在说，那次谈话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会骑马吗？”
“我们都受过骑兵训练，军事委员同志。”
“那么，你们也知道用哪只脚先登马镫吗？”
“这就要看怎么方便了！古怪人是到处都有的。”
“备鞍以前，你们会不会用拳头把马肚子里的空气排出去，好让马的肚皮瘪下去，不致于使系紧马肚带的骑手受骗？”
“似乎还会一点儿。”
“请注意，同志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立即加强骑兵第1 集团军各级司令部。所以要把你们派到那里去。谁如果不晓得马的脾气，他在骑兵集团军中就将一事无成！”
方面军司令部当时已经转移到克列缅楚格。我们随同司令部到达该城以后，下一步还必须自己去寻找在乌曼附近的骑兵集团军。在方面军司令部有人告诉我们，骑兵集团军基地司令部设置在叶丽萨韦特格勒。到那里似乎就不难了解到野战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基地司令部参谋长H ·K ·肖洛科夫已离去，但是没有他我们也搞清楚了，从叶丽萨韦特格勒到乌曼没有直达铁路。而马匹上级答应只能由师里拨给。这就是说，沿着驿站马车道，经过新乌克兰卡、季什科夫卡、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巴班卡是行不通的。而沿铁路则需绕一个大圈：一条是走北线，那就需要经过斯梅拉、什波拉、塔利诺那；一条是走南线，经过波莫什纳亚、盖沃龙。怎样才能尽快到达呢？我们是被派往布琼尼处担任司令部参谋的几个刚毕业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我们知道，人们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迟到：再过两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总算到了乌曼，通过一眼望不到头的警戒哨（立即映入眼帘的是设置在高地上的司令部的警卫），我们来到集团军首长住所前。一位红军哥萨克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闲逛。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从总参军事学院来的。
“是俘虏吗？”他得意地微笑起来。
“当心点，最好你自己现在不要被我们抓来当俘虏！”
小伙子瞪大眼睛跑去报告。我们想，这回要见到的准是野战司令部参谋长C ·A·佐洛托夫，但是向我们走来的却是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也就是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伏罗希洛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委员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宁认识还要稍晚一点）。伏罗希洛夫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说：
“关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的报告可能不对。”
“不，”我们反驳说，“我们真的是总参谋部的军官，这是我们的书面命令。”
谈话开始了。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内战时期的两位光荣的英雄认识了。以后安排我们吃了饭，并催促我们到自己的师里去。我被派到д·д·科罗特恰耶夫的第4 骑兵师任师参谋长N ·B ·科索戈夫的侦察肋理。另一个是作战助理。
给我派来当文书的是一名大学毕学生；据说，他有真才实学，还不是党员，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工作人员，文思敏捷，所以我很满意，他能使我摆脱繁琐的文书档案，全神贯注地投入侦察的组织工作。在我的职责中还包括给师参谋长草拟上报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为此必须事先收集侦察材料。总的来说，骑兵集团军的侦察工作颇有成效，只是对新的敌情了解较少。方面军司令部用含糊不清的词句通报说，在我们的正面是波兰第2 集团军的数个步兵部队，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和前沙皇军官库罗夫斯基（当时是首领）的几个支队。而集团军侦察处长N ·C ·斯特罗伊洛也没有掌握关于敌人的足够情报。
首先，我不明白，我们同白色波兰人打仗，为什么到处碰到的都是库罗夫斯基匪帮。后来我才弄清楚，白色波兰人沿整个前线都安置土匪作为屏障。而土匪对自己主子的实力却一无所知，打仗也马马虎虎。他们主要是由各类地痞流氓汇集而成，一年前自称为“绿色”的那伙人，现在已彻底滑进了反革命营垒。
5 月底，第4 师突破了由土匪构成的屏障，而与优素福·皮尔苏斯基的士兵接上了火。这时，前进速度立刻慢下来了。
“听着，侦察队，”参谋长说，“你们的眼睛在哪里？我们是骑兵，我们的任务是冲过敌人的侧翼，袭击敌人的后方，在幅员辽阔的战场上实施机动，用火力和刀枪冲击敌人。而不是把全师拉向铁丝网障碍物。去吧，寻找可以绕行的地方！”
我自己也看出，骑兵集团军作战常常不按骑兵的方式。经常是急于突破铁丝网和战壕。这样是不能突破防线的！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条讨厌的可以迂回过去的路线呢？为数不多的俘虏都异口同声他说，到处都是一样。我不论将侦察队派到什么地方，都遇到了密集的炮火、机枪和步枪的射击，以及纵深梯次的防御。或许旅长们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开始询问旅长们。第3 旅旅长A ·A ·切博塔廖夫愿意回答问题，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迂回的路线。他说，去年冬季在已泰斯克附近，各旅突然在沼泽地遇到了邓尼金的坚固防御，也未能取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战术，寻求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第1 旅旅长Ф·M ·利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埋怨说：
“我们谁是侦察员？是你还是我？把敌人的配置情况告诉我，这是你份内的事。而我的工作是打仗。”
第2 旅旅长是N ·B ·丘列涅夫，我经常找不到他。战斗结束后，我钻到人群中去找他，而他已去查看战利品了。我尾追他来到战利品收集队，他又到师长那里去了，当我赶到师长那里时，丘列涅夫已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报告完毕，又匆忙到各团去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从师长那里获取一些情报。
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友邻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就连铁木辛哥的第6 师，莫罗佐夫的第11师、帕尔霍缅科的第14师都不能克服敌人的防御，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现在我才明白了，这里的斗争条件与东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草原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正如1919年的南方战线不同于1918年的东方战线一样，现在的西南战线也不同于南方战线。在敌防御做纵深梯次配置的条件下，骑兵如何作战呢：那就要找到它的薄弱地段，然后放弃线式正面进攻，将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在该薄弱地段突破敌防御，深入敌纵深，袭击敌人的后方。
应当给波兰士兵以应有的评价。士兵们仗打得很漂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巧妙地促成了这一点，它喋喋不休地怂恿敌军说什么，“祖国的命运”在他们手中，宣传说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1793年实行了第二次，1795年又实行了第三次。拿破仑重建的华沙公国于1815年又部分地划归了俄罗斯。1918年独立的波兰复兴了。而现在俄国人又想要征服它，这样的宣传起了作用。枪骑兵和波兰兵，甚至所有被包围的人都战斗到最后，而且在开始时也很少有人投降。
只有长时期地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向波兰士兵解释已发生事件的意义、揭露皮尔苏德分子的肮脏政治勾当，并与波兰的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接触，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需要时间。而当前还必须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白卫匪帮所期望的武装干涉者给予沉重打击，使之清醒过来。对此，骑兵集团军正在着手作好准备。
我第4 师在奥泽尔纳亚附近发起了突击。第6 师随后跟进。侧翼由第14师和第11师保障。我们当面之敌是刚刚解体的原波兰第2 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他们正位于守卫基辅的波兰第3 集团军和守卫文尼察的波兰第6 集团军的结合部上）。
布琼尼的骑兵的任务是向别尔季切夫突破，并摧毁敌人后方。6 月5 日，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后，敌人顶不住了。第4 师强渡罗斯托维察河后，在亚格尼亚京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我第14师和第11师也分别从右翼和左翼冲了过去。而第6 师则是从奥泽尔纳亚突破的。现在整个骑兵集团军都楔入敌军的部署内。敌军企图从两侧压缩我们，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从北面，萨维茨基的骑兵旅和步兵从南面向我骑兵集团军的侧翼夹击。但是，布琼尼却没有在两翼回击敌人，而把集团军向前带到西北腹地进行袭击。波兰人从我们后方将包围圈合拢。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别尔季切夫突围。三天后，第4 骑兵师冲向日托米尔，从行进间一举攻克了该城，解放了数千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尔后，又挥师向东，在距布鲁西洛夫镇不远的地方，同以亚基尔为首的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取得了联系。这就意味着，在基辅和文尼察之间实际上已建立起一条“红色走廊”。
现在，可以从后方对波兰第3 集团军实施突击并解放基辅。然而我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已开始代替我们从南面向基辅移动，所以骑兵集团军又重新挥师向西。据我估计，这是因为必须继续袭击敌人后方。第4 师再次从日托米尔把波兰的卫戍部队赶走，并攻克了该城。参谋长向我布置了一系列新任务，要求我侦察基辅方向、拉多梅什利方向、科罗斯坚方向、沃伦斯基新城方向、舍佩托夫卡方向和别尔季切夫方向，换句话说，即侦察所有方向上的敌情。而我师却在原地按兵不动。原来是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不明确突破后的后续任务和大体的行动计划。
在日托米尔的日子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工作繁忙，我顾不上考虑住房问题，就把这事向师司令部管理员讲了。他为我找到了一间房，把地址交给了我，告诉我说，在这个住宅里往着一位原先的总督。我带着勤务兵就到那里去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主妇和他的父亲，她告诉我说，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位红军军官先生、侦察长官占用啦。我向她解释说：“就是为我定下的。”我安置好后，就回到了司令部，并在司令部对管理员说，不知谁说话时向居民泄露了秘密，现在居民知道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工作之余，我得空回去休息。一看，我们的女主人正坐在那里哭泣。这是怎么回事？女主人回答说：“父亲被红军当成特务抓走了。”我打电话问保卫科：“我的住房安全吗？”保卫干事回答说安全，主人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这是谁干的，现在就吩咐他们放人。我安慰了一下可怜的主妇后，因为有紧急召唤就回到了司令部。一小时后，经科索戈夫同意，我又回去休息。这时，男主人已在家，但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原来又把他的女儿抓走了。我再次给保卫科打电话。保卫干部讲，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是谁抓的，现在就叫他们放人。又过了半小时，那妇女容光焕发地迈进了自己的家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司令部管理员为了掩饰自己说的废话，竟然这样卑鄙粗暴地对人进行报复。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惩处。要知道，从这类小事中可以形成和平居民对红军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为了不给敌人的宣传提供把柄，在这些问题上一点也不能马虎。
骑兵集团军虽然按兵不动，但在精神上给皮尔苏德部队以巨大的压力。俘虏们证实，波兰军队的后方一片混乱，正疯狂地向突破口地域派遣援兵，波兰第3 集团军由于担心被包围，正从基辅撤退。既然这样，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必须尽快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这时，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从方面军司令部传来了。骑兵第1 师准备迎接新的积极行动，第6 师和第11师由布琼尼率领去西南方，以便掩护突破口地区不受跟踪我军的波兰枪骑兵和步兵从侧翼突击。第4 师和第14师在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向拉多梅什利挺进，以便尔后急剧转向西北，对盘踞在科罗斯坚地域的集团实施突击，这样一来，集团军暂时分散了。夜间距科罗斯坚不远的地方，一支隐蔽接近的敌人袭击了我们。我当时在司令部值班，当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并喊醒了伏罗希洛夫。他立即令各旅投入反冲击。
双方激战了数昼夜，各有胜负，最终我们还是击退了敌人。敌人以损失其步兵第7 师的代价挽救了由基辅撤退到科罗斯坚的其他各师。在这次交战中我负了伤，在去医院途中，我躺在马车上得知，旅长利通接替了第4 师师长。
我在基辅的一所小医院里大约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在市内走动了；利用这个机会，浏览了一下市容。伤口刚一愈口。我就回到日托米尔。现在这里已经是后方了。骑兵神速的冲击，使波兰的防御全线崩溃。西方面军的行动也很顺利。白色波兰人从整个战线向后撤退。在日托米尔，人们告诉我：“如果想追赶上自己的师，那么，把马鞍备好，快到罗夫诺去。目前那里还有地主。当你骑马跑到时，正是时候！”而我就是这样做的。
路上用了两昼夜。从沃伦斯基新城途经科列茨，一路上到处都是波兰人丢弃的马车、炮架和其他军用物资。迎面走来的是一队队被押送的战俘。7 月4 日这天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傍晚我们停在戈伦河边饮马，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戈伦河河道两边的柳树枝头，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和勤务兵已经漫步在夜幕下的罗夫大街上，脚底下一面磕磕绊绊地碰着睡在地上的战士，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里把敌人赶出去。
这次我被派到C ·K ·铁木辛哥的第6 师，同样担任师参谋长助理职务。这个师的参谋长是K ·K ·若尔涅尔凯维奇。他交给我的任务不仅是管侦察，而且还负责作战工作。从获取必要知识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一般说来，不论是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或者把这两年加起来，都没有像我在1920年于骑兵集团军服役期间所得到的战斗经验多。
多年来，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对我的教导，一直使我铭记在心中。至于侦察工作，在整个7 月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后来在一首著名歌曲里所唱的“让出华沙、交出柏林……”那样的日子已经来临。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越过了国界，即将和波兰、德国北方、奥地利、罗马尼亚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起义融合在一起。苏维埃的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即将复兴。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坚信，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7 月底产生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8 月初成立了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是从东北和东南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向华沙方向突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解放明斯克后，迅速向维尔诺（今维尔纽斯——译者注）挺进，并经过平斯克向布列斯特前进。叶戈罗夫的部队向其靠拢，将自己的左翼逐渐转向西北，并尽量绕过加里西亚。沃斯卡诺夫的第12集团军在萨尔地域作战后，准备向科韦尔前进。骑兵集团军指向卢茨克，尔后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扎莫斯季耶、柳布林。亚基尔集群占领了克列缅涅茨、布罗迪、拉瓦- 鲁斯卡亚一带。莫尔科恰诺夫的第14集团军在加里西亚作战的同时，从罗马尼亚方向掩护西南方面军。现在师侦察工作的当前任务是查明去卢茨克的通路，而我则研究楚曼、奥雷卡、姆林诺夫一线的情况。
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了关于改变作战方向的指示：我们不再面向弗拉基米尔- 沃伦斯基，转而面向利沃夫，亚基尔则面向斯特雷，第14集团军面向斯坦尼斯拉夫，就是说整个方面军的作战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这样就为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期，在分散的战线上作战的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结果就构成了我军在波兰进攻失利的一个原因。
骑兵集团军在兹多尔布诺夫、克列缅涅茨、布罗德、杜布诺构成的四角地区作战。会战进行得非常激烈。骑兵变成了步兵：骑兵接近敌阵地后很少以骑兵队形冲击敌阵地，经常是在狂风暴雨般的射击下急忙下马转为步兵，匍匐前进，像猎骑兵那样作战。突破一个防御地带，马上又遇到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是以半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的，就像我们5 月底在白教堂附近进行的那场战斗一样。部队疲惫不堪，只能抽出一点时间休息。有时在敌人的火力下，战士们躺在田野上就睡着了。许多人受伤掉了队，人们变得又黑又瘦。弹药、粮食、饲料不足。马匹补充委员会也应付不了马匹的补充。人员补充没有来源。而且一点喘息的机会，那怕是短时间的休息也没有。而战斗却越来越激烈。8 月初，第6 师企图在科津和斯特里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打乱敌军，使其瘫痪，但未成功。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撤消了师长铁木辛哥和参谋长若尔涅尔凯维奇的职务，将他们调入预备队。他们的职务由原第2 旅旅长阿帕纳先科和不久前来到前线的总参军事学院学员舍科接替。
从8 月4 日到10日的一周是在争夺斯泰里河渡口和通往拉杰霍夫接近地域渡过的。师的新领导指挥果断。顺便指出，由于布琼尼用他个人的权力把搞得精疲力竭的第4 和第11师调去整休，在骑兵集团军的第一梯队中就剩下了我们师和第14师加上一个独立骑兵旅。隶属于布琼尼指挥的友邻部队也倾注了全力：北面，
步兵拿下了卢茨克；南面，и·3 ·亚基尔的佐罗切夫斯基集群与科托斯基的骑兵旅和普里马科夫的切尔沃诺哥萨克师共同顽强地向亚先诺夫进攻。阿帕纳先科领受了攻占布斯克的任务。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几个旅在最近几天里不得不在难以跋涉的沼泽地，顺着布格河流方向作战。在我师的后面跟进的是第4 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渡口，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其他部队。几天来，我接受了特殊任务，寻找小河上能够涉水而过的浅水渡口和沼泽地那边小树林中可供马通行的小路，并和派出的小分队准备了渡河用的就便器材，后来，我临时执行了师参谋长的职务。
8 月中旬，我骑兵集团军正准备转入全面进攻，却因遭到波兰人在正面和侧翼的突击而停了下来，于是展开了紧张的战斗。不久骑兵集团军得到通知，它转隶给了西方面军。因此向利沃夫的进攻就撤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从利沃夫被召回，去总参学院进修三年级课程（学院在前线的许多其他学员也一起应召回院）。
在骑兵集团军行列里渡过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成长为一名红色指挥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我认为再重复一次一点也不多余。无论如何，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军事学术上的观点，以及如何把这些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完全取决于我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从第：骑兵集团军第4 师和第6 师的战斗行动中提炼出来的。在后来，我在莫斯科军区（在1925年秋季以前，这个军区一直都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服役，也对这些经验有不少的充实。如果说从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做为我成长为军事首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以后的五年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与我深入研究内战经验和参加当时遍及整个红军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谈谈军事学院
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院校。克利莫维奇、斯涅萨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怎样学习的。理论还是实践？新的路线。再到苏多格达。毕业。
在内战年代里，我曾有三次是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讲堂中渡过的。这是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现在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的总参军事学院建立得很晚，是在1936年成立的）。
关于红军的第一所学院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值得谈谈的。早在争取签定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当时红军刚刚诞生并开始组建，指挥干部普遍感到不足，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更缺。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旧军队的军事学院（原尼古拉军事学院）的干部和教学设备。要知道，许多军官、正直的军事专家和爱国人士，当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之后，当时已经转到苏维埃一边来了。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院重新在首都展开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担心来自德国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袭击，决定把一些机关迁往东部。在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屏障，一种类似彼得格勒军区、西部军区和奥尔洛夫军区沿分界线设置的野战边防团那样的部署。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央和东方，仓促地成立了莫斯科军区、白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伏尔加河东岸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后两个军区后来合并了）的区域民兵师，在它们的保卫下向这些军区后撤了许多企业和机关，其中也有军事学院。
当时谁也没料到，内战的火焰不久就烧到了正是在原来认为是大后方的那些地区。军事学院设立在叶卡捷林堡（现今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离被看守的罗曼诺夫皇族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白卫军加紧向这里进攻，企图在救出尼古拉二世之后，把它当作反革命的旗帜。当时我们没有守住叶卡捷林堡。当然，乌拉尔的工人们也急忙枪杀了沙皇王朝的代表。但是，当我们的司令部撤退时，没有带走学院的物资器材。学院的干部则都遣送到喀山。
瓦采蒂斯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背叛之后，在喀山发生的事。穆拉维约夫于1918年夏季领导过东方面军，尔后升任总司令，在我们学院任教授。学院的人员住在喀山商业学校。瓦采蒂斯企图劝说这些人到红军服务，但没有成功。只有几个人响应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号召。而其他人都等待白匪进城，并以学院院长沙俄将军安多格斯基为首投入到敌人营垒。后来，安多格斯基在托木斯克领导了高尔察克学院，再往后又逃到了满洲。
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秋季提出了建立300 万正规军的计划。由谁来训练这支军队，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和指挥兵团和部队呢？缺少军事干部。恰巧从国内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人民的，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后来成为杰出的指挥员。许多沙皇时期的专家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仍满足不了需要。就在这时，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军事院校，指挥员训练班，其编制人员主要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来配备。
前线的紧张局势迫使压缩教学时间，初步确定为六个月（后来这个期限有过几次延长）。即使六个月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听课。通常是学员学过一段时间后，就离校到作战部队去，然后再返校继续学完课程。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学习多半是在冬季进行，夏季作战，有时也有例外。逐渐延长教学时间又导致了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不能合理地分配学科时间，无益地浪费时间。但当时又没有其他办法。
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的军事领导人。启用原少将A ·A ·雅克夫烈夫担任未来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埃米利·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扎列日斯基为政委。从这时起，在莫斯科也开始组建诸兵种合成型的，偏重于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等军事学院。最初学院设在沃兹德维任卡（现在是加里宁大街的起点），革命前为猎人俱乐部所占用的原舍列梅捷夫宫。
学院领导人员有过变更。克利莫维奇于1919年由旧军队的军长，数学硕士安德烈·叶夫根那维奇·斯涅萨列夫所接替，他在1918年曾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过对德国人的回击。1921年学院院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他是最著名的苏维埃军事活动家之一——东方面军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司令员，高加索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肃清安东诺夫匪帮叛乱的军队集群的领导人。
政治委员除上述两位同志外，在我当学员时记得还有п·H ·马克西莫夫斯基和B ·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亚历山大·安德烈那维奇·斯维钦和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都是原来俄国军官中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学问渊博的军事专家，著书立说的思想家和出色的教员。他们还精通司令部业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1918年时，有些人一度认为在红军中拟制文件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对于这种偏见一下子未能消除。
《消息报》曾报道过关于学院招收学员的消息。此外还向各地兵役局发出了通知。形式上要求具备某种普通教育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条件没有遵守。第一期招收学员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名俄共（布）党员的介绍信，个人党龄和军事工作经历，主要是在红军工作的经历，结果进入学院的人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受过中等教育，某些人则只受过初等教育。自然，后一部分人的学习非常吃力。
起初教授们对我们相当迁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教学年度里对考试只有两个评分等级：“及极”和“不及格”。而且在我的记忆中，“不及格”还是很少有的。通常都能得到及格的评分。然而仍有少数学员不能胜任在学院的学习而离开学院。当然，后来的每一期学员都比前一期的强。培训未来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的训练水平在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某些学员离开了学院，只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来自教授方面的冷漠怀疑和对他们多少表现出的有些讽刺嘲弄的态度，以及讨厌教员在教学中表现出的烦琐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他们用不着学习，只要用流出的鲜血也能给苏维埃俄罗斯带来益处。在后一种人中就有真正的自学成材者，例如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就没有学完一年级。
那时我正满二十二岁。大多数学员的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很多人还在旧军队中服役过，其中包括把军事当作自己终生职业的军官，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牢固知识。这就产生了对待学习的热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种热情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学员都非常自觉。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后来，这个比重还不断增加。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人。大约每六人中有一个非党人士。来报考学院的人有五百名左右，大约每五人中有工人被录取。1919年2 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学班，补充招收了一百五十人左右。他们毕业的时间比我们晚。1919至1920年教学年度的招生制度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约二百五十人组成了高级班，教学时间是从秋季到夏季，初级班是从冬季到夏季。在1920年到1921年的教学年度中，除了“高级班”（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初级班”（没有经历过国内战争）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平行班。就这样学院一年一年地在发展。
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两个在旧军队时就担任过较高的职务。而现在他们则热心地献身于培养红军指挥员的事业。应当说，在所有的教员中，正是斯维钦和诺维茨基在理论方面给我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讲课中得出结论，必须避免陈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应尽力创造性地运用军事方面的遗产。
例如，斯维钦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应当掌握过去的军事思想，并尽量地知道得多一些，只有这样作了之后，你们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方面，1920年由一群学员组织的军事科学协会起到了一定作用。遣憾的是，由于我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来得及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只限于听听其他人的报告而已。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国外军队的技术革新问题的报告。
在那个时候，许多教员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过去，他们之中有些人轻视国内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按一般规律进行的。弱者战胜了强者。飞机和坦克有时在步枪面前无能为力。在集团军的后方人们起来反抗，而镇压这些反抗常常不是诉诸军事措施，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决议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军事一面已不复存在。不是的，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发展了，但此时已经带上了由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提高而引起的一种特殊色彩。于是课程内容的性质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也更多更经常地以昨天的事件为例来教育我们。
1921年1 月，当我的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得到了几天休假的时间。请允许我在这里中断我对学院的记述。
我决定在苏多格达度过我的假期，以便和熟练冶金工人的女儿叶夫多基娅·波得罗夫娜·别洛瓦哑结婚，我们已经相好五年。缓慢爬行的列车，在上坡的路上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好像要把我短时间的休假全部吞掉拟的。旅客们手拿斧子和锯进入森林，给蒸气机车喂了本柴以后，它勉强地跑起来，然而又仅仅是跑到下一个高坡便又停下了。最后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苏多格达执行委员会，这个由于我曾工作过而非常熟悉的单位，于1 月31日晨把结婚证书发给了新郎和新娘。在这之后，一大群老朋友在我的老同志，当时任俄共（布）县委书记的马尔科夫家里集会，祝贺我们的婚礼。在当时那个困难时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常言所说，大家一起集资就餐，委托了一些人带面包，另一些人带鱼，再一些人带其他一些菜肴，如此等等，尔后隆重地庆祝了我们生活中新的里程碑。2 月1 日我们乘雪撬去利吉诺，到妻子父母的家里。他们殷勤的迎接了我，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多少有点突如其来地暴露出来。几个妻妹当时带来一些“体面的熟人”。尽管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可仍以斜眼看我。原因是新郎的外表实在有点寒磅。在我健康的一只脚上穿着黑色靴子，而害病的一只脚上却是灰色靴子，并且有些肥大。上衣也有些陈旧，带有补丁，还烧了个洞。姑娘们睁大眼睛看着我，当我不在场时，就唱起小调：“我们的冬尼亚是朵真正的玫瑰花，却嫁给了豆腐渣”，以此来取笑。
1921年10月，学员们毕业的时候到了。这是学院第一次大批学员的毕业。毕业前我们经过了国家考试，作完了三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有关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战略和战术中思想和意志的统一。留给毕业生四十五分钟答题时间。每超过一分钟都要扣分。如果考虑到试题丰富的内涵、外延和考卷的篇幅，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是不简单的。优秀的评分鼓舞了我应试下一个课题的信心。第二个课题带有历史性质。我分到的题目是两个战役：吕岑战役（大吉尔申斯基战役）和包岑战役。1813年4 月20日（5 月2 日）在萨克森的吕岑城附近，拿破仑一世重创了由庸碌无才的п·X ·维根施但指挥的俄普联军。维根施但是在库图佐夫逝世后接任指挥战役的。1813年5 月8 日至9 日（20日至21日）于施普雷河上的包岑城附近，拿破仑又一次击溃了联军。对我的要求是不仅要对这两次战役作出全面分析，而且要把双方统帅的战役思想加以对比。这次考试我得到的成绩是“良好”。因为在我的总结材料中，由于打字员的失误打有错别字，因此受到考试委员会主席B ·ф·诺维茨基的批评。教授严厉地向我指出了作为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所不应有的疏忽大意。第三个课题是论述集团军规模的战役，我得到的分数也是“良好”。它的基础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战经验。当时我们还未达到把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实际应用到考试的水平。但是，即使从研究分析交给我的这一足够现实的课题，对我来说也是受益不浅的。
为了庆祝毕业，我们一群学员组织了隆重的晚会。不仅是毕业生而且他们的家属也都得到了节日的礼物。后来，我们衣袋里揣着委任书，充满理想、满怀豪情地奔赴各自新的工作岗位，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建设正规的工农红军的事业。
军事改革
在尼古拉·卡希林身边。1923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熟习的地方。什么是“动员计划”？戈尔巴托夫、佩列梅托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巴济列维奇走过的道路。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被推荐担任旅长职务。休假一个月后，我来到驻彼得格勒的独立训练旅。虽然这里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并不同意这一任职。他说，还是将过去的骑兵，二十四岁的旅长留在骑兵任职更为合适，并与总司令○·C ·加米涅夫商谈，要把我调到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去。因此，1922年1 月以前我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待命，由于上级首长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到西部军区去了。
当时，白俄罗斯还没有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国家。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年12月建立的。但是，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早在国家联盟成立以前就已形成。它是因国内战争产生的，并且为共同保卫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服务，在尔后则是组建苏联的前提之一。至于西部边境，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它的防御。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新的任命视为最富有战斗性的、非常必要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军司令部，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鉴于司令部必须要由经验非富和能干的人员组成，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尽快地配齐了干部，选定了武器和器材。但是，事后才得知，急于组成骑兵军司令部是徒劳的，因为由国内战争著名英雄H ·д·卡希林担任军长的军司令部被调到白俄罗斯来了。因而我被委任为托木斯克西伯利亚骑兵第1师参谋长。
由于我和卡希林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很长，我想简要地谈谈他的情况。卡希林与其弟弟伊万（也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不同之点是不讲究穿戴，行为端正，对人稍嫌冷淡。他是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是位军人姿态端正，有组织能力和善于思考的军事领导人。卡希林的一位祖先曾参加过十八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卡希林和伊万的父亲虽然在乌拉尔附近的一个村镇中担任过哥萨克村长，但却被当局视为不能依赖的人物。1918年3 月卡希林弟兄在南乌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哥萨克百人团与杜托夫匪帮作战。当年夏季，卡希林指挥的奥伦堡支队、伊万的游击旅和B ·K ·布柳赫尔的乌拉尔第1 团合并成由卡希林和市柳赫尔指挥的南乌拉尔集团军。该集团军突破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防线后与红军会合，尔后又挥师向东，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亚利。在这些战斗中，卡希林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他现在享有很高威信，并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托本斯克骑兵师的状况使我感到失望，尤其是马匹的情况非常糟糕。磨破的马背几乎露出了脊椎，跛得厉害的马匹也只能送去屠宰。为了使它们不致因疲惫不堪而倒下，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单马栏中用皮带将它们拴住。我这个从小就喜爱马匹的人是不能对这些不幸的牲畜漠然视之的。
接到恢复该师战斗力的命令后，我特别关心马匹的状况。司令部决定，不是同时整顿整个兵团，而是先从一个团进行整顿。一个团刚刚整顿就绪，我们却又失去了它：把它从我师调出，交给了另一个骑兵师。接着，司令部又着手整顿第二个团，但是，当该团状况好转时，又被交给了友邻兵团。直到最后一个部队恢复战斗力以前，都是这样办的。当最后一个团被调走时，托木斯克骑兵师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令部，该师宣告解散。
这项长达九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就被调到莫斯科工农红军总干部部。这时，恰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需要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抽调几个人到工农民兵总指挥部搞监察工作。而调去半年担任检查工农民兵工作的监察员之中也有我。对我来说，这虽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却尽量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立刻就派我检查六个地方民兵局（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彼得罗扎沃茨克、提赫文、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工作。这样就使我初步熟悉了一个广大的地区，后来我在该地区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担任过北部（白海）军区司令员。
总的来说，周游北方数省对我非常有益，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闻，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有用的。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我遇见了步兵第15军参谋长M ·M ·奥利山斯基。我们谈起了过去的工作和日常的感受。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助手。因为我搞过司令部工作，于是，奥利山斯基就邀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没有拒绝。我们也谈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使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安排军事工作的问题。
我带着M ·M ·奥利山斯基的介绍信来到工农红军司令部，1923年我得到了去高加索的委任。派遣证是B ·M ·沙波什尼科夫签发的。从国内战争时起，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派出的指挥员都归这位认真仔细、意志坚定、热爱工作和有组织能力的人办理手续。他把自己军队干部老工作者的杰出能力，全部献给了他最喜受的红军。从那时起，我接到过几十次不同的任职令，几乎每次都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我饯别。他圆圆的大脸盘始终是那样镇定自若，指示始终是那样简明扼要，“亲爱的”一词则是他常用的口头语。秋天，我又来到顿河地区，这里是我过去在难忘的南方面军第9 集团军战斗过整整四年的地方。
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令员又命令在疗养院为我准备一套可住家属的房间，并补充说：“伏龙芝高度评价你们所做的工作，并指示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给予特殊照顾，要为他们提供能很好休息的条件。”
我承认，这使我深为感动。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休息。苏联人休假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苏维埃政权还刚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疗养地的物质基础，疗养证的数量还有限。但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在此。一般说来，全家总是有到农村去休息的机会，而可贵的是对人的关心，对部属的热情关怀。你一旦为国家做了需要做的工作，为共同的利益效了力，就会为人所称道。任何时候嘉奖都能鼓舞人心，给人以力量，使他产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热爱的本职工作和加紧工作的愿望。这里是否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件事也顺便给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课，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部属和教育我们自己。至于住疗养院的问题，我是利用去克里木的途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新组建的所谓民族部队。当时这些部队在我军中约占十分之一强。
1925年作为频繁采取多种组织措施的一年而载入了莫斯科军区和整个工农红军的史册。据我回忆所及，其间较为重大的措施有：第一，在各级领导层中开展了对地方民兵制的研究：第二，进行了试验性的局部动员，范围包括军区内相当大的地区，以便逐步扩大到整个军区，对一旦发生战争时动员计划的现实性进行验证。这时的地方性动员由县兵役局实施，而地方部队则由省兵役局（后改为地区指挥部）管辖：第三，吸收地方部队参加正规部队的大演习；第四，在M ·B ·伏龙芝的直接领导下召开有关司令部各勤务部门编制体制改革的业务会议；第五，军区司令多次组织监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多半是由伏罗希洛夫牵头，他不仅对军队的各种勤务和战备极感兴趣，而且对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家庭生活倍加关心。
在最后一次视察中，检查诺夫哥罗德卫戍区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深刻。指挥员们的妻子用了很长时间带领伏罗希洛夫到自己的住宅去，然后一起观看红军的业余演出。当然，也邀请了城市公民参加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成功，而整个这次视察可以说是以全面丰收而告结束的。伏罗希洛夫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局限于军队内部。他身为国内战争时间的英雄和关心群众的首长，在军区内享有极高声誉。后来，当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这一声誉不仅完全保持下来，而且有增无已。
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改造工农红军的经验和服役法令已反映在1925年9 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中。就在这一年，军队又实行了单一首长制，这是整个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我个人来说，1925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除了上面我谈到的全部工作外，我还时常受军事学院的委托，做些工作，因为该院对我们建设地方部队和兵团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常与п·п·列别杰夫接触。他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过我们野战司令部（司令员为C ·C ·加米涅夫），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和受人尊敬的指挥员。后来他担任了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前任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和A ·и·黑克尔），他经常把有关工农红军日常活动的资料编入学院的讲义，使学员不致脱离军队的实际生活。1925年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时，列别杰夫对组织正规军与地方部队配合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勤于思考，随时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我们之间有关地方步兵师部署问题的谈话，更使我受益匪浅。别杰列夫常常引用1918—1919年间他担任全俄总司令部动员部部长时的经验。我们还不时地把过去与现在加以对比。
1925年秋，国家遭到了不幸；在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后，M ·B ·伏龙芝逝世了。在这位杰出的苏军统帅临终前的最后一天晚上，莫斯科军区十来位领导成员都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伏罗希洛夫和另外两位同志到楼上去了解我们这位首长和朋友的病情，其他人则在路边等候消息。几分钟后，表情沉痛而沮丧的伏罗希洛夫出来了，他宣布，乌拉尔、土耳其斯坦和彼列科普的英雄与我们永别了。悲痛的日子降临了。在苏维埃议会圆柱大厅里，安放着死者的遗体，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守灵队中。工人、农民、职员排着长队缓缓走过灵旁，与这位布尔什维克军人遗体告别。在一张桌子上陈列着致哀信和唁电，其中有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居民发来的信件，那里的无产者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尔谢尼（伏龙芝的党内化名。——译注）同志，还有从伏龙芝的家乡皮什佩克发来的吊唁信。如今这个城市已用统帅的名字命名。
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请求另定候选人，他认为他难以胜任像伏龙芝这样一位伟大国务活动家所承担的工作。但是，委任令仍然照发了。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将这次任命视为当然的事，并一致认为伏罗希洛夫是领导我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党政、国家行政和军事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位老党员，是三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家，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支队领导人，乌克兰第5 集团军、第10和14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察里津方面军和内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还担任过哈尔科夫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1940年以前，伏罗希洛夫一直担任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
另一位著名的军事活动家Γ·д·巴济列维奇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由于巴济列维奇的生活道路对广大读者比较生疏，所以我想对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巴济列维奇的农民家庭居住在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镇上。1924年我在莫斯科军区同他共事时，他才三十五岁。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一谢韦尔斯基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的一个办事处工作。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双亲日夜操劳，但所得收入却寥寥无几。于是他在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独立教书了。他年轻时考入基辅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当时在这里的哈莫尼基驻扎着佩尔诺夫团，年轻的陆军少尉需要在这里服役。这位排长对知识无止境的渴求和对技术的酷爱，促使他申请到当时正在莫斯科开办的俄国第1 航空学校去学习。全市居民都知道这所学校。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也多次跑到飞行场去观看笨头笨脑的“法尔曼”式轻型双翼机是怎样飞向天空的。巴济列维奇迅速地掌握了飞行员的技能。但是，破旧的飞机使他陷入了窘境，在考试飞行中发生了事故，影响了他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永远放弃在空军服务的理想。
世界大战爆发了。前线需要补充兵员。佩尔诺夫掷弹兵第3 团的二梯队被编入新组建的部队。1915年初，该部队被调往西南方面军。陆军中尉巴济列维奇当时是这支部队的一名连长。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战斗，负过6 次伤，并多次立功受奖。巴济列维奇对他的指挥官有着沉痛的回忆。他曾以异常憎恨的心情谈到B·и·罗梅伊科—古尔科将军的情况。这位将军似乎应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对英布战争的情况作过视察，1904—1905年曾在满洲前线的作战部队中服过役，并领导过研究日俄战争的一个编委会。但是，任何一所现实生活的学校似乎都不能教好天生的庸才。古尔科在世界大战中指挥一个军时，竟无谓地把所属兵团的精华葬送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但是，他却以忠于沙皇的精神而扬名，并被称为狂热的君主主义者。难怪沙皇直到最后还委任他行使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无论在前线和后方，都不成体统，专制制度将俄国引向了苦难的深渊。这一切擦亮了巴济列维奇这位作战军官的眼睛。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他靠近革命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自己团里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二月革命后，士兵们选派他为团代表到卢茨克参加集团军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特别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番号为第13，而迷信的将军们害怕这个“不祥的”数字，所以称它为特别集团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助理。巴济列维奇与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派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工作，无所畏惧地反对驱赶士兵进行无谓进攻的临时政府的政委们。当某军的两个团由于枪杀了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的政委们和拒绝前进而即将遭到残酷的讨代时，正是布尔什维克责成巴济列维奇防止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正如巴济列维奇所说，他与工人沃尔科夫两人整整一夜向包围起义团的哥萨克士兵讲解他们在反对谁，为了谁的利益被驱使前来卖命。哥萨克士兵要求起义者证明他们不是德国间谍。巴济列维奇敞开披在肩上的斗篷，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胸前挂着长长一排十字勋章和奖章。这样做真起作用，顿河哥萨克立刻拒绝解除士兵们的武装。军长还妄图按他的意志行事，但从巴济列维奇那里得到了他将被逮捕的警告，于是他也改变了主意。一个军官就这样不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偶合，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信仰转到了劳动人民方面来，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巴济列维奇离开军长时，正赶上德国飞机轰炸。这时德军飞机正好空袭俄军阵地，其目的是防止俄国人在利沃夫进攻。他第七次负了伤，后来躺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思绪万端，最终得出结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医院里他迎来了十月革命。
1918年3 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不久，德国人就酝酿发动新的进攻。巴济列维奇因受重伤尚卡完全康复，但是，他认为在那种时刻对他来说不能卧床养伤，他在莫斯科组建的一支苏维埃队伍中担任营长，并随后与该营一起开赴南方。巴济列维奇这次已经不是在旧军队，而是在红军的队伍中服役，于当年8 月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在伏尔加河下游，苏维埃政权已面临困境。阿斯特拉罕受到威胁。察里津人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哥萨克白卫军。稍靠北一些，在卡梅申驻有最高军事监察院的代表。党指派该监察院成员巴济列维奇给察里津送弹药。然而，他手下没有任何部队。他便把卡梅申的工人队伍和各种勤务小分队编成战斗连队，利用他们把弹药装上轮船，避开白卫军的阻截队，潜往察里津。
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将运来支援的弹药交付使用。巴济列维奇随之又受领了将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从洛吉车站赶走的任务，以便控制通过伊洛夫利亚河的铁路大桥。在这次战斗中，巴济列维奇又一次表现了年轻共产党员的非凡勇敢精神。
约在十年前我曾阅读过捷克斯洛伐克将军ч·格鲁什科的回忆录，他在1918年曾是察里津附近国际连的战士。根据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时红军队伍是以步兵纵队队形进入反冲击的，在密集的大炮和机枪火力下，巴济列维奇手握军旗骑着马缓慢地走在纵队的前面。最高军事监察院成员的果敢行为使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请求将他留在前方。不久，巴济列维奇担任了卡梅申防御地区司令。他的任务是把几支游击队锤炼成为正规部队。在一次战斗奇袭中，他第八次负了伤，伤愈后被派往南方面军担任第8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重新开始了紧张忘我的工作。
1919年初，巴济列维奇在莫斯科进行治疗，然后又主持了步兵第2 训练班。当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时，这位指挥员又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1919年夏，他被指派组建后备集团军。尔后，他率领该集团军从萨拉托夫出发来到当时任南方面军特别集群司令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身边。该集群的任务是，穿越顿河草原和萨利河草原对邓尼金匪帮实施突击。在秋季展开进攻时，巴济列维奇轮流地指挥过东南战线不同地段的部队。在红军前出到亚速海之后，他被任命为顿河州驻军司令，从1920年春季开始又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夏季，弗兰格尔利用共和国武装力量几乎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与波兰白匪斗争的时机，企图从克里木向库班派遣登陆兵。纳扎洛夫上校的登陆兵遭到坚决打击而退向黑海。巴济列维奇则由于在歼灭登陆兵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指挥的才能而荣获红旗勋章。后来，他还陆续在高加索和乌克兰担任过几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国内战争结束后，他的才能和知识又得到新的发挥。他担任过工农红军供给部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事务协理军官，并兼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部特命全权副代表和沙皇资财登记委员会主席……他在上述最后岗位上的工作颇具独特性。皇宫的财富，一堆堆金刚石、钻石、红绿宝石和珍珠，如今都收归国有。经过细致地登记、分等和估价的钻石储备已开始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
1924年巴济列维奇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助理。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肩并肩地工作，直到1927年他被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5年至1927年间，莫斯科军区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最能干的和当之无愧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对新的军队编制的审查，对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培训军队，怎样掌握军事技术装备，这一切他都能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解决。
他身为军事首长，随时都对自己进行剖析。他是位有吸引力的人，是位以关怀下级、谦虚和完美无暇的个人品格而在部属中赢得威信的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领导下研究和组织军事演习。巴济列维奇以其广博的知识去深刻地钻研各种问题，看问题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更加深远。就我记忆所及，他没有粗暴地打断下级谈话或不听意见的情况。他常常做得很有分寸。不光是我一个人记得他所进行的演习讲评。每次讲评似乎都抵得上一周的战斗实践，并能极大丰富听众的知识和见闻。
关于巴济列维奇后期的国务活动，我想再略举一二。党在各种岗位上使他的学识和天才得以发挥。他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多次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市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31年起，在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防御委员会秘书的八年间，完成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国家职务。
我与他共事时，适值军事改革处于高潮和收尾阶段，这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首都军区这个岗位，就是一个能使每个军人学到许多东西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工作经验才更加可贵，那就是你掌握经验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渴望继续提高专业知识和在这个岗位上受客观情况的驱使，而尤其是由于你的首长善于领导属下的军队，并将自己的全部知识传授给部属。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不能不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同志、红军指挥员巴济列维奇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
演习如同打仗
不寻常的开端。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指挥员性格的修养。命令与示范。一秒钟的价值。军事首长的思维。师首长的阅历。同科尔克共事。我所了解的别洛夫。
从1928年秋天起，整个莫斯科军区，特别是军区司令部，发生了某些变化。除其他因素外，引起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开始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这个人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与他共事约五年，这些年是我工作的全新时期。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乌博列维奇所做的一切，如他教育、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各级指挥员，他的工作方法，他对我军的一切贡献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一所硕果累累的有教益的红色军事学校。我同他相识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我担任的军职已相当高，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但是，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使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他的趣味盎然、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遗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可惜，我们的专家们对此研究得不够。因此，我要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们共事的情况，而且还包括他的思想及其在工作中的体现，后来这些思想对整个红军的发展有过极重要的影响。
1928年11月中旬，我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一批指挥员一起走进了乌博列维奇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了一位外表整洁、姿态端正的司令员。乍看起来，他显出一付严肃甚至很厉害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他听完了我的报告。冷淡地同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说：
“我已经看了你们的个人材料。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执行实际任务的准备情况。为此，我们现在进行一次作业。想定大家都明确吗？”
“明确。”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开始作业。供你们支配的时间为45分钟。现在是14时05分。全部作战文书于14时50分交卷。”
乌博列维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之后，差不多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召见了军区直属机关的负责人员，那时，我临时担任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政委，却还没有被召见。我感到有些不安。况且以前我没有机会见到乌博列维奇。第二天12点左右，司令员的副官终于来了，交给我一份题为《步兵师遭遇战斗》的司令部首长作业想定文书。作业时指定我担任师长，而我下属的军区司令部的一些领导人员被指定担任各团团长或师司令部的负责人员。只有师炮兵主任这个角色由军区炮兵主任担任。作业开始的时间是14时；地点是在军区司令员的办公室。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全力以赴，以便按时完成所交给的任务，高质量的制定好全部作战文书。乌博列维奇讲评时详细地分析了每个决心，并认真地审查了每份文书。最后他对我们的作业表示满意，给予了有分寸的好评。特别使他高兴的是我们迅速完成了任务。
“你们的行动较之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要坚决迅速，”他说，“因为不久前我看过他们的作业。我希望，我同你们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在提高军队战斗训练水平方面，你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对整个军区来说，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乌博列维奇继续说，“我对莫斯科军区的情况不了解。过去我主要是在共和国的边区工作。本军区范围的情况不熟悉。我请你们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填补这个空白。”
然后，乌博列维奇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关心指挥员训练的安排、部队的生活、指挥员的休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渐渐畅谈起来。正式的会晤变成了不受拘束的交谈。要知道，他是多么注意听取我们的发言啊。司令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久前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乌博列维奇原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不仅谈吐自如，而且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没有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只是在谈话人离题的情况下，他才客气而巧妙地插上一两句，把谈话拉到正题上来。
我同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就是这样结识的，这成了我们先是在莫斯科军区后来在白俄罗斯军区长期共事的开端。随着新司令员的上任，由于我的工作地位，我就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为了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首长，我决定再读一遍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文章和讲话。
结果发现，早在1921年他在西伯利亚任第5 集团军司令员时，在他创办的《东方红军》军政杂志上就刊载过他的著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系统地学习战略战术原则，开阔自己的眼界，以便将来同比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毕苏斯基的部队更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作战。他把阶级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亚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只有在战争中群众真正觉悟，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才能使军队在现代战斗中取胜。因此，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直到明确战争的目的，使觉悟具体体现在每个军人的行动上。
他还关心用新武器装备步兵部队和训练军队领导人员的问题。他在《军事通报》杂志上就改造我军步兵的问题发表过文章，他在1924年赞成用轻便自动武器装备步兵时说过：“重机枪要比轻机枪或自动枪贵好几倍。进攻时几挺轻机枪显然要比几挺重机枪优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量发展轻便自动武器方面。”
那时我还读过一些在报刊上发表的乌博列维奇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使我确信他是一位部队战斗训练的杰出组织者。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多年来，乌博列维奇的军事理论著作成了整个红军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宝贵学习资料。
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调到莫斯科军区的呢？他是怎样成长的呢？乌博列维奇虽然仅比我大半岁，却经历了充满各种事件的独特历程。他是立陶宛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团体，两年后因作政治宣传被沙皇法院判刑。又过了一年，他在康斯坦丁炮兵学校进修班毕业，当了西方面军炮兵连连长，1916年在维斯瓦河、涅曼河和比萨拉比亚作过战。
1917年3 月，士兵大学的自愿讲师乌博列维奇少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后来他担任连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革命工农团团长，同德国占领军作过战。1918年2 月因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德军送进战俘营。逃出后被派往北方面军，在这里表现出色，历任炮兵连连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18年秋他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从翌年秋起，乌博列维奇在南方面军工作，这时他已担任第14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该集团军为粉碎邓尼金分子而进行了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后来他历任第9 、第13、第5 集团军司令员，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司令助理，但波夫省武装部队司令员助理，明斯克省武装部队司令员，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
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乌博列维奇还荣获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2年他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此职务直到去世。1923年底他开始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助理，1924年夏天起，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供职，并受领特别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司令部政委等职。从1925年2 月到1927年11月他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最后，1927—1928年在德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乌博列维奇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在研究指挥人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常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和小册子出版。我们在1928年11月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军事首长。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处在我国武装力量已经完成向新的组织编制过渡的时期。基干部队，特别是步兵的基干部队为数很少。莫斯科军区那时只有一个基干师（无产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来扩编为骑兵师。其余一些兵团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兵团有登记机关，它们的指挥人员和按住址注册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他们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服役）当中骨干不多。自然，在这样的组织编制下，部队的战斗训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进行训练时不仅有极明确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而且要考虑到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脱离生产期间经济上的合理性。指挥人员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