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ies“All over the world”
初速：“再没什么朋克摇滚味了，也没有了冒险的欲望。”
1991年10月29日，“涅槃”正在波特兰演出，“格芬”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神神秘秘地把他们叫到一边，兴奋不已地对他们说：“祝贺你们！你们的唱片成了金唱片了！”可他们对此漠然置之。奎斯说，“的确，我对此感到高兴，这确实很酷，也很美妙，可是我不会对这种成就太过在意。这样才酷——我想。”柯特更是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扭头便走。
然而，专辑的销量还在直线上升，其速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格芬”公司的非主流音乐制作人马克·凯兹说，“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这事太让人吃惊了，难以置信的是我也有份参与。大家都没预料到会发生这一切，任何号称知道此类事会发生的人都是在扯蛋。”
1991年11月2日，“涅槃”即将启程赴欧洲巡演之时，《没事儿》竟闯进了“热门金曲40首”的行列，名列第35位。而当他们第二天到达英国准备首场演出时，发现电视台也在播《少年心气》，打开收音机，也仍然是《少年心气》，各类报刊杂志更是包围了“涅槃”，他们竟然每天都要接受15次采访。柯特则一本正经地说，“一天在MTV台上出现20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对唱片销量而言是作用不小，但是我希望能有一种合同，规定他们只能在一周内某些特定时间内播你的录像。”
但这毕竟只能是柯特的一厢情愿。他和“涅槃”在欧洲才真正懂得了名声的意味。一路上，他们的演出场场爆满，演出场地总是拥挤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舞台上则是摄像机林立，紧紧罩住柯特的检，让他都无法演唱。“我们对此恨之如骨，这让我们成了蠢货”。柯特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成天酩酊大醉，而且超出必要地乱砸设备。我们决定成为众矢之的，让采访者浑身不自在。我们也并不是太当真，只不过是觉得有必要在一切失控之前未雨绸缪。我们想让人们的日子难受点。”
但事实上，柯特和“涅槃”的日子也并不好受。他们的巡演客车尽管好过以往，但却是一辆观光客车，没有巡演车那种卧铺，自然也让乐队得不到充分休息。而那位司机不仅严格按照欧洲标准频频休息，还常常迷路，而且喜欢开飞车，于是这次旅行成了一场恶梦。唯一能够让他们在车上开怀的，便是一盘恶作剧电话的录音磁带，他们用那里头提到的种种诨名来相互取笑，熬过难耐的旅途。而一下车，他们又将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媒体，让人头疼的语言、地域和伙食差异，还有各式各样的唱片公司的死缠滥打。乐队越来越神经兮兮。
在比利时的亨特城，柯特唱着唱着就一头向观众头上扎去，在爬回台上时他向台前的观众乱吐唾沫，而奎斯则在台上来了个极像佩瑞·法雷尔（Perry Farrell，“简的嗜好”主唱）的裸身动作，躺在地上时还在弹奏。
柯特上得台来，便把吉它当作斧头向戴夫的鼓架砍去，让吉它变成了一堆柴禾。接下来在马萨尔城，柯特先是把吉它当作刺刀四处乱戳一气，然后把它同奎斯的贝司使劲碰撞，结果贝司粉碎，木屑横飞，其中一块砸到了一位观众的嘴巴上，砸落了好几颗门牙。直到把他扶到后台后，这位观众都还在因过度惊吓而全身痉挛。奎斯蹲下身子安慰他；戴夫则走回空荡荡的大厅，在舞台前找到了那位观众掉下的牙齿，并打算放到珠宝箱里保存起来；柯特则似乎对这一切大惑不解，他嘴里没完没了地叨叨道：“喂，各位，干嘛这么闷闷不乐？”
在神经兮兮的背后，是大家对一切深深的厌倦。柯特说，“再没什么朋克摇滚味了，也没有冒险的欲望，就像‘咱们说干就干吧’那类。现在只有严格的日程——‘咱们去现场，咱们演出，咱吃点东西，咱睡觉’真没劲。”
戴夫总是蒙头大睡，谁要在早晨胆敢叫醒他，必定会招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一向沉稳老练的他渐渐地也变得神智不清起来。奎斯则是老一套的醉鬼把戏，如像柯特略带夸张地形容的：“巡演中的精彩场面总是结束于奎斯大醉醺然招人厌烦，然后站在一张桌子上把衣服脱光。”
柯特尽管有柯妮时不时前来陪伴而有所解脱，但那该死的胃痛却一直困扰着他，而且他还老犯支气管炎。“我就记得浑身难受、饿得不行，而且还一直病怏怏的，我一瓶又一瓶地喝止咳糖浆和烈酒。我的气管炎发作得太厉害，有好几次在演出之前我都咳得呕吐起来。我还记得在爱丁堡时，我们请了个大夫来，我咳得不行，吐了一大滩，可是他束手无策。”
到11月底，“涅槃”向“金山”公司的约翰·席尔瓦发出了求救电，终于，他们决定放弃以后的巡演。这立即成了各大娱乐媒体的头号新闻，种种传闻纷至沓来，但他们还是回到美国，三个人像解放了似地各奔东西。奎斯和谢莉张落买房子，一开始本来想在城里买套公寓，正在犹豫时，版税支票到了，于是决定用它的一半来买套一般的小房子，可是版税支票源源不断地寄到，于是他们干脆买下一套26万5千美元的高档小楼。
这也难怪，因为在美国，“涅槃”狂热已经星火燎原。《没事儿》在专辑榜上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三级跳，从第35名跳到第17名，然后一跃进入了头十名，位列第9，等他们回到美国时，它已经从第4名向冠军冲锋。几天之后，它已经在美国成为白金唱片（售出100万张）。每一个略听点摇滚唱片甚至流行音乐的人似乎都开始迫不及待地冲向唱片店，抓起《没事儿》赶紧付钱。报刊上对柯特音乐的冲击力和歌词的博大精深赞不绝口，地下音乐界开始着手面对一场眼看便会成功的革命，每一个有关流行音乐的电视与电台节目都会有《少年心气》的身影和旋律发布。而在这场革命的圣地西雅图，每一个酒吧和俱乐部的谈话主题都是“涅槃”，因为正是他们，让这个城市除了波音公司、职业篮球和热巧克力奶之外，有了点真正来劲的东西。
西雅图还被称为“利物浦第二”，成了摇滚乐的新圣城。
所有这一切，足以让任何一个乐队和歌手头晕目眩，但柯特却依然故我，他并不认为自己和“涅槃”同这种沸反盈天有多大关系。他仍然用他那一贯轻柔的口气说，“显然，我不会让自己也觉得我们真是那么了不得的乐队，或者说真值得那么大吹大擂，但我当然也知道我们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其他那些商业化玩意要强得多。我知道我们比他妈‘枪花’或是‘白蛇’（White Snake）这类狗屎要强上一百倍。让我觉得没劲的是，在地下音乐界有许多乐队同我们一样棒甚至比我们还好，但只有我们一支乐队受到瞩目。这让我对所有志同道合的人都深感抱歉，因为我们成了所有同我们一样的乐队里唯一曝光于主流当中的一支，这似乎惨了点。”
但柯特随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名声让那些他认为相当棒的乐队浮出水面。他说，“我们对引起所有瞩目所作的辩护是，一大批其他的地下乐队也会从此引人注目，这是我们唯一可干的。”“我们一开始对此极为兴奋——我们真以为自己已经对此起了不少作用。”但柯特随之变得失望起来，因为“自从我们成名以后唯一发生的事就是出了个‘柠檬头’（Lemonhead），这是个披着非主流外衣的傻乐队。”
事实上，柯特小看了自己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把“珍珠酱”、“牢中艾丽斯”（Alicein Chains）和诸多的西雅图乐队引为同道，他们反正正在借“涅槃”之风起飞或即将起飞，“邋遢”风暴席卷了全世界的音乐市场，“非主流”成为每个歌迷嘴边的流行词。而那些柯特眼中同“涅槃”一样棒的乐队如“弹弓”、“讨厌鬼”、“修嫩刀”（Shonen Knife）、“尤金族”（Eugenius）都已经被大公司争先恐后地签下，而寻找下一个“涅槃”正在成为全世界唱片公司最为热衷的赛事。那些从前只把眼光放在流行大腕身上的主流公司，如今都跟着独立厂牌的屁股后面转，飞往西雅图的每班飞机上都挤满了他们的星探，似乎每个走在西雅图街上留着长头发，穿着破仔裤和法兰绒衬衫的哥们儿都会得到一纸三、四十万美元的合约。
刚进入1992年，《没事儿》更是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1月11日，它成了排行榜的冠军，超过了U2、“枪花”和美国人一向狂热拥戴的加思·布鲁克斯（Carth Brooks），并且是把迈克尔·杰克逊挤下了台。在此前后，它还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加拿大、瑞典、爱尔兰等诸多国家成为榜首专辑，在全世界其他主要市场也全部进入了头10名，即使在一向自命不凡的英国，它也在前25名内上上下下停留了好几个月。两三年之内，它在全世界的销量将超过一千万张。
《没事儿》的成功实在无法回避，于是许多实事求是的人勇敢地面对现实，麦特·卢金说，在“涅槃”之后，“地下音乐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地下音乐”，而前“涅槃”时期和后“涅槃”时期的划分也日渐被人们视为顺理成章。
《没事儿》让人们懂得，一支真正出色的乐队和一个真正杰出的歌手，在大公司的庞大机构之中，也同样可以不付出丧失创造力的代价；相反，由于这些大厂牌并不了解和理解他们的音乐与背景，乐队和歌手反而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个性。而大公司必须吃这个哑巴亏，因为他们已经穷途末路，只能屈就这些他们从前看不上眼的天才来赢得潜在的庞大市场而那些从前同样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也开始懂得，像柯特和“涅槃”这样的天才，甚至可以不要他们的吵嚷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这绝非偶然，因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没事儿》的确是一张无与伦比的专辑，而且在它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加杰出的作品，而在“涅槃”身后，更是有一支令人肃然的大军，这是一个时代的召唤，这是一种潮流的来临。
运道：我们绝对是..20多岁一代人的典型代表。”
柯特和“涅槃”的成功成了一个巨大的神话，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从种种方面殚精竭虑，力图予以破解。
其实，在“涅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前，柯特的作品已悄悄地逐渐在奠立成功基础。早在《没事儿》上市之前，由查德打鼓、布奇制作的那几首歌就已经以小样和盗版的形式在地下音乐圈广为流传了一年多，因而，圈中从业人员及地下音乐的爱好者们早就已经注意上了“涅槃”和柯特。乐队那些写满怪话的宣传T恤也一直是抢手货，替他们做了不少免费宣传。乐队长期坚持的巡演也早已使他们征服了不少听众，从英国报刊舆论开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效应已使乐队成为媒体不时关注的新宠，而“音速青年”、R.E.M.等先行者的热心鼓吹也自然不会白费功夫。
“涅槃”同大公司签约也绝非全是坏事，它可能会有种种坏处，但它首先带来的绝对是好处。当人人都知道“邋遢”摇滚而无从寻觅时，正是大公司的实力让《没事儿》这样的专辑毫不费力地摆上了大型连锁店的柜台，也让那些主流媒体开始留意非主流音乐群体。本来，像《少年心气》这样的歌很难成为电台的常播歌曲，因为一首哪怕是词曲俱佳的非主流歌曲，如果在市面上极难找到；那连大学电台也不会经常播出。甚至华莱士将《没事儿》打磨成极适合电台播出的优美音色，也只能出自大公司的手笔。自然，《没事儿》也让“格芬”受益匪浅，前后为它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如果说它在这张专辑的制作和前期销售上并没有费太大神的话，当看到唱片销势凶猛时，该公司倒还是使出了种种公关和广告手段，让它锦上添花。
当然，柯特和“涅槃”如此火爆更是独立唱片业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
帕维特和庞曼潜心研究独立唱片公司运营经验教训的结果，纵然未能使他们身家百万，却也勉力将“地下流行”支撑了下来，这一方面使得地下唱片界的运行机制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也为像柯特这样的人奠立了成功的基石。
正是首先在这一系统之下，年轻人们有机会搞到他们真正喜欢的音乐，而不完全受大公司的摆布，他们从前通过SST、“触发”和“双生/全音”（Twin/Tone）这类公司找到了“音速青年”、“黑旗”、R.E.M.、“复位”（The Replacement）和“后备兵”（The Minutemen）等等，后来则从“地下流行”那儿找到了“涅槃”。“涅槃”的成功既是独立唱片界的光荣，也让他们更加坚持自己的作风：做人们真正喜欢的音乐而非用钱塑造明星；从最根基的听众层做面对面的工作，而非抱主流媒体的大腿，这样反而能最终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基础。
在柯特和“涅槃”大功告成的背后，也有一些只能解释为天意的偶然因素，比如《没事儿》上市之时，恰逢一种被称为“声音扫描”的新的销量统计系统投入运营。这种系统是按商店的实际销量来进行统计，而不再依赖很容易改动的人工报告，它只报告人们的实际购买量，而不会成为买前的导向。
但正是这一客观计数所报道的《没事儿》每周3万张的实际销量（在199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竟高达373250张），更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
此外，U2当时推出的《注意宝贝》（Achtung Baby）恰好是该乐队展现艺术摇滚潜质的专辑，迈克尔·杰克逊的《危险》（Dangerous）则了无新意，“枪花”的《运用你的幻像》（Use Your Illusion）又恰恰是双张专辑，也的确是《没事儿》异军突起的好时机。
但柯特和“涅槃”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似乎还得从他们的音乐本身，尤其是这种音乐的社会根源中去找寻。
如同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没事儿》专辑的几乎每一首歌都是柯特的精心之作，它同那些只用一、两首单曲打天下的垃圾专辑绝不相同，它让你从头听到尾而丝毫不觉厌倦，它把朋克和“邋遢”乐的激情与“披头士”和R.E.M.式的流畅煽情结合得如此完美，你不仅会全神聆听，而且还回味无穷。“格芬”公司总裁埃德·罗森布拉特说：“‘涅槃’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歌非常杰出，真正的杰出。我认为那是R.E.M.一级的水平，是保罗·西蒙（Paul Simon）一级的水平。”罗森布拉特已经年过50，考虑到保罗·西蒙在他那一代人中的崇高地位，你就会意识到“涅槃”的感人力量。
这种感人力量的缔造者无疑是柯特·科本。柯特的作品在成吨的糟柑之中显得鹤立鸡群，一方面是他避免了多数流行曲必然感染的千篇一律和忸怩作态，另一方面又绝非肤浅无物或无病呻吟。柯特的作品总是直逼人心，直逼人生。我们总是有这样的印象，当我们无意间听到柯特的声音时（尤其是他那些杰作时），即使还不了解他吟唱的全部含义，也总能对那些美妙的旋律或铿锵的节奏尤其是完美的情绪表达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纵非过耳不忘，定有余音绕梁。如果你稍微细究他的歌词，就更会为柯特的才华所折服。
柯特的歌声也是极具特色的，《滚石》杂志的撰稿人拉尔夫·J·格里森（Ralph J. Gleason）曾经用“Yarrrragh”一词来形容某些歌手的嗓音，这一源自苏格兰高地盖尔人的词汇指的是有些人声里特具的一种才质，它能够让歌声超越简单的歌唱，让人从中直截了当地领略到某种人生境况或灵魂状态。法国的解构大师罗兰·巴特则把此类声音描述为“声音之颗粒”。
“Yarrrrahg”一词显然已被滥用，因为《滚石》上的文章认为范·莫里森（Van Morrison）那略显干巴的傻声音也带有它；巴特的形容则太过空洞。但不管怎么说，柯特的声音肯定是具备这种特色的。（也许同你的看法相左，我以为比莉·荷丽黛
、莫瑞斯、罗伯特·史密斯和戴维·西尔文的嗓音似乎都比范·莫里森更具那种才质。）同离队的鼓手贾森·埃弗曼的观点不同，许多人认为柯特的嗓音具有不可替代性，别人演唱他的作品不一定会有他那么强的感染力。布奇·维格便说：“如果去掉他的声音让别人来唱这些歌，结果肯定会大相迥异。在柯特的个性中存在着一种东西，让这些作品达到了另一种高水平，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神秘、一种激奋、一种深情和某种启示录般的东西。听着他的声音，你的心里便会被激唤出许多形象。”
自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被柯特的光芒所映衬也略为遮盖的奎斯和戴夫的贡献。奎斯在柯特的心目中一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长年累月地坚定支持柯特沿着自己的音乐路线前进，并且对柯特音乐个性的最终形成奉献出了自己的心血。每一个看过《现场！今夜！全满！！》的人都会对奎斯在达拉斯舞台上挺身呵护柯特的时刻感动不已，而这似乎正是他和柯特关系的象征。
他似乎像足了一个大哥。奎斯在台上同柯特的默契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只要有他在一起，柯特便会同他产生心灵感应，让演出的气氛高潮迭出。而他们俩中任何一个的情绪不良，都会使一场演出走到危险边缘。奎斯还具有比柯特更为直率的政治态度和更为尖锐的政治敏感，这使得乐队拓宽了社会和政治的眼光，增强了批判力量。同时，奎斯还是一个公关和理财好手，他常常比柯特更为自如地应对媒体，化解麻烦。
同奎斯相比，戴夫对柯特和“涅槃”的贡献常常被低估和忽略，但事实上，正是戴夫才让柯特不再为乐队音乐的不完整性而操心，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整体感觉、现场效果甚至乐队的形象上，戴夫都让“涅槃”上了一个新台阶。《没事儿》中的鼓声显然要比《漂白粉》强劲敏感得多，而且更与音乐融为一体。《风华正茂》中副歌前的那段急点，《产崽》中的阵阵狂暴，《保持本色》结尾处极具象征意味的熟练技法，《就地小便》中的干脆利落等等，都是戴夫作为超一流鼓手的修养无可辩驳的见证。戴夫的音乐才能显而易见，它的鼓声有时候能让你产生不可或缺或是自成一派之感（他如今在“喷火战机”的杰出表现更加证明了他的才华）。戴夫那沉稳超然的个性也是柯特和奎斯的良好补充，他总是以一种同他的年龄和他那凶猛的鼓声及舞台形象颇不相称的坚定踏实，给“涅槃”增加着一丝稳固感。
也许正是因此，“金山”的总裁丹尼·戈德堡才说“他们都齐了，扎扎实实——杰出的鼓手、杰出的歌手、杰出的形象、杰出的作品、杰出的媒体感、杰出的现场演出，一切都完美无缺。”
当然，柯特和“涅槃”表现得同样完美的是同社会、文化的互动。
柯特并不是一个关心具体的政治过程的人，但他凭着自己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直觉，对里根式的保守主义极为厌烦，他说，“说这些可能有点俗气，可是摇滚乐和我们这一代再不想容忍像年轻时那样被里根主义那类狗屁玩意支配了。我12岁时可谓孤苦无助，那时里根当选了，我对此无能为力。但如今这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都是20多岁的人了，他们不会再容忍那一切了。”于是他投了克林顿一票。
且不管克林顿如今是否已令年轻一代失望，他终归是战后婴儿高峰期一代中的首位总统，也是第一位听着摇滚乐长大并深深沉醉其中的一代人的首位总统，这是他那一代人所津津乐道的。但是在娱乐界，尤其是在流行音乐界，这一代人早已坐大，把持着美国的流行音乐界凡数十年，但凡主流音乐界的公司、电台、电视台及报刊，无一不是此辈人在颐指气使。于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如“披头士”、“滚石’’、鲍勃·迪伦成了最后的艺术标准，经典摇滚在巩固自己光荣的同时，也成了一道闪光的紧箍咒，就如同当年的英雄们所要冲决的古典和爵士。尤为令人叫绝的是，他们在意识到“老革命”们可能会让人生厌时，便着手发掘和培养出头戴新潮标签或手持“叛逆”招牌的“新瓶装旧酒”式的乐队，因此，每隔一阵，人们总是可以看到像“黑乌鸦”（The Black Crowes）、“智囊团”（The Spin Doctors）及“混混与自大狂”（Hootie and the Blowfish）这类乐队红火异常。
然而，终于有一种全新的声音和眼光出现过了，这就是《没事儿》。戴夫对这张专辑的成功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在摇滚乐里出现了一段没劲的停滞和空缺，你看看《没事儿》之前那些年的‘热门金曲40首’，除了点跟谁也八杆子打不着的重金属屁玩意之外，基本上没有摇滚乐。当我们的音乐出来之后，我想那使一大帮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小子们看到了同自己一样的人所玩的音乐，我想有许多人都认为那同自己有点瓜葛。这些歌都是些极棒的歌，柯特有一把极棒的嗓子，这些歌都极其动听而简洁，就像你小时候唱的那种童谣。”
戴夫的说法不无道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情愿永远生活在昔日巨星们的强光之下，尽管他们知道那些音乐是多么地伟大，他们依然更急切地需要属于自己一代人的音乐。
柯特向来不愿意接受一代人的代言人之类的称号，他甚至对此深恶痛绝。但他对这种社会和文化的代际划分并不否认也并不逃避，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绝对是美国90年代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20多岁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绝对如此。”他似乎也并不否认此代人遭际平凡的事实，“对我们所下的一种定义说明了许多问题，亦即我们是没能在朋克如日中天时加入朋克摇滚的朋克摇滚乐手。我一辈子都处于这种状态，当我喜欢上‘披头士’时，他们已经解散了好几年，而我却一无所知。我满怀期待要去看‘披头士’，才知道他们早已解散。‘莱得·泽普林’亦是如此，他们早已散伙多年。”
柯特深知自己一代人所受的伤害：“我想像我这年龄的每个人所受到的心理创伤会有一种共同的表现。我注意到许多人都特别像我一样对某些社会境况极其神经过敏。我还注意到20来岁的人大都被他们的父母伤害过。”在柯特的眼中，他这一代人的父母在平淡而顺从的50年代成长起来，在动荡不安的60年代中后期产下后代，新旧观念的强烈冲突让他们无力自拔，失范的危机让整个社会都跌跌撞撞，更何况一对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随着文化大流而酗酒、吸毒，更多的人则最终选择了另一种“解放”——离婚。“每人的父母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可是我的故事也是占我这个年龄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父母都离了婚，孩子们在高中时候便学会抽大麻，他们在一个所谓面临共产主义巨大威胁的年代里成长，每个人都以为认为自己会死于核大战，越来越多的暴力渗透进我们的社会，每个人的反应都毫无二致，每个人的个性也都被磨练得毫无二致。”
柯特对自己的音乐在一代人音乐中的地位也自有看法，“我认为我们的音乐观念与同时代出现的其他乐队并无多少不同。我也不认为我们在承受父母和社会给予的伤害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都一样。我们更受瞩目是因为我们的歌里有点深意，它们能直刺人心。你见到的大多数乐手父母都离婚了，我这年龄的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在同一时间里问过同一问题——干嘛就他妈我的父母才离婚？出什么事了？反正有什么不对劲。培养我们父母的那套方式似乎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妙。他们在哪儿肯定出错了。他们生活在想象世界里，他们肯定是做错了什么。”也许，《大西洋》（Atlantic）杂志那篇封面特稿更确切地描述了柯特这代人的特质。“这一代——确切地说是这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已经成为一代隐喻，它标志着美国已丧失目标，对体制深感沮丧，对文化只有绝望，对未来充满恐惧。”
的确，80年代的美国青年们经历的是美国历史上，尤其是近30年来最为充满暴力和屈辱的岁月，他们在心理上饱受摧残，他们日夜疲于奔命却难以糊口（在阿伯丁这类因经济不景气而日益衰退的小城镇尤为严重），他们因为现有体制的日益溃毁而日渐精神错乱（对那些准备欢呼东欧和苏联体制瓦解的冷战斗士而言，这也算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百无一用。于是他们的心里开始出现绝望的信号，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自杀、被杀、退学、逃学、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陷入了全体性的伤感和悲哀之中。对所有这一切，上一辈和成人世界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然而，他们甚至连同情之心也不曾有过，而是道貌岸然地指责年轻人不可救药。他们甚至嫌这一切不够，还继续用艾滋病、失业、无家可归、生态危机这些自己造就的恐怖阴影来作为压制下一代的高压手段，试图让他们在这一切面前闭嘴缄默。于是，年轻的一代在忍无可忍之中只好奋而揭露谎言、反击那些胡说八道和夸夸其谈。他们还必须列入议事日程的便是培养出一种敏锐的政治直觉，抵抗那种要他们通过心理疗法来改变社会造成的思想恶果的无稽之谈。对他们来说，尽管多数人只能借酒浇愁或独坐发呆，但他们一直在等着发言的机会，也一直在期待着有一位真正能代表自己一代人的发言人。
柯特无疑是适时而来的，他无力也不愿承担发言人的重任，但历史注定他的音乐是真正由这一代的人为这一代人唱也是唱这一代人的音乐。他唱出了他们被人忽略、被人轻看和被人蔑视后的忿怒与悲楚。也许柯特的情绪并不算新奇，但他表达这种情绪的手法绝对独到。《洛杉矶时报》曾将《没事儿》列为91年最具深度的10大专辑之一，该报的资深撰稿人罗伯特·希尔本（Robert Hiburn）说柯特的音乐“是新一代的觉醒之声”。社会学家唐娜·盖恩斯（Denna Gaines）则说，“苦儿们以他为证，相信真理最终得以昭彰、正义最终会得声张。在‘涅槃’之中，科本将一个少年的个人恩怨变成了一代人集体的嚎叫。”这些评价丝毫不为过。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理解柯特·科本，才不至埋没他本来所具有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透过重重因为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迷雾而真正理解为什么一张充满着少年人愤懑与沮丧的专辑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暴，而一首混杂着痛楚与怒号的悲歌为何竟然能登上排行榜的首位。因为在柯特的声音里，包含着他这一代人啸聚的密讯，这一代人本来就比任何一代人享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信息传输方式，而当柯特像弥赛亚一样高喊着“一个否决、一个否决”时，大概谁也无法阻拦摇滚史上又一个最为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这一切也表明柯特完成了一项极具艰辛的任务——创造出新一代的摇滚乐却回复真正的摇滚精神。由于操控着主流摇滚的战后一代本身便是在摇滚中长大的，新一代人想要让摇滚乐重新拾回它最初的抗议动机，甚至要比那些筚路褴褛之辈还要艰难。然而，柯特终于用他那极具挑衅性的嚎叫、四处弥漫的失真和毫不妥协的姿态，尤其是用《没事儿》的骄人战果，给了战后一代自以为是和霸道蛮横的统治予以致命一击，在他们的惊慌失措中，在波及这些娱乐霸主之外的诸多为人父母者的社会和文化骚动中，柯特让90年代的新人也初尝了摇滚乐在五、六十年代的战斗力，让人们重抬了对摇滚的信心。
也许正是这种信心让年轻人把购买《没事儿》也变成了进行叛逆消费的一部分。他们起码暂时不再迷信那些用广告堆成的大腕，而是注重实质胜于外表，这使得《没事儿》也成了渴望真实之风的滥觞。一时间，人们将会莫名其妙地沉醉于“不插电”、绿色食物、电脑网络上毫不留情戳穿政治面具的“真新闻”传送，乃至是对地下文化的类似于对“涅槃”早期评价的口口相传。这是一种即将广为流行的对真诚和真实的追求；这也是一种更为本原的追求，它也是对80年代物欲横流的反动，它还是一种更为人性的诉求。它的蔚为潮流表明，即使像在美国这样一个似乎已经金钱当道的国度，也依然会有真切的理想复苏，一样会有对真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依然会有产生柯特·科本的土壤，最为重要的是，仍然产生出了柯特·科本。
而对一个摇滚的衷心拥戴者而言，最令人欣慰的是，摇滚终于又从不死不活中苏醒，一张摇滚专辑终于又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也终于有一个人，重新让摇滚的朋友或敌人或欣喜或嫉妒，在一个无法英武的年代成为英雄，在一个无法传奇的岁月写下传奇。在未世的乱流中，他并不魁伟的身影悄然耸立，如此地平凡又如此地特异，如此脆弱却又如此刚毅，如此的无奈却又如此的进取，他会永远在一代人的灵魂中凝聚，尽管这可能并非他的本意。
第十章心形盒子 Heart – Shaped Box
我们的内心都是美丽的金色向日葵，我们获得自己种子的祝福，有金色、多毛、赤裸而有成的身体，在落日里成长为疯狂的黑色正正向日葵，我们的眼在怒奔的火车头阴影下看岸边日没旧金山的山景罐头黄昏孤影幻化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向日葵箴言》（Sunflower Sutra）
Drink black coffee.Stair to what. There’s stair to my heart. Just in my mind.
——Black Flag“Black Coffee”
入彀：“这是唯一能让我止痛的东西。”
空前的成功与显赫的名声带给柯特的首要礼物便是胃痛的加剧。这让他长时间地陷于莫名的愤怒与烦闷之中。“因为我处于如此这般的混账难受之中，许多恨意就会露头。我对自己的身体太过痛恨，弄得我都没法同别人相处。我成天神经兮兮，因为我一天到晚胃痛不已。别人拿这也没办法，我疼得不行，可又不能一天24小时都抱怨唠叨。”
他甚至说这种胃痛让他想一死了之，可他总不能让自己疼死，所以他为自己找上了别的方式。“我决定还是活活看。即使我要自杀，我总不能以胃疼这个蠢笨的理由为借口吧，于是我决定立即使用让一切过量的方式。”
这就是柯特为自己又猛然想“飞”而找到的借口。许多人认为柯特的胃痛是装的，但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证实了他确实有极让人感到恐惧的胃疼，当他发作得满地打滚、满床呕吐时，谁也不会毫无同情心地视而不见。问题在于，哪个瘾君子没有借口呢？总不能因为谁的理由更为充分就认为他完全无辜吧？
柯特自己倒是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当他回到美国之前，他同柯妮就曾在阿姆斯特丹大过其瘾，随后在伦敦，他们俩又有过一次类似经历。他回到西雅图后，柯妮依然同“洞穴”在欧洲巡演，他在剧烈的胃痛之时找到了一名女货源，她开始给他定期送上几份禁品。
几天之后，她就被柯特一次突然的晕倒吓了个半死。柯特事后说，“我没有过量。她认为我过量了，所以她开始给我做人工呼吸，我只是站起身时太急了，所以一下头晕倒下去。她给我做人工呼吸，还说我脸都绿了，可我只晕过去了一会儿——可能有个半分钟吧。只是她被吓着了，她反应过度了。”
柯特在病急乱投医之时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他不顾一切地要止住痛，于是他说，“我决定上瘾，我宁愿如此。这是我作的选择，这是眼下唯一可以让我的脑袋免于爆炸的办法。我总得弄点什么东西来止痛。”他也承认“飞”起来是有点莫名的快感，但终其一身，他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为此而“飞”，也正因此，许多真正的狂徒认为他还太不彻底，不是真酷。但柯特实在也不在此等人士之列，他似乎没有必要撒谎，他对朋友说，“大概是在‘飞’了几把的三天之后，胃疼突然没了。那真是种解脱，我下了决心，‘去他的，我这样干个一年半载的，然后再戒了。我不会总这样干的，因为时间长了会没命的。’我对此不后悔，因为从天天胃痛里解脱实在太好了，那种混账难受全没了，我把自己治好了。”
当柯妮从欧洲回到洛杉矶后，柯特给她去了电话并说，“咱们住一块吧。”
他到了洛杉矶并同“洞穴”的吉它手埃里克·厄兰德森及一帮朋友住在一起，但是，柯特和柯妮几天之后便不得不搬出来单住，因为大家都讨厌他们沾上了药品。于是他们从一个饭店到另一个饭店迁徙，并且破罐子破摔地继续沉沦。
有许多人都把柯特沉迷于此归结于柯妮的纵容，但这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形，如同谢莉所说，“每个人都责备她（柯妮），她成了大替罪羊。如果他不同她厮混在一起，他也会同别人混在一起染上瘾。这才是事实真相。把她责怪一番实在是很容易——回想起来，这就是人人干过的事，他们至今还如此行事，也就因为她总是大大咧咧、直言不讳，而且她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确，这种红颜祸水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且柯特在认识柯妮之前也曾断断续续地染过禁品，因此柯特自己也对责怪柯妮的说法恨恨不已，毕竟，在知道一种东西是毒药之后，只有一些人非要去吞下它，而这些人往往并非被人强迫，而是他自己要争先恐后。
事实上，柯妮比柯特的瘾要小得多（因为她没有胃疼？），如同柯特所形容的，“她也就有20美元量的瘾，更多的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要求”。
柯特则要更贼胆大一些，他从来否认自己曾过量过，但他除了在西雅图那次昏倒外，还有一次“棉花热”，就是把一丝棉絮注进了血管，结果头疼脑热住进了医院，弄得小道消息满天飞。
自然，摇滚乐不仅总是同关于瘾君子的小道消息相关，而且还总是同过量而死的人相关。在那些英年早逝的明星中，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舍德·维西斯、蒂姆·巴克莱（Tim Buckley）、汤米·博林（Tommy Bolin）、达比·克拉希（Darby Crash）等早已成为前车之鉴，可依然挡不住"妈爱上进生”的安德烈·伍德（Andrew Wood）和“红辣椒”（The Red Hot Chili Pepers）的希勒尔·斯洛伐克（Hillel Slovak）以及“七年悍妇”的斯蒂芬妮·萨金特（Stefanie Sargent）等等直扑地狱。这是摇滚乐中令人实在无法恭维的那部分传奇，它的消极影响实在不能忽略不计。
柯特或许是个杰出的歌手，但他肯定不是个冷静的社会学家，他曾经像专家那样大谈这些过量而死者的无知，说“他们总是先喝醉再‘飞’所以他们死了。我从不喝醉——这是我从瘾君子那儿学来的。你不能把酒精与‘飞’药混在一起，否则就死定了..我知道的每个死于过量的人都先喝醉了，而且还总是在深夜。”
柯特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似乎是头脑清醒的，但在我们眼中，这不啻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柯特在此事上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还没有继续往前走，像某些更为冷酷的名人一样宣称自己是为信念而上瘾，从而为无知的少男少女树立可怕的榜样。他老老实实地坚持自己是因为身体的痛苦而惹上麻烦，但这同样是极大的麻烦，因为这让他的形象偏离音乐，更让他的生活紊乱，也让他的亲朋焦急。毒品之“毒”已经不仅表现在他让人身体受损，情感沉沦，而是让人的全部生活都坠入绝地。
第一家对柯特沾“药”的传言进行报道的是一家名为BAM的杂志，它在一篇人物小传中称柯特“在说话时打瞌睡”，并说他“憔悴的神情、下陷的脸颊和粗糙、灰黄的皮肤说明有比疲劳更严重的事情”。其他的一些传媒也随之聒噪起来。柯特开始初尝难受了，他说，“到头来，真正的困扰出现了，因为我开始成了忘想狂，只因有些文章开始说我是个瘾君子。我开始妄想警察闯进了我们的屋子，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而且认出了我是谁，发现了针眼，把我关进了监狱。最大的恐惧便是突然性戒瘾，我知道那样的话我就会完蛋大吉。”
柯特对媒体的说三道四充满恐惧（以后他则会变得愤怒狂野），他没能意识到这也许是在美国出人头地的必须代价。倒是柯妮比他更善于总结，她看出了物质丰富后的灵魂空虚，她看出了这玩意是一个物欲横流社会中主要的堕落诱惑：“正是‘飞’药让人昏昏然和飘飘然，当你在一家狗屁四星级饭店里呆着，你可以喝三吆四要一切房间服务，可以躺在床上手舞足蹈，因为你在银行里存了百万大洋，此时就会有‘飞’药……”或许，柯特和柯妮也从中里看到了逃避名声压力的希望，天真地认为它可以解脱一切，如同它似乎真的解脱了胃痛。但他们周围的人显然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种自我毁灭之路。
温蒂曾经描述过柯特和柯妮在这段时间里的惨景：“我到了柯特的房间，柯特穿着内裤就跑来开门，柯妮也在，可我看到的只是从被子露出来的一缕头发，屋里还有五只熟食店托盘，一辆装着些剩食品的小推车。我就说，柯特，你怎么还弄了个女招待在这儿？”
戴夫也有同样的经历和更为愤怒的心情：“我记得我头一次到他们俩在饭店的房间去，着实以为他们正在干那事，可是他们俩都在床上迷迷糊糊，昏天黑地的不醒人事。既让人恶心，也让人厌烦。让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们这两个人，而是他们竟然做出让他们如此凄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让自己丧失机能和变成二傻子的人都很凄惨。这就像一个人说‘喂，让我们吸点药，让自己瘫成烂泥，看起来像个傻瓜吧’。每个走到这一步的人都很蠢，让人厌烦恶心而且惨不忍睹。”戴夫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感谢上帝他们还没用更猛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傻瓜。”
柯特自以为他干事隐秘不会有人留意，但实际上他的健康已经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严重受损，当乐队重新会聚，让老朋友迈克尔·拉文拍摄一组照片备用时，已经被淘干的柯特竟然在镜头面前打起了瞌睡，这下连一直没多加留意的奎斯也马上意识到了一切。拍完照片之后，一切都进入了一种柯特后来形容的“死一样的沉寂”。拉文则忍不住质问柯特“你干嘛要干那种事？”
柯特用他为自己找的理由说，“这是唯一能让我止痛的东西。”拉文后来说“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可我想说，柯特，别他妈扯蛋了。”
一向同柯特关系特殊的奎斯也开始对柯特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他向着戴夫和谢莉大叫“柯特是个瘾君子，我恨他！”他自己也有极深的酒瘾，但他一向对药物恨之入骨，看着他一向呵护的柯特堕入深渊，他的心如刀扎般地难受。他开始故意找柯特出气，他说，“这也许是因为我感到他好像在远离我，我是真关心和真担心他的人，可是我又无能为力，我只有朝他发火生气。”
柯特所远离的似乎绝非奎斯和戴夫，“涅槃”的音响师格里格·蒙哥马利（Graig Motgomery）说：“他们（指柯特与柯妮）似乎是处身云山雾罩之中，他们似乎好些东西都不在乎。包括他们的朋友。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我敢说他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同他们过不去。”
的确，除了这一阴影之外，柯特和柯妮的感情倒是进入了最为贴心的阶段。就在那张臭名昭著的柯特打瞌睡照片拍完之后，拉文在第二天又为柯特同柯妮在下一期《时尚》的封面专稿拍照。他已经看出了二人的情热：“他们俩全心全意相爱，你没法把他们分开，他俩已在情网之中，那可不是在做戏，他们相互间有一种真正的神秘影响。”《时尚》将柯特同柯妮接吻的照片放在封面，标题是《爱是首要的吗？》，文中说，“这看起来多像《舍德与南希》呀。”
他们俩在洛杉矶租了一套高级公寓，过上了小俩口似的小日子，柯特起床后先去找点“药”，而让他的朋克精神得到满足的是，他认识的几个供货人从不把他当摇滚明星，因为他们也同别的明星打交道，这让柯特更加心安理得。他回来之后，便是听音乐、画画、弹吉它、看电视。“这是一种康复，我已经跑来跑去巡演了7个月，我需要这种康复。”柯妮对这段生活的最深印象则是扔掉了一大堆毛毯，因为他们俩总是抽倒床烟。这段时间柯特用来买“药”的钱则是一天一百。他们俩都开始有点妄想狂，半夜时分，柯妮总是说她听到有人闯进来了，于是柯特总是拿出老朋友迪伦·卡尔森给他的那把手枪，起床四处搜寻，结果自然是一场虚惊。
就在柯特和柯妮的自甘沉沦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1992年1月中旬，柯妮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俩从不采取避孕措施，即使在胡乱狂“飞”时亦是如此。事后会有声讨的风暴对此而发，柯妮承认这成了个“道德问题”，但她坚持她如果知道怀孕了，是不会如此胡来的。她后来说：“我那时是个白痴——我还能说什么？可我并不是道德败坏。”
他们是打算要个孩子，但准备是在两年之后再要，而且确实严肃地约定过是要在戒瘾之后。而在当时，柯妮尽管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瘾君子，但毕竟同柯特一起“飞”过好一段，而柯特近一个月来已经难以自拔。所以他们想，现在要孩子可能会生出一个猿猴。因而柯特坚持让柯妮流产。柯特的想法似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到了要下一代时，他们头脑也不再迷糊了。但柯妮也坚持她那母性的本能，她说，“我们应当把孩子生下来，这总比买个猴子强。”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跑去找一个畸胎专家咨询，结果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留下几分畏惧。这位专家告诉他们，“飞”药无疑会对下一代有害，但如果是在头三月之内，而且母亲用量很小并小心戒除的话，对胎儿的形状影响不会太大。但也有可能对小孩以后的学习能力有些轻微影响。此一说法总的说来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乐观一点，所以柯特说，“你要把这套说法讲给美国的中年夫妇们听，可别指望哪怕一个人会相信。”
他们决定要这个孩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戒瘾。这是他们良心的苏醒，也说明他们的确不曾太深地沉沦。丹尼·戈德堡曾就此说，“我敢肯定即将降生的婴儿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个孩子可是个大事——那可是你面临的最大的事之一。这是老生常谈，可是不管是哪类人，包括朋克乐手，都会有同样的反应。”柯妮尽管嘴硬，此刻也不得不自找理由下台阶，她说，“我知道我还沾药的话就会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就像洛杉矶街头那些手上脖子上全是针眼的吸毒佬。如果我曾见过魔鬼，那就是它。它是如此地狡猾和难以对付。它让你道德堕落，它如此狡猾，让你以为是同真正美丽的天使共处。”
他们俩在一位医生的监督之下住进了假日酒店，严格按照戒瘾程序开始了疗程。治疗很快就有了成效。柯特沾沾自喜地说，戒瘾易如反掌，“我的瘾并不严重，我刚开始个把月，才刚刚上瘾，也就在那个星期内我就戒了它。
戒瘾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也就是在那儿睡了几天然后又醒来。”也许正是因此，柯特才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以至日后追悔莫及。他后来也说，“我那时想‘噫，戒瘾不就这么回事吧，我以后再来上一辈子也无所谓。’可我一旦染上了一天4百元的量又想戒瘾时，那就完全不同了，彻彻底底地不同了。”柯特哪会想到，这正是一切毒品之所以称为“毒”的原因之所在，它总是让你层层加码，直到最后让你成为人渣。
柯妮的感受同柯特截然相反。她被上吐下泻折腾得灵魂出窍，真正知道了它的凶恶。这也许便是她后来不沾它的决心更大的原因之一。
然而，真正让她不沾禁品的原因还是腹中的婴儿，如同柯特为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小生命戒除了难以戒除的药瘾（对柯特来说，可能是暂时的）。这是生命战胜恶魔的颂歌，因为他们救了自己的孩子一命；然而更确切地说，这也是希望战胜沉沦的欢歌，因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救了他们一命，否则他们可能就在不久后的某一天，双双毙命于一条臭毛毯中。而如今，柯特总算能抖起点精神，继续他方兴未艾的摇滚事业，而柯妮则会暂时放下吉它，专注于他们爱情结晶的滋养，有一天，她和这个孩子将会成为柯特唯一的快乐的源泉，成为他对这个世界唯一难舍的留恋。
成婚：“这太棒了，就像是处于迷幻之中一样”
回到美国过完圣诞节后，“涅槃”曾同“红辣椒”进行过一段短期巡演，为后者担任暖场任务。由于这是早已签下的合约，所以尽管大家都觉得不合适，可还是继续了行程。结果是“涅槃”反而成了主角，“红辣椒”往日的风头被抢得一干二净。
然而，依然还是有些乐队觉得自己能够镇得住“涅槃”，纷纷请求他们加盟自己的巡演，其中闹得最出名的是“枪花”和“金属制品”的联合巡演，尽管柯特和乐队面临着来自公司内外的极大压力，他们还是断然拒绝了同这两支乐队一起巡演，尤其是“枪花”，柯特打死也不愿同他们同台。
1992年1月11日，在柯妮发现自己怀孕前几天，也是《没事儿》登上排行榜首同日，乐队准备飞到纽约，为MTV台录制现场特辑，并且在“周末夜现场“节目作现场表演。当一辆加长型的豪华车到西雅图的一家酒店接柯特和柯妮时，柯特的朋克劲又上来了，他坚持要换一辆低档车，由于负责此次接送任务的公司没有低档车，所以他们又开了一辆豪华车来，好不容易等柯特上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上天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同柯特分别了一段的戴夫和奎斯才发现了柯特的“秘密”。
当天晚上在“周末夜现潮的表演中，乐队演唱了《少年心气》和《就地小便》，最后还砸了一把乐器。但让众多的中产人士们惊异的并不是他们那明显带有表演嫌疑的乱砸瞎扔，而是奎斯恶作剧地故意同柯特和戴夫各来了个嘴对嘴的吻。在两千伍百万电视观众中，定然有许多人拍案大骂，那些反同性恋者从此更是把“涅槃”视为莫大的敌人。
也正是在看到这场演出之后，依然在阿伯丁乡下的唐纳德·科本给“周末夜现场”节目发了一份传真，要求同柯特联系。他自柯特打电话告诉他同“格芬”签约的消息之后，就一直失去了同柯特的联系。他给“格芬”、“金山”公司都去过电话，给“地下流行”也去过电话，也曾想通过柯特的妈妈同他联系，结果都毫无回音。
在“周末夜现场”之后，柯特同戴夫和奎斯又分开了一段，在柯特戒瘾疗程之后，他们又聚到了一起，拍摄《保持本色》的音乐录像。由于同拍摄《少年心气》的导演山姆·拜尔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柯特便请了曾为伊基·波普、“灵魂收容所”（Soul Asylum）、“音速青年”和“乱星”（Mazzy Star）拍过片的凯文·克什莱克（Kevin Kerslake）担任导演。本来，凯文那种轻灵飘渺而又带点印象派色彩的风格是不太容易被大厂牌所接受的，但如今柯特的影响力已前非同小可，所以凯文顺利入眩在取得空前成功的《少年心气》录像之后，《保持本色》的录像便显得十分艰难。柯特对凯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必与专辑封面的颜色保持一致，要多来点紫色和红色；二是乐队的面部要模糊化。这后一个要求显然是同现有音乐录像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然而柯特的意见似乎不容反对，于是它也得以通过。在拍成的片子中，柯特和奎斯、戴夫的脸部都被流水、阴影和视频特技真的模糊化了，而这一录像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便又开创了另一种潮流，许多乐队都开始学着模糊起来，但又有几支乐队是像“涅槃”这样在遮遮掩掩之间依然呼之欲出呢？
柯特对这部录像非常满意，“它非常好，非常棒，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片子在几个月后播出，的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也成了“涅槃”同凯文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几天之后，他们开始了首次亚太巡演，演出地点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及夏威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巡演不是时候，因为柯特显然还没能真正恢复健康。然而，正如戴夫所说，“只要柯特想干什么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干。对他来说，参加此次巡演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难受得要死，他的样子也难看得要命，可他挺过来了，他应付自如。”
在澳大利亚期间，开始几天一切正常，但柯特的胃疼突然发作了，其猛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没完没了地呕吐，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他给柯妮打电话诉苦，甚至痛得泣不成声。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他已经决定坐下班飞机回家。
尤为让柯特痛苦的是，连一向同他最亲近的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同情他了，他们以为柯恃是因为上过瘾才这样狼狈。一天，当柯特坐在一家饭店的台阶上，因为胃疼而缩成一团时，谢莉走过来对他说：“柯特，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虐待自己，我没法忍受你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柯特心如刀绞也气愤难平，他后来说，“我真想照着她脸上来上一拳，因为她也同别人一样，认为我是用了药。我当时想‘你们这帮人一点都他妈不了解我一天到晚疼得多么难受，那是我的身子里自己发作的疼痛。’我真不敢相信他们会这样。我忘不了她说的那些话，因为那正是别的人看待我的姿态。我每次并没有沾药的时候，他们都还是认为我沾了。到现在仍然这样。”也许柯特是在疼痛中昏了头，他已经无法分辨关心与厌烦；是有许多人对他抱有恶意，但的确还是有许多人是真正地爱护他，连这样的人都无法理解他的痛苦，柯特的狂怒可以理解却又令人伤感，毒品的为祸之烈终究是不止于伤害身体的。
巡演的经纪人阿列克斯·麦克劳德（Alex Macleod）是此次旅程中最关心和担心柯特的的人，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不愿意看到一个我充满敬意和爱意的人如此痛苦，我是真的被吓蒙了，这比别的任何事都吓人，而且还没完没了。”当柯特疼得实在受不了时，阿列克斯就会不顾一切地叫来救护车，可当他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夫柯特刚戒完瘾时，十有八九医生会满不在乎、幸灾乐祸地说，“噢，他是个吸毒佬，他发瘾了。”可怜的柯特只好从病床上爬起来，边吐边走出令他愤恨的医院，独自熬过剧痛，独自承受误解。
后来，柯特终于找到了一位“摇滚大夫”，在他诊所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同“滚石”乐队的合影。当柯特把胃痛史诉说给这位大夫后，这位早已从阿列克斯那儿知道一切的医生说，“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他故意说要给柯特拿胃痛药，实际上却给他开了“滚石”的基思·理查兹在戒瘾期间也一直服用的戒瘾药美沙酮，由于这种药在澳洲另有名称，叫做“非热扑痛”，柯特还以为他真的吃的是止胃疼的药。叫人难以置信的是，“非热扑痛”奇迹般地治好了他的胃疼，柯特傻乎乎地向人大赞这种新药真是了不得。
澳洲之旅结束后，他们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演了一场，然后飞到了新加坡。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新加坡机场竟然汇聚了两、三百年轻歌述，挥舞着“欢迎来到新加坡”的小旗对他们围追堵截，甚至揪着他们的头发不放。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种方式是标准的新加坡式追星法，当地的唱片公司把它们到达的航班号都登在了报上，到达机场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歌迷而已。
乐队到达日本后，柯妮也赶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对她来说，这儿算是旧地重游。随后他们一起到了夏威夷，当柯特又一次胃疼发作并再次服用“非热扑痛”时，当地的医生才告诉他，这也是一种麻醉性药品。
也许是夏威夷那天堂般的景色打动了柯特与柯妮，也许是不想让未来的孩子名不正言不顺，也许是他们决定永远不再分离，他们决定在夏威夷的维基岛举行婚礼，这一天是1992年2月24日。在柯妮的一再坚持之下，他们俩订立了一份婚前协议，她开玩笑似地说，“我可不想柯特把我的钱全卷跑了。”
当时，戴夫和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乐队鼓类技师巴雷特·琼斯都把女朋友带到了夏威夷，但是柯特和柯妮不愿意他们在婚礼上露面。柯特担心的是自己可能会在婚礼上哭出来，所以他想尽量让婚礼既隐蔽又简洁。而柯妮则担心“他们全都从西雅图来，他们回去后会四处嚷：‘我们出席了柯特和柯妮的婚礼！’然后胡编滥造一番。”
但在所有的朋友中，真正因此而酿成矛盾的是谢莉和奎斯。他们俩也开始认为是柯妮让柯特沾上了禁品。当柯特请人叫奎斯到自己房间后，便对奎斯说，他不想让那些认为他不该同柯妮结婚的人出席婚礼，这显然是指的谢莉。所以奎斯便说，如果他的妻子不参加，他也不会参加。柯妮后来说，“我对此一点不后悔，我对此一点也不想让步，我可受不了在那一刻有谢莉在场”
谢莉对此则有自己的说法，“那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没劲，我知道她都怀孕了，我真的很反感她怀孕前还在‘飞’。也许她‘飞’了，也许她没有，可我们都觉得她这样干了。我不想参加婚礼，因为我知道如果她怀孕了还‘飞’，我是不会与她同流合污的，我也不会赞同柯特一天到晚吊儿啷当，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婚礼。”她说也曾有人劝她为乐队的团结着想还是参加，“可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不去，因为他们不想要我去，这真伤我的感情。”
最终出席了柯特和柯妮婚礼的有戴夫、阿列克斯、迪伦·卡尔森及女友、音响师伊恩·贝弗里奇及乐队的吉它技师厄克·克洛斯。婚礼在一处可眺望海滩的悬崖上举行，新娘穿着一件曾经属于女电影演员弗兰西丝·法默（Frances Farmer，柯特将为她写下一首感人的悲歌）的旧绣花衫，新郎则穿着一件大睡袍，人人都按夏威夷式礼俗戴上了花环。柯妮从夏威夷证婚处请来的一位无教派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婚礼。柯特倒是真的哭了，柯妮却没有，但她非常兴奋，“这太绝妙了，就像是处于迷幻之中一样，太棒了，那可跟只做男朋友和女朋友太不一样了。真是件好事情，真高兴我们这样办了。”
朋克如柯特和柯妮，竟然也正正经经地举行了婚礼；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代破裂婚姻父母之子的代表人物，竟然毫不畏惧地走进了婚姻的围城，自然会留给人们许多的意外、许多的惊喜，但更多的无疑是困惑和怀疑。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大概会在孩子出生之前便像许多摇滚和娱乐界的快速婚姻一样迅速瓦解。
但柯特和柯妮显然毫无此念，柯特说，他同柯妮的爱情就如同“矿泉水与电池酸”，把他们相混，“你就得到了爱”。他认为自己从未如此地快乐，“我终于找到了可完全融洽相处的人。”柯妮则这样表达过她的梦想：“有一天我们会坐在车里长途跋涉，到俄勒冈州的一座小镇上去生活，柯特会去一家加油站上班，我到一家无上装酒吧去跳舞，直到我人老珠黄。到那时我们就去领救济券。”
这是柯妮要过一段才会表达出来的渴望，在刚刚完婚之时，她和柯特还不会对如此简朴的生活产生向往。他们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们还有更多的期盼。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后尽管还会有耀眼的辉煌，可也有更多的哭泣与烦恼；他们的婚姻固然会成为一时的心灵避难岛，但许多的狂风暴雨也会正对着这座孤伶伶的小岛而来，那时候能够全力守护它的，可能只会有他们两人。
第十一章强暴我 Rape Me
报刊所干的事，也就是将最丑陋的声音选出来大声播放，如果够丑陋，那就是新闻，如果不够丑陋，那就还不够格……这种丑陋庸俗的喧闹是为大众播放的，它想要扩散歇斯底里的录音然后再回放最为愚昧的歇斯底里的反应。
——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爆炸的车票》（The Ticket That Exploded）
I got a lie. A lot fucking lie. Ablut a law. ldiots obey. They made it easy.
——Jane’s Addiction“ldiots Rule”
孤寂：“我真想有个人来看看我。”
“如果能保持激情，极其聪明而且不畏挑战的科本可能会成为一个约翰·列侬似的人物。把科本同他的偶像相提并论并非毫无意义。像列侬一样，他是在用自己的音乐尖叫出不幸福的童年；像列侬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一位同样富于挑衅性和耽于幻想的艺人——柯妮·洛夫，狂暴的新女性主义乐队‘洞穴’的领军人。”
这是1992年4月16日出版的《滚石》杂志上的一段话。柯特本来十分讨厌《滚石》这类主流杂志，他曾说过，“我每次拿到本《滚石》，都会非常恶心、气得不行，只好把它甩到一边，那是雅皮王国的缩影，那是我讨厌的一切东西的典型代表，它让人作呕。”他曾经取消了原先答应好的《滚石》封面特稿的采访，既因为他一向讨厌主流杂志，也因为该杂志的读者回音栏在一段时间内满载反对“涅槃”之声，还因为该杂志擅自把《少年心气》用作了评论一部名为《贝弗利山90210》的电视剧的标题。
但柯特最后改变了主意，同意接受该杂志的专访。他说，“在《滚石》上的很多东西是我永远无法同意的。..可那上面有好些政治文章是我要深表谢意的，去攻击一个自己并不是100％地反对的东西很傻，如果在任何一个东西里有点希望之光，你都应去支持它。”至于那些指责他和乐队的读者来信，柯特也最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宽宏大量地说：“我不会责怪那些平均年龄才17岁的朋克小子们叫我叛徒，我对此可是一清二楚，也许等他们稍微长大一点后，他们就会明白，在刚直不阿地按照摇滚原则生存之外，生活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
其实，柯特依然坚持着他的摇滚原则。当大家要他赶紧跟上，去为《滚石》专访拍照时，他故意穿上了一件印有“大牌杂志仍然没劲”的T恤，这是SST唱片公司的口号。柯特说，“这是对《滚石》发出的带点傻劲的宣言。
“你们并不是个嬉皮杂志，可你们又非要弄个被视为嬉皮的乐队上封面。”出乎柯特意料之外的是，《滚石》真正不敢用的倒是另一组备用的照片，在那上头他穿的是一件印有一只朋克摇滚老鸭的T恤，老鸭的身上也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朋克不死”，老鸭身边则写着：“干掉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
在《滚石》这期引人注目的专题报道中，柯特断然否认了自己还在“飞”，“我连酒都不喝了，因为这对我的胃有伤害。即使我想‘飞’，我的身体也不允许，因为它太虚弱了，所有的毒品都是浪费时间，它伤害你的记忆和你的自尊，一切都会同你的自尊相干，它一点也不好。当然我也不会马上出去宣传抵制它，这是各人的选择，反正从我的经验看，那都是浪费时间。”
《滚石》的文章还写道：“科本对那种认为他很难适应名声的说法不屑一顾地否认，对那些说他觉得乐队名气太大所以将解散乐队的传言也断然否认。‘它对我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我在采访中表现出来或是许多记者所描述的那么大。’他说，‘我觉得相当轻松’。”
然而，对柯特这样一个其实相当内向、寡言的人而言，名声真的不是负担吗？在两三年间，他从一个“隐士”变成了具有炙手可热名声的巨星，在种种光环加身的同时，他也已经成为一个一切都暴露在强光之下的公众人物。他的公开生活和隐私，他的身体及灵魂，都成了大众传媒进行分析解剖的活体，《滚石》封面专辑的标题赫然便是“柯特·科本心智灵魂的深处。”
事实上，《滚石》还发表过一篇名为《‘涅槃’抗拒名声》的文章，但在整篇文章中，似乎只有戴夫的一段话极其精彩，而且说出了他们对待名望的姿态，他说，“任何好评论都应该只说：‘他们上得台来，唱罢15首歌，然后离开。声音很大，人们很狂，我头痛着回家。涅槃。’还有什么可多说的？”
的确，即使还有什么可多说的，也不会说到点子上。因为柯特从来不感激那些给他别人求之不得的名声的人，也不会总像在《滚石》上那样心平气和，他经常公开抨击或嘲笑他的名声，一点也不给听众或抬骄者面子。他甚至“以怨报德”，攻击那些曾给予他巨大声誉的传媒和听众对他的窥视打探。
他说，“对那些抱怨自己处于聚光灯下的人，典型的反应就是：‘你自做其瓮，请君入之吧，你如今已成了公众宠物了，每个人都有权知道你的一切。’可是没有人有权知道我个人生活的一切，如果他们想知道音乐的事和我怎么写它们，那没问题。当然，那也是同我的个人生活密不可分的，可并不是到了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我常常感到受了侵犯，而且我决不同意别人说他有权知道。我倒是有权努力去改变这种想法，我有权努力去改变人们对名人的想法。它必须改变，它必须有所不同。他们应当被当作人对待，他们的隐私应当得到尊重。”
柯特的话实在是有感而发，自夏威夷回到洛杉矶后相当长一段，他每天必须竭尽全力的事情之一，便是同柯妮一起避开种种打扰。幸好柯特是一个有极多艺术细胞的人，他不愿意再坐在屋子里发呆或是打瞌睡，于是便拼命画画、写歌，下一张专辑的多数作品便是在这一段时间写成的。
然而，他在这种蜜月般的日子里失去了同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乐队的联系。婚礼事件让他们同奎斯和谢莉搞得很僵，如同谢莉所说：“柯特远离了我们，我们也远离了他。”
尤其糟糕的是，当他们恢复排练之后，他们仍然很少讲话交流，此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奎斯心里真正不能原谅的不是柯特的婚礼事件，而是柯特可能还在“飞”。而他和柯特之间又常常并不当面提出问题，如同柯特所说：“当我们之间有问题时，我们从来不会好好交流沟通。我们不会提及它，我们只会让它过去。我们从来不会直面某件让我们相互有意见的事。”
奎斯其实并没有当面见过柯特“飞”，可他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连柯特在洛杉矶的屋都不进，“他在洛杉矶住时，我根本就不去那儿，我也从没去过他的住处，我不想去，因为我害怕我可能会看到的一切。”
戴夫就更对此无能为力了。他向来是一个不爱多事的人，他认为要规劝柯特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事，他更没有资格去撮合柯特与奎斯。但他有一次给柯特打电话时却忍不住露出了焦急的心情，他问柯特还想不想在乐队里呆了，因为要求他们开始新一轮巡演的压力极大。柯特则不想再因为巡演的不安定生活又招来胃痛，而且他想陪着柯妮度过怀孕期，于是他拒绝了巡演的要求。这当然让《没事儿》继续停留在榜首的莫大可能打了折扣，而且有关他身体已经崩溃的传言立即又充满了大刊小报。
在这件事上，奎斯倒是站在了柯特一边，他同意三年来的巡演造成了极大压力，它已经不再是早年那种随心所欲的乐趣，而成了一种负担。在巡演的感受上他和柯特完全一致：“我们原来是在探险，如今却成了马戏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柯特和奎斯之间的隔陔开始有所消除了。他们开始不断地打电话，奎斯说，“每当我们通话并谈起一些事之后，我对许多事情的感受都会好得多。”毕竟，他们依然是患难多年的战友，还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事业，不至于因为分歧而分手。
而另一件让柯特兴奋不已的事情则是他得到了一段柯妮腹中胎儿健康成长的超声波录像。“噢，那真不可思议”他兴高采烈地逢人便说，“那才是最让人惊异的事，那不是照片，而是录像，所以你可以看见她在动。这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她是个活东西，你可以看见她的心跳。”柯特还信誓旦旦地说，小胎儿还来了个食指与小指并举的重金属式敬礼。他对她的宠爱在她出生之前便已开始。而对这个腹中的小生命来说，她最熟悉的歌曲应当是她爸爸写下的《少年心气》，但唱歌的却不是他而是托莉·阿莫斯（Tori Amos）。
阿莫斯在她的一张新EP里收录了她演唱的钢琴版的《少年心气》，这成了柯特和柯妮每天早晨必听的音乐，他们把它的音量开到最大，然后随之起舞，陶醉在莫名的快乐之中。
夏天将临之时，“涅槃”发行了《锂》单曲唱片，其中包括了一首从未发表过的《毛躁人》（Curmudgeon），并且附上了听众们等待已久的《没事儿》专辑的歌词。但同时推出的《锂》录像却十分令人失望，因为在万众期待下到来的这部录像，仅仅是一些现场镜头的拼接。有些人将此归咎于柯特因上瘾而提不出什么好主意，但事实上他和凯文一起构思了一个传奇故事，只是因为要拍摄它需费时四个月，他们只好放弃原计划。
由于去年底巡演时取消了剩下的演出，柯特纵然极不情愿，也强打起精神在夏天开始了在爱尔兰、法国、西班牙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巡演。事实证明这次勉强进行的巡演困扰不断。这首先是因为柯特和“涅槃”极不喜欢户外的大型演唱会，他们觉得最为自在的演唱地点往往是中小型的俱乐部舞台。柯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在大型露天演唱会上，他找不到最佳感觉。
然而，这同他那又一次严重发作的胃疼相比，已经算是小事一桩了。他为了能够将这次巡演对付过去，已经准备了许多美莎酮药片，但7月22日在贝尔法斯特演出当晚，他忘了吃药片，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在早餐时胃疼发作，全身抽搐，他害怕马上服用美莎酮会引起呕吐，就提出上医院去打—针止痛药。谁知道救护车司机竟然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所有的小报，于是关于柯特·科本吸毒过量的消息传遍了全球。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贝尔法斯特是一个极难得到禁品的城市。可从此之后，柯特在巡演中看到的全都是毫不掩饰的粗鲁打量，而且他一直在那则谣言中跌跌撞撞。他对此恼怒之极却又无能为力，可他对此也不乏自嘲，当他同柯妮在饭店登记姓名时，他写下了“西蒙·里奇（Simon Ritchie）夫妇”，而西蒙·里奇正是可怜而胡闹的舍德·维舍斯的本名。
也许是为了防止柯特和柯妮还惹下什么大麻烦，“金山”公司雇了两个“保姆”来监视他们俩。贝尔法斯特事件的弟二天，乐队在巴黎准备演出，当柯特准备出门弄点吃的时，他注意到一个“保姆”在他们隔壁的房中大开房门往外盯着他，柯特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被两个打手监视着，我只是想出去弄点鱼吃，我不是要去找‘药’，我有美莎酮，我挺好，我绝对没有‘飞’的欲望，可我被当作个小屁孩一样的看待。他们把这乐队变成了它不想成为的一切玩意。”他立即同柯妮怒气冲冲地收拾东西，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另外找了一家饭店住下来。
柯特之所以要出去买鱼，倒的确是因为他向来讨厌欧洲的食物，他宁愿自己带上一堆谷类食物和罐头，却瞧不起名闻天下的巴黎或罗马美食，这或许也是他那骨子里的朋克精神在作怪。
让柯特最难受的还在于，即使是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也任由那些谣言满天飞而从不当面向他询问一声真假如何，更不用提为他辟谣了。唯一同他真正谈起过此事的人便是戴夫，可在柯特眼中，他虽然认真聆听却毫无看法；“奎斯倒是有很多看法，但他所做的一切便是让气氛紧张并斜我一眼。”
事实上，在此次巡演之前，柯特同奎斯及戴夫那刚有所改善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波折，使得“涅槃”的团结再不可能一如往昔。这次矛盾的源头是败坏过一切团结和友谊的老一套——钱。柯特同其他人一样，从来也没想过能够卖出成百万张的唱片（后来是成千万张），所以在早期约定时，尽管他也明白“涅槃”的绝大多数音乐都会由他来创作和把握，但是为了维护乐队的团结，避免为了那少得可怜的收入而闹得大家不愉快，他慷慨地同意在音乐创作版税上也同奎斯和戴夫平分。当《没事儿》取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时，柯特开始有点想法了。他曾说，“我写了那些歌，我提出了基本构想，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乐队排练它。多数时候我会征求奎斯和戴夫的意见，那只是为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乐队的组成部分。总是我做最终的决定。”
对此，奎斯和戴夫并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柯特提出应当得到更多的版税，并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钱，因为这笔钱在改变创作版税分配后的数额也不过15万美元，在此刻的柯特眼中的确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数目，他提出的是另一种理由：“我意识到我承受的是多大的压力，我应当多值点钱，因为我是主唱，所有的看法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承担所有的压力。我还得面对创作歌曲的压力，如果别人能为此而拿到那笔钱我是不会在意的，可我总得先在经济上为此得到补偿。”
奎斯和戴夫对此也没有异议，他们已经挣到了不少钱，以后版税多给柯特一些也是应该的。可当柯特要求把新的分配方式往回追溯到《没事儿》专辑时，他们俩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他们看来，柯特简直就是要从他们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他们的争吵只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但差点让“涅槃”成为历史，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戴夫说，“奎斯和我都想，‘如果这就是一个招人厌恶的柯特出现的前兆，那我们可不想同一个这样的人同在一支乐队。’”柯特则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已经准备他妈退出乐队，我真不能相信他们竟然给我来这一套。”
柯特当时曾在电话里对戴夫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这么贪心。”戴夫则回了他一句“随你怎么说。”柯特马上挂了电话。
与此同时，所有因“涅槃”而得益的人都劝说奎斯与戴夫不要同柯特闹僵，如同戴夫后来曾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说让他得这一份吧，不然乐队就得完蛋了。你们哥儿几个明年能挣一千五百万，这一份就给他得了。”
最后，柯特终于得到了这一份，75％的创作版税并且追溯到《没事儿》专辑。但此举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平心而论，也太不像他一贯的朋克作风），因为它让“涅槃”本来就已经不太踏实的团结基础更加松懈，让这三个在音乐上配合默契的天才在心理和情绪上产生了隔阂。如果夸张一点说，是在凡夫俗子们都难逃的金钱关上栽了一个跟斗。自然，它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后现代和金钱当道的社会里，想要做真正的英雄，的确大不易。因为尽管柯特提出了种种理由，一切总还是归结到了钱。
不知道是否又有人把柯特的改变又归咎于柯妮的出现，但是少年伙伴在家室的拖曳之下分崩离析，却是永远的青春故事。在每个歌迷眼中，他们所述狂的乐队都是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他们吃喝拉撒全在一起，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同仇敌忾、不分你我。在“涅槃”像乞丐一样四处云游时，他们或许曾经如此亲密过，但自从谢莉加入巡演的队伍，奎斯便不可能时时同柯特和戴夫在一起了；而当柯妮出现之时，柯特也就不会再同奎斯和戴夫同乐了；更不用提戴夫后来也有了女友同行。正如何特所说，“从前，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也不认识别的人。慢慢地，每个人都开始有了一帮哥们儿，我们再也不住在饭店的同一房间了，诸如此类吧。以前我们可是住在同一房间的。”
正是感情上的疏远让奎斯和戴夫根本就不过问柯特状态如何，身体怎样，这又反过来加深了感情上的距离。柯特觉得自己更加委屈，他说，“我没法容忍那些不同你正面相对的人。如果你同某人之间有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直截了当地去问他。他们可绝不这样。他们只会上得车来让气氛紧张——你都能看见这种紧张气氛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这只会让我在心里积存怨气，我会觉得这帮人怎么这么没骨气，他们全都对事实一无所知可又在那儿东猜西想，而他们竟然和我同在一个狗屁乐队中。”
带着这样的情绪，柯特在整个巡演过程中始终闷闷不乐，加上他每天晚上都要呕吐，吃不下任何东西，他更是将一切烦闷都写在了脸上，成了一个更加内向的人。他每天都两眼瞪直，集中注意力于不要呕吐，这让别人更没法同他交流。
在西班牙时，柯妮突然感到了一阵宫缩，她觉得这是早产的证兆，被吓得一塌湖涂。可那时正逢柯特马上要出场演唱，于是柯特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登台，心里忐忑着柯妮是死了还是生下了娃娃。演出一完，柯特便飞速赶到医院，他见到的是他见过的最脏最乱的医院，护士正在用西班牙语冲着柯妮大叫大嚷。他们立即到了另一家诊所，并在那儿给她的产科医生打了电话，这位医生认为柯妮尚无大碍，但建议他们立即回家。于是柯特买了两张头等舱机票，让柯妮能够躺着回美国。结果，小报上立即出现了关于他们俩情感危机的报道。
柯特或许是处于喝口凉水也塞牙的时期，7月份，当他和柯妮回到住所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走之前，为了防止小偷光顾时失窃，他别出心裁地把一把最喜欢的吉它和几盘小样以及一本记满了诗句和歌曲设想的笔记本藏在了浴缸之中。不曾想在他们离家期间，浴室的自来水管出了毛病，柯特好长一段时间的心血全部泡汤。
于是他们干脆另外在贝弗利山边上靠近好莱坞体育场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柯特只好重新开始他那被冲刷得一干二净的创作。在此期间，另一件事又差点让他马上又去英国。因为在那儿又冒出来一支乐队也叫“涅槃”，细加考察，此“涅槃”敢情同以前跟他们打过官司的美国老“涅槃”一样，在英国也曾有过一两首小有名气的热门曲，不过是在60年代而已。英国老“涅槃”告了美国新“涅槃”一状，要求独享在英国的“涅槃”名称权。当别人指出这支新“涅槃”在英国都已经知名了两年却从未见过他们有任何举动时，老“涅槃”也许是自觉无趣，放弃了一切要求。
即使是一件本来会让柯特尤其是让柯妮兴奋的事，也似乎蒙上了阴影。
还是在7月份，“洞穴”乐队也同“格芬”公司签了约，据报道，那是一份高达百万的合约，亦即比“涅槃”更高、更有利可图的合约。可是连比较正经的《新闻周刊》在一篇抨击随“涅槃”而来的“非主流”乐队签约热的文章中，也借一位唱片界人士之口说，“同柯特·科本同床也值百万美金”。
尽管“格芬”公司否认了同柯妮签约同柯特有关，新闻媒介中充斥着的露骨言论依然甚嚣尘上，柯特夫妇的心境可想而知。
在这段惨淡的日子里，柯特和柯妮几乎成了无人过问的孤苦夫妻，唯一前来探望他们的是“洞穴”的吉它手埃里克·厄兰德森。在柯特充满感激的心里，埃里克成了救命恩人似的人物，他成了“唯一现实的生活，唯一还意味着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沉着之人。”
实际上，这段时间正是柯特想要彻底戒瘾的艰难时日，当他在万般压力之下发现只有“飞”上一把才能平静点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往日感觉。
他知道自己已经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他一天花4百美元还找不到感觉时，他知道要么彻底解救自己的生命，要么彻底断送自己的一切。
柯特发现，当被禁品拉入更深的渊薮时，即使戒瘾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了，他面临的是身体和情感的双重痛苦：“我处在一种真正脆弱的感情状态之中，在戒瘾的头10天里真是一塌糊涂，成天哭哭啼啼..什么事都能影响你的感情——你看的书和电视都会让你哭。”他希望能有人给他力量，“我一开始没能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帮助，没人来看我，没有人来电话或干点别的。我真想有个人来看看我，让我感到我还有几个朋友。”
说来也怪，奎斯和戴夫马上就来看他了，但奎斯看望他之后便直后悔，“能看到他真好，可见到他情况如此糟糕，实在让我受不了。他正在接受某种治疗，躺在病床上，我就想：得，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一切。”
这似乎真是当时的柯特给人的印象，既可悲、复可叹、亦可怜。在名声、友谊、金钱和病痛诸多方面几乎让他倾覆的压力面前，他四处飘泊，力图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避风港。但他找到的却是一个幻想，一个海市蜃楼，尤为可怕的是一个魔鬼操纵的魅惑圈套。他在痛苦中的挣扎几乎已经不加掩饰，他的痛哭便是求助的呼号。那是一个自命朋克者的哭号，那是一个儿时在壮汉的痛殴之下也面带嘲笑者的哭号，但那似乎并未能打动他身边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硬汉们。而尤为让人痛心的是，对柯特而言，更大的压力和打击还未降临。
悲愤：“我要宰了她”
《名利场》杂志在美国以至全世界都有不低的知名度，在它广大的读者之中，自命品味高雅的不在少数，杂志自己也时常以此为荣。因此，当《名利场》向柯妮提出采访要求时，她美滋滋地以为那必定是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例行文章，不是吗，她丈夫的唱片正处在最为时髦的人们绝不会错过的风头之上，她和她的音乐也一点不差。然而，正是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让柯妮和柯特低估了前来采访的《名利场》记者林恩·赫希伯格（Lynn Hirschberg）。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人是赫赫有名的“名人杀手”。柯妮觉得此人会让自己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这对她和她的乐队并无坏处。事实证明，赫希伯格的确让柯妮名声大增，并会让她和柯特为此名声付出惨痛而沉重的代价。
柯妮同柯特一样，喜欢英国报刊那种更多着眼于艺术本身的报道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英式报道和英国记者似乎更能对他们语带夸张、暗含嘲讽的幽默感心领神会，而且他们从不过多提出让人难堪的问题，不深究隐私，用保守秘密来赢得摇滚乐手的敬重（自然，英式报刊亦有肉麻吹捧、青睐狂人之类的毛病）。显然，赫希伯格可不吃这一套，她是那种典型的美式记者，而且还是极喜深究名人隐私，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人物。
柯妮在1992年9月号的《名利场》上。衣着略嫌暴露，这似乎并未引发太多争议，因为人们已见惯不惊。在一大堆照片里，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她大着肚子却在抽烟的那张，而这一张恰恰并非是有意安排。为这篇文章准备照片的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总共耗费了10余个胶卷，转换了好几个场景，柯妮也换了好几身衣服。就在有一次换服装时，柯妮顺手拿起一支烟喷了几口，却被摄影师眼疾手快地拍了下来。本来，准备用在杂志上的是两张抽烟的照片，其中一张被编辑把烟雾抹掉了。但剩下的一张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事后柯特花了5千美元买下了这张照片的版权，以防它再度流传。
这篇文章将柯妮形容为具有“毁灭性的性格”，说她“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不怎么在意”。它极其强烈地暗示是柯妮让柯特同禁品有染，而且还说“圈内人士”都担心柯妮腹中孩子的健康。这都是赫希伯格的典型笔法。
然而，真正给柯特夫妇以致命一击的还是赫希伯格对柯妮的“引用”。
这篇文章在描述柯特和柯妮在“周末夜现场”演出时的情形后“引用”柯妮的话说：“我们（指她同柯特）‘飞’了一把，又去了‘周末夜现场”，在那以后，我用了几个月的‘飞’药。”这就意味着，柯妮在知道自己已怀孕之后还在“飞”。这自然引起了舆论大哗。柯妮坚持自己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也不会那样说，但赫希伯格也坚持自己有录音为证。
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对摇滚有所了解或是对柯特和柯妮有所了解的人，便会发现赫希伯格的文章漏洞百出。比如，文中说柯特和柯妮“8年多以前”就认识，亦即柯特在阿伯丁高中时就认识柯妮。它还说当他们第二次相遇时，“柯特已是个明星”，柯妮便决定从他身上捞一把。赫希伯格还编了个各公司为“洞穴”乐队大打出手的拙劣故事。这些都是胡编乱造。赫希伯格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没能弄对，比如，她把丹尼·戈德堡说成是宝丽金公司的总裁，而实际上他是大西洋公司的总裁；她还说戈德堡是“涅槃”的经纪人，但实际上，他是曾主持过“金山”公司，但如今已基本不再过问其事务，“涅槃”的经纪人实际上是约翰·席尔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也许最为致命的是，赫希伯格不是柯妮曾经面对过的能够容忍和理解其独特的幽默感的记者。柯妮的确也是个爱开些没遮没拦玩笑的人，每个同她有所交往的人，都知道许多被赫希伯格引用的话绝对是在开玩笑，而且她一向是故意说些反话取乐的人。如果赫希伯格确实问过她关于怀孕与吸毒的话题，她倒可能会说出“如果说有个时间是某人该吸毒的好时候的话，那就是怀孕之时，因为这不是傻得其时吗？”她就是这么个人，一个总没正经的朋克女皇。
《名利场》这篇文章无疑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对柯特夫妇而言却是最不合适的时候）刊出的。是时，恰逢全美上下对毒品极为痛恨之时，还逢共和党人“家庭观念”宣传战的高峰时期。柯特夫妇顿时成了美国十年来对儿童欠疚心理的活靶子。本来，因为电影《独自在家》而引发的对“独自在家”儿童的关注，以及长岛一个小女孩被关在地下室好几天的新闻已经引发了一场媒体风暴，如今又出了一个怀着孕吸毒（吸烟就已经够呛了）的母亲，自然更足以让人们愤怒了。
柯妮终于懂得了媒体的厉害：“我真没曾想我会被那本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捏扁、挤垮、蹂躏或是大大伤害，可它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真难以置信。我读了一份传真来的文章，立马骨头都散了。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完了，我完蛋了。绝对如此。我全没戏了。我不仅得背着黑锅过日子，而且还得与之抗争，一辈子与之抗争。”她后悔不已，她想起了答应这次采访时还是在同柯特昏天胡地的那段日子，否则的话，“我会足够清醒意识到《名利场》是想收拾我一把——他们还会对我有什么好吗？”
柯妮只好住进了医院，因为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我感到自己想自杀，可我怀着8个半月的孩子，我不能自杀，所以我只好住进医院。”
对正在戒瘾的柯特来说，这场风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当时正处在胃疼发作期，吃不下任何东西。为了止痛，医生只好给他打吗啡，这使得疗程不得不延长，而他的身体则一天比一天衰弱。为了查出病因，一群群专家前来给他照X光，照CAT，查这个，验那个，结果依然是看着他呕吐而束手无策。
“他哭了好几个星期，”柯妮回忆起一切发生后柯特的痛苦时说，“什么也干不了，就是哭泣。他能干的一切就是哭。真可怕。”
柯特一开始只感到那文章荒唐可笑，他心不在焉，只想早日恢复健康。
可从柯妮那可怜的神色和周围的议论中，他逐渐认识到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一天，我突然醒悟并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恐怖。它必定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形象和一切。”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充满怀疑和不满，“我还从未读过一篇文章那样让人相信却又那样荒诞地描写我的生活，可是每个人，从唱片公司到经纪人和亲近的朋友全都相信那些狗屁东西。”尤其让他愤懑的是，赫希伯格的文章充斥着大量所谓“内部消息来源”，这让柯特对他周围的人深深地失望，而且怀疑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们出卖了他。
柯特对赫希伯格恨恨不已：“她把柯妮所说的一切断章取义地变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她在这方面本事不小，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在我身上就发生过好几次——但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她干得如此天衣无缝，连我都该给她发奖。她是个阴谋大师。”
尤其让柯特受不了的是，他可以说拿她毫无办法。“她不可能为此入狱或是挨顿打或是被起诉，我也想过我们可以起诉她，可那肯定是桩上百万美元的官司，得同支持她的康德·纳斯特（Conde Nast，《名利场》杂志出版人）对簿公堂。”柯特知道，自己那点钱还不足以同一个资本帝国对阵，“他们的钱实在太多了，他们可以跟你拖上10年官司，我们奉陪它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一大半自己的血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