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军狙击兵十分顽强，有些在主力被打散后依然留在中国军队背后游击。1944年底，从兰姆伽出发到战场实习的青年军军官，曾在拉加苏附近丛林中发现一名日军狙击兵并将其俘虏。其时，此人并未进行任何反抗，包围他的时候，中国兵们发现这名日军骨瘦如柴，身患严重的疟疾，已经无力行动，只有眼睑还能颤动，表明他仍然活着，但这个日本兵当时竟然保持着据枪准备射击的姿势，枪中的子弹已经上膛。此时，距拉加苏之战结束，已经足有十个月了！
第31节：拉加苏之三(2)
按照日军记载，中方在拉加苏战死的最高军官——远征军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是在1943年圣诞夜那天阵亡的，死亡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围攻拉加苏的日军炮兵指挥官森山大尉是个在德国留学过的洋派军官，很在乎这个西洋节日。他们的弹药不足，但圣诞夜的时候还是决定朝中国军队的阵地打一阵排炮，作为节日的“祝炮”。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阵排炮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还击。在拉加苏一带的战斗中，遇到日军的挑战，空中补给充裕的远征军总是毫不吝惜地朝日军倾泻炮弹。事后，日军侦察的结果是由于日军已经许久没有炮击，拉加苏的中国军队有点儿松懈，这一阵排炮正好落在几名在前沿观察日军动向的军官中间，其中就有阵地上的最高指挥官陈耐寒营长。
日军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说法：当时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正在拉加苏视察，也差点儿被这阵排炮击毙。
这些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从未被中方证实。中方记载陈耐寒营长的确在这一天阵亡，但死于日军掷弹筒的攻击。然而，日军的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在拉加苏战斗正酣的时候，史迪威的确曾到前线视察，不过，这个时间要比陈耐寒营长的阵亡早得多。11月上旬，由于第112团在新平洋一带战事紧张，孙立人等中方将领认为前线日军兵力雄厚，主力已出，力主全军出击。但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坚持日军只有少量人员，中国前线指挥官无能怯战，双方才打成胶着，拒绝增兵支援，并责令第112团继续“掩护工兵的筑路工程”。一时双方争执不下。
在我国现存的反映早期远征军的资料中，参谋长柏特诺形象不佳，简直就是刚愎自用外加无能的典型，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威信不惜混淆是非的小人。其实，随着近年来历史摆脱了各种无形羁绊，一些远征军老兵留下的最新回忆表明，柏特诺实际上并非这样令人厌恶。他在主持远征军训练时工作认真，而且很体谅和尊重中国士兵（远征军中的美军军官似乎都能和中国士兵相处较好，却经常与中国军官发生激烈冲突，其原因至今难以完全说清，大体上并不是美国人有多么好，而是那些国民党军官对士兵们太过糟糕了）。在训练中柏特诺曾反复强调不要担心损坏武器：“一支枪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只要几分钟就造好了。”这位参谋长的话直到几十年后仍为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所记得，因为柏特诺的话第一次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在这之前他们受的教育都是：“为什么你的枪丢了，但是脑袋还在？”
事实上进军缅北的远征军，武器供应的确非常充足。这多少养成了一些官兵大手大脚的习惯。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曾有远征军把负伤战友的武器带回，无处可以上缴只能扔掉的事情。在战斗中美军后勤非常出色，根本不在乎用多少炮弹，损坏几支枪，就是丢辆卡车也不当回事儿。倒是对日本兵扔下的东西，哪怕一听罐头也会花重金买来当纪念品。结果，中国兵发现，每次打败日军，跟在后面负责巩固战线的英属印度兵就会冒着踩地雷的风险疯狂向前，令刚才还在嘲笑他们只会趴在地上等待的中国兵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进入刚被攻占的日军阵地，把里面从牙缸到刺刀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横扫一空。转眼印度兵们就会将这些“破烂儿”高价倒卖给后面的美国工兵，要是能弄到一个日军钢盔，那几乎可以发一笔横财。远征军的中国士兵们很快学会了这种倒卖的业务，甚至发明了用印度门帘布伪造日军膏药旗的手艺，估计今天那些美国兵后裔收藏的祖辈征战纪念品，还有不少是当年中国兵制造的赝品吧。
第32节：拉加苏之三(3)
柏特诺让一些中国军官不满，主要就是因为这次关于日军兵力的争执。出击新平洋的时候，柏特诺代理远征军的指挥，由于他固执不派援军，前线的陈鸣人团长不得不和几倍于我的敌军死打硬拼，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将领对柏特诺都有些反感。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工作上的矛盾，双方关系并非如一些远征军将领报告中那样矛盾尖锐，他们这样写，多半是为了给国内的蒋介石看的，以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
在那样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担任军人，可不仅仅是会打仗就行，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恐怕是混不下去的。
不过，柏特诺之所以这样固执，也不能全怪他，实在与他的军人生涯有关。柏特诺自己是炮兵出身，熟悉美军炮兵运作。不过他也只熟悉美军，并没有和日军作过战，这成了他做出判断的致命问题。当他听到第112团报告日军在前线用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军队，直觉就是这属于谎言。在胡康河谷中日军有一条简易公路，但飞机侦察表明这条路在雨季中被损毁得很厉害，难以承担运输大炮的任务。同时，根据这条路时断时续的情况，柏特诺认为日军连向前线运送粮食都很难保障，如果在前线有大炮，又如何提供给它们充足的弹药呢？当然，日军也不可能在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因为日军那样大概会把自己的士兵饿死的。史迪威中将的儿子小乔?史迪威上尉也在缅北远征军中任职，他回忆当时柏特诺曾以此为据，与史迪威争得“面红耳赤”，看来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而是真的认为判断没有错误。争论的结果，步兵出身的史迪威还是选择相信柏特诺的判断。
柏特诺将军确实没想到日军在前线的确有人饿死。日军作战一贯轻视后勤，很多时候前线日军根本没有粮食吃，而官兵也习以为常，会依靠掳掠和任何周围的物资维持生存。九江战役中，张发奎将军将日军波田旅团狠狠顶了三天，进攻的日军就靠盐水泡桃树叶当食物硬是撑了三天。美国陆军名将麦克阿瑟形容在新几内亚和他作战的日军时说：“他们仿佛依靠空气、水和树叶，就能无休止地战斗下去……”当然，所谓无休止也不是没有限界的，日军只是较为顽强罢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很多战场都吃了后勤的亏，包括在此后一年间的印缅战场。
史迪威也确实有点儿不大信任中国方面的报告。要是相信孙立人的说法，那前线日军不仅有第55、第56两个步兵联队，还有一个山炮大队！由于他在重庆看惯了蒋介石麾下一些委靡不振的部队，在他看来就算有很好的装备，中国军一个团也没法顶住日军这么多兵力。史迪威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菲律宾战役麦克阿瑟手下共有美菲军13万，装备精良，光飞机就有两百多架，照样顶不住日军兵力不到四个师团的第14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11万菲军根本没有斗志。所以1943年底的时候，美军上下对亚洲盟友的战斗力都依然持怀疑态度。
第33节：拉加苏之三(4)
其实，陈鸣人能够顶下来，的确是一个奇迹。12月14日，新38师第114团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李家寨”外围，这之前，他一个团对日军两个半联队，居然整整顶了45天！
要知道抗战中守城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也不过打了47天。
如果按照陈鸣人等军官的说法，他们能够支撑下来，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兰姆伽训练中，灌输给新38师官兵们的三条信念。这三条信念也成为新一军在缅北战场征战中的信条：“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陷入困境时，相信上级一定会来救援和帮助；面临危险时，相信本师友军一定会尽力前来营救。”
这是一个非常闪亮的，也让我们信服的回答。孙立人将军显然也为部下的忠诚而自豪，在到达台湾后将其写入了自己所著的练兵手册中。
但是，有一个可能被将领们忽略的事情。死死坚持这45天的，是那些最普通的中国士兵们。如孙立人将军那样的信条，也曾经在其他中国军队的军官中被信服的，但战场结果却大不一样。例如，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经过父子两代数十年经营，也有一个类似新一军的军官团。东北军在陕北和红军连续交手三次，三次大败，但他部下的高级军官堪称忠诚。第一仗劳山之战，第110师被歼，师长和参谋长双双战死；第二仗榆林桥之战，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徐海东军团长因为他打得凶狠顽强竟然不相信能在活人里找到他；第三仗直罗镇一交手打垮了东北军两个团，东北军两个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第105师全军覆没的时候，师长牛元峰也自杀殉职。这么多忠诚的军官，怎么照样打败仗呢？榆林桥战役高团长2100名部下投降的达到1800名，而胡康谷口这一战，第112团唯一被俘的，只有一名美军顾问。看看这一点，答案也就有了。
在不得人心的内战战场上，东北军的军官们对团队再忠诚，再信任，也没法改变士兵们的厌战。军心似箭，在缅甸的战场上，一旦中国人开始了回家的脚步，即便枪林弹雨也无法让他们再后退回去。远征军的军官们要打回故国，“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远征军的普通战士们同样要打回故国，那里有他们衰老的爹和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和高粱。
上下同欲者胜。想来，这就是新平洋之战与陕北之战结果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相信柏特诺的判断，史迪威自然要压制中国将领。他站在完全支持柏特诺的立场上，和中国将军们大吵一场。在史迪威眼里，至少到这个时候仍然对中国高级军官非常不信任，认为他们基本都是无能的贪污分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军事才能——唯一的例外是孙立人，这个毫无谄媚的将军经常对着史迪威用英语厉声争辩，而史迪威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将军理解自己的意图则用中文大喊大叫，构成了远征军司令部的一个奇景。
不过，正是这个孙立人很快拿出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支持中方的结论：11月13日，前线部队击毙一名日军军官，缴获了他携带的背囊，其中的文件证明，当面日军番号与中国军队的判断完全符合，还要多一个工兵大队。
第34节：拉加苏之三(5)
日军是不可能专门弄这样一个假情报来帮孙立人吵架的。这个时候史迪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样子。随着孙立人拿出有利的证据，史迪威立即重新思考自己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到前线去，到拉加苏（“李家寨”已经被包围，进不去）自己去看。
这一点，史迪威就强过柏特诺许多，柏特诺和孙立人吵了十几天，也没有想到上前线去看看。
孙立人也没上前线去看，他忙着跟柏特诺吵架呢。但是，他11月10日一接到陈鸣人报告，说在临滨附近和日军交战，日军居然升起一只艇型气球来指挥炮兵作战，孙立即觉得情况不对：这是日军炮兵只有大队以上级别部队，才会使用的炮兵指挥装备啊。
史迪威没有记下自己到拉加苏的时间，但以他雷厉风行的特点，应该不晚于11月下旬。看到实情的史迪威随即下令远征军全军东进，支援第112团的作战。远征军的归国之战，终于从前哨战发展成了全线反击。
此时的远征军驻印度部队，力量已经得到较好的补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原杜聿明部不过万人，编为两个师尚不满员。从1943年起，中国不断从国内派遣部队，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补充远征军部队。从史迪威的角度来说，他很看重自己“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位置，时刻期待着督促中国军队从大陆反攻日本。史迪威认为，如果用中国的两百个师发动这样一个反攻，可以让日本腹背受敌，承担至少一半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作战压力。但是，史迪威也明白，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来补给，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根本没有力量发动反攻。所以，他推动美国国会不惜血本出资充实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为其提供精良的武器和物资，以便尽快打通中印公路，将外援物资运进中国。而从蒋介石的角度，他认为可以依靠美援武装和训练，为自己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这等快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国民政府也对此大开绿灯。
唯一对此不满的是英国人，他们既不愿意在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印度出现一支不受自己指挥的强大军队，也不愿意中国人成功地收复整个或部分缅甸，因为那等于是让这个未来的大国把手伸进了英国人的禁脔。
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强硬立场让他们不得不后退。因为，此时衰落的英国也是要吃美国饭的。
唯一没有想得那样功利的是参加远征军的中国青年，他们大多是中国当时最珍贵的有知识的年轻人。国家破碎，山河飘零，现代而富有朝气的远征军似乎成了一个凝聚民族复兴希望的代号。在他们身后支持的，是他们的师长们。西南联大甚至规定，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远征军，军旅生涯也算入学分。校长梅贻琦把1100多名弟子送上了战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不过，也从来未听记者朋友谈到过有任何一个接受采访的远征军老兵，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是期待用鲜血洗净“九一八”以来中国人的耻辱，此心，60年不曾改变。
第35节：拉加苏之三(6)
因此，到史迪威发动全面反攻的时候，在印度的远征军已经增加到三个师，即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胡素的新30师。史迪威其实早就制定过全面反攻的计划，不过现在缅北的大雨和正在修筑的道路，不允许他如计划那样迅速将三个师兵力全部投入前线，他只能先将新38师投入战斗，然后是新22师，最后是新30师。
饶是如此，按照远征军作战执行的美式条例，新38师出击之前，必须准备好一个整师在丛林战中所需要的给养，这也是柏特诺此前坚持不迅速派出援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给养准备完毕，将这些战士和他们的物资运送到前线，翻越泥泞的野人山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1月22日，日军一部绕过“李家寨”，奇袭第112团团部，团部直属部队苦战不支，陈鸣人团长亲自率队突围，终于杀出敌阵。所幸第112团部队训练有素，迅速重建团部阵地，稳住了阵脚，但这个消息让史迪威理解了前线面临崩溃的危险。
史迪威和孙立人商量后，决定首先调动第114团轻装前进，赶到新平洋增援。他们只携带一个基数的弹药，其余物资一律通过空投补充。
12月14日，第114团部队抵达前线，第112团的危机得到缓解。
12月22日，孙立人本人到达前线，在“李家寨”附近建立指挥所，亲自指挥反击战斗。随同他到达前线的，还有新38师整整一个炮兵营的M1式75毫米榴弹炮。
远征军官兵闻讯欢呼雀跃，他们预感到打破胡康河谷谷口的对峙僵局，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至此，我们所描述的战斗，仅仅限于胡康河谷西口的一个局部战场。假如此时我们能够乘坐一艘神州飞船飞越缅北上空，就会发现这个战场，只是整个战局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如同棋盘上的一个点，却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大棋盘上，双方的棋手又是在怎样布局呢？
原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嘉悦博回忆了当时日军的布阵。1943年夏，在缅甸的日军方面军共指挥有四个师团，分别为第15军所属的第18、第33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方面军的第55师团。这时日军的部署为：
第18师团在缅北西部，假想敌为驻扎在雷多的远征军驻印军，防卫重点为胡康河谷，并在后方建立孟拱、密支那两主要支撑点。
第33师团在中缅西部，假想敌为驻扎英帕尔的英国第4军团四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曼德勒。
第55师团在南缅西部，假想敌为阿吉普方面英印军三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仰光。
第56师团驻扎在滇西中国境内，假想敌为惠通桥以东中国军队十个师，防卫重点为松山、龙陵一线，后方为腾越。
方面军总部驻扎仰光。此时日军战略以稳定控制缅甸为主，因此各部基本采取守势。
当驻印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日军正在向缅甸增兵。陆续到达的新兵力为五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并武装了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独立军”，辅助日军作战。
第36节：拉加苏之三(7)
到达缅甸的还有一支奇怪的部队，那就是印度独立中的传奇人物钱德拉?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日军增兵缅甸，和他有直接的关系。按照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建议，驻缅日军将与钱德拉?鲍斯合作，在1944年春季发动对印度的攻击。
钱德拉?鲍斯和甘地亦师亦友，终生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虽然因为观点激进最终被甘地开除出国大党，但他和昂山将军一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坚定性上无可指责。因此，他的头像至今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前，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印度历史学家中颇有人认为，钱德拉?鲍斯的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就是他晚年和德日法西斯的合作。钱德拉?鲍斯力主联合日军武装驱逐在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这件事若中国人来看道理十分简单，即便不论与法西斯合作的人道主义问题，哪怕和日军一起打败英国人，也不过是个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事情，对印度来说又怎么能是好事儿呢？
钱德拉?鲍斯1941年到达德国，1943年乘坐德国潜艇前往日本，并与日本合作建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极力鼓动日军支持他建立武装力量和攻击印度本土。不过他手中的印度国民军，不过是由新加坡投降的英印军中战俘改编，战斗力很弱，数量也不足，所以，主要作战还是要由日军完成。这一想法，与日军中“猪突派”的领袖牟田口一拍即合。嘉悦博回忆，曾亲眼见到牟田口中将在1943年6月会见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时，曾为了说服河边支持进攻印度而痛哭流涕。
尽管1943年末的日军在整个战局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牟田口的计划还是得到了好大喜功的日军大本营的支持。日军寄希望于钱德拉?鲍斯在印度起到和汪精卫在中国一样的强大作用，可以造成印度大规模的内部起义。不幸，日军并不知道，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曾与甘地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并达成共识——中印共同合作，为打倒法西斯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由于甘地的影响远远高于钱德拉?鲍斯，日方期待的大起义纯粹是纸上谈兵。
就在日军准备这一战役时，突然传来中国军队反攻缅北的消息。其实，这对日军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1943年7月，在日军缅甸方面军的兵棋推演中，就考虑到了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动向，并计划以第18师团打退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的预期是这次反攻将在11月中旬开始。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超过想象，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人称“顽强的田中”，也开始对军司令官叫苦，使日军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场的局势。
牟田口在日军中以顽固著称，又是首相东条英机宠信的将领，所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日军大本营在1944年1月还是批准了他提出的“乌号会战计划”。
所谓“乌号作战计划”，是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以第15、第31、第33三个师团外加航空师团主力从阿拉干山以北攻入印度，夺取英国第4军团控制的英帕尔，作为钱德拉?鲍斯在印度境内的落脚点，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控制周围地区，将战火引入印度境内；计划将第53师团作为预备队，放置在后方的曼德勒；对于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进攻，日军将为第18师团提供足够的补充兵力，以其为主力在胡康河谷一线实施防御作战，阻击远征军从印度的进攻；以第56师团防卫滇西，阻止重庆方面的反攻。这两个师团，必须保证英帕尔作战的右侧面安全。与此同时，第54、55师团控制于阿吉普方面，保卫英帕尔作战左侧面的安全。
说到底，日军还是有点儿轻敌，在他们的计划中，第56师团将阻击滇西方向中国军队十个师的进攻，相对而言，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抵挡印度方面的两个中国师（当时日军还不知道第30师已经编成），以“丛林战之王”的威风，应该是件轻松的事情。
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次“丛林战之王”却把自己打成了叫花子，还直接影响到了英帕尔会战的胜负。
第37节：胡康谷口(1)
第 五 章
胡康谷口
中日两军的战线，依然胶着在胡康河谷西口。
打入新平洋的远征军先头部队如同一根鱼刺，日军动用了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的主力，鏖战两个月，仍然无法将这根鱼刺拔掉。12月底，当新38师和新22师先后投入战场之后，日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起来。
12月26日，孙立人亲自指挥新38师主力发动为“李家寨”守军的解围之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仅仅四个小时，在“李家寨”外围驻垒围困李克己部的日军就败退下去。
其实孙立人的增援部队赶到，日军早已得到情报。此时由于日军的宣传和那嘎工作队的努力，当地相当一部分“山头人”，也就是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对日军态度比较友好，所以中国远征军的行动经常由于他们的通风报信而暴露。只是日军低估了中美工兵的施工能力，不相信远征军能够这样快组织起携带重武器的大部队翻越野人山来增援，认为这只是一支试图与包围圈中李克己部进行联络的侦察部队。12月14日，远征军第114团一部曾试图发动解围之战，但由于没有重武器，在优势日军面前吃了败仗，连长许炳新阵亡。有这次战斗的经验，日军对再次来援的远征军部队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孙立人直接指挥的解围战斗取得这样的成果，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围攻“李家寨”的日军弹药食粮皆不足，而且在此前的战斗中，虽然想尽办法，仍然拿这支中国孤军没有办法。此时看到远征军的大队援军到达，日军士气为之低落，因此战斗意志不够坚定；其次，这支中国军队打仗的法子有些古怪，实在让日军难以适应。
战斗一开始，中国军队竟然用P-51式野马战斗机进行火力准备，随即使用炮兵猛烈攻击大龙河东岸的日军炮阵地。这阵突如其来的立体式攻击异常凶猛，让日军大为惊讶。“李家寨”的地点在大龙河西岸的丛林中，日军在胡康河谷最前方的大本营是孟关，第18师团前线指挥部和补给物资都集中在那里，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助简易公路勉强把大炮从孟关拖到大龙河东岸，就再也没法向前移动了。而且，由于道路泥泞，又经常被雨水冲坏，日军的炮弹很难送得上来，大炮一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很难发挥火力。所以，尽管日军的炮兵对第112团防守阵地的威胁很大，但情况并没有孙立人预料的那样严重，因为日军的进攻主要还是依靠步兵。李克己的迫击炮和冲锋枪，虽然打日军的山炮不是对手，但收拾起扛着比人还长的三八大盖的日军步兵，却是游刃有余。“李家寨”就是一个依托大树建立的环形步兵防御阵地，尽管飞机不断空投物资弹药，但不可能连钢筋混凝土一起投下来，因此当地根本无法建造坚固的永备工事阵地。假如让日军像孙立人那样用炮，那十个“李家寨”也早拿下来了。
第38节：胡康谷口(2)
孙立人是怎样用炮的呢？中国远征军在“李家寨”反击战的第一阵排炮，就隔着大龙河把日军的炮阵地点着了。因为在“李家寨”的战斗已经打了几十天，日军知道李克己手中并没有远程大炮，所以其炮兵根本没有转移阵地的习惯，在中国军队的炮火面前只好仓促就地还击。但是，中国炮兵的火力明显大大超过日军，几个回合，日军的大炮就成了哑巴。
如同前面叙述的，由于两个师瓜分了相当于三个美军师的装备，远征军驻印军的炮兵部队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孙立人部新38师居然辖有三个炮兵营（国民党美械师正常情况下只辖一个），其使用的美国M1式75毫米山炮是专门为山地作战设计的，平常用吉普车拖着也能奔驰如飞，而它的射程远远超过日军装备的四一式75毫米山炮。新38师有27个步兵连，却有九个炮兵连，其炮兵训练时间短，四个星期就算培训完毕，战斗力却很强，其原因让国内的炮兵们既羡慕又嫉妒。在兰姆伽训练中心，中国的炮兵学会开炮以后，美军顾问就会让官兵们开车拖着大炮到野外去，用实弹射击代替训练，几次拉练下来，无论射击的准头，还是相互配合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最好的锻炼。这种训练方法曾有很多远征军老兵回忆过，纯粹是用炮弹喂出来的，还真是难以效仿。
如同李向阳的好枪法是子弹喂出来的一样，这种用炮弹喂出来的炮兵果然身手不凡，这一仗孙立人派出了一个完整的山炮营攻击日军炮阵地，双方的炮战在短时间内就成了远征军的射击表演。
压制住日军炮兵后，远征军开始对日军在“李家寨”周围的阵地发动攻击。在这里，日军最主要的阵地是大龙河上的渡口于邦，只要攻占于邦，日军围攻“李家寨”的五个中队就成了被掐断的瓜蔓。
日军在于邦的阵地与李克己的“李家寨”很相似，也是依托丛林中的大树配置兵力，在树上设置被称做“鸟巢工事”的机枪阵地，一棵大树就可以控制周围几百平方米的范围。说起来，李克己设计出“李家寨”防御体系，可能还参考了于邦日军阵地的模式。这是因为，于邦是日军常备设防阵地，早就修有工事。根据《大公报》随军记者煦东记录，10月底的进攻中，李克己曾经指挥所部试攻过于邦，远征军对于邦敌军的阵地印象深刻，称“敌人的工事做得意外新奇，那战壕有两米多深，外面却没有一点积土，而壕底的两边，入口很小，壕内有宽敞的横洞，当我们的士兵冲入壕沟时，敌人便一个个都钻进洞里去了。这时候那些满布在树上的敌军轻机枪巢便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这些冲入壕沟的士兵射击，洞里的敌人也用手榴弹向外面乱扔”。结果，第112团阵亡了两个排长也没有拿下来。
遭到日军围攻的时候，李克己布置的“李家寨”，和于邦敌军阵地颇有些神似。应该说这种阵地在丛林战中十分适合，日军步兵很难接近“李家寨”。
攻克这种阵地，如果使用战车还是比较有把握的。日军进攻马来亚的时候，英军的指挥官柏西瓦尔将军和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颇有些相似的教条主义精神，按照教科书得出了热带丛林战中无法使用战车的结论，于是把所有战车部队调离战区。偏偏日军这方面的书本教育不够彻底，于是山下奉文将军的部队在战车开路的情况下，接连击破和绕过英军七道防线，直抵英军老巢新加坡，横扫整个马来半岛。事后，军事家分析日军的战车无论设计还是机械性能，在热带丛林中都是一种糟糕的武器，故障率极高。但是，哪怕少数几辆战车，在进攻战斗中，在防守一方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很好的突破效果。到了二战后期，美军在谢尔曼坦克上装备火焰喷射器，这种喷火坦克简直是太平洋诸岛日军守备部队的梦魇。
第39节：胡康谷口(3)
第18师团直属部队有一支使用九七式战车的装甲部队，参谋长片冈衷少将也考虑过使用这支部队攻击进占新平洋的中国远征军。不过，缅甸雨季的洪水摧毁了日军在胡康河谷简易公路上的桥梁，日本工兵仅仅来得及搭起简易的浮桥，勉强可以通行空载的卡车。日军向前线增援的时候，遇到桥梁，需要车载的步兵下车才能通行，而且公路也只能通到孟关，再向前方就需要用人力、独木舟乃至大象完成运输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吨半的九七式装甲车虽然被称做“豆战车”，但要想运到前线还是天方夜谭。无奈之下，片冈衷只好把这支装甲部队留作师团前线指挥部的警卫部队。这个部署无心插柳却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支部队在3月8日远征军突袭孟关日军司令部的时候，与远征军坦克第一营发生激战，尽管全军覆没，但如果不是他们的阻击，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可能就被赵振华营长抓俘虏了。
解围“李家寨”的远征军部队也没有战车，如果单纯使用步兵进攻或许还不如日军。这是因为，当时新38师并不是搜索营那样的突击部队，全军的步兵武器还达不到人手一支冲锋枪的水平，普通步兵使用的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用的迦兰德式步枪。远征军的老兵回忆，“我们新38师源自老税警总团，在税警总团时代，我们配备的武器装备是比当时其他国军来得先进，使用捷克制的步枪和机关枪。我们到了兰姆伽整训后，美军就把我们的装备换装成美制。在国内的人不知道，以为美式的装备一定比原来的好，其实不然！因为美国给我们中国驻印军的装备，都是美国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库存货，原是美军已经不要了，是要报废的武器。我们在实弹射击练习时，都发现用美援的步枪，在射击时往往打不准！因为枪的准星和仪表针都松掉了！但是美军的后勤能力很好，美军把枪发给我们以后，美军的后勤人员经常开着一部车，它好比等于一个小型兵工厂，他们到驻印军各单位来，若是武器有缺失，他们马上为我们维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步兵对步兵打近战，远征军未必能占太多的优势。
但进攻的中国兵根本就没有靠近日军阵地的企图，他们采用的战术是用炮弹将日军阵地周围的植被炸光，然后用迫击炮将暴露出来的日军工事摧毁。如果日军逃跑，则中国步兵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正等着他们。
没有了炮兵的掩护，日军步兵只能趴在地上挨打。等到日军发现即便对只有一个狙击兵据守的阵地，远征军也会砸过去几百发迫击炮弹，这种最初的诧异就变成崩溃的感觉了。
孙立人是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材生，美国军事教育的特点就是用火力代替人力，孙将军的老师们可以安心了。而远征军也确实有这样打的底气——中美联合工兵部队信守诺言，他们在远征军步兵身后迅速展开修路工程，保证公路通车“到前线不超过一天路程”的地方，史迪威并动用运输机为孙立人运输弹药。因此，新38师在和日军的战斗中毫不吝惜炮弹。
第40节：胡康谷口(4)
说起来，这也可以算是孙立人个人的复仇之战。在淞沪战役中，孙立人曾被日军炮兵击伤，险些丧命，其负伤详情，直到晚年才得以大白。原来，当时孙率领税警总团第2团坚守蕴藻浜阵地，由于日军炮兵占据压倒优势，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杀伤，税警总团官兵即在炮弹不断爆炸中顽强抵抗。一天，后方送来一批地雷，孙立人听说后前去验看，正低头看时，一颗日军炮弹在头顶爆炸，弹片如雨，当即将孙将军和几名随员击倒，孙背部负伤13处，由宋子文亲自安排送往香港动手术治疗才得以生还。
现在，轮到孙立人可以用绝对优势的炮火“蹂躏”日军了，真是风水轮流转。
日军的炮阵地尽管被连续命中，但始终没有发生弹药的殉爆。日军的炮兵被打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弹药不足，吃亏在没有那么多的炮弹。如果有充足的弹药，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所属炮兵身经百战，也绝对不是好惹的。
要说日军对缅甸战场的后勤支援，可说不遗余力。按照丰臣秀吉先取中国后取印度的战略，缅甸是日军大陆战线的箭头。与德军会师于幼发拉底河分割世界，也是日军少壮派将领一直在叫嚣的理想。日军在南洋和印度支那的胜利，取得了当地丰富的石油、橡胶、金属矿藏，也取得了西方国家在当地建立的工业设施。缅甸本身也是稻米产区，因此，缅甸日军的供给，一直和关东军一样让人羡慕。缅甸的日军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一人发三身带细长翻领白色衬衫的细布夏季军服，享受着每天饱餐白米饭，饭后热带水果的优厚待遇，这样的好日子在日本本土都难以想象。
在胡康河谷一线，由于日军预料到中国远征军的反击即将开始，因此，在胡康—孟拱河谷的孟关、瓦鲁班、加迈、孟拱四大据点，囤积了大量弹药物资。中国军队攻占日军据点后通常缴获甚丰。然而，从孟关到新平洋前线，物资就很难运上去了。无论是胡康河谷的南入口打洛，还是北入口于邦，到孟关都没有像样的道路。过长的补给线仿佛一根拉得失去了弹性的皮筋，很难支撑两个联队日军在前线的战斗。
远征军这一战，在国内被作为“于邦大捷”广泛宣传。
然而，如果看真实的战史，于邦周围的战斗，远征军打得并不像新闻报道那样精彩。此战，日军参战的步兵第56联队第三大队伤亡较大，战斗减员较多，但伤员大部后送收治，战死者不多，骨干仍在，仍保存较强的实力。而真正在于邦周围的日军遗体，不到两百具。远征军新38师师史中提供的材料称：“是役，计毙敌经查明者，有管尾队长以下军官11员，士兵173名，均遗尸于阵内”。这个数字与国内宣传的战果“毙敌2500人”相去甚远。
而且，战后日本军方曾形容此战中方对外宣传的战果为“白发三千丈”，即想象夸大甚多。其原因是据日军自己的记录，直到2月中旬，于邦仍然在日军手中。
第41节：胡康谷口(5)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孙立人率领新38师投入战斗的这块地域，西侧是远征军在胡康河谷谷口的大本营新平洋，东侧是日军依托左侧的万塔格险峰和右侧的大龙、大奈两条河流构筑的一片大纵深防御阵地，形状如同一把蒲扇。在日军的地图上，于邦正位于扇柄的位置，几乎就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的前沿；而中方的地图上，于邦位于很靠近新平洋的地方，在大龙河西岸，与日军标出的于邦隔了大龙、大奈两条河流。
实际上，这只是双方音译的一个不同而已。中方所说的于邦，英文名为“Yupbang Ga”；日方所说于邦，英文名为“Yaungbang Ga”，发音十分相似，均为缅北的小村落（有资料称是无人的林空，但丁涤勋等的回忆中有日军烧当地老百姓房子的内容，因此显然并非无人区）。日方所说的“于邦”，中方称为“腰班卡”，在于邦东北40英里处，的确是2月下旬才打下来的。
事实上，腰班卡还不是被孙立人所部新38师独立打下来的，守在此处的是日军第55联队一部，在正面和新38师交手时，侧翼突然遭到廖耀湘率领新22师的迂回攻击，两面受敌的日军招架不住，才放弃腰班卡向孟关败退。
攻占于邦的同时，远征军新一军的另一个主力师——廖耀湘的新22师也到达了新平洋。这时候，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史迪威与孙、廖两师长商议后，决定部队分兵两路，打开胡康河谷，夺取日军18师团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孟关。
胡康河谷西口被万塔格山分为南北两路。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由孙立人指挥部队攻击北路日军，从于邦向前突破日军筑垒阵地，攻取其后方要点腰班卡和太白家，尔后向孟关前进，当面之敌主力为日军第56联队。廖耀湘指挥部队攻击南路日军，首先解拉加苏之围，而后攻占日军要点打洛镇，以控制打洛盆地，当面之敌主力为日军第55联队。
相对来说，北线道路条件稍好。但孙立人用了两个月，才逼近腰班卡。
老实说，从于邦到腰班卡，只有40英里，远征军却打了将近两个月，应该说战绩实在不能算好。孙立人那个不太好听的外号“慢慢地”，就是从这时候叫起来的，意思是他的进攻作战总是进展缓慢。
这倒也不是完全的调侃，在印度经过训练的远征军部队，作战常常通过完善的火力准备摧毁对方工事，然后有条不紊地控制各个要点，有鲜明的美式部队风格。这样做，伤亡小，把握大，但美军有的毛病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对后勤依赖严重，消耗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总是把架势拉开再打，很容易和对方打成“顶牛”，即便击败敌军也很难打出歼灭战来。抗战末期，日军发动雪峰山之战，洞口要隘失守，中国方面紧急调动新6军从缅甸空运湖南增援，但是最后把反攻的主力还是定为了18军，而以新6军为预备队。原因在于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认为按照新6军的作战计划实施，结果很可能就是平推过去，将日军“推”回进攻阵地而已，收复失地没有问题，战果却不会很大。结果，第18军翻山迂回，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与正面节节抵抗的第74军形成锤砧之势，在新6军和其他部队的配合下，歼灭来犯日军26000余人，史称“芷江大捷”，这也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后一次大会战。
第42节：胡康谷口(6)
孙立人在于邦战役之后最初的打法，就是这样的平推战术。面对日军预设阵地，先摆开大炮轰击，轰完观察，如果还有活的，再轰。真轮到步兵冲锋再碰上鬼子，那属于事故。
他的老部下曾经评价过，说孙立人素来爱护部下，不喜欢打人员伤亡大的仗，是真正的“小兵之父”。
但是，这样一来，进展自然就慢些。
火力对日军并没有占到绝对优势。第18师团拼命将炮弹从孟关总部送到前方，这个师团从四联队普通师团改为三联队山地师团的时候，最主要的改进就是增强了炮兵配置，因此与新38师的炮战虽然处于下风并不是无力还手。而日军步兵经过新平洋、于邦两战，也领教了远征军强大的正面攻击力，于是采取了新的方法对抗这种美式作战方法，这就是完全的分散布阵，大纵深防御，最大幅度地减少每个阵地的守军人数，同时最大幅度地增多支撑点的数量。日军在散兵坑和隐蔽部里顽强组织抵抗。每当某个单独的火力点的机枪手被打死后，另外一个士兵就会从丛林里冲过去代替他操纵机枪。第18师团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确有骄横的本钱，在于邦周围，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攻击，新38师才把他们所包围的每一个地段里的日军肃清掉。
此外，日军在丛林中大量部署的狙击手再次奏效。两个月中，远征军伤亡的连长级军官就达55个。
这段时间，可算是孙立人在缅北作战中最为沉闷的一段了。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孙立人完成了两件事，对此后远征军的作战起到了脱胎换骨的作用。
第一件事，他与史迪威商议利用美军控制的克钦族游击队，开展对缅北日军的谍报工作。史迪威接受了孙立人的建议，任命原搜索营指挥官潘德辉为克钦族突击队副总指挥，负责广泛收集日军在缅北的布防、后勤等情报。
克钦族又名山头人，是缅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民风彪悍，尚处于原始社会。史迪威对这些土著民族的作用一直很是重视，1942年曾派出一名叫做凯夫勒的上尉军官负责组织克钦族的敌后游击队，称为“Kachin Ranger”。由于美军采用了悬赏重金的方式鼓励克钦人袭击日军，克钦族游击队曾在日军背后造成极大影响。
但是克钦族原始的社会形态使他们对这些20世纪“文明人”的战争不明所已，而日军也在努力争取克钦族人的支持。因此，经常有克钦族人同时攻击远征军也攻击日军，而后分别到双方领赏的现象，让双方都头痛不已。
潘德辉的加入，使远征军对于争取克钦族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不仅局限于组织骚扰性的敌后攻击，而且利用克钦族可以轻易深入日军腹地的特点，收集了大量有用情报。这些情报，对远征军此后多次对敌后进行的迂回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潘德辉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在孙立人军中本来地位超然，属于军统局派来的监军之流人物，却专心于对日作战，完全没有起到监视孙立人的作用。实际上，从后来的情况看，潘德辉简直就是孙立人最核心的嫡系，从军统局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完全失败。1955年，孙立人因郭廷亮兵变案被软禁，老部下纷纷被捕。从现在披露的档案来看，这一兵变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目的无非在于彻底消除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中的影响，以便蒋介石更好地控制军权。因此，审问中主要的内容就是诱供。潘德辉当时也在被捕之列，审问他的是“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毛惕园与潘德辉同出军统，认为他不会死保孙立人，因此对潘软语道：“你与总裁乃是同乡（潘与蒋介石都是浙江人），你自然知道应该跟着哪边走。”不料，潘冷笑道：“这样说来，贵同宗现在北京做国家主席（指毛泽东主席），你也自然知道应该跟着哪边走。”把毛惕园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潘德辉关了小号。
第43节：胡康谷口(7)
其实孙立人对潘德辉颇为严厉。一次，潘德辉遇到一批曾烧杀抢掠过华侨的地方武装，当场将为首者处死，孙立人不了解情况，曾当即把潘抓起来，差点儿枪毙。
这只能说是缅北血战中结下的生死情谊了。
由于中美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并广泛宣传日寇的残暴，使日军在当地克钦族人中的影响渐渐衰微，可说是断去了日军一臂。战争后期，当地的克钦人基本都成了中国军队的耳目。
孙立人所作的第二件事，就是对战术进行了总结，并认定单纯依靠美军的标准战术，即便有充足的火力兵力，在丛林中作战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孙决定在战术上重拾东方兵法的精要——对敌军实施大范围、远纵深的迂回，来瓦解日军的筑垒抵抗。
事实上，孙立人的思维很是超前，直到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依然死抱着依靠火力平推的战术打丛林战，结果在胡志明面前磕碰得鼻青脸肿。
1月中旬，孙立人命令所部第113团从于邦向左侧行军30英里，从日军阵地左翼远方绕过其防守地域，直插日军背后的补给中心——太白家。
这一仗，中国军队在丛林中穿行近百英里，貌似舍近求远，但战果辉煌。猝不及防的日军被迫放弃太白家，远征军在此处缴获大量日军辎重。接着，新38师继续向敌后猛插，直取日军这个扇形阵地的总枢纽——腰班卡。日军在腰班卡和于邦之间的防御阵地至此失去了意义，日军纷纷穿越新38师的迂回路线向东撤逃，退回孟关，以免被中国军队包围。
这一次迂回的成功，使孙立人信心大增。此后的日子里，孙立人将这种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几成经典。不过，他的部队到达腰班卡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日军——另一支远征军的部队已经占领此地多时了。
这支部队就是廖耀湘的新22师。
廖耀湘怎么会出现在腰班卡呢？这的确是有点儿令人奇怪。
那还用问吗？也是迂回过来的……
第44节：打洛之一(1)
第 六 章
打洛之一
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是远征军驻印部队第二个进入战场的师级指挥官。他的到达，意味着远征军向胡康河谷日军的进攻，将在南线展开一个新的攻势——这里，是史迪威分配给新22师的作战地域。
廖耀湘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为人所知，很多人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国民党将军，还是在电影《大决战》之中。《大决战?辽沈战役》中那位面孔白皙、文质彬彬，总戴着一副白手套的九兵团司令长官，是解放军元帅林彪的好对手，那种冷峻而带点儿阴沉的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采访到一个在新22师当过军官的老兵，对方说一看电影就愣了：这就是廖耀湘啊，让他本人来演也就是这个样儿啊！根据老人的回忆，廖耀湘其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湖南人外表带一分文气，实际上打起仗来十分凶狠。廖耀湘平时话不多，但御下极严，跟他在一起，总让人感到一种阴冷的感觉。这个人还特别傲，看人爱翻着眼睛看，尤其是一群国民党将军在一起的时候，廖耀湘的傲慢就越发明显。
不过，辽沈战役其实是廖耀湘走麦城的一战，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轨迹。作为军人，廖耀湘最灿烂的时光，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在1944年反攻缅甸的战役中，他率领的新22师打出了“虎师”的威名。
最窝囊的时光，也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比辽沈战役中还要窝囊。
他最窝囊的一次，就是1942年从缅甸向印度撤退的时候。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虽然被俘，但毕竟是在解放军面前实打实地打了败仗，但从缅甸的撤退，基本上是连鬼子的影儿都没见着，上万部队就在野人山中走散了，大批英勇善战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却因为病饿而死。廖耀湘的部队是和杜聿明的总指挥部一同翻越野人山的，从山中走出的新22师比打了败仗的部队还要凄惨十分，靠着孙立人新38师的接应才到达兰姆伽，此时，新38师的美械化训练已经开始了。
也许因为到得晚，史迪威在分配武器物资的时候，总是有些偏向新38师。之所以如此，大约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廖耀湘和史迪威的关系，不如孙立人好。
或许因为喝过洋墨水，又深受上峰信任，这个戴眼镜的将军几乎是一个中国版的“醋性子乔”，桀骜不驯的他和同僚的关系一贯不好。奇怪的是，唯独同样傲气的孙立人好像和他没什么冲突，据说是因为两个人在印度经常一块儿挑战史迪威，并肩打出来的交情。
尽管两个人都挑战史迪威，而且史迪威由于他们的善战而容忍这种挑战，但史迪威明显偏爱孙立人多一点，因为孙是弗吉尼亚军校出身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熟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的劝说或反对，通常都让史迪威感到正打在点子上。反过来廖耀湘虽然也是留洋出身，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高材生，史迪威可以讲英语，可以讲中文，唯独不会讲法语，所以两个人的沟通多少有些问题。而廖耀湘典型的“湖南骡子”脾气，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样一路吵下来，结果是史迪威对廖多少有一点不太喜欢，落实到作战上，就是对廖不太信任。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但将军的成败，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廖耀湘进入缅北以后，用战绩让史迪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法国军校毕业的廖耀湘却有着和法国陆军截然不同的作战风格。二战前的法军崇尚“守势至上”思想，迷恋阵地防御战，因此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但廖耀湘在攻击的时候，却锐利得如同一口军刀。也许因为1942年的撤退给廖耀湘留下了太惨痛的回忆，从印度打回缅甸的新22师气势如虹，以善于中央突破，进攻坚决著称。新22师因此战绩辉煌，但伤亡也比较大。“一将功成万骨枯”或者“慈不掌兵”，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军事将领。相对来说，孙立人的新38师就打得更为灵活和依靠火力优势。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胡康河谷之战中，医院的伤员大多数来自新22师，而新38师要少得多。远征军新38师绰号为“鹰”，新22师绰号为“虎”，从伤员数量也可以看出两支部队不同的作战风格。
第45节：打洛之一(2)
然而，新22师那些付出牺牲最大的下级官兵，却极少有对廖耀湘不满的。那些从野人山九死一生走出来的老兵，或者从四川换掉草鞋就坐上飞机来到异国他乡的新兵，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打开了缅北日军一道道险关。他们的墓碑无言地留在了异国，活着的继续前行，义无反顾，美军准将梅里尔称，新22师是“最有朝气和信心的中国军”。并不是中国军人轻视生死，实在是我们被人家欺侮得太久了。只要能出一个带着弟兄们打出国威，报仇雪恨的将军，中国人从不缺乏勇敢和牺牲的精神。
新22师投入缅甸战场的第一战，就是进攻——用猛烈的进攻救出在拉加苏被围的新38师部队，然后打开胡康河谷的南口。
不过，新22师的反攻第一仗，给人的感觉不像虎，却更像一只狡狐。
确切地说，是他的先头团指挥官，第65团团长傅宗良上校更像一只狡狐。
新22师共辖三个团：第65团、第66团和第67团。1944年1月初，第65团已经到达前线，廖耀湘指挥新22师师部和第67团全部、第66团一部正在向新平洋前进，史迪威随即一面催促廖耀湘带领师主力和炮兵部队尽快赶上，一面下令新38师继续沿北路向胡康河谷内攻击，一面下令第65团进攻拉加苏，解救被困部队第112团第三营。
耐人寻味的是，史迪威没有等待廖耀湘，而是命令孙立人直接指挥第65团！
此时，对中国远征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日军在缅甸的高级将领，此时对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的防御并没有增援计划。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的眼睛天天盯在印度东部地图上，幻想调动重兵一举攻占英帕尔，扶植鲍斯建立“印度独立政府”。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正在缅北进攻的中美部队釜底抽薪，这次“乌号”作战已经如箭在弦上，不但不能提供援军给第18师团，而且几乎所有日军运输部队都被抽调到英帕尔这个方面。不过，第18师团在两年前的追击战中从英国人手里，缴获到了数百辆卡车——杜聿明在撤离时下令焚毁所有车辆，日军未能得到中国远征军的车辆——这些车辆并不属于日军运输部队而直属于第18师团。但是，此时的天空却成了中美军队的控制领域。在缅甸的日军第5飞行师团力量遭到削弱，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同时，飞机质量上也已经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它的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全面逊于盟军，而且受命只能准备全力配合“乌号”作战，不允许在其他方向浪费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能突破日军防线，但盟军控制了胡康河谷的天空，P-51战斗机开始成群结队在战场上空游猎，日军从加迈到大奈河前线的补给线经常由于遭到大规模空袭而瘫痪。根据《中国驻印军缅甸战记》记载，在这段简易公路上，数不清的便桥被摧毁了又修好，修好了又被炸毁，日本工兵顽强地试图把物资送上去，但许多卡车还没接近战场就在简易公路上烧成了焦黑的架子，有时上面还有萎缩的人体倒挂下来。
第46节：打洛之一(3)
所以，前线日军的日子已经很难支撑，战斗力大降，打起来很容易形成敌退我进的局面。这是一场必胜的战斗。哦，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进攻，就是这样“推”过去的。
然而，这位傅宗良上校却把一个必胜的解围战，打成了难测结果的远距离奔袭。
拉加苏在新平洋的西南，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中，对第65团的命令是沿大奈河右岸直奔拉加苏，与被围的第112团第三营里应外合击破日军围困，然后突入胡康河谷南口，合力向东南方打洛镇方向攻击。战斗打响后，傅团长带着第65团到达大奈河畔的康道渡口，却没有沿着河向拉加苏方向打，而是渡过大奈河，到了它的左岸，沿注入大奈河左岸的支流百贼河，一头朝东南方向日军的腹地深深地扎了下去。
不按照作战计划来打仗，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国军中实在太多了。敌人从东面来，我需要向南方迎战，敌人从北面来，我坚决向西方挺进！国军前线将领总是有比命令更好的作战方案。无奈，更好往往是好的死对头。善于保存实力的国军将领们，用五花八门的招数让你看到战报在写，时间在走，就是没人给敌人迎头痛击。熟悉国民党军的史迪威对于这类怪异的举动早有防范，干脆严格命令“不准迂回穿插”。
史迪威是军人，当然不会和“迂回穿插”这种事情过不去，他担心的是廖耀湘的部队会回避战斗。
傅宗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了这么一手，可以想象史迪威暴跳如雷的样子。然而，远征军的中国军官们却很快松了一口气：傅宗良穿插进去以后连连告捷，日军在整个胡康河谷南口的防御连根摇动起来。
我很怀疑傅宗良这个违背命令的做法，和孙立人担任此战的指挥官颇有关系，虽然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傅宗良是独断专行。这是因为第65团这一战中的奔袭，和孙立人的作战风格太相似了。第65团渡河的地方康道渡口，在大奈河与险峻的万塔格山交汇之处，傅宗良率部沿着万塔格山南麓，一直朝日军纵深挺进，大有将胡康河谷南口的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与日军主力切割的势头。日军阻挡不住，慌忙放弃对拉加苏的围攻，匆匆后退，但第65团和日军对阵一场之后，主力又失踪了，等他们再次出现，已经是在打洛近郊！
如果说万塔格山是一根鲠在胡康河谷西端的骨头，万塔格山南北的于邦和打洛，就分别是这块骨头两边的软组织。史迪威认识到这块山势险峻的骨头不好啃，他的计划是同时从万塔格山南北两路进军，向这两块软组织切割下去；而日军的布防则是用层层工事和狙击手，把这两块软组织变成两块滚刀肉，最大限度地迟滞远征军的进攻。然而，傅宗良的攻击却独出心裁——他没有去啃骨头，也不去碰滚刀肉，却试图从骨头和肉接触的地方一刀砍进去，把它们分开。
傅宗良不是找借口回避进攻战，而是用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兵法“围魏救赵”。他这一击，正打在日军的软肋上，南线日军的防御，立即就动摇了。
第47节：打洛之一(4)
这个主意不坏，但想到修改作战计划会引发史迪威怎样的雷霆之威，傅宗良的胆量的确够大，至少他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打不了胜仗，史迪威有枪毙了傅团长的可能。
可是，傅宗良还是按照自己的打法来打了。远征军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日军也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东方的战争该怎么打，或许还是东方人最明白。
远征军中有人曾这样回顾傅宗良的穿插作战：
傅宗良方案既定，便于1月6日命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第6连邱中岳部随团部行动），在康道占领阵地守住渡口保护渡河器材，搜寻警戒，直接归孙立人师长指挥。另令第一营为前卫，团部、直属部队和第6连为本队，第三营为后卫，即从康道渡过大奈河，然后沿其南岸，爬山过岭，挥刀开路，向打洛秘密前进。因途中于1月9日在20R路标处进行休整，并实施空投补给，遂使部队行踪被日军侦知。
1月11日下午，在空投场西边担任警戒的第三连前哨遭到日军一个排的偷袭，傅团长即令第6连向西北方向1176高地搜索，该连尖兵排长吴如冈在一条谷地里发现日军的足迹和粪便，因足迹到此为止，判断日军可能是从左前方小径上山去了，以致谷地足迹消失。连长邱中岳得报后即赶来侦察，见半山间出现猴群正沿小路上山，遂尾随猴群上山，将近山顶猴群纷纷上树，邱中岳观察猴群动向及四周环境，判定山顶有日军，遂令吴如冈排停在现地严密警戒；另派第一排向山后迂回，走在先头的两名侦察兵，刚由半山腰起身向山顶上爬，便遭到隐蔽在山顶上日军的狙击手射击当场阵亡。连长令第一排占据半山腰断敌后路，并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便吴如冈排从右翼去包围山头的敌人。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至13日晨，将占据1176高地北端之敌小队长井泽觉中尉以下官兵39名悉数击毙，缴获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具、手枪一支、步枪20支。邱中岳连也伤亡班长张孝宗等七人。
日军记载中，把这一战称作“湾曲之战”。因为大奈河与百贼河合流之处，恰好有一个大大的弯曲。井泽中尉指挥的是第三大队在这里派出的警戒分队，他们奉命在大队主力北面远端建立一个警戒阵地。由于新22师部队多是百战老兵，这个警戒分队的日军无一幸存。从缴获的报告看，虽然他们发现了第65团的行动，但是因为警戒阵地在拉加苏后方整整九公里，日军误以为来袭的是少数中国渗透部队，因此连警报都没发出，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这些胆大包天的中国狙击兵。估计日军对于在如此隐蔽而险峻的阵地被奇袭一定十分纳闷，到死恐怕都在琢磨中国人怎么摸上来的。当然，他们肯定想不到是猴子给中国兵带了路。
当傅宗良的部队在康道渡河的时候，井上咸大尉所属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正在拉加苏进退两难。根据他在《大奈河湾曲部的战斗》一文中的记述，日军是得到当地那嘎族人传来的“凶报”，才得知井泽分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井上咸是这样回忆随后的战斗的：
第48节：打洛之一(5)
“敌军重兵从未曾预期的方向突然出现，冈田大队长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拉加苏方向留下了第8中队（中队长福田秀良中尉）与中国军队周旋，将主力回收，向敌军渗透的方向疾进，迅速控制百贼河南岸高地。当时大队的兵力，前一年经过改变从四中队制改为三中队制。将福田中队留在拉加苏附近后，就算加上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兵队，和敌军对阵的总兵力也不算充裕。”
拉加苏之围不攻自破。
虽然如此，日军大部队的增援还是拖住了第65团的脚步。
由此可见，在有地形依托的情况下，日军的抵抗还是十分顽强的。史迪威的平推战术，在丛林战中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史迪威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其实也对这样的战术颇为怀疑，在布置攻击任务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战术称作“掏耗子洞”——日军一个个部署在丛林中隐蔽而密集的机枪巢，正像一个个耗子洞，这个活儿可不轻松，中国人不愿意干，美国人，更不愿意干。
也许他布置这样的战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更有效地消灭日军，而是防止他的中国部下回避战斗。只是远征军将士的表现，让史迪威后来赞扬中国有最能吃苦耐劳的战士，只要给他们合理的装备和训练，他们即使不能比美军打得更好，也至少不会比美国人打得差。不知道几年以后在朝鲜长津湖畔被志愿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美国兵，会不会想起史迪威的这个评价来。
信任的建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也是相互的。从于邦的孙立人到百贼河的傅宗良，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战绩建立着这种信任。史迪威也在同样努力地建立着这种信任——新平洋小盆地上新修了一个小型机场，天天都有联络机在此起降，里面坐着情报员或联络官，有时孙立人等将领也会随机视察前线，而返航的飞机通常则会带回危重伤员，伤员一下飞机就马上住进这里的总部医院，许多伤员就是因为跑赢了流逝的时间而得救。这种情景，几十年后很多远征军老战士依然记得，这种从未有过的待遇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和傅宗良对峙的时间里，日军紧急调动后方的补充兵充实到第一线。然而，井上大尉看到，这些本来正在进行训练的补充兵因为仓促上阵，用的都是充作教具的老式步枪，这些枪因为太过陈旧，连枪上的菊花徽都被拆除了。这些日军补充兵的枪有些不得不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一次双方小规模的战斗之后，看到被迫后撤的日军拿着这样的枪，中国兵哈哈大笑。
正常情况下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力要超过国民党军一个团，豫湘桂战役甚至能够打中国军队一个师。但那指的是中国战场上连中正式步枪和巩县兵工厂出产的手榴弹都配不齐的中国军队。像第65团这样连长、排长都带着航空地图，随时可以呼唤飞机来轰炸的中国军队，这个概念显然不适合。
井上咸大尉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其后，不祥的预感得到证实。1月25日，中国的春节那天，中国远征军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前进阵地和主阵地之间，并将其切断。井上咸大尉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第49节：打洛之一(6)
“长尾中尉指挥的前进阵地与本部之间被敌军侵入，双方的联络中断。与此同时，敌军大部队绕过正面阵地，从阵地东侧南下，包抄我军侧背。看到这种战局，大队的指挥官们立刻意识到必须尽快打通与长尾所部的联系，带上他们迅速后撤，否则难免灭顶之灾。”
插入日军两部之间和迂回敌后的，为第65团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他们本来留置在康道守护渡口，但全营求战心切，经傅宗良请示史迪威和孙立人，将该部作为生力军投入对日军第三大队的攻击之中。尝到迂回作战甜头的傅宗良，没有把第二营一千多名战士像添油一样加到进攻正面，而是命令他们穿过渺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向百贼河南岸日军阵地的后方穿插。
不过，此时，第65团的指挥权已经还给了廖耀湘，这位将军立即批准了傅宗良的计划。在国内战场，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不敢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敌后穿插，第一是因为部队主官缺乏控制下层兵士的能力，第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
在缅北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可算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控制力最强的部队。以新一军为例，官兵的思想非常一致——为归国而战。能够有这样一致的思想，一致的向往，使这支部队产生了一种知道为何而战，紧密团结的灵魂，这恰恰是很多脱胎于军阀部队的其他国民党军所缺乏的。这个灵魂使新一军的战斗力在缅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隐含了这支部队在内战中失去抗日战场上活力的原因之一。所以，新一军敢打穿插。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技术。第65团第二营部队的军官都携带有精确的地图和高效指南针，可以在丛林中准确地找到前进方位。
经过三天艰苦跋涉，24日，第二营准确地抵达日军战线之后的攻击阵地。此时，天降霖雨，第二营官兵裹着雨衣保持静默。新22师使用了很多英军的物资，比如他们的雨衣就很特别——这种英军设计的胶布雨衣，既可以拼接起来作帐篷，又可以将背包放在里面，外面包上胶布雨衣投入水中可作浮具渡河。在日军看不到的隐蔽阵位，一些第二营官兵将雨衣连接起来搭成帐篷，相依而坐，等待天明发起进攻。
王楚英的回忆录中称，“拂晓时分，官兵们在晨曦中迎来了甲申年的正月初一，在一声‘战斗开始’的命令下，12门81毫米迫击炮和36门60毫米迫击炮、16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以及其他轻重武器，便从四面八方射击，不约而同地向敌阵地猛烈射击，爆炸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敌军乱作一团，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数幸存的敌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一个营就有近50门迫击炮，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火力密度。
王楚英的描述可以说真实反映了日军阵地上的混乱。井上咸回忆这次战斗说：“阵地遭到了几乎要摧毁一切的迫击炮集中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前进阵地仍在顽强抵抗。但是，最终，残余的官兵不得不破坏或掩埋笨重的机枪和大队直属火炮，乘夜突围，与本部会合。”
第50节：打洛之一(7)
这一仗日军东乡、大桥两中尉战死，住江中尉负伤，人员损失很大。中方有两个毙敌数字，一个是280人，一个是691人。从日军兵力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此战，井上咸写道：“强行突围的时候，无法动转的重伤员被留在战壕里，上面盖上一块帐篷，再压上草和树叶作伪装。面对这些伤兵不安的目光，突围的人员说：‘明天早上一定来接你们，请安静地等待。’实际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安慰他们。”
丛林战中，没有战友照顾的伤员大多下场凄惨。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中国军队曾多次发现日军的尸骨堆，有的达到上百人，都是被遗弃的日军伤员，这些没有医药的伤兵在热带的丛林中大多很快死亡，遗骸被蚂蚁吃掉，留下累累白骨，令人震惊。
这一次日军遗弃的重伤员，只能算这些白骨的一个开端。
王楚英称日军冈田大队长重伤爬到河边饮弹自尽。这应该是一个谣传，冈田是在孟关战役中阵亡的，此时并没有死。
然而，冈田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和长尾所部会合后，撤退中的日军第三大队发现，通往打洛镇的道路已经被中国军队封锁，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穿过万塔格山中部的山口，退到北路的腰班卡去。
可是，日军刚刚向这个方向走，前面的路上，又出现中国军队的影子。从前进阵地突围的长尾中尉率部试图杀开血路，却被当头打了回来，自己也负了伤，大队部周围到处都是中国军队冲锋枪的枪声。
怎么办？冈田大队长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第51节：打洛之二(1)
第 七 章
打洛之二
如果按照日军冈田大队长的指挥，第55联队第三大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位大队长一面下令在拉加苏和中国远征军对峙的福田支队立即脱离战斗，从战场南侧绕路，抄小道退往师团总部孟关；一面指挥本部向北猛攻拦路的中国军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在打洛以北控制万塔格山口的马约高地建立防御阵地。
这纯粹是被打昏了头。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有好几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带着大量伤员，而且火炮都在撤退中抛弃了的第三大队，要突破第65团的阻击十分困难。从兵力和士气上看，中方明显占有优势，而且拦截日军的部队在不断增加。更主要的是，从抗战开始，中国军队几乎一直在守、守、守，如果说进攻他们可能缺乏信心，装备了美国迫击炮和冲锋枪的远征军们打起防守来可说驾轻就熟，绝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在缅北作战中，的确很少有远征军守不住的地方。
眼看伤亡不断，却毫无进展，作为大队副官的井上咸向大队长冈田提出了一个先向南再向北，走一个U字形撤退路线的方案。
其实，南线也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师团总部所在地孟关，后来福田支队就是沿这条路撤退的。但是，这条小路多经过悬崖陡壁，福田支队从此撤出的时候，所有重武器都被抛弃，骡马大半摔死。目前第三大队伤兵满营，虽然丢弃了一部分重伤员，但其他负伤较轻的人员显然也无力攀爬悬崖逃生。所以，井上的建议是虚晃一枪，做出南撤的姿态，实际上南行一段后仍然转道北上。马约高地易守难攻，如果控制了那里，仍然可以阻止南线中国军队通过万塔格山北上——第56联队正在万塔格山北麓和孙立人的新38师苦苦鏖战呢。
冈田中佐采纳了井上的意见，日军避开中国军队锋芒，向南撤退。不过，在井上看来，这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如果中国军队缠上来，边打边退的日军在运动中很难控制部队，极可能在连续的战斗中被打散。井上对自己这个方案并不怎么欣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写道：“突围虽然成功，但如果认真说来，这却让我对在战斗中一直绝对信赖的大队长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感觉。尽管我的方案也是深思熟虑所得，但实在没有把握。作为身经百战磨炼的职业军人，在危急关头反而要按照我这个半吊子的速成军人建议来指挥战斗，让我忍不住心中想，大队长不要紧吧？不过，这件事也让我自信心暴涨，感到自己指挥部队绝非难事。”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详细地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认为他们对权威有绝对的服从精神，但一旦感到权威不如自己，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大到对中国“学生打老师”，小到井上因为一个建议被采纳就对长官失去信任，似乎都有这种思想的体现。
看来，在日本，“虚心纳谏”对上级来说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井上的方案的确并不怎么高明。从对峙中撤退并不容易，实际上，现在冈田中佐的对手新22师，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就是在边打边退中跑散了架，以至于这支精锐之师未经过一场决战就全军覆没。
不过，第55联队第三大队运气好得很。中国军队没有追击，日军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脱离了战斗。
只有同时翻看中国军队的战史，才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第65团发起对第三大队的总攻（中方称为百贼河之战）之前，中方统帅部已经下令将傅宗良团长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审判。因此，25日下午，一攻占敌第三大队的阵地，傅宗良立刻将职务交待给副团长罗英，说：“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26日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等待处分。中方内部的这一场风波使前线的指挥出现混乱，因此未能抓住战机对冈田大队进行有力的追击。
王楚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驻第65团美军联络官艾伦中校，一向同傅宗良不和，现见傅宗良不遵从史迪威的命令擅自变更进军路线，便向史迪威揭发其事。史迪威未经查证，就电报重庆告傅宗良抗命，请将其调回国内惩处。蒋介石遂电令廖耀湘：据报，傅宗良擅自变更进军路线，显是敌前抗命，着解回重庆法办。在此之前，史迪威已将他给蒋介石的这个电报副本发给了廖耀湘。”
傅宗良团长被撤职的命令发于何时，王楚英没有交代。但我手中有一封廖耀湘写给傅宗良的信，内容如下：
宗良我兄青鉴：迭获捷讯，感奋全军，方期迅奏扫荡打洛成功，乃史迪威将军来，气度狭小，听信谗言，坚令立即将兄另调。气恨莫名，本拟决裂玉碎，又以全师整个前途攸关，强自抑压，故特派副师长亲自前来，当面商讨一切。军长昨日来列即回重庆。弟必将史历次决心变更行动等笔证，命令指挥不遵系统，与我决心处置实施经过、战果等情呈报军长转呈委座。希兄暂回部一转，面谒军长，部队指挥暂交罗副团长负责，预令争气速清扫残敌完成任务为（要）。兄所述美方进谗言之克伦，弟亦已要求撤回。兄荣誉职位有弟及军长尽全力作主，不必受刺太烈。在此意外拂逆之时，应心平气和，立定奋斗至最后一分钟之志向，亦不可以诿气也。现由副师长面达，南望浴血战斗之全团官兵，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矣。手此敬上。顺颂勋祺。耀湘手书元月二十日夜
第52节：打洛之二(2)
从签署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1月20日，可见在百贼河之战前，傅已经被免职。廖耀湘在信中对傅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与对美方的不满，颇能体现这位绰号“湖南骡子”的将军的性格。这段文字，笔迹遒劲但多处有漏字补充，可见廖耀湘写信的时候情绪颇为激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没有标点符号，可算当时中国文书的一个特色了。文中所提“军长”即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实权但深孚众望，此时正即将飞往重庆述职。孙立人曾说自己一生最敬重的长官有两位，一为宋子文，一为郑洞国。廖耀湘的信中，也表现出了前线部队对这位军长的信赖。文中提到的副师长，即当时的新22师副师长李涛，这封信就是廖耀湘手书，交李涛带给傅宗良的。
王楚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不过，王楚英可能没有看到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所以并不知道廖曾建议傅宗良首先回到师部与郑洞国军长沟通，这显然对傅保住职位非常重要。然而傅宗良并没有从命，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打完百贼河之战后才返回师部。
这可能就是职业军人与“懂官场”的军人之区别吧。
对这个时候回到师部的傅宗良，廖耀湘组织了夹道欢迎，让这位满身战尘的团长怨气全消。不过，估计廖耀湘私下也会有些哭笑不得：正月十五拜门神，军长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还回来干吗？
而这个时候，史迪威却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
史迪威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王楚英回忆史迪威在百贼河前线见到了傅宗良，这是不确切的，估计是年代久远引起的误记。因为前一天傅已经离开所部了，直到打洛之战，第65团的指挥官都是副团长罗英。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第53节：打洛之二(3)
傅宗良撤职事件引发的中美矛盾，在史迪威亲赴前线考察后烟消云散。这件事虽然耽搁了歼灭日军第三大队的时间，但是对中美双方在远征军的合作与相互信赖有极大的促进。史迪威其人，虽然缺乏温情却是个光明磊落的老军人，知错认错，毫不犹豫，在中国官兵中受到普遍的赞赏。
此后，史迪威也开始动迂回这种东方兵法的脑筋了，后来在密支那和英多（Indaw）打出的两翼齐飞，就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傅宗良后升任新22师副师长，抗战结束后一度担任青年军第207师第一旅旅长，他对内战兴趣不高，解放战争中寻机去台湾任职，总算全身而退，没有落到被俘的下场。
解决了内部的不和，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也有翻译为“大洛”、“达罗”的。
打洛，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对此地，有打洛镇、打洛村，以及打洛平地等不同称呼。有的文章提到远征军在缅北经过的打洛等地并无人烟，只是一块林中空地，到底当地是怎样的情形呢？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介绍他的时候，友人本来称他为“吴班端”，我凑趣恭维了一句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是一个家族的。结果颇为尴尬，班端先生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明白，缅甸人实际上没有姓，“吴”是类似于德语中“冯”，或者西班牙语中“唐”的尊称而已。如果硬要说它是姓，那缅甸人都是吴丹秘书长的亲戚了。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当地人之间也经常爆发血腥的战斗，比如那嘎族人，就以砍人头著称。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远离丛林。在部落的仇杀中，也有人会暂时躲进丛林藏身，但没有人会追进去——不久他自己就会出来的，或者，永远也不会出来了——热带丛林的瘴疠对当地人一样致命。
这一点，孙立人的胆量比当地土著还要大，他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指示部队：“唯有放胆进行密林开路，实行对敌大迂回包抄，才是两全上策。具体做法是，以适当兵力从正面佯攻，另以主力部队秘密潜入从未有人走过、而敌军又不曾设防，也想不到要设防的密林中，以缅刀披荆斩棘，跨越高山开路前进，攻其侧背，断其补给，动摇其军心，最后对凭借天险、工事顽抗之敌，实行前后夹击，将其消灭。”
第54节：打洛之二(4)
不过，孙立人的大胆并非莽撞，为了实施丛林穿插，他曾与史迪威反复研究。史迪威为此责成美方负责部门，为中国远征军全力提供丛林作战所需的热带病预防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远征军官兵，竟然在注射预防针时出现晕针现象，倒成了一件战场上的花絮。
穿越丛林的大规模穿插战法，在缅北丛林中打中了日军的要害。田中新一凭险设置的多道防线，都是在这种穿插中瓦解的。
与孙立人这一战术可以媲美的，是“黑土地之狐”林彪创造的攻城术。在解放战争初期，缺乏大规模攻坚经验的共产党军队，曾多次受阻于国民党军在城市中组织的街巷防御战。林彪本人就曾在四平吃过陈明仁的亏。经过四平之战，爱琢磨的林彪终于想出了攻坚的妙招——他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攻城时不走街道，而是从建筑中开路，遇房拆房，遇墙拆墙，强行打开新路直取敌军要害。这样一来，敌军部署的巷战工事就都成了摆设。在进攻天津、锦州的战斗中，林彪的部队依靠这种战术，使号称“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崩溃。此后，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对林彪闻风丧胆，很少有据城顽抗的勇气了。
虽然林、孙两人并非一个阵营，但军事才能上的亮点，却颇有相似之处。
缅北爆发战争以后，当地居民大多逃走，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或南下到缅甸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远征军在缅北作战期间，当地出现畸形繁荣，出现了不少以军营为核心的新居民点。战后，随着军队的离去和中国发生剧烈变化，中印公路封闭，缅北马帮之路不再通畅，打洛和新平洋等地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此后，缅甸政府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不断实施镇压打击，很长时间不重视当地的开发，以致人口锐减，土地日趋荒芜，打洛等地逐渐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地。直到近来，缅甸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合作，重新重视缅北地区，中印公路沿线才开始有了一些发展的模样。班端到日本留学，也是想在日本寻找帮助家乡进行开发的可能。
班端并对缅北存在能吞人的大蛇之类说法表示不大可信。以他的了解，在西堡等地的确野生动物不少，但并没有体型特别大的品种，倒是蚊蝇肆虐，有些可以传播可怕的疾病，比猛兽更加危险。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远征军在缅北的战斗照片背景中，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木质、砖瓦小屋，有佛像的寺院，甚至一些西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看来，缅北虽然荒凉，但并非完全无人烟的地方。
不过，打洛这种“镇子”，建设时只是为了方便居住，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绝非据守之地。所以，日军的记载中，并未在打洛组织抵抗，中国军队攻占打洛，属于“无血占领”。
那么，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绘色的“打洛踹营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只是地点并不在打洛镇，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高地。
第55节：打洛之二(5)
经过几天的跋涉，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终于在2月1日撤退到了马约高地。这里地势险要，井上形容“从马约高地进入万塔格山地，目力所及，都是如同马背一样相连的群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由岛田中尉率领赶来增援的补充兵部队“菊大队”，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得到增强。岛田还带来了师团的指令，下令第三大队坚守马约高地，如果遭到中国军队进攻，要沿着横切万塔格山脉的山路一路进行迟滞抵抗，以掩护腰班卡的侧翼。
与补充兵一同到达第三大队的，还有久违的食品给养。所谓给养，除了饭团之外，副食只有绑成球状的大蒜。尽管如此粗陋，这些在拉加苏被迫从中国兵的厕所中淘洗米粒食用的日本兵还是欣喜若狂。井上回忆：“尽管只有这些东西，把食品分配以后，我和大队长就着烧烤的大蒜果腹，当时那种美味的感觉至今仿佛还在齿间残留。”今天的日本人平时对大蒜的味道敬而远之，超级市场上经常有比普通大蒜贵十倍的“无臭大蒜”出售。看来，这些臭毛病在缅北战场上都是顾不得了。
就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日军东侧月光无法照到的山谷深处，隐约传来咔咔砍伐树木的声音。后来日军分析，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到来，正在潜入谷底。
来的正是第65团第一营。代团长罗英，以第一营紧紧尾随残敌，在1月31日夺取了打洛，此时正在继续向马约高地方向追击，这是他们开路的声音。
不明所以的日军用掷弹筒向有砍伐声的山谷一阵开火射击，之后就听不到伐木的声音了。
或许是山中的土人？日军一面疑惑，一面派侦察兵前去侦察。两天后，侦察兵报告打洛方向可见袅袅炊烟，可能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田中大队长命令把阵地移向一处视野更加开阔的高地（中方称为2134高地）。
然而，就在日军移营的第二天，中国军队的偷袭又打响了。
当时，井上咸大尉正在大队部的隐蔽部里。“我刚想走出去把腰伸直放松一下，周围非常近的地方，忽然传来爆豆般的冲锋枪射击声和敌人的喊叫声。我和大队长几乎同时掏出了手枪。情况很快判明，联队炮阵地遭到一队中国潜伏部队的突然袭击！”
“我从掩体向外看，竟然看到了敌军穿着绑腿的脚！”就在这时，联队炮兵中队的速水大尉赤手空拳跑了进来，报告联队炮兵阵地已经被中国兵攻占。
联队炮阵地就在大队部旁边，担任警戒的筱原中尉抽出指挥刀，带领附近的士兵朝枪声响起的方向扑去，就此一去不复返。冈田大队长连忙组织兵力反击，但另一个方向的机枪中队阵地也被中国军队攻占，指挥官三浦中尉只身逃了出来。这种情况下，日军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迅速脱离战斗，以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好在岛田中尉指挥的生力军拼死断后，扼守住了下山的隘口，总算将大队部保护着撤了下来，但两个大队都损失很大（事后日军将两支部队重编为一个大队，即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仍然以冈田恭为大队长）。”
第56节：打洛之二(6)
所谓迟滞抵抗，如今已经不现实，日军一面逃命，一面感到十分奇怪：刚刚到达打洛的中国军队，怎么对这里的地形如此熟悉呢？竟然能够毫无征兆地同时对几个日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难道美国人有什么先进的测绘仪器能够找出山中的小路？
其实，中国军队所有的，是一个令人怆然神伤的答案。
只因为这支追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新22师，当年正是通过这里败退到缅甸去的。在那次撤退途中，饥饿、疲劳、凶猛的热带疾病，使全师一半以上的官兵倒在了这片荒蛮的丛林之中。当时在杜聿明军长身边担任参谋的邹德安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个一个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
饥饿的邹德安他们是走到打洛后才被美军飞机发现的，得到空投补给，结果没有经验的战士又被撑死很多。有一位战前在南坎开设医院的美国军医戈登?西格雷夫，他在远征军反击缅甸的时候一起进入缅北，并为中国士兵服务。他描述远征军前一年从缅甸败退到印度留下的遗骨时，这样写道：“之前我们看到了不多于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和难民的骨架不一样，好像这些士兵当时并不是死了后，尸体就被遗弃在那里的小路和水坑边的，他们是死在破烂的营地里的。很明显，是他们的同志将他们抬到营地里来试图挽救时死去的，由于活人太虚弱而无力将他们埋葬。”
新22师从打洛盆地撤到印度，又从打洛盆地开始归国之战，就是这样惨痛的经历，让远征军的老兵们对打洛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了如指掌，也让他们能够如同孙悟空一样钻入日军阵地的核心，来一次突然发难。
可以说，日军在马约高地的溃败，背后是那些至死不能还乡的中国士兵血淋淋的诅咒。
马约高地的失守，打开了中国军队横越万塔格山的通道。廖耀湘指挥全师追击，冈田大队败退到腰班卡，新22师的部队也已经尾随而来。腰班卡的日本守军第56联队，因为主力都在北线外围和新38师的部队激战，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个第二大队所属的小仓中队。冈田大队残部和小仓中队在腰班卡村外，对新22师展开了一场仓促的防御战，一排破旧的茅草房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日军此时已经兵无斗志，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小仓大尉阵亡，腰班卡落入新22师手中。此战中方记载，击毙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芋生中佐，实际上芋生是在此后的战斗中阵亡的，并非毙命腰班卡之役。
第57节：打洛之二(7)
此时，孙立人刚刚拿下腰班卡北面的外围阵地太白家，不得不感叹廖耀湘先拔头筹了。
胡康河谷战斗的报告被送到了东京日军大本营（1月19日），曾在大本营任职的田中新一在报告中，为胡康河谷西段未能如预定计划继续坚守一个月而提醒上司，缅北的中国军队与传统中国军的战力不可等同视之，称“敌军兵力火力为我军三倍，有战我而胜的信心……我军损失多出于炮击与白刃战。”
腰班卡失守后，为了避免被围歼的命运，田中新一匆匆将前线部队全部撤出，回缩胡康河谷的行政中心孟关，在那里亲自组织防御。
大本营对18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视，一面着缅甸方面军研讨缅北战局，一面从包括马来亚、泰国等地，抽调部队补充第18师团的损失。
因此，2月下旬，在孟关设防的第18师团又渐渐恢复了元气。此时，中国军队对孟关外围的攻势已经开始。经过调查，远征军指挥部认为，尽管打洛所在的南线存在一条可以到达孟关的小道（即日军福田支队撤退的路线），但无法通行重武器，而且道路狭窄陡峭，敌军很容易设防。所以新38师、新22师将一同从较为平坦的北线出发，以太白家和腰班卡为后方，进攻孟关。由于深知孟关日军防御严密，史迪威甚至动用了他手中唯一的美军部队——“梅支队”投入这场战斗。
梅支队，即美军5307部队，绰号“抢劫者”，是由美国陆军准将梅里尔（也翻译成麦瑞尔）指挥的一支准特种部队，成员均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具备山地丛林战斗经验的官兵，共计2 500余人，装备精良。史迪威决心让他们在攻击孟关的战斗中打出威名。
面对中国军队的攻势，田中新一并不准备束手待毙，他决定发动一次防御性反击来消灭中国军队的进攻部队，以达到在孟关长期坚守的目的。
为此，他决定在孟关之前南比河畔的一片灌木林中设立伏击阵地。这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穿过河床的道路附近，还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那是盟军一年前从这里向印度撤退时留下的。第18师团终止了零敲碎打式的防御，试图在这里打一场会战。
在等待中国军队来袭的过程中，日军专门进行了几次演习，师团的作战参谋直接下到大队一级，指挥官兵熟悉在炮兵直射火力支援下的突击。
按照田中的作战计划，新得到补充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任务十分重要，将在战场右翼实施对被围中国军队的迂回突袭。
3月1日，孟关之战打响。正面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与进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展开激战，第三大队如同预先计划的那样，全部跃出战壕，开始从右翼的丛林中向前穿插，直取中国军队背后。
令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恭中佐意料不到的是，这一次，第三大队却狠狠地踢到了铁板上，以至于连他自己的性命也被送掉。
第58节：孟关之一(1)
第 八 章
孟关之一
2月下旬，中国军队开始向胡康河谷腹地发动攻击，第一个目标就是孟关。
孟关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全面投入攻击，新编第38师从左翼，新编第22师从右翼，向日军展开攻势。打头阵的依然是新38师搜索营。
但是最初的战斗中，兵精将勇的搜索营却打得并不顺利，一交手就阵亡一个连长。随后，担任主攻的新22师也遭到较大损失。
孟关是日军在胡康谷地西段的防御中心，经过补充的第18师团在这里集中主力，利用即设工事严阵以待，双方的战斗打得特别血腥惨烈，几乎每个阵地的易手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日军步兵第56联队第三大队第6中队中队长村田平中尉，在回忆中记录了当时的一次战斗：“2月23日下午2时，接到大队部传达来的命令，内容为：第4中队守御的‘晓’高地阵地被中国新军（即新一军为代表的远征军）攻占，令第6中队速将其夺回。接到命令后，因中国军炮火炽烈，我即决心发动夜袭，安排部下进行准备。我们等待夜暗来临，随即率领两个小队向敌军阵地悄然前进。所谓两个小队，这时不过四十余人。敌军发现了我军的夜袭企图，猛烈的迫击炮弹顿时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敌军的手榴弹也朝我军飞来，但由于没想到我军前进得如此接近，手榴弹多半落在了我军后方。
“这时，我开始大声唱起军歌，各个分队开始应合。这是我们中队夜袭作战中的成例，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快地在夜暗中明白各自为战的各个分队的位置。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我最快地了解到各分队突袭的准备是否成熟，但也暴露了目标。当时，我正单膝下跪，观察敌方的火力点，一发迫击炮炮弹忽然在我右后方爆炸。炮弹的碎片击中我的后脑，使我翻滚仰天栽倒，当即失去知觉。
“看到这一场景，长崎小队长大声叫起来，‘中队长阁下阵亡了！为中队长复仇，我们冲啊！’
“在这一声号令下，中队的所有成员一起发起了冲锋，但小队长也因为暴露目标，脸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中倒下了。这时，敌军的一挺捷克式机枪对我军猛烈开火，第一分队长小林军曹投出一枚反坦克手雷，火光一闪中，可以看到那挺机枪连枪带射手都被掀飞。
“这一夜的敌军，与以往在中国战场遇到的很是不同，他们顽强地用自动火器和手榴弹与我军突入部队死战，中队的很多成员接连被击倒。尽管如此，我军越过战友的尸体仍然抢占了阵地。冲在前面的小林军曹，就在一挺敌机枪的正前方触手可及处被击中，下腹部中弹，他带伤伸手掀起了枪架。而此时大约十名中国兵从机枪后面跳出来，双方的肉搏战开始了.小林军曹与一名中国兵抱成一团，两人滚入战壕，随着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同归于尽。
“在小林军曹身后的几名士兵冲进了敌阵地，夺取了阵地一角，敌军终于退却了。一鼓作气，剩余的士兵向反斜面的后方阵地扑去，亦将其夺取，但是没有受伤的士兵，也仅仅剩下了区区四名。这四名士兵尚不忘向空中射出一枚蓝色信号弹，报告大队夺回阵地的消息。”
第59节：孟关之一(2)
战斗结束后，村田的勤务兵赶到战场，试图把中队长的尸体拖回去，不小心将其腹部撞在石头上，听到他呻吟，才发现中队长村田仍有气息。村田被送到战地医院，到8月才重返战场。
对于这段描述中，远征军依然在使用捷克式机枪，我感到有些疑惑。捷克式机枪，即ZB-26轻机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性能极佳，是抗战中日军评价中国军队的三大杀器之一。因为这种机枪故障率低，射击准确，日军缴获到捷克式机枪也往往拿来使用，认为远胜自己的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远征军驻印部队全部装备已经美式化，使用的多为美制布伦式轻机枪，而不是捷克式轻机枪。
但是，战场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抗美援朝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已经全部苏式化，依然有一些基层指挥员顽固地使用德式大镜面驳壳枪，这也是有历史记录的。考虑到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时，新22师曾广泛装备捷克式机枪，也许有一些退入印度的新22师老兵仍在使用这种自己用惯的武器。而中国军队守卫阵地时广泛使用的“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应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近战兵器组合——“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美式装备的新编第一军肉搏战能力不强，冲锋枪即使上了刺刀恐怕也不是三八大盖的对手，所以打成近战后暂时放弃阵地或为一种比较正确的战术。事实上根据村田记载，第二天远征军就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再次夺回“晓”高地。为了解决肉搏能力不足这一问题，孙立人后来下令前线官兵每人带一口砍刀，既可以开路，又可以肉搏。
晓高地之战中，可以看到孟关之战外围战斗的惨烈。这一战，双方都打出了以死相拼的气势。
2009年8月，在北京遇到《松山1944战地笔记》的作者余戈，他给我展示了一条日军当时使用的“千人针”。千人针是日军官兵的随身之物和精神寄托。
这条护身符类的东西十分精致，上面有一千名日本女子用丝线绣出的一头老虎。余戈的这份千人针是中国军队的战利品，上面一些黑色的斑点，应该是血迹。
血点细小，倒未必是战场的痕迹。
第18师团出征的时候，日本街头到处是该师团官兵的亲属，拿着各式各样的千人针，请求过路的女子缝上一针，直到凑齐一千个人的祝福为止。据说日军出征前夕，有的日本妇女，出门一趟会把手指磨破，以至于一些“千人针”上血迹斑斑。
流血的不只是日本的女性。
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斯科特上校回忆，常德会战中，中国陆军第57师弹尽粮绝仍冒死奋战，坚守常德孤城。守将余程万将军在电报中痛求空军空投弹药。由于常德守军被围阵地已经十分狭小，用降落伞空投多半会落在日军阵地上，中国空军名将高又新想出了编织纺锤形的竹篓，内装弹药进行精确空投的办法。有弹性的竹篓使弹药不会在落地时损坏，而竹篓不会随风飘移，依靠中美飞行员优异的飞行技术，又可以准确地投掷在守军的防卫点上。
第60节：孟关之一(3)
在衡阳机场指挥空投的斯科特上校看到一幕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每当一架飞机落地，中国地勤人员就会“发疯一样”地推着装满了子弹的竹篓迎上去，用最快的速度为飞机完成加油和挂装，于是飞机又飞向常德。斯科特注意到这些竹篓上凝结着斑斑的血迹，令他十分惊异。
为前线编织竹篓的是当地女子中学的学生们，锋利的竹片把她们柔嫩的双手割得鲜血淋漓，而她们依然彻夜不停地编织着下一个竹篓，以至于每一架飞机降落的时候，新的满载着弹药的竹篓都已经在等待着他们送到前线。
斯科特看到的，就是这些中国女孩子们在竹篓上留下的血迹。
飞行员们回忆，弹药投下后常德守军把帽子抛上半空，欢声雷动。这一战，史称“八千虎贲死守常德”。
虎，是中日文化共同的符号，代表着勇猛和坚毅。而日军千人针上的猛虎图案还有一个含义——“虎行千里必还家”。日军的亲属们期待他们的亲人能够平安度过战场，回到家中。
对于在缅甸的第18师团大部分官兵来说，这只是个不能实现的目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被送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日军记载，在缅甸战场和中国军队战斗最为激烈的两个主力师团——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遭到了堪称灭顶的损失。包括补充兵员，第18师团投入战斗的日军共计31444人，战死20394人；第56师团参战兵员两万余人，战死1700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第33军总部，第2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独混第24旅团各部，他们也都曾和中国远征军展开过激烈的战斗。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远征军可谓靖国神社的超级供货商。
不过，孟关确实堪称虎穴，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个缅甸小镇上，意图在这里死死挡住中国军队回家的脚步。
在整个胡康谷地，日军共设有四处堪称虎穴的要塞，自西向东，分别是孟关、瓦鲁班、加迈和孟拱。胡康，缅语中是死亡和魔鬼居住的地方之意。所谓胡康谷地，实际包括两大部分，即西段的胡康河谷与东段的孟拱河谷，是野人山中唯一有可能修出一条公路的地域。西段的胡康河谷中，位于西部的孟关是18师团重点设防阵地，位于其东方丛林中的瓦鲁班则是孟关守敌的后方支持基地。
如果说拉加苏和新平洋的战斗，属于和第18师团这头老虎伸出的爪牙碰了一碰，现在攻打孟关就算是真正钻进了老虎洞。中国军队攻占每一个阵地几乎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日军如此顽强，自有其道理。
尽管在于邦吃了苦头，但是日军更多地把失利归结于参谋出身的田中新一将军犯了错误，他把补给线拉得太长，以至于前线日军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日军攻占缅甸之后，英军也曾经在南方阿吉普方面发动过两次反攻，都被日军击退，但这次中国远征军的反攻显然与之不同。驻印远征军的攻击声势浩大而且装备精良，第18师团节节败退，前线部队要求重新估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根据日军情报，驻扎在云南的中国新军正在加紧训练，似有从滇西方面发动对缅北日军进行夹击的企图。中国军队的目的显然是打通中印公路，而打通中印公路后会有多少个师的中国军队得到重新武装，是日军不愿意计算的，那肯定是一个噩梦。
第61节：孟关之一(4)
一切都表明缅北上空战云凝结，怎样应对中国军队的反攻，成了日军的头号课题。驻缅甸总军的军事会议上，日军决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围魏救赵”。
牟田口廉也中将会率领三个师团和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进攻印度境内的英帕尔，从背后威胁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与此同时，日军考虑统一缅北部队的指挥，将胡康河谷的第18师团和滇西的第56师团整合为一个军，以使指挥更加顺畅。由于部门整配的问题，这个军到1944年4月才成立，即日本陆军第33军。鉴于远征军表现出的战斗力，日军料定缅北两个师团的兵力不足以发动战略攻势，因此给他们补充了足够的兵员后，令其全力迟滞中国军队的攻势。其中第56师团重点阻击中国国内出师的第二期远征军，而第18师团则重点阻击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驻印部队新一军。阻击新一军的第一道防线，就设在孟关。
孟关可不是于邦，这里的日军由于是在内线作战，基本无须担心补给问题。从瓦鲁班到孟关的公路畅通，而且隐藏在丛林深处，酷似后来让美军头痛万分的胡志明小道，从空中摧毁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此期间，第18师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第18师团首席军医松永中佐成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此人从仰光返回胡康途中，见到有治愈的伤兵就上前搭讪，尔后重新拉到第18师团作战。这样一来，他竟然拉到有经验的战斗兵员两千余人，统统送上了胡康前线。有了充足的兵力，孟关周围各要点日军筑有坚固的工事，在中国军队面前打阵地战，日军仍然有较强的信心。
而中国军队的攻势出人意料地积极凶猛——打不开胡康谷地，中印公路的开通只能是一个童话，而更重要的是，这是这支军队回家的必经之路。
对于军史学家来说，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之战一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对于装备上拥有更多优势的国民党军为何战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点。笔者有一个看法是：国民党军战败的原因之一是，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解放战争而言，解放军的战士也未必都精通马列主义，但是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土改了，分了田，有了地，不打老蒋他会收回去。为了保卫刚刚获得的土地，解放军的普通战士们可以爆发出比职业军人还要完美的勇气和智慧。相反，国民党普通士兵缺乏这样明确的目标，三民主义是一个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的概念，因此即便是柏杨这样的利口来做政训官员，也没法让士兵们清楚地回答——我们为谁而战。
生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让士兵去流血牺牲，显然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事情。事实上，除了北伐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大多缺乏进取精神，或许与此也有关系。国民党训练出来的士兵，甚至会为了那个明确的目标跑到共产党军中去，并为之英勇奋战，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
但是，从印度杀回缅北的远征军官兵，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家！消灭日本鬼子，打开中印公路，山的那一边就是父老故乡。
第62节：孟关之一(5)
在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下，这支远征军焕发出了与解放军相似的战斗精神，令史迪威等外国将领对中国士兵的战斗力深表震惊。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内战中远征军部队的表现远没有抗日战争中那样出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再有这个信念来支撑自己了。
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远征军只有比日军更加凶悍。
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因此发下了一个誓言：不打下孟关，不剃胡须。
所有的日军狙击手都错过了这个绝好的目标，他们手中拿的目标照片上，孙立人有着一副清秀的面孔，而绝不是一个大胡子。
新22师师长廖耀湘有更好的理由和日军拼一个你死我活。孟关一带，正是当年他随着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所走过最痛苦的行程，这里是野人山的核心地域。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兵败缅甸，被迫穿越野人山后撤。那个惨烈的时间里，疲惫、饥饿，被丛林中的恶疾折磨着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像一片片伐倒的树林般倒下。仅仅走过孟关几天，杜聿明和廖耀湘就和从印度来的新38师部队取得了联系。熟悉的地名和中国官兵的尸骨，时刻提醒着这位刚烈的将军——此仇不报枉为人。
此战之后，新22师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中国虎师”。新22师在孟关之战中，打得最狠，损失也最大。这一战，廖耀湘用义无反顾的进攻精神洗雪了两年前的痛苦与屈辱。
孟关之战的精彩之处，在于迂回。
当双方在孟关外围打成胶着的时候，中日将领都在绞尽脑汁思索对策。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双方打成顶牛，也就意味着无法取得较大战果，胡康之战有陷入持久战的可能，这不是中国远征军所想要的，也不是史迪威所想要的。中国远征军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给日军以致命性打击的机会。对于日军来说，中国军队每天都有进展，而且进展速度超过自己所期，也必须寻找一个机会，一举扭转战局。不愧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双方高级将领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孟关侧面的丛林地带。
2月底，日军第18师团，调动刚刚补充完毕的精锐第55联队（第一大队不含），令其穿越孟关侧面的丛林，绕到远征军进攻部队的身后，力争在炮兵的掩护下打出一记侧钩拳，瓦解远征军的攻势。
无独有偶，同样时间段，中国远征军调动部队，穿越孟关侧面丛林，意图绕到日军后方发动攻势。这一次，史迪威没有表示反对，相反，这位善于观察的将军还把手中仅有的美军“梅支队”投入一线作战，随同中国军队发动对日军背后的袭击。
同样富有眼光的中日两国将领没有想到，对方也在采取同样的战术。3月1日，双方的迂回部队在丛林中猝然相遇，带着同样的惊讶开始了战斗。
这次遭遇战很像解放战争中的潘塘之战。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碾庄。为了救援黄百韬，杜聿明率领两个兵团东进救援，与赶来阻击的解放军展开了激战。混战中，双方同时选择了向对方背后迂回的招数，两军的夜袭部队在无名小镇潘塘遭遇。本来以为对方是小股游击部队，双方在最初都不想改变各自的原定计划，只想把这支“游击队”吓跑了事。然而，遭遇的交火很快蔓延开来，双方都发现对方毫无退却的意思，而且队伍长得不像话。
第63节：孟关之一(6)
潘塘之战就此展开。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李云龙和楚云飞那次两败俱伤的生死之战，背景就是这一段历史。
潘塘之战最后打成了一个胶着的局面，双方均宣布自己取胜，但是都没有达成作战目标。
孟关之战并没有打成胶着，因为中国远征军比日军多了一张王牌。在印度兰姆伽训练的远征军战车部队终于在此战投入战斗。这次奇袭孟关的远征军部队，打先锋的就是布朗上校和赵振华上校共同指挥的远征军战车第一营。
这是一个装备M3A3斯图亚特式坦克的中美混合战车部队，M3A3坦克可以压倒所有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现役坦克。而且远征军还派出了L3联络飞机在空中协调坦克部队的进攻，装甲推土机在地面为坦克在丛林中开路。这个阵容，可比日军阔气多了。
日军第18师团是一个山地战师团，虽然炮兵力量得到最大的加强，但只有师团部直属一支主力为九五式、九七式轻型坦克的装甲部队。这次出击的日军主力第55联队参战的第二、第三大队，完全是一支步兵部队。
尽管如此，开始的战斗对中国军队并不有利。日军由于侦察更为出色，他们首先发现了远征军部队的行踪。震惊于中国军队兵力强大之余的日军第55联队，将炮兵和步兵摆开了一个埋伏的阵容。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一头撞入了日军的伏击圈。M3A3式坦克虽然可以击败任何日军战车，但在日军装备的一式75毫米反战车炮面前并非无敌，一开战就被日军打掉两辆，均翻覆入一边的河中，乘员非死即伤。
不过中国装甲部队的战士堪称训练有素，在混战中很快冷静下来。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真实的战车作战，但是充分表现出了中国战士坚韧顽强的特点。在布朗上校的指挥下，战车第一营的部队摆开了一个标准的防御阵容，并通过电台呼唤伴随的新22师步兵向自己靠拢。战车和步兵共同构成的防御阵容，浑如一个钢铁的刺猬。
日军几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这个铁刺猬的突袭，却在密集的弹雨面前吃了大亏，一千余人的第二、第三两大队几乎全军覆没，连两个大队长都送掉了性命。日本陆军依靠刺刀去拼坦克这种蛮干的做法，在此显示了恶果。
对于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反攻中的首次战斗，中国方面的记录很多，有的坦克手回忆战斗打响时还以为是在演习，直到战斗结束，看到履带上沾满的日军血肉，才明白自己真的和日军打了一仗。
日军的记录，则以井上咸大尉的回忆文章最为真实准确。他在《孟关平原的突袭——冈田大队长的战死》（发表于《丸》杂志1988年别册第10号）一文中详述了第三大队这一战的经过：
孟关这一面的地形，是茅草覆盖的开阔地，附近的河水已经干涸，土地质地松软，易于挖掘战壕。面对发现敌军装甲部队伴随的突击军团，大队长试图组织一次正面伏击作战。
冈田大队担任迂回作战中的右地区队，出发前曾在参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过艰苦的步兵—炮兵协同演练，可以熟练地进行炮火掩护下的突袭。大队长选择的设伏地区在干涸的坦盖河河畔，那里简易公路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横越河川。在道路附近，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星星点点，那是两年前，遭到日军追击的中英军败退时丢下的装备。
第64节：孟关之一(7)
连续几次被敌人追着屁股打，终于可以对敌设伏，主动出击，部队的求战情绪高涨。战斗在3月1日黄昏打响，随着敌军出现的报告，山炮部队开始猛烈开火，两翼各中队的官兵组成一条横线，跃出战壕向中国军发起冲锋，大队总部也不例外。
意料不到的是遭到袭击的中国军队毫不慌乱，就地开始用火炮还击。刚刚冲出数步，我们周围已经接连落下了多枚炮弹，其中一发正在我身边爆炸。就在我身后几步的冈田大队长，“啊”地一声大叫，仰天倒下。硝烟中，我还记得看到有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军官在疯狂地蹦跳。事后，我发现这是炮兵派来协同的联络官天野中尉。
在和敌军短兵相接的状况下，作为副官，如果大队长被敌人抢去……我的脑子中只有这一个意识，几乎是本能地扛起满是鲜血的大队长开始向后奔跑，一跑就是几百米。冈田大队长是个大个子，那种背负的感觉今天提起来，还能感到当时肩头仿佛被烧伤一样的痛。
冈田大队长在后送中死亡。
这时，大队部遭到敌军集中射击，高级军医官大石少佐负致命伤，随即死亡。大久保辅助军医官、我、突击尖刀中队指挥官岛田中尉等均负伤，一时整个第三大队失去了指挥，没有负伤的军官几乎没有。冲出阵地的部队全靠军曹一级进行指挥，整个突袭陷入失败。
这次突击前的夜晚，冈田大队长的勤务兵完成到东京送阵亡官兵的骨灰任务，带着家书返回部队。那天夜里，冈田大队长和新婚不久的大石军医在蜡烛下读家信的情景，我至今无法忘记。
我所负的伤幸好不重，当时我左手握着军刀向前冲锋，一块迫击炮炮弹弹片击中刀锷又反弹击中腿部，形成一个盲贯。深夜，整个战线都崩溃了，部队开始向出发阵地奔跑退却。敌军打出的炮弹密集如雨，红色和黄色的曳光弹远远看去仿佛烟花大会。
敌军发射的迫击炮弹，间杂使用瞬发引信和延时引信，后者可以钻进战壕内部爆炸。日军无论躲在壕沟里，还是冲出来突袭，都难以避开它的杀伤，在反击中，第二大队管尾大队长也战死了。
两个大队长的战死严重伤害了士气，第三大队的官兵丧失了斗志，开始纷纷自行脱离战场，继任的代理大队长木村大尉拼命收容，才将部队稳定下来。
孟关平原的会战，尽管师团对迂回作战赋予很大希望，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想到敌军强大的装甲部队会越过丛林来发动攻势，而且其火力之强大超出预料，我军全力突袭依然无法完成任务。这一战失败以后，中国军队暂时消失了踪影，当他们再次出现时，却是在师团的后方基地瓦鲁班……
第65节：孟关之二(1)
第 九 章
孟关之二
中国装甲部队的参战，给日军不小的震动。
当年英军防卫马来半岛的时候，认为在热带雨林中坦克根本不能使用。于是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全部撤出了这一地区。结果日军的坦克比英国的还糟糕，却依然能够在半岛上使用，并且给英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缅北，日军犯了和英军同样的错误。
由于认为在这片崎岖潮湿的土地上不适于使用战车，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都没有保留中队以上规模的战车部队。原来准备改为战车部队的第18师团骑兵第22大队被解散撤编。这个决定使缅北日军的装甲部队根本无法与中国远征军抗衡。
在第18师团方面，除了师团直属和侦察部队的少量战车外，曾经预备编制一个搜索联队，其中包括一个战车中队，两个机械化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械化辎重中队。所谓搜索联队，实际就是后来的所谓摩托化步兵部队，以机动性见长。事实上，许多日军其他师团都有搜索联队的编制。例如，后来在八莫被远征军歼灭的就是日军第2师团搜索联队（原好三大佐指挥）。但是，由于牟田口中将忙于组织英帕尔会战，大量车辆和兵力都被调到他那一方面，第18师团的搜索联队迟迟不能编成。
不过，一部分战车还是就位了。这支不多的装甲部队在中国装甲兵奔袭第18师团总部时，曾为掩护田中师团长的逃走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方面的第56师团情况与第18师团相似。情急之中，日军把中国第一次远征军丢弃的若干苏制T-26坦克修理后使用，却给中国军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伤亡。
除了数量，在质量方面，日军装甲部队也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考虑到道路情况，在缅北日军使用的战车，主要是九五式和九七式轻战车，其中最多的是九七式。
九五式战车重量7.7吨，装甲6~12毫米，装备37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由于中国军队普遍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穿甲能力为7毫米，这意味着如果打中薄弱部位，用轻机枪就可以打穿这种坦克。与之相比，九七式轻战车更为寒酸，仅有4.25吨，装备37毫米炮一门。
结果，这些战车在与中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多半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干脆被作为堡垒使用。
在孟关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队初次参战，日军一天就阵亡两个大队长。这对第18师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那么，第55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公中佐，是不是日军到此为止在胡康河谷之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呢？
在中方对于胡康河谷战斗的资料中，对击毙日军军官的军阶有着混乱的记载，被击毙的军官在日军的作战序列中常常查无此人。在一些资料中甚至出现了打死某“副联队长”的报道，实际上日军根本不存在这种职务。联系到和红军作战时期朱德和贺龙都有若干次被“击毙”的经历，不得不感叹尽管新一军的训练是美式的，但国民党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在日方记载中，到孟关一战为止，日军阵亡官兵中职务最高的，是第55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
藤井小五郎，1894年生，兵库县须摩浦人，日本陆军大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考虑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他的同学还是大队长级别，此人可算升官甚快。中国方面的资料，认为此人在于邦之战中被击毙。
第66节：孟关之二(2)
关于藤井的战死经过，中日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中方对藤井之死的描述极简单，说他战死于胡康河谷。然而，按照日方的说法，藤井并不是死在中国军队的大反攻中。在大反攻开始前夕，刚刚升任联队长三个月的藤井一意孤行，深入前沿“视察”，不知隐蔽，结果被恰好前来探路的中国侦察兵狙击身亡，可说死得十分窝囊。
事实究竟如何，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藤井的后任山崎四郎大佐就任第55联队长的时间看，似乎日方的记载更为可靠。这简直像世界杯决赛刚刚开场不到一分钟，一方就进球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惜的是，那名中国侦察兵没有机会因为击毙一个日军联队长向上请赏了。
如果日方的记载真实，这位藤井大佐应该说死于骄横。
刚刚和中国远征军交手的时候，哪个日军不骄横呢？在孟关之战已经过去65年之后，井上咸等日军第18师团的幸存官兵，谈起遭到中国军队战车部队的攻击仍然余悸未消。他们的看法是，在当时中国军队战斗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田中新一师团长仍然固执地采取攻击姿态，是导致整个战局失利的重要原因。
其实，作为日本陆军一名优秀的参谋型将领，田中新一在胡康河谷的防卫战中，始终认为中国军队不过是纸老虎，一直试图以进攻代替防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日本陆军中将是怎样在胡康河谷组织防御的吧。
根据日本防卫厅1968年整理的日军在缅战史，胡康河谷之战，当临滨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6中队）1943年10月底首先和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时，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在密支那召集会议，讨论迎战中国远征军反攻的作战方略。
当时，日军第18师团的形势，正是各个部队均处于分散状况下而显得最被动的时期。作为师团步兵主力的五个大队（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5联队的第一、二大队，步兵第56联队的第一大队）都位于密支那及密支那以东地区，而且其中大部分刚刚在滇西和向怒江以西渗透的中国71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正在向密支那返回的途中。另外，还有一个步兵大队被部署在通往云南的要隘腊戍一带（步兵第114联队的第三大队）。实际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步兵第56联队的主力（第二、第三大队），和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
这些兵力，相对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就算中国远征军没有经过美械化训练，双方的力量也不能说相等。尽管如此，田中依然制定了“趁敌军主力从印缅国境侵入之机，将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虽然中国军新38师已经攻入大龙河畔，但中国远征军主力仍在新平洋以北的山区地带。所以，田中师团长决定，将师团主力部署在临滨至新平洋一带的狭路口附近，并采取积极的攻击，力图在那里阻断史迪威的反攻。
为此，田中新一仍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将分散于各地的部队向胡康谷地集结，率领这些部队沿胡康谷地西进，迎击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他的计划是派遣长久竹郎大佐指挥步兵第56联队主力以及山炮兵第二大队为右翼，冈田中佐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为左翼发动进攻，师团战斗司令部于11月上旬从密支那出发，开始向胡康谷地前进。
第67节：孟关之二(3)
胡康—孟拱河谷的日方入口孟拱，到两军正在激烈交战的新平洋等地，距离120多公里。这对于没有什么机动能力的日军步兵来说，意味着必须在雨季末期恶劣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由于原始森林中的道路泥泞难行，第18师团部队前进的速度特别缓慢。
在前线，遭到士气高昂、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远征军部队不断攻击，特别是中国军队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日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损失十分惨重。
然而，这是一个带有积极进攻精神的决定。田中的判断准确，到达新平洋的中国军队，实际只有陈鸣人的第114团一个团。这样，日军一度打得有声有色，将第114团压缩在胡康河谷谷口不能动弹。田中随即派出步兵第55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室积忠少佐），加强对第114团发起攻击，大有一举将第114团吃掉的架势。
为这种情形所激励，第18师团又将前线司令部进一步从原来孟拱河谷中的加迈向前推进到了孟关，师团二线部队各部主力，开始迅速向孟关附近集结。计划在新平洋方向发动一场猛攻，将远征军赶回印度。田中预定的进攻时间是12月15日。
应该说，田中这一部署，反映了刚刚和远征军交手时日军的嚣张。即便是在于邦战败之后，田中仍然在报告中声称，假如和中国军队一对三，自己有取胜的把握。
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日军驻缅甸第15军军部的反对。
第18师团在发动攻势的准备中，每一次都将所做出的作战计划和部队部署情况，上报到第15军军部。而且，一直以来，军部对师团所采取的方略都是同意的。
然而，随着日军前线战况的不断恶化，特别是久攻拉加苏和“李家寨”都不能将其拿下，日军上层对第18师团的作战计划产生了怀疑。在于邦附近作战的长久联队（第56联队）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情报和资料。通过这些情报和资料，日军渐渐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企图，以及部队编制装备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特别是，长久联队还缴获了中国远征军一个班长的日记，日记上详细记录了这个中国军人在印度受训以来的所有事情，日军从中对中国军队的士气、战斗意志、训练程度等诸多情况有所了解。
据此，日军意识到，在缅北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于是，12月上旬，在位于缅甸的第15军军司令部，军参谋长久野村向第18师团参谋长大越兼二大佐传达了军部的如下命令：“命令第18师团中止现在的进攻，在孟关周围迎击入侵之敌，必须确保加迈一线的安全。师团如要对大奈河北岸在现有兵力的基础上继续增兵，必须经军部予以认可，方可行事。”
按照军部的这个命令，第18师团欲在中国远征军最难发挥兵力的胡康河谷谷口一带将其击破的作战方案夭折。田中新一后来回忆：“为此感到愕然，并对军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万分的遗憾。”他认为，在中国军队反攻前，第18师团就制订了这个作战计划，并于8月份对各部队主官进行了战前教育。当时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什么意见都没有提。在这战事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军部却突如其来地命令师团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军部的这种做法，是对这一作战计划的胜利失去了信心。
第68节：孟关之二(4)
除了这一点，田中新一还有一点不满的，就是军部要求其后退到孟关一带与远征军交手。他认为，“如果在军部所提到的孟关周边地区与敌进行决战的话，有下列一些不利因素：第一，孟关，包括孟关的北方地区，是胡康谷地中地形最平坦、最宽广的地区。敌人一旦占领孟关以北平原，并在那里建立起据点，那就如同放虎归山一样，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战斗力，就能得到非常自如充分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