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缅北的鹰
第1节：前言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一支中国军队从印度经历苦战打回祖国，为遭到封锁的中国打开了国际补给线。这就是孙立人、廖耀湘等率领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这支部队由于其主力新编第一军的军徽为“鹰”，故此也被称为“蓝鹰部队”。
本书主要描述中国驻印军扩编并打通中印公路返回祖国的过程，同时描述云南的远征军部队粉碎日军“断作战”的过程，时间为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笔者因为长期在日本工作，从日方资料中收集到大量日军在缅北滇西与中国军队交战的材料，因此萌生利用日本史料，重新介绍这段历史的思路。对于远征军的研究，国内已经有邓贤的《大国之魂》等优秀作品问世，但主要着重于我国军队从云南入缅作战的部分，对于在印度重新整训后形成的驻印军部队的作战描述不多。
实际上，这支部队在训练装备上十分独特，几乎完全按照当时美军的标准建立，并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证明了中国将士的优秀。按照日军记载，归国的远征军共计歼灭日军一个师团主力，重创三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仅第18师团先后被击毙者就有20394人（含部分美英军战果）。其战斗经历曲折而激烈。远征军的缅北之战是中国军民在抗战中辉煌的一幕。而且，无论是从日军的描述还是从当年中国老兵的回忆，都可以感受到远征军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中国驻印军焕发的坚强斗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对于返回故乡的渴望。
这段历史，也反映了中、英、美在二战期间合作而又相互疑虑的客观情况。通过对远征军部队风貌的切实描写，我们还能理解其在对外战争中与内战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命运，以及远征军系将领在国民党政府内部遭到清洗的历史原因。
大量利用日方史料，以“敌人的眼睛”描述这支优秀的中国军队，或可为本书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笔者在日本发现了属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照片300余幅，大多数在国内公开媒体上没有出现过，将其用作本书的插图，希望能籍此更客观地反映中国 “蓝鹰部队”突破缅北，重返祖国这段历史的面貌。
全书的写作以时间为主轴，其间点缀对经典人物或经典事件的重点描写。
萨苏
2011年9月20日于北京
第2节：引子
引子
在大奈河支流的战斗中，我们俘获了一名重伤的中国兵。看起来他还完全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素以豪毅自诩的岛田中尉走到他的身边，温和地（用中国话）说：“你辛苦多多的。”
那名中国兵没有回答，口中只是喃喃地念道：“中国，中国……（原文为日语‘ツンコ、ツンコ’，我是根据发音辨认出其中的含义的）”
他的目光一直望着东方，重复着这两个字，直到气绝。
——井上咸，原日军18师团第55联队大队副官，陆军大尉。
（选自井上咸著《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第216页，潮书房，1978年）
美军记者写道：“远征军中有的士兵只有14岁，超过25岁的极少。”
日军第33军作战参谋黍野弘在《昆司令部战记》一书中写道：“在缅甸的中国少年兵作战勇敢，不知退却为何物。”
只有我们自己明白，为了保卫国家和种族，中国人已经奉上了自己最年轻的儿子。
这名望着东方死去的中国士兵，就属于正经由缅甸向祖国方向攻击前进的中国远征军。
井上咸在随后的作战总结中写道：“我等对支那军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剩的自信，是打洛乃至整个胡康作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1943年年底，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与云南组建的第二期远征军部队同时发起攻势，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早发动的对日地面反攻。
很少有人注意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对日本的地面反攻，竟然是由一支中国军队拉开的序幕。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远征军史料比较缺乏，尤其是远征军从印度雷多开始的归国之役，其资料不过寥寥数册。然而，这段历史却有着极其强大的魅力，吸引我们一次次走近它的身边。
这支军队，给日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仅号称“丛林战之王”的第18师团，与中国远征军开始作战之后，其总兵力31444名（含战斗中进行15次补充的官兵）中，就共计阵亡和被俘20394人，到日本投降时，师团仅存人数11051人。这些损失包括了少量美军和英军的战果，但大部分应归功于中国远征军。
这支军队，从缅北的兵家绝地打开了归国之门，一路反击日军的顽强阻击，竟打了日军六个师团级部队，八莫一战曾独立发起对日军四个师团（第2、第18、第49、第56师团）的攻击，并将其打得落花流水。
这支军队，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通常是先把敌人工事炸平了再前进；负伤的有美军护士就地诊护，若是伤重便会召唤飞机来，空运后方医院进行治疗。
这支军队，意识形态十分淡薄，不但部队中没有国民党党部，而且在打回国内的途中，竟然还曾经高唱过八路军的军歌！
这支军队，全副美械，大多数高级军官受过英美式的高等教育，却全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到了耄耋之年回头看，竟没有一个当过卖国贼。
这支军队，由美军训练和装备而成，并在战场上与美军、英军并肩作战；后来很多人到了解放军部队中，又成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
这一切，在历史的迷雾中，有一点谜团的魅力。甚至，这支威震异域的精兵，为何回到国内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就悄然消散于内战的战场上，都是许多历史专家关注的话题。
而井上咸这名日本军官所记录下来的一小段史实，却似乎于历史的迷雾中为这支部队在战场上的真实面貌勾出了一笔白描，而且，隐约向我们昭示着回答种种谜团的那把钥匙。
我也是看了这段描述，才决心写这篇文字的。那时候，我在国外，看完这段文字，凭窗望去，西边的天际处，正应当是我的故国。这时，忽然感到了自己的脉搏跳得快而强劲。
我知道，那是18000名远征军将士的脉搏在和我一起跳动。他们战死在缅北的丛林中，没能回到自己深爱的那个国家，他们的躯体，埋葬在异国的土地上，心，都是冲着东方。
那是故乡的方向。
那里，是我们的祖先、父母、兄弟、姊妹、妻儿所在的地方。
从那一刻，我已经决定来写这一部文字了，一部中国人回家的故事。
第3节：新平洋(1)
第 一 章
新平洋
整个山谷寂静无声。三名日军像跳着小步舞一样，警觉地弓着腰曲折前进，越走越近，带头的那名日军军官手持南部式手枪，肩上扛着一杠两花，分明是个中尉。几个中国士兵抬起头来，看向新38师搜索连连长潘德辉，那种含义不言自明：要不要抓个活的？
潘德辉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静地将手向下一按。没有人知道，这个一度被孙立人将军责备“滥杀”的青年情报军官当时心中在想些什么。被称作“芝加哥打字机”的汤姆式冲锋枪打响了，一串火链之下，那名日军中尉军官一头栽倒在地。
山谷，顿时被烈焰和弹雨所吞没……
新平洋之战的主力——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新38师搜索连。不过，他们在投入新平洋之战的时候，是下马作战的（详见第30～32页）。
1943年10月30日，缅甸，茅邦，雨季正逐渐进入尾声。
日本陆军第18师团步兵第55联队担任值日官的井上咸大尉，接到一条让他大吃一惊的紧急命令，称在胡康河谷西端新平洋一带活动的第18师团混成搜索大队，与从印度方向出击的中国军队发生激战，命令他所属的第55联队立即做出发准备，向胡康河谷方向增援。
事实上，日军将第55联队主力部署在茅邦，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从印度经胡康河谷反攻缅北。
茅邦是个不大的缅北小镇，但是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在新平洋之战的前一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最英勇的将领戴安澜师长就战死在这里。茅邦地处缅北大动脉曼密铁路中段，北上可通缅北的中心城市——日军18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密支那，南下可达缅甸古都曼德勒。从茅邦向西，则是胡康—加迈河谷的入口——孟拱。向西通过日军修建的简易公路穿过这条河谷，可以到达谷口西端的咽喉新平洋，从这里翻越因险峻而恶名昭彰的野人山，对面就是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胡康河谷是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反攻缅北的唯一通道，必经之路。
不等井上做出反应，第二份电文又已经到达——混成搜索大队遭到重创，搜索队队长荒木与一中尉（当日晋升大尉）战死，命令第55联队主力立即出发增援。
井上咸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人来得好快！
第4节：新平洋(2)
从各种情报分析，日军早已预料到中国军队会对缅北发动进攻。然而，日军一直认为中国人要到11月中旬雨季结束后才会开始行动，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情况怎么会变化这样快，荒木怎么会说战死就战死呢？
几个小时以后，新的消息传来，新平洋已经失守，胡康河谷谷口的北入口临滨同时遭到突袭，外围据点沙劳被中国军队攻占，在当地驻防的守备队全军覆没，指挥官原矶满中尉战死。
至此，一切已经没有疑问，日军一直担心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团的大反攻，比预期更早地开始了。
此时，第55联队主力，除了部分伤病员和运输兵以外，已经全部整装上车，准备出发。听到这个消息，井上心中忽然一寒：原和荒木并不属于同一个部队，在军校和自己却是同期同学，两人在同一天战死，这，算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呢？难道自己……
新平洋战斗打响的时候，井上咸是55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副官。在随后和中国远征军的战斗中，这个大队几乎被全部打光。此时的井上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担心倒是没有必要的，此人和那两位同窗的缘分不够深，运气好得很，将是此时这个大队中唯一有幸活到战争结束的大尉级军官，而且能够在几十年后写下一本《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幸而有这本不厚的小书，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本篇开头那一段中方记载的新平洋之战相当写实，那个被打死的日军军官，正是井上的好友荒木中尉。
正是井上和其他日军第18师团、第2师团、第56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第24独立混成旅团、第33军总部残存官兵的回忆，让我们在60年后能够从敌人的记录中，观察一支中国军队怎样从印度穿过缅北人迹罕至的林莽打回自己的祖国。
井上与原、荒木都是日本陆军设在中国奉天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第四期同学。荒木专攻侦察，井上和原专攻步兵战术。三人一起被分配到第18师团，关系甚好。就在一个月前，井上刚刚与荒木在茅邦见过一面。茅邦的日军兵营在一片芒果林中，两人在那里曾一起举杯，并谈论起国内一个月前派来的慰问团。当时，荒木正率部增援新平洋方面的日军。
新平洋，地处胡康河谷以西的新平洋盆地，再向西，则是被称作野人山的喜马拉雅山余脉。此时，在印缅边界前线的日军，是直属于缅甸方面军总部的那嘎特工队，指挥官长桥中佐。这是一支日缅混合部队，包括日军一百余人，伪缅军八百余人，目的是对印缅边境的那嘎人进行“宣抚”，策动他们与日军合作，为日军进一步向印度渗透和防范中国驻印远征军的反攻创造条件。他们以新平洋为据点，频频翻越野人山开展活动，甚至派人深入到雷多的中国驻印军营地展开谍报活动，一度十分猖獗。
曾在驻印军总部担任宪兵的周文星老人在60年后，还能回忆起当时和这支日军的交手。1943年秋天，他在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放哨的时候，曾亲手抓获一名奉命潜入的缅籍日军间谍。当时，连下了几天大雨，周和成都籍士兵杨思聪以及两名美军宪兵一起沿江岸巡逻，正要在一棵大树下避雨时，借着美军宪兵的手电光一扫，周忽然发现附近一棵倒伏的大树形状有些可疑，似有人隐藏其下。周当即喝问，杨思聪开枪警告。
第5节：新平洋(3)
周文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此后双方的角逐：“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做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和臀部之间。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此人被活捉送交总部，经查系缅籍，被日军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雷多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这支日军部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943年8月开始，中国军队行动渐趋活跃，频频与缅北日军前哨发生交火，渐渐开始出现翻越野人山出击新平洋的迹象。坐镇新平洋的长桥中佐招架不住，向第18师团请求增援。
日军第18师团参谋长，绰号“雷神爷”的片岗衷少将对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直十分重视，当即下令由荒木指挥的师团搜索队与步兵第55联队11中队、机枪中队共同组成一个混成搜索大队，前往增援长桥中佐的部队，统一由长桥中佐指挥。
井上感到惊讶的是，当时他曾亲眼看到增援新平洋的荒木一行足有数百名精兵，沙劳的守备队也足有一个中队，怎么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被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呢？
他有这种惊讶丝毫也不奇怪。要知道就在一年以前，日军攻占缅甸的时候，仅仅以一个大队轻取没有设防的密支那，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竟逼得国军名将杜聿明坐拥全副机械化数万精兵而不敢一攻，选择了焚车上山的突围方案，结果兵败野人山，大量官兵在突围途中因病饿而死。
以此前中日两国的交战经历而言，日军以数百兵力据守的据点，中国军队很难在几日内能将其拿下来。这既是装备差别的体现，也和训练水平、战术素质、精神风貌有关。
所以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战的井上要问，这次新平洋怎么会丢得这样快呢？
其实日军败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他们碰上的这支中国军队，和以往交手的中国兵完全不同。这一仗日军出动的部队，为荒木与一中尉指挥的日军搜索队和第11中队主力，总兵力240人。以第11中队来说，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个拥有轻机枪火力的步兵班和一个掷弹筒班，共有兵力170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们碰上的中国军队，则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为潘德辉少校。这个连共有300名官兵，装备迫击炮12门，反坦克炮3门，轻重机枪25挺，一般士兵使用的是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单从装备角度说，这个搜索连的火力当时美军的一般部队都比不上。
和大多数战斗双方有预谋地互相试探不同，这一次双方纯属遭遇。
第6节：新平洋(4)
10月，中、英、美三国共同批准了史迪威反攻缅北的“安特利姆”计划，计划调动驻印中国军队与云南的第二批远征军同时发动攻势，两面夹击，打通从雷多到云南保山的中印公路。此时，在中美工兵的努力下，一条从雷多出发，横贯野人山的公路已经修通，远征军驻印军参谋长柏特诺准将急不可耐地调动陈鸣人的第112团主力从雷多出发，攻入胡康河谷。潘德辉的搜索连，奉命担任陈鸣人所部第112团的前部，清扫道路，搜索攻击。他们从野人山向东前进，到达了新平洋镇西的一片高地。
日军方面的行动有些诡异。当时长桥中佐带那嘎特工队的主力深入野人山活动，留守新平洋的是深泻大尉指挥的第11中队和深井的搜索队，由深泻指挥。估计是在新平洋的西边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荒木中尉率部向这个方向搜索前进，结果和潘德辉的部队狭路相逢。
新平洋是胡康河谷和野人山之间难得的一片平地，几个月后，这里已经变得车水马龙，在美国起重机的帮助下中国工兵用双手建起了机场、训练中心、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医院，甚至俱乐部，就差弄几个印度妓院来了，俨然一座新兴的城市。但深井的部队和中国新一军所部交锋的时候，它不过是坐落在一片林空（即原始森林中的断续空地）中的小小集镇，周围完全被苍茫的丛林所覆盖。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
新平洋之战——确切地说，是在新平洋以西无名高地的战斗，双方投入兵力都不过两三百人，在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中，这只能算是一次路边小战。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特别详细描述的原因，是因为尽管这之前中日两军在缅北已经有过多次零星交锋，但新平洋之战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的序幕之战。
应该说，中日两军的人员战术素养都堪称不错。所以，他们几乎是同时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
这时，双方的指挥官，却分别做了一个不相同的决策，对以后的战斗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新平洋之战的两名主角，一个是中国远征军新38师搜索连指挥官潘德辉，一个是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师团侦察队指挥官荒木与一。根据中方的记载，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战斗打响的一瞬间狭路相逢的。
当远征军的官兵在林中向新平洋搜索前进，即将和日军相遇的时候，也许完全凭借直觉，潘德辉感觉到了前方丛林中隐藏的危险。在他的指挥下，新一军搜索连按美国教官训练的要点迅速散开，轻巧地散布成一条中间略微凹陷的蛇阵。炮兵停了下来，将偕行的迫击炮底钣装好，步兵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向对面丛林无声地搜索过去。潘德辉的位置正在蛇形队形凹陷的中央。
此时，经验丰富的日军指挥官荒木与一，也似乎预感到了中国军队的存在，只是他的反应完全不同。这位荒木中尉做了一个优秀侦察员应该做的事情。他让全队停步，自己带了两名士兵，警惕地向中国军队方向摸索过来。
第7节：新平洋(5)
或许，他认为在新平洋和中国军队的基地雷多之间横亘着险恶的野人山，中方不可能有大部队深入到这里，因此对方应该只是少数侦察人员。而根据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经验，三个日本兵足以抵挡十七八个训练和装备都很糟糕的中国兵。荒木中尉带着两名部下搜索前进，大概觉得是给够了中国侦察兵的面子。
不幸的是，这个经验，从这一天起在缅北战场不再适用。更糟糕的是荒木摸索的方向，正是潘德辉所在的位置。由于植被和地形的原因，中国兵看得见他，他却看不到中国兵。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荒木当时怎样行动并非出自日方的记载。虽然有少数日军从这次战斗中脱身，但他们大多在此后的一连串恶战中丧生，我们没能在日本方面找到新平洋遭遇战的详细经过。荒木的行动，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推理出来的。
张映秀是此战中最先开枪的中国士兵之一。这个1942年随着新38师师长孙立人翻越阿拉干山到达印度的广东老兵命硬得很，活过了战争也活过了“文革”，还能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协整理文史资料时口述当时的情景。人们惊奇地发现，并不大会写字的张映秀却认识不少英文单词！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当时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中，很多老兵都有能跟美国兵聊大天的英语水平。英语这玩意儿又不是豺狼虎豹，学会它不算新鲜事儿。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并没有多高的文化，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十年后一张口就是：“Give up your arms， you won抰 be killed…”（缴枪不杀）
汤姆式冲锋枪的扫射曾在德国打得精锐的党卫军落花流水，这种优秀的武器在缅甸的丛林中同样威风八面。张映秀回忆，战斗一开始，中国兵密集的子弹当场击毙了一个突出阵前的日本中尉。荒木与一是这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唯一日军中尉级军官，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这个被击毙的“一杠两花”的日本军官就是他。几十年后，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的老兵回忆，在击毙的敌军中，曾寻获“荒木中尉”和“山下大尉”的证件。
这个记载与日军自己的记录有点儿不同，日军记载此战中被击毙的最高指挥官是荒木，所谓“山下大尉”，应该指的是日军那嘎特工队的山下弘大尉。此人在当晚对中国远征军的夜袭中被击毙，估计是中国兵把两次战斗的战果混为一谈了。
看来，荒木是一个身先士卒的侦察员，却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他被击毙的直接后果是，一开战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面对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凶猛火力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作出统一的应变。中国军队的蛇形阵从三面包围了还没有展开战斗队形的日本兵。
猝不及防的日军伤亡惨重，他们的反击却显得软弱无力——日本兵的三八式步枪打出一发子弹的时间，中国兵的汤姆式冲锋枪足够打出十发。
第8节：新平洋(6)
让日本兵惊讶的是，面对软弱无力的反击，中国兵的勇气却好像差一点，他们并没有乘胜猛冲上来，而是一遭到反击立即后退。
不等日本兵庆幸，中国军队密集的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面对这些头戴英国钢盔，手持美国冲锋枪，却打着中国绑腿的对手，日本兵显然感觉会有些怪。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在如此近距离又没有工事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迫击炮弹几乎弹弹咬肉，而中国兵的炮弹似乎是无限的，一打起来就是一个钟头。
等炮击结束，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此时，新38师112团的一个连也前来参战，200名日本兵的最后命运就此决定。
这实在是一个不平等的较量。这次战斗的后果是中国兵顺势冲向山下的新平洋镇，镇子里少数日军猝不及防，在深泻大尉带领下放弃兵营，匆忙向山林中逃避。
新平洋这个地方实际上颇有些特别，它又名欣贝延，位于缅甸实皆省（Sagaing）和克钦邦（Kachin）交界之处，居民主要是被称作“山头人”的缅甸少数民族克钦人。在此地驻扎的日军曾经挖出一块刻有中英两国文字的石碑，这块碑在中国远征军打到这里时还在，有老兵回忆碑文已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看出立碑的中方代表是一名姓刘的御史。所谓新平洋之名，据说也是云南马帮所起，含义是“新发现的平原”。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此地在历史上身处中印缅三国交界之处的特色。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向印度败退，一度也曾经到过这里。如果把胡康河谷南北两条谷地加上其间错综复杂的小道，形容为一把扇子的扇面，新平洋则正是这柄扇子的扇柄。
新平洋易手，为中国远征军在归国之战的路上，打下了第一根钉。井上咸在随第55联队第三大队赶到前线的时候，曾和幸存下来的日军谈起过这次战斗，把战斗的失利归结于武器——“尽管双方的兵力和装备并不能说有着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在茂密的丛林里，中国兵使用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显然比掷弹筒加上又笨又长的三八枪威力更大。”
这句话有些道理。由于日军强调肉搏战，因而三八式步枪设计得异常修长，加上刺刀后在茂密的丛林中确实有些回旋不开。而各国老兵在二战后总结的经验叫做：“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不过把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武器，显然还不太充分。
还有一个原因，这支日军碰上的，是一支归心似箭的复仇之旅。
新38师搜索连从官到兵，都是1942年初从云南入缅的老远征军，他们奉命从云南出师远征援缅，却在战败后被迫翻越野人山撤退到了印度。离开故乡，已经将近两年了。他们的家，就在山的那一边。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人对故乡的那种深切情怀。一声“打回老家去”，让无数关东男儿热血沸腾。东北军，就是因为这种深切的情怀，不惜一切地造成了“西安事变”。对于这些老兵而言，为了准备这次反攻，他们已经在兰姆伽训练营进行了整整一年的严格训练。
第9节：新平洋(7)
更让这些老兵分外眼红的是，1942年他们败退入印的时候，在身后紧紧追赶的，正是眼前这个第18师团。
根据老远征军们的回忆，那一次，弟兄们的仗打得并不差。
这一点，在日军的文献中也有清晰的记载。井上咸就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1942年4月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斗。他当时是随同日军步兵第55联队于4月9日开抵缅甸战场的。按照井上所说，当时“代号‘森’的第15军在1月突破了泰缅边境攻入缅甸。第15军所属代号‘盾’的第55师团，代号‘弓’的第33师团强渡西棠河，在3月8日攻占仰光。但随即在同古附近遭到来自重庆的中国远征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是匆匆自云南南下而来的。中日两军打成胶着，胜负难分。”（《死谷胡康的持久防御战》，第205页。
根据中方战史记录，由于远征军匆匆入缅，兵力未及集中，在同古与日军激战的，实际只有戴安澜部一师孤军。但戴安澜的第200师，是国民党军中后来号称“五大主力”的第5军最精锐的部队，所以，虽然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仍然打得毫无惧色。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紧急调遣代号“菊”的第18师团和代号“龙”的第56师团，从新加坡赶往缅甸增援。
井上咸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战斗：
联队最初的战斗发生在叶达西（靠近缅甸斯瓦的小镇，也翻译作耶达谢——笔者注），当发现对手是中国军队时，官兵们纷纷叫了起来，‘中国兵？不，不要啊。’他们这样叫，是因为第55联队此前几个月一直在和英军、美军、澳军作战，双方的肤色、毛发相差很大，容易分辨。现在和中国军队交战，由于彼此形象过于相似，很多人担心在近距离的丛林战中，将因为无法分清敌我而造成误击。当时，对于中国兵的战斗力倒是不担心的，第18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以来，在大亚湾和华南等地多次和中国军队交过手，对手大多不堪一击。
但是这一次有些不同。我们大队在进攻叶达西以北中国军据守的白塔高地时，遭到敌军出乎意料的猛烈的集中迫击炮射击，炮战中一发炮弹正中行进中的大队部，击伤大队长津川少佐。整个大队陷入一片混乱。此后的战斗双方都陷入苦战，时值旱季盛暑，酷日如焚。我们见到中国兵携带着大量水壶从山顶冲向水源，双方为了争夺山麓的水源随即展开苦斗。战斗中很多人中暑倒下，我的同乡、会计长中山说，他当时不得不靠喝自己的尿支撑过来。
黄昏，中国兵撤退了。松了一口气的我站立起来，却忽然发现自己身边的芒果树上，挂着一条青黑色的大蜥蜴，近在咫尺。我的惊呼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兵又打回来了。
在继续向曼德勒方向攻击前进的路上，井上发现道路两侧不时可见日军官兵的尸体，他推测是前一天晚上突进的第55师团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而他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攻占一座铁路桥的时候，也受到一记拖刀计式的反击，井上的通信员上等兵前田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第10节：新平洋(8)
根据战史资料，中国军队在这一带的部队，属于新编第22师廖耀湘所部配有部分战车的三个团。在同古失守后，他们奉命迟滞日军攻击，掩护远征军主力集中。这位留学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湖南籍将军因此战一举成名，他指挥所部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虚虚实实，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滚筒式后撤”。此战，新22师第66团从3月27日起曾与日军反复争夺叶达西，最终在4月8日凌晨向北撤向斯瓦。从井上描述的内容看，白塔阵地应该在叶达西与斯瓦之间。在那里据守并击伤了津川少佐的中国军队，应该是新22师第65团，团长熊笑三。
说起来这个熊笑三堪称名人，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和国民党特工天才戴笠同届。此人半生戎马，始终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官至中将军长。在淮海战役中，他曾与陈毅、粟裕掰过手腕；他也是此战战败后，少数逃出重围的国民党军将领，后去了台湾。电视剧《亮剑》播出后，网上曾有人推测，熊笑三可能是剧中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后半段生涯的原型。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熊笑三的父亲却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个大共产党。这位国民党中将军长的父亲，名叫熊瑾玎，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负责人，人称“红色大管家”，抗战期间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熊老板”。“文革”时有人要打倒熊瑾玎，周恩来却抽空跑到他家喝酒，并为他写证明材料曰：“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亲生父子，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实。唯有抗战中，他们是站在同一阵营的——父亲在重庆用笔和算盘，儿子在缅甸用子弹和鲜血，为了同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战斗。
这次战斗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也可以找到描述。原远征军第65团第2营营长邓军林回忆：“4月9日上午，敌集中炮兵火力向第65团第2营第6连阵地连续发射数百发炮弹后，步兵继向第6连阵地攻击，被击退后，立刻又第二次冲到我阵地前，第6连发起出击反攻，打退了敌人，当场俘虏敌士兵三人。”
因为当时没有翻译，邓军林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曾与其中一名俘虏用笔进行交谈以了解情况，这个大个子俘虏说，他是大学毕业后被迫征到部队当了上等兵，不愿意打仗，并表示抗议，说他是投降，不是被俘。
这样的日本兵，也算罕见吧。值得一提的是，在叶达西周围的战斗中，中国战车部队曾英勇参战，在战斗中有四辆战车中弹损毁。根据记录，这几辆战车曾配合新22师步兵与日军争夺叶达西南阳车站。
根据原64团参谋长施林先回忆，在叶达西战斗中配属新22师的战车曾突破日军左翼，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天，在推进了两个林空之后，遭到日军战车防御炮的伏击而损失数辆。
这四辆战车属于什么型号呢？据查，叶达西战斗中，第5军战车1团第6连连长魏成禄战死，损失的战车应该属于该连。战车第6连同时装备苏制T-26/B坦克和意制菲亚特CV-33战车。由于根据记载苏制T-26/B坦克没有在前线参战，故此，在叶达西损失的中国战车，似为意制菲亚特战车。
第11节：新平洋(9)
这种意大利制CV-33菲亚特战车是一种小型战车，乘员两人，重不过3吨，仅装备9毫米或者7.62毫米机枪。这种战车和日军称为“豆战车”的九四式轻型坦克属于一个级别，火力和装甲方面还要弱一点，面对日军的战车防御炮难以抗衡。CV-33战车在欧洲战场毫无建树，但在当时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中，堪称一种新式武器。
仗打得不错，让下层官兵不理解的是，忽然一下就撤了。
怎么就撤了呢？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一个罗生门。大体上，是中英美三国各怀心腹事，勾心斗角，“不遗余力”地互相拆台，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
4月29日，日军攻占远征军与国内联系的后方基地——腊戍。
杜聿明不再服从名义上的上司史迪威，决心率军撤退，返回国内。但撤退途中，得到消息，日军已经攻占了回国的要隘——缅北中心密支那。
混乱中有人报告史迪威已经逃跑，杜聿明一面愤怒地派人去捉史迪威，一面下令孙立人的新38师断后掩护，除了日军攻占腊戍时向国内溃逃的部队外，全军向野人山撤退。
野人山，是远征军老兵的噩梦，是每个老远征军难以面对的伤心之地。
在新平洋全歼日军搜索队的这些老兵，都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个个在野人山中因为饥饿或恶性疟疾倒下。
未来的诗人穆旦当时在远征军中担任翻译。翻越野人山的过程，使他几乎精神崩溃，自此性格大变。在远征军中任团长的杨励初写过这样一段记述：
“一营第3连连长蒋志诚，四川永川县人，中央军校15期毕业生，我的外甥，是一个23岁的好青年。他吃了牛皮引起肠结，腹部绞痛得在地上翻滚挣扎，无医无药，一筹莫展……他惨痛的呻吟声逐渐微弱，最后面色惨白，泪水直流地向我说道：‘舅舅！我不行了，我不能照看你了，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杨团长只能抱着外甥的头，眼看着他含恨死去，终于无法回答他临终的质询。
由于日军抢占密支那，第一次入缅的十万远征军，除了战场上损失的人员，大多被迫进入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试图觅路回国。有五万名中国官兵在这条路上病饿而死，大量随同中国军队撤退的华侨几乎无人生还。我想，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都和蒋志诚连长有着同样的问话。
其实攻占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满打满算1045个日本兵，其中一部分还在向密支那前进的路上。
从野人山走出的远征军副总司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第一后悔的，大概是把弟兄们带进了死路；第二后悔的，大概是最终也没能把大家带回国去，而不得不去了印度。假如再让杜聿明选择一次，我想他一定会带着那些化作白骨的袍泽们，向密支那杀出一条血路，和那1 045名日军拼他个鱼死网破。
第12节：新平洋(10)
十个换一个，也值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20世纪80年代，杜聿明将军曾说：“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话。”
那么，仅仅因为一个大队日军拦路，使五万名远征军官兵葬身野人山，这又该算是怎样的笑话呢？
“为什么你不令我死在沙场，而让我这样惨死在野人山上？……”
在探索远征军归国之战的历程中，我有了一个看法。当时的中国人，非常不愿意打仗，我们老家冀中的农人是这样，入缅作战的四川兵、广东兵也是如此。在国民党军中，当逃兵、开小差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可是，冀中农家子弟到战争后期，可以骄横到冲着日军炮楼做操，而从印度发起归国之战的远征军，则是国民党军中唯一没有逃兵的部队。
我的看法，是大扫荡的苦难，把冀中的子弟逼成了凶悍的豹子，而野人山的惨痛磨难，则把远征军的老兵变成了恶狼。
是不是也可以说，越是老实人被欺负狠了，他迸发出的反抗会越发强烈？！
300名手持美制冲锋枪的中国恶狼和240名使用三八式步枪的日军交手，结果可想而知。
新平洋战斗的结果，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和第55联队第11中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战斗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日军匆忙调动步兵第55联队、步兵第56联队、炮兵第18联队的一个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胡康河谷设防。
事实上日军早已料到中国军队即将反攻，做好了预案。由于雨季无法保障大部队在胡康河谷的补给，日军并未在那里部署大量兵力。但是，只要中国军队的进攻开始，第18师团主力将以最快的速度，沿着上一个旱季修建的简易公路迅速进入胡康河谷既设阵地，全力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并寻机歼灭中国军队的反攻主力。
这次战斗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听说新平洋失守，日军那嘎特遣队指挥官长桥中佐狼狈地结束了在野人山麓的渗透作战，匆匆率部后撤集结，试图夺回新平洋。
第18师团搜索队被歼灭当天，长桥和从新平洋逃出的深泻中尉在新平洋以西相遇。他们惊讶地发现，取胜以后的中国军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胡康河谷的西口处，屹立着险峻的万塔格山，把谷口切成南北两路，现在中国军队的左翼已经深入到北路深处，沿着大龙河几十华里的范围内都在与担任防卫的日军发生战斗；它的右翼，则伸展到谷口南路的入口处，正占据了拉加苏高地在大修工事。左翼右翼张开，足有60华里。这样一个相互通信都困难的阵型，怎样能做到分进合击，起承转合呢？
尽管想不明白中国军队的用意，长桥依然决定对拉加苏的中国军队进行夜袭。这一仗，日军再次败退下来。但是长桥等人发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现象——对付这支中国兵，好像威胁最大的倒不是日本兵。
在长桥手下，还有一支古怪的队伍，就是他们，给拉加苏的中国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
第13节：拉加苏之一(1)
第 二 章
拉加苏之一
长桥和深泻两支日军共同发起的夜袭，可以说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震惊。
对日军来说，尽管荒木和原两中尉的死，让他们认识到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与以往交手的中国军队很不相同，但日军指挥官长桥的脑子里，仍然还带有些类似“足球是圆的”这样的侥幸心理。
从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突击的日军从两百米距离开始大步慢跑，冲向中国军队阵地，尽管确实打了中国军队一个冷不防，却依然在面对面的距离迎上了雨点一样的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弹片，伤亡惨重。措手不及的中国军队工事修得有板有眼，在顶住了最初的混乱之后，用远为出色的自动武器给日军造成大量杀伤。长桥的部下是作为特遣工作队执行任务的，所以人数虽然不多，级别却都比较高，这样的编成给中国军队送去了意料之外的丰硕战果——白天的战斗中，消灭了两百名日军，最高级别的只是中尉；在日军送上门来的夜袭中，却击毙了两个大尉（山下、井泽）和一个中尉（早川），那嘎特遣队的番号都在这一仗给打没了。
这次战斗，本来是日军主动发起，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出战斗，但却一直狂攻不止，打到把番号都干掉的程度，可以理解日本人这一仗较了多大的别扭劲儿。
幸好，白天和搜索营交过手的第11中队中队长深泻尽管人微言轻，不能指挥整个战斗，但总算有些心理准备，见到形势不妙，率部发起一次近乎疯狂的冲锋，总算把长桥中佐救了下来，但深泻自己也负了重伤。
日军的记录中这样形容这次战斗：“那嘎特遣工作队和波索中校指挥的缅甸义勇军一旅，共同向大奈河西岸拉加苏的敌军发动反攻，夜袭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也付出了深泻大尉负伤，早川中尉、井泽大尉、山下大尉阵亡的惨重代价。”
拉加苏夜袭的结果，证明足球虽然是圆的，但越南队和巴西队交手，那球儿还是不会往巴西队的球网里跑。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方面也对此战耿耿于怀。这一仗与日军交手的是新38师第112团先遣营第一营，中方称该部“沿塔奈河谷西岸向新平洋迂回，行至拉加苏高地附近遭到日军伏击，损失一个连。”此战中国军队阵亡了一个连长，人员损失不在日军之下。令人恼火的是，阵亡的中国军队大多数竟然不是死在日军手下，而是被波索中校率领的缅甸伪军在夜袭中砍杀。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是远征军的一名军官，他在给国内采写的稿件中提到过此战，称战斗中还有一名美军军官被日军俘虏。当时远征军在暂时撤离阵地时要带他一起走，他不肯出隐蔽部，结果被日军俘获。
日军没有记录在这一战中活捉过美军，只提到“在夺取的敌军阵地中，发现了身着夹克的白人军官尸体，看来是美军的顾问人员。”
说来令人哭笑不得。驻扎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是史迪威按照美军标准进行训练的，技战术修养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可说首屈一指，但是也不由自主沾染了美军当时的致命缺陷——回避肉搏战和白刃战。
第14节：拉加苏之一(2)
波索中校的缅甸伪军人人一口缅刀，在深夜摸进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的突袭中，造成了比“武士道”的日军更大的损失。
此战以后，时任新38师师长的孙立人，下令吃了窝囊亏的远征军士兵人人背一口大刀，严格训练白刃战技术，这一口大刀可以砍人，也可以开路，竟然成了印缅战场中国军队的一种标志。这以后，像拉加苏夜袭这样的便宜，日军再没占着。
天亮了，日军到底火力上吃亏太多，被迫后撤。此时，日军第55、第56两联队已经乘坐汽车赶到战场。井上咸大尉隶属的这批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前线以后，战局开始发生逆转，在日军第55、第56联队主力的猛烈反击下，中国军队开始陷入守势。
主动发起反攻，而且进展顺利的中国军队为何会进入守势呢？原因竟然是兵力不足，中国军队在前线的部队只有一个陈鸣人的第112团，其他中国和美国在印部队都在休整训练，根本没有出动。
以一个团发动这样一场反攻，是不是有点儿近乎儿戏？
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发起的归国之战，起因竟然有些偶然。1943年10月，史迪威去重庆开会，代理指挥的美军参谋长柏特诺认定，日军在胡康河谷谷口只有少数指导官和缅甸伪军，因此命令以第112团分散攻击临滨、拉加苏等日军据点，因为觉得敌人不多，柏特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出援军。然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审问俘虏时，发现日军至少两个大队的番号，认为情况不对，与柏大吵，要求立即派出援军。双方争论到史迪威不得不提前飞回，询问孙立人为何不尊重参谋长，孙道：“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史迪威等美国军人都很恼火，双方争执不下，而此时前线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转攻为守，被包围在拉加苏和“李家寨”两个要点。陈鸣人奋勇死战，日军几次猛攻都无法将第112团打垮，也无法越过这两个点夺回新平洋。无奈敌众我寡，第112团这样打下去难免全军覆没的危险。
好在史迪威不是个糊涂人。他自己到拉加苏看过，不得不承认孙立人说的有道理，于是命令孙率新38师主力驰援，一仗打下来才明白——当面的日军竟然不是两个大队，而是第55、第56两个完整的步兵联队！一个第112团竟然和日军两个联队打得平分秋色，这回，感到吃惊的不仅是美国人，连孙立人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了。
中国军人得到良好后勤后的强大战斗力就此得到承认。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写到这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反击已经如火如荼，也许，我们应该站到战场更高的地方，看一看这支从印度向故国冲杀而回的军队，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一支优秀的部队，往往都有一个它的灵魂。
孙立人，就堪称从印度出师的这支中国蓝鹰部队的灵魂。
孙立人，抗日名将。字抚民，号仲能。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人。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感于国家内忧外患，投笔从戎，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抗战爆发后屡立战功。1941年担任新38师师长，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远征军兵败时率部进入印度。他指挥的新一军为远征军驻印部队（X部队）主力。1943年10月开始反攻缅北，经过两年苦战，1945年率部打回国内。抗战胜利后孙一度参加内战，后在台湾练兵，因“孙立人兵变”事件被软禁，大批部下遭到清洗和迫害。1988年孙立人恢复自由。2001年，“孙立人兵变”案被证明毫无依据，得到昭雪，其时孙立人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了。
第15节：拉加苏之一(3)
说起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 Hua 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说起远征军从印度的反攻，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几乎都要提到孙立人这个名字。老部下曾为孙立人写书，名叫《小兵之父》。正是这位“小兵之父”，带着弟兄们一步一步打开了返回故乡的大门。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位远征军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将军吧。不了解孙立人和他的部下，远征军的战斗，就没法下笔。
孙立人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中，一直以刚而犯上著称。意料不到的是，从部下对孙立人的描述中，我们竟然能感到一缕柔情。
孙立人在缅北反攻中，极重部下生命，每战不急于求进度，总以猛烈炮火开路，被史迪威责怪进展不够快他也不改初衷。孙军中没有死刑，最高刑罚是“记死”。
孙立人其人，中西学贯通，尤其一口英语极为流利，是史迪威最为器重的中国军官，认为他与一些满脑子封建思想，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但有趣的是，这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将军，与史迪威相处，大多时候却是在吵架。这一点是美军参战军人回忆的。有一次，“梅支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曾迷惑地问孙立人，说你和乔（史迪威的绰号）哪里有那么多的架要吵？
孙立人回答：“如果我不和他讲，他永远不会明白中国人怎样想。”史迪威虽然坏脾气，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而且为人正派，他反而钦佩孙的率直。所以，他和孙立人吵得厉害，吵过之后只会配合得更好。这是斯利姆将军在From Defeat to Victory（直译为《从失败到胜利》）里面提到的。
有人认为孙立人熟悉美国，想当然地认为他唯美是从，这种说法固然不对；也有人夸大孙与史迪威的争吵，认为越吵越体现民族气节，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在缅北反攻中，中美双方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我关系，孙、史的争执，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
孙立人为人机敏而荣誉感极强。一次在印度，美国记者采访他，可能为了打一打这个年轻将军的傲气，故意说：“加尔各答出了好几次汽车被盗案件，都是中国人干的，孙将军知道吗？”
熟悉美国的孙立人应声答道：“美国各城市丢汽车的案件都很多，是否也是中国人干的？”
到台湾后，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中，陆军待遇不如空军海军，孙极为不满，追着蒋介石要求改善，蒋袒护海军空军。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夫人公馆派）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外号“睡虎”），情急之下喊道：“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
第16节：拉加苏之一(4)
哭笑不得的蒋介石道：“孙立人不懂政治。”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视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孙确实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好，他喜欢运动（在清华曾因运动受伤休学一年），在大学期间打篮球很出色，于是选拔入校队，后来竟然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21年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击败日本获得冠军。报纸评论：“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孙因为在场上表现出色，动作迅捷，被冠以绰号“飞将军”。因为孙喜欢篮球，到台湾后，成了台湾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中国将军当国家队运动员的，一个是孙立人，一个是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后者曾为国家足球队队员。
孙立人修养好，交往的大多是冰心一流的文化好友，为军中同僚侧目（侧目？的确是侧目，觉得看不惯这个满口洋文的丘八呗）。他亦爱好文艺，支持军中唱歌提升士气。当时远征军中流行三支歌：孙立人父亲做的《新一军军歌》、《青年军从军歌》，还有一首十分特别，竟然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孙很喜欢它的旋律，直到后来发现解放军定其为军歌才停止让部下唱这首歌（注：《八路军军歌》原始歌词没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样敏感的内容）。
但是孙立人情绪激动时也经常骂人，口头禅带“他妈的”三字，这是长期在一线作战养成的习惯。他的英文秘书黄文美曾责他这个习惯不好，孙说：“我们当兵的，‘他妈的’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喜怒哀乐。”
孙立人廉洁，一生没干过贪污军饷、喝兵血这种事情，亦不动用公费，薪饷常接济阵亡袍泽家属。因此担任陆军总司令后家中清贫如故，菜金都要限制，若来客人添菜，只有咸蛋、皮蛋或炒蛋，家人背后有“三蛋轰炸”之说。家中特别处唯经常举行舞会，也没有固定舞伴，是为了和美军社交。孙因兵变案被软禁后，没有薪水，妻弱子幼，无以为生，只好自己种玫瑰花托人来卖补贴家用，竟然卖得极好，台中人称为“将军玫瑰”。新38师老部下回忆，孙喜欢养吊兰，驻军广州时，军务之余常亲自浇水，凝视欣赏。
孙立人晚年说，最敬仰的两位长官，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郑洞国。
第17节：拉加苏之一(5)
孙立人被无辜囚禁33年。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联络，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将军而言，并非不在意自己的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实际上，他对此耿耿于怀。孙去世时，最后一句话有三个版本。
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
他的亲属记的是——还我清白。
他的部下记的是——我是冤枉的啊。
时人评价，孙立人被囚禁太久，与社会隔绝，别人早已不当回事的一些东西，他还如金科玉律般看得很重。
有什么样的指挥官，就有什么样的部下。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的骨干部下也很有特色，堪称“八国联军”。
因为孙提拔部下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这就是所谓“八国联军”的由来。
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吧，了解了他们，也就对这支远征军有了一个比较感性而全面的认识。
第一，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早期新38师副师长）和贾幼慧（后期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
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琪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
三人后来的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因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击炮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
第二，是法国。
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
第18节：拉加苏之一(6)
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38师和新22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
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38师与新22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38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
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
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彪。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得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的脑袋竟然一样，都是一根筋……
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
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
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
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后来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
第三，是英国。
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
王楚英出身第18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
第19节：拉加苏之一(7)
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
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战军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对日军进行最后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第53“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
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
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
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
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
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的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搞“三光”。
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
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遇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怎么好像希望日本人赢呢？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
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
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
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第20节：拉加苏之一(8)
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
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得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
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和，也不能让你和，这也是英国人的绝活儿，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
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第四，是意大利。
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吗？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
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
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11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
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
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
饶有趣味的是，那水手被打得七荤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
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让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
只是，此时的搜索营已经不是潘德辉指挥的那个纯粹的战斗部队了，它的编制搞得十分花哨，有仪仗队，有喷火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时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
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
值得一提的是谭展超有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太太，曾经是他很炫耀的一件事，却不幸这位女子并没有同时代蒋百里将军夫人那样坚定和令人景仰，为人放荡而且后来沦落到勾结日本特工人员，为日军充当间谍。虽然谭展超回国后念旧情为她开脱，但这大约是谭上校最为难过与难堪的事情。
第21节：拉加苏之一(9)
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
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吗？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
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
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
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吗？
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18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
这个从第18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38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后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第18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
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
孙克刚回忆钟正平还有一件趣事。远征军反攻时，日军对孙立人恨之入骨，多次派出狙击手试图射杀他，却很不成功，狙击手反而被俘，也被钟正平审讯。
要说狙击，孙立人可算是一个好目标。孙身材高大，军姿极为严整。老部下说，孙因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严格训练，站立的时候两个肩胛骨总是几乎靠拢，所以永远看来威风凛凛。他也很重视着装，衣领上的军衔标志是一件艺术品，由两块纯金箔片组成，上面打磨出两颗突出的金星。因此他的形象在军中十分醒目。
但是日本狙击兵这次一直找不到他，很是困惑，于是被审问时问钟正平：“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是不是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白头发（孙有少白头），穿黄马靴的？”
钟马上明白过来，回答说：“不错，不过现在他的形象变化很大。”
孙立人的确变化很大，他当时发誓打不下孟关（就是戴安澜师长殉国的茅邦）不剃须，所以此时他在军中的形象是美髯公，拿着老照片的日军当然找不到他。
日军误以为钟也是日本人，于是问他为何不刺杀孙将军，钟反问：“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日军俘虏无言以对。
第六，是韩国。
这回，可不是“假洋鬼子”了。新38师新兵营少校营长崔德新，是大韩民国政府着力培养的军事人才，光复军骨干。由于当时韩国反抗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崔德新入中国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学习，毕业后曾担任政大教官。1942年随远征军入缅，后到新一军参谋处工作。
第22节：拉加苏之一(10)
虽然崔德新在新一军表现平平，但他后来的生涯十分灿烂。板门店谈判，南韩的谈判代表，就是这个崔德新，当时已经是陆军少将，在战争中担任过兵团司令！
他还担任过韩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驻德国大使，最后官至韩国外长。1986年，崔德新因思乡移居朝鲜，轰动一时。此人是朝鲜半岛几十年有名的风云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孙立人部下新一军出身的。
第七，是缅甸。
在缅甸作战，当地人的支持是远征军的重要力量。孙立人属下有一支半缅甸人员组成的队伍。一支，指的是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山头人”组成的后勤运输队，新38师反攻新平洋的时候，这支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运输队，头顶食品、药品、子弹，甚至炮弹，穿梭于前线后方之间，风景独特。半支，指的是克钦突击队（Kachin Rangers），指挥官是美国人，新平洋之战的英雄潘德辉兼任副总指挥，所以只能算半支。值得一提的是，潘本来是军统派去监视孙立人的，却成为孙最忠实的部下。
好了，“八国联军”的事情，到此基本讲完……
慢，刚刚七国啊，还有一个是哪一国呢？那是不需要多讲的，因为那就是中国。
在缅甸的归国之战中，新一军共牺牲了18000多名官兵，这些普通的中国农家子弟和从戎书生，撑起了“天下第一军”威震异域的荣光。
而重入汉家疆土的新一军官兵们，此后也不乏对国家贡献卓著者。他们是不需要专门来描述的，因为我们这部书，写的就是这些普通中国人的传奇。
第23节：拉加苏之二(1)
第 三 章
拉加苏之二
在胡康河谷一线布防，挡在远征军前面的日军，是日军第18师团主力。这个师团本来是一个两旅团编制的甲种师团。加入缅甸方面军后，为适应山地作战取消了旅团一级建制，减少了一个步兵联队，改为三步兵联队制山地师团，但大大扩编了其炮兵编成，在胡康河谷这样的山岳丛林地带，其实际战斗力反而得到增强。
这支敌军的主要编成如下：师团共辖六个联队，其中步兵联队三个，即第55、第56、第114联队，每个联队辖三个大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每个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队、一个辎重队。步兵以外，师团还辖一个山炮联队，即第18山炮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即第12工兵联队；一个辎重联队，即第12辎重联队，总兵力两万余人。
胡康河谷道路艰险，溪谷纵横，非常不适于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在战史上，对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国内选择了胡康河谷这条险路，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这是为了出其不意。
试图出其不意，却遇到两万多敌军拦路，这实在不能算成功。事实上，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前田博少佐在他的著作《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和战后处理》中，披露了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对于中国军队会选择胡康河谷反攻缅甸，日军早有准备。
1943年年中的时候，日军在缅甸一共有五个师团。这些部队包括隶属于第15军的第18师团、第33师团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于方面军的第55师团、第5飞行师团。
日军对这些部队的配置如下：司令部配置在缅甸首都仰光，第5飞行师团分散配置在缅甸各个机场；第55师团负责南缅防务，部署于印缅交界线南端的港口阿吉普一带，警戒英军从海上发动登陆攻势或沿海岸东进攻击；第33师团负责中缅防务，部署在曼德勒以西地区，对抗英帕尔方向的英军；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均部署在北缅，警戒中国驻印远征军和云南方向部队的攻击。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之后，日军干脆将北缅单独列为一个战区，成立了第33军直接指挥该地区的作战。此后，日军陆续增兵，到1945年，在缅甸方面军属下共计有九个师团又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用于缅北的就有五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占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从这个配置看，日军对缅甸的防卫重点为重西轻东，重北轻南，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如果发动自胡康河谷的反攻，地点正在缅甸的西北，恰恰是日军防卫的重点。
既然明知这是敌军防卫的重点，地形又如此不利于进攻，中国远征军为何不选择另一条路发动反攻呢？
这是远征军总指挥、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决定。史迪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他缺乏军事常识。事实上史迪威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很清楚选择这条反攻路线的风险。察看当时的史料，似乎可以看到这位高个子将军决策背后的一丝无奈。
史迪威急于发动缅北反攻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浪漫的“I shall return”（我会回来）不同，有着更加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尽快打通中印公路，稳定中国战场，并通过这条路线提供装备、物资，重新武装中国军队，以期从东方发动对日军的反攻。
1943年的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29个师团的主力，世界很难想象中国如果倒下，将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怎样的灾难。要知道，美日在所罗门群岛的血战，把瓜达尔卡纳尔岛打成了“地狱岛”，把萨沃岛湾打成了“铁底湾”，日军出动的部队，也不过一个多师团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军队的战斗，必须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支持。大到飞机、汽车，小到望远镜的镜片，电台里的真空管，当时的中国，几乎都无法自己制造。在美国参战以后，这个“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也对中国打开了大门。然而，随着沿海港口的丧失，中国失去了海上的补给路线；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关死了西北方向的援助；滇缅、滇越路的中断，又让西南方向的援助无法入口。偌大的中国，只剩了一条飞跃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外界保持着艰难的联系。高山，低压，剧烈的空气运动和日军飞机的拦截，使这条航线艰险异常，中美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中国防化兵事业的创始人李忍涛将军，都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气晴朗的时候，“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甚至可以用地面坠毁飞机闪光的铝片作为导航指示，可见损失之惨重。
第24节：拉加苏之二(2)
因为太过艰险，驼峰航线的运力有限而且代价昂贵。即便盟国有心为中国提供更多的装备物资，也无法依靠这样一条空中路线。为此，史迪威下决心指挥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目的是打出一条直通印度的地面公路运输线，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中印公路”。
史迪威选择胡康河谷这条进攻路线，是因为没有其他路线可供选择。
收复缅甸，其实有很多路可走，粗粗一看，即可以通过五条道路：
第一条路，从缅甸南部沿海登陆，直取首都仰光。
第二条路，从印缅边界南段，阿拉干山以南的阿吉普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沿海边攻夺仰光。
第三条路，从印缅边界中段，阿拉干山以北的英帕尔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攻击目标为缅甸古都曼德勒，在那里可以直接切断南缅和北缅日军的联系。
以上三条路线，大多是在道路宽阔、行进便捷的平原和高原地区，易于美式机械化装备的部队作战行动，同时人口稠密，物资也较为丰富。
另外两条路就艰难得多了。
第四条是从印度通过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攻取北缅中心密支那，而后南下曼德勒，将日军赶向南方。
第五条是从云南越过高黎贡山，收复滇西，再夺取旧滇缅路要隘腊戍，徐徐向西向南推进。
这两条路线，经过的地区都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人烟稀少，补给必须依靠自己。
通过前三条路线，都容易直接威胁日军在缅甸控制的核心地域和主要交通线，或对日军形成切断进而围歼；而后两条路线即便成功，也更容易与日军打成“顶牛”，形成一进一退的局面而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在缅甸的态度十分清楚，就是排斥其他任何大国进入这一地区，坚决等待战争结束后，日本“合情合理”地向大英帝国归还这块领地。因此，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染指缅甸，无论出于何等目的，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个，罗斯福斡旋丘吉尔与蒋介石约定的，在缅甸南部岛屿登陆的作战计划，被一拖再拖，终于无疾而终。
可是，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庞然大物了。两次世界大战耗干了英国人的心血，世界的天平已经向新兴的大国倾斜。在德黑兰会议上，人们形容丘吉尔先生在罗斯福与斯大林面前的地位，就仿佛“美国鹰和俄国熊之间的一头老瘦驴”（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所以，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有求于人的英国人也不得不做出一点象征性的让步——史迪威将军可以发动反攻，但是他的路线只能局限于北缅。
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英国方面曾同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全境作战，戴安澜将军死守的同古，就在仰光北面一点点，向南打出两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印度洋了。这个距离，也就和北京、天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时，在缅甸的华人给了远征军最大的支持，甚至在远征军失利败走野人山的时候，还有上万华侨坚定地追随祖国的军队撤退，宁可埋骨荒山，也不放弃。
第25节：拉加苏之二(3)
大约是这种热情，让英国人感到了中国在缅甸的强大号召力。在发动反攻的第二次缅甸战役中，英方严格限制中国远征军的行进路线，试图尽量避免他们与缅甸普通民众的接触，以免给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造成问题。将中国远征军进攻的路线限制在人烟稀少的缅北，大概不无这方面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只好无奈地选择了胡康河谷来发动这次进攻。
谈到从印度出征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的名字不能回避。作为这支数万名官兵组成的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并不是一个挂名的摆设，他有着真正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都堪称一件古怪的事情——把军队交给外国人来指挥，这几乎是一种近乎于卖国的行为。史迪威能够指挥中国驻印军，纯粹因为他手中握着的美援，他是中国实在不能得罪的。
不过，反攻开始以后，史迪威最终还是将指挥权还给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中国将军，放手让他们指挥前线的作战。实战让他明白，指挥中国军队，最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来干，否则再好的美国将军，无论是柏特诺还是梅里尔，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没法突破中西文化的高墙，把一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从结果来看，他这个选择堪称明智。
一个有指挥权却又并没有真正指挥每个战役的将军，一个在最后胜利之前黯然回国的美国人，史迪威的形象在不同人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
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中，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一个现代的戈登，他一手培养出了一支当时无论训练还是装备，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军队。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老兵，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且富有进攻精神。在日军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他指挥了对缅甸的反攻，并成功地打通了中印公路。他和中国将军孙立人的配合珠联璧合，孙在前方指挥战斗，史在后方提供支持，是远征军成功的基石。史迪威深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在美国国会畅通无阻，这使得他在整个缅甸战役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一个。他的解职，纯属遭到东方国家一些小人的陷害，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对史迪威的好感都十分有限。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将史迪威描述成一个傲慢的美国佬，一个企图利用美援杠杆夺取中国主权的阴谋家。他在无法迫使蒋介石交权的时候，甚至组织中国军官试图通过政变的方式直接把“花生米”（史迪威给蒋介石的外号）干掉！最终，在中国人的联合抵制下，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比敌人还可怕的盟友终于被赶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逃之后，人们不再讨论史迪威试图干掉蒋介石正确与否，但依然津津乐道于远征军里中国军官为“捍卫民族气节”，和史迪威等无礼的美国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事实上，在中印缅战区的上层，乔治?史迪威是个很少有人喜欢的“醋性子乔”。英国人不喜欢他，甚至面对试图打开中印公路的计划，本应受益最多的蒋介石似乎也有些冷淡。
第26节：拉加苏之二(4)
美国参战以后，在华的日军部队很多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从1940年到1943年，尽管日军在敌后战场对八路军发动了多次猛烈攻势，给太行、冀中等敌后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但正面战场的各条战线上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减少，抗战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相持阶段。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对发动积极的反攻兴趣不大。这一点，他与英国人在缅甸的思路相似，都有“等”胜利的嫌疑。
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思路有一定道理，他深知日军的战斗力和自己部下的弱点。即便装备了美式武器，反攻也不是那样好打的。既然依靠美国最后总会打胜，又何必付出巨大的代价呢。如果中印公路打通，对日的反攻就无法回避；如果中印公路打不通，蒋介石大元帅有充分的理由和日军继续“对峙”。1944年滇西反攻，中国军队惨重的损失似乎也在反证蒋介石思路的正确。然而，1944年日军出其不意的大规模反攻，给装备训练都落后的国民党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重庆一片恐慌。假如中印公路早日打通，国民党军或许远不会败得那样惨。如果把意义放得再远一点，很多原来对国民党较有期待的人士，正是因为这次大溃败丧失了对它最后的信心，而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这时候再抱怨日军没有默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的教训是：有实力，才有的选择，战场上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刀把子放在别人手里。
当说谁都不喜欢史迪威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远征军的将士们。当史迪威指挥部队发动反攻的时候，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并不是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而是在印度的几万名普通中国官兵。
他们大多不懂政治，即便懂，也往往幼稚得可笑。他们支持史迪威，并不是因为亲美，而只是因为，他给了弟兄们一个回家的希望。
为了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奋战至死。难怪史迪威称呼这些战士，总是用一个句子：“我的孩子们——”
对史迪威在远征军中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作者思前想后，觉得唯有英语中的“Old Father”（老爸爸）最为贴切。
英语中的“老爸爸”，是部队里对那些脾气暴烈却爱兵如子的将领的昵称。他们会踢着你的屁股冲锋，但又会为每一个士兵准备从丰盛的早餐到避孕套所有的装备。美国陆军名将巴顿、霍兰德?史密斯、海军登陆战专家特纳，都曾被冠以这样的称呼。
又是“中国通”和老兵，又是帝国主义阴谋家，又是“老爸爸”，哪一个是史迪威真实的形象？也许，哪个都是，哪个又都不是。
史迪威确定了反攻缅甸战役的战略方向，并为每一个战役下定决心。但是，他对远征军更大的贡献，则是在后勤方面。
1943年，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装备比美国军队还好。这是因为，史迪威一次就从美国给中国驻印远征军运来了按照美军标准三个师的装备。但在印度的中国军队，当时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两个师。“贪婪”的孙立人和廖耀湘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三个师的装备，结果就是美军当时每个师只装备两个榴弹炮营，而孙、廖两师，每师却装备三个。
第27节：拉加苏之二(5)
史迪威对此不但不制止，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远征军的新兵都不是立即补上前线的，他们要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训练才可以投入战场，以至于战争后期从重庆飞到印度的青年军，大多还在训练，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远征军所需要的装备，完全按照美国军队的方式进行补给。
远征军老兵张克仁回忆，在印度进行的训练中，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有练习卧倒的科目，但中国军队的老兵倒地总是先调整一下姿势，让人先着地，枪后着地。美方顾问对此进行了纠正——不要管枪，如果砸坏了换一支就是，人是最重要的。
同时，远征军受伤的战士，通常都是被立即用飞机运往印度进行治疗。这样的做法，让远征军官兵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也极大地提高了远征军的士气。张发奎将军曾记录在九江战役中，战死的士兵被丢弃在阵地上，负伤的士兵无人去管。士兵们一边听着袍泽无助的呼救，一边看着他们的残躯在自己身边翻滚，怎么可能还会拼命打仗？
在远征军的反攻中，史迪威做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了前线部队的补给需要。每当中国军队向前攻到一个新的据点，中美混合工兵部队就会跟着把路修过去。美军工兵司令皮克准将是修筑过密苏里水坝的工程专家，他给中国战友的承诺是：我离你的路程，永远不超过一天。他做到了。同时，史迪威还大批调动飞机空投解决中国军队的补给问题。
而据日军回忆，在胡康河谷的战斗中，输给中国军队，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补给。
陈鸣人的一个第112团在胡康河谷谷口，拉开一字长蛇阵大战两个联队的日军，后续部队足足等了两个月才跟上来。这一来是因为部队要翻越野人山才能进入新平洋周围的战场，1943年底，野人山一带意外地多雨，人员和装备行动十分困难；二来，则是因为在上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扯皮。
扯皮的原因是当时的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固执地认为陈鸣人怯战，认为他当前的敌人不可能超过一个大队。可能出于用人不疑的考虑，史迪威站在柏特诺一边。但是，搜索营在临滨附近的战斗中，发现日军居然升起充气飞艇来为炮兵指示目标，这绝不是一个大队日军所能拥有的装备。所以孙立人坚决地支持前线部队的判断，要求大部队立即增援上去。
美军方面认为，日军虽然有一个师团在前面拦路，但主要部署在胡康—孟拱河谷后方的孟拱一带，现在雨季未完，日军无法快速从孟拱方向把大部队开到新平洋。显然，美国人是按照自己打仗的方式来计算日军行动的。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同样惊呼日本兵似乎依靠空气、树叶和水就能无休止地作战，这和美国兵带着从军毯到避孕套全副装备上战场的概念大不相同。中方军官则试图依据到手的情报说服对方。根据潘德辉送来的情报，日军在胡康谷口放了三个联队——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第55联队和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设在分割南北两路的万塔格山麓之于邦镇，第56联队设司令部于大龙河岸边的太白家。战斗重点在北线，因为北线道路宽阔，修路后可以通行车辆坦克。日军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都在这里。南线日军兵力较少，以第55步兵联队冈田大队为主。
第28节：拉加苏之二(6)
双方的口水大战持续许久，这时传来了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阵亡的消息。
固执的史迪威并非不肯认错的人。他只是太有优越感，对中国的军官和情报同样不肯信任。陈耐寒营长的阵亡，让史迪威冷静了一些。他采取的行动是，亲自到前沿看一看。
到拉加苏前线视察的结果，是史迪威接受了孙立人的判断。他一面通过空投物资增援前线的中国部队，保持他们的战斗力；一面迅速集结部队，集中物资，将新38师和新22师全部投入到反攻中去。
这时，在前线双方的战斗，基本集中在两个点上，北面入口的“李家寨”，和南面入口的拉加苏。“李家寨”守军是从临滨被日军压回来的第一营残部。这里本来没有村寨，只是一片茂密的榕树林，因为守在这里的指挥官是第一营连长李克己，所以被戏称为“李家寨”。这里曾遭到日军疯狂的攻击，都被中国军队用密集的弹雨打退，日军称，“敌人巧妙地在密林中构筑了阵地，并用优势迫击炮进行阻击。我军无法取得进展，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及时的空投补给，“李家寨”的守军粮弹充足，日军的围困没有效果。
而拉加苏方面，负责防守的是第三营。虽然陈耐寒营长在战斗中阵亡，但要日军拿下这个阵地，同样一筹莫展。
而这个时候，日军的补给却由于战线太长，出现了巨大的困难。
日军回忆，当时的补给运到前线，首先要用铁道运到胡康河谷出口的孟拱，然后用卡车运到孟关。此后，简易公路就无法通行了，只能使用大象和独木舟运送。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有这些，都要在夜间进行。
以某一日为例，日军第55联队一个大队的全部补给品如下——“大米两袋，岩盐一袋，手榴弹八十，生大蒜一袋，发酵后制作的豆制品一大盒，还有路上运输兵打死的两只猴子……”
这时的中国远征军呢？每天，中国方面由战斗机护航的运输飞机就在日军眼前投下充足的弹药、食品、医药，饥肠辘辘的日军个个“除了咬牙切齿以外，毫无办法”。
井上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拉加苏之战中的一个小插曲，正是关于补给的，双方的胜负，也许关键就在这里。
井上咸大尉所属的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在南线围攻拉加苏。
拉加苏一战，从1943年11月1日中国军队攻占拉加苏，一直到1944年1月下旬日军留守的福田秀良分遣队逃走为止，打了三个月。
这里的兵力，包括第55联队冈田第三大队，长桥中佐的纳卡地区特遣队残部，长尾大尉的预备兵第一补充队，总兵力近2000人。根据王楚英的《缅甸作战中的史迪威将军》，发现此战在拉加苏的中国军队，只有第112团第三营。
这段插曲就发生在日军围攻拉加苏的战斗中。
说起来，拉加苏能守三个多月，中日双方可以说都感到有些惊奇。和中国军队交手的第18师团可是日军的王牌，从杭州打到广州，从马来亚打到新加坡，军中全是老兵，精通丛林作战，号称“百战百胜”。中国远征军毕竟也是人，能顶得住这支日军的疯狂攻击，如果没有点儿特殊原因是不正常的。
第29节：拉加苏之二(7)
这个特殊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方的战斗力确实强，作战凶猛顽强，美军提供的空降补给也十分及时。另一方面日军自己也有问题，第18师团的司令部，包括它的补给部队——辎重第12联队都在胡康河谷另一端的孟关，距离拉加苏七十公里，因为山道崎岖实际上到前线要走三百公里，所以日军的补给线拉得太长，造成前线供应不足，使日军战斗力不能充分发挥。
但是，再怎么样，打了一个多月以后日军还是撑不住了，他们疑惑的是：这守拉加苏的是中国人吗？在中国大陆最能守的城市衡阳，也不过守了47天，那守军是整整一个第10军呢，怎么会这么小的一个阵地竟打不下来？
于是，12月，第55联队的联队长山崎大佐（有资料为丸山房信大佐，这是不确切的，丸山的第114联队是18师团的总预备队，当时在密支那，不可能到拉加苏）亲自带着联队旗和援兵到前线督战来了，按照日军惯例发扬精神力量，鼓励士兵组成敢死队发动决死攻击。14日，日军发动决死夜袭，敢死队队长是第7中队中队长玉城中尉（战死后特晋大尉）。这位平时喜欢唱戏自娱的联队长还给敢死队唱了一段“元禄快举”（即日本武士大石良雄袭击吉良侯的传奇）的浪曲鼓舞士气。
不幸的是，由于日军工兵部队未能有效配合，这次夜袭在中国军队厚密的迫击炮和准确的近战火力面前还是失败了，死伤了47名敢死队员。这次突击，不少日军都抱着打破中国军队阵地，进去大吃一场的念头的。
可惜，攻击还是失败了，井上咸回忆很多敢死队员难过万分。这倒不是因为失败，原来，在战斗开始之前，日军给每个突击队员都发了两天的食粮配给，负责补给的林田义弘中尉反复交待：不要一下都吃了啊，不然明天就没有了啊。
不过，大多数敢死队员还是把两天的配给都吃掉了。一来，每天的配给不过是一个饭团而已，冲锋之前不多吃一点实在冲不上去；二来，很多士兵说：“中国兵的炮弹那么多，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呢？”结果等败下阵来，那些“不幸”没有战死的敢死队员才发现，自己居然要饿上整整一天才能得到新的食物，有些日本兵不禁后悔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跑来报告，说此战并非一无所获，还是攻占了中国军队阵地的一角，那里有粮食，就是……
还有什么就是？！饿疯了的日本兵蜂拥而去，到了那里却目瞪口呆。
原来，攻占的中国军队阵地，是战地厕所的所在地。由于一年时间的美式训练，这支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非常出色，地堡战壕建造十分迅速，而且交叉火力设计科学合理，仓库、隐蔽部、野战医院等阵地设施也非常齐备。文明化的中国兵还修有战地厕所，这是地面上挖好的壕沟，周围还略有遮蔽，在包围圈中很有利于卫生。大概因为这些见识，后来新一军到东北打仗的时候，当地纷纷传说该军全是大学生。
不过，厕所就是厕所，里面自然是黄白之物，美国牛肉罐头中的蛋白质加上中国农家出身士兵旺盛的消化能力，使这一片地方猖狂地弥漫着类似硫化氢的味道。
就在这里，地上居然有人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中国字：“日本兵，你饿吗？那就吃吧。”
吃？再饿也不会有人吃这个吧？
看来中国兵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中国兵把来不及带走的大米都倒在了池中的粪尿里。井上咸大尉回忆，这些米，在黄澄澄的粪便上，闪着点点白色的光。
……
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有饿极了的日本兵已经扑了上去，捞起粪尿中的大米，在旁边的河水中洗一洗，捏成个团团，就嚼吃起来。
其他的人立刻被这种气氛带动，疯狂地争抢起来……
井上咸大尉写道：“那种情景，是今天饱食终日的人无法想象的。”
第30节：拉加苏之三(1)
第 四 章
拉加苏之三
虽然拉加苏之战中方被围部队守住了阵地，但因为敌众我寡，对方又有重武器，损失也很大。陷入数倍敌军的重围中苦战，决不是事后看来那样轻松和豪情万丈。被包围在“李家寨”和拉加苏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们，经历的是和任何包围圈中一样的紧张、恐惧和忧虑。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已经被他们打得饥疲沮丧，只知道围攻自己的敌军不断在增加。他们的防线在四面八方，任何一个点被敌军突破，结果都不堪设想。日军虽然在火力上无法压倒远征军，但在丛林中到处部署着精锐的狙击手，这些狙击手准确的火力强烈阻碍着中国军队任何突围和联络的努力。日军的狙击手通常都是将自己绑在离地十几米的树叶丛中，看到中国官兵在下面走动，就会开枪射击。最初的战斗中，中国官兵往往被击中还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开的枪。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膛线缠距小，子弹弹头长，是当时世界各国装备步枪中远距离射击精度最高的。
由于国民党部队中军官行动时经常前呼后拥，日军狙击手因此专打远征军的下层指挥官。在新平洋作战期间，第112团的尉官中，死在日军狙击手枪下的就包括连长赵振华、江晓垣，排长刘治等。按照远征军老兵的回忆，日军狙击兵枪法极好，专打我军军官的头部，令人毛骨悚然。
因此，远征军将士对这些日军狙击手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常用炮火将其栖身的大树连根拔起，吊在树上无法躲避的日军狙击手便落地活活摔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