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仁”，或真人性，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基础。当这个“真义”实现时，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儒家的哲学基础。
我觉得这是令人满意的。人性不被视为和道德律相反，而需对人性用种种反抗、克胜、压抑等手段。人的本身有为善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教人“完成我们的人性”就是合乎道德律的最初的、古典的儒学；和后来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因佛教“孽”的思想的介入，而有注重节制及惧怕情欲的倾向的新儒学，立于对立的地位。而这一点可能使许多不明白古代儒家理想主义的学生感到惊讶。这点人的天性，子思称为“天命”。因此中庸开首那三句话含有哲学的意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甚至在古典的儒学中也有谈及“节制”人类的欲望，但人性当被视为要完成的东西而非要反抗。在这里，“完成”一字的意义是顺从（率）。
因此完成天性及实现人的真我是儒家的教条。这一点是儒家与道家都同意的。道家庄子最大的关切是让动物及人各遂其生，或让他们“安其性命之情”。儒家企图藉养成好习惯及好风俗来显出人最好的性格，道家则非常惧怕干扰。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某些相似点。我们不必一跳跳到因为那个“道”字的应用，而以为孔学是从道家“借来”的结论。在古代及近代中国人中，“道”字通常用来指真理、路线，或简单地指道德教训。因此我们今天称孔子的教训为孔子之道。孔子自己一再用这个字，在经典时代的普通语法，人常用“无道之世”（道德混乱之世）来和“有道之世”（道德教化大行之世）对立。在这本子思所作的书中，有些文句的确有人所共知的道家“无为”的性质。下面这样意思的话，在中庸中曾看见过两次。“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无为而成”，当然是道家典型的教义。还有一句话，“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像这样一句谈及“不动”、“不言”的话，当然会令人想起老子及他伟大常说“无言之教”的后继者——庄子。但我们必须记得，这种借自道家的推断不是完全正确的。子思活得太接近孔子本人，足以证明他不必从道家的老子借用这种宇宙的道德律是统一的观点。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混合孔子的警句及格言而成的儒家教训的背后，没有一种中心的道德哲学。
（四）孟子：求其放心
儒学最重要的发展在乎孟子的教训（主前三七二至二八九）。孔子死后，儒学分为两派，一是荀子而一是孟子，前者相信人性恶而必须克制，后者相信人的善心可以绝对扩张。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假定人有为善及爱什么是善的固有能力，人的变坏是由于腐化，因此自修及保存人的道德性格的要素，在乎求回那个失去的赤子之心。这一派已成为儒学的正统。孟子已被给予仅次于孔子的地位，一般人谈到儒家的教义时都称为“孔孟的教训”，孔是孔子，而孟是孟子。
孟子常用浩然之气那句话，下面所引的经文，可能是对孟子之意最好的说明。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药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是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者几希，则其旦夕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去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含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种对人类固有的善性信念后来为儒家学者所爱好，并将其并入人文主义的总体之中。当宋朝新儒家来临时，他们看出孟子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把他的书并入儒家的四书给学童们学习。
孟子谈及“大人”多过君子。他申述人的大我及小我的理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
这种“夜气”，这种浩然之气，有点像相格森的“蓬勃的生气”，孟子确有一大股“生气”。他关切人的这种浩然之气的泄去及枯竭。他说它是能“充塞乎天地之间”的。他且问：“有人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伸，他觉得很羞愧而不远千里去求人医治，但为什么他失去他本来的善心，却不知羞愧呢？”孟子进而谈及“天爵”与“人爵”不同。我记得我父亲喜欢用这个题目来讲道，当他在基督教的讲坛谈及孟子的天爵时，他的眼睛发亮。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么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随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孟子愉快及高贵的乐观主义能教人以人人均能成为伟人的信念。因为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所理想化的圣帝）他用说植物与动物凡同类者，举相似，而“圣人与我同类者”故也必相似，来证明这一点。他问，如果不是所有人类口之于味有同嗜，为什么天下都认易牙为最好的厨子？如果不是人人对音乐有同样的爱好，为什么天下都对大乐师师旷齐声喝采？又如果不是人人对于美都有同样的观点，为什么天下都同意称子都为美男子？“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以同然乎？心之所同然也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假定理与义是我们心内所固有。
孟子常用道德上的热情来谈及义。有一次他去晋见一位王，而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吉国乎？”孟子立刻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有一次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它是属于那种培养基督徒的自尊心及高度荣誉感的高尚理想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满洲官吏常常贪污，如我们所知，所有国家的官场都常有贪污。但真正的儒家学者常对那些贪污的官吏侧目，而坚持孔子所建立的严格的道德标准。
“尸谏”是这种精神的事例之一。尸谏是送给皇帝一个“死人的谏表”。在暴君当政的时候，那些学者希望皇帝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便呈递一个违反皇帝意旨的谏表，他也知道这样一来，便有当庭被杀死的可能。例如，在那自大狂的女皇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当几个高级官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皇家秘书长，都已因为反对女皇帝而被处死刑，有一个皇家秘书继续奋斗，他送一份尸谏表到皇宫的收发处，那里收到这份表后击鼓表示它未被忽视。这位官员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他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吩咐后事，从容而庄敬地穿好了朝服，然后自杀。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教人做君子、做贤者的道德哲学家，他永不能有他现在所有的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孔子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以他所获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论，他可能是在一切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他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梦想，而这个社会秩序为中国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二千五百年，对他们的礼貌、风俗、家庭生活、社会习惯，及宗教崇拜，都有影响。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他就是道德的中国，给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机构以形态，自政府以至夫妻间的关系，成人与孩童间的关系。自希腊以来，直到今天，曾有过许多社会哲学家，及许多想设计一个较好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及傅立业，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有些人的思想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即已显出其荒谬，终于有一个勉强留下来；但因为顽强地无视人类心理，它已成为对人有害，回到暴虐及独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反之，孔子社会秩序的梦想不涉及经济，但握着人类的心理，特别是男女之爱及父母与子女之爱。无论谁人藐视这些公例，尽管有枪尖及狱墙，必然很快灭亡。甚至今天，孔子仍是赤色中国最可怕的背后领导者，因为那些滋生反抗的情操是属于儒家的。谁若说儒学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心是可以死的。而且，在时间的巨流中，当埋藏地下人类情操的洪水爆发时，将不带来政冶或经济的标语，而只是简单地说：“我们还给每一个男人他的妻，还给每一个母亲她的子女。我们还给你一个家庭。”
孔子无疑做过一个社会的梦。他反复地梦见周公，因为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说：“甚矣吾衰也，人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武王的长兄，曾负责奠定周代的文化社会及宗教制度，诗篇及祭礼，官阶及礼仪，乡村的节期，以及社交的礼节及规律。周公当然没有亲自做这所有的事情，但在孔子的心中，他代表着一个因跳舞及音乐，服饰及车辆，与崇拜的庙宇而令人神往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这个周公时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是他理想社会的实现；在其中，社会是安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权利与责任。孔子鉴于他当时的可怕的社会崩溃，希望能看见这样的一个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儒学常被它的说明者称为对人伦的教训，特别是基本的人类关系的教训。基本的人类关系有五，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德性：君臣之间是忠；父子之间是爱与敬；夫妇之间是爱；兄弟之间是悌；朋友之间是信。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礼（好仪式）的概念中，礼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我们可以综合起来说，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广义地说，儒家可说是成功的。中国人可能有说谎着、小偷、贪官污吏，但甚少发现有中国普通劳动者，或农夫，不把人与人的好关系及好礼貌视为首要，或可被称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张用礼貌来润滑社会的摩擦。无论你怎样不喜欢被抢，但如果那个抢匪说，“我求你宽恕，但我必须向你借用这张毯子”，你会觉得舒服一点。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富有的毛毯主人认为那个贼是“梁上君子”。
儒家经常主张他们拥有永恒的真理，因为孔子把握住某些人性心理的事实。只要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情操一天不改变，这些真理就是永恒的。让其它的学派教他们所喜欢教的，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回到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爱慕家庭的事实。因此家庭的系统成为儒家教训的核心。社会活动自然地跟着一种良好的家教。在家里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其它的一切善行都会加在你身上。
我以为读者先熟悉原文常比靠赖我的任何意译更好。我在这里摘录一段孔子和他的国君哀公的对话，哀公关心那个非常广泛的原则，礼，即是社会中要有好仪式的原则。儒家常被认为是“礼的宗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
么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推镂，文章黼黼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葬，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虽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
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若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若所不为，百姓何从？”
这里跟着是一段最出人意外，但最具儒家特色的对话。说明政府与男女关系之间的联系。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
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
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欤。”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社复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
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也。”
公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国之本欤。”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
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
孔子对曰：“不过乎物。”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
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
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心理学上认为家庭作为社会单位是胜任愉快的。它甚至在半宗教的意义上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没有人孤独地在此世生活，而一切宗教都必须克服人类灵魂的孤独问题。人类灵魂的孤独，是一切宗教，及一切俱乐部、会社、教会，及国家等组织存在的理由。当杨朱教人“为我”或自我主义，而墨翟教人“兼爱”的时候，孟子向他们二者挑战，说人类的爱有它自然的“差等”或侧重点，且爱如果要真诚，就必须以敬与爱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儒家认为人如果必须生活在一个社会单位中学习行为上的好模式，最好及最自然的单位是家庭，因为它合乎生物天性的社会单位。
当然，家庭生活的基础是生物学的。如孔子所说，家庭建立在男女的基本关系之上——换句话说，建立在性之上。性，或男人对女人的爱及女人对男人的爱，是美妙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当一个人出生，他是靠赖他的父母，但当他长到十多岁的时候，他发展出一种个体感，而觉得他是自足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觉得和同年龄的女孩子几乎完全不同，反过来也是一样。然后在成熟的时期，男男女女突然觉得自己不完全而且寂寞，于是互相追求，这不过是一个灵魂找寻一个异性的灵魂而已。结婚以后，男人在女人身上找到他的自我完成，女人也在男人身上找到她的自我完成。然后一种奇怪的事情出现。男人和女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有他们自己各别的意志；虽然肉体上各有不同，却可以在愉快的婚姻中互相弥补而成为完全的一体。这就是我所谓的性关系。在愉快的婚姻中，有一种人格的融合。两个意志的融合，由于各有一个自己，由于互相弥补，这两个存在成为一体而且成为完美。他们互相弥补彼此的缺点，好像人生了一个特别的头或一双特别的眼，一个看不见，一个会看见，这种互相弥补的过程天天在趣味上、好恶上、在改变思想的方向及开辟感情及想象的新前线上，继续进行，彼此想法的相同处多于不同处。因此结婚的人好像在他的灵魂中开了一个特别的窗，有一种外加的心能，使他对危险更为敏感，更能从生命的恩赐及愉悦中获益。
男人和女人想法不同，而这就是两性思想交换的全部价值所在。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她女性的完整，而女人对男人的要求是他男性的完整。在许多老年夫妇的身上可以看见完全融合及完全相属之感。但在女人身上，甚至在少女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更能感到这种相属之感和“爱”的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女人是更直接的，所以更能把握到性的全部意义。这样，人可以在忧愁时获得安慰，成功时与别人分享快乐。这种甚至连部分融合也不能发生的地方，及当二人中的一个倦于这种融合，或倾向于强使别人服从他或她的意志，或根本没有值得融合的东西可提供的时候，就免不了有不和谐及冲突。但人类灵魂的孤独，及在异性的补足中寻求成功的规律仍在发生作用，正如孔子所谓“无所逃”，而这种生而具有的孤独感，这种免于一己的不完全的需要，会改取别的形态。这就是我所谓男性与女性的完整的意义。读了某些流行的关于结婚的书籍，人可能以为恋爱的肉体满足就是性的整个满足。这是西方方法的危险所在，他们把生活切为分离的片段，只注视其中的一片，而不能在不可见及的无限本质中测量任何事物的整体。（例如把母爱孤立，把它钉住在乳腺的荷尔蒙上，且甚至用试验来证明它。）
家庭的体制（如它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成为人在其中成长、学习人生第一课、且继续在一生中运用的社会团体。家庭提供安全感。如果一个女人成为寡妇，家庭照顾她；如果一个孩子成为孤儿，家庭把他扶养成人；如果一个男人失业，家庭给他食物和居所；最重要的，当一个人老迈的时候，他可以安慰地盼望一种舒闲及受尊敬的生活，而不必顾虑经济上的匮乏。
因此儒家极度标示孝道的重要。我不知道孝道在英文为什么译成这样累赘，其实孝的意思是做一个好儿子或好女儿而已。儒家提供生存的动机，不是使人在抽象上成为一个好人，宁愿用具体的名词要人成为好儿子、好兄弟、好叔伯，及好祖父。但最重要的，人开始生活时是一个孩子，因此在家里做一个好儿子是非常重要的。人习性的形成是在童年，故他对待他同伴的一般态度是在此时建立。他或是背叛及不体恤别人，没有好的社交礼仪；抑或已学习关顾别人及爱敬那些应当爱敬的人。儒家的理论是好儿子自会成为好公民，因为秩序及服从规律感，负责及效忠感在童年即已奠定。这些在家里的习性和态度向一般社会延伸，一再在儒家哲学中被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孝道简单地说就是好家教。少时有好家教，在社交中即有好礼仪；习性及习俗的形成，侧重某些基本人际关系——是构成儒家社会哲学经纬自始至终的三条线。
（六）统治阶级
儒士成为古代中国知识阶级的贵族，且由于帝国的选举及考试制度，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儒士自成一个阶级，有学者贵族的阶级意识。对于皇家的考试制度有许多话要说。除了那些理发匠及屠夫的孩子之外，它是一种对所有人公开的制度，那些及格的被赏给政府的官衔及国家的承认。它是一种帝国的特殊制度，包括一连串写作上的竞争，对于防止徇私及舞弊有严格的控制。首先是一种区域性考试。那些合格的，要经过一个省级的考试委员之下的双重考核，一方面看有无藉偶然的机会而幸进的人，一方面又看有无确有真才实学而被黜的人。给青年学子以种种方式如奖学金之类的鼓励和发掘。那些考列甲等及乙等的，称为秀才，有资格参加也是三年举行一次的省级考试，主考是直接由京城任命来监考的官员，有十八个其它的官员帮助他精心评选。那个来自京城的主考，就像一个能握那些应考人生死大权的人。那些在省级考试成功的称为举人（像硕士），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国考，它称为“会试”，又称为大比，意即全国有才学的人的总竞赛。它每三年秋天在京城举行一次，而跟着于次年春在皇帝自己的监督之下举行殿试。那些成功的成为进士，分为三等。所有进士都是终身的荣衔。甚至举人和秀才，也获得在儒家的学者阶级上的固定的地位。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中国人的传记上，出生及死亡的日期可能略去，但他在那一年中举人，在那一年中进士，却常是被提及的。
殿试的进士第一名是全国的文学冠军（状元）。取得这种光荣是每一个聪明士子的希望。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生举人，死进士”，因为当他是一个举人的时候，还可成为全国冠军，但对于一个进士，这种机会便已经失去了。考试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每一阶层参加考试的人都需检查身体。他们在乡试时被关在小房间里三天，直至考完为止。自带食物，因为试场只供给开水，到厕所去也有人监视。在会试的时候，甚至主考官自己也被关在宫殿里，因为考试是在皇宫举行，而主考官员禁止与外间交通，直至评选完毕，结果已经公布为止。这意味着至少有数周之间与世完全隔离。有四个办公室来管理那些考卷。其一办理考卷的接收和登记；其二把试卷上考生的名字换上号码，且要妥当地缄封加印；其三，把试卷用红笔重抄一遍呈阅，以避免考官认得某个人的笔迹而徇私；其四，校对用红笔抄誊的抄本和用墨笔写的原本有无错漏。大主考常是教育部长或翰林院院长，由次长及其它由皇帝自己个别选派的杰出官员来帮助。最后各官员同意一个考取的名单，那些被考取的便名登“金榜”。再选取十篇最好的试卷，状元将在这十篇试卷之中选出，把作者的名字揭开后，呈请皇帝鉴阅。然后皇帝和那前十名会见，亲自口试，且记录下他们的仪容及他们的才气，他们的性格及他们回答问题的能力，而作他自己的品评，核定前三名。最后，皇帝陆下亲自为全国文学冠军簪花挂彩，有时介绍一个公主给他为妻。他被加冕，乘着白马在京城的街道上游行。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统治阶级、知识贵族的形成，及古代中国对学术的最高尊敬。（皇家考试制度自八世纪唐朝开始，在后来各朝代均有修改。）统治阶级当然都是儒家，而他们被要求遵守儒学荣誉的规律比别人更严，但同时免除他们在法庭上受肉体的惩罚。整个看来，社会的骨干是一群知识的贵族，相信学问与理性为至高无上，而且知道它的权力与责任。
据耶稣会说，欧洲十八世纪唯理主义者，如莱布尼兹、福禄特尔，及狄德罗等的狂热，就是为这个事实所引起的。孔子的人文主义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有相当影响。这些人相信科学的进步及建立在理性典型上的人类社会秩序。儒家的中国对于他们似乎是代表一个这样的事例。莱布尼兹的单元及先天和谐的概念即使不是直接为新儒学所启发，也和新儒学的观念相似。他赞扬儒家注重实际生活及在社交上有用的教育。莱布尼兹事实上是看见儒家思想系统而狂喜。在他的《最新的有关中国的报导》（Novissima Sinica）的序文中说：“在我们之中世事进行的情况，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的，鉴于道德的腐败已进展到漫无止境，我差不多认为中国的传教士派到我们这里来，教训我们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如何实施，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给他们启示神学一样，是有其必要。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被任为法官——不是评判女神的美，而是评判人民的善——他将赏给中国人以金苹果，除非我们用一种超人的善——基督教的神圣礼物——在高贵上胜过他们。”
同样，福禄特尔，他是反教权及反对超自然神学而相信理性的，在其《国民道德与精神论文集》（Essais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及《哲学辞典》中广泛地谈及中国。他在谈及许多其它事情中说，人不必为中国人的许多优点所困扰，但你至少要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在真理中，是此世所曾见过的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母权威之上的。我认为福禄特尔把中国想象得比它实际好，虽然他生的时代正当中国在康熙及乾隆的迷人统治之下。他问：“我们欧洲的王子们，你们听见这样的实例，应该怎样做呢？赞美而且惭愧，但仿效是最重要的。”
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里说：“这些人民，被赋予一种精诚团结（Consentiment unanime）的精神，他们的历史悠久，在知识上、艺术上、智慧上、政治上，及对哲学的趣味上，都超乎一切其它亚洲人；甚而在某些作家的评判中，他们和欧洲最开明的人民争夺在这些事情上的荣誉。”在干隆皇帝治下的和平及艺术发达的时代中，这的确是真的。
在洛可可时代中，中国显示为理性的国土，而欧洲人有嗜好中国东西的时尚。一七○一年，莱布尼兹的柏林科学会得到种植桑树来养蚕的许可。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园艺成为风靡一时的好尚。在社交场合中，男人戴辫子（如乔治·华盛顿所为）及穿着染色丝缎，某些朝臣及贵妇在肩舆中被抬过。
如果欧洲人思想的理性时代，不是在跟着来的世纪中，大部分被机械物质主义的高潮所取代，我不能猜想它发展的路线将会怎样。中国人继承的遗产与欧洲人继承的遗产（希腊哲学，经院神学，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等等）不同，因此导向不同的发展。西方人生而“有刀在他们的脑里”；逻辑的武器太利，差不多能把一切和它接触的东西都切开了而冒犯了真理。因为真理常是整个的。超自然的神学失势，但人心的经院式习惯仍然存在。人开始用解剖自己来研究他自己。他产生某些幼稚的、准科学物质主义的怪物，把自己推下海中。但至少理性主义跟着是浪漫主义，东方人和西方人行动相似。在中国，浪漫主义对儒家理性主义及仪文礼节的反动，是以老子及庄子的道家形式来临。浪漫主义是对纯理性的不可免的心里反动。人会对理性感到可怕地厌倦，一个人常要在其中遵行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正像一间由一群男女仆役洗刷、打扫，及整理得非常整洁的大厦对于一个常态的儿童一样。人是有感情的，且有时有不合理的梦想。因此，浪漫主义必然常跟着理性主义而来。
凡对于中国理性主义是对的，则对于任何理性主义的哲学，及对于为将来世界社会所做的任何设计，也是对的。让我们组织生活及社会，但一个聪明人会看出生活及社会不能组织得太严密。如果中国每一个人都履行他儒者的责任，而每一步都按照理性来走，则中国不能延长到二千多年仍然存在。任何在方法上是机械化的唯物主义哲学（儒家并非如此），必然会比儒家理性主义更进一步，谈到生产者及产品时，都用所做工作的单位来表示。一个机械化的心产生一个机械化的世界，且进而按照蚁和蜂的完全合理的社会模型来组织人类的生活。它必然产生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其中只有生产是好的，而人类的个体必须为此而牺牲。在赤色中国的公社中，人已向着蜂蚁的社会看齐。我将在唯物主义那一章讨论机械化的心在西方社会的发达。中国有幸，中国人有一半时间是道家。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埃默森说：“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被公认为两学派可敬的领袖。一个聪明人将会看出亚里士多德已柏拉图化……我们永不能退得这样远，妨碍另一种更高的见解产生。”人们可以说我在前面一章中已把孔子柏拉图化，表示儒家并非全无一种较高的见解。在陆九渊（一一三九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学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尔之前七个世纪，已发展成一严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天地可废，理不可废”。
每次我想写点东西来谈及著作《道德经》的老子，我都读一点埃默森来使我自己有适当的心境，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方法或风格的相似。老子充满似非而是的隽语；埃默森则只偶然如此。埃默森的金块散布在他光亮较少长文的碎石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宇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用这么少的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内容有某些相似点，虽然在埃默森的“谈循环”及“谈报酬”那些散文中，有许多处谈及道家。倒不如说是因为埃默森，像老子一样，能给人的灵魂以一种刺激，每一个在大学里的青年都必然曾经验过这种刺激。我常常会记起埃默森那句话：“我是怀疑者及可怀疑者。”有时一个心灵在确实的知识范围以外摸索某些东西，像在月光之下亚热带的珊瑚礁登陆，热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么风在吹着。读埃默森有点像站在一个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岗石上凿他的字，溅出火星。读孟达尼则像看一个犁田的人在远处工作，因为他永不会伤到你。但你若太接近埃默森，有时会有一块碎片飞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来——你有一种参与创造程序本身之感。你必须注意他第二次是在那个地方下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觉得自己的心漫游到某一新方向。约翰？查蒲蔓有某些同样性质的东西。埃默森令人激动，但不令人安慰，这是你所以不能长读埃默森的理由。因为读书是想被激动又想得安慰。我宁愿读桑塔亚那的“英国的独白”。
以上一切是想说明读老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是老子曾给我的那种震击，尤其是道家思想伟大的代表者庄子的震击。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是一种思想系统，而这种思想系统把我们击出正当的思想及观念。孔子曾是很正当的，关心人类的一切责任，要人做一个好父亲及一个好儿子，而用一切道德来网罗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我们承认一切都走出于良知。但有一种危险，我们老实的公民可能变为太老实，于是对一切思想、一切奇怪的幻想、一切对真理的瞥见都无缘了。难道要在人身上注入一个这般死的灵魂，使他除了想做一个好父亲或好儿子之外，永不会想及做其它的事吗？一个人还清了债务，把儿女送入市内最好的学校之后，永不会问我是谁及我已成为什么吗？人是真的满意，抑或在他心的深处某些人所不知的地方起了疑心呢？我是怀疑者及可怀疑者。我是谁？这个世界怎么开始？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真的，尽管人对责任有诚实的良心，但有时也有一种潜伏的欲望想探索世界之外，大胆地跳进黑暗的空虚中，问及一两个关于上帝本身的问题。孔子让自己的心灵和上帝本身保持距离。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这样做。他常本着良知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被逼要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的范围，而宁冒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满意。
据说老子会给孔子忠告，当时他以为是一个青年人来向他求教。“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这是老子给中国的贡献。他所给的是中国的思想方面，而他们多么需要它E诚恳地洗擦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义的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耶稣所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事实上是同样的东西。有时人能忍受这种洗礼，除去好公民的自义的德性，且把灵魂普遍地清洁一番而一切从头做起。埃默森说：“我不让一切事情安定。”且进一步说：“人们想安定，但只有不安定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世上永远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在人心中造成“不安定”的印象且或多或少强使价值全盘颠倒。一个教师愈使人的自满自足心感到不安定，他的影响力愈大。
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义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正如我为雅典不但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而同时有一个柏拉图而感到欣慰。以一个哲学家而论，柏拉图较为危险，较为投机；而亚里士多德则较为稳健及合理。但一个国家二者都能用，事实上也二者都需要。在一个家庭里必须有一个马大也必须有一个马利亚，虽然我知道马利亚是一个较差的厨师而且衣服不大整洁。
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是好商人，但他们永不是一个小店主们的国家。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谁制作广传在中国民间思想中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国人素以具有哲学味儿著名，因为他们把生活看得很轻松，无忧无虑。孔子永没有教人把生活看得轻松，倒不如说他教人用一种德国人的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决心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缄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是多么大。因为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教人用质柔如水的力量。外国人谈到“中国佬”，常想起一幅真正哲学家深思熟虑的面容，半开阖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们并没有错。所有这些都是来自道家，虽然我必须指出那种和“中国佬”的名称联结在一起的冷淡的、懒散的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学家的面容。有时人看见一些没精打采的人站在中国区的街角上，给人以时间突然停止进行的印象，而相信他已看见一个哲学家的国家在坚忍地看望着这个忙忙碌碌世界的进行。但实际上即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种面容可能只不过是一张营养不足的面容。单是身或心的呆滞，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哲学家。
正如我曾说的，道家与儒家，不过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其一是属于活动的，有为的，相信的一面；其一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这样是很好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惊异之心，也的确是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权利之外，还有惊异的权利；虽然可说没有事情值得惊异，或人可能不能了解在世界以外的事情。但这种惊异心的运用已经是一种解放。甚至一只小狗对主人的举动也会很明显的表示讶异，难道人没有对蓝色天空以外的惊异心？没有得到任何结论，总比完全没有惊异心好。
道家适应人们这种惊异的需要，用庄子的话来说，给人以让他的心自由地“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权利。奥立弗·克林威尔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人不知道往那里去的时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时候。”克林威尔那句话有庄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在民族的灵魂中交替的情调。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的时候，是一个好儒家；当他为艰难及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人的失败多过成功，甚至那些表面上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们自己秘密的疑虑；因此道家的影响，比儒家更常发生作用。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立即来到一个温泉，和他的儿女共同游戏，且对自己说：“我再是一个自由人了！多么奇妙！这才是上帝所为人安排的生活。”这位官员，当他是一个重要的内政部长的时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他睡得很好，因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里面。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官员像孔子，而作家及诗人像老子及庄子，而当那些作家及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及庄子。”
据传说老子是孔子同代人，大约比孔子长二十岁左右。但孔子同时是佛的同代人。情形如下表：
老子 570（？）—（？）B.C.
佛 约在563—483 B.C.
孔子 551—476 B.C.
这三个东方思想的创立者同生于主前六世纪，且差不多同住在其中二十年之间。当我们处理这些出生年代时，必须提及庄子是孟子及柏拉图的同代人。庄子对于老子像孟子对于孔子，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及圣保罗对于耶稣。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是老师写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而来了一个写出长篇大论，且有时写得很漂亮，及完全不介意写作的门徒。他们的出生日期如下列表：
墨翟 约501—416 B.C.
苏格拉底 469—399 B.C.
柏拉图 472（？）—347（？） B.C.
亚里士多德 384—322 B.C.
孟子 372–289 B.C.
庄子 约335—275 B.C.
庄子及孟子都见过梁国和齐国的国君，但二者都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他们的关系略如下面用世纪来表示的表：
老子，佛，孔子 主前六世纪
墨翟，苏格拉底 主前五世纪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 主前四世纪
对于老子及庄子，我们知道得很少。老子显然出生在一个官吏的家庭，是周朝的藏室史官。在他中年的时候，辞去他的职务。当他在归隐的途中经过通往中国西北的重要关口时，传说有一个向来钦佩他的守关官吏请求他留下他的智慧给后人。结果写下那本着名的《道德经》。如记载所说他可能活了一百年，或者一百六十年，或如后来相信神秘主义的道家门徒所主张，肉身升天成为不死的神仙。如我们所知，人们最后看见他骑在青牛背上经过函谷关。但他的子孙却在史记中小心一代一代地追踪。
庄子和老子来自同一地区楚国，在现在的河南及湖北省，扬子江之北，古代中国视之为“南方”，而孔子及孟子则是来自山东。我们知道他和著名的诡辩家惠施（一个伟大的宇宙观察者）有过几次的辉煌的辩论，而且他曾和几位国王会过面，我们也知道他曾一度做过漆园史。据说楚威王曾聘他任高级职位，而他反问他是不是会像猪一样被养肥，然后被奉献在祭坛上做牺牲。如果我们能了解庄子的才能及脾气，就不会觉得奇怪。有一个关于他的轶事。他曾结婚，而当他的妻子死了棺木仍摆在屋隅的时候，他的弟子来慰问他，却发现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庄子对那个弟子的询问所做的答复，是他对死的问题发表他高论的机会。生死问题迷住了庄子，而成为他哲学的重要部分，下面很快我们就会讨论到。
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关于中国学者考据老子及庄子的话。某些新近的学者曾断定老子和孔子不是同代人，可能生在数世纪之后，大抵是在主前三世纪或二世纪。又有一种尚未确定的“流言”说三十三篇庄子的作品中只有前七篇是真的，而其它那些“外篇”，疑系他人伪造。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曾有三十万字以上的文章，讨论老子究竟生于何时，而那些因学者的习气无意识而写成的浩繁卷帙，令人惊讶。
我之所以觉得必须提及这一点，因为曾有一大堆空泛的言论讨论古书本文的真实性。这些言论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标准，但可能把西方的汉学者导入迷途。用最轻微的借口来高喊伪造，曾经是一种时髦，而某些学者甚至未能分辨一句的窜改或全章的伪造。有些是为对孔子的虔敬的感情所动，有些则为炫耀学问的骄气所支持，而耽溺于歪曲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这种批评古书的时尚刚好和“汉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相关联。于是它便成为一种门户的偏见，而在某一部古书中找寻矛盾及错误的章句，或时代错误，而宣告又有一种伪造，成为学者中的一件时髦的事情。其实这些情形在用手抄写的古书中是很普通的，这些努力在康有为无意义的举动中达到了最高潮。他是一九○○年左右伟大的维新主义者，曾写两本书，主张一切儒家的经典都是伪造，而孔子是最大的伪造者。他的门徒——卓越的学者梁启超——把这种传统的观念带到民国，提出老子生于孔子之后很久，而因此也后于庄子。它令人们感到震惊，成为一时的话柄。如果情形确是如此，庄子怎能一再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一个后他而生的人，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老子可能为庄子所伪托，或庄子的作品可能是在主前三百年间伪造的。这里跟着有许多学问上的卖弄，而这种空谈永无止境。现在这种高喊伪造的声音已常可高到把一种东西因为它是伪造而摒弃的程度；人已由于这样做而成为“专家”。它已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而因此是已被接受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想合时。例如冯友兰教授，除了以最初七章为根据之外，不讨论庄子的理论，这听起来好像是科学上的慎重，且满有教授的脾气。
我想用下面的话来概括这些争论。关于老子，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老子是生于第三世纪，而只有一大堆穿凿附会的臆测；证据的重量，似乎倾向于传统的说法，即他是孔子的同代人，因为孔子与老子的会面，不但记载于庄子的书中，也一度记载在儒家自己的经典礼记中。关于老子及庄子作品的作者，我们所知不多，但那些批评家的臆测也是含糊而更空洞，曾有种种不正确的语言学证据。我只举下一例，你看这种论据是多么冒险和不健全。当今有一位同代的教授用纯理论的论据来接受老子必后庄子而来的理论，其论据如下：孔子的道是只关心人的道；后来在庄子的书中道是同时关于人也关于天，而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道的观念逐渐进化的极致，必然最后才出现。为什么这个可以产生如孔子、墨翟的思想上的新泉的世纪却不能产生一个老子？而孔子和墨翟是从何处突然“进化”来的，却也没有弄清楚。梁启超冒险提出老子在后来的世纪出现，是因为社会及政治的环境在第三世纪已这般直线地恶化，正好引起老子所提倡的这种返乎自然的理论。梁启超忘记了在孔子自己的时代中，这个世界也是够乱的了，以致大大地激发了孔子以及那位在论语中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无名贤者。
谈到冯友兰教授所羞于接触的庄子外篇，在全部“外篇”中只有一处可能是抄录者弄错的年代。（在庄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发生于九代以前，但在本文重抄的时候，却写成十二代以前。）但即使文字被窜改，也不能据以把所有各章都视为伪作来抛弃。有什么人会写下像“秋水”及“马蹄”这样著名的论文呢？甚至没有人曾提供过一点意见。提出一种新奇理论，而用脚注及参考数据来炫耀它，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是很容易的，且具有足够的诱惑性。我曾见过一部专心从事于证明庄于的“外篇”是伪造的书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他怎样证明它呢？不是用语言学的证据，也不是用风格或内容的不符的证据，更不是用外在的证据。这个人以承认庄子最初七章为稳固的根据地而由此出发，凡遇见一句在最初七章找不到的句子，便立刻认作伪造的证据；如果庄子在前七章只说过“无为”，但在一篇“外篇”中用了一句基本的道家句子“无为而无不为”，便被指为“不是庄子”的证据。换句话说，所谓证据不是任何观念的矛盾，倒不如说任何补充的东西，都是伪造的证据，总之就是在前七章所未说过的话，都不能承认为出自庄子的亲笔。又换句话说，叔本华只可能写过“世界等于意志及观念”，不可能写过“Parerga et Paralipo-mena”（论文集），因为在其中所说的事情没有在他的主要作品中说过！这样幼稚的论据，显然不能被接受在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习作中。
（一）老子
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警句制作者之一。他的书充满新鲜、明确及使人难忘的似非而是的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句似非而是的话并非只是诚谐奇诡或一句话的出人意外的转变，来开玩笑或收棒喝的效果，像奥斯卡？王尔德的妙语一样。一句似非而是的话从一个基本观点自然地进行，如果这个观点是与一般已接受的观点不同，它便马上被人视为似非而是之论。它包括价值的衡量表颠倒。例如耶稣所说的似非而是的话：“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又例如以赛亚所说的似非而是的话：“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又例如圣保罗的似非而是的话：“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有老子的似非而是的话都是出自一种哲学及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的隽语是铸造得很好，写得很好的。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在这些似非而是的话的背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价值表。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的隽语常给人在说一种重要而美妙，且有宗教性质的事情的印象。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而且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精妙的东西，那是神秘的老子熟练的智慧。因为像我所曾说的，老子是世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且常有一种温柔的讯息，使文章有魅力，为人所喜读。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人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因为他是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他下文这样描写自己：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还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
这些似非而是的话从何处来？是道的哲学在支持它们。老子用下面这段话来说明它：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君，事有宗。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老子思想的中心大旨当然是“道”。老子的道是一切现象背后活动的大原理，是使各种形式的生命兴起的、抽象的大原理。它像流注到每一个地方，滋益万物而不居功的伟大的水。道是沉默的，弥漫一切的，且被描写为“退避”的；不可见，但却是无所不能的。它是万物的原始，同时也是一切生命所显示的形式最后还原的原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老子的书人所共知的是《道德经》。那第二个字，“德”，字面的解释是善行，但它是指当道表现在物质世界时在其中运行的道的原理。阿瑟？华理把这《道德经》的书名翻译为“The Way and Its Power”（道及它的力量），对于那个“德”字翻译得很正确。原来意义是善行的“德”字可能含有药草“药性”的古代意义。对于这两个字的意义最清楚的指示可能在下面这段经文：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这可清楚看出德只是表现在活动中的道。道是不可见的，不可闻的，且不可触摸的。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我以为对于道的概念最好的摘要是下面注重道的还原原理及其作用的四句温柔话：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因此我们见道是存在于沉静、不见、不闻的自然状态中，而弥漫到每一个地方；然后起作用而兴起了种种的形态。如老子在下文所描绘：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失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因此，大自然看来像一个不断活动的循环，形态常常转变，但常回到道的中心原理。这中心原理在西方哲学可能被称为“本体”。道在别的地方被老子描写为像一个风箱，它不断地吸入及输出空气，但它本身却永不耗竭。按照这种宇宙转为反方向的原理，没有东西可以持久，而思想的趋向是使万物平等，一切对立的东西都成为并合且大致相同。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熟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因为大自然使万物平等且使万物恢复它最初的形态，因此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相似而且互相依倚。“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因此引起了老子的似非而是的话：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而这里有两句我非常喜欢的：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谈到一切性质的相对性时，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从老子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愚蠢是从把宇宙原始的统一性切分，而分别为善、恶、美、丑的时候开始。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因此老子想到生命的短暂形式时，达到了一切相对性消灭的结论。因此伟大的道德原则是保存人原始的单纯——关于这一点老子一再用未雕之木或初生的婴儿为象征，道德的功课“复归于朴”固执人最初的单纯及天真。在这个问题上，雌是代表静，雄是代表动。“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与阳相对立的雌之道、阴之道，是道在安静境况中的象征，故老子把“道”说成“宇宙之母”多过“父”。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有时空谷，溪涧等都和“雌”一样被用为可敬原理的象征。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保留原始性质的观念，导致互不干涉主义。这种互不干涉有时转变为“无为”；哲学的意义是对人性所保留单纯原理的完全了解：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从这种“复归于朴”的教义，转化为仿效未雕之木及初生的婴儿，或“见素抱璞”及“诚全而归之”等说法——从所有这些说法及辞句引起后世道教与法术及秘术的联合。
因此我们已到了须了解老子为什么要像罗素一样宣传复归于自然。他反对儒家教人仁、义、慈、忠等等的教训，因为他查出这些德性是来自人本心的“薄”，“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因此老子和庄子都大声反对孔子对智能及知识议论的方式。所以老子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从这种对争论及冲突的怀疑，这种对骄傲及奢侈的避免，老子开始宣传柔弱的教义，这种教义，我听来好像是耶稣登山宝训的理性化。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用一种明确而肯定的说法。没有人曾郑重地思考过为什么温柔将承受地土这个问题，但老子的全部哲学是以柔弱的教义为基础。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而老子经常用水做图解来证明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用水来作为谦卑的象征，他突然地问：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一个异教的教师在这里谈温柔与谦卑，从对宇宙的自然律的观察出发，而不是从教义问答或教条出发。老子之所以相信不斗、不争、不抵抗，因为他信任柔的力量，例如水的柔力。他警告人不要用强力，不只是因为他不信任它，同时因为他相信用强是代表一种弱的征兆。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长保。”
对强力的不信任不只是一种道德的训诫，而是设法与人生宇宙的规律相协调。耶稣是贫贱人之友。不但老子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来自他独创的、卓识的、闪光的训言相符合，有时字句的相似也是很惊人的。“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 23 章 11～12 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 19 章 30 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 18 章 3～4 节）
我觉得老子做到这种最曲折，而且有些迷人的隽语，在精神上已升到耶稣的严峻高度。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为什么老子这样说？因为他相信没有人应被抛弃，无论他曾怎样坏。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老子说：“虽然有坏人，为什么要抛弃他？”因此不难由此进到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教训。基督教的教训由老子用下面的句子来表现，其相似之处，真令人难以相信。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如反。”
在他那本书的后半部，老子处理一些关于政府的实际问题。他反对战争，反对政府干涉一切事情，且反对刑罚。在谈到不干涉人民的生活上，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鳝。”这是说，我们不要不断地把它翻转，这样，那些小鱼可被翻成浆糊。治国最大的艺术是让人民自己为生。但在他的反对战争的观点中，老子的话最为惊人，最为有力，而成为他的最伟大的宣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然后老子说出他最伟大的一句话。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我曾用许多引自老子的话，因为我以为读者会喜欢他的话，最重要的是因为老子能说得比我的意译好得多，且有效得多。我想用他的一段话来作结论，这段话可视为老子对他的道德教训的总括：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我有一次想综括老子的教训如下：
“我教人以愚中之智，弱中之强，水及未玷污的新生婴儿的柔顺的力量。我教人以谦卑的功课，张得过满则折弓：废物有用，居下位的有益。海成为江河之王。不是因为它低于众谷吗？甚至在战场上金铁交鸣声中，仍是兵哀者必胜。”
（二）庄子
庄子是我所爱好的，而我们可和他盘旋多一点时间。这是因为他的风格的迷人与他思想的深奥。他无疑地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同时照我的评估，他也是中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及最深度的哲学家。他和别人甚至不敢接触的问题，例如灵魂及永生、存在的性质、知识的性质等缠斗。他处理形上学；他洞察本体的问题；他提倡标准的相对；他是严格的一元论者；他完全预表佛教的禅宗；他有一个世上万物不断地变形的理论；他教人让人和动物各自完成他的天性，而且他深具宗教性的崇敬生命。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感觉到且能表现出人生难以忍受的内在不安，及曾和灵性的宇宙的问题相纠缠的。戴蒲丰说：“风格等于那个人。”庄子的风格是属于一个才智的巨人，再加上玩世的机智，经常准备好的天赋想象力，及一个作者的熟练的表现力。换句话说，庄子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要经过一千四百多年之后，才有一位可以和他比较的天才，苏东坡。苏东坡有和他相等的聪明才智，及文雅而幽默的表现方法，他总括佛教、道教、孔学入他的轨道，且可随意写出循规蹈矩或不拘形式的散文，及种种形式的诗。有许多人能写出迷人但无意义的文章，而写出迷人又有意义的文章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天赋，像琼浆玉液一样难得。
因此，当我谈及庄子的风格时，我是在谈及他的人格。在他的思想中有精力，而在他无数的寓言中有幻想。庄子描写他自己的作品包括三种话：1.严肃的话——关于真理及智慧的：2.汤杓的话——那些用来倾倒出他的心及他的想象的，既不需节制，又不必用力而显然是像寡妇的油瓶一样用之不竭。3.为证明他主张的正确或为打击当时的大人物而创作的寓言。
他的严肃的话，好像下面那几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夫我以老，息我以死。”又“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他的“汤杓话”最为人所熟知的事例，可能是他把自己和一只梦为人的蝴蝶比较。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螺，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他寓言的一例是那个显示宇宙不可见的超越性胜过它的可见的结构的寓言：
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足令】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
蚿曰：“不然，子不见乎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什而下者，不可胜过也。今吾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吾行，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则似无有，何也？”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鱼酋】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大，辈大屋者，唯我能之；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他的活泼的风格可在另一个例证，云将与鸿蒙的对话中看出：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遇鸿蒙。鸿蒙方将拊髀，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贽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为此？’
鸿蒙拊牌，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
云将曰：‘朕愿有问也。’
鸿蒙仰面视云将曰：‘吁……’”
庄子最善于编造嘲笑孔子的故事，因为他觉得这位圣人极度严肃的宗旨，是运用他机智最方便的目标。因为如果老子是温柔的，庄子却不是。他是一个较为精壮的心灵。老子的教训是心灵的柔弱，庄子的教训则是放任心灵“遨游于无何有之乡”。奇怪的是虽然庄子的作品，事实上是把老子的教训逐点阐释，但却没有提及柔德，或“守其雌”。他是一个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对于“谦卑”、“柔弱”这些字眼，很难使他说得出口。因此，水对于老子是柔弱的力量，及甘居下位的美德的象征；但对于庄子，它则是在静止里面的一种大力的象。老子微笑而庄子怒吼。老子是含蓄的，庄子是雄辩滔滔的。二者都怜悯人类的愚蠢，但庄子却能运用苛刻的机智。他曾说过一个和彼脱罗尼亚的“以弗所的寡妇”相似的，谈及妇人的“忠实”的故事。庄子有一次散步归来，而他的门徒们发现他带着忧伤的面容。在被问时他解释说：“我刚才散步看见一个妇女俯伏在地，用扇来扇一个新坟。我问：‘你做什么？而那是谁的坟墓？’那个寡妇回答：‘那是我丈夫的坟墓。’我再问：‘你为什么要扇它？’‘我答应过我丈夫在他坟墓未干之前我不再嫁。但现在下雨，而这些日子，天气是这么可憎。’”
但庄子并非犬儒，而只是一个热心的宗教神秘主义者。他主要地是一个巴斯加。庄子像巴斯加一样，对于人用他有限的智力来了解无限感到失望，但他对理性限制的清楚认识并没有妨碍他和巴斯加升到对一个赋给全宇宙以活力的大心灵的肯定。所以读庄子像是读一本伟大的神秘主义的书。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今彼神明至精，与彼万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改。阴阳同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庄子作品的最后一篇“天下篇”，是古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数据，举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公开提出他考察范围最好的说明及其观点。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庄子进而痛惜宇宙一致的观点在“一察”的学者手上失去。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土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阁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自以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德将为天下裂。”
庄子这样概述他自己的哲学。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危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坏璋，而连杆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诚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老子用几句隽语来说的，庄子却用一篇论文来解释。他用雄辩的哲学散文来说明老子所说关于道的性质，无为，及不干涉。除加上一些谈及让人及动物“各遂其生”，及对孔子仁义等德性攻击的漂亮的论文之外，庄子哲学专心于三个主要点：1.他的知识论，用有限的才智去认识无限的不可能。2.万物在它们永恒方面，在无限的道里面的平等性，且是一种自然的结果。3.生及死的意义。
庄子，像巴斯加一样，以探究生命之道开始，而感到有点失望。没有人比他更感到为一切变迁所摆布的人生之可悲，那种在一个短暂的存在中天天被磨损，为忧愁及恐怖所笼罩的辛酸。
“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夫、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形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