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曾不惮烦劳去剖析那个称为直感或道德意识的东西。它是上帝所赋给，是无条件的，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命令。纯理性哲学家立刻放下他们的工具而接纳直觉及道德意识为真实、可信、不必分析的证据。我对此绝不反对。但如果他们曾前后一致，把普通常识的直觉那个角式，例如你和我是否存在，一块儿回吃、同呼吸的问题，接纳入绝对知识的范围中，他们可能已使自己免于对所谓认识论知识的劫掠性追求。经过一切说和做之后，常识胜利了。笛卡儿实际地说：“我在这里，且我正在想东西，因此我知道我必然是真实的。”照柏克里所说，我知道你也是真实的，因为你正在和我讲话。而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上帝藉广大的创造物对我们说话。但官感如果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怎能真正知道你是对我讲话呢？我们假定某些事情如何？一方面是无情的分析，一方面把一些未确定的事情视为当然，二者相辅相成。
道家哲学家庄子和诡辩家惠子，曾有过一次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浸梁之上。庄子曰：‘傥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之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我觉得似乎西方的诡辩家，永不会采取惠子的最后一步。这个难题由庄子回到实际经验而打破。
但我喜欢西方的诡辩家不像神学家，把道德意识的全部反应称为“直觉”而不称“信仰”，不是较为适合吗？我们可简单地称它为分辨是非的良心。叔本华的人类爱，同情心，是以直觉为根据，一种民吾同胞的直觉感。还有，康德称它为“直觉”及“内心的微声”，这是一种直接的、末经考虑的、不计利害的命令。（在康德，一切理性及直觉的形式都是先天的。）休谟称它为“道德意识”。休谟首先想显示善恶的分辨是看什么对我们自己有益的自私的选择，但在发现人虽然是宇宙中一点微尘，却有一种对道德的善的无私选择，不求自己的利益，且不希望有所得的惊人的事实之前抛弃了。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一种宇宙的奇怪的事实，即是人有纯洁的、神圣的、想为善的愿望，而人爱人及帮助别人是不需要解释的决定的事实。人努力趋向善，而觉得内心有一种力量逼他去完成自己，差不多像鲑鱼本能地要到上游产卵一样。信仰的愿望，能否也像叔本华求生及生殖的愿望，是种族的基本冲动之一呢？
这是人及他灵性的发展及他寻求上帝的惊人事实。它不是信仰；它不是一种对理性的矛盾；它只是一种健全的本能，是天赋的道德意识。它是人透过他的道德性对宇宙的完全反应。它不是理性的对比；它是高级的理性。它是佛教禅宗的三昧，是看见真物自身睿智的一瞥。而这种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偶尔会成为人类知识及道德意识的最有意义的区域。上帝、灵魂、永生，及人的整个道身，都包孕在其中。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我们可以美妙地说：把灵性的东西归给灵性，把物质的东西归给物质。但不幸我们不能这样断言。当耶稣说：“把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的时候：暗示一个该撒的国及一个上帝的国，它只是用来回答恶意的问题。耶稣的意思并非以为该撒的国和上帝的国是有同等范围甚或分离的，也并不意味它们不是互相重迭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个异邦征服者统治下的犹太人，应有一条可行行为的界线。犹太人为独立而奋斗的问题属于政治的范围，和耶稣所急于关切的上帝国相离很远。
我怀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冲突，是从一种对宇宙唯物的解释，认为整个宇宙可机械地用物理化学的公式来说明，而没有剩余的解释滋长出来的。这不是直接把上帝赶出宇宙，但却间接地导致这种想法。
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我们是为物质或灵性，那种物质与灵性的二分法，是完全不健全的。信仰，灵性信仰的拥护者，当他们离开物质来建筑他们灵性构造的时候，行走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们是在沙上建筑一间房子，它或迟或早，会被科学的潮流冲走。人类的生命及人类的意识是一种物质及灵性的事实、生理及心理的事实的互相依倚，以一种极端奇妙及非常复杂的方式混合起来——生理学家最能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杂。一天一个人可能像婆罗门一样，用完全轻蔑的话谈及衣食及一切属于物质的东西。第二天他可能读到镇静剂，或胰岛素对糖尿症的处理有效，证明疯狂是化学的，而那个婆罗门没有地方躲。
我以为一切对宇宙的解释，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释之外，可作如下分类：
（一）拜偶像者——太多神。
（二）人文主义者——一种中间地位。
（三）唯物主义者——神不够。
第一类属于万物皆神论。第二类在宇宙及人类生命中，都为上帝留有余地，一个完全无神的人文主义者是很少见的。第三类，唯物主义，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论），就是坦白地断定没有神（无神论），后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较少的。孔子、苏格拉底及福禄特尔都有点站在中间，不相信偶像或民间的神祇，也不否认一个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时十分愿意参加某种宗教集会。在另一方面纯无神主义，纯粹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和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义甚少是一个把宇宙问题推到他的逻辑结论的思想家的立足点，毋宁是一个当事情开始显得奇怪、不熟识或混乱的时候，在临近边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点。因为一百个说“我不能知道神”的唯物主义者中，大抵只有一个断然地说“没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事实上在第一类与第三类之间，大体说来，拜偶像者较唯物主义者近乎真理。野蛮的万物皆神主义者相信每一株树都是一个灵（则指到处充满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这是比较那个只关心观察所得的正确事实表，及那些不问促成那株树的最后原因的唯物主义者更近乎事实。对于一个愚蠢的唯物主义者，那株树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树干。把根插到土里去吸收下面的养料，而张开它的枝在空中呼吸空气。他把自己造成一个记载树生长的事实。及试图了解影响树在花、种、树的循环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环中，生长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学过程的纪录者或一本书。一个知道到今天已经发现的一切关于树的事实的植物学家，是一个好植物学家。但如果他以真正明白这一切现象背后的理由为满足。他必是一个浅薄的科学书记及记帐员。你不能不认为这样的一个人缺乏才智。这样的植物学家当然大多数不是缺乏才智；他们有他私下对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有许多相信上帝。当国际植物学家代表会开会的时候，它的会员显然只像一个科学的书记及记帐员大会一样集合，对正确的数据如数家珍，且严格地保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领域。他们没有宣告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也没有宣告他们在试图找出理由时的失望。
当欧洲知识界的毛病以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它没有清楚地说这种演绎的方法也应用于人类生命及人类意识范围，像应用于自然世界的考查一样。但趋势是如此。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及人的“灵”必须服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识的一部分，但情形刚好相反。人的注意由精神的转移到物质的，而精神的逐渐和超自然的相联合且被贬斥。如我们所知，这种趋势终于逐渐变成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上帝及道德价值在这个世纪中确定地失势。但充分的后果还未出现，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们仍命名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蓝童”（一张名画）的优美仍未为艺术家所鄙视。前拉斐尔派的分子表面上是“灵性的”，而罗斯金实际地“宣讲”真、善、美，喀莱尔仍雷鸣着人类精神的伟大。维多利亚皇室仍未崩溃，而人们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鲠。最后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写了一本书谈及失望在来临中及世纪末的犬儒主义的，是麦克思？诺多。
跟着二十世纪的进步。这种趋势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之一。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经过去。任何谈及优美与光明的人，现在听来是可怜的老样式。除了艺术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了，毕加索用像一个把钟表拆开，把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弃在他面前的顽皮孩子的欢欣心情，分切那个物质的世界，而称它为“内视”。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谐，斯坦因破坏文法，康明斯破坏标点符号，而特里破坏心智健全。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而用这样做来接受群众的喝采。它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和对“勇敢”一字的侧重。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撕破，因为只有藉撕破，人类才能表示他的“进步”。这些人是我们的领导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精华，我们精神的先锋。艺术家及作者如果想成乌进步的，便要着意找寻可以着手而尚未为别人所毁坏的东西来毁坏。我想发明一种用像变形虫的污点来盖满画布的新艺术派，但一个美国人已经偷去了我的镜头，新近用同样型式的昼来暗示一个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将会有某些诗人发明一些诗句，颠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种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附从者当然不会找不出话或公式来暗示这些颠倒的字母灵性上的意义。我可以为这一派想一个名字——超语意学派——意即一个字的功能，不是表达感觉，而是表达超感觉。
佛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坏中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而可以分析关于人的许多事情。现在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不能不尽量接近关于人的某些生物学的事实。佛洛伊德有某些事情要说，而他仍必须创造他自己的语言。他发现“灵魂”一字被滥用，而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字来代替。于是他进而谈及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找及超自我。最伟大的字当然是“下意识”。他开辟了人类知识的一条新战线。大体说来，下意识的世界主要地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识世界及有意识的理性的活动相对立，他显示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卫机构、愿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结等等新景色。这样，我们对于心智的进行，意识及下意识的知识，变得敏锐。当一个人发现一幅全新的世界时，结果并不单纯。它们不能单纯。直接的结果并不可爱——并不比解剖手术可爱多少。它发出恶臭，但仍很迷人。它是像做外科手术的助手，看见了人染满了血的内脏。它显出人在他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着打开他的自我欺骗，显示出他是有一个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蛮人。人的行为是绝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他的思想则属于十分低级。佛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我在别的地方曾这样写：
“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心理史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的叶，吹散了一切秘密。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而把厕所改变为公共走廊；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把罗曼司的酒弄酸，拔去了骄傲的羽毛。把高贵的人们心的内部圣所暴露在人的眼前，把它从高坛上推下来，而让发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之上。”
但经过长时间之后，佛洛伊德的发现所建立的趋势，导向对人类灵魂（精神）较好及较深的了解；对于罪恶、对于内在的斗争及对于那个道德监察，达到充分的了解；而且由于瑞士心理学家容格对于生命较多“神秘”及较少物质主义的看法，使得对直觉那个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识——人的种族的欲望——有较大的评价。换句话说，任何对个人心理较深的理解，必然适用于人对他同伴的关系，及导致控制人心较深的势力。下意识重要性的提高，自然会减少人对宇宙全部反应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领导人离开唯物主义（特别是藉容格），而向着对人生较为灵性及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的进步也有同样的发展。唯物主义永远不敢赶尽它的全程去追求这个题目到它“逻辑的结论”，因为怕物质会被“灵”走。以科学而论，这种态度是正确且甚至可赞美的，即是对于没有物理的工具来知道的事不作最后断言的态度。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非常感兴趣的看那些地上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家及生物学家，进而打开我的秘密。我当然保持缄默而不给予任何帮助，但我却很有兴味地看望着他们的科学发明，给他们以或者一世纪，或者两世纪的时间来窥探及打开我的秘密，把它们想通。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只蚁，一只蟋蟀，一只蚯蚓，或简单的一片草。用一只蜘蛛为例，人类的科学家可能用一种纯粹在机械基础之上物理化学的解释，来穷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人，蜘蛛显然是机械的，就是说蜘蛛是为物理化学的机构所发动。它当然是如此。他首先说明上颚的机构、消化系统，及自卫系统等等，除了黑寡妇的毒液，它们都是比较简单的。那黑寡妇怎样想到这种毒液的化学公式而用极其简便的方法来制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会停止去想及它，直至他满意的找到了这些毒液的化学公式。然后是那不会干燥的粘丝的问题，因为如果它曝露在空气中完全干燥，对于蜘蛛会很不方便。一代将会过去，而杜邦公司会起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是反胶粘的问题，没有它，蜘蛛的脚会被固定，而蜘蛛将不能在网上活动。这个问题并不新：胃里的盐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的本身，因为胃提供它自己消毒剂来抵抗酸。另一代将会过去，斯伦——克德林基金会在它对癌肿的研究中会偶然发现反胶粘剂的化学公式，且可能综合地制造它。斯伦学院的教授甚至可能凭这种发明的功绩而要求准许和上帝作一次会见，但他可能被谢绝进入。
我能为上帝及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事情绘一张图。那个仍然追寻蜘蛛秘密的科学家，可能现在面对着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如果上帝准他进去，他和上帝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一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讨论那小蜘蛛没有他们母亲的教导，怎样学习结网那个问题。那小蜘蛛必须知道怎样结网，无论牠的母亲支持与否。他们便沉迷在本能、遗传因子、遗传性，及后天习得特性的能否遗传讨论中。他们将沉迷于生物演化、生物化学的深的原理，且可能要处理精确的化学公式。如果为适应生存而在后天习得的特性不能遗传，则它们对于蜘蛛的种族并无用处；如果它是可以遗传的，那就应在某些地方有一个记忆的“贮藏所”来供应消息给那些小蜘蛛，准确地告诉牠怎样做及在什么时候做。约在七十年之后，在奥斯陆或柏林会有些科学家，能解决种族记忆的贮藏所的化学公式，以电报收报纸的形式藏在遗传因子中。一英寸包含有大概十亿电码符号，对某种酵素的构成发出命令来使某种化学反应成为可能，然后从现场撤退而隐遁。根据此项发明，奥斯陆或柏林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的教授将被准许进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给予许多称赞及勉励的话。这位教授大受感动地从和上帝对话后准备退出，且曾学习多一点复杂的化学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只对他显示——无论如何比耶和华显示给摩西的十诫复杂得多。在临走的时候，上帝可能对那位教授说：
“我已经让你看到隐藏在遗传因子里面的化学公式。”
“你已经让我知道，万能的上帝。”
“而且我已经帮助你对于蜘蛛的本能及本能的行为有一完美机械的说明。”
“你已经给我恨多帮助，主，我的神。”
“而你是很满意了吗？”
“我满意，你不以为我应该如此吗？”
“这样你以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以为我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我能把握各物的化学公式，我们人类就可以解释每一件事情。”
“你曾感到惊异吗？”上帝问。
“我的确很感动。”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给你这些化学公式，只是让你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发生，而不是它们为什么发生。因为‘怎样’和‘为什么’那两个问题是不相同的。我让你知道了怎样，但你仍未找出为什么。”
泪水充满了那个教授的眼，而他问：“呵，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你永不能在化学公式中找出，”上帝说：“但如果你不能找出那个为什么，你仍不知道蜘蛛的秘密。”
“是的，我不知道。”
我不是庄子，但下面是庄子可能写下的结论：“那个教授从睡觉中醒来，满身大汗。他的妻发现他七日之久默默无言。到第七天他开始进食，但终身不敢出门再进入花园。他曾显示一种医生宣告无法医治的蜘蛛恐惧症。”
特别在近数十年，由于科学所开辟的新远景，灵性和物质曾移动得接近一点。而且奇怪的是，这种接近是由于物质让她给灵性，多过灵性让她给物质。物质常有消失之兆，以太及实体的旧见解不再适用。主张物质可靠的死硬而未成熟的唯物主义，似乎不冉可以维持，而这个时候，灵性不再是超自然的。灵性未曾变得较清楚，而物质或已较为半透明。最近四个世纪或五个世纪来思想的趋势，大致如下图。
偶像崇拜—》人文主义（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廿世纪早期）—》宗教（廿世纪后期）
为支持上面那个图，我只须引用英国大生物学家哈尔登的话。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的“唯物主义”序文中，想到他书中的论据时说：
“唯物主义虽然陈腐得像一个哲学系统，但在科学及实用方面，仍十分活跃，而我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有几本很著名的新书已考虑到关于我们所区别为无机世界传统物理概念的最后背景，虽然这种区别是人为的。那些新书并非直接处理这一特殊方面的分析。它们所处理的是用物理的概念来解释生命及有意识行为的不可能，而最后必然要有一种对我们宇宙的灵性解释。”
由唯物主义到上帝及一种对宇宙的灵性解释，是一条多么奇怪的旅行路线！但事实似乎是如此。这当然是一个简化图。在启明时代和今天失望时代之间发生过几件事情。
当福禄特尔、狄德罗，及达朗拜开始编百科全书的时候，人的希望是高的。他容忍陈旧的“超自然”宗教，他靠赖人已解放的理性。人盼望有一个理性的、合理主义的、健全清醒的、真正启明的新时代——一个让黑暗时代留在后面的时代。
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人文主义已经继续了将近二千年，没有任何人对唯物主义的哲学让步。中间只有过一个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无神论者范缜。中国人始终整个是哲学的理想主义者，把较大的评价放在“道德”之上多过物质的财货之上——至少在学者们的理论中是如此——而一般民众，则宁愿崇拜偶像及精灵，而不愿意要一种死硬的、无神的唯物主义。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无神论比一种健康丰富的异教精灵崇拜更没有意义。在欧洲，改变了对人灵性的历史路线的：是由自然科学提供的唯物主义者的展望，因为自然科学坚定而光荣的进步，逐渐侵犯人文科学及对人生的一般看法。结果人文主义的适当发展，被在后一世纪——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的进步所截短。
马克思是侵略的唯物主义最奇怪的花朵之一。但人不要忘记马克思及恩格尔的知识背景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当时每一个人都仍然充满希望，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观点坚强地得势。人文主义的学者也仿效自然科学家，试把自然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展望介绍入人文科学中，例如历史的经济解释，好像两脚动物的活动，不可免地要向着马铃薯供给的方向；或罗马帝国之衰落，不是因为人道德品性的败坏而是因为老鼠；拿破仑不是在滑铁卢被惠灵顿的勇敢及战略所击败，而是因为在法国得不到甜菜的供应等等。至于巴令顿，则不过是因为他有写作的专长。
让我们记得，临近一八五○年的时候，唯物主义方法的威望，每天往上爬，且侵入道德科学及人性的研究。所有学者都想在人的事情中找寻“生长”及“有机体”的基本定律。实证哲学家孔德，意欲用否定形而上学及启示的宗教来把人文主义建立为一个人道教。孔德说社会像一个有机体。毛姆森在一八五○年写他的罗马史。泰恩在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说：“罪恶及美德是一种产品，正像硫酸及糖是一种产品一样。”多么动听！于是道德变成了物理，而人类社会或人类个人的灵魂生长正像一株植物得病及腐化。泰恩不但有文学天赋，他还有建立一个由种族、环境、时机，及个人的天才四者合成的智力结构的高贵睿智。每一个知名文人都可以用这个种族、环境、时机，及个人天才的物质公式来解释。泰恩给人以坦白仿效自然科学家方法的清楚印象。泰恩说：“自然科学家曾观察……用同样的方法，历史家也可以建立……自然科学家显示……用同样的方法，历史家也可以显示……”
达尔文的“种原论”出现在极严重的一八五九年。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它的第一卷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用机械的科学定律来解释一切，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泰恩及雷南二者都有文学艺术家的天赋，也都想象自己为自然科学家，于是雷南也像达尔文写种原学及像泰恩写“当代法国的渊源”一样，在一八六三年写他的“基督教起源史”，从耶稣的生平开始，像医生一样的解剖它。雷南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神学蛛网的编织者，他是一个东方通及考古学者，而他的耶稣生平是在腓尼基及耶路撒冷当地发掘古迹的具体表现。“划时代的发明”是在一八六○年所作。巴斯德，斐尔科，及本生在反射镜及细菌世界开辟了一条新前线。马克思出版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那一年是一八六七，佐拉创立自然主义小说的验尸派也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像他那时代的女狗神自然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来为。（译注：意即他是这个思想错误时代的自然产物。）这是为什么他宣称已首次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在其中笛卡儿派及黑格尔派的逻辑和科学的自然主义，并合而产生“不可免的”人类发展的唯物主义定律。“唯物主义者的方言”那句话是一大讽刺。但马克思想它成为对半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大讽刺。这样唤起了这个狭隘宗派学校孩子（马克思）“绝无错误”的抱负，既没有达尔文的谦虚与谨慎。又没有泰恩及雷南艺术家的天赋及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在当时是像厄塞尼女皇的妆扮一样的毫无错误。这当然不可能是暗示厄塞尼女皇的高腰线。不是对女性美永久及没有错误的处理。马克思在同样情形之下成为没有错误。而达尔文的谨慎则使他免于许多与事实相反的论断，马克思的缺乏谨慎（这是池的伪科学姿态），曾使他在他的每一条教条，都被一千种事实所反驳。理由是达尔文严格地站在他自然科学的立场，但马克思宣告这进化的严密经济定律，当用在人类的活动及社会生活中时，有自然科学的“不可免性”和“客观性”。史大林自己大抵是对于马克思所确定的在历史上，环境是一切。而人是等于无物的最好反驳。泰恩最少有法国精神的大颖悟，他为个人及环境各留地步。这个卡鲁乔（Cologne）的狂热理论家（马克思）则没有。他是被时代的风尚领到这个问题的面前。阶级斗争必不能免。否则它便失去了它科学的性质。那是说机械化的性质。
（一）穷巷
近代原子及电子的发明，不只改变人对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当我说新近发明的结果是硬心灵和物质移动得较为接近，而这种移动得较为接近，是由于“物质让步给心灵，而不是心灵让步给物质”，似乎是在宗教方面的一种情形。但它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心灵等于能；当我们看到物质消灭在能中时，我们肤浅地以为它是对心灵的一种情况。我们真的只曾改变我们物质的概念；物质是百万伏特无法说明的能量驾驶着无限小的电子显显藏藏，这种发现改变了我们对物质的观念。但一个完全为能所组成的宇宙，确是一个机械化的宇宙，也就是物质的宇宙。因此我说心灵仍未比较清楚，只是物质已减少了不透明。也就是说，减少它的固定性。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启示，不一定要推翻唯物主义。
但在一较广泛的意义中，物质和心灵仍移动得较为接近。关于心灵，我们没有发现什么事情。但对于物质习惯的看法已不能再维持。它不是固定的，它事实上是空的，而它并非常常可见。物质已经改变了它的色彩及外观。心灵又有什么遭遇呢？心灵减少了它的超自然性，进入物质本身的组织；或至少我们可以说可见与不可见已有融合为一之势势。在这种意义中，现在最少已容易有一个对宇宙、人生，及关于它的一切较有学识的看法。曾成为“超自然”的不是心灵。毋宁说它是物质的本身。如果一杯水包含有足够把一列火车由纽约开到华盛顿的核子能，便成为奇迹，而一切奇迹都是自然。我们现在已准备接受任何事情。我们已有一种奇迹的新意义。我在广岛事件前数年。读李科克一篇在大西洋月刊论及原子的论文时，曾试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下面的诗句中。
现在可以讲述科学的神仙故事，
超过青年男儿时代的勇敢的梦，
当信仰是对真理创作性的猜测时，
大自然和古代的精灵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或我们自己童年自由而勇敢的幻想。
当家庭的爱使整个宇宙转动，
当闪烁的小星在高空歌唱，
而甲虫的背比金还要漂亮；
直至青春期放射出冷淡的颜色，
像瞎眼的理性使魔术的戏法失色，
一切都死硬得实实在在，
一切神秘都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了。
但那个地是活的！
我们能再一度获得古人的快乐与惊异。
大自然是奇怪的，肉体中有魅力！
原子是囚禁仙人离子的一个囚牢——
我们的科学用来编织成一个轻灵的网
——宇宙——无实质的纤维；
当她用百万伏特锤炼那解释密码的钥匙
来击破那虚幻的堡垒，
撬松那无限小的螺钉，
这样，离子便被释放而重新服务人群。
这是圣者所见的异象，
物质披上了灵性的色彩。
而现在得到教训，我们重新站在一点尘埃之前
寅畏地蹒跚着。
这样的新信仰，天上的星辰倒下来的金流，
和一片稻草没有什么分别。
我喜欢它；我完全为的是想有一个较进步、较好、较清楚、较明快，或者较真实的宇宙观。我并不屏弃物质，如果物质成为能力，我也喜欢能力。简言之，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想了解那个我生活在其中的宇宙。开放的宇宙观加深了它的神秘。达尔文只是加深了创造的神秘。一种对宇宙的机械的解释，由宇宙光从四面八方射出开始，而最后发展成为人类的意识，也加深了神秘性。
但对顽强而有恋栈之势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难题。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有任何科学家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我将十分感谢。我喜欢能理解的事。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但像任何曾受教育的近代人一样，渴望知道，渴望找出某些满意的解释，而不愿被带到一道“关起来的门”。我想了解这个宇宙，它如何运行，及生命是如何发生的。
我猜想那个唯物主义者的难题是属于顽固而无法解决的一种。在上文那个和上帝对话图中，我指出一切物理化学的解释只能显示“怎样”，而不能显示“为什么”。例如，想及一片草的神秘，我已经知道它有用叶绿素做工具来利用日光同化食物的化学特性。可能我们还未知道化学反应的精确细节，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它帮助我们对植物生活的知识。至于“为什么”那片草能有“超自然”能力来执行这种化学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且将永不能发现。于是我们事实上已发现叶绿素，但我们并不比已经知道一株植物需要阳光来帮助它生长的非洲野蛮人知道得多。而那个难题仍常继续困扰我们。
达尔文主义把这个难题放进一种清明的光线中。我拥护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正像现代一般人一样。我想教皇也相信生物进化。继续创造的程序当然是比在七日中创造世界的比喻说法更使人感动。大体上看来，适者生存的概念无法否认，但物种（常态的）由来，则比较是一种信仰的问题，一种直觉的猜测，易于招致质问，可能或也不可能是对。我不知道，没有科学家可以确知。在这个“信仰”中有几点概念的困难。在赫克尔的手上，这个信仰无疑地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差不多是诗的结构——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种学理而论，进化仍只像一个幸运之轮，被给以无限的时间盲目的碰机会来搅出对的号码，简直是充满了漏洞。我喜欢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学说。有一个有资格的人告诉我（他的资格并不差于长期流连在蒙地卡罗游乐场的人），在他一生之中，曾看见过一次连续搅出五次零的号码。我自己曾见过连续搅出三次零的号码。在轮盘赌中仍未有人看见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连续按次序出现。但在一百万年中，这样的情形也可能会发生。但把生命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种盲目碰机会的基础之上，听来却令我震惊。盲目碰机会的意义是靠“幸运”，而一个有庞大形体的宇宙靠“幸运”而建立，听来像盲信多过客观的科学。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按序出现，外行人健全的反应，是怀疑赌场主人有意作弊。
进化的基本概念是站得住的，但关于进化过程及它们怎样发生的解释，却似乎很错误。它假定及推测太多的事情。一到九的继续出现是很简单的，它可以由机会发生。但长颈鹿颈的进化却包含着复杂得多的过程。我们所见的是每一个想解释自然变形的人都有形而上学的意味，那是说，我们一问到进化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除了瞎碰机会之外，便超出严格的“物理”范围。我们问到“为什么”那一瞬，我们便不得不假定许多事情。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中，确有许多矛盾。第一，当它假定一个有机体当它“适”于某种目的而存在，而这归根结柢是适于没有目的的目的。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纯粹是形而上的，而所谓进化便成为为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而改变，这甚至令人更难理解。其次，常态（物种）原来未为连接二者之间的形态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在理论上，我喜欢这种大胆假定说它们是这样进化的，只是缺乏证据。于是人便被逼要说从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下来，或从有梯级而没有连接东西支撑着它的楼梯下来。第三，叔本华在“自然的意志”中假定形态的进化常因为生存而适应生活环境，而推测有“适应的意志”，我同意这一说法。换句话说（而这也是形而上学），适应说假定有适应的意志，否则适应说将只是在一个盘子里，堆满了五百张锯形谜板，而希望在无限次中，就说一万次吧，这些谜板终于各就各位一样。这将是一种奇迹，而科学不能像奇迹。在理论上，我可以相信那两块首先相合的可能显示适应性；在假定上，这样的两块是坚固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可能相信，像马克思的资本家在消失中的理论一样，小块会逐渐减少而只剩下了那些大块，而少数的大块也会逐渐改变他自己来适应。这是一种或可能使我自己信服的美妙理论，但不能使别人信服。其四，无穷的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福禄特尔说鼻子是上帝造来戴眼镜，而腿是造来穿长袜的，它们是多么完全地互相适合，他以此来嘲弄目的论。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一种便利，例如人类的鼻尖向下的事实，总有点“留存”的价值。正当的看法是有无限的机会使鼻子生向一切方向，向上，同左或右，机会都和向下一样多，而终于有最后一种“保存”，只因为它较能“适应”生活的环境。一个向上的鼻子在下雨时显然是非常不方便。如我所说，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一个鼻尖向下的鼻子，不过是万种其它在人体里发生的物理化学事实中的一个较小的事实，甚至在身体能适当地作有效的活动之前。
或者我能以列举达到最适（the fittest）的诸多困难总括而言之。我不知道响尾蛇毒液的化学成分。我姑且说，一个化学家会称用人工来复制这种毒液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过程来碰一碰运气。帮助蛇生存的是这种毒液，虽然我希望它不必有这样危险性。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上，蛇制成这种毒液，没有经过思想，而靠赖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瞎碰机会。那为必要与有效注射毒液的鎗样舌头，及毒液囊纯粹偶然的碰着，也只有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凭偶然的侥幸，继承这种能耐以使第二代的身上准确地形成这化合的混合物，将可能是十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一种这样简单的东西，有所有圣者及天上天使的帮助，发生的机会，以一次碰机会再加上跟着要碰的机会来并算，将是一之后跟着廿三个零分之一，或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数学上的或然率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机会必须发生在我们能有一条毒的响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这种机会都是难之又难。而这对于任何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特性，例如臭鼬的放射物或墨鱼的黑墨汁，都是如此。因此叔本华说得很对：“野牛并不是因为有角才触，而是因为它想要触才有角。”真的是科学吗？它是完全形而上的。进化是好知识，而它甚至可能是显然的，但它并非如人所想象的这般简单。有许多人被迫以假定生机说的某种形式来说明如何达到最适，如化学家大仲马（巴斯德的老师，当他想找出生命的原始时对巴斯德说：“我不劝任何人在这个题目上花太多的时间。”）所谓的“超机械的势力”，许多人（包括萧伯纳在内）所谓的“生命力”，及赫克尔在“结晶体”中所说的“灵魂”。
生机说不答复我的问题。我们把事情过分简单化，创造一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没有花每一种情形之下考验过它，来证明它确是令人满意。有一种小鸟，中国人称为画眉鸟。这种小鸟，在北美洲是黑及白旋木鸟的变种，眼上有一条白色的条纹，牠是由此得牠的中国名称的。那画眉鸟可使任何哲学家停下来想。因为这道眉的进化所牵涉入的事情，是极端难于作机械或化学解释的。花的美，可被解释为由于对称，但它不是如此。这条白线条似乎像画上去的线，但事实上是由于几条分离的羽毛各自在某一点某一长度变了颜色，因此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构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任何一根分离的羽毛，分开来看，显示一条黑线中间被一段有一定长度的白色所间断，被放在不同的方位，所以当鸟的羽毛生长的时候，它是黑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段却转为白色，经过了那一段之后，又转变为黑色，连在它经过的地方的一切小羽枝，都是如此。几根这样的羽毛看来如下面的图样：
它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它是当羽毛为同样的成分所培养时，由黑转白而又由自转黑的问题。在任何一根单独的羽毛在那准确之点转白的决定，是非常难以用机械的或任何其它方法来解释。
酵素的介绍，即使它是存在，只是把未定问题暂时作为论据而已。而在一切鸟类、鱼类及其它动物中，有线条、圆圈或某种图案，是一种很普通的现象（例如有条纹的鳄鱼，及孔雀的金圈等等）。
这是我的穷巷。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我只是把难题指出，不再想它。我不准备超过这一点而进入神秘主义的气氛。我简单地说，牵涉到进化规律的程序，由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观察，如果他不是肤浅地接受，常导向且终归于形而上学，即是在物理定律之外的假定。
（二）虚无
让人文主义而没有唯物主义的鬼魂跟着它是好的。反之，我们如果已能达到对于所有自然现象，都是适当机械解释而没有遗漏，而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也是好的。但我们现在停留在悬疑及无知中。在普通人的眼中，我们关于物理的宇宙知道得很多；但科学家的见解是，我们最多只知道所应知东西的十分之一，及尚待研究东西的百分之一。
我不以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倒不如说是因为社会科学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学的趋势。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自然科学只问真假，不问善恶或是非。科学方法必然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超乎善与恶，且只问事实而不问价值，不问商业的价值或道德的价值。科学并不关心一颗金刚石的商业价值，而只关心它的重量、它的硬度，及它对于光线的吸收或反射。当孔德宣告他从事建立社会学的伦理，他的意思并非开始那种毁坏价值的姿态——相反的，反面才是他的意思。但他已经把社会说成一个“有机体”，假定它像一株植物或一个动物。一经采取这个立场，人文科学的研究——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趋势，不免成为“客观”及“超道德”的。经过长久时间，这种趋势必然以信念、道德，及宗教的消灭为止境。在石头的研究中没有任何道德，但在人的研究中则有，且应有道德。一个科学家可以隐在他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而当他研究那些石头时，于世无害。但当一个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心理的学者躲在这种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认为赞美和谴责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无论他愿意与否，他不免把路带到价值的虚无上去。且当这种思想的态度成为一般或甚至时髦时，社会必然逐渐更加倾向于失去一切信念。
现在所有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学院式的术语，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科学的愿望，一种想了解而不是想评判道德意义的愿望。我可能是守旧，但我想，在你听见一个教育心理学家敢于说一个孩子的行为是“对”或“错”，是“自私”或“不自私”之前，将是一段长时间。说某种行为的型态是对或错会暗示缺乏客观性，一种谴责或赞美的趋势，而非科学的事情。自私两字暗示谴责，但“不善适应的个性”则不是。因此当一个人自私时，他不过是不适应而已。这样我们继续为行为造型，“恋母情结”，“情绪不稳”，“童年抑制”，“隔代遗传”，一直到“健忘症”，“人格分裂”，“临时疯狂”，最后一项可以宽恕杀人凶手。重点常是趋向把咎责归罪遗传及环境，而永不曾归于个人的意志及责任。如果报纸同意停止用“少年过失者”一字，而开始用“青年违法者”或“少年罪犯”来代替，我们可能减少一半少年罪案。显然，没有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会介意被称为“少年过失者”的，这个字是属于拉丁字源，可爱地毫无色彩而且很轻微，而他们之中每一个（我曾见过这些有六呎高的“少年过失者”站在曼哈坦岛的马路上），都憎恶被加上“少年罪犯”的招牌。心理学家的意思是想说他是环境不幸的牺牲，且是年少一时的过失，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这些六呎高的家伙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当他们杀人抢劫的时候，确实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任何十二岁的亚洲儿童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说一个十六岁或十七岁的美国儿童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因此对他的行动没有道德责任，显然是对美国人的讽刺，并暗示那些纵容的“社会科学家”尚未成熟。一个在社会上不善适应的个人，不只是一个不善适应社会的个人，用浅白的英文来说，他是一个坏蛋。人类的性情是这样的：如果你称坏蛋为坏蛋，坏蛋便消灭；但如果你称一个行为鬼祟、躲避责任的坏蛋为情绪不能平衡的人格，他便会有点喜欢它，且引以为荣而留一种派头的发型及穿一种派头的衣服来宣传它。
我是守旧的，我不能欣赏艺术的颓废或道德犬儒主义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欢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巴掌，它不会使身体受伤，而在孩子们的心中深刻地铭记下一种错误及羞耻之感。公平地说，我以为英国以一个社会而论，在那里不可见的标准仍然有效，在那里某些被视为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不能做”，因为它“不公正”。我以为在英国社会中，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纸上，而是在人的实际行为中。没有一个人类的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君子”一词不是不只存在纸上而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于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化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及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开始，可能或不可能归因于两次大战。它们可能助成。因此，凡尔赛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一代，自称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们已发现一个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悲剧是，今天他们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自由主义在卅年或四十年前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是一个孩子，必须有些东西来玩弄使它免于恶作剧。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且发现时间沉重地压在它手上。自由主义，甚至教会的自由主义，是正在为同情、原谅，及承认一个外国的政权及外国的暴君——红色的中国而战。道德的价值在那里？一个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视判定千万人去受极权主义的奴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原谅被涉及，即使有，他们也因被教要“客观地”想而不觉得。但为什么惊奇呢？道德原则当我们在打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没有一个领袖试图令我们觉得我们打仗是为使世界安于民主；我们严格地说是在为野蛮的生存而战，为无条件投降而战，而不是为以民族自决作为一种主义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原则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战领袖们公开宣言的明朗比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义逐渐增进的一个表征。
我以为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能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楚理想的社会，是比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我相信崇拜某些东西的本能是在每一个人之中，而没有一个不崇拜任何东西的社会，甚至无神的社会也是有所崇拜的。苏维埃在一个无神社会中的试验，是唯一这种型态的大尺度的试验，曾经不是一种愉快的试验。在莫斯科及北平苏维埃领袖们无所不在的画像，宣告甚至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也有对某些神祇或其它东西崇拜的必要。唯一的分别是新的神祇、新的教条、新的异端，及新的连祷，已代替了那些旧的。由示威游行时所抬过的画像及偶像的数目，强迫向它们致敬及为赞美这些新神而唱的赞美诗，以及个人想及他自己权利的取消看来，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在近代国家中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如“偶像崇拜”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不幸那个他们曾偶然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鲁晓夫所说，转变为一个杀人凶手及一个阴谋诡计的主谋，一个歹徒，而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发现他的真相，但让我们称它为历史上的偶发事件。虽然如此，但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启示的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不稳固地被高举，像神圣一样被崇拜，整个无神的教会必然会粉碎。
这是我们已达到的虚无，现代自由主义似乎已被虚无所吸引。自由主义自觉不自在，而我们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这个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的某些地方，有光来拯救人类了吗？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当尧帝登位的时候，一位隐遁的大先知说。这是当人类看见一个无可比拟的大光时自然的意义。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者一切其它的努力感到羞愧。
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那里来的呢？那如埃默森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多大关系，而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与声音，及来自他的个人示范。耶稣说话不像任何教师说话。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出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平易及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到如今还未明白吗？”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和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同一种声音。这种简明的话极有力，例如下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有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说这些经文所以有此语气，是因为圣约翰把它收入他的作品中。我不以为会有任何争论，的确，这些话由四福音的作者之一圣约翰写下来，并非一种逐字报告。但它们是如圣约翰所曾听过的情形，或如他在多年之后所记忆。关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对话也不是苏格拉底准确的话。我常想及柏拉图所作的“斐都篇”（Phaedo）及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因为它是谈及两位大思想家临死时谈话的最动人的一段；虽然圣约翰不是一个像柏拉图这样的作者，但在这四或五章约翰福音里是无可比拟的最令人感动的东西。它们和 Pheado（斐都篇）不同，理由很简单，它们包含这种超卓的美，一种这个世界自耶稣死后再听不到的声音的美。让我们姑且承认圣约翰在写他的福音时已懂得希腊的逻辑哲学，像“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这样的经文可能是希腊哲学。（马太也谈及同样的讯息，但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可是在约翰福音中有令人惊异的笔触；例如，当耶稣开始洗门徒们的脚的时候，或当在言语上有突然转变的时候，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不是说约翰可能曾有所虚构。在他的福音中有一种可靠的性质，正如在某些小说中有一种可靠的性质。
这样，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它的东西——光的绝对明朗，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及爱心。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而进一步直接地并无条件地拍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那就够了。
他的教训是属于一个和以往哲学家的教训不同的等级。它不再是孔子的实证主义及常识，不再是他的只对人与人的关系稳定的研究，或他的逐渐自我培养的劝告；也不再是道教的一个不断地变形的世界的幻影，及它的对于无的复归；也不再是佛的有力的理智主义，以及他在克胜知识心，和逃入无限及绝对之中的英勇努力。所有这些都曾对于人类的心飞进神圣的真理的较高层有它的贡献，对于试图解释生与死的性质有它的价值。儒家是显著地实际的，非抽象的，容易遵行及了解的；但它妨碍对人生及宇宙的真正性质作任何进步的审察。它教人以忠诚和一种责任感，及一种向着我们人类的至善的继续努力。道教与佛教则刚好相反，它们教人以灵性之自由为最后目标。二者之中，佛教除了禅宗之外，是智识的多过神秘的。不错，庄子的道教，最直接地有助于灵性的解放；他有一种难于在较小的理性哲学家中看到的大领悟。庄子的立足点，像巴斯加一样，是真正宗教的，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老子有时在他的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信念中，及他因给人类以和平而蔑视一切人类的措施，如政府、刑罚，及战争中，升到非常之高。老子和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老子说：“守其雌，为天下溪。”二者都建立在灵性贫乏的国上，一句使尼采发怒的话，但耶稣用为门徒洗脚来示范，那是一件老子在意料中可能做过的事，但没有他曾这样做过的纪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中，一个道德犬儒主义，而正当的人类理想崩溃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以我们常因为改良这个世界来提高生活标准而接受种种观念而论，及以现代思想家建议用经济的设施来解决社会的病态而论，整个看起来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是不错的。当然，西方世界也相信两种灵性的价值，民主及自由，但在二者之上都加上了限制。一般的假定是白种人需要自由而黄种人需要米，这简单地显示白种人并不知道自由是天赋在所有人身上的本能，而不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殊的灵性渴望。现代的学者一再断言亚洲人首要关切的是米，而他们不知道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也不关心它，所以暴政为白种人所痛恨，黄种人都可以容忍它。这只足以证明西方的观察是如何唯物主义及普遍肤浅的，而他们对亚洲人的心的概念是多么错误。在这个标准上，西方的思想家比孔子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后者说一个国家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去兵，它甚至可以去食，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信仰而存在。
这是唯物主义所做不到的。我们知道除了耶稣的基本教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它。一切社会主义的改革，苏维埃俄罗斯之内或之外，只有倾向于加强唯物主义，经济的研究，而这如庄子所说：“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孔子说：“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孔子，如我所曾试图显示，与耶稣共信沉默的改革，从人的内部开始的改革，而孔子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史怀哲，伟大的基督徒，一九三二年在法兰克福歌德百年纪念祭的演说中说：
“在一千种不同的方法中，人类曾被劝诱放弃他和实在的自然关系，而在某种经济及社会巫术的魔法中寻求它的福利，用这种方法，只有使它自己摆脱经济及社会的困苦的可能性更为渺茫。
无论它们是属于那一种经济及社会的巫术，那些魔法的悲剧的意义常只是如此，就是个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的物质及灵性的人格，且必须只活得像精神不安的唯物主义的群众之一。“
雷南，另一个耶稣的伟大的学生说：
“一切人类的社会革命，应像巢树接枝一样，被接在”上帝国“那个名词之上。但社会主义者被粗鲁的唯物主义，及对不可能的渴慕所污染。（这是说，把世界的幸福建立在政治及经济的设施之上。）他们在我们时代中的一切企图，在他们把耶稣的真精神作为他们的规律之前，将仍毫无结果，我的意思是：为了持有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抛弃绝对理想主义。”
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度，而我们所没有的是深度。
只要有一天西方人相信自由及民主，它直接地追随耶稣的教训的核心，虽然西方人并非完全相信。如果阿拉斯加的自由被威胁，美国将会为此而战，但如果匈牙利人或中国人、俄罗斯人的自由被牺牲，我们并不深信足以使她们介意。因此自由仍未有一种世界性的性质，它至少在现在十余年间，不是一种热情的信仰。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是在乎耶稣的话，这一点他们有一天将会感觉到。这二者有何关系，我将在下文弄清楚。
基督教支持普通人民。在西方世界过去的历史中，我们熟识基督教的势力。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今时此地，这种势力仍是一种经常活泼的势力，它经常准备发动沉默的革命来使人类进步。奇妙的是，耶稣的教训不能被任何思想方式的变换，或被经济、物理的概念所影响。耶稣没有信条，也没有仪式。耶稣只教人一个原则，或两个原则并合为一的原则：就是天国是在你心中，及差不多是用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温柔及谦卑的人将承受地土。前者教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教“我弟兄中最小者”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这些是在一切自由及一切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
唯物主义者相信反面的。他相信如果那些最谦卑的人得到了米，便一切都妥当了。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作选择，他是赞成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而反对个人更大的自由。人如果有了米就必然快乐。
我相信任何人研究耶稣的教训，即使只认他是人类的一个教师，一定会惊异于没有人曾像耶稣那样地教导人。甚至以雷南而论，他是一个我们可在他身上做一种对客观性的公平考验的人，但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的生平及教训逼得这个法国的学者要说：“耶稣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道德重的用之不竭的原则。”他在他那本书结束的时候综合耶稣的生平，真的可成为耶稣的代号，即使他否认基督确实的神性：
“这位崇高的人物，每天仍监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我们可称为神，意思不是耶稣已吸收一切神性，或他已堪称为神，而是耶稣是一个领导他的同伴大步趋向神的人物。以人类全体而论，表现出是一群低级存在——自私；其较高于动物的地方，只是他的自私是较为深沈而已。在这一片平凡之中，有一些升向天空的大柱，证明人类可能有较高贵的天命。耶稣是这些柱子中最高的一根，对人显示他是来自何处及他应趋向何处。在我们性格中的一切善良及崇高都浓缩在他的身上。……
至于我们，这些永远不长进的孩子，像我们这样无力的人，劳苦而没有收割，播种而永远看不见果实的人，俯伏在这些半神的面前吧。他们能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创造、断言及行动。伟大的创作力将会再生，这个世界将会遵由古代勇敢的创作者所开辟的路而从此以后满足它自己吗？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将来无法预料的现象是如何，耶稣将不能被超越。他的崇拜将经常更新他的青年，而他的生平的故事将不断使人流泪，他的受苦将使最好的心变软；世世代代将在人的子孙中宣传他，比耶稣更伟大的人物将永不会产生。“
雷南写及耶稣的死：
“现在安息在光荣中，高贵的创始者。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建立。不必再怕你努力构成的大厦将因一条裂缝而崩溃。自此以后，在脆弱的人类所能及之外，你将从你的神性和平的高处，显现在你行为的无限影响中。在数小时的苦难代价之下，而这种苦难甚至未触及你伟大的灵魂，你已经买到了最完全的永生。千万年后，这个世界也颂扬你。我们反抗的大旗，你将成为猛烈战争环绕着你而进行的记号。自从你死了之后，你比你在这世界旅行时更活跃一千倍，更可爱一千倍，你将成为人性的屋隅首石，那些想把你的名字从世界除去的，将会被震垮到底。”
那一个只有法国人的细致及深度的法国人，能把它表现得这般好及这般动人呢？
无论那一种神学，都常削弱了耶稣教训的力量及简易。不错，使徒信经有许多问题及答案。在耶稣自己的话中却没有要询问的事情，没有野蛮人自己不懂得的事情。在耶稣的话中没有神秘的定义，没有危险的推论，没有自我欺骗的辩证法，没有“五要点”。分析它们就是等于杀了它；改善它们就是等于毁了它们。如果那些神学家知道所做的是什么该多么好！因为没有任何神学家（无论他是怎样伟大）有耶稣的心。他一经加入讨论，情调和声音都马上改变了。我们谈及灵性的事情时，必然好像它们是物质的事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
我们之中有些人必须在学校学习莎士比亚，而得到的却是永远对莎士比亚倒胃口，使我们终生不愿意再接触他的作品。于是有一天约翰，基尔吉或罗兰斯？欧里维亚进来，他不教授莎士比亚，但只宣告莎士比亚自己的话，我们眼中的膜就掉下来。我们拒绝相信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莎士比亚是美的！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在学校里欣赏它呢？我曾和耶稣的教训保持距离，正像在学校的学生对莎士比亚产生永久的畏惧一样。我曾觉得被神学家的信条所包围起来的耶稣的教训，是像雷姆卜兰特的肖像，用一个一角半钱的框子镶起来一样。那个一角半钱的框子，削弱且阻蔽了雷姆卜兰特的德性。我曾说过在耶稣的话中，没有任何东西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自己明白的。有些事情不大清楚并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有时有点晦暗，那是相片光阴的一部分。我们要修描它吗？我是喜欢它像原来那样。
如果说我讲的是基督教会在教义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我谈的是一切教义上差异的探讨的无益。这种讨论太通俗，像是陈列过久的旧货，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无益。参加这种讨论是把自己降低到烦琐哲学的水平而冒犯真理。我现在所想说的是妨碍人认识耶稣的，刚好就是这些纯理论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们信条的混乱使我离开基督教三十年，而他们的一角半钱的神学妨碍我看见耶稣，且不仅是一个人如此。哈兰登，他为承认上帝及基督的灵力在人事中运行而尽力辩论，为什么他却觉得无法参加任何教会呢？他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圣马丁教会的午餐座谈会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因为和现存的教会相关联的神学中，有许多我无法接受。”而史怀哲也充分地感觉到这一点。史怀哲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的“基督教世纪”中说：
“我现在正想讨论在我们时代灵性生活及文化中的宗教。因此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代的灵性生活中有力量吗？我用你的名及我的名来回答：‘没有。’……（但）在许多不再属于教会的人们中，有一种对宗教的渴慕。”
现在我可能被允许做某些个人观察。在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人因教义而信基督教，中国人信教，都是因为和一个基督徒人格有过亲密的接触，而那个基督徒是遵守基督“彼此相爱的”教训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离开基督教的时候，一位正统的孔教徒，我的级友，正改信基督教。怎样信的？不是由于教义问答。我知道孟君，正像任何人知道他的级友一样，他的中文很好，而他是来自一个邻近苏州的儒家的旧家庭，且因为他姓孟而被戏呼为孟子的后裔。他曾到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但他的背景完全与我相反。在清华我们二人都是英文教员，而且分住在同一栋房子，每人占一间房，我的房门和他的房门相对。我穿西装但他从不穿。我常赞赏他整天笔直地坐在他的硬椅子上，这是他严肃的儒家训练的一部分。一种中国家庭彻底严谨的教育已培育在他身上，而他聪明且有高度正直的性格，每一个人都尊敬他。在圣约翰的时候，我们同笑艾迪的奋兴布道战术。他的诡计之一，是突然从他的大衣袋拉出一面中国旗（那时候是五色旗）宣告他爱中国。这种通俗剧的手法不适用于我们，因为孟君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几个学生在演讲完毕时站起来且签名信耶稣。为什么孟君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了解他的心理背景太清楚了。一位美国的女同事领他信了耶稣——一个有圣徒性格，在声调及语二言中显示出基督徒的爱的女人。“爱”是一个已被贬值的字眼，这里并没有些微罗曼蒂克的成分。我相信那个女人大约有五十岁了。她只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而她深切地关怀那些清华学生。她之关心每一个人是很显然的。这位美国女人有基督徒爱的美德。她教孟君圣经，而圣经赢取了他。这是一个和他所曾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孟君自己的儒家家庭生活非常严厉，它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受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觉得那个在他面前开放，其中用基督教的规律取代了严肃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我相信他是像最初的基督徒感觉到的一种律代替了摩西律一样的欢喜。
这种情况也是我自己的情况。看见一个实行基督徒的仁慈，及关切每一个人的基督徒，常带领我对基督教会亲密一点。没有任何教义的单方，能像这个单方那么有效。甚至反面也证明这个定律。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些传教士除了想中国人信教之外，不关切什么东西，也不像耶稣一样，把人当作一个一个的来爱，其实传教士是应该这样的。中国人是一个切务实际的民族。我们量度及评判那些传教士，不是凭他们所讲，而是凭他们所行，且把他们简单地分为“好人”或“坏人”。你不能逃避这些最后的简称。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两个女传教士，从来没有爱过为她们工作的中国男女孩子，我想象她们这样做，是当作为上帝而自我禁欲的一种形式。她们给我们一种恶劣的印象，而我们男童们用不堪出口的混号来给她们命名。她们住在一座俯瞰海滨美丽风景的大厦中，且有中国的轿夫、厨子及女仆来服侍。基督教的福音与“白人特权”的并合体是很古怪的。无论那里有对人的爱心及对别人的与趣，人们立刻可以感觉得到，现在我们男童们在这座房子里面所感到的是不断地对中国人的讨厌。而这两个女传教士，充分应得我们所称呼她们的名字。反之，在我异教徒的时代中，使我记得另一个世界的，是我和一个基督徒姊妹的相逢。我记得当我横越大西洋的时候，遇见一个想劝我信基督教的女人，而差不多用她的谦卑和温柔来获致成功。我敢说这一次的海上旅程若延长十天，我就会在当时当地转回基督教。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及一位可崇敬的妇人，现在已经九十四岁，住在新泽西州。她在本世纪之初，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便已经认识我，当时她是一位在厦门的女传教士。现在这位妇人仍照耀着关怀别人的基督教精神。可惊异的是分离了半个世纪之后，她仍用我童年的乳名来称呼我。这证明她曾完全记得我！我敢断言，我在上文所说的那两位包裹在自己和上帝的交谊中的女传教士，如果她们现在仍活着，一定记不得我的乳名。如果你们记得我的诫命，你们将彼此相爱，就是如此而已。我每一次接近这位伟大的妇人，我是站在真正基督教精神的面前。它常常像对一个失去的世界作备忘录的作用。换句话说，基督徒产生基督徒，而基督教神学则不能。
我不能太过强调对耶稣教训的核心保持接近的必要性。我十分相信这种精神就是在史怀哲背后督促他到非洲丛林去工作的精神。让我们尊重史怀哲所说，因为他的话非常重要且包孕着许多意义。
“我们现在是在黑暗中漫游，但我们彼此都有向着光明进行的信念；宗教与伦理思想联合的时刻将会再来。这一点是我们所信的、所望的，且为它工作的，我们要维持如果我们使伦理的理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人们也会有一天像我们这样做的信念。让我们瞻望那光，且用它反射在为我们准备的任何思想之上而自慰。”
在他的“由于我的生活及思想”的非常重要的结语中（这结语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所应读的），史怀哲关于“思想”的结论如上述所指示，且显示一种不放弃思想，而希望有一天再集中人类的思想于人对生命、对上帝，及对宇宙的关系的重要问题的一种“新理性主义”。他显示为什么现代人已失去了这种型态的思想的能力，又为什么他做纯理论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时，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而只是被安置在近处或从外面来注视它的人一样看人生的问题。但在上面所援引的话中，他还着重“宗教与伦理思想”的联合是同样重要，且在事实上显示怎样去做的途径。在我看来，似乎基督教神学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它把基督教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的重点，移到某种容易获得，且近乎法术的得救方法。这种方法不需要个人方面的道德努力，因而是悦耳的。不错，基督教教会也常教诲人忏悔和更生，但在整个看来，重点已放在方法之上。那方法是：因为某人已经为你死，拯救无论如何是你的，只要你信他，或藉他的名呼吁“主呵，主呵”便成。赎罪教义的作用显然是机械的，愚人也懂得的，所以那些祭司们想他的会众们相信它。耶稣所教的却不同。关于葡萄树、种子，及无花果树等等的寓言中，他把拯救及赦罪的条件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之上。赦罪是没有理由机械的或简明的。崇拜并不及服务重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被饶恕。”这是耶稣放在伦理生活及个人努力上所强调的。如果一个人不遵行他的爱及宽恕的诫命而只悔改及信，羔羊的血绝不能洗去他的罪。拯救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呆板的。一旦这个重心恢复，而基督徒在他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抗基督教的势力。
因为这本书是谈及我个人从异教到基督教的旅行，我相信对于这种改变必须再说一句话，读者可能已觉得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上帝，而我也从未曾停止过寻求满意的崇拜形式。但我是被教会神学所拦阻。我被冷酷地心智的、傲慢地演绎的，以及甚至对上帝不宽恕的东西所排斥。我所处的地位，和许多生而为基督徒，但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觉得在教会中有些东西直觉地使他离开的人一样。我坦白地说，我相信千百万人像我一样。我被那个可怕的叫做框子的东西，阻止我注视雷姆卜兰特。事实上没有剧烈信仰的改变，没有神秘的异象，没有某人把红炭堆在我头上的感觉。我转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信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当它发生之后，它是一件自然的事。
我必须提及，在我的异教时期中，我也偶然参加教会事奉，但结果常令我失望。它是可悲的，在基督的教会中是这般缺乏甜美的人情味。我妻常在床上读圣经，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参加教会事奉。我赞赏她而暗中嫉妒在她里面虔诚的真精神，它的要素我相信是谦卑。偶然有时我会陪伴她同去参加，但也常失望而回。抱着对此世的最佳希望，我不能忍受次级的讲道词。看见我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她想她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好。偶然有一次，我拨收音机拨到一个节目，只听见一个声音狂喊罪及永远的惩罚，用乡下市集叫卖者典型的声音劝我亲就上帝。我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描写。我以为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宗教，仍然用惧怕永久的惩罚来做劝人信教的动机。许多美国人接受它，但许多美国人不能。最不幸的是在耶稣世界中真正基督的友谊及上帝的爱，竟像温柔的露珠从天而降这般希奇，以致人们这般少谈及在一切人心中的神性，而常常强调永罚。但情形似乎就是如此，教会崇拜大部分仍然保持着，一个愤怒的牧师用愤怒的话宣讲一个愤怒的上帝的刑罚。罪恶对于一个牧师基本上像病及死对于一个医生一样。耶稣自己从没有提及罪而只是宽恕它。我记得他似乎没有定过任何人的罪，甚至加略人犹大。犹大事实上是从十字架上被赦免了。
现在我必须找寻一间我坐在我的座位上不会局促不安，而能由始至终用高兴的注意来倾听的教会。我听过戴维？利达博士第一篇证道词之后，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因为我每次都得到丰富的酬报。被容许走到上帝的面前像我常常想崇拜他一样来崇拜他，是一种如何万虑皆释的轻松的感觉！它自然地发生，因此当正式参加教会的问题被提出的时候，甚至未经过一次家庭讨论。在我参加见愉快地参加之前，我们曾每个礼拜到麦迪生街长老会教会去了半年之久。我只想说利达博士在他的证道词中常固守基督徒生活上的问题；他不像在哈佛纪念教会的牧师，当我数十年在那里时，有时用乔治？哀利奥特做他的讲道词的题目。有这么多基督徒生活上的问题可谈，没有必要去讲一些不相于的话。因此到礼拜堂去便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在教会是等于接近耶稣基督的真精神。我相信在纽约及其它地方仍有现代及曾受教育的人可进去及崇拜，而出来时因为有新的接触，觉得成为一个较好的新人，而不是更像一个由于别人的努力而幸逃罪责的被定罪的罪人的教会。否认这种可能等于否认基督徒生活，及基督世界的丰富。基督的奇异之处，不正是他使一个人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更好、更有价值而不是罪人吗？
关于教义的差异，我情愿接受基督而把一切罪人留给加尔文。我知道加尔文主义知识的骨架已有决定性的削弱，现代的长老会教会已不再坚持为那个曾处塞维塔斯以火刑的傲慢的人所创的“人皆堕落”的信仰，及对“自由意志”的否定。用预定说与自由意志可以并存的说法来维护加尔文主义，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话。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全然”这样，一种“无条件”那样，及一种“不可抵抗的”某些东西的人，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所有这些都是借着一种前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辩证法。令人呕吐的预定论的苦味！对天国在你及我之中的否定！佛对他的弟于断言：“没有不仁慈的教训能是佛的真教训。”加尔文曾可怕地对上帝及人“不仁慈”。得了加尔文的允许，他的上帝将会乐于多烧几个像赛维塔斯这样诚实而倔强的人在一根更大、更好的人栓上。
同时，一种令人信服的人生理想是在耶稣无可比拟的教训中，是人曾有权利去听到的教训中最高的。我们常倾向于以为耶稣的上帝的启示是一种属于过去的行动。但无论谁今日读福音书都会觉得上帝现在的启示清楚、无误，而且令人信服。而他的全部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启示，就是上帝之灵成为可见的，有实质来给我们看。当耶稣教人，“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件在我身上了”的时候，我知道且觉得他真是那位主，我也明白为什么他不但被人敬重，而且被任何地方所有凡是听过他的话的人所崇拜。上帝真理之光是灵性的、眩目的纯洁之光，在人的教训中没有可以比拟的。当他进一步教人宽恕且在他自己的生活上示范时，我接纳他为真主及我们众人的救主。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它是一个道德的而且伦理的，无可比拟的美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仍想要一个理想，这里是一个领导人类的完美的理想。
这教训是足够的，也是适当的。其中有大光的威严，但它同时却大过这个人的世界所能消化实现或付诸实行。它的目标会被放得够高以成为万世人类精神经常遵从的指标。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于藉赖耶稣基督而上接上帝的心灵。人的基本价值被证明。因为这个理由，人类将永远崇拜他。而人的基本价值简单的教义。无论他是怎样卑微。将仍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大的解放力。
我再说几句话便完了。任何宗教都有形式及内容，两宗教常藉形式来表现它自己。在基督教的情形中，内容是由耶稣的一切丰盛所赐，但形式却是人加上去的。耶稣建立他那没有信条、只有他在位门徒中所创造的以爱的伟大力量为基础的教会。这种使徒们对主不得不爱的爱。是基督教教会的开始。至于形式，照耶稣的意见是人用心灵与诚实自由崇拜，“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现在形式已用传统及历史的发展为基础来制定。但这件事上曾有过许多固执己见的行为。导致迦特方教会和改正教会及改正教会各宗派间的分裂。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有知识的卫理公会教友，会以为一个长老会教友，或一个圣公会教友，或一个天主教教友是邪恶的。形式可能是这般重要吗？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而形式是像人选择言语来崇拜上帝，无论是用德文、英文、法文或拉丁文都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真的吗？每一个人必须寻找最适合于他的形式，我的意思是指找一个较少妨碍他的崇拜习惯及信仰习惯的形式。即使对形式表示外表上的服从时，每一个人信上帝仍然照着他自己的方式，以及他由过去经验所决定的比较注重之点。这必然是如此的。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各人各有不同。形式之有无价值，全视乎它们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均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