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101639 6.1 96934 4.2 4.1 1765 5746
1990 103922 2.2 98703 1.8 3.8 1310 5875
1991 104844 0.9 103783 5.1 9.2 2022 5819
1992 107256 2.3 109170 5.2 14.2 3334 5633
1993 111059 3.6 115993 6.3 13.5 5492 5341
1994 118729 6.9 122737 5.8 12.7 4342 5772
1995 129034 8.7 131176 6.9 10.5 5456 6776
1996 131616 2.8 138948 5.8 9.6 6837 7529
1997 132410 -0.2 137798 -0.8 8.8 9964 7663
1998 124250 -6.2 132214 -4.1 7.8 8474 7153
1999 109126 -12.2 130119 -1.6 7.1 9513 6477
2000 106988 -2.0 130297 0.1 8.0 14331 9026
2001 120900 13.0 134914 3.5 7.3 13471 11145
2002 138369 14.4 148222 9.9 7.8 15769 11017
2003 160300 15.8 167800 13.2 7.9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19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经济年鉴，（1999），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版。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版。
由表三可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的十年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费不足，除1987～1988年经济过热及1989～1990年经济调整特殊时期外，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大体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而每次经济下滑，都与能源消费增长不足有关，而与能源供给不足无关。可以说，这十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92年的1914万吨扩大到-23309万吨。2001年起，中国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到2003年已近能源消费总量。但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15769万吨, 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11017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103.7%和87.5%。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2年的-3903万吨标准煤。 这说明，中国能源在供消总量大体平衡的同时，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 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b．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
表四：1980-2000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构成
年份 占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原煤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生产 消费
1980 69.4 72.2 23.8 20.7 3.0 3.1 3.8 4.0
1981 70.2 72.7 22.9 20.0 2.7 2.8 4.2 4.5
1982 71.3 73.7 21.8 18.9 2.4 2.5 4.5 4.9
1983 71.6 74.2 21.3 18.1 2.3 2.4 4.8 5.3
1984 72.4 75.3 21.0 17.4 2.1 2.4 4.5 4.9
1985 72.8 75.8 20.9 17.1 2.0 2.2 4.3 4.9
1986 72.4 75.8 21.2 17.2 2.1 2.3 4.3 4.7
1987 72.6 76.2 21.0 17.0 2.0 2.1 4.4 4.7
1988 73.1 76.2 20.4 17.1 2.0 2.1 4.5 4.7
1989 74.1 76.1 19.3 17.1 2.0 2.1 4.6 4.7
1990 74.2 76.2 19.0 16.6 2.0 2.1 4.8 5.1
1991 74.1 76.1 19.2 17.1 2.0 2.0 4.7 4.8
1992 74.3 75.7 18.9 17.5 2.0 1.9 4.8 4.9
1993 74.0 74.7 18.7 18.2 2.0 1.9 5.3 5.2
1994 74.6 75.0 17.6 17.4 1.9 1.9 5.9 5.7
1995 75. 3 74. 6 16.6 17.5 1.9 1.8 6.2 6.1
1996 75. 2 74. 7 17.0 18.0 2.0 1.8 5.8 5.5
1997 74.1 71.7 17.3 20.4 2.1 1.7 6.5 6.2
1998 71.9 69.6 18.5 21.5 2.5 2.2 7.1 6.7
1999 68.3 68.0 21.0 23.2 3.1 2.2 7.6 6.6
2000 66.6 66.1 21.8 24.6 3.4 2.5 8.2 6.8
2001 68.6 65.3 19.4 24.3 3.3 2.7 8.7 7.7
2002 71.2 65.6 13.7 24.0 3.1 2.6 8.4 7.8
2003 74.2 67.1 15.2 22.7 2.9 2.8 7.7 7.4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由表四可知，1981年～2003年，原煤始终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中国能源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在1980年到2003年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煤炭、天然气、水电供需比重大体平衡。在清洁能源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比重严重失衡：从1980年到2003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2.7%，而在前两年即2001年曾达到24.3%。供需矛盾突出。从这些比重关系的变动中可知，清洁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而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表五所示：
表五：1980-2002年中国石油平衡表
单位:万吨
年份 生产量 消费量 平衡差额 进口量 出口量(-) 进出口逆差
1980 10594.6 8757.4 1837.2 82.7 1806.2 1723.3
1985 12489.5 9168.8 3320.7 90.0 3630.4 3540.4
1990 13830.6 11485.6 2345.0 755.6 3110.4 2354.8
1991 14099.2 11790.0 2309.2 1249.5 2930.7 1681.2
1992 14210.0 12900.0 1310 2124.7 2859.6 734.9
1993 14524.0 14000.0 524 3615.7 2506.5 -1109.2
1994 14608.0 14960.0 -325 2903.3 2380.2 -523.1
1995 15005.0 16064.9 -1059.9 3673.2 2454.5 -1219.2
1996 15733.4 17436.2 -1702.8 4536.9 2696.0 -1840
1997 16074.1 19691.7 -3617.6 6787.0 2815.2 -3971.8
1998 16100.0 19817.8 -3717.8 5738.7 2326.5 -3412.2
1999 16000.0 21072.9 -5072.9 6483.3 1643.5 -4839.8
2000 16300.0 22439.3 -61393 9748.5 2172.1 -7576.4
2001 16395.9 22828.3 -6432.4 9118.2 2046.7 -7071.5
2002 16700.0 24779.8 -8079.8 10269.3 2139.2 -8130.1
资料来源:
国家计委交通能源司：《中国能源白皮书（9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 第141页;第150-151页。
《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近20年来我国石油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从1980年的10594.6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16700万吨，但从1994年起石油生产开始不能满足石油消费的需求,1993年起进口量开始大于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按年均9.7%的速度增长，原油消费按年均5.8%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此后进口量逐年增大，尤其是“九五”期间，石油进口量从1996年的4536.9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10269.3万吨，进出口逆差从-1840扩大到-8130.1，增长了341.8%。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原油达到7063万吨，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39.5%，2004年7月份单月原油进口为961万吨，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40%。“在2004年中国进口原油不仅有减少，反而继续呈现爆炸性增长的势头。200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累计进口原油9031.4万吨，同比增长34.4%。预计2004年原油进口量将首次超过1亿吨，原油对外依赖度将接近40%。 与此对比，中国国内原油产出2004年增长缓慢，7月份的产出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4%至1483万吨；前7个月全国原油总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2.2%至1.0055亿吨，合350万桶／日。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1/3来自中国，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40%， 石油安全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如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 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
另外，我国石油储量和产能接替的难度尚未缓解。据国家石油工业“十五”规划提供的数字和结论显示，尽管我国第二轮资源评价表现出“我国石油储量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但随着勘探程度不断提高，新发现的油田规模总体呈变小趋势，而且新增探明储量中低渗透与稠油储量所占比例逐年加大，储量品质变差，新增及剩余储量可动用性较差。全国剩余可采储量 为23.8亿吨,储采比 为14.8,已开发油区储采比只有10.9。根据开发油田的一般规律，在这样的储采比配置下，稳产处于临界状态，上产难度较大。同时，在役油田稳产难度加大。主要产油区目前已进入中后期开发阶段，主力老油田进入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率双高开采阶段，主力油田挖潜效果减弱，稳产难度加大，采油成本上升。
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二至五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我国现有海外影响和外交控制力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增大的同时，我国石油安全风险也相应增大。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结论，目前中国能源安全现状明显表现为如下递进式矛盾结构：1.国内清洁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供求矛盾呈刚性上升。2.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供给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主要矛盾。3.石油又是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2．中国石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
（1）世界石油产需总量平衡，石油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不平衡发展。目前有
一种观点认为2004年国际石油陷入危机是国际石油需求，尤其是亚洲石油需求大规模增长所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和全国石油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能源市场经济学家菲利普?弗勒格（Philip Verlger）就当前的石油危机发表看法，他说：2004年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新的主要角色，影响到全球的能源需求，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只有每天350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耗的5%。但是13年后，也就是2003年，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消耗量翻了一番，在全球石油消耗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10%。显然，弗勒格将当前石油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的大规模增长。
但近十多年的世界石油产需总量数椐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1993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3187.0百万吨标准油和3139.3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48百万吨标准油；
2003年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分别为3697.0百万吨标准油和3636.6百万吨标准油，产需平衡差额为60.4百万吨标准油。十年间，世界石油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保持着产量略大于消费总量的大体平衡。如表六所示：
表六：1993-2003世界石油生产、消费量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年份 世界石油生产量 世界石油消费量 产需平衡差额
1993 3187.0 3139.3 48
1994 3235.0 3198.5 36.5
1995 3278.9 3246.3 31.7
1996 3373.9 3322.7 51.2
1997 3472.9 3398.0 74.9
1998 3540.0 3416.9 12.4
1999 3468.0 3485.1 -17
2000 3604.4 3526.1 78.3
2001 3585.7 3538.2 47.5
2002 3561.7 3562.6 -0.9
2003 3697.0 3636.6 60.4
（根据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数据整理。）
这说明两点：
1．近十多年的亚洲能源消费并没有造成世界石油的生产与消费总量的失衡，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亚洲能源消费增长造成当前的世界石油危机。
2．2004年底高居5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并不是所谓世界石油总供给与总消费失衡所致，更不是所谓亚洲消费量增大而致，而是由于世界石油资源在确定的国际配置体系中以亚洲为主动力的石油需求中心与以西欧北美为主的消费重心相分离所致。
二战前后世界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统一于欧美国家并摆动于欧美之间。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崛起造成亚洲能源需求强劲增长，并使世界“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相分离。这正如饥饿的人有巨量需求但不一定有巨量消费。这种需求与消费的分离，而不一定非得是粮食供给不足，也能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进而造成饥荒——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得出的重要结论。目前在世界石油供给总量仍大于需求总量的情况下，人口最多，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亚洲地区却不拥有更不能控制相应的可用于消费的石油存量。这种有需求而无相应消费供给量的现实，是当前石油价格上涨的深层原因，而产生亚洲国家这种能源需求与消费相分离从而消费“权利失败” 的根源，恰恰是由北方国家不惜通过战争强力垄断的不平均的国际能源配置体制。
（2）石油需求中心向亚太转移，中国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由于宽沸点、高能量和低污染的品质，石油日益成为支配世界能源消费的重要部分，在未来20年内石油仍将在世界能源消费中处于领先地位。1991至2001年间，世界石油生产与消费迅速上升且大体平衡，但地区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如表七所示：
表七：1993-2003年世界及各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
单位 百万吨标准油
地 区 年 份 占当年全球比重 % 年 份 占当年全球比重 %
北美洲 1993年 2003年
生产 652.9 20.5 671.8 18.2
消费 939.3 29.9 1093.2 30.1
南美洲
生产 255.7 8.0 339.5 9.2
消费 178.5 5.7 216.6 6.0
欧洲和欧亚大陆
生产 659.8 20.7 818.0 22.1
消费 987.0 31.4 942.3 26
中东
生产 951.1 29.8 1093.7 29.6
消费 178.7 5.7 214.9 5.9
非洲
生产 330.4 10.4 398.3 9.4
消费 98.0 3.1 120.5 3.3
亚太
生产 337.2 10.6 375.8 10.2
消费 757.6 24.1 1049.1 28.8
世界
生产 3187.0 100 3697.0 100
消费 3139.3 100 3636.6 100
资料来源：根据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由表七可知，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大户，但十年间，其消费总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只上升了0.2％，同期石油生产比重却下降了2.3％。亚太地区能源和消费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下降了0.4%，但其消费总量却增长了4.7%，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地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石油生产在亚太地区总产量中的比重十年中增长了1.4％，印度下降了0.4％，而中印消费总量比重却上升了6.6％和1.4％。如表八所示：
表八：中国、印度石油生产消费总量及其在亚太所占比重（%）
单位 百万吨
中国 1993 占亚太当年比重 % 2003 占亚太当年比重 %
生产 144.0 42.7 169.3 52.2
消费 140.5 18.5 275.2 26.2
印度
生产 29.0 8.6 36.7 9.8
消费 62.7 8.3 113.3 10.8
亚太
生产 337.2 100 375.8 100
消费 757.6 100 1049.1 100
资料来源：根据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这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
能源自给能力及其需求对外依存度，是评估一国能源安全环境的两个关键标志。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石油消费、生产、进口和进口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逐年增大，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预测，但其计算结果大体近似，认为到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从1994年的1.9% 飙升至62%左右。 其间中国将在获取海外份额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竞争。如表九所示。
表九：中国石油生产、进口和依存度的统计和预测
单位：万吨
年份 年消费量 产量 进口量 进口依存度（%）
1994 14964.72 14674.72 290 1.9
1995 15749.96 14901.96 848 5.4
1996 17239.81 15851.81 1388 8.1
1997 19604.85 16219.85 3385 17.0
1998 18937.00 16016.00 2920 15.4
1999 20400.00 16000.00 4400 21.5
2000 23300.00 16300.00 7000 30.0
2005 28000.00 18000.00 10000 35.7
2010 34000.00 19500.00 14500 42.6
2015 39800.00 19000.00 20800 52.3
2020 48400.00 18500.00 30000 62.0
资料来源：中油网，
http://www.oilnews.com.cn/gb/misc/2003-03/12/content_177751.htm。
（3）美国石油生产滞后，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将持续增高。
美国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的1/4强，而美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则超过50%以上。因此美国石油供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能源安全环境的好坏。美国石油产量和消费总量近十年来出现较大缺口，并且储量也大幅下降：1991- 2001年美国石油产量从4.22亿吨下降到3.49亿吨，下降了17.3%，而同期石油消费则从7.66亿吨上升到8.96亿吨，上升了17%，占2001年全球消费总量的25.5%； 1989-1999年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从336亿桶降为286亿桶。 在已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在石油产量大幅下降的同时，石油消费量大幅上升，这使增加石油供给成为美国外交重要议题。 1990年美国借伊拉克战争在沙特、科威特获得常驻基地；此后美国军事力量随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亚地区汇聚。1998年美国用“战斧”巡航导弹打击阿富汗境内目标，1999年美国肢解南联盟，2001年美国大兵强入阿富汗，200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理由入侵并占领伊拉克， 导致伊拉克形势严重动荡，油价一路飙升。截至2004年10月6日纽约原油期货上涨直冲每桶52.02美元的历史巅峰水平。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幅增加和保障海外石油供给，尤其是海湾地区的石油供给，将是美国石油政策的中心目标，将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虑。届时国际能源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3．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能源安全
（1）加入WTO后中国石化工业压力增大。
石油化工工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的石油市场及我国石化工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我国石油化工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虽大、品种虽全，但投资和技术水平、生产成本、质量均不理想，精细化工产品对进口依赖大。我国国产成油中高档润滑油仅占总量的10%，质量和品种均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加工汽油中的硫、芳烃、苯含量不能完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如国外合成纤维差别化率为30%至40%，我国只有10%。我国目前化学工业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细化工产品所占比重仅为35%以上，而传统基础化工产品所占比重在50%以上，国内相关行业升级换代所需高档化工产品大量依靠进口。我国乙烯装置平均规模为21万吨，最大为45万吨，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
目前，国外大公司加强技术开发。成品油、润滑油市场的20%，合成树脂市场的52%，合成纤维原料和化纤产品市场的53%，合成胶市场的44%，均已被国外大公司占领。中国进入WTO后，市场占有率将会在近期内进一步下降。外商将进入成品油分销市场，这将打破目前我国石油石化大公司专营成品油批发的局面。今后国内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饱和乃至过剩局面更趋严峻，一般石油化工产品投资回报率下降趋势不可逆转。这将使我国石油化工工业投入资金的回收周期延长，投资风险增大。另外，外商拥有贸易权和分销权后，将直接在中国国内设立贸易机构和分销网络，这不仅可以降低进口产品的经营成本，而且依靠其高质量的服务和管理优势与我国石油化工企业进行技术人才和管理全方位的竞争，使我国国内企业处于更为不利的经营地位。 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也存在着优质能源天生不足的问题。我国国内原油“以重油居多，含腊量高，提取轻油的技术要求高于世界其他一些富油国”。 目前，国际上对发动机燃料提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这在近期内将迫使我国对国外精炼产品技术及其产品有较大的依赖，并使中国石化工业在进入WTO后面临十分严峻的竞争压力。
造成上述我国能源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环保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大。 但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说明中国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趋势十分强劲。如表十所示：
表十：世界主要国家一次能源消费量构成（2003年）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国 别 石油 天然气 煤 炭 核 能 水 电 总 计
美国 914.3 566.8 573.9 181.9 60.9 2297.3
法国 94.2 39.4 12.4 99.8 14.8 260.6
德国 125.1 77.0 87.1 37.3 5.7 332.2
英国 76.8 85.7 39.1 20.1 1.3 223.2
中国 275.2 29.5 799.7 9.8 64.0 1178.3
资料来源：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数据显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正好呈反向变化。表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均以清洁能源消费为先。在石油、天然气、原煤三大能源品种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即使在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德国，石油消费也是处于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中国消费结构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费远远高于本国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1997年后，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开始下滑，其原因是洁净能源供给和需求增大。这说明，环境保护的压力是能源产业面临的基本压力，也是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国家计委和原地矿部曾联合牵头组织各有关工业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对我国主要矿产资源对2010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工作后得出结论认为，到2010年我国煤炭资源可以保证需求并且有出口潜力，而石油、天然气则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靠进口补缺。
（2）“入世”给其他常规能源供给带来新压力
a． 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 但同时我国煤炭生产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组织结构不合理。2000年全国矿井平均每处产煤只有3万多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年生产能力80万吨，市场占有率不到0.5%。没有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综合经营体系，经营效益受外部条件严重制约。二是技术和装备水平低。全国煤矿非机械化采煤占60%，大中型矿井生产设备老化，中型煤矿生产技术水平极低，生产工艺落后，破坏和浪费现象严重。三是产品单一。2000年全国原煤入选比重只有35%，大量原煤未经加工直接燃烧，洁净煤技术开发利用进展缓慢。煤炭产业链短，高附加值产品少。四是，国有煤炭企业受煤炭市场价格下滑影响，，处境困难。国有重点煤矿整体亏损，煤款拖欠严重。自1996年起我国原煤产量大幅下滑，从1996年的13.96亿吨跌至2000年9.98亿吨，回到12年前即1988年的水平。2002年中国煤炭产量才勉强接近1996年水平达13.8亿吨。
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业迅速发展已使我国煤炭生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年来世界煤炭工业通过兼并联合和跨国经营，竞争力增强。主要产煤国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业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国矿井平均生产规模达到280万吨，英国180万吨，煤炭生产技术向遥控和自动化发展，煤炭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日本、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发洁净煤技术已先后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能源供应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配置，国外优质低价能源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技术和管理及与发达国家比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煤炭企业发展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b．天然气在我国勘探和开发利用都相对落后。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2002年天然气产量326.6亿立方米，预计2005年将达到600亿～700亿立方米,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上升到5%。我国天然气预计可采储量7万～10万立方米,可采95年。但同时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天然气产区地质条件复杂。如产层薄、含气丰度低和埋深大、地表条件恶劣，这使得上游成本投入高。另一方面，我国集中于西部的天然气产区和集中于东部的消费区相距大，管输费用高，占气价比例较大。这使得我国天然气价格偏高。其次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天然气主要用于化工、油气田开采和发电等工业部门。它们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在87%以上，但天然气作为工业燃料的气价承受力差，而气价承受力最大的居民却在天然气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到11%。目前全国有配气管网城市少，新建和改扩的资金用量大且难以保证，这无形中加重了天然气工业压力。
c．中国电力生产使用清洁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辐提高。目前我国电力生产主体部分是火电，而原煤是其燃料构成中的主体部分。2002年我国火力发电占当年生产量的80.9%（耗用原煤45887万吨，原油111.90万吨 ），水电为17.5%，核电为1.5%。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比如法国、英国、美国，包括德国，使用水能和核能这样清洁能源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尽管中国热电、水电均居世界前列，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世界主要国家总装机容量
单位：万千瓦
国 家 总装机容量及各项在总容量所占重（1998）
总 计 热 电 比重 ( %) 水 电 比重 (%) 核 电 比重 (%)
美国 78284 58849 75.2 9943 12.7 9993 12.8
加拿大 11504 3164 27.5 6696 58.2 1640 14.3
法国 11244 2417 22 2510 22.3 6288 55.9
英国 7341 5566 76 426 5.8 1333 18.2
德国 11544 8337 72.2 888 7.7 2284 19.8
中国 31932 23754 74.4 7935 24.9 210 0.7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
中国数据年份为2000年，资料来源详见国家电力公司战略与规划研究部编：《2000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
表中，2000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及水电装机容量及热电、水电、核电各项在其中的比重，与1998年的美、加、法、英、德几个发达国家相比，热电和水电均居第二，但核电装机容量则远远落在其他发达国家后面。鉴于中国热能生产以高污染的煤炭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气又不可能大规模进口被用于电力生产，因此，未来中国电力生产中，用于煤炭洁净技术的及发展其他清洁发电燃料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这对电力生产势必形成重大压力。
d．中国海外能源依存度增大的同时，却对海外能源运输安全保障能力严重不足。能源安全，说倒底是国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与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政治、军事参与和控制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对能源供给短缺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参与及控制能力成正比，而与该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越大，而对外军事外交参与能力越小，则该国石油安全系数就越低，不安全的风险就越大。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参与和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就其核心部分而言，是海军在世界范围自由行动的能力。目前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海上政治军事参与控制能力相应也较弱，与此相应，在同等对外能源依存度的国家中，中国能源安全系数也较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大高于中国，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控制能力居世界各国之首，因此，美国能源安全风险系数则同样大大低于中国。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可能仍将以7%的速度发展，这使石油需求必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而同期我国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将达2.45亿吨左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石油需求将继续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能源战略，到2020年，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将达到50%左右。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28亿吨原油，而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部分很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多亿吨原油，其中可以提供出口的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实际上也不可能全部给中国。其次，当然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国际石油主要出口地区是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畅通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 显然，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的增长是受到国际石油产量不足及中国对海外能源利益的强力维护手段不足等条件的严重制约，而这将使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化解和承受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扩大所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支出。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其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其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目前中国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 56.2%，非洲地区22.5% ，亚太地区14.4%， 欧洲中亚地区 6.9% 。 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着互动关系。据估计国际油价每提高1倍，美国国内的GDP就会下降2.5%左右；每桶石油价格上升10美元，每年将给美国经济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增长率将减少约0.5%， “美国国际石油政策基本上所依靠的是维持自由获取中东与波斯湾石油的机会和波斯湾地区的出口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 。 它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及由此运输到美国的海上交通线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控制力，而“目前中国海军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使得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正常的石油进口可能无法得到保证，国内的人民生活、经济运行乃至国防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鉴于中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国际能源提出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海军严重滞后于中国能源海外依存度扩大的不平衡态势，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能源安全在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将是极其脆弱的，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将是最缺少保障和最没有底线的。
4．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由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是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尽管其他能源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矛盾，但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与中国海外利益军事保护手段严重滞后，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基本特点。
对此专家们提出加大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额油的方案， 以及与之相对的 “我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采取依靠进口石油的政策”方案， 另外还有诸如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节约能源、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加快西气东输工程、大力发展如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方案。但总的说来，这些只是一种补充性质方案，并不能解决我国能源的基本安全问题。
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可否选择欧美大量依靠海外进口的模式，尽管这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对此，笔者认为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欧美解决能源问题的前提是强大的制海权，而这恰恰是中国短期无法扭转的弱项。马汉说：“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 这话对我们理解欧美能源与海军关系以及破除将能源问题理解为纯经济行为的误判，是绝对有帮助的。
在国际能源运输方面，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是绝对依赖海上运输的国家。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国际能源运输方式
单位：标准煤万吨
国家和地区 年份 国际能源运输方式
空运 海运
世界总计 1990 5245 13752
2000 13873 21281
中国 1995 151
2000 443
美国 1997 2414 3400
2000 2595 4752
法国 1990 551 365
2000 737 433
德国 1990 560 294
2000 1003 341
英国 1990 606 363
2000 928 298
日本 1990 82 748
2000 937 730
印度 1990 93 33
2000 100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200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版。
表十二表明：在国际能源运输中，只有中国是绝对依赖海上运输的国家。尽管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潜力远高于其他国家，但在海上运输通道控制方面，中国却几乎没有控制力，而美国又是拥有绝对控制力的国家。这表明中国在国际海上能源安全体系中今后较长时期内，将不得不处于依附性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果选择欧美大量依靠海外进口的方法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那无异于将自己的发展命运托付给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这将使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如果退回煤动力时代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高昂的环保成本。2002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为13.8亿和16.4亿吨标准煤，而其中原煤生产和消费量在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71.2%和65.6%。煤炭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2000年我国电力装机中火电约占75%，电力行业年燃煤量约占煤炭生产的一半。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1999年为1857万吨，到2003年则猛增至2159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从1999年的126807亿标立方米，到2003年已增至198906亿标立方米。1999年烟尘控制区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2003年则猛增为3.3万平方公里。 使用清洁能源以阻止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在目前的条件下，任何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都不能保证本国能源的绝对自给，但作为安全的能源政策应当确保本国能源基本的自给量。对在海外利益保障能力不足的国家而言，国家能源风险将随本国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扩大而同比例上升，当这种风险扩大到一定程度，能源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性的国家风险。
目前我国新型能源开发的形势是，除原油外，我国开发技术较为成熟的和用量较大的有原煤、天然气和水电。此外，还有一定的数量的核能。我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虽丰富，但大规模开发仍受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比较这诸多能源品种，原油、天然气属高热值、方便和洁净能源，但国内自给能力严重不足。随消费量持续上升，大规模进口引起的国家能源安全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这将使我国经济承受如油价变动、地区冲突、国际突发事件乃至霸权国家对我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等风险的能力更加脆弱。中国水电开发技术较好，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也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开发具相当潜力，但它与风能和太阳能一样，受天气、水文、季节地质及生态等自然变化制约较多，自然风险也不可忽视。
鉴于目前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而采用英美石油安全模式，将我国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又不可能，因此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立足于科学利用本国现有能源优势，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从中近期看来，只能是降低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可靠方法。
科学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总结的结果。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6.6%增长到1978年的22.7%；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62年的89.2%下降到1978年的70.7%。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发生两次石油危机，各国政府开始关注能源安全问题，纷纷调整其能源政策，降低石油消费；我国于1977年提出压缩烧油的政策。1978年到1988年我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从22.7%下降到17%,煤炭消费则从70%上升到76.2%；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紧缩调整阶段，1990年石油消费比重下降至16.6%，此后国际国内环保呼声日高，石油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到2003年我国石油消费比重再次达到1978年22.7%的水平，而同期煤炭消费比重则从1990年的76.2%下降到67.1%。 此间，特别是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人们又旧话重提，中国能源安全又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石油替代成了中国制定能源安全政策时考虑的重点和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议题。
历史的经验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应是安全和环保原则的统一，洁净、安全和高效应是中国能源政策的目标，而独立自主应是我国能源政策的立足点。从中近期看,，具体政策选择有如下三点。
首先，立足本国优势能源，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找矿前景较好，可保证2010年需求”， 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以前，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地位不会动摇。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但与20世纪90年代初即煤炭再次受到冷落的情况不同，目前洁净煤技术比如水煤浆技术、煤气化技术及其他洁净煤技术在我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十五”规划已提出未来国家推广洁净煤技术，重点发展大型、先进的煤炭洗选加工技术、煤炭液化技术、大型煤气化技术、水煤浆制备和应用一体化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技术、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等，随着我国洁净煤技术日臻成熟及其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将仍是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支柱产业。
其次，大幅提高核能消费比重。从更长远的能源安全政策考虑，在不断替换的能源链条上，仅仅将煤炭作为降低中国能源供给风险的唯一战略资源还是不够的。“虽然中国的煤炭往往被认为很充足，但是实际上，与世界平均可开采200年相比，中国的可开采年数只有60年。” 洁净煤技术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况且煤炭超度开采也会影响到产地的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鉴于此，根据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经验，发展核能是今后应当考虑的重点选择之一。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有几种核电堆型，如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都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核电是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1998年全球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7.1%，发达国家核电比重更大。法国核电已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7%，日本占32%，英国占28%，美国占19%以上。而中国仅占1%以上。 中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核燃料循环工业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中国已能够自主设计制造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成套设备。1991年12月，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主建设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结束了中国无核电的历史。“九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就有8套，2002年，秦山二期一号机组并网发电；广东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一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预计这八套机组全部建成后，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900万千瓦，约占全国总发电能力的3%，并形成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江苏田湾三大核电基地。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电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核电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火力发电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适当加快我国核电发展，对于我国在按照洁净、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大幅提高能源自给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带来的风险，确保我国能源供应持续安全的供给，具有深远意义。
最后，加快海军建设，扩大国际合作。历史表明，生存资源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大国关系就会紧张到什么程度，而海军是国家对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力并由此分享国际资源份额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多是以军事为后盾的。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根据历史经验，未来中国在国际能源体系所拥有的相应份额，最终并不以商业谈判技巧而是以海上军事力量的大小为保证。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中断乃至终断的可能。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较量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阿富汗战争后,北约力量大幅进入与中国能源进口关系密切的中亚地区，美国在中国东部海上拉起由日本,经台湾地区到南中国海一些国家的意在封锁中国海权扩展的链条日益收紧,这对中国未来的能源进口安全将形成巨大的制约,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5．简单的结论
第一，中国能源的稳定增长是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出现的基本矛盾并不主要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而主要是由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需求增长而引发的结构性的矛盾。 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主要是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日益严重的国际国内的环保压力。而造成这些环保压力的也并不主要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生态问题造成的日益巨大的环保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迄今持续增长的中国能源需求正在突破中国国内能源供需平衡基点，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推进，中国能源供需国内平衡将被打破并对国际能源进口由相对依赖关系转为绝对依赖关系。由此，保证持续增长的中国能源需求将是未来中国外交政策长期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第二，如前分析，不惜通过战争强力维持的不合理的国际能源分配制度是造成目前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根本原因。二战之前，世界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统一于欧美地区，其间能源需求中心与消费重心不平衡变化导致70至8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刚性上扬。二战后，亚洲国家崛起，在目前世界石油供给总量仍大于需求总量的情况下，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并对世界财富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从而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亚洲地区却不拥有相应的可用于消费的石油存量。在目前北方国家强力维护的不平均分配的能源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将使未来的石油价格经过2004年后的经济放缓和非石油能源开发造成石油消费和需求降低的过程后，再次刚性上扬并在2004年底的价格水平左右浮动； 与此相应，国际关系中20世纪90年代中下期大国政治中出现的浪漫色彩将大为淡化。
第三，2004年的能源价格飙升将使国际非石油能源需求及新能源投资增大。长期以来，
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在原煤、原油之间此消彼长。从1957年到1980年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从2.1%和4.6%增至23.8%和20.7%，原煤生产和消费则从94.9%和92.3%降到69.4%和72.2%。此后中国原油生产和消费一路下滑，到1995年降至16.6%和17.5%,而原煤生产和消费则增至75.3%和74.6。
造成这种油降煤增现象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世界石油危机。1995年后，国际油价日趋稳定，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再次飙升，并于2000年接近1980年水平；与此同时，原煤生产和消费则降至66.6%和66.1%。2004年国际石油危机再次出现，据历史经验，预计世界能源生产消费将再次向非石油产品倾斜，中国开发核能及其他非石油清洁能源的投资将大幅增加。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一）论中国海权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笔者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试图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
1. 概念及其误用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
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 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可以确认，这就是“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这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
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问为什么要涉及海洋？
当然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人类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 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马汉说得明白，他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国与英国海战是为了捍卫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当的海洋权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及2001年4月发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是中国捍卫其海洋权利的军事自卫行为。在这种斗争中前者发展出用以自卫本国“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海上力量”（sea power）。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主权国家又让渡出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 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行使“国际权力”的资格。卢梭说得好：“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卢梭反对通过霸道的强力统治世界，他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而实现这个转化的合法中介，目前就是联合国。
但是，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1）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上将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2）国家海上力量（sea power）概念也是“海洋权利”（sea right）向“海洋霸权”（sea hegemony ）转化的重要介质。所谓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国以实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 如上面所说的英国对美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运用海上力量（sea power）对中国曾实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权的行为；而中国对它们的海上反抗 ，则是中国维护其合法海洋权利的举动。因此海洋权利(sea right)和海上力量(sea power)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词，但其语义确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显然是不妥当的。
确切地说，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外围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马汉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 这个“武力”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捍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所谈中国“古代海权”，实际上是对“海权”概念的误用。汉语“权”，本意是秤锤，后衍申出“权势” 的意思，但“海权”概念却是与现代国家主权而非与古代王朝皇权相联系的概念，属法权而非皇权范畴。古代国家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并以皇权维系的关系，而不是依据“权利—义务”(right & obligation)体系建立并以国际法维系的主权间的法权关系。如果将古代的“海上力量” (sea power )表述为“海权”，这在汉语词义上并没有错，但它与我们所说的基于主权的海权（sea right）却不是一回事。所以，就其科学性而言，“海权”的概念一定要纳入主权和国际法范畴来讨论，而不能仅仅纳入“海上力量”（sea power）范畴来讨论，更不能与“海上力量”混同使用。
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 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
2.中国海权特征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 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
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 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权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2005年中国原油进口将达到1.3亿吨。 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这样的速度，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但是，中国海权不可能不具有中国的个性。那么，中国海权个性特征何在？
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而这些尚未统一的地区又多集中在东部中国海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领土，又是在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比如，台湾及其周围属于中国的岛屿，既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又是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拱卫；南沙群岛，则是护卫中国在马六甲海峡通行自由权利的最前沿的基地。实现中国对台湾、南沙部分岛屿的主权，既是中国实现统一的正义事业，又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海权的特点，也是中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它也排除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海权实践转向海上霸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中国为实现其海权利益而发展海军是“中国威胁”和认为中国不应当发展海军的看法，都是不对的、没有道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与法国的情形相似，而与美英两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英美国家属两洋夹护中的国家。这种海上安全的特点迫使英美两国必须将实现海权和扩张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们最终异化为世界性的海上霸权国家。中国地理上则是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的国家。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上述中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拥有与英美国家同样的财力——在实践中也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东部面临的安全压力，特别是捍卫台湾、南沙地区中国主权的安全压力日益严重，而中国应付这些压力的手段恰在这一时期却严重不足。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笔者才特别强调捍卫海权，特别呼吁全力发展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走英美式的，尤其是苏联式的无限海权和海上霸权的道路。中国海权应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
第三，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在与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和暗助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大。在与台湾分裂势力的斗争和对日益严重的东部海上安全的关注中，中国意识到海军发展滞后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不能保护中国最基本的海洋权利。这反倒诱发“台独”分子不断铤而走险，挑战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底线的企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出现的“台湾独立”恶果还会牵动从日本到东盟整个东亚政治的格局，使其对中国东部产生自然的钳合之势，并进一步对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产生无形的离心作用。这就是说，台湾问题的恶化将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台独”势头的决定性力量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力量即中国海军的快速崛起。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力量的关键，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
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海军问题，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海军问题又实质上是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
3. 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战略
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这正如sea right必须以 sea power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就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航母是二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联合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母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母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海军一向是最新技术成就的集中点，对技术的发展和变化非常敏感。”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二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母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 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这时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 随外空卫星信息技术的出现及深海技术的进步，大立体作战模式日渐替代集中于航母平台上的小立体作战模式，以至如没有外空信息技术和深海潜艇配合，航空母舰，不管其技术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过能起到浮动棺材的作用” ，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力量。目前，美国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的护航。而与此相比，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还有较大的距离。除了中国尚未发展出航空母舰外，中国在外空卫星技术和深海潜艇及声纳技术方面，尽管有一定的发展，但已在近二十年中被拉开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近期中国海上安全风险大，未来中国海军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正因此，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就是中国海权理论和实践应当考虑的课题。
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一样，没有大国间的军事较劲则不能确立。而打破大国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于军事量的竞赛而在于质的突破。
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上述军事革命也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的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首长亲自拼接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椐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国家的国防体系将由原来的若干相互独立军团转变为几个可根据任务变化而随时自我调整的大型“作战魔方”，这时最高首长不再担负调动和组织军团的任务，而只负责国家“作战魔方”启动时机、数量和战略方向；而“作战魔方”只负责完成战役任务。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世界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四场战争的特点都是美国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有机合成的 “作战魔方”体系，用以对付传统的板块分割式的军团地区防御作战体系，结果是前者无一例外地打败了后者。而在伊拉克战场上，军团地区防御作战在美英军队一体化“作战魔方”面前几乎无所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旦由最高首脑确定，美军就会调动从外空卫星侦察到海上导弹的大立体精确打击力量，配合陆空强力突入的小立体打击力量，在伊拉克军团中强行撕开裂口。与二战时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败并不在于伊拉克军团的整体毁灭，而在于其各防御军团被美军“作战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在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方面，任务的执行是按军团和兵种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务的执行则都是由一体化合成“作战魔方”实现的。现在我们在研究发生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这几场战争时，更多地强调美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一般构成，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更应看到美军先进技术的有机合成与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将由高技术集合而成的“作战魔方”及时、准确、整体性地推进到作战地点并迅速释放出有效战斗作用，是现代战争成败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新军事变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时也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开始：在原子弹将热兵器推上顶峰的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传统的热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形式的结束；在低空飞机、浅海潜艇配合陆上坦克集团军大纵深作战的小立体战争在二战中达到极限的同时，也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大立体的作战样式即将到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小立体战争样式的回光返照。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专家提出“星球大战”设想，此后，美国外空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 “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成功运用中初战告捷。继而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了在传统的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而积极主导和推进这场军事革命并由此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随外层空间的绝对优势确立，开发深海战略优势将是美国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中国国防没有力量参与美苏“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的竞争，中国也就省去后来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负担的道理一样，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却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的战争样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的距离，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是否还需要沿着美国人制定的“路径”从外空起步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外空竞赛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
（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2003年8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工作特别强调振兴东北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东北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心，辽宁是我国军事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如果中国东北海上军事重工业能随西部航天工业在新世纪之初再度崛起并东西呼应，这将为中国大立体国家防务体系，特别是海上防务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 中国海权扩展原则
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败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
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
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扩大海军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
（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制海权 ，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下面我们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制海权之于主权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进步所起到的“助产婆” 的作用。
1. 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
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而催动制海权理论产生的是资本全球化及相应的资本多极化的历史运动。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资本使一般产品转变为商品，使一般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支撑起庞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微小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构成资本运动中的最基本的矛盾。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它必须以不断消灭包括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者在内的使用价值以使资本升值；当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国内市场范围内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就会因消费主体的极度萎缩而发生危机，以致国内劳资矛盾非社会革命不可调和，资本再生产难以为继。这样便产生了国内资本向海外扩张和国内市场向海外转移的需求和倾向。原来存在于国内市场且无法调和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便转化为资本中心国家与资本外围地区、即宗主国与殖民地及其现代表现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矛盾；人的世界便异化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对立的世界。处于资本中心地区的资本拥有者这时已演化为共同对资本外围地区的其他民族进行剥削的民族，并由此产生了围绕资本中心国的世界各国资源被纳入全球性配置的现象。资本中心国不断通过与外围地区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掠夺，使自己在高额利润的不断回流中始终处于优势；并迫使外围地区的国家陷入为崛起既要反对资本霸权，又要利用国际资本的两难困境之中。这些外围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都试图通过与资本中心国进行交易以加入到旧的资本中心，或打破旧的资本中心后形成以本国资本为主的新的资本中心，这就必然会产生与资本全球化相对立的资本多极化运动及其与资本中心国霸权行为的冲突。结果要么新崛起的国家为霸权国家打败，或被资本中心国家接纳并成为其中一员；要么产生霸权更替，新霸权兴起。从英国工业革命迄今的世界历史几乎没有逃出这条规律。
与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凯歌并进的，还有拿破仑失败后人类经历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或总体缓和与局部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说和平，拿破仑战争失败后，英国和俄国就开始了从欧洲到中亚阿富汗的那场接近一个世纪（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07年英俄协约）的“冷战”，其间，除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世界几乎就没发生过像样的战争。说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年至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 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的国家，就会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这些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制海权的国家。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美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抛弃“大陆主义”，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他从英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制海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善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马汉关于制海权的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随着人类活动及其战争空间的扩大，制海权内涵及其实现手段也发生相应变化。二战以前，制海权主要表现为对作战海面的控制，二战期间发展到对作战海区的低层空间和潜层水域及相应的电磁空间的立体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与此相应，制海权覆盖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到外层空间和深层水域，其内涵及实现手段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及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尽管如此，百年前马汉提出的关于制海权的基本原理仍是今天英美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与此相应，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享有海事权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场和资源则成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最重要的，当然这对拥有巨大制海权的资本中心国家来说也是最不情愿接受的正当要求。
2. 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政府化解国家内部危机与外部强权压力的能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而制海权在化解近代市场经济国家内外危机与压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也许是近代大国兴衰史留给我们后人最重要的经验。下面我们从近代大国兴衰及对制海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进行个案比较分析。
（1）欧洲
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与20世纪比较确有相似之处。从1814年拿破仑向英国和欧洲挑战失败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陷入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并历时整整100年的大国“冷战”时代。此间，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快速增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增长的海外市场。
海外投资及相应的高额利润回流不足成了新兴的工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内资源价格和生产成本飙升、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劳资矛盾以几何速度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对今天进入市场经济并经常受到西方指责的亚洲国家来说才刚刚开始。
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爆发了社会动荡。在英国有1837年、1842年和1848年著名的人民宪章运动，以及1886年和1889年伦敦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和游行；在法国有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48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德国有1848年巴登、符登堡、黑森和巴伐利亚爆发的大规模人民暴动。这些罢工示威最后大多遭到本国政府的严厉、甚至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但同时，国内社会压力也促使这些国家政府将目光投注于海外扩张。随着这些国家海上力量的增长及相应的海外市场的打开（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殖民战争）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向本国的回流，欧洲出现了“工人贵族阶层扩大”的现象，主张革命和暴动的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倾向也不断增长” ，国内本已激化的矛盾在高额利润的回流补偿中也逐渐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外部市场的扩大和利润回流而缓和，国内的缓和又强化了国家的外向发展能力。19世纪后期，法德俄等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2）美国
在美国真正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之前，它也经历过国内政治严重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在1833年至1837年间美国共发生罢工173次。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又发生南方州要求脱离联邦的分裂运动及由此引发的以北方胜利为结局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后，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也同步加剧。1890年美国矿山雇用十岁以上的童工达60万人，十年后增加了两倍。1870年到1880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降低1/10弱。1877年7月美国爆发规模巨大的全国铁路大罢工。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主要线路全部瘫痪，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为了镇压这次罢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77—1881）总统“派遣了2000名正规军，有些部队是从印第安地区强行军赶来的” 。至少有50人在政府镇压中丧生，几百人受伤，大批罢工者被捕。8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886年5月1日，全国1万多个企业35万工人全部停工并上街游行示威。单在芝加哥和纽约分别就有4万和2万多工人罢工。 两天后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除罢工冲突中死伤外，有4名工人被法庭判以绞刑。“实际上，这时陆军已变成了宪兵队——国家警察”。 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美国各州加快了国民警卫队的建设。1881年到1892年期间，各州修订了民兵法。到19世纪90年代初，警卫队人数已超过10万成员。“它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工业纠纷中维持秩序。从1877—1903年，各州共运用警卫队700次以上，其中半数用于执行罢工治安任务”。 这也说明这时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因发展而不能再发展的阶段，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严重分化所导致的国内阶级尖锐对立已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矛盾相似，当时美国政府也面临着公平还是效率的两难选择。若选择公平，在国内，其代价就是提高累进税以牺牲部分民族资本精英阶层的利益，挫伤其利润竞争动力；由此，在国外，这将削弱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及相应的打破英国、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主要用于遏制美国的海上霸权的能力，而如果不能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封锁并获相应的制海权，美国就不能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及其相应的国际利润，这反过来又会加重美国国内由国内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及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总体性国家危机。如果选择效率，其代价要么是国内社会鸿沟将持续扩大，以至无法维持现存的政治统治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和政府倒台；要么就是回避挑战，走一个依附型买办道路，依靠国际资本，高额盘剥本国下层劳动者，损害国家利益以保证少数买办阶层的利益，最终走一条听命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现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拉美国家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要么就是走开辟稳定的海外市场，获得高额的国际利润回流以保障资本精英集团和国内多数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并由此维护国内相对公平，这样美国就必然要挑战当时的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西班牙霸权。
最终，早期美国人勇敢地选择了挑战的道路。美国政府采用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并使之迅速转化为国家对外政策。 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在其著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马汉制海权的观点，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 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击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由此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
国际贸易、国内人均收入与美国海军力量的同步提高和增强，可以说是美国市场经济由19世纪下半叶的国内动荡转入20世纪良性、平稳、健康发展轨道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美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顺差开始急剧上升。“从1895年到1914年，全国的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100亿美元” 。同期美国制造业翻了一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1890年到1914年商业运输船舶从340万吨上升到700万吨，增加了2.06倍；1897年到1914年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场及利润回流扩大与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用于管理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美国州政府的经费从1902年的1.88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3.88亿美元，到1922年就飙升为14亿美元。同时县政府的经费,特别是用于公路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从1902年的9.59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20亿美元,到1922年更升至46亿美元，州、县两级政府的经费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1870年到1917年间联邦政府支出的两倍。 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已达370亿美元，比同期英国的110亿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国的60亿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国的120亿美元高0.14倍。该年美国人口为9800万，远远高于英国（4500万）、法国（3900万）、日本（5500万）、德国（6500万），但美国当年人均收入为337美元，在同期诸强国如英国（244美元）、法国（153美元）德国（184美元）中遥遥领先。 随着国民财富在国内生产力和海外市场的迅猛扩张中激增，各种关注社会公平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立法也相应提出和建立。从1900年到1914年美国出现改良主义运动，其目标之一是促使政府更多地反映消费者利益，包括降低运输费用，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增加清洁和安全的住宅，使现代政府更多关心社会实际福利和人道主义目标。 一战和二战后，欧洲英法霸权国家普遍衰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它在世界财富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1950年到1974年，以1958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人口实际家庭消费从1520美元上升到2548美元，增长了67.6%；根据1974年的物价，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为4139美元，按平均家庭3.48人计，每家每年总消费即为14404美元； 1949年到1975年，美国国民总产值从2570亿美元增至14990亿美元，增长了483.3%；而家庭消费开支从1770亿美元增至9630亿美元，增长了444.1%；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从360亿美元增至1830亿美元，增长了408.3%。 经济发展与家庭消费及私人投资大体平衡发展，这反过来又促使美国国内多数人口进入中产阶级以及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
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成熟发展使美国彻底告别了依附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资本中心的外围跃入国际资本中心集团。而这一切成就的强力保障恰恰就主要是美利坚海军，而不是美国人的善良愿望。对此，马汉说得简单明了，“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而“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
（3）日本
中国衰落与日本崛起是近现代太平洋西岸所发生的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的现象。
日本于16世纪末期由丰臣秀吉初步完成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贸易及传教士也渗入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日本民族资本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海外商业资本大量涌入日本，导致日本农民大量破产。1637年岛原两万多农民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镇压下去后，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禁止与海外贸易，驱逐外国教士。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在美国海军的压力下才结束。锁国期间，国内商业资本兴起，再次造成农民破产，武士阶层瓦解。农民暴动1844—1853年45次，1854—1863年72次，1864—1867年59次。1853年和1854年日本被迫向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官准将柏利屈服并与美国签订屈辱性的“日美和好条约”，1858年日本又被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迫使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开放导致日本成为西方资本外围市场，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武士阶层纷纷瓦解。 1866年，就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失败不久，日本全国爆发空前的市民暴动。加上在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这不仅对中国人，同时也对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与今天的海湾战争（1991）、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也是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刺激一样。内忧外患，迫使日本认真考虑其国家发展道路。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 的军国主义体制 。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 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
日本在东北亚崛起之初，就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特别是在南海海权利益上发生冲突。19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政客曾建议占领中国台湾，此建议遭美国务院否决。 甲午海战后，日本占领台湾。美国退而求其次，试图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取一个由美国海军单独用于贮煤的军港，结果为日本政府断然拒绝。 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 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 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日本的崛起和军事上的胜利，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节节退让。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关注的是，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 这种退让政策，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即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分裂为数个傀儡政权。不妨假设日本当时到此止步，并将其力量仅收缩在东北亚地区，而不是扩充到东南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日本就有可能在美国国内中立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对日本势力扩张的认可，并成为惟一可以与美国分享亚太地缘政治利益并以东方门罗主义的姿态垄断亚洲利益的地区霸权国家。 所有这一切又都仰仗以日本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中还结合空中打击力量——为基础的制海权实现的。而日本，——连同整个轴心国——的失败，如果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也正是从其制海权在太平洋上（和大西洋）的失败开始的。
（4）中国和印度
应该说，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武经七书” ，无不以制陆权为主题。由于古代国家的兴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的农业为基础的税赋贡奉及藩属朝贡制度之上， 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规模税赋收入主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税赋来源丰富的王朝国家，往往也就是强大的陆上王朝帝国；而获得丰富税赋来源的前提是拥有广大领地和众多的农耕人口。因此，尽可能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纪帝国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军事上就要求拥有强大的制陆权。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们才在古代世界中获得较好的发展，并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王朝大国；由于古代埃及、巴比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与中国和印度并立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上所述，制海权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东方古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东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尔?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东方经济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原始部落及西方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更能解放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率先采用小农业生产方式，它才比中国境内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条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也正基于此，从中国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尽管有规模远比西方巨大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中国还是获得了远比西方快得多的发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 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并不在于GNP及其增长速度不够或不如西方，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彼得大帝（1672—1725）以及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19）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
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海军建设问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造舰47艘，购舰59艘；从1867年至1911年，清政府官办海军各类学校共培养各种骨干人才1799人。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而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1866年）、二十几岁毕业（1879年）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1854—1921）,竟也无奈为“实现自己平日的报复”和“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 于1885、1888和1889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 的乡试。就在晚年的马汉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的时候，严复却郁郁于病榻之上。
至于清政府的海军作战理论，更是一副老态龙钟和无所作为的守势，与日本已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当，但清政府依据“海守陆攻”作战原则准备对日作战，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则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的特色。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剌激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关于制海权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 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巳，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
1913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就不断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
我们再来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大国，但这两个在中世纪文明中赢得光荣和辉煌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战争中，由于没有制海权而几遭灭顶之灾。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二战中因搭上同盟国的“顺风车”而成为胜利国。但二战后，中国人对近现代失败的总结，却远不及印度人来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pp.1—2）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pp.87—8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p.89）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现在，人们常常嘲讽印度海军的快速发展，但从笔者的观点看，他们这种从亡国经验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让人，特别是让与印度人有过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以上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 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其GNP或GDP如不与制海权相结合，就不能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世纪王朝国家的财富如不与制陆权结合，就不能自保并支撑其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的道理一样。
3.制海权扩展的限度
如前所述，资本全球化将制海权推入主权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利之一而出现，但是，历史经验还表明，制海权的扩展并不是无限的，它同时也受国情国力的制约与规定。适度，则国兴；过度，则国亡。美国与日本、德国在近代是以制海权为军事先锋而崛起的国家，其兴衰成败的历史后果却判若云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国，是以发展制海权为先导的而非单纯的GNP积累而崛起的地区大国。但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其制海权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日本国民收入在七大国中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 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 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 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也在海陆两向过度扩张本国国力不足以支撑的庞大的作战目标，并于1945年在盟国的打击下败亡。至此，俾斯麦为德国强盛奠定的基础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陆两向的过度扩张中元气大伤。 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和德国（俾斯麦时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耗空了两国百年已聚集起来的国力。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太平洋东岸的美国。
美国是与日本、德国几乎是同时崛起却不仅没有在百年后毁灭，而且还在21世纪成为继17世纪英国之后“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曾在其处于弱势但却是万分必要时，勇于直面挑战，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封锁，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尽管如此，二战前的美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过度扩张海权。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反而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战后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却受到严重挫伤。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20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开始在海权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 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至此，美国国力开始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自我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及2001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鸦片战争迄今160多年，中国经济已从自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海洋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联系，以及制海权之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义。182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中国却在东海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后中国又为日本在海上打败并为此遭受险被彻底肢解的厄运。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再次跃入世界前列， 那么，在新世纪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及时制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的确是值得中国学人在读史中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