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1.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都对外部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类采用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渔业、牧业、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生产是为自己，每一个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消费单位。来自农村的孩子回到家里就会有跟城里居民不一样的感觉：城里居民住的是一套房子，居住、上班、回家，家的功能就是居住；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农村一家住户犹如一个生产单位。一入院门，左边是一个纺织机，墙上挂的是镢头，右边是牲口。再往里是厢房，老人住右边，左边儿子儿媳住。后边有个厨房，再后边有羊圈、茅厕等，这显然是一个消费与生产融为一体的单位。它自给自足，在家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可以生产。但有两样除外：一个是铁，一个是盐。所以自古盐铁是最赚钱的买卖。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形态基本上和外部不发生联系。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地，全家种，种了以后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拿到集市换别的产品。这种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延续了几百万年，在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农村有集会，赶集去是拿家里剩余的一点东西去换其他产品，而不是拿专门生产的东西参与交换，这与市场经济性质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常问农村为什么不早点实行机械化，怎么不早点实行科学管理。这是因为自然经济排斥科学。一家一块地，小农私有产权就不能实行机械化规模经营。每块地都是分割的，需要很多劳力。有人说，如果农村早按马寅初说的搞计划生育就好了， 但马寅初用市民眼光研究中国农村的成果，在中国小农经济形态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推行，更不可能实现的。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家只生一个，就可能使许多农民家庭失去男劳力。而没有男劳力，这家的地就没人种。没男人种地，对小农业家庭而言，与“绝后”一样，可是天大的事。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小块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人多力量大，确是当时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基本规律。
但是自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出现，并不就是市场经济出现。古代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跟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一样，古代的市场就是“大集”或“庙会”，农民将家里的剩余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换。市场经济形态下生产单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进行商品生产。如加拿大一些大的农场主，生产出的小麦卖给市场，而自己吃的粮食则要去市场买，与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完全不同，这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农场主今年的收成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卖得好坏。整个社会生产形成分工和不同分工间的商品交换。比如做鞋过程中有生产布和生产鞋底的，最后是整个生产鞋的和穿鞋的消费者进行交换，形成一系列生产和消费交换流程，开始是国内交换，后是国际间的交换，最后生产和市场整个地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
2.英国和法国是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历史的发祥地
现代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是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源头。在英国，资本主义交换先是在国内发生，其目的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就使人类经济有了麻烦：本来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现在则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这样，就产生了生产与消费对立的现象。生产者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尽量压低劳动力购买价格，其结果也就是因老百姓手头没钱而破坏了国内消费市场。生产者也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劳动者在利润不断上升的同时却因收入减少而使其支付能力降低，结果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罢工、游行，就是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为了在不降低利润的同时又保证国内的政治稳定，英国只好开辟国外市场，搞殖民地。印度是英国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纺织业生产水平比英国高，英国就用各种方法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强迫印度人必须消费英国的纺织品。这使大量的超额利润返流到英国，英国便因此富起来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生产单位，原来由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现在被转嫁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英国与印度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原来英国国内畸型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国际转移。世界各民族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卷入国际市场，任何一国的政治状况与外部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英国殖民地出现的任何变动，都会在英国本土引起政治动荡。 马克思曾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例对此作过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7）一文中说“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国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未过时：在今天，南方国家，尤其是中东石油国家，只要有一点波动，西方国家就惊慌。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至今仍令西方人谈虎色变。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顾西方国家反对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74—1975年以及1979—1982年，西方就爆发经济危机。
较早对资本全球化有较深理解的还有拿破仑，在当时的政治家中，他似乎是能较深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根源的人。法国是第一个遭受全球化危害的国家。法国开始是英国最早的外围市场之一，法国人开始不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对法国未来的意义。中世纪的法国比英国富裕，在12、13世纪的英国如果谁能讲两句法语，就算是有身份的人，就跟现在有些有钱人也讲两句上海话或广东话一样。那时英语中夹杂两句法语，是贵族身份的标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后，法国当时很多技术人员都跑到英国去了。几年过后英国发展很快，多数法国学者不理解英国怎么就后来居上，超过法国呢？
这就要说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市场经济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经济不同，这种经济是以利润为目标和动力，而不是以自给自足式的消费为目标和动力。市场经济为的是利润，不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法国开始在琢磨办法赶超英国，开始认为只要法国富裕了就能强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有钱就行”，有的东西可以用钱买，但国家的生产力却不是拿钱能买来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处于资本外围国家的人很重要。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其性质有点儿象我们加入WTO。法国是一厢情愿，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在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
法国的情况如何呢？法国自认为与英国比有资源优势，想拿红葡萄酒等低劳动力成本产品跟英国交换，自认为肯定赚。结果是英国资本到了法国，法国农民一下子解体了。这使我想起20世纪60、70年代，我们想买美国一台计算机，听说我们几乎用了一个省的桔子才能换回这么一个东西。你拿农产品或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换资本附加值比较高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当时法国农民是小农业，没办法跟人家英国工业品竞争，价格战也打不过英国。这同我们现在的粮食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是一个道理。西方粮食进来比我们的便宜多了，农民种地就没有意义。
农民解体使法国经济陷入失控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到城市，法国彻底混乱了。有一部分人说是腐败问题，有人说是官僚问题，但不管怎样还是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开始是君主立宪派，接着是吉伦特派，最后是雅各宾派，它重视反腐败并倡导个人自由和人权。比较完备的现代人权理论发轫于这一时期的法国。大家知道《人权宣言》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推出的，但断头台（guillotine）也是在革命的后期即雅各宾专政时期出现的。法国在喊人权最凶的时候出现了断头台，这是绝妙的讽刺。上断头台的当时多是那些所谓的“贪官”和“贵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砍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拿破仑法国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英国，1798年3月5日，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英国的总司令。但他打击英国的方向并没有直接选择英国本土，而是英国的殖民地。他提出远征埃及、切断英国同印度的通道、并由此打击英国的计划。该计划为督政府批准后，拿破仑于5月19日率三万法军远征埃及。为什么到埃及去呢？埃及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当时英国的存在不只是英国本身的存在。大家看北朝鲜，自给自足，它自己生产自己用，跟外部没关系，除武力干涉外，别人真拿它没办法。英国不一样，当时的英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工厂：它从殖民地廉价掠夺原料并高价在殖民地出售其产品。英国赚了大量钱以后再用以提高本国社会福利，缓和原已激化了的国内矛盾。拿破仑从埃及入手，掐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他认为几个月内必能占领印度。他曾计划挑动印度内部的民族分裂，并以此干预印度内政并控制印度。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占领印度，对英国经济而言，就是釜底抽薪。
拿破仑的想法对不对呢？理论上是对的。就象现在某些人说全球化理论有益，可包治南方国家的百病一样，亚当?斯密把“自由贸易”吹上了天，认为不管强的弱的都应参加自由交换。亚当?斯密当然愿意世界贸易，因为他是英国人呀，英国经济势能高，辐射力强，它就希望资本外围地区对它更多地开放；能量小的国家就不能象它那样自由，就得通过限制经济高势能国家的产品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时很多学经济学的人都听亚当?斯密的，拿破仑不信。拿破仑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 。有人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由英国资本冲击在法国产生的一场政治动乱。只有拿破仑看出了问题的要害。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一对对应概念。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多极化，多极化反过来进一步使全球化负面影响受到限制，使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如果说全球化的源头生发于英国，那么生发多极化的源头就是法国，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拿破仑。而试图向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挑战的第一人也是拿破仑，但他失败了。他败在哪里呢？他败在海上：拿破仑没有海权，他在海上打不过纳尔逊舰队。“虽然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军，但海军力量的薄弱却成了法国政府的宏大政治行动计划——夺取埃及和印度从而削弱英国的殖民势力——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拿破仑观念保守：他打英国的时候，美国科学家给他送了个用蒸汽发动的轮船模型，拿破仑说我不信那些，只信我的士兵。就这样因一个技术问题拿破仑失去本属于他的历史，这与拿破仑由于最先采用群炮攻坚而赢得了他的历史的道理一样。
后来拿破仑怎么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个矛盾呢？他通过暴力强行介入国际资本的中心。登陆英国计划失败后，拿破仑于1806年至1812年间实行以英国为封锁对象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大陆开刀：把欧洲整个封住，建立了一个大欧洲“共荣圈”——日本人后来的思路与此很相似，不准英国产品进来。另一方面，他用暴力打散欧洲的庄园经济，使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同时他全力启动法国民族资本，扩大生产，让法国工业资本家随军占领欧洲市场；法国的军队走向哪里，产品就走向哪里，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以法国资本为中心的全封闭市场。法国明令全欧洲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由于拿破仑没有海权，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纳尔逊领导的海军是拿破仑的海上克星的话，而俄国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陆军则是拿破仑帝国的陆上克星。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后法国虽降，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并未破坏，这使法国由此一跃挤入国际资本的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早的“北方国家”成员。
3.经济全球化催生海权新观念
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是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部分。
海洋是最廉价的运输载体。与陆地不同，海上航行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比如从“9?11”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调运兵力装备时间不到一个月。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同等数量的部队，海上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中国的英国海军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
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的观念。
大家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也都没有海权意识，他们也是骑着马打仗的。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
巴顿将军 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的立体式联合作战力量。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马奇诺防线是一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国家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希特勒派人到法国去，说法国有个军事学家叫戴高乐。可是法国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
二战前，作战观念已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他们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保护者，它随着商船两边走，因为途中海盗太多。而真正开阔人们对大海认识的是麦哲伦和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不仅是新大陆，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海洋时代。海洋对当时的人们说来是一个新的认识空间，大海将使世界联系在一起。麦哲伦和哥伦布没意识到他们的探险活动将对历史产生的伟大意义。
英国海军早期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所以我们军事学习不要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海上实践形成了英国人的海权观。英国人不注重纯理论研究，大家注意到凡是赚钱快的、有事做的地方人们就不写理论书，不思考抽象问题了；凡是事不多的，对人活动限制较多的地方，人的理论思维就较深刻。手脚不自由，大脑就发达，牢房里总出思想家，就是这个道理。德国就是这样，中世纪的德国为封建城邦分割得很细，人的自由也受到较多的限制，但近代德国哲学一直走在欧洲前列。思维的规律和行动的规律不一样。凡是忙的人都静不下来写书，近代英国人远比德国人忙碌。英国当时出的哲学家并不太多，其中培根较有名气。他搞的是经验哲学（Empiricism）,　英国人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与我们有些差别，它不仅是指经验和先验，更多地是指实践和可操作。这个思想在美国也有发展，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杜威的实用主义曾遭到我们的批判。那时理解杜威的理论好象就是“成者王候败者寇”式的实用。其实它更多地讲的是真理在主客观之间的价值性，有点接近我们理解的“实事求是”。真理只有在具体客观对象中检验，正如刀刃利否取决于所及对象。检验我们中国军事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得赢”。打败了你吹得再高也没有用。我们讲制海权、制空权等理论，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得赢。
4. 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
英国跟美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既是朋友又是冤家。较早去北美洲的人主要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逃过去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有自由的信念，要闹革命，要开辟新世界，在英国行不通并遭到迫害，就坐船逃亡。最著名的一艘船叫“五月花”（May Flower）号，后人们将“五月花”信念视作美国精神的先驱。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叛逆精神，赶到美国去的是宗教叛逆者。那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压迫它，欺负它。1775-1783年美国人武装反抗英国殖民压迫，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年美国与英国海战，英国战败。1812年至1814年美国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英军一度占领华盛顿，最终还是为美国人打败。总体看，美国这时进行的还是维护其独立主权地位的战争。
此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但美国并未向霸权屈服。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并于次年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地；同年便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11月又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获美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使用和占领的权力。就这样美国步步为营打破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以压迫美国开始，后来打不过美国，又以美国人为朋友并与美国分享海权利益而结束。未来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可能也走这个路子。有人说中美之间是朋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美肯定是朋友，但美国人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是能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国当做平等的朋友。吴廷艳、达赖、当年的台湾蒋介石，都跟得特别紧，但美国从来不尊重他们，说变脸就变脸，一甩手就不认人。美国人只与打不败的对手交朋友，比如毛泽东。所以未来的中国若想与美国人交朋友，就必须先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
在海权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美国人的海权理论产生于强烈的反霸愿望和实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是海权理论的创始人。1859年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南北战争期间在联邦海军服役。曾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军事学院院长、“芝加哥号”舰长，1898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海军作战局供职。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06年升为非现役海军少将。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海权理论的鼻祖。
但是在马汉提出制海权理论的初期，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权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相反倒是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汉在英国受到特别高的待遇。因为英国的百年海洋实践在马汉这里被高度理论化了。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海上实践，在老罗斯福前后，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也产生英国和法国曾经历过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问题。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有的规模和影响相当大，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等城市举行的大罢工和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哥妇女举行的示威游行得名而来。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于19世纪末期，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这样，海军问题便日益引起国会的注意。
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是否愿意，它必然是世界性的。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国内发生变化。一旦利润成了生产的从而人的主宰，生产就会与消费及资本与劳动形成对立性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畸型发展。为了不至中断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国家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出路只能是将国内矛盾转嫁到海外，按资本的原则，从海外——开始还是凭借暴力——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只有高利润回流，国内才可能有充分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的资源。你看当今美国，那边还在科索沃打仗，国内这边同样可以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哪个国家能这样？只有美国。为什么呢？它国内有的是钱。百万元打个总统绯闻官司，跟闹着玩似的。其次就是它有强大的海军。凡是威胁到美国的因素，不管在哪，美国海军就可以就地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
所以说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海军必须是远程的，不然就不配称海军。如果中国有了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远程海军，中国公民也能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在战时唱歌、跳舞、不紧张：这就是海军的好处。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于“青萍之末”。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谈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新竞争的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有人说台湾要试导弹，对我们来说，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这种企图在其初发阶段就将它消除。以色列当时打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就是在它之初就将其除掉，何况台湾还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绝不能允许台湾出现这种情况。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至125度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像的。没有硬的一手，即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它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20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的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海军建设尤为关注。正是美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才使美国冲破英国、西班牙的霸权封锁，将其海上战斗力在短短的数年内（1998—1903）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太平洋海域。马汉的海权理论生逢其时！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给马汉写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 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进入世界前列，发展特别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一个很强的海权国家。
那么同期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那时的中国军事基本上都是注重于陆权理论，这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西方的陆军军事理论是外向型的，中国是内向型的，就是研究国内关隘、要塞以及人口等。为什么呢？我们对外不交换，所以我们在清朝时，英国要租香港99年，拿就拿去吧；台湾也不重要，日本要也拿去了。那时我们不需要外边，我们也不需要大海。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不一样，他远航大海不是要与外部交换，只是炫耀，炫耀皇威；听说他还负有秘密任务要找前朝的遗老遗少。到近代我们需要打海战的时候，我们观念还没有变，我们在东南沿海修长城抵御海上侵犯。
除陆军外，中国古代的骑兵比较发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形很有意思，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沿海整个是被大海包围着。总体看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大自然保护的摇篮里生活。喜马拉雅山是天然屏障。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了不起。凡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要创造一支伟大的思想之剑，即实践其思想的行动家。亚历山大曾听他老师亚里士多德说，你往东走，见到大海，你就走到世界的尽头了。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的时候，见到大海，看到印度洋，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头，就没再往前走。事实上，他再往前也无法走了，喜马拉雅山挡着，他能过去吗？如果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这个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云南可能由此就是另一番文化景观：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历史就是这样奇怪。1903年英国打拉萨的时候，到了冬天，英国人被冻得主动撤回印度。美国现在说要在西藏怎么样，可它绝对不会派维和部队到西藏，就算把拉萨让出来，美国人也进不去。西藏高原的高寒缺氧气候，洋人们受不了。
我们看中国东部和北部，东部是大海，也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忽必烈远征日本败在海上就是明证。古代中国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我们身体上的指甲、牙齿等等，都是由于刺激出现的。军事上也是这样。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反而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近代才知道敌人从海上也能过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关于海上作战的观念，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心理剌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并由此丢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与日本人再次交手，我们又落后了一步，这次落后在于我们没有制海权，同时也失去制空权。这使我们在抗战初期连连受挫。当然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部队也有问题。当时蒋介石打仗的章法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儿学来的。搞反清革命时中国不少有志青年到日本去学军事，蒋介石也去了。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也曾到德国人那儿学习，因此日本和德国战略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这个体系的集大成者，他讲求大部队决战。台儿庄战役，如果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来说，可谓是一场没有赢输的战役，双方对等消耗殆尽，用现在的话讲就叫“零和”。好的战略战术是以少赢多。毛泽东曾写过文章讲，好的指挥者就是将数量的劣势转为数量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上蒋介石没有制空权。看抗战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人都是飞机先行，大炮跟进。不管怎么讲，我们的抗日战争毕竟是胜利了，但我们必须清醒，那是由于日本人在海上动了美国，除中国外，日本又树立了一个强敌。在中国大陆，日本基本掌控了制陆权，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败在制海权。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面上的制海权，日本人就完了。近现代史上遭到的军事挫败，并未使我们深刻反省其深层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跟外部经济没有发生关系，其次我们还有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建国初我们虽提出建设强大海军的口号，但当时经济和外部联系不密切，我们对海军的作用及相应的海军建设尚未有实质性的认识飞跃。
5. 中国已将部分命运托付给了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国家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学习：昨天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学到了计划经济的经验，今天我们还得从美国人那里学习市场经济经验。苏联用计划的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低成本和快速地建立以大工业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把一个软绵绵的没有脊梁骨的农业国硬是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当时苏联也存有两种建设思路，一种是布哈林的思路，先从农业和轻工业开始，慢慢搞，有了一定的资金积聚后，再搞重工业。这相当于武训的做法，大家知道《武训传》。武训这个人也很爱国，但爱国的方式却显迂腐：他到社会上以最屈辱的方式去化缘。人家踢他一脚，他嘿嘿一笑，得了两分钱；人再骑到他背上，他给人家爬一圈，又得两毛钱。一分一分，一毛一毛地攒，攒足了应该买武器了吧？他不，他办教育，从小孩抓起。他也认为人才是关键，教育出的人才多了以后再强国。这其实是一种回避挑战的无所作为的意识。布哈林也是这种思路，不从大工业做起，这当然不行。与没有武器就不能改变命运一样，在当时没有工业就不能强国，而落后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认为苏联应走西方不同的反常规的道路。他搞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呢？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集体化利于低成本搞工业建设。我下乡时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家要修条铁路，公社一声令下，一路绿灯，国家不用花多少钱就把地征到手了。当时我们中国一直从东到西的大三线建设，要按西方市场的原则，其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几乎就是个无法承担的天文数。但由于我们的计划和集体所有制体制，在我们那么穷的情况下大三线也搞出来了，大型的工业基地也建成了。布哈林的办法书生气十足，不管用。斯大林意识到战争迫在眉捷，他不允许布哈林还在那里按所谓理论逻辑搞工业，于是他采用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干部，用计划和集体的方式很快就把工业化这事办成了。1940年希特勒打过来时，苏联重工业刚好发挥作用，敌人前面进攻，苏联后方兵工厂转起来了，大量的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开到前线。结果苏联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成为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保家卫国，没有国何谈家！没有国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空的，就象二战中有钱的犹太人一样。
有人说只要综合国力强了，只要钱多了就行，但是，大清时中国有的是钱，问题只是钱没有用到关键处。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入侵者跟叫花子一样，见了我们故宫里大缸上的金子都掠刮。你说我们GNP低吗？综合国力低吗？文化低吗？我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打我们的那些人都会背莎士比亚的诗吗？我想不会。那你说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文化这时能起作用吗？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枪杆子来解决问题。英国人在东海上取得胜利，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老佛爷害怕了，我这么多的强将精兵。洋人怎么就打到我跟前了。因为他们有制海权啊。我们那时不知道这个。
国家成长与身体成长的道理一样，大家看自己的身体，身体肌肉和神经伸向哪里，骨头就跟向哪里。骨头、牙齿、指甲是硬的，这是国家的军队，神经是商人，肌肉是文化团体，所有这些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也是这样，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象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国家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要国家GDP上去了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地主家的孩子胖，怎么穷人的孩子都把他们打哭了呢？关键是拳头硬、灵活。大自然中熊猫够胖了，长得也不错，但上树摔成骨折还得人给它治。狼、豹子为什么能存在下来？灵活、爪牙厉害，能蹦能跳能咬。国家也是一样。国际法不管它多么公正，如没力量配合就是废纸一堆。
毛泽东当时搞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是就真的像一些经济学者所说的那么不好呢，显然不是。我下过乡，农村组成人民公社，曾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快搞糟了。到农村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快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要和农业发生交换，土地、工厂都要发生交换。如果农村还是私有制，那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就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以至无法进行。国家每用一块农耕地都得付钱，这样什么也干不成。毛泽东快速搞人民公社，土地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降了下来，国家迅速完成基本建设，这是真正的“多快好省”。
2000年我去印度，体会到了当时尼赫鲁搞“混合经济”的后果。尼赫鲁开始时也搞社会主义，后又转为“混合经济”，既有私有制又有国有制，结果步履维艰，用一点地就给地主钱，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极高。地主在议会有代表，可维护其私有利益。印度基础设施至今陈旧。我在新德里，有一次印度整个北方停电有两天之久，说是哪出了故障，电力系统坏了。这要在西方，甚至在中国，都是事关国防安全的大事。而在印度这事却是此起彼伏，经常发生。印度北方有些邦至今都是最富的大地主掌权。南方共产党搞得好，受到人民拥护，南方喀拉拉邦大街小巷挂的尽是镰刀斧头共产党党旗。在印度任何书店都能买到马恩列毛的书，还有邓小平的书，都译成了英文或印地文。为什么呢？印度的穷人多，穷人知道马克思列宁是为穷人说话的，毛泽东是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共产党给农民分土地。因此他们挂共产党党旗是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时间很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贫民有温饱。印度共产党在其辖区内没有搞打土豪、分田地。尼赫鲁也没有搞，因此在所有制改造上，不如我们彻底。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开始第二个飞跃：中国的计划经济已为新中国打下了钢筋铁骨，此后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正常“营养”交换，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据统计，截止2002年9月，中国GDP已达10万亿元 经济总量世界第六。外汇储备2002年7月底已增加到2456亿美元左右，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居第六位。吸收外资已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外贸易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到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40％。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深。
现在中国国内内需疲软，原因在于两极分化严重并由此造成大部分百姓手头的钱太少，没钱就没有消费。你看我们产品多了，价格这么低，可在国内就是卖不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滞销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就只有依靠海外市场拉动。国内老百姓不仅不能分享生产发展的红利反而陷入贫困，贫困造成消费市场疲软，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国际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并使我国经济失去民族市场根基，这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经济就吃不消。比如前一阵，欧盟说要检验我们的打火机，因为中国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强，到欧洲一下就占领了那里的市场。西方人竞争不过就会人为给你制造麻烦，说打火机有质量问题。这是小事。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中国工厂的产品就会积压，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去，又会有一大批人下岗。
其次，生产发展不仅仅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还有资源与消耗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现在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模式已走到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也在上升，其速度后者还比前者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靠国内资源支撑生产力，如果我们用挣来的钱再去补资源，搞生态，正负抵消，GDP增长就会回到它的起点，等于什么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还可以，长期不能这么搞。美国人的危机观、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停会电就是大事。2001年初，加利福尼亚民用停电是断断续续地，这在美国国内就跟地震一样。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但将来就不行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都上去了，如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因紧缺而价格上升，这就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到最后只有让少数有钱人买汽油，没钱人把车放在家里，过期报废。那当然不行。我们得想办法。听说中国一些地方的煤已挖得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地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而且是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
6. 没有海上军事远投能力，海外贸易保护就是一纸空文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点。东部接着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我们与俄国及中亚国家搞了个“上海五国”。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海上我们又没有控制力，这很麻烦。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能源战略，认为中国应当走出去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那天石油部门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现在跟一些国家签了贸易合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我想，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军事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说实话，美国轻则施压，重则搞个政变就能在一天之内把这些合同协议全都变成废纸。 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 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
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有人说，美国干嘛要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说我跟你好，你就得对我好。南斯拉夫当年在美苏抗衡中可说是为美国立了大功。怎么样？苏联一解体，美国一甩手，回手给南斯拉夫一巴掌，全完了。南斯拉夫曾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人民享受了近50年的幸福，一打就完了。南斯拉夫长期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觉得美国讲人权，不会真打我们念书人，在科索沃战争中，他们每人戴一个星靶，走到桥头上唱豪迈的英雄歌曲。但等导弹打过来之后，一看是真的，是可以爆炸的，这些学者们后来就不再出来了。真导弹与假导弹是不一样的。战场是国民教育的最后课堂。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跟美国这样的霸权打交道，就得靠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力量（军事）要走在前边，不然的话，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保不住的。中国的经济体越长越丰腴，但只是软绵绵的丰腴，原因在哪儿呢？没有骨头。有一点儿骨头也缺钙。骨头就是军队。
我们中国的安全观念也正在经历着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变革。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定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决定手段。目标既定，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小平曾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人。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能再指望“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你一贫如洗的时候，你可以诱敌深入。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了得啊？就是把鬼子们打出去，打赢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即经济再生能力也没有了。
我在海外与中国商人交往，他们担忧的是他们在海外的安全。我们嫁到国外的姑娘强烈地祈盼中国强大，因为她们在国外委屈多。你看美国，一个记者失踪问题就跟巴基斯坦纠缠不休，就得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未来中国的海外侨民走到哪里都要有底气，要有安全感。这靠什么？靠我们的军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现在的军事外投能力在哪儿呢？我们海军出海远程友好访问的能力倒是有，但这是展示、交流，问题不大。但打起仗来，中国海军出海范围可能就不会太远。发生在我国东部海上的“撞机事件”和目前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就是我们海军力量不足的反证。
中美撞击事件，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嘛，美国到这儿来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如果到夏威夷转一圈，你敢说这对美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还没到夏威夷上空美国就会将它打下来了，当然有可能又是“误打”。你看，前一阵，中国在古巴没怎么着，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与古巴有什么关系。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曾比较中美两国得失原因时说：“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 美国的观念是跟它安全有关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大家读美国的战略报告，美国的“本土”两个字绝不意味着就是位于北美的国土，它是包括它在全球所有已控制的像迪戈加西亚这样的岛屿。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美国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务院跟我们的国务院不一样。美国国务院是世界的概念，是管世界事务的。有人说美国怎么这么坏，到处都去管。其实国家政治不重好坏，只重利益。美国商人到处投资，美国还得靠中东的石油，其欧洲盟国也要靠中东的石油，它怎么能不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走到它那一步。美国眼中的安全观念是世界的，它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它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思想就是从19世纪末马汉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人，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安全哲学。
7. 国家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边界之所在
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和深层海域。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安全边界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经济走向世界，我们的外交、政治也应走向世界，所以我们不能不考虑保护我们在世界的利益。 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就应当考虑到国家利益安全而并非仅仅只考虑国家领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不管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边界之所在。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在革命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在国家发展的年代，没有强大的海军便不会有国家的一切。
我们的石油消费的主要部分将来要依靠中东中亚进口，我们的产品要依赖国际市场，我们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达40%左右。在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做事，这问题不大。但不公正怎么办？西方给你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制裁你。找借口很容易。大家知道“银河号事件”，就是美国人没事找事。我们的海军到不了那里，没有办法，你就得让人家上船检查。还有印尼部分人挑起的排华事件。有人解释说，他们入了人家的国籍了，我们管不了。但这正如我们家的姑娘尽管嫁出去了，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但你不能欺负她。受欺负了，我们不好说你什么，但我们接回娘家，这是可以的。现在咱家外嫁的姑娘受气了却没处躲，是因为娘家没有力量。再从经济战略考虑，这些人大部分是有投资能力的，如果接回来100个，国内投资也会增多，因为保障他们人身安全会使他们相信中国投资环境是安全的。把命都保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投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海军力量到不了那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尼克松说得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关系上，毛泽东处理得比较有长远眼光。1950年，我们刚解放，很弱。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参加搞美援朝的决定呢？这是由于东北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绝不能让它旁边有美国军事存在。美国一旦把北朝鲜占了，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战后仅留的一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工业家底。美国人今天说不会进犯中国，那么明天呢？美国当时的报告里确实是说不进犯中国，毛泽东却不那么想，他认为口头承诺没有用，报告里写的也没有用。国际斗争中不管是谁，一旦得寸就会进尺，没有道理可言。所以毛泽东选择了参战并赢得了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如果从武器对比上说美国绝对领先，它1945年就有原子弹，我们1964年才有。那时候毛泽东敢拍板，最后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中朝边境到现在近40年了没打过仗。
还有1950年进军西藏。大家知道1947年印度独立，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力量，共产党代表工农力量。1947、1948年，印度、达赖、美国都开始考虑西藏前途问题了。尼赫鲁这个人是受英国教育的，没有“泥腿子”厉害，他一点点地搞“前进政策”。而我们的毛泽东兵贵神速，出手不凡，1949年10月建国，次年春就出兵并一举拿下西藏。试想如果尼赫鲁将1962年军事入侵西藏的行动提前到1948至1949年间，那不管你后来怎么谈，西藏也不会是今天的情形，很可能雅鲁藏布江不保。所以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该出手就得出手。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毛泽东就进军西藏。1962年毛泽东又对尼赫鲁的不轨企图再出重拳，中印此后再无战事。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以斗争求和平，在他们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在可能的条件下推得较远，他们的伟业无愧于中国。
8. 获得制海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
五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如果说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国防工业是中国生存安全的重心所在，那么，中国的东南地区则是我们国家发展安全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跟毛泽东当时理解东北问题的道理一样，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要靠东北，东北是重工业中心，日本人、苏联人的一些建设都留在那里，毛泽东要利用这个旧工业基地。今天我们面临着的不仅有安全边界的威胁，比如海外能源进口线路不保，而且边界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比如台湾、南沙的统一和收复任务日益艰巨。
从经济史来说，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所有经济形式可概括为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主导力量，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正是这些国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性质，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 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当然，后来又出现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都是很好的说明。
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军事上要赶上军事技术革命浪潮。我们知道：情报、速度与后勤是战争成败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现代情报靠卫星，速度靠远程导弹，远程导弹使陆军攻坚和后勤跟进的工作量大为简化。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可以从阿拉伯海上用导弹打阿富汗的山洞或摧毁某个堡垒。以前我们夺下一个碉堡或山洞全靠人力，黄继光是用身体扑到敌人碉堡枪眼上的，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远处一按电钮，导弹就可以越洋打到内陆山洞里。董存端也不需要在桥下举着炸药包喊“同志们，冲啊”，现在导弹冲上去就可以了。高科技使后勤也省了许多事，作战速度也因此得到极大扩张。巴顿将军打仗速度之快以至后勤跟不上；还有朝战中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一看朝鲜人民军南进的与后勤跟进的速度不协调，就知道它必败无疑。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高科技使军事作战中的情报、速度、后勤这三个关节点都发生革命。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他们曾设想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听说南斯拉夫的军人不认输，可败了就是败了，败了国家就完了。现在美国人打仗，基本上不用大部队南征北战。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次都因伸入内陆而失败，那个时候它没有经验，再就是也没有远程精确打击的技术。
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棺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
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海权，至今还有同志认为中国不需要发展强大的海权。批评“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认为“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 但问题是，如果不大力发展海权，第一个问题即东部的国民经济命脉就保不住；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巨大的海外利益得不到保证；最后，如没有强大的海权，统一台湾的难度将会成倍增大。但同时我认为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前面说过，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恶霸行为。中国人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 因此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控制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地理要塞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要义，同时也是国家地缘政治的目标所在。
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印度洋，因为世界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世界海上交通要塞、最关键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从拿破仑、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到现在的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个地方。阿富汗是俄国人南下印度洋的最近通道。 1907年英俄争霸最终在阿富汗结束。美苏冷战的终点也在阿富汗。历史上谁占据了阿富汗，谁也就占据了中亚；谁占据了中亚，谁也就占据了世界。
9. 统一台湾是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
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中国给肢解了。1870年“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真难，可不久李鸿章接手此案再与法国人谈，法国人又很快就答应结案条件。李鸿章还纳闷呢，洋人怎么这么容易打发？实际上他不知道“普法战争”在欧洲爆发，洋人得赶快回去打仗。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并为“八国联军”弹压。此后，中国陷入空前危机，洋人在中国东割一片土地，西割一片土地，中国濒临分裂亡国的边缘。然天助我也，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因此有幸脱险；更重要的是，这次机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洋人走后迅速发展，1926年北伐，至1927年北伐军至少使南方地区政治统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此中国开始上升。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日本在近代时候是在亚洲率先实行海权战略的国家。日本政府认为其本土太狭窄，资源缺乏，对海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领土狭窄，不足以应付本土战争；因此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远远推到敌国境内，是日本的最好的安全政策。它还认为，日本从地理位置上看很像英国，因此它必须有强大的海权并有日本可控制的安全外围国家和地区。1895年日本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亚洲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并迫使清王朝割让台湾。日本从此打通南下南海最关键的一环。1905年日本又把俄国打败。此后它在东北亚地区迅速扩张。1910年将朝鲜据为已有，紧接着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在中国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美国很有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是近卫文人政府，他们打算对华战争到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为止，这有点俾斯麦稳健的特点。但日本军方不听，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偏要一打到底，与希特勒讲哥们义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1941年袭击珍珠港得罪了亚太两个最大的国家即中国和美国，由此日本败局铸定，而中国又绝处逢生。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把日本打败，原子弹直落日本本土。此后，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一切“成就”由此全部灰飞烟灭。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有人简单地将近代中国失败归结为“经济不发达”或“政治制度落后”，这显然没说服力。因为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远远高于日本，而1933年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如果从军事上看，我们犯了忽视军事技术革命的错误。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亚洲率先接受制海权观念，大力扩张海军，这导致中国1895年的失败。20世纪日本又注重制空权，中国在海上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又失去制空权，结果又是惨败。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抗战。这不是那回事。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游击战的高手，结果并没有等到柳暗花明的来临。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大国政治，散兵游勇式的战斗，只能起辅助作用。好在天佑中华，我们又崛起了。毛泽东来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又一次在亚洲崛起。
显然，我们今后再也不能指望老天给我们幸运，在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还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现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导弹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精确取决于军事卫星从外层空间发出并被空中预警机先于敌方接收到的准确的情报，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的任何地面或海空打击力量就犹如瞎子，再多的航空母舰或陆海空部队也只能是任由敌人宰割板块。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根本没办法打仗。外空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导弹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我们这几年国防工业的发展已不足应付安全方面的挑战，空中预警技术我们远未跟上。原因在哪儿呢？部分地在于我们长期买飞机，使国家国防技术研制链环中断。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国防技术不是能靠买解决根本问题的。国防技术是世界保密性最强的领域，国家军事技术递次升级链条一旦中断，其性质无异于终断，很难接上。在中国的国防安全领域不应有东郭先生。20世纪90年代迄今，国际斗争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今后不管经济发展的任务如何繁重，中国的国防技术升级链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中断。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50年代迄今，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应当是：市场的方式不能应用于国防战略产业的发展，更不能应用于国防核心技术的发展。国防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不是在股市指数中表现出来的。国防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进入市场并由短期利润主导的产业，它得按国家意志有计划地发展。开会时曾有同志反驳说，你搞大型飞机、空中预警，可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投入产出和市场效益。我说毛泽东搞原子弹，其市场效益就是近40年的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投资环境，这是多大的市场效益！这个账怎么算？因此，国防战略产业根本不能用近视的数学曲线来描绘。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WTO，卷入全球化了，中国的市场也日益依赖于世界。国家同理。家里人看天气预报，都看哪几个地方呢？儿子在哪儿上大学或打工，做母亲的准保看那个地方下雨不下雨，冷不冷。经商与此同理，自己的钱投向哪里，利益走向哪里，投资人的关注点就投向哪里，安全就走向哪里。中国农户粮食卖到加拿大了，加拿大的政治就与他们家有关系，他们就得看加拿大的报纸，看哪个政府上台，它对自己的产品销售有利还是没利。中国既然已与世界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就不得不从世界联系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就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没起码的控制力。在海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必有大国插手。现在印度都知道要关注亚齐问题。亚齐是马六甲西北出口处的属于印尼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目前亚齐部分人要搞独立。根据历史经验，亚齐从印尼的分离将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里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另外，印美矛盾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矛盾之后的下一个世界性的矛盾。届时，从印度南部分裂印度就成了西方海权大国可能的选择。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南印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小国。西方海权大国不会允许在世界海权心脏地区存在一个核大国。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在东部地区，“台独”气焰越烧越大；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军事插入了中国必须依赖的中亚石油的源头。前者挡住我们的财源，后者卡住我们的能源。小布什上台后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有些人还抱有幻想，认为不至于吧。我们中国在1945年和1971年两次用体温暖活了你美国这条已被冻僵的蛇，你苏醒后总不至于反咬我们中国。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咬人的，不管你是敌人还是恩人。美国南北战争中，俄国人对美国人帮助最大，战后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但美崛起后，美国人却将俄国人视为死敌，将昔日的死敌英国人视为至友。国际斗争就是这回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东西夹击使我们的安全环境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与英国的压力曾使美国破土而出一样，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使我们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这同时也使我们也面临一次破土而出的和必须通过迎接挑战才能获得的历史机遇。
四、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中国国家利益
1. 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有意义
目前的时代不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只可以说是以和平发展的愿望为主题的时代。愿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安全环境日益险恶。要谈和平与发展，不能只用人们的善良愿望为尺度，而应以事实为依据；我们只能从具体问题中说什么是真理。科索沃战争之初，过惯长期和平生活的南斯拉夫人已不知战争为何物，一人戴一个靶星，站在桥头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西方讲人权，不会真打你，后来就没人出来了，因为他们看到打来的导弹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从具体问题而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中谈真理，谈和平与发展问题。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只是要中国就在自己内部“发展”。而中国这么大一个基数，如果发展起来，没有外边的资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说到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全球化是资本出现以后的事。起初它是一个小辐射点，但要命的是它的吸收力特强，能吞噬一切；它摄入的多释放的也多，前者需要资源，后者需要市场。
有一种理论叫外围理论，就是说资本中心国家的发展前提是资本外围国家的存在。最早制造资本外围的国家是英国，最早经受经济全球化冲击并由此形成多极化起点的国家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中世纪的法国有赖于较好的地理位置，参与地中海的贸易，地中海的贸易有一条商路经法国直通北欧，法国因大量的中介贸易而较早繁荣。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繁荣，也就是说，它从中介交换而非直接生产中获得大量商业利润，这种利润不是基于本国的生产力而是基于商业交换，就像人吃了某种激素发出来的虚胖﹐其实这是没有力量的，拿破仑前的法国就是这样。
英国开始是很落后的，它是先学习法国，引进法国的技术。有人说英国人很狡猾，其实历史不能仅凭狡猾创造。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永远流向需要它们的地方的。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它从圈地运动开始，当时规定城里人都得就业，不就业就是犯罪。当时没有失业，工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干，因为生产力太强了，市场也广大，生产力转得很快，产品出来以后就到了法国和其他殖民地。法国人看到本来比自己落后的英国，怎么过了几年，比法国还发达﹐于是要发奋学习英国。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发生，大约三年前即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签了个《伊甸条约》。这个条约给法国带来了大灾难。当时法国想： 我拿我的葡萄酒──与我们中国拿我们的农轻产品一样──换你英国的工业品，我有了钱以后再把生产力慢慢调整过来。想得挺好，但它没有算出一笔账来，人家工业品的价值和你农产品不能比，人家产品附加值高，双方交换剪刀差太大。结果英国商品一进来，法国农民一下子被冲垮了，解体也早。我们在学历史时学过法国最早出现自由农，其实，这是由于中世纪经过法国的大量中介贸易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所致。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业国家一碰到货币和商品就会被冲垮并产生社会动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也是我们应注意的治国规律。
英国商品涌入法国，法国许多农民破产了，没活干，就涌到城市，1789年前后涌到城市的人太多，城里无法容纳，于是这些人就干“革命”。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理论。所以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理论成就很大，人权理论等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法国是人权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故乡，但是断头台和拿破仑集权也是那个时候的法国产品。所以说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法国对世界的理论贡献是伟大的，但法国人民自已经历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很残酷的。先是吉伦特派，后来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实行红色恐怖，丹东代表商人利益也被杀了。但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拿破仑看到了问题根源在于英国工业对法国的冲击。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说拿破仑这个人亏得没学经济学，“这对于他，对于法国，真是一件好事”。李斯特还转引拿破仑的话说，谁要是信奉自由贸易（现在叫全球化），谁必将被打得一败涂地。
只有将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而掌握命运的手段历来都是枪杆子而非嘴皮子。拿破仑在军事上是天才，他对当时的“全球化”是警惕的，他认为“自由贸易”即当时的全球化要首先有利于法国。他先解决土地问题，《拿破仑法典》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实际上是叫人人都有饭吃。农民太多，城里就业容纳不了，那就每人一小块土地。他采用新的战争方式，大规模地用火炮。当时都是步枪，炮是次要的，拿破仑把炮当做主要作战手段。拿破仑在整个欧洲用炮开路，再加上散兵战术，将欧洲贵族的“宋襄公”式的僵硬队列打得一败涂地。同时再把整个欧洲封建制度打散。将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同时他也不准英国商品进来，他人为地用战争制造市场。这个人很聪明，1806年制定了一个大陆封锁令，明令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但同时他把法国的工业资本家启动起来垄断欧洲大陆市场。
1798年他出兵埃及。当时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认为埃及是英国进入印度洋的一个咽喉地带；另一个是马耳他。从这两点可以将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利益掐断。英国一旦失去殖民地，就跟外围世界脱离了关系，没有海外资源和利润，英国国内就会出现经济政治危机。
这种判断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在今天不管西方国内再好，只要能源危机一出现，石油价格上升，经济就发生危机，本国人民就抗议，再继续下去就是罢工了。所以西方人必须牢牢地控制外部世界，而控制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就是拥有强大的海权。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强国，英国在海上打败法国舰队，拿破仑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使劲生产自己的产品，与英国抢欧洲大陆市场与资源，这跟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是相似的。日本也是叫商人先启动，机器转，商品依靠军事被强行推入亚洲。不同的只是当时拿破仑打的是封建势力，所以说他是进步的。
尽管拿破仑军事失败了，但法国在经济上却胜利了，战争结束以后，法国成了挤入资本中心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资本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法国积极介入这一过程，既阻挡住全球化对自己不利的方面，又利用它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法国挤进资本中心国，也就是那时的“北方国家”以后，生产力一下子上去了。此后英法就联合了。现在看七国集团，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经过战争打进去的。战争，对于处在多极化层面的国家而言，在许多情况下，无非是一种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强力手段。
2. 大国制衡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点
在台湾的问题上，我们要清楚一点，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为什么？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对美国而言，台湾的作用就是让中国不要出海和阻止日本南下。但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设想台湾如果宣布加入美国，美国也不干，因为它太远，会成为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负担。因此它并不真希望台湾完全独立。但如我们让得太厉害了，那台湾独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得对台湾的“台独”分子有些压力。巴拿马就是如此，哥伦比亚将它放了，它也就独立了。不过那个地段对美国而言，远比台湾关键。美国希望台湾保持事实独立状态，让台湾与日本、菲律宾一起把中国大陆挡着，别进入太平洋。美国现在的亚洲战略就是让亚洲人打亚洲人。说美国是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不理解，美国人也是搞多极化的。美国人搞多极化的思想跟美国的经验有关系。美国第一次发大财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美国就像一个发了财不知道怎么花钱的暴发户，上来就打朝鲜，它当时觉得它特别能干，谁都不怕，打进去之后就栽了；后来又打越南，又栽了；最后出了个尼克松，他给美国人一个多极化思想，他说世界分为五极，美国应当通过多极间的制衡来主导世界。这个思想美国一直坚持迄今。
事实上美国也是从19世纪以来的多极化浪潮和反对英国的霸权中走出来的。现在美国与当年的英国一样，尽管不希望，但它也承认多极化。它明白这个道理：挡不住，挡不住它就承认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整个世界在二战中衰败了，只有它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部队见谁就打，当时对欧洲特别蛮横，对亚洲也不让，这有点像今天的小布什。后来经过朝战和越战，特别是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交手后，觉得不行，最后改变方式，自己“退居二线”，让亚洲人打亚洲人，也就是学着英国人“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搞大陆政治平衡，用间接的方式控制世界。英国人长期搞平衡，它这样才控制着欧洲大陆。英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搞平衡，谁都不能太强大。德国如果跟法国联合起来，就把俄国拉进来与你斗，如果俄国与法国、德国联合，就拉日本在东北亚牵制俄国。如果谁起来了，就用强的压一压；等强的起来后，再把那个弱的抬起来与强的抗衡。英国用这种方法控制了欧洲大陆好几百年。后来这种方式用于殖民地国家。开始美国不知道怎么搞，到尼克松、基辛格的时候明白了，也得搞大陆制衡。
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底线在哪呢？它真的就是想彻底肢解中国吗？恐怕不是。怕中国崛起吗？恐怕也不完全是。我认为它只是想瘫痪中国，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美国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因为那样一来，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平衡打破了，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20世纪日本崛起并于40年代向美国宣战，美国才意识到中国抗日对美国的意义，开始帮中国。美国现在对中国也是这样，除非中国像苏联那样自垮，一般而言，美国不会让中国彻底垮下去，中国彻底垮下去日本就起来了。日本20世纪30年代起来以后把我们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肢解了，将它们拼凑成了几个小“国”，接着就向美国人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现在美国正在将西太平洋上的“潘多拉盒”打开，美国藏在后面，准备到关岛那边去。美国原来的重点在东北亚，美国人说东北亚有危机。美国大事喧染的目的主要是要在东北亚上空悬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样它才能启动日本，继而台湾地区、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线，用它们堵截中国。它不好直接说中国威胁，就说朝鲜有威胁。朝鲜经济那么紧张，怎么能打仗啊？日本随便拿出百分之几的武器就能把朝鲜灭掉，怎么能说朝鲜威胁日本呢？日本的武器装备、军费都能把朝鲜天地铺一遍，而朝鲜却连自卫的力量都不足。事实上不是朝鲜威胁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炒作所谓“东北亚危机”，现在怎样呢？现在是日本而不是朝鲜已将士兵送到印度洋和伊拉克。美国现在又开始启动台湾地区，估计它会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对美国有所依赖。
大陆国家崛起的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安全外围和相应的制海权。20世纪日本在30至40年代在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了一些“卫星国”， 苏联起来后曾将东欧国家变为自己的卫星国。现在，如果西藏新疆“独立”，一些国家就可能会北上和南下分割中国西部地区，将这些地区变为他们的安全外围。美国不喜欢它们这样，它希望中国拖着周边亚洲大国，便于美国控制亚洲地区。但它也不想让中国发展到可以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的程度。
3. 美国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
现在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看来，仅强调生产力会出问题。生产力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肠胃消化吸收能力”。保持好的消化吸收能力得有两个前提，一是得有资源，另一是市场。所以肠胃消化吸收强未必是绝对好事，这要取决于你有多少资源可供应。其次是多少市场占有率，一个进一个出，这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如果两个前提都没有，强化了的吸收消化功能对人的健康将是很危险的。美国不怕你吸收消化功能强，你可以解放生产力，美国只管世界资源和市场。只要你没有支持日益巨大的生产力的资源和市场，最终你只有吃你自己：你先吃国内资源，国内资源吃完了再吃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底层劳动力资源。我们过去是产品短缺，现在是资源短缺。我们开始只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是产品极大的丰富了，可资源也耗得差不多了。
生产和消费就其本性而言，应是平衡发展的，但是资本出现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出现了对立：价值的一方就一定要消灭使用价值的一方。商品和利润使人群两极分化，只要有商品，只要有资本，它必然分化。本来买和卖是统一的，中间有了资本利润，大家为了追求利润，就必然出现分化，把本是整体的人群给分割了。大家看《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和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个时候工人的生活是很惨的。这不能全怪资本家，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一出现，人类社会就会畸型发展。
今天这个世界似乎倒过来了，搞社会主义的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资本，搞资本主义的发现国内有点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政党和国家的功能在下降。美国的政党成了仅仅用于竞选的工具，欧洲的国家边界和功能日益模糊，现在的欧盟倒有点儿像马克思预见到的自由人“联合体” 。
难道马克思错了？其实不是。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用更大的即世界性的贫困，更大的两极分化，将原本发生在国内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进程转移到南方世界，从而用主要来自南方世界的大量利润和财富来让本国人享受社会主义的局部成果。结果历史验证了列宁的判断：世界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集合体。战后出现的南北矛盾本质上说是过去发生在资本中心国家内部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美国是怎样解决的资源和市场问题的呢？它国内的工人和资本家联合一致，共同剥削南方世界。北方人吃南方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压迫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现在的情况是：北方国家的人一致剥削南方国家的人，大量资源和利润回流到北方国家，才能在北方国家中培养出一个人数居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数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指数，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西方中产阶级占国家主体，所以它避免了阶级斗争的激化。
贫穷到了极端，阶级斗争就来了。活不下去的人必然要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较好的国际秩序与社会管理体制应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弱势群体，最好的国际秩序与社会管理体制应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占国际和国内人口的多数。西方国内可以有一个中产阶级，但国际上它就造就不起一个中产阶级。全世界如果都进入中产阶级那就好了，但在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资源有限。现在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南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穷人中再分穷人，分到最底层那些人，如果它占人口的多数，那世界自然不会安宁。
由此可知，美国并不绝对反对中国发展，但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要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必须是，中国你别出去。这边用台湾把你通向市场的路给封了，那边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又把你的石油进口截断。现在你胃口好了，但“粮食”即中国必须依赖的国际资源却控制在人家手里，结果是你就只有吃自己。先把国内资源耗净，再耗国内人力资源。下岗工人和脱离土地的农民实际上是人力资源。下岗工人越来越多，现在还要把户口放松，大量的农民要进城，这从某种意义上对农民来说是件好事，就跟中国进入WTO从某种意义上对城里人来说是件好事一样：城里人在享受廉价产品的同时，也享受了廉价劳动力。农业人口自由进城，参与劳动力竞争，可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对国家竞争力有利。但整个劳动力价格下降，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就业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劳动力价格跌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即自身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费用以下，在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还有一个西部开发问题，现在还讲要有新思路，就是既要保证生态环境又要开发西部。各研究机关都在研究应该怎么办，采取什么战略。开发西部难处在于，你如果控制住资源不让开发，可汽车总要跑，电厂总要发电，从哪儿来资源？如果国家管住，黑市价格就上来了，到最后还是把你的资源破坏了。农民要用游击的方式去挖资源的话，很难挡住。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从外部进资源，只有从外部大量进口资源，国内才有发展与生态共生的情况。我们搞西部开发，在没有充分的外部资源补充的情况下，无他路可走，只能消耗自己国内的资源。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你可以发展，并鼓励你发展。因为中国发展了可以扩大美国的市场。但前提是你不要到外部要资源。你自己耗自己，最后资源耗尽，内部动荡。清朝末期中国学西方，但没有意识到其政治后果，洋货一进来，中国南方小农民就解体。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南方，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中国进入ＷＴＯ后，农民种粮食种地就成了大问题。外资一进来，和外国的商品一样，中国粮食成本比外国高得多，这可能首先导致粮农大量破产。结果很可怕。洪秀全提出平均土地纲领，特别吸引农民。他十年功夫就打到南京，大清王朝半壁江山一下就没了。后来义和团又起来反对洋人，结果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列强商量着怎么掠夺和瓜分中国。你拿一点，他拿一点，中国就差不多了。最后调解人多了，做调解人就得在中国捞点好处。现在是21世纪初，如果到2050年之前再出现这种情况，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这100年左右的奋斗，就算白干了。一百多年的艰辛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可能孙中山那一代人清楚，毛泽东那一代人清楚，现在或下几代人就未必那么清楚。
据中国史经验，内乱是中国今后再也不能重复的死路。国内一旦乱起来谁也没办法，一些西方人，尤其一些日本人就希望你这样：只要陷入内斗，你就出不去了。出不去就不能在外面跟它分享资源。你自己打完了，没人了，资源消耗也就降了下来，重新再来。再过几十年，等你生产力又强了并需大量资源时，西方人又开始堵你，再使你内乱。有人预言，2050年时中国需要多少多少资源，但前提是中国不能内乱。中国一旦政治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资源消耗就会降下来。这对西方而言，何乐不为？
中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农民，中国只有农业经济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生产成本绝对高于西方大农业，在粮食价格上也无法与西方竞争。我们常说，中国农业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是不准确的。只有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农业，才具有市场的价值。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才能有竞争力。与西方比，我们远没有竞争力。现在中国城市迅速进入市场经济，农业却基本没动，农业经营体制当时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也没有多少资本吸收力，因此，城市工业只有越来越多地依靠海外市场。这是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我看了一幅照片：一个农民赶着牛车，车上拉着一辆卡车空壳，赶车农民坐在车壳下面。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目前现代化的形象，牛背上的现代化，小农业撑着日益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国际大都市”。牛背上的汽车，如何跑得快呢？因此，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中国发展是很脆弱的，加入WTO以后最先冲垮的可能就是中国小农业。中国小农业非正常解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国家风险。这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南北关系一样，南方垮了，北方还发展什么呢？所以邓小平告诉北方国家，要从全人类的高度看待南北问题。
4. 如果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现在大家都说要学西方，其实，美国人、西方人不希望你真学。你的生产力真的强了怎么办？美国用石油跟用水一样，它自己的石油不用，用外面的，美国有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他明白世界如果都像美国一样经济消费力和生产力强大了，世界资源根本就不够。它鼓励你民主，是为了“致残”你，而不是要你真的繁荣富强。你要是真正搞西方式的民主，特别是搞市场经济以后，美国又马上让你垮掉，让你分解。因此你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自己。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和林肯都是这样。法国之后紧接着是德国、美国，霸权的链条一个一个转换，先是英国打败西班牙，形成单极资本世界，法国向英国挑战，开辟多极化历史进程。最后美国又起来了，打败西班牙和英国后，在北美大陆崛起并进一步挤入远东。一直到二战后，英国才衰落下去，美国现在又取而代之成为世界霸主。
美国实际上是英国的外化，它的外交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当时从欧洲到北美洲的“五月花号”船载的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它们是一群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后来美国的意识形态。
世界霸权链条一环扣一环，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国通过这个霸权链条散发着巨大能量的同时，它也需要巨量的外部资源来滋养。中国跟美国的外交观念整个儿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侵犯他国领土，并没有招惹谁。但美国不这样，它讲的是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土范围，你只要实力伸进大洋就算侵犯了它的利益。它知道你只要有了制海权就有了分享世界资源的能力，它怕的就是这一点；而对中国来说，没有世界资源来支撑百分之几的生产力，生产力反会伤着中国自己。
目前的七国集团有一个特点，即在资源问题上它们比较一致的，只是在市场问题上矛盾较多。它们一块儿打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牵扯到资源和地缘政治问题。所以在全球化道路中布满陷井。全球化和多极化有矛盾和冲突，多极化并不会因全球化而灭亡。在英国、西班牙之前的中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唐帝国的时候，唐朝是世界的重心之一。那个时候中国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重心地位是怎么建立的？它有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也了不起，但不如资本主义经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那个小农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风水转到西方已有三百多年，将来是否能回来，这要看我们中国能不能越过今天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有可能越过去，也有可能越不过去。我认为，如果我们政策对头，真正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5. 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跟美国交往，有人说你没有那个力量。其实国际交往也是心理交往，你这人有还手的能力，我打你的概率就小多了；如果没有，在国际舞台上，那你就得臣服于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党的十四大迄今，总体来说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我们经济“消化功能”强了。毛泽东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计划经济，不需要多少消费，30块钱就够一家子用，吃的穿的都很节省，那时候我们需求少；再就是国家控制强，搞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存在问题。但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邓小平感觉到我们不能老自守家门，好像各方面都很好，内部也比较平等，可是世界在竞争。当你的对手过分强大，他才不管你好坏，还是要把你吃掉。所以邓小平提出走市场经济道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旦你的经济进入国际市场，你的利益也就与世界的利益联为一体。
可持续发展使中国也需要国际资源。市场和资源是相联的。我们不能像用水一样地用石油，矿产资源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产品永远是不可能充分涌流，因为资源极难再生。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一国的产品多一点不要紧，市场大一点不要紧，但是没有资源的持续支撑，你的生产力和市场就不仅不可能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因此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政治危机。美国人明白此中奥秘，你要是与它分享世界资源，这无异于与美国虎口夺食。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外交基本是围绕着控制海上线路即制海权进行的。制海权的意义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美国的世界霸权，而是保护它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力。它掌握了制海权也就掌握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早年日不落帝国英国一样，美国的商人走向哪里，美国的海军就走向哪里。这与人体一样，人的神经和肌肉长到哪里，他的骨头就伸向哪里。只有神经和肌肉而没骨头和利齿的动物是不可能强大的。在大自然中能留下的不是肥胖的，也不是长得漂亮的，而是能跳能蹦，牙齿很利的：那是狼，老虎。大熊猫是没有竞争力的，它今天能留下来是因为有人类的保护。大自然实行的是淘汰制，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大帝国最后成了一个很小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球化过程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软的东西不管你是如何漂亮，总是要被吃掉的。危机时，光有商人在海外是没什么大用的。商人就是一国的肌肉和神经，骨头是有卫星导航并配有现代化作战手段的海军。尼克松说谈判桌上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历史如此，更何况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呢？
国际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最自然的关系就是“丛林状态”，这是霍布斯的用语。布什是坚信这一点的。他没有那么多学究气。美国的国务院是管世界的，他们认为世界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融入全世界了。中国的利益已走向世界，因而我们无法回避自卫手段全球化的问题。发展是我们的“硬道理” ，但没有资源就不能发展。主权里头应该包括发展权。这里暗含着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新观念。在新的安全观念中，安全不能只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利益不被侵犯。你的利益走多远，你的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现在大国利益已经上了外层空间了，所以安全概念就得进入外层空间。这跟小农种地的观念不一样，只要你不占我的土地，不抢我的粮食，不杀我的人口，就算是安全。我们现在的利益已经走向全世界，中国的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近1/2，外贸对经济的拉动力如此之大，我们却在外面没有军事自卫力量，其结果将是很危险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不是由GDP指数堆起的“体重”大小，而是由这个“体重”转化出来的对外辐射能量的大小。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道理一样，体重只能反映一个人的存量，而其行动的对外辐射度则反映这个人的发展能量。
中国未来新安全概念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边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个是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边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边界应当是无限的。仅就国与国关系而言，安全边界越远，边界安全系数就越大。如果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线重合的话，国家的安全系数就到了底线。比如前一阵，美国的飞机过来在我们这儿撞一下它倒觉得没什么错。可是如果中国的飞机到夏威夷转一圈，估计它又可能来一个“误打”。军事自卫手段和全球化是联系着的。英国的商人是由最早的商团来保护的，那就是海军的前身，这些人后来摇身一变就成了海军将领。这些事情都是连着的，我们不能那么书生气。
大国崛起的一个关键是制海权。过去的制海权只要有军舰就行了，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国家财富不少，就是战斗力差，战争一旦发生就没辙。作战方式的变革是一国军事力量的灵魂。过去人们只知道陆战，后来战争出现在海上和空中，其特点是部队机动性特别强。
未来战争可能不是以前世界大战那样的打法。核武器出现以后，大国之间直接的无限战争就基本没有了，更多是代理人战争或是有限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有限战争的失败有时更多地就是国家的失败。殷鉴不远，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都是有限战争，败了国家就败了；朝鲜战争，中国赢了，国家就赢了。所以说，国富并不意味着国强。
历史上许多事是需要勇气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0年一年中干了三件对国基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还没立稳，毛泽东第二年就发兵西藏。大家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那时候我们正在与国民党打得如火如荼，而部分藏独分子已开始加强与印度的联系。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刚把国民党打败，就立即发兵西藏。试想如果1962年中印之战提前14年即在1948年发生，那时我们无力西顾以阻止入侵，后来谈的最好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在重大历史关口，政治家犹豫不得。只有将主权抓在手里才能说是你的。如果当时不拿下西藏，我们现在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四川就得驻很多军队，我们的长江源头就在人家手里攥着，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事。
另一件事是毛泽东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当时争议比较多，有人不太赞成。当时的东北就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工业基地在那边，如果在那个时候美国打下北朝鲜，美国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命脉。毛泽东出兵，结果打赢了。也有人说打平了，其实我们那么穷和美国打，打平了就是打赢了。虽然我们的牺牲很大，但是打出了新中国的威信。国际威信有时候不是你说说就能立得住的，那是枪杆子里才能出来的。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枪杆子解决，但关键时刻还是要用枪杆子。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多风光，周总理上去讲话，下面掌声不断，因为中国把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打败了，世界就承认你了。1950年抗美援朝的外交意义就是我们强力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走上国际舞台。朝鲜战争之后，东北亚一直无大战。
在出兵西藏和朝鲜的同一年，毛泽东还以铁一般的意志在国内开展“镇反”，这对一个新政权非常重要，其意义不必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只是，当时我们正处在最困难和最穷的时期，是“综合国力”中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但毛泽东却在短期内用枪杆子完成了对中国未来无论怎么估计其意义都不会过高的伟大事业，这不能不对我们有所教益。
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应该想得远一点。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中国是对该地区稳定有制约力的两个大国，如果中国撒手不管亚太的事，美国也包揽不下来。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亚太发起咄咄攻势，对美国形成压力。美国要解决亚洲问题，出了事就找中国。其实美国瞧不起日本，大家看看日本的政治地理：北方俄国踩着它的尾巴，南方美国牵着缰绳，西边还有一个中国不停敲打它的脊梁骨。它的航空母舰没有用，中国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个大航母。美国如果真对日本好，就应该帮日本把北方四岛拿回来，可美国从没热心过此事，想必美国对日本重新进入台湾也会有更多的戒意。
“台独”分子就更不行了，李登辉实际想带着台湾入日本，日本想接又不敢接。日本太脆弱了，经济、政治都很脆弱。但如果中国内乱，日本就有机会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日本一直想让中国在国共内战中自耗国力。张学良明白日本人的心计，痛陈蒋委员长内战亡国的道理并在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此后，国共开始合作。日本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所以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国共当时不合作，中日全面战争可能还会推迟。日本当时就是叫你中国自己内乱，内乱越大越好，军阀混战最好。20世纪中国军阀混战时，日本人获利不少。今天日本的一些政客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再次降临，美国人正在制造这样的机会，不同的只是日美对中国的期盼值是不一样的。
美国一国不能包揽世界，这是尼克松、基辛格留给今日美国人的外交思想遗产。尼克松对美国外交思想的贡献在于他使美国从单边主义回到老牌英帝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来。在欧洲，美国与欧洲是盟国关系，但也不全依靠欧盟；美国在欧洲也学着英国用俄罗斯来制约欧盟的策略。冷战后，俄美关系改善，这是因为欧盟起来了，美国需要调动俄国这个长期被冷落的棋子以制衡欧盟。
大国，尤其是海洋大国制约陆地国家的策略就是利用大国相互制衡。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即使垮了，也垮不到哪里去；即使真的崛起了，美国也不是绝对不能接受。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强力越过这个坎。但如果你真的衰落越过一定的底线，美国还会帮你。研究一下20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当时欧洲列强都要肢解中国，美国却说要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是不是好呢？它也不好，它就是让你处于瘫痪的完整状态，别真的不能动了。不然，他还得重新再培养一个同等力量的国家，用它扯着周边，当然也用周边国家扯着你。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是确保你不能影响到它的制海权，尤其是不能在海上的关键地区对美形成挑战，其下限是保证亚洲大陆的大国力量制衡。
6. 中国要大力发展海洋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有一定的反制力，这样反会带来和平，这与中国有了原子弹后反倒获得了这几十年和平的道理一样。二战后50多年的和平说明战略平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才是和平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内乱，稳住并崛起了，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必须依靠的朋友。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海权问题，海上没有力量，陈水扁才敢这样。大家知道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的“北平方式”：为了保护北平城里的文化古迹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毛泽东把周围都打下了，把北平抱在怀里后，再与傅作义谈判。今日台湾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也是我们中国的成果，能完好保存又能使其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行的方法是将其完整地纳入我们强大海军的怀抱。中国有可能实现台海地区的和平统一，但中国若没有其辐射力远远超出台海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则不能完成和平统一。国际和平，似乎永是威慑的产物。战争不能仅仅是“不得已”的事，而应当是依你拥有的手段，连你的对手都不怀疑你要打就能随时打嬴的事。我们不能长期忽视海军，中国的海军力量处于相对弱势，“台独”分子才敢跟大陆作对。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海上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这里是中国国防安全的“阿克琉斯之踵”。有人说，不敢呀，不能这样做，不然正好授人以柄，说中国威胁。但正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国，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才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敬重；正是中国政府支持钱学森那一代人研究和发展原子弹，中国才有五十多年的和平。中国是大国，与小国不同，大国的存在和别人对大国的态度，都是有很强的原则的，而原则问题是滑不过去的。
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机会才会更多；只有有所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毛泽东敢于准备，到最后中美关系反倒好起来了。尼克松跟高举“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旗的毛泽东握手后，就把蒋介石抛弃了，当时日本吓得不得了。美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的“朋友”，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说中国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来个“软挤压”，可是对大国来说，软挤压什么时候成功过呢？英国对西班牙，美国对英国，都不是靠“软挤压”冲出霸权压迫的。你说你软，人家用的是根针，一捅你就破，所以针对针，芒对芒，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中美矛盾和冲突是中美之间做朋友的前奏，我们就要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中美关系。
军事自卫准备绝对必要，军事准备的突破口在海军。在亚太地区要拥有适度的海权。否则西方用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就会扼杀你的全部经济政治成就。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的命运就是这样：怎么几十天的时间，南斯拉夫就完了呢？南斯拉夫曾经跟美国非常好。也有人曾说它是国际共运的“叛徒”，它不管，就是要走中间路线。苏联解体后，美国变脸不认人。南斯拉夫败在哪儿呢？从军事上说，它败在海上。南斯拉夫没制海权，它处在海边，最好打。从地缘政治来说，苏联解体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倒向西方和北约，剩下就是巴尔干了。西方先从中间捷、匈、波三国突破，1999年这三个国家入了北约。南斯拉夫一直持“不结盟”外交路线，科索沃战争中被打得没办法，要加入白俄联盟，放弃了不结盟政策。现在国家失败了，并且米洛舍维奇被出卖了，卖了十几亿美元，据讲西方至今并未兑现。亡国是件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惨事。
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分为关键利益和一般利益，而决定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对比关系的主要指标是看关键利益控制在谁手里。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利益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包括中东在内的大中亚地区 和印度洋海区，两个基本点，就是两洋即以欧洲和亚洲大陆为依托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中东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结合地带，经典地缘政治学认为它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区”，甚至认为谁控制这一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关键；当然谁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及其所依托的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全部。
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些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一片混乱，当时美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它有些军事力量要从一些地方撤回。从美国战略利益考虑，美国最大的失策是帮着阿富汗人赶走苏联人后，却没在阿富汗留下足够的影响，塔利班反美后，还得重新派军队。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世界真是陷入一片和平与发展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现在还在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但是美国很快就清醒了，紧接着就是北约东扩，1997年启动，1999年初步完成。过去苏联的势力范围现在都被纳入西方。俄国的边界安全已与安全边界接近重合。
在太平洋方面，美国人乘胜进取，先启动日本，紧接着就启动台湾地区，那边启动菲律宾，现在是澳大利亚，然后印度，这是个T字型，沿着中国做完了，剩下只有中亚。1999年美国就想动手，当时导弹打了阿富汗，但全面动手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2001年7月底，美国国务卿在澳大利亚表示要建立韩、澳、日、美四国对话机制，相当于小北约。事后不久，“9?11”事件发生，美国就立即挥师阿富汗。
在国际政治中不能有过多的牧师情怀，联合国本是大国战略平衡的产物。大国战略失衡的情况下，联合国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国家竞争凭的是以军事为核心的实力，和平是建立在战略平衡基础上的。不打仗，不是和平的真实标志。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也有“和平”，但这不是真实的和平。 有人说现在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嘛，只要富裕就行了；高行健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这使我想起二战前的犹太人。自从罗马人把犹太人屠城驱散以后，“祖国”就随着犹太人走了，最后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了，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从此犹太人就有了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心态。极而言之，今天以色列人的爱国心是从纳粹焚尸炉中炼出来的，而不是从金钱堆中爬出来的，更不是靠几本小说就能写出来的。现在伊斯兰恐怖主义那么厉害，但打不败以色列人。所以，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手段，财富随时都能被人剥夺，而不管这财富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
我看过一幅漫画，叫 “烹饪自学”。画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头俄罗斯大熊坐在开水锅里，锅旁边有各种美国配制的调料，熊手里捧着美国人编写的《烹饪自学教材》。熊一手捧着书，一手往锅里放着美制调料，煮自己。锅也是美国人为它设计好的，它往里跳。当时是戈尔巴乔夫先往里跳，他是糊涂到底了。国家失败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空论没有用处。综合国力，综合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没有军事实力为后盾，理论架子再大，一点用都没有。但愿中国人不要走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路。
美国只出了两届牧师式的总统，一届是威尔逊，一届是卡特，卡特在美国人评分中是最低的。卡特是学技术的，热衷于到处宣传人权，勃列日涅夫不管那些，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 今天的美国人已没有那么多学究气。
尼克松对地缘政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结合起来了：哪里是资源的中心，哪里就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在尼克松之前谈地缘政治更多地是谈地理环境，所以有人叫地理政治。如果说过去的地缘政治是围绕着市场走，那么，当新兴工业国家大量出现后，地缘政治就应该是围绕资源走的。资源当然指的是稀缺资源。如果有一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阳光的话，地缘政治的中心肯定就是太阳，争夺的对象就是阳光。人生活的基础是什么，人就争什么。在共产主义没有到来之前，这是必然的。原来种粮食靠土地，大家就争土地，争人口，争制陆权；现在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于是大家就要争制海权。
7. 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克林顿时期，美国有石油公司曾想在中亚修一条石油管道，但苦于找不到比阿富汗更合适的线路。俄国已修了一条通向西方的油气管道，2000年我们也提出修一条从西部新疆到东部沿海的油气管道，小布什上台前后，美国出现能源危机。美国看中国和俄国两方都在修油气管道，有点儿着急，跟塔利班谈，但谈不拢。塔利班坚持原教旨主义，一直反美，它没有一点儿机会主义。鲍威尔曾说，只要塔利班把拉登交出来，再把 “基地”去掉，美国就可以考虑让塔利班进入未来政权。可是塔利班不买账。美国没有办法，“9? 11”后美国进入阿富汗，先从喀布尔以北开战。其实从纯军事角度看，坎大哈离美国军事打击力量最近﹐地势较平坦，最好打，又是塔利班的大本营，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刀？这是政治考虑。在周边国家中﹐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这当然也是美国人考虑的首要问题。美国发现北方联盟是俄国和伊朗的朋友，而在反伊和反俄问题上﹐塔利班的目标与美国是一致的。当时美国从喀布尔以北而不从南方坎大哈开战﹐就是从与俄国在阿富汗划分战后势力范围考虑。只是塔利班不领美国人的情﹐2001年11月13日从喀布尔迅速撤出﹐返回坎大哈。美国人只有攻打坎大哈。
对美国而言，塔利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俄和反伊，这是美国需要的。本?拉登可能就“抓不住”，因为美国还需要这把“达摩克利斯剑”长期悬在它需要干涉的国家头上。换言之，本?拉登的命运与美国对其需求的程度有关。这与1992年的海湾战争结束时的情况相似：把萨达姆留着，这样才能造成科威特长期依赖美国之势。当时打到科伊边界的时候，老布什就收兵了。美国跟日本那么好，为什么北方四岛还让俄国占着？就是这个道理。在国际政治中要保留一些筹码。抓本 ? 拉登也是这样，记者都能采访到，录像也能搞到，可就是抓不到？只要抓不住，美国就可以以此为借口长期干涉阿富汗内政，随时敲打那些它不满意的国家。
中亚的核心问题是美俄关系，俄国在阿富汗能利用的一张牌就是北方联盟，俄国人一枪不发，却利用北方联盟低调赢得阿富汗，把阿富汗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美国是变脸不认人的，所以小国不要跟得太紧，大国倒是有调整的余地。阿富汗战争，苦了阿富汗的百姓，坑了巴基斯坦，当然还有美国人民自己。对我们中国来说，美国人将来如果控制了中亚，就控制了我们自西向东油气管道的开关龙头，战略上使中国处于东西不顾的困境：你如果东面动了台湾，它就在西面给你制造一个“科索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已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伊斯兰的感情；但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曾扮演过伊斯兰民族的保护人的角色。那么，“科索沃手法”会不会在中亚重演，美国会不会为赢得伊斯兰世，再次在这一地区，尤其在中国新疆地区，扮演伊斯兰民族的“保护人”的角色并以此将其影响力深深地插入中亚中东地区呢？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8. 仅靠本国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
我们中国要发展，但也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我们过去跟苏联学是对的。我们看看印度，当时没有搞土改，生产资料没有搞国有化，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大地主还在，大部分是穷人，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发展的成本也因此太高。我们学了苏联的方式以低成本迅速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人民公社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意义重大。人民公社在当时最大的意义是使我们以较低成本完成了工业化。政府只与公社一级打交道就行了。如果是私有制，每块地都要买，对于刚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发展成本。低成本使中国工业化体系得以迅速建立。既然有这个基础，我们就不能再自毁这个基础，而要利用这个基础再搞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计划经济方面，我们曾学苏联获得了很大成就；今后在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要学美国，也会获得大成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动荡多缘于国内因经济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产生于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如果没有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及时补充，其结果一般都是国内社会动乱。19世纪末，美国工业快速发展，国内资源和市场跟不上，两极分化加剧，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迅速和大规模地发展海军。就在中国慈禧用海军经费大造颐和园时，美国的海军已走到世界的前列。1898年美国先把夏威夷拿下来了。夏威夷的地理位置相似于中国台湾，是美国进入太平洋的门户之一。 同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 打败西班牙，占领古巴，接着又跳到菲律宾，进入远东，参与列强瓜分中国利益的活动。
当时美国人反对的是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但当它入侵菲律宾，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之后，它也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自由贸易国家转变为霸权主义国家，那时叫做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是排挤别人的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北方七国集团实质上就是国际资源共享和垄断的排他性集团。 没有资源就不可能发展。他们强力占据着国际贸易线，你光有贸易没有贸易线、只有发展却没有资源怎么行？商品流动无法保护不行，自由贸易是现代国家发展权的表现之一。当代中国的利益已融入世界，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要获取和维护相应的发展权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早期的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这正如在用计划经济打造新中国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苏联人曾是我们的先生一样。
仅靠本国的资源肯定不足支撑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也来一个“工人阶级贵族化”。多数人富了中国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而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恰恰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形成的基本前提。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正如集权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一样。富起来要靠我们的海军来保护。战争离我们越远，国内民主才越能持续发展。与雅典民主为邻近的斯巴达所毁灭一样，国内战争或外敌侵入本土都是集权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不管战争是由外部引起还是由国内产生，国内政治就必须实行战时集中，集中可以迅速调动国内资源。
9. 在全球化世风日盛的今天，国家利益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最高利益
现在中国较流行的一种主张是“民族主义”，中国的崛起在许多情况下也被表述为民族的崛起。细想一下，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严重的还会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nation)，是一个历史中形成的事实。但这个民族共同体并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民族（ethnic）一旦加入就不能随便退出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即国家。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但其中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脱离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后自愿加入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却是非法的，因为这种行为有可能伤害到民族命运共同体即国家中其他民族的利益，而这些受到伤害的民族曾经为这个民族作出过巨大牺牲。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存在的前提是国际认同与国内认同的统一。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中曾获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认可并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及西藏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及联合国在1971年承认其取代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的国家。自联合国1971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起，中华民国，不管它愿意与否，也就在中国版图内的一切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寿终正寝，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家与民族相比，更具法定和法理的意义。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和自然形成的，某一民族可以认为，也可以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必然成员，任何民族有权利既可以单独地组成国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与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国家。但是，国家一旦组成，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命运结为一体，国家这时就成了自愿加入其中的所有民族命运的共同体，其中任何民族都无权利在没有得到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认同的情况下，仅按自己单方面的愿望随便脱离这个国家。与美利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是具有共同心理文化特征的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它们都是生活在本国境内的各民族在经历了某些重大事件（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中国的解放战争）之后共同认可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在国家的名义下抵抗外敌侵略，相互支援进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不管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间有多少内部矛盾，它也只有通过国家内部协商来解决，而不能擅自即在没有得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许可的情况下用脱离国家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各民族在国家内部相互支援和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已经在产权、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继承权等方面形成了难以分割的法权关系（比如国民党逃到台湾岛时曾从大陆带走大批黄金、文物及重要设备），其中任何民族脱离国家都会给其他民族带来一定的利益损害，因而尽管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认为它是或着不是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但它也没有单方面宣布脱离自己国家的权利──除非这种宣布得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同意。所以说，国家，而且只有国家是高于民族之上并具有国际法认可的具有最高主体地位的实体。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不能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是民族自决权问题。民族自决对没有建成国家或没有加入某一国家的民族是无条件的，但是一旦某个民族已单独或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了国家，那么，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这时的民族自决权就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这时的民族就不是以本民族的身份而是以公民的身份在国家中享有其法定的自主地位；在国际上也不是以本民族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名义获得主体地位；国内各民族，也不以本民族名义共存而是以他们选择的国家名义共存。因此，这时的民族自决权就必须服从自己已承认的国家主权，民族地方自治就应当服从国家最高立法，民族利益就应当服从国家利益。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又成了国共两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救亡抗日的旗帜。在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下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确切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主选择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中国境内各民族利益和权利就应当在新国家宪法基础上实行，民族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国家利益，其中任何民族单方面的要求，就必须得到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才能实行。即使在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国家主权理论已面临许多挑战的今天，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主权而非民族自决权，仍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能依托的最高法定实体。
在全球化世风日盛的今天，国家利益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最高利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将苏联国家解体，还原了原来融于苏联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结果是原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在产权、军事装备、自然资源继承权等法权关系的无限纠纷和冲突中整体衰落。普京上台后，重新将国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对车臣分裂主义实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这不仅扭转了俄国自叶利钦以来的颓势，而且使俄国赢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普遍认同。苏联和俄国这段民族合分的历史经验，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二）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9?11事件”后的形势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苏联解体后，东西矛盾演化为单极霸权与多极发展的矛盾，而南北矛盾依然保存且更为激化。南北矛盾仍是当今世界矛盾的核心。“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及目前的伊拉克战争，是南北矛盾严重激化的结果。不同的只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多极力量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矛盾有所扩大。
上述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目前世界资源即包括能源在内的世界常规矿物资源总量的短缺，以及目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配置体系的不合理。现有的国际资源总量及其配置秩序有利于维持北美和欧洲经济体的现有消费水平，而不利于也不足以再支撑起新崛起的东亚经济体与美欧共享同等量的消费水平。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整体性地转入市场经济并参与国际资源全球化分配，这将对现存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造成冲击。对此，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只能有三种选择，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要么欧美降低现有消费水平，让出部分国际资源以满足东亚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美国自觉地调整现有的利于西方的国际资源配置体系以缓和新矛盾。
（2）要么进一步牺牲南方国家的利益，迫使南方国家进一步让渡资源，以缓和东亚与欧美因世界资源短缺造成的紧张关系，其结果则是南北矛盾加剧，恐怖主义愈演愈烈。
（3）要么削弱东亚或欧洲的部分发展，以缓和因资源短缺而激化了的南北矛盾，弱化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其结果则是单极霸权与多极化力量冲突加深，冲突方位或是东亚或是欧洲。鉴于欧美传统盟友关系，东亚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目前观察，“9?11”之后，美国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力量投注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限制欧洲和东亚的同时，将打击力量投向南方世界中资源利益与地缘利益相对富裕与集中的大中亚地区。美国所指责的三个“流氓国家”，其中两个在中东地区。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难得的“喘息”机遇。至于这个机遇是否能够与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判断相对吻合，这取决于“捣萨”战后美国下一步的战略行动的方向。美国宣称战争将是长期的，意即“捣萨”后美国还会有新的战争选择。如果此后美国将战争的势头持续留在大中东地区，而不是转向东亚地区，这将使我们 “战略机遇期” 的判断有了转变为历史必然性的起点。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 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 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 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三）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论。基于世界地缘政治及其体系学说的大国制衡理论，是近现代尤其象英美这样的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马汉、富兰克林?罗斯福、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
目前正在崛起并进行着大国战略博弈的中国，是一个迟早要从美国手中接捧并再次复兴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原创性理论与学说，这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准备。
1. 世界经济的基础性矛盾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1）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的无限性是世界经济的基础性矛盾
中国走到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概念已经是个世界的概念，中国已不是过去封闭体系中的国家而是与世界联为一体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因此中国这时所面临的矛盾也就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矛盾。我们封闭的时候，反倒是与美国的关系改善得最快的时候，我们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战略同盟关系；但随着中国开放和发展，新的矛盾特别是与西方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方面的矛盾也就来了。苏联解体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险恶，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包围日益收紧。究其因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于目前世界常规资源已不足以再支撑一个与西方同等消费水平的东方大国崛起。这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的基础性矛盾。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催生技术，技术加速发展。欧洲是资本全球化的发源地。当时世界常规资源足以支撑欧洲的快速发展；随后美国出现，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拉大了世界的常规资源消费总量，以至现在世界因资源匮乏而不足以再支撑东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资源的有限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我们有个概念叫做“地大物博”。改革开放使我们解放了生产力，这就如我们为长个子就得多吃，多吃肠胃消化功能就得好。生产力解放对国家肌体而言就是增强了“肠胃消化功能”，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源消费量增大了。这就是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矛盾。现在，中国仅凭国内资源已支撑不起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目标，人们就得考虑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资源的分配，这样就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个资源消费最大国家发生了矛盾。
（2）用提前透支资源的方法发展经济，其结果将无疑是灾难性的
处于良性循环中的国家经济，应该是在GDP总量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总量在下降。如果经济大规模上升是以资源同比例大量消耗为代价，其结果就是零和。中国目前的资源利用有很多是浪费性开发，为了利润而浪费资源。我们现在是在依靠非常高的资源消耗来支撑我们的经济活动，这种透支行为，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比如有的月饼、茶叶厂家为了推销产品，其包装有的已超过产品的价值。这是资源的奢侈型浪费。为什么，为了利润。今天这个商家叫你增加营养，明天那个商家又叫你减肥，减肥完了又叫你增加营养，这算起来都是GDP，但不是良性的经济增长，对生态也是一种破坏。听说内蒙古动物越境往外蒙跑，东部地区青蛙往大马路上跑，有的地方煤挖得地层都快塌了，这些用提前透支资源的方法发展经济，其结果将无疑是灾难性的。
国内资源的大量消耗使中国对国际资源的依赖日益严重。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 1994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1.9%，到2020年将达到62%， 这意味着中国多一半的资源要依靠海外。学者指出：“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28亿吨原油，而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部分很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亿吨，其中可以提供出口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实际上也不可能全部给中国。” 西方的高消费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消耗之上的，是刚性和不能降低的，一降低其国内就会出现动荡。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他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结果到现在西方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革命，这是因为西方从资本外围地区获得资源来补偿了本国工人的损失，使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世界上哪有贵族造反的？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小资”阶层，但与西方不同，这部分是靠国内资源滋养的，其代价是让另一部分人更加贫穷。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知道，贫穷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由于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为此要参与国际资源分配，这必然要与霸权国家发生矛盾。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解决吃饭问题而非意识观念问题。我们的一些学者以为只要我们胸怀再博大一点儿，站得更高远一点就与西方人没矛盾了，但是我们的基本底线在哪儿呢？台湾要不要？如果台湾都不要的话，那紧接着西藏你要不要？如果你再博大一点连西藏也不要的话，那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人家如果像对待东郭先生那样要你的命，你能再博大一点，站得再高一点吗？所以，不能太书生气。有人说“心灵互动”，要有“更高的战略”，可是我们的最高战略是实现共产主义，等共产主义实现了一切都好了，问题是现在没有，因此，现在我们也只能俗气些，为衣食住行的事而奔波。人不能图虚名，得先吃饭。现在世界的矛盾焦点是资源因各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而出现匮乏。
世界仿佛是一个水库，资源是其中的水。水库里面原来只有一块海绵就是欧洲，后来北美起来了，而且美国这块海绵吸水量比较强，于是美欧两家就平分世界资源，尽管闹矛盾，但总体来说，世界资源还可能支撑北方七个发达国家。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东亚的崛起。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源消耗速度远远高于它的再生速度。因为利润是市场的支柱。现在宾馆洗梳用具一天一换，这纯粹是为利润而造成的资源浪费。这不是一国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是杀鸡取卵。但由于资本在起作用，利润就是一切，为了利润，资源透支性消耗便无法控制。由此可以说，绝对的市场经济并非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必然要把世界带向毁灭。
国家需要国际资源与个人需要粮食吃饭是同类问题，这与觉悟高低没有多少关系。道德即善在历史中只是一个理想的动力，现实的历史多是由“恶动力” 来推动的。财富在历史中总是随暴力前进的。有人说美国衰落，但其前提是美国获取外来资源的路径中断。在资源消费上，美国跟古罗马一样，简直是一个浪费型的国家。古罗马到最后消费奴隶，当时不断的战争使古罗马有源源不断的奴隶补充，大量的奴隶来源和奴隶劳动使罗马人无所事事，什么事情都是奴隶干，“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 ，结果罗马人因不屑劳动反弄的没有智慧了。后来战争中断，没有奴隶补充，它就衰落了。美国人现在也是这样，长期的高消费使美国人也没有智慧了，大家看小布什，只要有一点儿战略思维就不至于干成这样。与老布什比，小布什真的不行。他似乎不读书或只读“快餐”书，因而也就没有大战略的考虑。这种威廉二世式的思维是长久不了的。美国的大战略到尼克松、老布什这些人后基本就中止了，因为那一代人是从二战过来的，又经过朝战和越战的挫折。老布什这一代领导人，还有点老谋深算，是老英国那一套，到了小布什这一代就胡来了，去挑战伊斯兰的“大风车”。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人曾将“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现在和平衰变美国的可能将出现在小布什及其后代们身上。
美国现在的消费水平仅靠本国内部资源是支撑不起的。一个莱温斯基官司花多少钱？而中国农民的收入只够买法律教材而不够打官司，这样你怎么嫌他没有法律观念？所以说民主建设是要靠资源滋养的。如果一个农民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遇到问题，他就可以很从容地打官司。现在大家说法律援助，但面对大量蜂涌进城的中国农民来说，这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对政府公益性法律援助来说，需要援助的人群几乎是一个黑洞；而且这个黑洞还在继续扩大。中国有九亿农民，如有一半人涌入城市，其后果都是很可怕的，因为目前城市根本没有这个容纳能力。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么爆发的。如果中国农民得不到援助，那遇到不平而又无力自助的农民就只能走极端。
民主是要靠资源支撑的，民主需要程序，程序都需要钱。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而是资源问题。中国内部资源已接近枯竭。而美国却在从容地进行资源高消费。所以说中国一定要走出去，向世界要资源。中国走向世界，这不是霸权，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今天只要求美国百年前向英国人要求的权利，即“自由贸易”。美国人当初向英国人要这个自由权利的时候，英国人不给，不给就打仗，结果美国人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到今天，同样的要求，美国人就不答应中国，因为资源太紧缺了，不答应我们也得学习美国，准备应付美国动粗。这跟挤车一样，已上去的人就不愿意有人再挤上车。今天全球化这趟车里已挤满了七国集团的人，中国也想上车，可能得硬挤上去，既然是挤车而非排队上车，太文雅有时是不行的。
（3）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来实现的
19世纪40至50年代，整个欧洲出现动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革命的普遍爆发是非常乐观的。但是40、50年代英国在对中国和印度的战争胜利使大量东方财富被掠夺到西方，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在英国发动的东方战争中与资本家“共同富裕”，从被压迫的阶级一跃而成为“压迫民族”。这样他们的工人阶级就不闹事了。有钱了还闹什么革命啊？“巴贝夫”和“布朗基” 式的密谋加恐怖的革命方式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有人说，现在中国只要经济发展，其他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但历史的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中国的经济在1700年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的23.3%的水平，此后百年中，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或发展速度上中国在世界均名列前茅，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大概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 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丰裕得让西方目瞪口呆。 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60年代中国还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是清王朝内发生的政治地震。落后国家的政治地震，在许多时候是由国际资本的超量入境引起的。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国际资本冲击的国家解决不了农民解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1786年的时候，英法签署《伊甸条约》，这对法国农民是一个大冲击，农民种地不赚钱，只有进城打工，在城里，又没那么多的活儿干，于是大量流民就留在城里闹革命。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也是这个原因，洪秀全也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并以此号召农民的。太平天国与清朝政府的战争使中国元气大伤，与此相反，日本却在60年代迅速崛起。日本一开始没敢跟中国去较劲，对中国也只是“蔽林间窥之”而已。40、50年代，他们在两次中英战争中看到中国也不过“技止此耳”，于是在1894年就“因跳踉大阚”， 一举打败中国。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就由此掠得中国台湾。这里顺便插一句，未来中日再发生冲突，日本的第一目标还是要拿下台湾，这是日本地缘政治必需的东西。20世纪初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中华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一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但从1931年日本就开始侵犯中国，1937年即中国国共开始合作的第二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战争初期被迫痛失半壁江山。
真正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或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维护，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清朝时中国是很富的，西方军人进入故宫见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走，这说明他们才是穷疯了，没钱；中国人是很有文化的，咱们的宫女都能背唐诗，他们进来的那些人绝对背不了莎士比亚。但是中国人却代表不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国防不灵。国家财富并不是随贸易或GNP上去的。这与胖并不是战斗力的道理一样，穷人家的孩子瘦、精干，把富人家的小孩儿打得哇哇哭，怎么富人就打不过穷人呢？关键在于他们的财富不能迅速转化为力量。恐龙是庞然大物，竟然就那么灭绝了。为什么？当时的地理环境不允许它自由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所以一个国家不能光去追求表面亮丽和丰腴，而要追求随时可调动的实力。
所以看待财富问题，不要太幼稚，不要真以为贸易万能。现代人都以为商务是贸易加谈判，都在研究“谈判的技巧”。其实技巧是在暴力打下的格局中才起作用。霸权的暴力是不讲理的，因为世界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历史上中国是早期世界财富增长中心之一，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运转的财富便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增长的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就移向英国。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和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新的世界财富增长中心。
2.世界地缘政治要义与体系特征
（1）国家命运与国家地理版图息息相关
现在讲的地缘政治，很多都浮在面上，讲心灵互动，其实地缘政治是有目标和立场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如果你在国外，难道你能用这个理论对付自己的祖国吗？当然不能。国际政治如果失去了政治对象，最后只能弄些数学符号式的东西出来唬人，这对计算机有用，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多大用处。国际政治变化多是反常规和反逻辑的，而且变化速度极快，仅凭数学符号是做不出来的。刀架在脖子上，你不能说数学模型没出来人家就不一定要砍你；农民都知道这时立即要回手反抗，把敌人赶跑，而不是等数学模型出来再做结论。更不会等到数学模型做出来又说“信息不完全”，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是十足的书呆子的作派。从方法论上说，地缘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艺术是人对世界的灵活把握，而不是那种僵化地按照所谓模型制造出来的函数。艺术时常是反逻辑的。 总之，地缘政治，顾名思义，是扎根于土地上的国际政治学，是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关于对外关系的学问。
国家命运与国家地理版图息息相关。好象是俾斯麦说过地理决定外交。当我们出了国，就容易理解它的含义。我曾同斯里兰卡、尼泊尔的学生在印度一起学习国际政治，我们看的是同样的书，感受却极不一样。斯里兰卡的学生学习国际政治，学得再好，作用也是有限的。大国战略，对他们来说只是知识而无太多的实用价值。就那一点版图，其外交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平台上运转；这些小国根本没有操纵大国战略的能力和平台。尽管斯里兰卡、尼泊尔的学生回去后有的还当了总统顾问，但他们学习的只是技巧而非战略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小国永远都只能在大国的缝隙中生存，尽管有时它生活得不错，像瑞士就是这样。但大国不行，大国必须有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大国是绕不过去的。因此，大国不能拿小国的眼光来说事。
国家地理版图对其公民的人生发展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拿破仑，拿破仑本来是科西嘉人，他那样的才干如果说还是在科西嘉的话，他永远都成不了拿破仑；只有到了法国，拿破仑才成了世界级的历史伟人。我从印度儿回来以后，尼泊尔、斯里兰卡同学一部分也回国了，尼泊尔只能在印度和中国的夹缝中生存；斯里兰卡只能在美国和印度的眼皮底下思考问题，他们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有限。由此看，我生活在中国，是一种幸运，在中国有广大的做事平台，况且这还是个正在崛起和壮大的平台，它会拉动巨大的人生机遇，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命运是龙的命运，中国有可使龙凤飞舞的大的地理空间。如果失去了这个地理空间，我们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所以李登辉和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要分裂和肢解中国。
（2）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
地缘政治，并不仅是与土地相关的学说，但却是从土地中诞生的学说。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活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二是地缘政治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天国的学说。围绕生活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
①制陆权。人类生产最初是要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即吃饭问题，因此农业就成了人类生产最初的基础产业。这样土地，特别是农业耕地，就成了当时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占有量及使用这种资源的人力即农业人口总量是决定国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中世纪时国家土地总量决定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国家地租和赋税总量。应征参军是中世纪农民向国家交纳贡赋的形式之一，因此，地广意味着人多，人多意味着财源（贡赋）多和兵源多，兵多粮多则意味着王朝或国家强盛。这样便出现了以攻城掠地为目的制陆权学说。中国是中世纪世界性大国，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其地缘政治学说中的陆权理论和实践也相应比较发达。“武经七书” 为中国古代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而制陆权则是其中的绝对主题。
②制海权。但是工业革命出现以后，人类的生存和获取财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以简单扩大再生产保障生存，现在则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以保障生存，这时的生存已是发展意义上的生存。发展在工业革命出现后，成了决定国家兴衰的“硬道理” 。这时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而非货币成了主导人类生产的目标；于是无限利润而非有限的贡赋，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而非已分割完毕的农业耕地等，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国家之间竞争的目标。 资本主义工业讲究利润，讲究动力和科技，讲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地租所获显然没有竞争力。结果是像英国小说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苔丝》(1891)中所描写的那样：农民总竞争不过工人，地主总竞争不过资本家，其原因是工业品技术含量高于农业品。这样便出现了人类经济活动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暴力也成了这种转移的重要推动力。18、19世纪，英国的纺织品质量远不如印度的，英国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把印度的纺织业用暴力人为地全部摧毁，几十年时间印度就由一个富饶的东方大国迅速衰落。 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出口贸易国家，可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变成英国工业的主要国外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价值已达802.4万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即有522万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8，占棉纺织品对外输出的1/4。在棉纺织业已成为英国经济命脉的同时，印度也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命脉。 这又再次印证了前面所说的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或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维护，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实现的观点。有些学人只告诉南方国家要靠勤劳富国，但历史的经验则是，富国更要靠政治，靠军事国防。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向西方转移，都是从西方人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胜利开始的。
全球化是资本的本性。因此，资本全球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随资本诞生而出现的。不同的只是19世纪西方是直接通过暴力即血与火征服殖民地来为资本获得利润开路，到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后，西方仍是通过暴力（比较典型的是21世纪初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资本在其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开辟道路。南方国家为北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和市场。这时的世界矛盾仍是中心和外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原先隐于商品内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继而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的国内矛盾的国际性转移形式。
这样，一国经济的发展，已冲出国界并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相互依存为一体。国家经济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而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就是海洋，最简捷的途径就是海上通道。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割中居优势地位。因为与陆地相比，大海是各大陆地板块之间最方便的通道，控制海洋就能够及时地让世界资源流向本国。这正如医生重视血液检验一样，医生可通过血液了解身体病因所在，也能通过血液以最短的时间将药效送到身体发病部位。如果将地球比作人体，海洋也就相当于人体血液，海上通道相当于人体血管，国家可以通过海上通道将国家海上力量迅速送达危机发生地区并化解危机。制海权与制陆权的关系，相当于输液与吃药的关系，输液见效较快，吃药得通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再进入血管以达效果。英国和美国都是随其民族资本崛起而崛起的国家，它们一上来就发展海军并由此控制了世界。所以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海权大国往往也就是财富大国，这与自然经济时代陆权大国就是财富大国的道理一样。1588年英国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此后它也就成了世界财富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意识到制海权对中国发展的至关意义。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进口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我们不关心海洋，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人的经济利益走向哪里，人的关心焦点就投向哪里。孩子从家乡到北京上学，父母就得关心北京发生的事，就得看北京的天气预报。国家也是这样，其关注点随利益移动。但利益并不是靠美丽的口头承诺而是靠枪杆子来保卫的。马克斯?韦伯说 “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 。 伊拉克政府被美国颠覆后，原来伊拉克与一些国家签订的石油合同就作废了。 既然是自由贸易，怎么能这样呢？但历史的事实是，贸易首先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同行。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同时也都是海上力量大国。海军更多的是威慑力量。航空母舰多用于威慑。有人说航空母舰没有用，那可不对。红海出了事，我们能一个导弹打到红海去吗？还得航母出面来解决问题。西方人历来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不能书生气。制海权问题即世界问题。今日之中国大局在于外面世界，我们已不是昔日种地的农民。我们有60%多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庞大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因此我们必然对海洋、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予以充分的关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制海权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处在海水平面和浅水海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中，其制海深度已达300米至900米深海领域。
③制空权。战术的发展无非是攻防空间的发展。机械动力的出现使制陆权和制海权的拓展已覆盖地球主要平面；二战前后，飞机的出现使战争面临新的即低空攻防领域，这样，制空权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战争样式从平面转向立体，制陆权、制海权和制空权成了支撑现代战争的三大支柱。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由于率先获得制空权而赢得战场的初期主动。
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微电子、计算机，特别是技术航天和人造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至到20世纪下半叶信息成了一种可控并因此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资源。比如一颗静止通信卫星大约能够覆盖地球表面的40％，使覆盖区内的任何地面、海上、空中的地球站能同时相互通信。在赤道上空等间隔分布的三颗静止通信卫星可以实现除两极部分地区外的全球通信。这样制空权便进一步向太空领域延伸。争夺太空就成了控制信息资源，并通过控制信息资源获得国家在世界各种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的关键。1957年10月 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 4月24日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2001年10月美国航天咨询公司蒂尔集团发表报告统计，1957年至2001年约有5070颗人造卫星被成功送入轨道。 人造卫星技术导致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出现。这在军事领域再次引起新的革命。它使导弹精确打击和精确拦截成为可能。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批准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1990年，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中初获战果，2002年6月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并大幅度地调整美国太空政策。这里应当提前预警的是，随着外空技术竞争日趋饱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场将进一步转向深海。
（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从海上说，就是以印度洋为中心，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两翼的构造；从陆地上说，则是以大中亚（整个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为两翼的构造。
从制陆权的角度看，大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认为这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轴心。从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前356—前323 ) 到蒙古帖木儿（Timur—I—lang,1336—1405），再到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历史上凡是造成世界性扩张的陆上帝国多发韧或结束于大中亚地区。谁占领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古罗马灭亡、欧洲黑暗时期及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都与中亚民族迁移有关。所以这个地方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关键地带。除地理原因外，大中亚地区恰恰还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在大中亚地区的高度一致性，使中亚成了近现代世界性大国必争之地。
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级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它西连曼德海峡东口，北衔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峡、南非好望角，都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称为“亚洲命运的旋转门”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陆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大规模汇合的地点之一” 。
此外，南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地区储藏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进一步提高了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世界已知铬矿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韦。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黄金1/2，锰矿1/3，铀矿1/5，金刚石1/3。交通运输方面，欧洲国家所需的战略原料70%，石油的80%都是通过好望角海路运往欧洲的。
最后，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湾为世界最大石油产地和供应地，这里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所产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世界各地，素有“石油宝库”之称。中东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所产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进口国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 2000年它们进口石油占世界各国进口总量的62.1%。其中，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随着中国的发展，海湾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日益重要，2001年，中国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份额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2%。中东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区，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 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欧洲把基本能源从它自己的煤改为进口的石油，这一点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结构。中东长期以来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交界的十字路口。现在中东石油成了现代工业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湾地区就是把这种血液输送出来的心脏。波斯湾附近的海路是输送维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过的咽喉”。鉴于此，尼克松得出结论认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住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正是大中亚和印度洋地区丰富的海陆要道使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而波斯湾和非洲的丰富的资源又使大中亚和印度洋成为世界资源政治中心。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
3.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
（1）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上面已经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基本概貌，现在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区域。
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印度洋与地中海连接后，印度洋北岸地区就成了大国地缘政治利益交汇最密集的区域。这一地区对世界霸权来说，既是战场，也是坟场。
法国大革命时期，英法矛盾尖锐，为了打败英国，拿破仑不是直接进攻英国而是出兵埃及，并企图最终占领印度并控制印度洋，目的是直接从英国的大后方击败英国。拿破仑深知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从资本外围地区打击它比直接进攻其本土更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但拿破仑在其海军被英国纳尔逊的舰队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拿破仑帝国之后，紧接着就是俄国跟英国的长达一百年的“冷战”。当时俄国跟英国的关系与二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很相似，他们从欧洲争霸开始，到阿富汗争霸结束。德国崛起后，英俄两国于1907年签了协议，英俄长达百年的“冷战”才算和平结束。二战后，美苏争霸路线则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开始，最后也在中亚阿富汗结束。
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而中亚在世界地缘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反使其往往成为大国争霸的终结点。而当大国力量触及中亚的时候，其国力透支性扩张也基本达到尽头。从古代罗马到当代美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长期独霸世界，更没有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可以长期驻扎在中亚地区。因此，地区性守成——这是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始终坚持的外交原则，也应是中国未来外交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国决不能走德国威廉二世在世界全方位扩张的道路。长期守成式地经营亚洲，才能使中国较久地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邓小平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现在，美国小布什重蹈德国威廉二世的老路，冲进中亚，自封为世界霸主，历史看，这似乎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2）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印度未来安全
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大国是俄国、美国（二战前是英国）和印度，他们之间是一种直接博弈的关系。欧洲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则属于间接博弈关系。
① 中亚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打通从中亚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是自彼得大帝以来所有重要政治家的理想。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向后继者明确了他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思想及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马汉曾从美国人的视角对俄国在印度洋的意图也有过分析，他说：“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20世纪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发动了自斯大林以来最大胆和最直接的行动：直接出兵占领阿富汗，对此尼克松写道：“莫斯科已经打到离霍尔木兹海峡——西方石油咽喉上的战略性控制点——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从阿富汗西南部的基地，米格战斗机能够飞到海峡，而在这以前，它们是飞不到这个地方的。”尼克松分析说：“整个西方联盟战略地位取决于可靠地获得波斯湾的原油。而这则需要我们成功地制止苏联为在这个地区获得占统治地位的影响所作的努力。”最后，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不仅必须作好准备，而且还必须使人们看到我们作好了准备。我们必须表示这种意志。我们还必须拥有可以使用的力量。我们在保卫我们在波斯湾的利益时可能冒有风险。可是，如果我们不去保卫这些利益，我们就会冒大得多的风险”。
20世纪大国在阿富汗的争霸并未随苏联解体而结束，在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的同时，美国借科索沃战争成功地将其影响力首次嵌入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2001年，美国借“9?11事件”在阿富汗战争后将军事力量有史以来首次插入阿富汗。这样从西南两向堵死了俄国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陆上通道。在往后的若干年内，美国将通过整合中亚各种战略力量，逐渐消化在中亚已取得的地缘政治利益，以确保美国在印度洋北岸地区的制陆权和对印度洋的制海权。为此，布热津斯基1997年就开始为美国未来的地缘政治谋篇布局。关于中亚地区，他说：“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针对遏制俄国南下的战略目标，布热津斯基将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列为该地区美国必须“给予最有力支持的国家”，并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 其中，处于中亚中心位置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最具战略意义。2003年11月，布热津斯基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访谈中，当问及在2003年底是否有必要对20世纪90年代写的《大棋局》中的观点进行修改的问题时，他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大的原则性修改。显然，出现了新情况，事态发展有了新特点，这些不能不引起注意。”他再次强调“从战略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此美国如此重视与它的关系”。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亲美政权更迭，中亚西大门向西方彻底敞开。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及对中东地区能源的需求的急速增加，中国对其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倍加关注。随着中国西气东输工程接近完工，中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就与中亚富油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建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14至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六国联合声明。无疑今后中国将会在与中亚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中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保证中国西气东输管道西端能源的稳定供应。
② 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位置的印度安全
如果说，历史上中亚地区大国关系本质上是英国人及其后继者美国人与俄国人的博弈关系的话，那么，在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英国人及其后继者美国人与印度人的博弈关系。关于这一点，印度人的认识具有悲剧色彩。
首任印度驻华大使，同时又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潘尼迦（K.M. Panikkar）在其著作《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一书坦率地说：
“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大陆上的地位，才使英国得以享有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使它得以把势力伸张到太平洋上去的”。“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
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一书中持与潘尼迦相同的认识，他说：
“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 “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自印度独立后，印度洋的制海权从英国人手中转到美国人的手中，印度人始终对其海上安全而保持警觉。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
更令人敬佩的是潘尼迦发表上述见解的时间是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最吃紧的1962年。而持这种观点的潘尼迦又能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本人对二战后印度安全大战略的考虑有关。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
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写文章将尼赫鲁这句名言当做印度首届领导人在南亚地区“推行强权政治”和“印度中心论”的霸权主义心态的表白， 其实，这是对尼赫鲁思想的误读。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地区“强权主义”的野心，不如说是表达了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 潘尼迦的话大概可较准确地解读出这种忧虑，他说：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
印度的安全取决于印度洋的安全。一个值得说明的事实是，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安全环境并不是好转而是严重恶化了。其主要表现是印度洋的制海权日益向美国人手里集中，而不是象20世纪70、80年代那样被分散在苏美两家手中。冷战时期，作为印度洋东西屏障的中南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在苏联人手里，印度因支持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与苏越形成准同盟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度于70年代初才可能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锡金。90年代初，苏联解体，经过海湾战争（1991）、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印度洋西翼的巴尔干已脱离俄国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美国不仅全面回收俄国人的制海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获得了印度洋北岸的部分制陆权。“9?11”后，美国在印度洋面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的快速有效和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能不在印度领导人，尤其是视印度洋安全为第一生命的印度领导人的心理上投下重重的阴影。
1998年印度人民党竞选获胜，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安全困局，印度人民党政府日益重视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成功拥有核武器的基础上，逐渐将国防资源向海军倾斜。据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1996年到2000年的国防支出中，陆军军费支出年均递增15%；空军约9%；海军约18%。 《简氏防务周刊》披露：印度2001—2002年度军费比上年度增长13%，陆军虽占整个预算的60.4%，但和上年度相比，陆军在三军中增额最少。2002年1月19日印度海军参谋长马德维德拉?辛格海军上将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科钦表示，印度军队拥有可信的反击能力，其造成的破坏程度超出对方的想像。印度海军拥有的火力已超出“足够”的范围，能执行任何类型的作战任务。在回答印度海军是否已在军舰上装载了核武器时，他强调，任何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都会确保拥有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第二次打击”的核能力。2月8日，印度和俄罗斯签署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军事协议，为双方即将进行的数十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奠定基础。此前（2月6日）美国《世界网每日新闻》转载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印度扩展核能力》文章评论道：“印度的采购单清楚地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在集中发展海上能力。第二，它的战略计划范围已经扩大，并非专门针对巴基斯坦的威胁。第三，印度真正想成为一个核大国”，“它突出反映了新德里决心发展能够威慑南亚任何挑战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并使印度取得该地区霸权地位。这是印度防务决策的主要目标”。“9?11事件”后，与美国投兵于阿富汗的方向相反，印度却着手加强其在印度洋的防御力量。2001年9月18日，印度国防部宣布成立安达曼—尼科巴战略防御司令部，它与印度大陆西侧的海军两大军区及印大陆本土陆军相呼应，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强大的陆海空一体化的综合国防力量，并对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形成犄角攻势。
冷战后印度国防政策，特别是印度人民党上台后的印度国防政策向印度洋倾斜，主要是基于印度对其安全环境，尤其是印度洋海区的安全环境急骤恶化的现实的担忧。这不仅由于印度目睹和经历了美国发起于印度洋的海湾战争（1991）、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及其毁灭性的后果，而且还由于印度海上防务力量与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严重不对称的现实。印度已在印度洋地区已建立了以印度本土为依托的东自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西到拉克沙群岛的海上防务体系，但这个体系也遭到美国北从阿富汗、沙特，南到迪戈加西亚岛的海陆打击力量的纵向切割。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力量经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牵动，日益向印度大陆逼近收紧，印度政府对此不可能不产生忧虑。
为了消除长期以来国防布局存在的南北掣肘的被动局面，将有限的国防资源集中用于确保印度洋安全，印度在核试造成的国际震荡基本平息后，果断采取步骤，在缓和印巴冲突和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迈开较大的步伐。2003年4月18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首先向巴基斯坦伸出“友谊之手”，表示愿意与巴方进行对话，以解决两国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10天后，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给瓦杰帕伊打电话，邀请其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伊斯兰堡。贾迈利的“电话外交”最终打破了印巴关系长达17个月的僵局。此后，印巴高层频频相互示好。5月2日，瓦杰帕伊宣布印度将与巴基斯坦彻底恢复外交关系以及航空联系，并表示他将为印巴和平作最后努力。7月15日，印度新任命的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大使）梅农抵达伊斯兰堡。此前两周，巴新任驻印高级专员阿齐兹已赴新德里上任。印巴互派大使为两国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和早日启动对话进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印度也大幅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6月印度总理访华。11月14日，中国和印度在上海附近海域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军事演习。中印海上军事演习结束不久，印度斯坦时报11月17日援引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谈话透露，由印度陆军第四军司令、中将莫欣德?辛格率领的一个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邀请，将访问西藏。访问期间，印军代表团将参观中国军队设在当地的若干个基地。这自1962年中印两国间爆发边界战争以来尚属首次。
③ 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间接引用了邓小平的名言说：如果中印携手，21世纪必将是亚洲的世纪。 这句话婉转地表达了瓦杰帕伊对中印关系四十多年曲折的看法，即如果中印之间还不能再次携手，21世纪仍不能成为亚洲的世纪。
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它不仅适用于启示今天，也适用于总结昨天。
1923年列宁寄希望于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印度、苏联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过一段蜜月时期，1950年中国抗美援朝更使中苏关系具有战略同盟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实行机会主义外交。1957年赫鲁晓夫认为只要美苏“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达成协议，“世界局势就将大大好转”。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两国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这事后被苏联概括为以苏美合作主导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此后，苏联开始抛弃中苏同盟关系，1960年初，苏联从政治和经济上全面与中国拉开距离。与此同时，印度在外交上转入“不结盟运动”。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至此，中苏印三国自50年代以来的良性互动关系结束。70年代，苏联在中国边界大兵压境，勃列日涅夫从世界范围向美国发起全面攻势。美国节节败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请求与中国合作。此后中美之间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盟友关系，美国从亚太困境中由此得以抽身，全力反击苏联的扩张，最终导致苏联由阿富汗战争引发的国内危机中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并未就此停步，从1997年起，开始从东西两向全面回收苏联时期的地缘政治遗产，并在北约东扩的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次拉起意在堵截中国的从日本经台湾地区到澳大利亚的环岛链条。2001年又将军事力量通过阿富汗战争直接插入与中国西境接壤的中亚地区。2003年底，日本小泉再次提议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改为国家军队，之后不久，台湾陈水扁公开其“公投制宪”的时间表，“台独”底牌已公示于中央政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美国这些年的有形无形的推波助澜。
21世纪开始的时候，在俄国、中国、印度这三个远东最大的国家中，俄国已经随苏联解体而倒下，就象多米诺牌一样，现在整个压力已倒向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拉拢印度，以孤立中国。现在中国顶着美国的霸权，这对印度是个机遇，印度可以从其机会主义外交政策中获取更多的安全空间和安全资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倒下，接着倒下的就只能是印度；而且，在尼赫鲁预见的“有声有色”和“销声匿迹”的两种结局中，印度很可能被迫接受后者。
西方人清楚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在北印度洋。邱吉尔曾将印度比喻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这是从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角度看待印度的。占领印度，就占有亚洲陆地的财富和世界制海权的心脏。印度洋是地缘政治利益最密集的地方，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关键海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未来的危险性比中国要大得多。印度现在跟美国打交道虽然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其危险的处境它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尼赫鲁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体会出来。尼赫鲁在当时是对英国地缘政治思想理解比较深入的政治家，他知道印度是生活在世界政治矛盾的火山口即世界海权的要害地区。所以，他判断印度如果不能崛起为大国，就必然要被肢解性毁灭。鉴于此，尼赫鲁始终不愿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他是有长远考虑的。但是他在具体操作上耍小手段，在边境上想赚便宜。毛泽东当然不干了，既然和平共处，双方就应信守承诺，各司其职，不应越界。尼赫鲁不听中国警告，于是在边境上受到毛泽东的痛击。尽管印度被打败了，但在处理后事上，中国还是很宽厚，很给印度面子的。但不管怎么说，尼赫鲁明白印度的安全重心是在印度洋。印度驻华第一任大使潘尼迦与尼赫鲁持相同的观点，他在《印度与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中以断言式的口吻告示后人：
“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的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
印度长时间以来的国家防务总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徘徊。中世纪的时候北方是印度防务的重心，到近代南方海区则是其安全防务的重心。自从印度拥有核武器后，印度北方安全基本不会出现大问题，中印两个有核国家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基本消失。，印度近几年来的国防投资迅速向海上倾斜，这说明印度政治领袖们已充分认识到未来印度国防的主要矛盾在海上。他们同时也可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对印度的未来安全有正面意义：如果中国真的垮下去，印度在印度洋面对的霸权压力将不可承受；西方绝对不允许有像印度这样一个有民族个性的核大国控制，甚至存在于印度洋。泰米尔猛虎组织能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闹到现在，可能就是某些大国为未来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利益再分配埋下的伏笔。
④ 印度扩大在印度洋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核试验之后，印度一些政府官员在不同的场合通过攻击中国为本国核试辩解，但迄今为止，印度却没有采取什么有实质性的挑衅中国的外交举动，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一方面明修“中国威胁”的栈道，另一方面，其国防重心却在往印度洋暗渡陈仓。当核试产生的外交震荡过后，印度就采取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在这份文件中，印度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承诺的意义在于，印度基本放弃了用分裂西藏的方式在印度北方建立中印缓冲区的安全战略。2005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举行了中印首次战略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通报了各自的外交政策，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还就中印关系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共同努力，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会见了武大伟及其主要随行人员。辛格强调，印中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发展两国关系。他对印中首次战略对话成果表示满意。武大伟代表中国政府对印度在印度洋海啸中遭受重大损失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参加了会谈和会见。
我曾在与印度学者交换看法时说，印度的西藏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你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你们又要收留达赖；如达赖在你们的帮助下实现“独立”，届时你们的北方边界问题将会更难解决。现在你养着达赖，将来他是要反对印度的。他们说：印度讲人权。我说你要真讲人权，中国帮你们送十几万藏人过来与你们共享“人权”与“自由”成果如何，他们都大呼不可。因为停留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已抢了印度人的许多就业岗位，占用印度大量的消费资源，政治和外交上也给印度添了不少麻烦。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现在瓦杰帕伊有点儿回到尼赫鲁路线的味道，想将国防重心移到印度洋。为此他要从北方摆脱外交困境，因为长期以来，北方防务已消耗印度太多太多的资源。
从中国方面看，印度在印度洋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安全。印度越向印度洋发展，中国藏南边陲就越安全。同样，印度影响力在印度洋的扩大，对美国世界霸权力量的牵制越大。印度洋是西方的能源心脏，在全球战略中这里也是西方人优先考虑的目标。俄罗斯的对印政策的主线是扩大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它将大量军事装备，特别是海上作战装备卖给印度，支持他们发展海上力量。印度有人说发展海军为了“遏制中国”，其实，这是瞒天过海的幌子：要遏制中国，就直接到北方边界就行了，干嘛要从印度洋上遏制中国。如果印度能从印度洋上遏制中国，那就意味着它更可以遏制其他海洋大国，这当然要包括美国。如果从印度洋上发射远程导弹是为了能覆盖中国主要城市，那难道它这样就不会覆盖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城市吗？历史经验表明，印度洋是印度未来安全所在，而21世纪初发生在印度洋北岸地区的由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更进一步表明，在印度洋面上印度的真正对手已经主要是美国，而不主要是中国；对印度威胁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所以印度实力在印度洋上的任何发展首先触动的是美国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
值得说明的是，近年来，印度加强与越南关系，有舰只进入南中国海的举动，被舆论认为印度有一个庞大的“印度洋控制战略” 。有一则报道是这样介绍其内容的：
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则全面推行 “印度洋控制战略”，重点发展远洋进攻力量，力图实现“有效控制”。向东，印度海军已把其活动范围扩大并前伸到南中国海及太平洋边缘；向西，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波及地中海；向南，其远洋兵力将前伸到印度洋最南端边缘，甚至绕过好望角远达大西洋。为此，印度双管齐下：一是建立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遏制它们向印度洋扩展；二是对印度洋外部的海军大国实施威慑战略，争取达成海上力量均势，限制它们在印度洋上的行动自由。“南扩战略”是印度争当世界大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据称，印度一旦完全支配和控制印度洋，势必还将以此为中心，将其势力扩展至全球。印度海军不仅提出了“远海歼敌” 的作战思想，甚至还提出要控制苏伊士运河、保克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五大战略水道。
印度海军的“全球扩展战略”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去年１０月，一支由５艘战舰、１艘潜艇、以及若干补给舰船在内的印度海军特混舰队终于彻底甩开了各种幌子，浩浩荡荡地开赴太平洋，前往南中国海进行所谓的“远航训练”。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资深记者拉胡尔?贝迪对此评论说：“印度海军进入南中国海是一个大胆举措，它说明印度正在走出它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新的和危险的尝试。
无坐标便无方向，无战略则无情报。这则很有想像力的报道既缺乏印度“坐标系”，也缺乏美国“参照系”。只要去过印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即使它有这样的想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在相当的时间内，印度根本不可能有相应的财力来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所谓“印度洋控制战略”。近现代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这种垄断着世界资源的国家，才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海洋战略。其次，如果印度真的实施了这样的战略，那印度首先威胁的更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南中国海的制海权目前是在美国人手中，也是美国人的关键利益所在。报道中所列印度所要控制的“五大战略水道”，均触及美国至关重要的制海权利益，实现这些目标，印度则需要有当年日本发动对美“太平洋战争”的财力、能力和胆量，目前看这是不可想像的。由此不能不说，上面报道披露的所谓“战略”及其分析，确实缺乏小心求证的工作。尽管如此，印度急迫强化和扩大对印度洋制海范围的需求和努力，确是真实与合乎逻辑的。
我们应当注意，制海权是英美国家战略的命根子。苏联与美国矛盾的激化表面看是为中亚阿富汗，实则是为印度洋的制海权，因为在雅尔塔体系中，西方已向苏联让与了广大的陆上地缘政治空间；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是中国还没有向太平洋发展的迫切需求，而9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矛盾升级，也是由于中国在台湾问题和资源进口及海外利益保护问题上对制海权的需求日益迫切；那么，可以肯定，不要说印度想有将其制海权“扩展到全球”的愿望，即使印度要想在北印度洋海区拥有真正有实效的制海权，它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决不会低于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区面临的同种压力，尽管这些海区对中印两国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扩展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主权海域的海权扩展，有正面互补和互动的意义。
4. 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与台湾问题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世界地缘中心的东翼即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这一地区关系到中国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
（1）亚太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太平洋地区涉及到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目前看似对手，但从战略层面上看，中美应当是朋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历来只以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无原则尾随它后果必然是被抛弃，从吴庭艳、蒋介石、达赖，乃至叶利钦、萨达姆和最近刚下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都先后被美国利用和抛弃。日本也是早晚要被抛弃的，所以日本对美国总是怀着不信任的感觉。日本没有归宿感，它无力单干，又不知道跟谁干。李登辉想把台湾送给日本，日本人真想要却又不敢马上要，李登辉本质是要当一个日本人，但一时半会做不到。中美之间的地理相距很远，今后双方也会有一些较量，但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凡亚太地区遇到重大的政治灾变，都是在中美合作下解决的。
20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要肢解中国，美国坚决不同意，今后美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彻底解体，美国必须保证亚洲有中国这个板块的存在。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彻底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的战略，现在又加上了李登辉及其“台独”死党，李登辉写的《台湾的主张》中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消灭中华民族和肢解中国。因为他太知道在亚太地区，中国和俄国不垮，日本就不可能再重温“大东亚”旧梦，而日本如起不来，“台独”就永无指望。
最近有个“对日新思维”，说日本必然走向强大。这句话本身就没有前提，大国较量不仅是比经济总量及人均GNP，要是这样的话，瑞士也就成大国了；也不能单纯比军事力量，如果有军事力量而无这种力量发挥的地理空间，那这种力量就会因国家狭小的地理条件而大打折扣。所谓国际格局，实质都是大国安全空间分配后的格局。大国的存在必须有其相互默认的安全外围地区。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到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体系，都是围绕着战胜国，特别是其中大国间的外延安全空间如何分配而展开的。两个人坐得太近会觉得就不舒服，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也是这样。大国之间小国多，这有利于缓冲大国矛盾。
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美国人既然对日本那么好，为什么不支持日本把北方四岛收回来？美国人从来没这样说，更没这样做，相反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中国曾在60、70年代支持过日本。可见美国人对日本是不放心的。日本一直盯着中国台湾地区，中间有美国的阻挡，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日本巴掌大的地，夹在中、美、俄之间，东南亚国家还不买它的账，因此，它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空间，更谈不上安全外延空间。所以它无法成为大国，除非中、美、俄用“新思维”让出一些地缘利益，以更“博大的胸怀”和更“高的战略视野”来给日本崛起创造条件，那样日本就有可能真的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
日本人明白，没有外延安全空间，日本是不可能崛起的。20世纪40年代，日本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近卫內阁时，日本已经将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拿下了，处于最有利状态。如果日本按近卫内阁的政策，组成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就不要向南触动英美利益，更不要打珍珠港，那今天的日本就很难说是什么样的。历史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多做一点儿和少做一点都会前功尽弃。现在李登辉希望与日本一起肢解中国，他只想要当时汪精卫的地盘。如果李登辉的企图变成了现实，那么，未来的西太平洋地区就是以日本和台湾为铁盟，以日台为轴心并以美国为依托的反制大陆的政治格局。届时中美俄三家就会同时感到，目前有人提出的“对日新思维”与用体温暖蛇的农夫思维并无两样。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看看当时日本是怎么起来的，就会知道它未来的可能走势。18至19世纪初，中国为世界大国，日本根本没有向中国挑战的念头。19世纪40和50年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这令日本人吃惊。1854年美国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此后日本相继与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日本人在民族危机时没有胆怯，而是积极进取，锐意改革：1866年开始明治维新，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军事上海军效法英国，陆军效法德国，结果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扭转了困局。1895年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中国和俄国力量退出东北亚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其外延安全空间迅速扩大。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侵略中国。此后日本国内政策迅速军国主义化，并从30年代始日本以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逐步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突破近卫政府的有限扩张政策，进一步将战争引向东南亚英美势力范围并突袭珍珠港。这导致美国参战并同中国结盟。自此日本开始衰落，1945年战败后，日本从哪来又回到哪去：其地缘政治利益回到一百年前即明治维新前的状态。
有观点说贸易带来和平，这种观点大可商榷。据统计在1873-1875年间，日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12.5万日元，这是中日关系比较和平的时期；1886-1890年间，增长为1723.6万日元，而在1891-1895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进一步大幅度增长为2335.0万日元，可就在此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海战。同期日美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752.2万日元、2723.5万日元、4654.8万日元， 可此间日美之间关系却是最紧张的时期，50年代双方还发生过数次海上冲突。另据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n I. Cohen）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9% 和5.6%。 但是随着日美贸易的增加，双方政治矛盾也在上升，政治矛盾如无法调和，到最后只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40年代初，日本打过了北纬30度，闯入东南亚英美利益范围。同期中美之间没有什么贸易量，相反中美后来倒结成了盟友关系。美国还将中国拉到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先生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 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要求就是拖住日本。 中美联合解决了日本问题，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就是把日本推回到明治时期的起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日本在近卫政府时期就将战争停止在北纬30度以北地区，不要进入英美利益区，那美国就有可能不在军事上介入远东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果很难说是怎样的。
接下来是苏联人。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咄咄攻势把美国在世界范围逼得节节后退，美国经济也一路下滑。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 幸亏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国结盟，结果才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美国的衰退。可以断定，在未来的世界上，美国人仍不能单独解决亚太问题。最近美国又开始找中国，因为它在亚洲又陷进去了，伊拉克成了第二个越南：在伊拉克，美军每天都有死亡，且规模愈来愈大。小布什脸色不好看，拉姆斯菲尔德精神也低落了许多。
今天中美之间的矛盾类似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矛盾。从表面上来说是地缘政治矛盾，这是直接的。如果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是对世界资源的配额的矛盾。中国经过20多年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国国内支撑经济的资源已近枯竭。中国已不能再在国内大规模“采掘”下去，不然，西北的黄沙就不仅是飘到北京，明天还会飘到杭州和广州。大自然报复是很厉害的，我们看一下卫星地貌图，在中国许多地方是黄色而非绿色的。所以，中国现在要参与世界资源的分配，没有资源，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没有物质支撑。昨天的美国人在反霸中成功地参与并与霸权国家分享了国际资源利益，那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有别的更好的出路。
但长远看来，中美战略上应是朋友。只是中国要知道和美国打交道的前提，即在它打你的时候，如不还手，你也至少要让它手疼。中国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对台湾的主权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妥协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正在如法炮制两百年前英国限制美国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排挤中国的海上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但这却不是美国要求中国让步的底线。面对这样的苛求，想必即使美国人也不会接受，也会起而抵制。
（2）台湾问题牵动亚太战略格局
对亚太大国而言，台湾问题牵扯到地区格局问题，其中，钓鱼岛是格局变动的关键。钓鱼岛问题的要害不完全在于它“自古”就是谁的领土，而在于在地缘政治上它是可能出现的台日铁盟关系的“七寸”所在。而实现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则是打断台日铁盟联系的关键。如果“台独”得逞，台湾与日本必成铁盟。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的深层原因。 李登辉明白，彻底与“台独”分子志同道合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右翼分子。历史上日本一直需要台湾，而台独分子在未来更需要由右翼组阁的日本。李登辉们知道，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不管再有多少“新思维”，日本右翼也起不来，“台独”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钓鱼岛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问题。
日本问题本质上是远东雅尔塔体系问题，因此，它本质上是中、美、俄三国与日本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开始及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台湾问题又被迫卷入雅尔塔体系的冷战格局之中。苏联解体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随华约解散和科索沃战争及北约东扩而瓦解，但在远东地区却大体完整保留。但是，如果说是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运动”造成了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终结，那么，在远东颠覆雅尔塔体系的导火索可能就是今天以李登辉为“教主”的“台独”活动。从这个视角看，本来不属于但后来又被强迫卷入雅尔塔体系的台湾问题将牵动远东大国格局。这就是目前美国、俄国一致反对台湾“独立”的重要原因。
在台湾统一的日程表上，台湾陈水扁当局正在与中央政府展开时间博弈。中国中央政府希望有较久的时间来等待台湾多数民众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并与中央政府一起遏制“台独”势头，最终达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而台湾当局，从李登辉起就加紧策划“台独”的步骤。2003年11月11日陈水扁表示，希望在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新“宪法”的内容。就在台湾陈水扁提出“公投制宪”的时间表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则（11月4日）再次表示要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现行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拒绝“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003年12月12日，即66年前日军侵占南京的前一天，日本交流协会驻台北事务所举办了天皇生日招待会，不顾中国反对，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出席。2004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给李登辉发访日签证。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李登辉赴日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局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将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当日李登辉持日本政府发放的入境签证抵日。2005年1月2日李登辉结束一周的“访日”行程，返台在中正机场对接机者说，感谢日本政府核发签证，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是“无声”的进行，他将继续在国际上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并希望“今后日台能建立更沉静且强力的连带关系”。在日期间，李登辉在以主张肢解中国言论出名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墓前献花致意。1月4日李登辉从日本返台后立即驱车到了“总统府”与陈水扁会谈。 2005年1月 15日，防卫厅已对尖阁群岛（即钓鱼岛）以及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一套“西南岛屿有事”（各种形式的“入侵”）对策方针，表示要坚决、彻底地打击“侵犯”西南岛屿的外国军队。该计划决定，当西南诸岛有事时，防卫厅除派遣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前往防守。该方针中所说的西南诸岛包括我国钓鱼岛。
这几个前后紧跟的重要信息透露出未来几年日台互动将浮上东海水面并会紧锣密鼓地拉动亚太地缘政治变局。日本因素将日益明显介入而不只是用所谓“周边有事” 含混地影射“台湾问题” ，是一个值得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密切关注的新变化。
（3）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现代化全局
研究地缘政治要抓主要矛盾，中国的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主权的问题，还是中国海权及现代化全局的问题。
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出入太平洋，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就彻底突破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的意在封锁中国的环岛锁链，其意义远比美国获得夏威夷的意义巨大。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
另外，中国的统一进程还与中国的海权实现进程相一致，这决定了统一台湾是中国发展不可绕行的门坎。台湾不回，南沙则不保。如果说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的关键是马六甲海峡，那么，对中国而言，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南沙诸岛则是中国实现南中国海海权利益的关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必然要有自己的海上基地。如果钓鱼岛和台湾回归祖国，则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利益就有保障。与甲午海战时不同，日本航空母舰在卫星制导时代对于东海作战没有多大意义。历史上日本在东北亚崛起的前提是俄国和中国的衰落，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的前提是中美俄的衰落。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但是俄国又顶住了；中国今后只要不垮下去，一看地图就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可能成为大国：它北部有俄国踩尾，南部有美国牵缰，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的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问题是，现在倒是我们自己有人要搞对日“新思维”，要帮日本再次崛起。
应当将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与20世纪50年代不尽相同，台湾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主权问题，它更是影响中国实现其发展权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德国当时分成几百个城邦，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发展。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七八年就将德国统一，而中国却在这一问题上谈了半个世纪。主权问题哪能是谈出来的？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也是海军问题。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是解决“台独”的关键。应将李登辉及其死硬“台独”骨干拉到中国海军边防所，而不是什么“国际场合”来谈。台湾只有被抱在中国海军的怀里，才会有台海的“和平统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当年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台湾好似当年的北平，其经济成就也好似故宫珍宝，不要破坏，一定要安好无损地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非大规模地发展中国海军则不可能。
台湾问题之所以不能回避，还在于它牵动着中国现代化全局。台湾是我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保护屏障，失去台湾，海上威胁就会直逼中国产值，尤其是高技术产值增长的黄金地带，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容忍的。当年毛泽东打朝鲜战争，部分原因就是东北有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外围地区，何况台湾是在我们主权范围内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东北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政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挂勾。有人说，如果没有朝鲜，我们的边境贸易会增长多少，但他们也没想，正是有了朝鲜我们在东北减少了多少驻军，朝鲜战争迄今，近半个世纪中朝边界无战事。地缘政治就得考虑安全外围。
我们说台湾问题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还因为“台独”一旦得逞，且不说南沙地区难免有连动效应，而且还会反向拉动中国东南沿海的离心倾向。如无国家约束，富人总不愿跟穷人在一起。原始社会就是由于部落间的生产力增长而导致部落内部经济收入差异拉大而解体的。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反导致中国分裂，那就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了。
（4）在主权统一上，俾斯麦、林肯是我们的老师
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说在枪杆子问题上，我们要学蒋介石先生；今天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学19世纪德国俾斯麦和美国的林肯先生。台湾是中国主权利益所在，必须有不惜代价的“铁血”决心。统一台湾是中国向世界的宣誓，也是中国信誉的承诺。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宣誓和承诺还不仅在于统一台湾本身，而在于统一台湾后，中国还要走俾斯麦尽可能与大国交好而不冲突，有实力而不炫耀实力，敢用武力而不滥用武力的道路。未来中国要大力加强国防力量，但要极谨慎地使用它。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我们还要学美国的林肯不惧霸权、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精神。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仍不甘心，1812年入侵美国，1814年曾一度打入华盛顿，试图再次肢解美国，结果被美国人击败并被迫退回欧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支持美国南方分裂国家，结果在林肯坚定的国家意志前再次失败。美国自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才有了后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因经济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并由此产生社会动荡，这要求美国必须关注海外市场。为此美国必须打破英国等海上霸权国的海上封锁。美国人说干就干，1898年一气拿下了夏威夷、古巴、菲律宾。自此美国的海权边界扩张到远东地区。
“多少事，从来急”，美国人一年内就打破了英国的霸权封锁，实现了一个工业大国必需的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反视中国，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喊了50多年，台湾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要有俾斯麦的决心和林肯统一国家行动中的反霸勇气。有人说，我们得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好。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已与世界问题连为一体，中国的利益已正在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大家查一下历史，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的社会问题比今天中国多得多，厉害得多。到了20世纪初，美国打破“西方”海上封锁，大量海外利润回流到美国后，美国反倒走入福利国家行列，国内开始有了注重保护消费者、提高教育投资等政策。为什么？有钱了。钱从哪来，从海外高额利润回流中来。我们再查一查新中国建国初的历史，1949年10月建国，那时的国内百废待兴，按现在一些人的道理来说，更应该“把国内的事搞好” ，“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毛泽东恰在1950年初决定出兵西藏，年底决定出兵朝鲜，由此为新生的共和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国基。
中国现在有些人忘记了陈云同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遗训，不看资源供给允许的限度，一味埋头于经济发展。这样的话中国就真麻烦。中国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但背负着这个目标的却是传统和正在解体的小农业，是近十亿收入日下的中国农民群体和日益匮乏的资源环境。民族的而非附属于国际资本的现代化农业和丰富的资源供给是现代化国家工业的基础。美国的农业已工业化和市场化了，美国又有来自世界的资源供给，所以它巨大的生产发展就是可持续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经历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造，而且目前正面临失去其民族性的同时又陷入拉美化困境的危险，这会极大制约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发展。农业破产将造成大量农民蜂拥进城，其数量对容纳外来人口能力极为有限的中国城市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美国一百多年前同样的历史进程，如果中国要实现其崛起的目标，大概也只有学习早期美国：在反霸中统一国家主权，在反霸中强化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在反霸中不惜用枪杆子捍卫主权国家本应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
5. 大西洋地缘政治格局与欧亚互动的世界意义
（1）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互动与英国的衰落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西洋。由于大西洋与中国的现实地缘利益太遥远，这里我们且不多作大西洋的地理要道及欧洲大陆内部各大国的地缘政治分析，而只板块式地讨论大西洋两岸及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
所谓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关系，在近现代史中，对欧洲大陆而言，是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关系；对英国而言，则是与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关系，而组构这些关系的原则，则是大陆的地缘均势原则。
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确保大陆国家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 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黎塞留（1585—1642）、拿破仑（1769—1821）、梅特涅（1773—1859）和俾斯麦（1815—1898）均是推行均势外交的大师。梅特涅是以强大的中欧为支柱，联合英国，团结普鲁士，对沙俄若即若离，其目标是建立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为孤立法国，防止两线作战，俾斯麦的均势结构是巩固德、俄、奥三皇同盟。但由于英国所处相对超脱的地理位置，均势外交理论和实践相对圆熟。美国崛起后，美国政治家全面继承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源于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欧洲使西欧与俄国相互制衡，在西欧则是德法制衡等；在亚洲是中、俄、印、日等国相互制衡。
在地缘均势战略的运用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拿破仑。如果说，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等利用均势手段创造的只是有利于本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话，那么，拿破仑则利用其均势手段创造了一个多极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多极化时代。
拿破仑时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获得独立后的美国，则始终是平衡英法关系的砝码。拿破仑不仅从军事和经济上考虑打败和封锁英国，而且他还通过人为制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来最终削蚀英国。
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表示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英法关系再度恶化。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
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当时法国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之间拥有面积82.8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美国13州全部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总面积为32万多平方英里。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一夜间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力量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资料证明这是拿破仑当时的考虑，但这种战略确为杰弗逊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当时关于美国对欧洲政策存在两派争论：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惟一真正的政策是与英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杰斐逊等人则认为“对美国的利益而言，英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英国的舰队是能够对美国采取行动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英国的商人，在其祖国的支持下，拥有在伦敦融资的便利，在世界各地与美国的利益竞争。两个大陆国家，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北美，可以共同限制英国的抱负；同时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可把欧洲大陆国家稳妥地限制在大西洋的己方一侧。”杰斐逊反问汉密尔顿：“美国是否也应与拿破仑一起制衡英国呢？” 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尔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纳州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拔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
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1814年，美英战争形势对英国有利，拿破仑在欧洲也是败局已定。8月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8日，英国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 的要求——这与今天美国支持达赖分裂中国西藏的作法何其相似。只是由于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但英并未最终放弃分裂美国的意图。1860年11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又有六个州步其后尘。1861年2月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公开打出分裂旗帜。由此爆发美国南北战争。5月13日，英国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步骤。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金钱、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英国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与今天美国在中国台海之间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 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促成一个强大的美国可以此牵制英国，这在当时欧洲大国中有着较多的共识。
与拿破仑一样，沙皇俄国也曾对美洲有着强列的扩张野心。早在1799年就成立“俄美公司”殖民机构。计划将俄国控制范围从俄属阿拉斯加扩张到加利福尼亚。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白令海航行敕令》，宣布俄属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在北纬51度，规定在北纬51度以北的沿岸100海里以内的地区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航行。俄美关系曾为此一度紧张。1853年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到英法联军的打击，俄英关系严重恶化。这促使俄国“希望强大、统一的美国成为抗衡英国的力量”。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由此美国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后半叶，当美国成为唯一可以主导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时，当年阴险狡诈的英国人却成了美国铁杆朋友，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坚定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并“受到了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热情欢迎和招待” 的俄国人，这时却成了美国人的死敌。当然这是后话，这里要表明的是，自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后，美国就注定成了英国世界霸权的克星，以至最终取代了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不仅是地缘政治大师，同时也是多极化运动最初的缔造者。
（2）欧亚板块地缘政治互动及其世界意义
今天美国人也在学习当年英国对付他们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也用老英国的大陆均势手段来对付亚洲大陆。美国既不希望中国真正崛起，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彻底垮下。因为这样就会打破亚洲大陆均势格局。
但是我们更应注意到，今天的欧洲也从美国的单边外交中感受到了当年英国对欧洲的压力。“9?11”以来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欧洲施加压力并受到欧洲人的抵制。在《京都议定书》、TMD，特别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等问题上，布什根本不体谅欧洲人的感受，欧洲人明显感到压迫。 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重建问题上，欧美矛盾表现明显。这将迫使欧洲人再次重复他们当年反抗英国压迫的方法：在美国西部地区再造一个牵制美国的力量。这个力量目前看就是中国。看来现在欧洲人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条道路。除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之外，欧盟日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5年、1998年和2001年，欧盟分别发表《中欧关系长期政策》、《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声明的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措施》等一系列对华战略文件报告，这些都是欧盟对华政策自1989年以来转变的重要标志。2003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未来三年对华关系题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战略文件，该文件，阐述了未来三年内欧盟对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与短期战略发展框架。文件中包括了加强对华关系的六个主要方面：欧盟与中国共同承担的责任；支持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加强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计划；提升欧盟在中国的形象和改善双边对话机制，在提高对话水平的同时注重对话质量。 作为回应，10月13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表明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的愿望。10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表示，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是对进一步加强欧中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欧盟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方在这一文件中提出的建议。 欧盟于1989年之后即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而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上的崛起，欧盟近年一直热烈讨论着解除禁运一事。2005年2月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如果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可能对中国处理人权的态度送出错误信号。华盛顿上周就发出警告，万一武器禁运令被解除，那末，中国有可能开始大量购买武器对台湾构成威胁。 “9?11”后，在对待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方面，欧洲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双方的国家利益所致，另一方面双方也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与当年欧洲希望美国强大一样，现在欧洲也希望中国强大，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从西边牵制美国以减轻美国对欧洲的压力。这是欧洲古典地缘均势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宏观运用。
由上可见，欧亚联合与当年欧美联合一样，本质上都是产生于多极化历史进程中的国际民主诉求的天然反映，其历史意义无疑是极其伟大和深远的。
6.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1）中国的安全空间已近底线
大国政治是主导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化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体系同时也是大国政治力量的空间分布。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物质总量，而在于这些物质所能转换出的力量及其发挥的空间总量。我们的小学生都知道要在两人课桌中间划条界线，谁也不能多，谁也不能少。国家之间也是这样。从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到20世纪的巴黎和会及雅尔塔会议，都是胜利国家地缘空间的分割会议。1944年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与斯大林底下交换也就是双方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与会者都明白这个道理。这说来不好听，但却是一个古老的事实。但是应当说明的是，大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划分历来都是军事较量而非嘴皮子争吵后的结果，这与动物世界比没有多少变化。
今天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及中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空间，是毛泽东那一代人为我们打下来的，但现在东南面海区方面有些部分虚化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南沙地区还打仗，现在则不打仗了，于是我们就有人说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不打仗与打不了仗，可是两回事。安全环境好坏的标准应以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的保障程度为标准。如果以没有战争为安全环境好坏的标准，那么，甲午海战后的清朝晚期，是否可被认为是中国安全环境的“最好的时期”呢？显然不可以。所以不能以是否发生战争为安全环境好坏的衡量标准。
“国家安全”的概念 应该是“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两个概念的统一。“安全边界”是国家利益边界，利益走向哪里，国家的安全边界就应该在哪里。自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与世界利益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已从一个封闭和自守家门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国家。这时的中国国家利益边界的扩展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从安全角度看，国家利益的边界就是国家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是一个动态和无限的过程。“边界安全”就是国家主权安全，尤其是作为主权物质载体的领土安全。领土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它与“安全边界”不同，它的边界是有限的。对一个国家而言，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是相互影响的：安全边界离领土边界越远，领土边界安全度就越高；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如果重合，则是国家安全已到了不可退却的底线。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利益边界扩展很远，但没有保障；主权利益，比如台湾、南沙、钓鱼岛等不仅还没收回，而且与毛泽东时期比较，却离我们越来越远，统一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边界安全实际上是虚化、萎缩和后退了。
统一台湾，是21世纪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台湾问题主要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威慑范围的问题。如果我们保障边界安全的军事力量不能伸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即东经125度海区，统一台湾的目标就没有绝对保障。现在我们是否做到这一点呢？不仅没有做到，而且与50、60年代相比，我们的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的保障能力反而后缩了。这正是目前台湾陈水扁当局敢与中央政府叫板的原因所在。目前，不算台湾在内，我们的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日臻重合，如算台湾，我们的安全边界已退缩到边界安全线以内。我们的安全保障能力不出我们的大陆东海岸，也就是说它已到了决不能再退的底线，这已包含了极大的国家风险。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大门口，不算台湾，如果再让，我们就要受到入侵了。美国人说，这是正常的飞机航行。但苏联人在古巴修导弹基地，还没怎么样，美国人就不答应，即使打核战争也在所不惜，最后赫鲁晓夫被迫退回。假设中国的飞机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到夏威夷转一圈，想必结果又是一样：“误打”。
前面讲过，大国必然要有与之相应的安全边界和外延空间。美国的安全边界是非常大的，覆盖全世界，因为它的利益已遍布世界。我们的利益虽然也卷入世界，但是我们的安全边界基本上就没有出中国的主权边界，这是我们长期的本土防御的国防观念造成的。事实上，我们讲的全球化应该也包含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自卫手段就应该走向哪里。所以中国未来的军人，军校学生应该有面向世界的观念，中国的安全观念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再也不能只独守家门，应该走向世界；我们国防不应仅注重边界安全，更要注重安全边界。
中国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但不能空等天时。近代史中，我们有好几次化险为夷。第一次是在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国已近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使欧洲燃起战火，这迫使在中国的洋人们都回去打仗了。此后没几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紧接着就是中国北伐，北伐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基本统一，国家统一又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对统一的民族市场，这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1913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而这时日本人就不高兴，它怕中国崛起。那个时候对日本是个历史时机，中国如彻底垮下去，日本就会在亚洲有了稳固的霸权地位。甲午海战后，日本占了台湾，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紧接着1937年7月7日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什么时间选在1937年？这是因为1936年12月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终于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了。但是，如果日本人当时不触动东南亚英美势力范围，不越过北纬30度以南，不搞珍珠港偷袭，美国很可能在中国东北、华北问题上对日继续绥靖，这对后来的中国就是致命性的灾难。 40年代初，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已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国已被分裂成几块。但天不亡我中华，1941年底日本军人上台，一鼓作气打过北纬30度以南，又偷袭了珍珠港，逼使美国参战。此后，中美结盟，亚太形势就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5年日本战败，它的地缘政治版图被推回到明治时代的原点。
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与此相伴的是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政治风险也在积累。近世我们已有两次化险为夷，凡事不过三，今后中国的富强得靠中国人自己。
（2）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最快的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 那时候实行国有制，产权交易成本低，资金全部投入建设，因而国家发展快。尼赫鲁也曾学中国，但是他学不下去，因为他搞的是上层革命，所有制动不了。毛泽东是从基层开始触动私有制，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分给农民的土地通过人民公社很快也收归集体所有。很多人想不通，我到农村去一看明白了，工业化之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征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私有制，中国现代化成本就因生产资料交易的介入而高得惊人。当时，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农民敲锣打鼓的把地让出来。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现象。在公有制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搞“三线”建设，铁路一下子就直通到大西南和大西北。使现在中国仍在享受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好处，比如，今天的西气东输工程及当前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交通建设，如在彻底的私有制中，其成本仍会让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不堪重负。尼赫鲁做不到这一点，印度的基础设施到现在还是英国时期留下的，难以改造。为什么？因为产权交易的成本大，每块地都得买，现在西方有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老化而难以改造，也是这个道理。有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后，中国再搞市场经济，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高速发展。这是邓小平时期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贡献。
今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毛泽东的眼光放得长远，政治学在他那里决不是会计学，他反对学者学成账房先生。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人，算投入产出，过于讲求即时效益。由此否定抗美援朝，否定人民公社，就差否定中国搞出原子弹了，如果这样，接下来就会否定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就因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太高而不可能有任何速度，没有速度何谈效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和平，而这几十年和平又给国家创造了良好的国家融资环境，而这些治国大手笔及其贡献，并不是哪个账房先生可以算出来的。
共产党刚执政的时候，如果按照现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而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年初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 同年中国国共在打仗，根本就不能西顾。尼赫鲁也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一点点抠我们的西藏，谁知1950年初毛泽东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人支持的达赖手中，那我们西部的国防安全就真麻烦了，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就困难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鲁藏布江就在我们手里了，这使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们手里，水是生命之源。 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毛泽东当时就是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学者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也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数学模型”的学人们所设计出来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斯大林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穷得就跟现在的阿富汗一样，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也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你强了就有号召力。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个证明，中国在会上受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中国外交要学习毛泽东那代领导人以斗争求和平的艺术，不能老是“表示遗憾”。你今天遗憾，是因为你要“韬光养晦”，但这样时间长了，你也就没朋友了。
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与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也日益向政治矛盾乃至军事矛盾转化。新中国之初，50至60年代大家考大学愿意学理工科，70年代中国人又一窝蜂研究政治，改革开放后，大家又回归50、60年代学理工，陈景润是当时的楷模；之后，又学政治经济学，后将“政治”去掉，改成了“经济学” ，90年代经济学不学了，又一窝蜂改学“金融学” 。可什么时候整个国家只靠金融流通而发展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已经虚拟化和泡沫化了，经济泡沫就会为政治矛盾所挑破。现在国际政治又成了热门，说明政治矛盾正在上升，与60、70年代不同的，只是人们将阶级斗争的政治换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罢了。政治后面就是军事。现在中国东北军工和西北战略产业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讲过“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来实现的”，暴力当然不是盲目的暴力，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增长为目标的政治军事力量。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而没有一个人民的国家，也没有人民的一切。有人说只要我有钱就行，管他国家不国家。那犹太人有的是钱，可希特勒硬是把他们塞到焚尸炉里面去了，有些人跑出来后终于明白了国家的含义。恐怖主义厉害不厉害？本?拉登厉害不厉害？他们能炸五角大楼，却打不过以色列，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其也奈何不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凭什么立国？就凭其爱国精神！爱国心从哪儿来的，是从希特勒的焚尸炉里炼出来的。那些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就像从太上老君八卦炉中跑出来的齐天大圣一样，有了认识国家意义的“火眼金睛”，不仅对德国人的“历史问题”抓住不放，而且坚持对在逃纳粹战犯的追捕和国家审判。犹太人建国后，在美国的犹太人长期倾其家财支持以色列。 他们终于明白，国家不是仅靠财富堆积出来的，也不是在账房里的算盘珠子中算出来的，而是靠枪杆子确立和保卫的。
（3）中国崛起，是大国天命所在
中国是有大国天命的。
历史上有好几次重大危机，中国都化险为夷。20世纪初，西方人闯入北京要肢解中国，不久第一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洋人只有回国打仗，无力东顾，结果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与工农联合成功北伐，中国接近统一；40年代初，中国已被肢解为若干块，但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又使中国绝处逢生。结果反使中国收回在《马关条约》中失去的主权；1999年7月，李登辉喊出“两国论”，不久台湾就发生大地震；2000年小布什上台后说中国是对手，话声刚落，就来了“9?11” ；目前中国内政比较困维，但同时美国外交陷在中东，比我们更困难。美国一会说要打叙利亚，一会说要惩罚朝鲜。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吃尽苦头了，现在塔利班又要杀回来。这已使布什焦头烂额。美国是一个大国，转弯很慢，这是它所谓“民主政治”的特点，他们国会争吵，等到转过头来得五六年，这对中国来说就是发展良机。
风水轮流转，似乎也是大国更替的历史线索。中世纪时，中国占尽世界风水，后来风水转到欧洲：先到意大利、法国，接着到西班牙，后转入英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世界文明中心就完全转向西方。20世纪世界大势从英国转向美国。现在看来，大国天命有继续西渐，再次降临中国的趋势。 如果今天中国能有当年美国人顶住英国的压力一样的精神，也能顶住美国的压力。我想21世纪应该是小平同志所预言的“亚洲世纪” 。
余论一：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关于历史逻辑及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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