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首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核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成就虽然巨大，但还只是突破了技术难关，打下了基础，解决了有无的问题，离原子弹武器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必须抓紧时机，确立新的目标，乘胜前进。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也提出能否加快一些的问题。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二机部立即开始研究制订加速核武器发展的全面规划，并于1965年2月3日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审议了这个报告，原则同意二机部的安排，要求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国外对氢弹的技术一直是严加保密的，因而要突破它就更为困难，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其实，早在1960年初，钱三强在原子弹设计研制过程中，就对开展氢弹理论探索有了想法。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要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是几万到几百万吨梯恩梯当量，而氢弹则可大到几千万吨。
钱三强的想法得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支持。刘杰考虑到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正忙于原子弹攻关，对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便安排原子能所先行一步。当年12月，原子能所即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理论研究人员，开始做些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1964年底，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二机部把两个所的科研人员集中到核武器研究所，对氢弹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
经过科研人员几个月的艰苦摸索，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于是，二机部于1965年8月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计划一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另一方面要进行若干次核试验，以求通过试验，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提高理论认识。
中央专委同意这一安排，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分别做好有关工作。
氢弹研究试验计划虽然初步定下来了，但在核材料问题上却遇到了难题。因为按照当时我国的科技水平，短时间内是生产不出氢弹所需的特殊核材料的。为了争取时间，核武器研究所决定绕过材料关，立足于已有的核材料进行氢弹的技术攻关，闯出一条研制氢弹的新路子。
第四部分 19.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的最关键的突破。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们肯定了这种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12月，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由吴际霖主持召开规划会议，讨论1966年至1967年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会议同意刘西尧提出的"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即一手按新的理论方案，以研制由导弹运载的氢弹头作为主攻方向，为此需要相应增加一次新的"热"试验：另一手是继续进行原定的氢航弹方案的攻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规划，并决定新的"热"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核爆炸的备用铁塔进行。突破氢弹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决策，把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的力量引向一个新的目标，各项研制试验工作都按规划卓有成效地展开。
就在科技人员按照新的目标全力以赴攻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夺权，并已发生了武斗，影响到核武器研制任务的进展。在此非常时期，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挤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明确指出，夺权你们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权，业务工作的权归中央，你们不能夺。他还把两派的头头召到中央做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的团结。为保证氢弹研制任务不受或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发布了"特别公函"，明确指出研制氢弹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重要任务，要群策群力，按时完成。聂荣臻还提出对国防工业部门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经周总理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后实行。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氢弹研制的影响和冲击。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热核反应过程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为氢弹设计取得了重要数据。
12月28日，进行了按新的理论方案设计的氢弹原理试验。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根据这次试验结果，中央专委决定中止氢航弹的研究试制，集中力量，按新理论方案进行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与此同时，考虑到用飞机空投进行这样大当量的试验，安全工作极为重要，有关部门对引爆控制系统、投弹飞机的改装，投弹高度、降落伞的研制等，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在国防科委的组织领导下，核试验基地、航空部、人民解放军空军等单位都参加了有关安全工作的论证。5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着重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氢弹试验，不仅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军事上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10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这次试验现场指挥工作，由试验基地党委负责，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参加领导工作。
为了保证试验的成功和安全，正式试验前，进行了不带活性核装料的引爆控制系统综合预演。
6月16日，聂荣臻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亲自来到核试验场区主持试验，并将正式试验"零时"定在17日上午8时。
第四部分 20.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1967年6月17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天气一片晴朗，是试验难得的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此刻，试验基地的军用机场，一架轰－6型飞机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机长、领航员和地面指挥人员，都在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上午8时，担任空投任务的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型飞机从机场按时起飞，开始了氢弹空投试验。飞机到达靶标上空开始投弹时，由于驾驶员心情紧张，弹未能投下。机组人员请示再投一次，指挥员发出"要沉着，不要紧张"的口令，徐克江驾着飞机平稳地绕场一周。8时20分再次投弹，氢弹脱钩，降落伞按程序正常开伞，带着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
碧蓝的天空立即出现强烈闪耀，随后形成爆炸火球；火球熄灭后，形成迅速上升并向四面扩展的草帽状放射性云团，徐徐与地面被吸起的尘柱相接，形成蘑菇云，试验成功了！
这是一次大当量的试验，在距爆点400多千米处都能听到爆炸声，在爆点以西250多千米还能看到闪光火球和清晰壮观的蘑菇云。当聂荣臻得知这次爆炸的准确当量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够了，够了。"
20天后，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说道："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我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赶在了法国的前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公认中国核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五、"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毛泽东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吗?"
有了原子弹、氢弹，还只是解决了核弹头问题，要使之成为核武器，还要解决投送工具问题，也就是要根据运载工具和战术技术要求，进行大量的武器系统的工程研究试验。这一过程也是武器化的过程。而进行导弹的研制试验和导弹与核弹结合的研制试验，是实现武器化的关键。
早在原子弹刚刚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家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问题也紧接着提了出来。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漂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历史赋予了他领军研制我国导弹、卫星的庄严使命。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叶剑英希望钱学森能主持这项事业。
发展祖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正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夙愿，但他心中非常清楚，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起如此尖端的技术大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为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没有辜负国家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第四部分 21.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那天，陈庚提议，立即去找周总理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周总理找出来，说明来意后，周总理很重视，向钱学森迎过去说："欢迎你啊，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耳闻。来，坐下谈。"说着，拉着钱学森的手一同坐在沙发上，又对钱学森说："不要紧张，今天谈一下，你可以写一个总的设想吗？""好的，这样最好。"钱学森回答说。
在回来的路上，钱学森叙说他见到总理的心情。他说："我感到很奇怪。我也是个见过世面，头脑也还清楚的人。今天不知怎么了，见了周总理竟一时说不上话来。他真是一个伟人，站在他面前，我们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按照周总理的嘱托，钱学森怀着激动的心情很快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航空工业代替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实施方案。
这份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发展中国导弹事业问题。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后经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委主任，钱学森为委员。
1956年5月，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在航委下设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由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军委于5月26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个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参加。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一是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二是研究导弹所需专家从各部门院校和军队中抽调；三是组建导弹管理局，钟夫翔任局长，成立五院，钱学森任院长；四是电子技术方面，先从培养人才开始。
会后，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在抽调专家方面，各部门、各院校和解放军各有关单位顾全大局，在自己单位人才极为紧缺的情况下，把最好的专家选送到航委。尤其是陈赓院长，将哈军工10余名顶尖教授和技术干部输送过来。当年，又接收了100多名大学生，从而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后来，鉴于该局性质和航委相同，经军委批准撤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10月8日，由聂荣臻主持，五院宣布成立。
在培养人才方面，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院校组建导弹专业，在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邮电大学、通信学院等高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当时成立的五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中，只有钱学森一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其余的包括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都没学习过导弹理论。这也难怪，当时我国的大专院校，根本没有导弹这个学科。发展我国的导弹火箭事业，攀登世界尖端科技高峰，就从导弹技术训练班开始。
第四部分 22.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钱学森为大家首先讲的课是《导弹概论》。过去，他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和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今天，他为能在自己的国家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授课，感到无比激动。而这批大学生也为自己能亲耳聆听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十分庆幸。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五院成立起来以后，钱学森的工作真可谓千头万绪。那年他才45岁，精力充沛。他一边讲课，一边结合具体工作，开展讨论，边学边干，逐步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几个研究室逐步建立起来。
1957年9月，聂荣臻、钱学森等赴苏联访问，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经过谈判，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我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我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等。
应该说，苏联的援助对提高我国导弹技术发展的起点，缩短仿制周期，培养科研人员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访苏归来，五院的重点就转向仿制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P-1和P-2(即"东风1号")。
与此同时，各军兵种、各院校、各科研单位，也都大力进行国防尖端技术和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但也存在分工不明确和互相协作不够的问题。为统一领导，中央军委给周恩来并报党中央毛主席，建议"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958年10月16日，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决定成立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陈庚，委员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此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又将国防部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增加刘亚楼、张爱萍和原五部万毅为副主任。从此，国防科委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有利于对科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实施统一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国防科委虽理顺了工作关系，但身负研究火箭导弹重任的钱学森却事务缠身。当时，不仅各个型号的工作他都要兼顾，划拨到五院的老航空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工作区、生活区等各项基本建设工作他也得过问，更有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上万名大学生陆续走进五院的大门，大量的行政事务，使钱学森分身无术。周恩来、聂荣臻等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果断决定，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重大技术问题。于是，1960年3月，国防部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五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来，王秉璋又改任五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第四部分 23.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1960年，正当我国"东风1号"导弹的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
为了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尽快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聂荣臻强调，凡科学技术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员定，其他人不能干预。据此，钱学森这一时期在五院的技术工作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重大技术问题都由他决定。他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他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他当即拍板决策；不一致的，如果不是急办的，留待下星期的会议继续讨论；如果是急办的，则由他根据讨论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大家分头去办。在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行不通的地方，下星期提出来重新讨论。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他承担。
正是有了像钱学森这样一批中华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的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960年仿制成功"东风1号"导弹。
1960年11月5日，是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2天。在我国酒泉基地火箭飞行场上，一枚液体燃料推动的"东风1号"地对地导弹，像一把利剑矗立在发射架上，箭头直指大漠的蓝天。随着指挥员"点火"口令的下达，戈壁滩上顿时爆发出一声春雷，大地颤抖，火光冲天。
"东风1号"挟着狂风雷电，拔地而起，扶摇直上呼啸着向550千米以外的目标飞去。10分钟后溅落区传来报告，"东风1号"精确命中目标。
首次发射试验成功时，现场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都禁不住热情欢呼，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等热烈握手，互致庆贺。聂荣臻在致辞中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早在"东风1号"即将仿制成功之际，我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把目光从仿制转向独立设计上来。聂荣臻指示五院，要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钱学森立即调整技术力量，加强设计队伍，协助聂老总实施这一转变。
从仿制到自行设计，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一飞跃，对我国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来说，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突破难关，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只是"迈小步"，先搞中近程的，使之与仿制的"东风1号"具有较大的技术继承性。经过反复研究，民主讨论，总体设计思想和总体方案基本确定下来，即以"东风1号"为基础，设计上不作大的改动，只将发动机和弹体结构等各方面的尺寸加大一些，使其射程达到中近程(即1000千米左右)的要求。
总体方案一定，各系统便按此开始设计工作。到1962年3月初，仅用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就制成了"东风2号"导弹试验弹。人们期待着这颗导弹试验的成功，因为这是全院上下面对苏联背信弃义，"变气愤为发愤"而研制的"争气弹"。
然而，向科学高峰攀登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1962年3月21日，当"东风2号"
第四部分 24.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腾空而起的时候，欢腾的人们很快用肉眼就看到，弹身在晃动，接着导弹偏离了轨道，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离发射塔不远的沙漠上，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坑。第一次试验失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第二天，钱学森赶赴基地，查看坠落现场，组织人员收集残骸，分析故障原因。经过反复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原因逐渐明析。鉴于"东风2号"第一次试验失败的教训，聂荣臻提出要加强预先研究。为此，五院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组，各组按型号研制工作的需要，制订本专业的科研规划，安排预研课题。由此，预研工作得到加强，为进人型号研制储备了足够的技术，也为以后各型号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预先研究的基础上，从1962年到1964年，五院缩短了战线，进一步集中力量，突破"东风2号"的技术难关。围绕着试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审查、修改了总体方案，各分系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经过修改设计后研制出的导弹产品，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都已解决。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再次发射试验。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它揭开了我国火箭、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接着，7月至10月间，又先后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得成功。
"东风2号"的研制和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基本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也标志着1957年制订的12年科学规划的提前完成。
此后，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3号"、"东风4号"、"东风5号"等东风系列导弹。
就在"东风2号"导弹试飞成功后三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与此同时，如何将原子弹送到远距离的目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导弹火箭研究人员的面前。钱学森等适时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
1964年9月1日，为论证钱学森提出的"两弹结合"问题，中央专委召开会议，会上决定，由钱三强所在的二机部和钱学森所在的五院共同组成"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并决定以五院为主抓这项课题。
"两弹"结合，是一个堪称当时世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中的重大课题。美国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并于1958年将战略导弹与氢弹首次配套组成导弹核武器装备军队。从此，导弹核武器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当时，苏联也是依靠这种战略武器与美国抗衡。
12月24日，钱学森领导的方案论证小组正式提出了"两弹结合"总体方案：第一，对导弹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二，对原子弹弹头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三，解决两弹结合的全面配套与协调。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五院的建制，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任部长，钱学森等任副部长。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出国访问回国途中，专程到酒泉基地观看"东风2号"导弹的"搭载"发射试验，听取"两弹结合"情况汇报。
第四部分 25.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和导弹这"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对此，周总理极为关注，提出了一连串的"怎么办"："核弹头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掉在某个国家边界怎么办？""掉下来爆炸着火怎么办？"要求要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为此，七机部和二机部合作，在国防科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进行了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标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热"试验(装核燃料)。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及处置措施，提出在发生意外情况下自毁的几套方案。
1965年5月中旬，"两弹结合"的地面效应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只待飞行试验了。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特意派专机把钱学森等人从基地接到北京，听取汇报，共同庆贺。
5月15日，我国政府发布《新闻公报》称："这是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又一重大成就。"
此后，又经过科技人员的艰苦奋斗，到1966年9月，"东风2号"导弹与核弹头结合的产品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工作，已完全准备就绪。
在两弹运抵酒泉发射基地那天，聂荣臻和钱学森一起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
毛泽东听完了钱学森的汇报后高兴地说道："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吗?当然，还要进行飞行试验。"
说到这里，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是常胜将军嘛！可是，这次飞行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哟！"
毛泽东的话，再次为我国研制导弹的科技工作者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与某些外国不同，只能在国内进行，如果发生意外，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将承受巨大损失，因此，绝不能失败，要确保万无一失。
10月20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听取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
尔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进行"两弹结合"的热试验。
1966年10月27日11时，在酒泉试验基地，"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呼啸升空，按着预定弹道向新疆罗布泊飞去。
很快，千里之外的核试验场传来喜讯，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时实现核爆炸。
罗布泊的大漠中，再一次升起了蘑菇云。
"两弹结合"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0月28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一版头条位置用通栏标题发布了这一喜讯，称：这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正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新的重大成就。
在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讯，像春雷一样响遍全国各地，举国为之欢腾。人们纷纷涌向大街、广场，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总理，此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巨大喜悦，他特意把钱学森邀到办公室，与这位为共和国导弹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起举杯祝贺。
第四部分 26.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也震惊了世界。不仅发展中国家纷纷来电表示祝贺，就是西方大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西方通讯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称：中国宣布的消息，"使美国官员们大吃一惊"，"使华盛顿白宫官员目瞪口呆"。美国副总统汉弗莱28日匆匆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问题。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确立了我国是拥有战略核武器军事大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六、"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
遨游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这种梦想在中国似乎特别多："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孙悟空大闹天宫"。可惜，人类实现这一梦想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让苏联人拔了头筹。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史上的新纪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发展人造卫星开始摆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家的议事日程，中国人揭开了遨游太空的序幕。
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人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此后，在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也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是科学技术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实施的步骤，首选发射探空火箭，开展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再进而研制卫星及其运载工具。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
1960年，中国发射首枚T－7型探空火箭并取得成功。但钱学森认为，这枚火箭射程太短，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和氢弹，他提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
毛泽东支持钱学森要搞人造卫星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
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毛泽东这里说的"鸡蛋大的"，是指美国的"探险者一号"卫星，只有18磅。
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
1964年，"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同年，中国科学院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高达70千米的探空火箭，为发展我国的人造卫星创造了条件。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等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人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第四部分 27.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此后，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拟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中央专委于5月和8月先后召开第13、第14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要求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
由于钱学森等人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至此，中国人的科技航天事业，从1958年毛泽东发出号召，经过8年的创建时期和技术准备时期，进入了全面规划和开始研制时期。
根据"651工程"在总体上的分工：中国科学院搞卫星和地球表面跟踪测量系统；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的发射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科学院是地方单位，又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首当其冲受到破坏。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一律穿上军装，有了绿色"防护衣"，又装进了绿色"保险箱"，从此，这支队伍得到了安定的研制环境。
发射人造卫星，需要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才能克服地球引力，进入预定空间轨道。
此前我国研制成功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7.6千米，不能克服地球引力，不能作为卫星的运载工具。
准备重新研制用来运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被命名为"长征1号"。它是以"东风4号"为基础，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所以，"东风4号"和"长征1号"
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研制的。
1968年的初，经过三个春秋的紧张攻关，"长征1号"火箭各系统的零部件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战略火箭生产总厂准备试车。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派性斗争十分激烈，甚至渗入到技术工作之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当时，两派为火箭试车问题顶牛，已经上了试车台的火箭迟迟不能点火。两派的派性之所以这样顽固，其根源出自陈伯达、江青是他们的总后台。陈伯达、江青为了拖垮周恩来总理，抛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周恩来针锋相对，他亲自点将："请钱学森同志组织这次试验。"
试验场，钱学森把两派的科技人员召集在一起宣布："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来组织点火的。"
看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他接着说："'651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励，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4号"和"长征1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接着他要求两派头头都要在会上表态，两派终于达成协议。
第四部分 28.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一个月以后，"长征1号"四次试车顺利结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969年11月16日，"长征1号"第一枚两级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试验，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科学家们没有被失败吓倒，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艰苦奋战。又是一个月后，"长征1号"第二枚两级火箭试飞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就在火箭研制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卫星的研制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第一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在太空运行时将播放《东方红》乐曲，因此，这颗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颗政治卫星，所以对从事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来说，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将卫星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看得见并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而要达到一次成功，做到万无一失，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一套复杂系统工程设计要正确，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件、器件、零件等都要质量好，可靠性高。因此，如何确保质量，是从共和国总理到每一位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东方红1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后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听取卫星研制生产的情况汇报，周总理对每一个环节的质量都问得很详细。当汇报快结束时，总理突然问年轻的火箭专家孙家栋，"卫星上总共有多少电缆？"孙家栋如数做了回答。总理又问："有多少插头？"这可难住了孙家栋，他一时语塞，红着脸说："总理，等我回去统计好再向你汇报。"周恩来笑了笑和蔼地说："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搞卫星的用处可就大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根血管、每条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汇报中，钱学森谈到有的单位在仪器上刻上毛主席语录、镶上毛主席像章，影响整体设计，让他们感到很为难。总理严肃地说："搞那些干什么，卫星一旦掉下来，还可能引起政治问题。有的人喊口号是一回事，真心尊敬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们回去把道理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总理的制止，在卫星上镶毛主席像章的事总算被刹住了。
在"东方红号"卫星研制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做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诿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让卫星在运行中播全曲，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避免这些灾难当时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如果改为只播一部分，那"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又有谁能承担得了。
这事难住了卫星研制人员，他们反映给钱学森。钱学森也难以定夺，交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考虑再三仍然难以决定，只好报告给中央。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决定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这样，这一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棘手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经过全体科技人员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1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1970年3月26日，经周恩来批准，"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火箭正式出厂，运抵酒泉发射中心。
第四部分 29.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与此同时，由国防科委的基地承担的"651工程"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从1965年9月开始建发射场，在十几个省市和单位的支援下，到1969年底，各项建设基本完成，具备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基本条件。
1970年4月2日晚7时，也就是在卫星和火箭抵达酒泉发射中心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各路航天专家来京，详细了解卫星发射的准备情况。
当钱学森等各路专家详细汇报完各方面的情况后，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落点在什么地方？"对于火箭空壳的落点，周总理一直十分关心，因为若处理不好，或对国内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或对国外的某些地区带来破坏，造成不利影响。钱学森回答都已计算出准确落点，不会带来破坏，周恩来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周恩来又问卫星经过哪些城市，并伏下身去在铺在地毯的世界地图上逐一核对。总理说，对卫星经过各国首都的时间要进行预报，让全世界都能收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4月15日，周恩来再次将各路航天专家召集到北京，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
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参加。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万一"问题，钱学森等专家们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
汇报将要结束时，钱学森提出了"过载开关"问题。
原来在研制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卫星不能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便不能响彻太空；假如卫星掉入大海，《东方红》乐曲依然在海底"高唱"，就会成为政治笑话，就会变成某些人的把柄。
这确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于是有人提出加装"过载开关"的办法。但在测试时也有人对这个"过载开关"提出质疑：假如其他都正常，而"过载开关"发生了故障，卫星该播《东方红》的时候不播，不该播的时候反而播了怎么办。
一个小小的"过载开关"，苦苦地困扰着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当然，这种困扰主要是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因素。
这个难题提到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上报中央。中央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可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
钱学森提出后，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眉头紧锁在一起。沉思片刻，他抬起头来，问在座的各位航天专家："你们说，我们的卫星、火箭到底可靠不可靠？"
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从几次测试的结果看，火箭的质量是可靠的。"
"卫星的质量也是可靠的。"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也是果断地回答。
这时，周恩来以极其严肃的表情说："既然你们认为卫星、火箭可靠，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
一句话，掀掉了压在钱学森心头上的千斤巨石。
第四部分 30.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最后，周总理说："你们把汇报的情况写一份正式报告给我，我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卫星什么时候发射，等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批准后才能正式决定。"
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发出预先号令："如果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希望能在24日或25日发射。"
钱学森接到命令，组织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卫星、火箭和其他系统进行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在4月24日21时30分。钱学森在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
24日15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钱学森："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工作。要一次成功，为国争光。"各个岗位接到号令，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更加精心地进行最后几小时的准备。
然而，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不久，意外的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地面的一个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况，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继之，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反映；稍后，湖南新化卫星观测站报告，电磁脉冲雷达的一个电子管坏了，请求给40分钟的调整时间。
真是一波三折，急死人了。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觉察到一线参试人员的心情是不是过于紧张了，于是，他向基地发出了发射前的最后一道指示："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十分八分是可以的。"
总理的指示，使大家的心情稳定下来，故障一个个顺利排除。
21时0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命令，全体人员撤离现场。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火箭即将飞行的方向，星光闪烁，这简直是上帝为卫星飞向太空开辟的一条光明大道。人们欢呼着。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指挥员点火命令的下达，竖立在发射台上的"长征1号"火箭的四个发动机一齐喷射出橘黄色的火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乳白色的"长征1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向天空飞去，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
十分钟后，从数千里外的观测站传来"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报告。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21时50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发射场地响起了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此刻的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
22时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罗舜初将军的报喜电话："总理，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已经入轨，而且已经收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恩来此时也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好，我马上向主席报告，准备庆祝！"说着，他抓起直通毛主席的电话机，高声说道："主席，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愿望实现了。"
第四部分 31.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我国…
毛主席忽地一下子站起来，把手中的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
4月25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时，正是"东方红1号"卫星高唱着《东方红》出现在北京上空之时，首都百万人民走上街头，争相观望，紧紧追随着卫星，边看边欢呼跳跃。
卫星发射后的第七天，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节晚上，卫星将再次飞经北京上空。为了欢度这个美好的节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首都数十万军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热切等待毛主席的到来，等待着卫星的飞临。
晚8时，毛主席在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城楼上观礼的500余名代表整齐地站立在毛主席经过的通道两旁，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摆动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额首示意。当毛泽东走到航天代表团身边时，周恩来特意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他们就是放卫星的功臣们。"
毛主席立即停下脚步，面露笑容，朗声说道："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后伸出大手，同每一位代表热情握手。
突然，广场的高音喇叭传出了卫星就要飞临广场上空的通知。天安门广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夜空。接着高音喇叭又传出卫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声，一颗闪耀着橘红色光芒的明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北方，缓缓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时，天安门广场再次沸腾了，人们指着天空高喊，"看到了，看到了"。
"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靠自己的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终于跨入了航天时代。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购买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