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不能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在内部推动变革的公司，终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20多年前，美国费尔斯通轮胎公司是全球著名的老牌轮胎生产企业。但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费尔斯通公司的经理层却惧怕变革，不敢采用新的管理措施推进变革，仍然沿袭传统的经营模式参与市场竞争。这一选择注定了费尔斯通的弱势地位。最终在1979年与法国米其林公司争夺市场时，费尔斯通全面溃败，并陷入困境。到20世纪80年代末，费尔斯通轮胎公司终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被一家日本企业收购了。
大多数人不喜欢变化，但是变化中潜藏的机遇，也许就是企业最好的良机。 所以，作为一名经理人，应该视变化为机遇，并铭记:变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商业领域里，变革通常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端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只有面对变化、迎接变革，才能实现企业的飞跃发展。
第一部分持续发展源于不断变革
世事变幻莫测，成功不可能永远，大企业的优势地位也并不保险。只有凭借灵活、速度和不断变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所以，企业要想在市场上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不能安于现状，因循现有的模式，而应该寻找新的定位与机会，用变革来适应市场需求。这样才能确保自己不被市场所淘汰。
很多的管理者认为，适当的变革是可行的，而持续不断的变革则可能会摧毁公司的传统优势。而实际上，在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优势。所以，只有不断地变革，才能够让自己的优势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革中创造新的优势，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洛希德－马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企业，一种在不断变化；另一种被淘汰出局。”而韦尔奇也告诫经理人:“一家企业只有不断进行有效的变革，才能保证持续地发展。”
1990年，当查理·余瑞特出任美国公平人寿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时，这家公司已经饱受巨额债务之苦，同时，也因陷入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而举步维艰。为了扭转颓势，并让公司重新回到成长的轨道上，查理·余瑞特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一片反对声中，对公司进行了变革。通过一连串的变革措施，他将这个销售保险的人寿保险公司，转变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扭转了公司的危局。
公司进入平稳发展期后，余瑞特仍不放弃对公司进行持续的变革。他不断地改进业务规则，重点进军商机巨大的退休储蓄市场，同时，把公平人寿保险定位为一家成长型公司。
查理·余瑞特发现，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制”——保险公司并不完全属于股东，其他保险公司还会持有一部分股份，以分担风险，提高整个保险行业的信用度。但这使公司很难高速成长。于是，他又发动了新一轮变革措施，解除相互制，使公司完全归股东所有。这个变革方案对原来稳健运作的相互人寿保险体系以极大的重创，并因此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和质疑。保德信的首席执行官辛尼克斯曾表示，解除相互制需要5年时间，“如果查理·余瑞特在5年之内不能完成的话，将会功亏一篑。”
事实上，查理·余瑞特只花了两年时间便大功告成了。这次改革的成功，使公平人寿保险公司成为第一家由相互制转变为股份制的公司，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解除相互制的案例，影响了将近250万保户的利益。
通过不断的变革措施，公平人寿——一个拥有130多年历史，在全美排名前列的大型相互制寿险公司起死回生，开始了快速、稳健的飞跃式发展。
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只有不断地在时代潮流中学习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才能在与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亚马逊网上书店就是靠不断变革来打败竞争对手的。巴诺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销售公司，但亚马逊却凭借自己不断地变革，把巴诺这家实体公司比了下去：巴诺的顾客主要分布在各分店周围，亚马逊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书卖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巴诺每年仓库盘点三次，亚马逊是24小时盘点一次；在巴诺买本书需要找营业员，在亚马逊只要在家里一点鼠标就行；巴诺在它的一些书店只能提供20万本书籍，亚马逊则为300万本，也就是巴诺的15倍；巴诺的每个书店设施需要投资几十万美元，亚马逊只需要一个中央仓库；巴诺人均销售额是12.5万美元，亚马逊是675万美元；巴诺有2.7万名员工，亚马逊只有1 300人；巴诺每年的利润增长率为10%，而亚马逊的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几百。这就是不断变化的结果——巨大的赢利。
那些持续成长的公司都是永远不断变革的公司。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与科技的进步，优秀的公司通过不断的变革重塑自己，从而持续保持领先优势，并将对手远远抛在后面。只有这种适应现实、不断变革的思想，才能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
第一部分99%的工作是常规性工作
99%的工作是常规性工作，管理者只要负责自己的1%
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史蒂文·希朗，在为经理人员举行专题讨论会时，曾暗暗对与会者进行三次测验，看看他们作为经理是否称职。对于凡是在吃午饭和上下午喝咖啡时，必须给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的经理，测试成绩都不及格。
史蒂文解释说，一个称职的管理者，离开办公室一天，公司是不会出乱子的。而打电话的人，肯定是不懂得授权的人，他们的行动，既让自己如老牛负重荷，又不让员工通过解决问题获得经验，从而使员工失去了提高的机会，所以判他们为不及格。
只做自己该做的事
在有些管理者的心中，“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心理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把人性的不完美、能力的不足等等，作为不授权的借口，大包大揽，事心恭亲。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变成了救火队队长，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管理者“救火”的身影。到头来，左支右绌，疲惫不堪。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就算是每天拼死拼活地努力，最终也会因精力不济，顾此失彼。结果，管理者叫苦不迭地“忙”，员工们闲得无聊地“怨”，工作缺乏动力和责任心，效率也低得让人汗颜……
所以说，“无权不揽，有事必废”。一个不愿授权、什么都干的管理者，往往什么都干不好。
戴尔电脑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就认为，任何一家公司若想成功，关键在于高层人员是否能分享权利，高层人员必须着眼于整个组织的发展而非个人的权利扩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尔创立了一种“双主管”制度。
戴尔曾经把份内的工作做过几次细分。一次是在1993年到1994 年间，他发现，他日常所必须做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他的最大负荷。机会太多，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完全把握得了的。如果因为个人的限制而白白浪费机会，将会是公司最大的损失。所以，戴尔请来了托普弗，把一部分事务授权给他。
随着戴尔公司的继续壮大，戴尔又在1997年提拔了部门经理罗林斯。至此，他们三个人共同经营公司。
虽然按照常理来说“一军不容二帅”，但事实上，这种授权制度成效很高：高效授权带来了高效率，高效率又带来了高利润。2000年的四个财季中，戴尔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70亿美元。更难得的是，在2001年全世界的个人电脑销售量和价格都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戴尔依然实现了销售额的增长，2002年更是提高到了319亿美元，利润23亿美元。
另外，戴尔还非常注重培养接班人。他认为，企业应该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对结果负责，重视事实和数据。为此，戴尔定下规矩，所有人都必须在新工作岗位上任的第一天便寻找、发展自己的接班人，这不只是在调离之前才匆忙去做的事情，而是工作绩效中永远固定的一个环节。戴尔需要的是具有学习能力、随时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同是也希望找到经验和智慧均衡发展的人，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怕犯错的人，以及善于应变，且热衷于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和情况，进而提出极具新意的解决办法的人。凡是这样的人才，在戴尔电脑公司，都会有用武之地。
一个管理者，如果不懂得授权，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正如JC朋尼公司创始人詹姆斯·致许·朋尼所说：“公司经理最可靠的自杀途径，就是固执地不去学习如何授权、何时授权及授权什么人。”
作为管理者，如果不想因为繁琐的工作，而把自己逼上“自杀”的绝境，秘诀只有一条：“只做自己该做的事，绝不做下属该做的事。”给自己找个帮手，积极授权，借力成事，这绝不是偷懒。正如一个管理专家所说:“能用他人智慧去完成自己工作的人是伟大的。”
第一部分有效授权始于倾听
任何一个企业，在授权中都离不开倾听。通过倾听，管理者能更好地了解员工的发展需求，鉴别出那些帮助员工成长的授权机会，从而更正确地授权。
在无穷尽的管理轨道上，良好的倾听，还有利于管理者与员工建立一对一的信任关系，能够激励员工主动将深藏的经验、智慧发挥出来，在完成授权任务时，超越自我。
在美国南部的一家工厂里，进行着一场革命。
南茜是一个极具上进心的年轻经理，她希望成为公司的第一个女副总裁。过去6年的工作经历证明了她的确有这样的潜力。作为职业发展的一部分，南茜被指派为一下属工厂的经理助理，去学习生产部门的业务。
该工厂经理哈罗德并不对他的新助理表示欢迎，因为他不相信女人能适应艰苦的车间工作环境。南茜表示她希望通过授权来发展员工，但哈罗德担心她这样做会煽动起工人的情绪，扰乱整个工厂的运营。然而，只要他能够控制否决权，他并不介意让南茜着手制定授权计划。
两个月之后，南茜和哈罗德一起讨论她的授权计划。她告诉哈罗德，她打算让杰瑞负责月度生产报告。哈罗德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杰瑞不懂电脑。
“哈罗德，我刚来的时候杰瑞确实是不懂电脑，但他现在不同了!我和他谈过，也问过他如何能更好地为工厂运营作出贡献。他说他非常喜爱电脑，但从来没有机会去学习电脑。他说他要是学会操作电脑的话，他可以负责生产报告。于是我们安排他去参加了一个电脑培训课程，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说这份工作一点儿都不烦闷，他每天非常急切地想投入到工作里面去。”
“哦?如果他如此喜欢电脑，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呢?”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从没有人问他乐意干什么。我知道杰瑞是一个很腼腆内向的人，但一旦你表示对他的兴趣，他会打开心扉。我认为他是一个需要更多指导和理解的优秀员工。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
哈罗德由此同意了有关杰瑞的计划。南茜接着谈起了有关苏的计划。她安排苏去负责和质检局一起举行的季度会议。南茜了解到苏是一位优秀的演讲人才，同时也是当地宴会俱乐部的总裁，并在夜校里教演讲。而苏以前的上司从来不愿意去了解她的这些特殊能力，也从来没有安排她参加重要的谈判任务。苏对这项新任务很热心，希望能获得任命。
虽然不情愿，哈罗德仍然同意了南茜对杰瑞和苏的授权计划。“我很高兴，南茜。”他说，“我原以为你的授权计划将扰乱工厂运营，但你证明了什么是通过授权来发展员工。”
对员工的这些需求，为什么哈罗德没有意识到？关键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员工们的倾听需要。
进一步讲，管理者要想更有效地授权，就应该了解自己的员工，了解他们的种种需求，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就是认真地去倾听员工。俗语说:“将心比心”。注重倾听员工心声的管理者，会自然而然地缩小与员工的心理距离，从情感上赢得员工。当然，在授权中，管理者的倾听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贯穿于授权的整个过程。
第一部分如何使自己在授权中
如何使自己在授权中，更加精通倾听的艺术呢?
这需要管理者像手下听取自己的命令那样，去倾听自己员工的心声。事实证明，这也是有效倾听的根本和前提。如果管理者不能够聆听员工的心声，员工也许会因不被重视，对所授权任务失去兴趣，在本应工作的时候，甚至出现令管理者恼火的自我消遣。
在聆听员工讲话之前，管理者应先把头脑中的偏见和假设统统摒弃掉。这一点非常重要。设身处地站在员工立场上，问问自己:“假如我是员工，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管理者越是经常与员工交谈，仔细听取他们的想法，就越容易回答。
管理者在倾听员工的意见时，要善于听，善于点头，善于微笑，善于记录，善于保持中立，直至他们把话讲完。无论这些话让人多么恼火不舒服，多么有悖自己的思想立场，都必须克制自己，鼓励自己注意倾听，探讨感受。
如果管理者一直以一种友好的态度，集中精力聆听员工的讲述，就会拉近与员工的距离，在尊重员工的同时也赢得了员工的尊重,达到倾听的最高境界。这时，员工就会因为得到认可和承认而倍受感动，工作表现更加卓越。
更进一步讲，仅仅听取词句，让员工说的每个字都撞击耳膜，这并不是倾听的全部。真正理解员工想说什么，这才是倾听的关键。
对管理者来说，真正有效的倾听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在员工的话语中，特别是一些不甘不愿、欲言又止的话语背后，常有着更深层的潜在含义，管理者必须善于听出员工的“弦外音”、“话中话”，这样，才能把握倾听的实质，更好地解决那些潜伏的问题。
有效倾听有利于管理者摒除主观臆断，避免授权时一厢情愿的难堪。例如，如果问一名员工对所授权的工作是否喜欢，他看着地面，不安地搓着手，用淡淡地语调回答：“哦，是的，我早就盼望着这份工作。”该相信哪一点？是他与语调不相符的话语，还是身体语言?
另如，一位员工执行任务时陷入了困境，但是当问他工作完成得怎么样、是否需要帮助时，他却眉头紧蹙，回答说：“哦，不错，还算可以吧。”他说话的语调和神情都已表明，这事需要继续深究下去。
第一部分授权给正确的人
人有千差万别，员工们也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具备不同的技能，有不同的抱负和需要。作为一个管理者，职责就是设法将这些不同的特性，融入到授权活动中去。授权是一个表达需要的绝好方式，无论是管理者的需要、员工的需要，还是组织的需要，都要求管理者认真选择被授权的对象，只有挑选到合适的人选， 才能通过授权，满足员工需要，为组织构筑无限美好的未来。
选择合适的人，是授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说:“我的全部工作便是选择适当的人。”
遗憾的是，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有很多窍门的工作，却让许多管理者眉头紧皱。作为管理者，必须苦苦摸索，才能找到窍门，穿越壁垒，把合适的员工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做好这项工作，常需要管理者花费很多时间。但这是值得的！因为，选错了人会造成麻烦，且麻烦的制造速度比其他事情都要快。而事实也再三证明，为一个合适的岗位选择一个合适的人，要比改造一个原本就被选错的人要容易得多。
所以，面对众多员工，千万不要盲目地一蹴而就。最好耐心些，细细揣摩，精心挑选。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宁可等一等，甚至自己去完成授权工作。
在宏綦公司，施振荣将“人性本善”列为首要企业文化的意义所在，创造了一种和睦的企业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宏綦的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1981年，宏綦出品的学习软件“微型教授”，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施振荣依靠用英特尔386微处理器组装的32位数PC机，在与IBM市场竞争中勇拔头筹，其成绩仅次于康柏。与此同时，为打破台湾电脑制造业仿造成风的局面，施振荣坚持在宏綦大旗下生产自己的原装品牌机。1988年，宏綦电脑开始成为市面上的热门产品。
这一切，使得整个宏綦公司到处都弥漫着使人沉醉的成功味道。鉴于宏綦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高速发展，施振荣又招募了一大批新的高级主管。1989年4月，施振荣从这批高级主管中选出刘英武，任命他为宏綦执行总裁。之所以选择了刘英武，是因为刘英武是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曾在IBM公司的一个软件开发实验室，担任了20年的电脑部主任，是美国电脑界最有声望、职务最高的华人。施振荣非常器重他，把公司的经营决策权交给了他。刘英武上任伊始，就忙着把IBM的企业文化精髓“中央集权”灌输进宏綦。他总是召集公司经理们开马拉松式的会议，让他们听从他的决定。
实行一段时间后，很多人因为无法接受这种“强迫大家同意总裁观点”的管理风格，而离开了公司。
刘英武的独断专行还给宏綦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败。就拿收购德国公司为例来说，施振荣原本打算只购买当地子公司一半的股份，但刘英武却坚持按照IBM的方式购买100%的股份。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施振荣说道：“我们把德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变成了普通员工，公司开始出现亏损。”在购买美国一家微机公司时，刘英武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以9 0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家公司，导致公司陷入不知怎样分派原有公司经理们的解雇费的困境中……由于经营不善，许多员工纷纷抱怨刘英武。宏綦变成一个不断争吵的阵营。为了稳定阵营，刘英武又招聘了九个高级经理充入宏綦的高级管理层，并称之为“伞降部队”。
刚开始，施振荣虽然也听到了下面经理们的诸多抱怨，但他对刘英武的能力坚信不移，支持刘英武，但随着宏綦总部连续三年的财务亏损，施振荣也逐渐意识到任命刘英武是一个错误。正如他所说的，“我认为IBM公司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电脑公司，刘英武理所当然比我更有能力和经验。但他不是企业家，我对他授权太多了、太早了。”
尽管如此，施振荣并没有因公司出现的财务亏损而责备刘英武，反而出于自责，自己在1992年6月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但是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辞职。他们一致表示：我们钦佩和相信施董事长杰出的领导才能。不久，刘英武和他的九个“伞降经理”离开了宏綦。
从授权的角度而言，施振荣之所以会犯这样的授权错误，主要原因在于他在选择授权对象时，只是看中了资历与声望，忽略了对人的能力的考察。
施振荣授权失败的例子，从侧面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管理者如果只依据学历授权，必不能公正地选择授权对象，势必失人心，失人才，失效益，因小失大，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寻找“择人”窍门并非难事，因为员工们在做非授权工作时，表现出色与否，一目了然。
总的来说，只要把握好三点选人要素，并将其有效结合，适合的人必然手到擒来。
这三点选人要素，即：①对工作任务的了解；②对员工能力的了解；③对授权目的的了解。
除此之外，一般的管理者在择人时，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点，他们常常认为，最优秀的是最合适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常会阻碍“择人”思维的延伸，直接影响用人质量。
有这样一句俗话说:“最好的并不是最合适的。”管理者授权一项任务时，常本能地想到手下干将，知道他是完成任务的最优秀的人选。却不知，最优秀的不一定是最恰当的人选。
首先，挑选最优秀的员工，会使管理者注重短期绩效，而不能通过授权来培养员工。而且，如果只授权给优秀的员工，在授权的最初，他也许会受到激励。但久而久之，他很可能就会觉得，他工作成功的奖赏只是更多的工作负担。特别是当他付出远多于他人，而报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时。最后，只授权给最优秀的人，对于其他的员工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他们会把这行为看作明显的偏袒，感觉自己被忽略了，进而产生愤懑、抵制的情绪。
第一部分授权 并不意味着放手不管
从表面上看，授权好像就意味着放弃控制。因为授权会让管理者对工作和局面的控制发生质的变化——退后了。但实则不然。
美国一管理学家说道：控制是授权管理的“维生素”。授权管理的本质就是控制。
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希望自己的公司不断成长，生命持久,参透“一手软，一手硬，一手放权，一手控制”的授权之道，是迟早要做的工作。只有参透这一授权之道，才能完成授权实施者与工作控制者的角色转换，只有完成这一角色转换，授权才能真正走上合理、有效的运行轨道。
51岁的高尔文是摩托罗拉创始人的孙子。1997年，他接任CEO时，就采取充分授权，他认为应该完全放手，让高级主管充分发挥能力。
然而自2000年以来，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股票市值、公司获利能力连连下跌。摩托罗拉原是通讯器材界的龙头，市场占有率却只剩下13%，诺基亚则占35% ；股票市值一年内缩水72% ；2001年第一季度，摩托罗拉更创下15年来第一次亏损记录。
产生这个结果的最大原因，就是高尔文过于放权，拖延决策，不能及时纠正下属出现的问题。有一次，行销主管福洛斯特向高尔文建议，把业绩不好的广告代理商麦肯广告撤换掉。但高尔文对麦肯广告的负责人非常信任，所以迟疑了很久，表示应该再给对方一次机会。结果拖了一年后，麦肯持续表现不佳，高尔文才最后同意撤换。
充分授权本是好事，但授权后不管不问，在发现错误后还拖延纠正、优柔寡断，对企业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的。在摩托罗拉失败的卫星通讯铱星计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卫星计划平均每年亏损2亿美元，但高尔文却迟迟没有叫停，给摩托罗拉带来了重大损失。
除此之外，高尔文放手太过，根本不会适时掌握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他一个月才和高阶主管开一次会，在写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谈的也只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就算他知道情况不对，也不愿干涉太多，以免部属难堪，这都明显属于授权失误。
摩托罗拉曾推出一款叫“鲨鱼”的手机。还在讨论进军欧洲的计划时，高尔文就知道欧洲人喜欢简单、轻巧的机型，而鲨鱼体型厚重而且价格昂贵，高尔文却只问了一句：“市场调研结果真的表明这个项目可行吗？”行销主管说：“是。”高尔文就没有再进一步讨论，而让经理人推出这款手机。结果“鲨鱼”手机在欧洲市场节节败退。
还有一次，摩托罗拉公开宣布，要在2000年卖出1亿部手机，而销售部员工几个月前就知道这一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高尔文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最后当然是失败。
一直到2001年年初，高尔文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他害怕摩托罗拉的光辉断送在他的手上，于是开始进行调整。他把组织重整，并开始每周和高层主管开会，改变自己“过于放权”的作风，才扭转了摩托罗拉公司发展的颓势。
高明的管理者，会对授权任务进行恰当的控制，使自己能随时掌握任务的进程，在最恰当的时刻，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把跑偏的马拉回到最正确的轨道上来。
但是，许多管理者却常忽略这点，结果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这绝非危言耸听，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就能看见，有多少优秀的销售员，被升为管理者后，就无人问津，任凭他们自生自灭。
所以，管理者在把权力下达给合适的员工后，要想让他们有出色的表现，还要懂得“扶上马，送一程”。通过“送一程”，确保合适人选与他的合适位置上升到珠联璧合的至高境界，让授权取得成功。
这意味着，在授权后，管理者除了需要说：“现在，你可以放手去干了。”还需要告诉员工：“如果有需要，就来找我吧！”
更明确一点来说，管理者交代一项任务给员工后，并不代表他的责任就已经完成了，还应该负起另一项重要职责——给予员工适时的帮助和指导。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说得好：“授权就像打篮球一样，不是把球交到谁手里，责任就是谁的，就什么也不管了。一定要考虑整体局势，进行控制，相互照应。这样，被授权员工的智慧才会获得增长，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授权任务。”
第一部分在给予任务的同时附赠信任
在沃尔玛，每一个经理人的纽扣上，都有“我们信任我们的员工”的字样。这也正是沃尔玛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销企业的秘诀之一。
如果一个员工在做一件事时，得不到上级的信任，那他就会觉得工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就不会再积极地工作。所以说，企业在分派给员工任务的时候，如果没有赋予信任，处处猜忌，严密监控的话，做事的人就很难把事情做好。而且，信任是互动的，企业若不相信员工，员工也就很难相信企业，就更谈不上对企业忠诚了。
因此，要想让员工充分发挥潜力，积极能动地工作，就必须对他充分信赖。
给予下属信任，是确保用人成功的“廉价”投入。当下属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屡攻不克，损失惨重，但再坚持一下就能取得最后成功时；当下属因为一时失误，受到同事的指责、埋怨，正进退维谷时；当下属正遭误解，求助无门，极度悲愤时……如果领导者还能给予充分的信赖，可想而知，这将对下属产生多大的激励作用，又将换来多厚重的忠诚！
激励的王牌——信任
一个星期六，人们都度假去了，美国休一帕公司的老板比尔却悄悄地在属下一个工厂巡视。他发现那里的实验库房区上锁，便立刻跑到维修班，找到了一把螺丝刀，把库房门上的锁撬了下来。
星期一早上，上班的人们见到了他留下的一张字条：“永远不要将此门锁上，谢谢！”
库房竟不上锁？！为什么？
这正是休一帕公司不同凡响的一种表现。
休一帕公司对自己雇员的信任充分体现在“实验室库房开放政策”之上——公司的工程师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库房取物品，而且他们被鼓励将零部件带回家供个人或家庭使用。
信任，具有无比的激励威力，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一种渴望胜利和成长的激情，往往使管理者得到意想不到的辉煌结果。
1939年惠普公司成立时，仅有1 538美元的资产，如今却已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的第40位，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电子检测和测量仪器公司，微型计算机产量位居美国第二。
惠普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全有赖于它的管理之道。
被称为HP Way的惠普之道，在业界非常有影响力。它由五个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构成。首先第一个就是：相信、尊重个人，尊重员工。 惠普的整个管理重心全部落在信任员工上面。惠普的每一位管理者都尊重自己的员工，深信每个员工都有他的重要性。
惠普的两位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曾热情洋溢地总结了惠普的精神：惠普之道，归根结底，就是信任个人的诚实和正直。
惠普从不对员工随意猜忌，总是将员工视为自己人。在惠普，存放电气和机械零件的实验室备品库是全面开放的，这种全面开放不仅是允许工程师在工作中任意取用，而且实际上还鼓舞他们拿回家供个人使用。因为惠普的观点是：不管他们拿这些零件做的事情是否与其工作有关，反正只要他们摆弄这些玩意就总能学到点东西。
对于一个像惠普这样庞大的企业来说，内部管理制度原本是非常重要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惠普不但没有作息表，也从不进行考勤。员工可以从早上六点、七点或八点开始上班，只要完成八小时工作即可。这样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生活需要来调整工作时间。
在公司看来，对员工的信任高于一切。产品设计师们不管在做什么东西，全部都留在办公桌上，谁都可以过来摆弄一下，并可以无所顾忌地对这些发明评头论足。惠普的这种用人之道用一句俗语可以表达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惠普公司还着力打造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引导员工们自由发散思维。在惠普，任何人都找不到一个大门紧闭的办公室，即使是最高决策单位，也是仅以小屏障分隔的开放空间。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开放”的政策，允许员工讨论个人或和工作相关的议题。
惠普还认为，若要员工变得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必须让员工们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或者至少他们必须被公司平等地对待。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尔德认为：“只要给予正确的环境和工具，人们就会积极做好工作。”
在信任的氛围中，员工才会承担更多责任并自觉地进行团队合作。举例来说，当洛斯威尔分部经理隐瞒中心可能合并的信息，以避免员工产生焦虑情绪时，员工反而会做最坏的结论：他们听到的谣言是真的，中心要关门了。他们的焦虑转变成不信任，然后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假设分部经理并不关心他们的未来，如此发展下去，事态就会很严重。
为了止住这种严重事态的漫延趋势，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信员工的忠诚和判断能力，与员工分享信息，即便是坏消息也无妨。
惠普认为，不信任会给团队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方说有一次，在洛斯威尔，白人生产作业员同菲律宾工人要携手合作，但是两个种族的文化和语言有很大差异，白人们根本不相信菲律宾人的能力，认为要和他们合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菲律宾工人又急于要获得认同，他们认为白人是种族歧视。后来公司把这个决定的目标和方法公开，并开设英语和人际关系课程，让两个种族的人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才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双方都愿意进行团队工作。
最后，惠普为了让员工感觉到公司对他们的信任，推行了员工控股计划，把公司股票分阶段按工作时间分给员工。这也就是后来风靡美国的ESOP。
信任，能促使员工竭尽所能地去做好工作，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加快企业发展的步伐。就像韦尔奇说的：努力促成信任关系也是一种激励手段——最重要的激励手段。
相反，如果对员工不信任，就会成为企业管理中最大的成本。因为不信任的代价很高——直接扼杀团体中的创造性意见，降低公司的生产能力。
第一部分信任员工 就放手让他去做(1)
比尔·盖茨说：“我采取的领导方式就是：放任，不用任何规章去束缚员工，让他们在无拘无束的信任氛围中，发挥每个人的创意和潜能。”
优秀的管理者，最善于用信任来获取员工的心，而且还懂得既“信”又“用”。信而不用，这种“信”就不是真信。用而不信，员工心中就难免存有疑虑，“用”也用不好。
管理者应该在信任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需要，把可以授权的事，分派给下属，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为企业做出贡献，从而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重要的决策上去。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认为:信任可以使部下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极大地激发部下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他说:“对部下说明原委，表达信任的期望，他们就可以按管理者的目标完成任务。”
北欧航空公司董事长卡尔松，在改革北欧航空系统的陈规陋习时，曾给予部下充分的信任和活动自由。开始时，他的目标是:要把北欧航空公司变成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但是卡尔松想不出该怎么下手，他到处寻找合适的人选来负责处理此事，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于是卡尔松去拜访他（合适的人选）。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你能不能替我们找到答案？过几个星期来见我，看看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几个星期后，这个人约见卡尔松。卡尔松问他:“怎么样？可不可以做到？”
他回答:“可以，不过大概要花6个月的时间，还可能花掉你150万美元。”
卡尔松兴奋地插嘴说:“太好了，说下去。”因为卡尔松本来估计是要花5倍多的代价。
卡尔松的神情把那个人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继续说道:“等一下，我带了人来，准备向你汇报。他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到底想怎么干。”
卡尔松立即说:“没关系，不必汇报了，你们放手去做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
大约4个半月后，那个人请卡尔松过去，并给他看了几个月来的业绩报告。当然他已使北欧公司成为欧洲第一，但这还不是全部。卡尔松还看到:这个人还省下了150万元经费中的50万元，一共只花了100万元。
由此可见，管理者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了解员工的价值，然后鼓励他们主动尝试。而其最基本的行为体现，就是给予员工更多的信任，放手让员工去做。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以生产质优价廉的轿车名扬四海，素有“汽车王国”的美誉。但是在20世纪后期，福特汽车公司却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所取代而屈居第二。
企业有兴有衰，本为常理，但福特公司的三次跌落，却戏剧性地展示出一个规律：信任下属则公司兴，否则必然使公司走向衰落。
亨利·福特于1898年集资创办了底特律汽车公司，但没成功，1901年他创办的另一个汽车公司又失败了。亨利·福特似乎生来就喜欢独断专行，从不肯信任别人，喜欢集各项大权于一身，更别说放手让别人去做了。他两次创办汽车公司，担任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但都由于独断又与合伙人合不来，而使公司走向失败。
失败的教训终于唤醒了亨利·福特，他在1903年聘请了著名的汽车专家詹姆斯·库兹恩斯出任总经理，第三次办起了福特汽车公司。库兹恩斯上任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06年到1908年，福特公司先后推出了“N”型和“T”型两种物美价廉的福特牌汽车，风靡市场，畅销全世界，亨利·福特从而摘取了“汽车大王”的桂冠。
福特的别克汽车新工厂，也是37岁的年轻建筑师阿尔巴顿·康在他充分信任、放权，并全力支持下大胆设计的杰作。在设计海兰德公园工厂的时候，阿尔巴顿·康设计了一个方案。
当时，他征求福特的意见：“把工厂设计成长865英尺（约265米），宽75英尺（约23米），四方形的4层楼建筑，以钢盘混凝土为材料，可以吗？”
“好的！”福特对康是相当信任的，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玻璃占建筑外观总面积的75%。”康继续说。
当时，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设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几乎所有的墙面都由玻璃围成了，而福特却对此赞叹不已。
福特满心喜悦地说：“机械厂房在另外一边，也是一栋玻璃屋顶的建筑，此外，总厂和这栋玻璃屋顶的机械房在天井中由钢梁相通，上有吊车，如此，制造完成的引擎或变速器就可以利用天井中的吊车搬到总厂了。”
接着，福特又表示：
“总厂四楼全楼面的天井也要加装吊车。法兰德斯先生所说的重力倾斜方式的生产流水作业台是一定要建造的。”
“对呀，成品就可以由高向下自然滑动，人则可以不动，只要产品移动就可以了。”
福特93分钟的造车秘诀就这样诞生了。
充分信任，大胆任用，不加干预，正是福特汽车公司第一次繁荣的原因。
但好景不长，辉煌战果冲昏了老亨利·福特的头脑，这个“汽车王国的君主”似乎“旧病复发”，忘记了当年创办公司的惨痛教训，突然又对总经理的职权垂涎欲滴。1915年正是福特公司高度繁荣的顶峰期，老亨利·福特毫无根据地辞退了劳苦功高的詹姆斯·库兹恩斯，不再相信任何人，又开始实行个人独裁，使福特公司的状况又回到第一阶段的水平。
第一部分信任员工 就放手让他去做(2)
福特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愿接受建设性的意见。他的这种行政领导方式，使全福特公司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1929年，福特汽车在美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降到31.3%，到1940年，跌至18.9%。到1945年，福特公司每月亏损900万美元，濒临破产的边缘。
后来，是福特二世挽救了福特汽车公司，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三顾茅庐”请来了通用汽车公司原副总裁欧内斯特·蒲里奇，全面负责领导福特公司。1946年年中，蒲里奇走马上任，当年便使公司扭亏为盈。第二年除去贷款，取得了6 636.7万美元的净收入，尔后利润又逐年上升，到1950年，利润高达2.58515亿美元。
也许不轻易信任别人，又酷爱权力是福特家族的传统。福特二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重复了他祖父当年的错误，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刚愎自用，1960年，福特二世的作为，迫使欧内斯特·蒲里奇引退。亨利·福特二世亲自掌握了福特的大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认为正确的事就去做，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也不与董事会商量，事后也从不作解释。
福特二世的家长制管理使公司的人才纷纷另觅新主，汽车市场占有率一年低于一年：1978年尚占美国汽车市场的23.5%，1981年跌至16.6%，1980年到1982年仅3年时间，公司亏损30亿美元。
1980年3月，63岁的福特二世终于被迫宣布辞去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职务，把掌管了35年之久的经营大权，让给福特家族以外的管理专家菲利普·卡德威尔，宣告了“77年的福特王朝的结束”。1982年65岁的福特二世正式退休了。福特汽车公司在新任领导的管理下实行了员工参与管理，日渐走上了复苏之路。
福特家族不信任员工，导致企业出现了大权独揽的局面，最后产生了两个问题：管理者干了别人可以干得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耗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最终使企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向员工公开一切，让每个人都参与决策
日本松下集团，从不对员工保守其商业秘密。当新员工第一天上班，松下集团就会对员工进行毫无保留的技术培训。
也许有人会心存疑问，松下公司难道就不怕泄露商业机密吗？
对此，松下幸之助却认为，如果为了保守商业秘密而对员工进行技术封锁，员工就会因为没掌握技术而生产出不合格的产品，从而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这种负面影响，比泄露商业机密所带来的损失更严重。在很多企业，尤其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企业，其生产根本无法像物质生产那样被控制，所以，信任是惟一的选择。
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摒弃老一套的管理方式，增强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局限于口头上的信任，而是要尽力做到让全体员工都参与到决策中来。通过参与，凝聚其心，激励其人，发挥其力。除此以外，别无良法。如果管理者真正这样做了，一流的创意、强劲的竞争力以及瞩目的企业效益，都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戈尔堡的奠托拉生产线，是用来生产收音机接收器的。由于生产的需要，每个女工要在一个印刷电路板上安装大约10个零件，然后传给下一个女工。起初女工们出于新鲜干得十分起劲。但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工作将她们的工作热情消磨殆尽。
公司总经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来管理一段时间。他的第一个举措是:让每个员工组装和检测自己的接收器，并附上一张便条:“亲爱的顾客，这台接收器是由我组装的，我感到骄傲，希望它使您满意，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的，请通知我。”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亲自将产品寄出。
不仅如此，每当厂里要做一项新的决策或准备推行某种改革时，总经理都积极邀请员工参与到新决策的制定中，鼓励他们各抒己见，对自己的每个想法畅所欲言……新的管理措施试行仅一个月，旷工和缺席的现象就奇迹般的消失了。员工的抱怨声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昂的士气和高效的工作业绩。面对满脸迷惑的工厂经理，总经理解释说:“新制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职工参与，它使工人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让工人们感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说，一个公司在做一项新的决策时，如果能不论职位高低，让员工平等地“走”进来参与制定，常常能让员工强烈地感受到企业对他的信任。参与的权利使员工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无形中激发出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而当员工认为公司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的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说白了，就是“做自己的工作总比替别人做事更有干劲！”这或许也是对“参与能激励员工”的最佳诠释。
让员工参与的激励方法虽然最经济最有效，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那么，管理者究竟如何实施员工参与措施，让员工的激情水涨船高呢？
在通用电气公司，韦尔奇要求公司定期召开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地点设在会议中心或者饭店。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组织一个研讨团。研讨团的成员来自于公司的各个阶层。每个研讨团的组成人数多在40～100名之间。会议开始第一天，由一位经理拟定一个大体的活动日程，然后自行退出。下一步是将参加研讨的员工再分成5～7个小组，每组由一名会议协调员带队。每组选定一个日程，然后开始为期一天半的研讨。在第三天，原先那位经理重新回到研讨会，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在听完建议后，这位经理只能做出三种选择，即:当场同意，当场否决或者进一步询问情况。员工激励措施操作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通用电气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在积极挖掘、释放自身的潜在能量，以百倍的热情努力地做好工作。
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高级主管曾无比兴奋地说:“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参与更能提高员工的士气。”
第二部分再伟大的战略没有执行也只是空谈(1)
2000年财富500强中前200名的企业中，有40家的总裁被迫离开。他们个个是战略家，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是为什么还是失败？
当领导者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战略制定和远景规划上，而收获的却是糟糕的业绩时；当企业的各层管理者都笃信“只要授权得当，管理工作绝对是件轻松的事”，并身体力行，但最终却一败涂地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战略是重要的，它意味着全新的飞跃；远景规划是重要的，它指明了企业奋斗的方向；授权也是重要的，它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但我们发现，要想使这些重要因素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执行。没有执行力，所有卓越的方案都只是空谈，所有完美的计划都只是幻想。
企业失败，有20%是总裁错了，因为他的战略错了；另外的80%还是总裁错了，因为他的执行层错了。企业的领头者缺乏执行力，没有一支高绩效的执行层，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的战略、好的决策变形走样，最后失败。
杰克·韦尔奇说：“即使是错误的决策，我们也可以通过执行来把它做对，而不是再回来讨论。”摩托罗拉总裁高尔文则说 ：“执行是一门战胜对手的学问。”
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要想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重视执行，提高企业的执行力。
执行力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踏踏实实做事是做企业的首要原则
在一份全球1 000名著名经理人的问卷调查中，80%的经理人在回答如何使公司的目标落实到实处时，表现得语无伦次和空洞无物。他们通常这样回答：创造愿景、成立团队、授权员工等等。这几乎是所有企管类书籍里谈烂了的话题。任何一名企管类专业的在校大学生都能给出一个更为出色的答案。从这可以看出，大多数的高层管理者，是不屑于去管理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小事的。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实际上，执行的关键并不在于用多少案例来证明自己所做出的战略计划的正确性，也和企业的资金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在于深入细致地考虑具体问题，考虑组织是否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以及如何使这个目标落实到实处。也就是两个字——去做。
作为一名管理者，如果不知道如何去执行，那他所有的工作都将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他取得的全部成就也不过是整个企业和部门业绩的集合；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够建立起具有执行力的管理层，将会对公司的能量、人力和资源造成一种巨大的浪费，更无法真正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执行，应该成为企业的战略和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目标和结果之间最重要的一环。
原康柏公司总裁埃克哈德·法伊弗被解雇时，康柏的创始人和主席本·罗森也不得不承认，法伊弗之所以失败，原因并不是他所制定的战略的问题——在6年时间内将康柏公司由一家高价位办公室PC制造商转变为世界第二大(仅次于IBM)的计算机公司。这个战略并没有问题。
第二部分再伟大的战略没有执行也只是空谈(2)
法伊弗在微软和英特尔建立Wintel体系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体系所具有的市场潜力了，并且他深信这样一个体系可以为包括掌上电脑和服务器网络在内的所有设备提供服务。但光发现还不行，单凭康柏公司的实力根本无法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尤其是为客户提供计算机服务方面更不是康柏公司的长项。为了大举进入服务市场，法伊弗先后兼并了高端服务器制造商天腾公司和数字设备公司。事情进行到这，一切都十分完美，法伊弗的战略计划环环相扣，而且看上去前程似锦。但他失败了，并最终被迫离开康柏，为什么呢？
本·罗森说，问题在于如何执行，如何落实计划，从而使公司运营变得更有效率。尽管法伊弗的战略完美无缺，但他忘了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康柏真正进入服务市场。仅兼并一些开展计算机服务的公司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措施，整合资源，使康柏公司具备提供计算机服务的能力。法伊弗没有对这些具体事情投入更多的关注，没有完成整合，最终失去了大好的市场机会。
当企业养成一种虚荣、空想、形式主义、不注重具体问题的处事习惯后，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败和挫折。踏踏实实地做事不仅仅只是做人的原则，也是做企业的原则。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市场机会稍纵即逝的商战中，经营者如果想要获取利润，就必须以踏实的心态来经营企业，在实际行动中关注具体的事情，才能确保有效执行，企业才能实现理性的发展。
戴尔公司是近年来表现得最为卓越的公司之一，在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PC制造商。这是一个已经创造了神话的公司，但公司所拥有的良好的执行文化，对具体问题、细节问题的关注精神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和动摇。而这也正是戴尔公司成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和大多数公司总犯“言出不行”的错误不同，戴尔公司是言出必行的。每一名员工都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公司的最高领导的监督下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落实到实处。很多人把戴尔公司的成功归纳为其所实行的直销策略，但实行直销策略的企业有很多，它们并非都表现得相当卓越，戴尔公司的成功实际上依靠的是踏踏实实做事的这种执行文化。正是由于每一名戴尔员工都关注具体的事情，公司所实行的订单生产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只有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落实到了实处，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和资金周转速度才得以提高。
注重具体问题就是确保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落到实处。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员工明确自己的职责，并做好自己所应负责的工作，而且还需要高层管理者将关注的焦点从美好的设想转移到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来，制定具体的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并关注方案的执行。
企业想要成就卓越，不仅需要卓越的战略规划，而且还需要脚踏实地地落实计划的韧性和勇气。正如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盖保罗先生所说，一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既要像诗人一样有激情，又要像农民一样实干，只有诗人加农民才能站稳脚跟。实际上，不管是诗人的激情，还是农民的实干，都不应该仅仅为企业中某一人或一部分人所拥有，只有企业中所有的人——不管是CEO还是最普通的员工——都同时拥有这两种精神，企业才有资格立足现在，创造未来。
第二部分进行以执行力为重点的绩效管理(1)
企业执行力的提高，关键靠员工。只有员工积极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战略计划才有可能得到执行。但要让员工做好工作并且多做工作并非易事，这要求企业必须具有公平合理的绩效管理措施。
每个人都只会去做他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同样的，每一位员工都渴望受到重视、渴望成功、渴望得到企业公正的待遇。企业若想提升执行力，就必须通过公正、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员工的行为和行动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做出晋升、降职、加薪或辞退等等奖惩决定。否则，就很难让员工自发自动地做事。
郭士纳在拯救IBM公司时，为了改变公司长久以来的“大锅饭”作风，就在绩效考核中加入了执行力的内容，并把员工的执行力作为薪酬水平的衡量依据。
在20世纪90年代，IBM的绩效管理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领导者们只形式上地用几项指标，对员工的行为进行评价，然后就做出了奖惩决定。没有一个员工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相反他们都在盯着那些干得更少而所得的工资和福利并没有太大变化的同事，并毫不掩饰地向领导者表示不满。由于当时IBM的薪酬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各级员工的待遇主要由薪水部分组成，此外还有很少量的奖金、股票期权和部门绩效工资，工资待遇差距很小，而且过于强调福利，这就使得员工业绩的好坏无法体现在薪资水平上。
面对这种情况，郭士纳首先对薪酬制度进行了改革。变固定工资为与业绩挂钩的浮动工资，另外加大股票期权和奖金在员工总收入中的比重，对那些认真完成工作、积极改进绩效的员工给予诱人的股票期权和奖金。他还废除了家长式的福利制度，不认真完成工作、绩效差的人只能得到保底工资，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尽管没有完成工作，但仍然能得到与别人一样的收入。
为了使新的薪酬制度发挥更大的效果，郭士纳进一步调整了已经严重脱离现实的绩效考核制度。为员工设计了切合实际的绩效目标，以及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使员工认识到只有切实地做好执行工作才有可能获得升迁的机会。
虽然郭士纳在推行这一系列更加注重执行力的改革措施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最后还是成功地改变了员工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加注重业绩和执行了。员工的这种行为的改变，为IBM的执行文化的树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最终促进了IBM的发展。
企业的领导者在整个绩效管理的流程中，都必须深入到具体问题中去，真正指导员工改善业绩水平。只有领导者以身作则、注重实际，员工才会改变行为、注重执行。而且也只有领导者不断地与员工进行充分的沟通，企业的绩效管理水平才会得以提高。
通用电气公司一直被认为是最为科学和理性的公司，而最能体现其理性特点的莫过于其绩效管理。在通用(中国)公司，绩效管理工作被当作一个系统工程。主管和员工共同讨论和制定绩效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必须是具体的、可行的、可执行的、有明确的时间表的。只有员工能够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具体工作是什么、这些工作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时间期限，绩效计划的工作才能告一段落。
接下来，主管要不断地激励员工，对员工好的表现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对不好的行为及时给予提醒，并对员工的好的和坏的行为进行详细的记录。及时的批评和肯定对于改变员工的不好的行为、保持好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
通用电气公司的绩效考核还十分注意对员工的执行能力进行考核，他们在考核中引入了“6希格玛”概念，用它来解决管理人员、公关人员的考核不易量化的难题。通用(中国)公司一开始就给管理人员、领导人员确立了一个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不仅是面对管理者的，而且也是面对员工的。管理人员根据这些准则对照自己的行为进行考核，而员工也可根据这些行为准则评价自己的上司。对于具体执行工作，能量化的尽可能用严格的标准量化，如公关人员的工作量化可以用接了多少个电话、回了多少电话、用多少时间来回答、安排了多少采访等进行。通过对这些十分具体的工作的考查，不仅公关人员、管理人员更加务实和注重执行了，其他的员工也深受执行文化的感染，积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除了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以外，通用(中国)公司还对员工的价值观等软性方面进行考核。每一个进入通用(中国)公司的员工，都要经过一系列的价值观培训，使员工理解和强化公司的价值观。考核不是让员工背诵价值观，而是考查员工是否在平时的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说明价值观。
通过通用电气的绩效管理，我们不难看出公司对于员工是否用实际行动执行计划、实践战略和价值观的重视，以及对各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和关注具体问题方面的高要求。
第二部分进行以执行力为重点的绩效管理(2)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企业要想建立起执行文化，提高整个企业的执行力，必须在绩效管理中加入执行力的内容，并把这一内容作为考核的重点，此外还要求各级管理者在绩效管理的全过程中起到榜样作用，否则企业无法实现员工行为方式的改变。
拒绝挤公牛奶——把事实真相作为执行的基础
有名的“公牛挤奶”的漫画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人们在看过那个煞有介事、不顾事实真相的挤奶者后，都会大大地嘲笑一番。但是我们的管理者，不也经常在做着同样可笑的事情——在执行某项战略时，不顾客观事实。比如当初巨人集团的总裁史玉柱，在决定建造巨人大厦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情况，盲目地把巨人大厦的高度一加再加，最后到了70层。70层的高楼，即使是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是高难度的项目，更何况多年前的中国。再比如，当年施乐公司的总裁查德·托曼，在决定实施改造后，完全不考虑公司缺乏足够人力物力的情况，盲目地在公司内发起两个大规模改造，最后使公司陷入困境。
战略决策必须是以事实真相为基础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管理者却忘记了最为关键的下一步——执行，也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
企业在执行一项伟大的战略时，如果忽视了客观因素，就难免会使原本正确的战略失去效应，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在执行的时候，不仅领导者自己要坚持实事求是，还要让所有组织成员都把事实作为工作的基准。
但是，多数企业的管理者，总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喜欢对企业的强处夸夸其谈，而对企业的弱处却讳莫如深。在执行中，脱离事实，一味沉溺在自己的美好梦境中。
彼得尼·鲍斯公司就曾经是这样，但后来它开始改变了——因为再不加以改变它可能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它是一家提供邮政业务的公司，而且规模并不大。在它成立之初，邮政业务市场是一块正在制作过程中的蛋糕，而它就是蛋糕师，并且而它几乎保持着垄断的地位。但当蛋糕的香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彼得尼·鲍斯公司突然发现自己的垄断地位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摆在公司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马上做出改变。
“我们改变了以前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的坏习惯。以前当我们掀开石头看到下面的龌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石头放下。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必须掀开石头，并把这些龌龊的东西处理干净，尽管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非常恶心。”彼得尼·鲍斯公司的主管佛雷德·珀杜如此描述公司的变化。
事实上，不仅彼得尼·鲍斯公司的主管变得敢于面对现实了，在公司领导层的带动和影响下，整个公司的人都敢于承认公司的弱点，并为此而积极努力工作。“极端仇视自满，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所有的员工从不对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吹大擂，相反他们更加关注那些做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事情，无论多么非同寻常，都不足以让他们停止前进的脚步。正是凭借着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到2000年时，曾经的小小蛋糕师——彼得尼·鲍斯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3万名员工、总资产超过40亿美元、在邮政服务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卓越的企业。
事实对于执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很多管理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但是，让更多的人感到为难的是，事实通常总是显得扑朔迷离。因为事实总是在随着时间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必须随时考察客观事实，随着它的变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否则，执行仍就会与现实脱节。
第二部分进行以执行力为重点的绩效管理(3)
人们在谈到福特公司在T型车上的“执著”时，总把错误的原因归结到公司不积极进行产品创新，甚至是亨利·福特本人过于自大上。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亨利·福特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没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及时调整战略。福特公司的战略规划是“生产谁都能买得起的汽车”。在执行这一战略规划时亨利·福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流水线操作、对车型进行改革等等，最终实现了福特公司在T型车上的辉煌。
福特公司在T型车上的胜利也表明了战略的正确性。“生产谁都能买得起的汽车”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分期付款购物方式的出现，“买得起”这一标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人们攒上20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辆T型车，但现在人们只需先付很少的钱，或许只有3个月的工资，就能把一辆更舒适、更时尚的汽车开回家。但是亨利·福特对所有的这些变化都熟视无睹，即使自己的市场份额已经消失，他也没有对“买得起”这一标准做出丝毫改变。
于是1925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从54%一下子跌到了45%。第二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的面世，进一步挤占了福特公司的市场份额。到了1927年5月，亨利·福特被迫承认自己在这场汽车市场竞争中落败，并且让工人们回家，然后自己开发T型车的“继承者”。
企业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必须紧跟市场步伐，时刻根据市场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战略进行调整。实际上，发现市场变化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而言并非难事，难的是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曾经取得过成功的手段。亨利·福特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不可能没有看到市场的变化，他之所以没有迎合消费需求，向市场上推出新的车型或把保守的黑色改换成更加明快的颜色，是因为在他看来T型车永远是最好的，黑色永远是最流行的，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或许每个企业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是否对企业本身进行了客观地评价，是否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公司战略，又是否实事求是地去执行了，这些却是最为关键的。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时，企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何时改变、怎样改变，这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谨慎考虑的问题，在作出选择之前，必须经过客观地评价和分析，企业是否在某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现在是好的转变时机吗?怎样的转变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在思考和回答上述问题时，企业必须本着一种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对企业的命运负责的表现。
第二部分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管理(1)
永葆危机意识，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管理
在通用电气，韦尔奇绝对禁止员工产生“通用电气就是最好、最佳”的思想，为的就是时刻让员工保持一种危机意识。
身处新经济时代，企业若只是一味地固守昨天的“成功”，不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的话，那这个企业将最终一败涂地。
因为，企业无时无刻不是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危机四伏的市场。这不是危言耸听，环顾一下四周就能看到，有多少个企业，今天还在《财富》500强名单中，明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企业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永远的成功，只有把今天的成功当成明天的起点，永远保持着一种危机意识，企业才有可能在一个接一个的大风浪中扬帆远航，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经常对员工说：“微软离最后倒闭永远只有18个月。”这句话涵盖了微软管理中重要的一项——危机管理。
从某种程度讲，危机意识就是生存意识。关于这点，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青蛙实验：
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了一个试验，他们把一只青蛙扔进沸水中，青蛙遇到突然 的刺激立刻奋起一跳，从沸水中跳了出来。而后，试验人员把青蛙放在正慢慢加热的冷水中，青蛙在里头舒服地游着，丝毫察觉不到危险。等到水已经热到它不能承受时，它已经无力逃生，最后，被活活烫死了。
这个青蛙的实验在企业管理中几乎人所共知，它告诉管理者们，如果不能随时保持危机意识，企业就会像青蛙一样，在慢慢变热的水中而不自知，满足于眼前风平浪静的表面现状，而失去抵御恶劣事件的能力。
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写过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许多网站和企业内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甚至连一些MBA学员也在学习它。在这篇文章中，任正非用沧桑和忧郁的笔调写到：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长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华为正当盛世，任正非就已经考虑到居安思危，从这当中不难看出，华为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成就起如此卓越的事业。
有一个知名的地产商人说过：“做企业，就是选择每天都睡不好觉的生活。”企业的死亡率比存活率高出好几十倍。曾有个世界第一流的公司——拥有贝尔实验室的美国朗讯公司，其前身是雄霸美国电信业几十年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由于在2000年痛失光网络市场，以及在电路交换领域中的销售和利润下降，加上公司在经营管理和业务重点方面存在的问题，短短一年时间，朗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从60美元跌到6美元，差点被法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并购。
第二部分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管理(2)
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出版了《追求卓越》一书，畅销900万册，书中列举了43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可是该书出版不到2年，其中的14家企业却已经陷入财务危机。
如果连这些强大的企业都有可能突然崩溃，更何况那些中小型企业。所以做企业，必须像任正非那样：
“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10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英雄所见略同，海尔的张瑞敏说过：“我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联想的柳传志也曾说：“我们一直在设立一个机制，好让我们的经营者不打盹，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美国波音公司在给新员工提供培训时，会给他们播出一盘录像带，内容是一家电视台正在播出“波音公司倒闭”的新闻。画面上，一批批垂头丧气的波音员工正在走出工厂。这是“假想的情景”，但却是太多企业真实的命运。通过“假想”，恰恰是为了避免危机。
在一部分企业中，以危机为核心的企业观已开始形成。但遗憾的是，能长期坚持，不为浮名所累，真正做到不骄不躁的企业，却并不多见。相反的是，很多企业的教训都“年年岁岁花相似”，层出不穷。有的企业陶醉在领导的评价、传媒的吹捧、下属的恭维里，长此以往，自认为是“明星企业”了，动不动就摆出“业界老大”的姿势，今天训这个，明天指导那个，丝毫察觉不到潜在的危机，最后，别人都好好的，自己却被打倒了。
假如企业的管理者，都能真正拥有“危机意识”，善用危机管理，那么在面对危机时，就不会再手足无措，任人宰割了。
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负责人梅洛尼先生，在几十年前，曾被美国GE公司告之：“我们决定收购你们公司，你回去做一下准备。”梅洛尼先生当时很气愤地说：“我还没有卖掉我公司的打算。”对方就撂下一句话：“那你等着瞧吧！”
那以后的20年，梅洛尼公司一直都还存在，品牌还是属于自己的，不但如此，梅洛尼的家电产品还在欧洲占了很大的份额。
这个时候的梅洛尼先生也已经老了，他说：“这20年来，我时刻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拼命地奔跑，正因为这样，我的公司才避免了被别的大公司吞并的厄运。”
也许，梅洛尼还会在心底感谢当初对他口出狂言的GE公司，是他们迫使他产生了危机意识，才能有现在的成功。
在一次狩猎中，野兔被一只猎狗追赶，猎狗费尽力气，也没能追上野兔，“为什么我体型比你大得多，力气也比你大，却怎么也追不上你？”野兔回答：“那是因为我们奔跑的目的不同，你只是为了饱餐一顿，而我则是为生存而奔跑！”
企业也必须像野兔一样，“为了生存而奔跑”，绝不能安于现状。全球驰名的GE公司，更是把这个寓言的精髓演绎到了墙上的宣传版上，到处张贴了狮子和羚羊奔跑的图画，羚羊跑在前面说：“只要我稍一松懈，就会成为狮子的美餐。”而狮子则在后面穷追不舍，说：“虽然我是狮子，但我若追不上羚羊，就会饿死。”
英特尔总裁葛洛夫说过：“惶者生存。”而我们的祖先也早有遗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管理者必须懂得，企业不可能会有永远的成功，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时候。只有永葆危机意识，企业才不会消亡。
第二部分危机与机遇仅有一线之隔(1)
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时，随时都有可能会面临危急时刻，或破产，或产品销路不畅，或人才危机，每当这个时候，就需要管理者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才能把危机转化成良机。危机给管理者带来的不应该是灾难，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变危机为机遇，就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强生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强生公司的主打产品泰诺胶囊，被当作杀人工具，导致７人死亡。
1982年9月29日，美国伊利诺伊12岁的玛丽吃了一粒泰诺胶囊后，死在了厕所里。同天上午，也是住在伊利诺伊州27岁的亚当，在吃了一粒泰诺胶囊一小时后，心脏衰竭而突然死亡。当天晚上，亚当的弟弟和弟媳吃了同一药瓶里的泰诺胶囊，几小时后，两人全部死亡。
第二天，还是在伊利诺伊州，3个居民服了泰诺胶囊后死亡。相继两天，总共有7人因为服用强生公司的泰诺胶囊而死亡。
几天后，经过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和强生制药的员工调查发现，这些泰诺胶囊中含有高达65毫克的氰化物。一般来说，5～7微克的氰化物就可以致人死命。很显然，有人故意将致命的氰化物注入泰诺胶囊里。更糟糕的是，谁都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泰诺胶囊。
泰诺胶囊的灭顶之灾也随之而来——全国各大电视台每天晚上在黄金时段纷纷报道泰诺胶囊事件；芝加哥的警察每天开着装有扩音喇叭的车在居民区内警告勿用泰诺胶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向民众发出警告，告诫民众不要再服用泰诺胶囊；市场调查明确表明，每10个过去使用过这种药的人，至少有6人说他们以后将不再用这种药了……
人们对强生公司已产生了恐惧心理。面对严峻形势，联邦调查局建议强生公司收回芝加哥地区的部分产品，因为如果全部收回，强生公司的损失实在太大。
但是，10月5日，在加州某地药店抽查时，发现有三瓶泰诺胶囊里也被掺入了氰化物，这表明有毒泰诺胶囊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于是，强生公司总裁吉姆·伯克毅然决定收回全部产品。
10月6日，强生制药公司，向全美国大约15 000家零售商和分销商发出了电报，请求他们从货架上取下1 100万瓶泰诺胶囊。以后几天，又陆续召回了几千万瓶泰诺，并当即销毁。据统计，强生总共召回的药数是3 100万瓶，零售价值1亿美元。而后，强生公司又发出了45万封电报请各医疗单位提高警惕，并且设立了专用电话线，来解答各界的疑问和咨询。从9月30日事件发生，截止到10月上旬，泰诺胶囊全线停产，这几天内，强生的损失就高达10万美元。而且这次招回事件，使强生制药的股票收益从1981年的78美分降到1982年的51美分。
但伯克认为，这个时候他已不能再顾及这些了，人的生命比任何利润都重要。他坦诚地站到公众面前，用事实说话，用爱心讲理，用真诚温和的言词来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他告诉公众，公司和他们都是受害者。
强生公司举行了一个由30多个城市参加，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吉姆·伯克那浅灰色的头发，清澈的蓝眼睛，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以真切的关心和诚恳赢得了用户的信任。
他说，“我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取大家的真心。”“现在我同坐在一只小筏上，随波逐流，面对同样险恶而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伯克的坦诚不仅保住了泰诺这个牌子，更维护了自己公司的形象，在非常时期进行了最好的宣传，使公众认识到强生公司并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企业。
只花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泰诺胶囊又重新回到市场，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在那次招待会后，强生公司还通过报纸分发了800万张面值2.5美元的泰诺药品折扣优惠券，后又有43万客户打电话来索取优惠券。有90%的人，仍然表示支持强生公司。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泰诺止痛药在市场的占有率从危机发生时的7%迅速反弹到32%，到1985年1月，泰诺胶囊的销售份额，不仅已上升到事故前的水平，而还超出了50%。
泰诺事件发生后，强生公司面对危机的举动，使强生制药不但没有受到声誉上的损害，反而增强了强生制药在民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巩固了泰诺在止痛药类龙头老大的地位，而强生泰诺胶囊危机也成为危机管理的经典之作。连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S·格瑟也说：“这是在市场学里看到的最成功的危机处理案例。”
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良机，只要改变观念，重新评估，找准机会出手，就能把危机变成良机。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否则企业最终将失败。
第二部分危机与机遇仅有一线之隔(2)
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在一系列市场营销手段的推动下，成为了中国白酒市场上最为显赫的新贵品牌，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并以5倍的增长速度迅速壮大着。
然而，1997年初的一篇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报道，却让秦池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无法自辩的大泥潭。
1997年，秦池酒以3.2亿元的价位捧回“标王”宝座，并且预计秦池1997年的销售额将达到15亿元。正是“15亿元”这个数字引起的北京《经济参考报》四位记者的怀疑：一个县级酒厂，如何生产出15亿元销售额的白酒呢？带着这一疑问，他们对秦池的一次暗访，发现秦池每年的原酒生产能力只有3 000吨左右，他们销往全国市场的“秦池古酒”、“秦池特曲”，都是从四川收购的散酒，加上本厂的原酒、酒精，勾兑而成的。秦池的散酒，主要是由四川邛崃县一家名叫“春泉”的白酒厂在当地收购后提供的。
《经济参考报》把事件编辑成文，刊登在1997年1月中上旬的报道中。报道称， 1995年春泉给秦池供了4 000吨散酒， 1996年又供给秦池散酒7 000多吨，春泉还收购了当地一些小酒厂的散酒供给秦池。
这样的描述和披露，对秦池来说意味的灾难简直和10级地震无异。在几天内，这则报道就被国内无数家报刊转载，秦池遭遇到了最凶险、最猝不及防的一击。
令人遗憾的是，在危机面前，秦池表现出了一个企业不该有的稚嫩，没能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有消息称，在最初那篇报道发稿之前，记者曾传真这组报道给秦池，秦池只派人赴京做公关，表示愿意出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但未见成效。而在此举未果之后，秦池就不知所措了。在传媒一轮又一轮的反复报道中，秦池被击打得天旋地转，连一丝无辜的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
当年，秦池的销售额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15亿元，而是6.5亿元。再一年，又下滑到了3亿元。秦池从此一蹶不振，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
其实，当年秦池面对的危机的致命程度，远没有强生制药的1/10。媒体对秦池的攻击也绝对不至于使秦池全线崩溃，至少秦池在面对媒体所描述的事实时，并没有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因为自古以来，山东的啤酒、葡萄酒和酒精，都是上等的，但白酒却从来敌不过四川白酒。所以，山东的白酒企业，早有从四川收购散酒的传统。而在白酒业关于“川酒入鲁”，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秦池不是第一家，也绝对不是惟一一家。
而且，关于“白酒勾兑”，也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理解的那样，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实际上，以食用酒精为基础，进行“勾兑”的白酒，比传统的发酵工艺更为卫生、先进，且绝不会影响白酒的质量。
再有，关于秦池的生产能力问题，秦池更应该有辩解的理由。企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通过广告和有力推销，形成了巨大的销售空间。然后根据这个空间，来设定产量。如果需要的产品数量过多，除了扩大生产，当然也可以通过半成品加工或外加工等不同的方式，来满足销售的需求量。其实，这不但不应该受到质疑，甚至还可以说是一种先进的产销模式。
秦池完全可以通过媒体，把这些理由向外界宣布。可遗憾的是，它并没有。不善于将危机转化成良机，是秦池所有悲剧的来源，也是所有失败企业的共同病因。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有危机意识，还必须在企业发生危机时，高瞻远瞩，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看准时机，勇于承担责任和风险，才能为企业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第二部分学会在危机中获取更大的利润(1)
在当今充满竞争的时代，经营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任何一项经营活动和决策无不存在风险，任何胜利都与危机并存。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敢于正视风险，敢于进行风险决策，才能在危机中获取利润。
王安电脑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统治着美国电脑市场，但风光了不到10年，便开始走下坡路。公司累计亏损高达15亿美元，已无力偿还债务，1992年8月18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有“一世之雄”称誉的王安公司，为什么会在电脑市场败下阵来?关键的一点，就是王安公司不敢进行风险决策，不敢进行风险经营。
王安公司一向坚持采用封闭的软件，尽管对市场进行了垄断，但不利于大多数用户对电脑的使用。1983年，欧洲的十几家电脑企业达成协定，共同编制开放系统标准，它的前提是保证各类电脑的相互对话。1986年，欧共体部长会议决定，这套标准将作为共同体内部各国政府采购电脑的根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公司不敢做出风险决策，进行风险经营，依然逆潮流而上，坚持采用封闭式软件。王安公司不想去冒险，因为它的产品已拥有相当的用户，没有必要冒险去搞开放式软件，结果用户大量流失，市场日益萎缩，最后走上失败之路。
王安公司由盛而衰的例子给管理者这样一个启示：当今世界市场上，技术进步十分迅速，每家企业都处在风险之中，抱残守缺不敢进行风险决策和风险经营，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很多时候，要做到成功，管理者就不得不面对那些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企业来说都是全新的、高风险的机遇。确实，任何成功的机会，都存在着潜在的危机。
美国的哈斯布罗玩具公司是一家知名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一直发展顺利。但进入80年代起，因受到来自香港玩具的竞争，使其陷入经营危机之中。
危难之时，斯蒂芬·哈森菲尔德出任董事长。他走马上任后，决定背水一战。
哈森菲尔德对来自香港等地区的玩具进行深入调查，他发现香港的玩具花式品种多，具有新、奇、巧的特点，如遥控车、会哭会笑的娃娃等。生产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玩具，必须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而自己公司生产的“美国大兵”成本高、款式过时，这些都是技术和设备落后等原因造成的。
鉴于此，哈森菲尔德决定投资几千万美元更新设备，并投资上千万美元设立新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和开发新型玩具，甚至以巨资购进一些技术专利。有人说哈森菲尔德发了疯，花那么多钱去研究技术没有必要。确实，哈森菲尔德的决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8年，他花费2 000万美元投资研制一种“内莫”电子游戏机，结果生产出来后，经核算效益不好，被迫终止生产，2 000万美元付之东流。
第二部分学会在危机中获取更大的利润(2)
哈森菲尔德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止步，而是坚定不移地按决策进行下去。他清楚地认识到利润与危机是形影不离的。他总结了失败原因是决策前对公司内外的因素分析判断不准确，生产这种玩具的优势不如竞争对手。此后他吸取这次教训，做决策时，做好内外两种环境的调查分析，以使自己的决策更有效。
在哈森菲尔德的努力下，这家濒于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成为美国玩具行业中最有实力的公司。
企业要发展，必然会遭遇危机，危机中孕育机会，危机中有巨大的成功。危机在经营活动中无处不在，如果管理者缺乏极大魄力和勇气，一味地束手束脚，谨慎小心，把危机视为灾难而不是挑战，不能正视危机，不敢冒险，更不敢冒风险制定有效决策，就会失去很多发展机会，也难以到达成功的彼岸。因为，风险的另一面就是机会。
日本的大都不动产公司创始人渡边正雄曾是一个小商人，他发现不动产业是个有前途的行业，想去经营，但一没资金、二没经验，他决定去大藏不动产公司去工作，以便学习经验为自己创业打下基础。可大藏公司并不愿接受他，无奈之下，他要求在大藏公司免薪工作一年。这一年渡边拼命工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和经验。在大藏公司高薪聘用他时，他却离开了。他千方百计筹得了一些资金，开始经营房地产生意。
渡边免薪工作之举，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对于十分贫穷的渡边来说，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
渡边的决策随着他的事业的开始而不断进行，以后接连取得成功，终使他成为日本企业界的佼佼者。
创业之初，有人向渡边推荐土地，那是一块有几百万平方米、价格便宜的土地，当时人迹罕至，没有道路，没有公共设施，但这块土地与天皇御用地邻近，能让人感觉好像与帝王生活在同一环境里，能提高个人的身份，满足自尊心。
这块地向所有的地产公司推销过，没人愿意买。渡边果断地做出决策，倾力筹借资金，先付部分押金买了下来。同行们都嘲笑他是傻瓜，亲戚朋友也为他的冒险担心。渡边毫不介意，他坚定不移地按决策进行下去。
战后的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加，大家逐步对城市的噪音和污染感到厌恶，对大自然开始羡慕。渡边买下的这块山地充满了山间大地泥土香和宁静的景色，逐步有人感兴趣了。渡边乘势在报刊上大肆宣传那里的优美环境，招引一些富裕阶层前往订购别墅和果园。一些经营耕作的庄稼人，看到那里有民房出租和有耕地租用，大部分前来定居和从事种植蔬菜果树。
一年左右的时间，渡边就把这块几百万平方米的山地卖掉了八成，一下子使他赚到50亿日元。他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修建道路、整地，并将剩下的二成土地盖成一栋栋别墅。经过3年时间，那块山地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别墅城市，渡边所赚的钱也达到了数百亿日元之多。
管理者必须敢于正视危机，敢于面对风险。因为，危机的另一面就是机会。在当今市场充满激烈竞争的时刻，不存在没有风险的利润。因此，没有面对危机的勇气也就难以赢得机会。
第二部分若想企业变大 必须先使之变小(1)
一个才华卓越的炮兵军官上任伊始，到下属部队去视察演习，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个班的11个士兵把大炮装好，每个士兵各就各位，但其中有一个却站在旁边不动，直到整个演习结束，他也没做任何事。
军官奇怪地问：“这个人是干吗的？他什么都没做呀？”部下们愣住了，说：“我们也不知道，但作战培训教材里就是这样布置的呀。”
后来，军官回去查阅资料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早期用马拉炮作战时，专门负责拉马的，为的是防备突然的炮声使马受惊。可是在现代，大炮早就实现了机械化运输，根本用不着用马拉了，而那个拉马的士兵却仍然站在那里。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不拉马的士兵”的存在都是一种浪费和对效率的破坏。“不拉马的士兵”是一个多余的管理层级和机构，它的存在不但会增加企业成本，而且还会使原本简单的工作变得复杂化，降低整体的绩效，所以，企业心须杜绝“不拉马的士兵”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在很多企业中都存在着很多“不拉马的士兵”。
企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越来越膨胀，制度越来越繁琐，文件越来越多，必将使企业的工作效率越来越差，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一败涂地。
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就不能被过多的管理层绊住脚，更不能放弃快速反应和灵活性等小企业优势，否则，只会成为一个气喘吁吁的大胖子，对着时代的潮流望尘莫及。所以，为了消除“大企业综合症”，把大企业像小企业那样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庞大，并不等于强大
机构臃肿，反应迟钝，是企业衰老的前兆，也是企业在壮大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复杂的机构，一方面消耗领导者的精力，另一方面还妨碍他收集真实可靠的资料。最终的结果是领导人根本无法接收到真实的信息，因此也就无法做正确的决策。官僚式的庞大机构，还会窒息企业和员工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然而，现实中，有些人则在强调大机构的优点，认为它带来的是井井有条的秩序和严密无缝的控制。
之所以会有人认为层层罗列的管理层会使企业更有秩序、更有利于加强管理，是因为这些领导者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监督下属的表现、写日报表和备忘录上。但是，这种控制式的管理方式，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所在。大多数领导者都把精力放在内部的琐事上，并将它当作晋升的必要条件，而忽视了与下属的直接沟通，忽略了顾客的真正需求。
诚然，在某些时期，这种层级管理是必要的。管理大师韦伯说过，如果企业期待的是纯粹的效率，那么只有一种选择：“独裁式的机构，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而言，能够取得最高的效率，这种模式是我们所知道的管理人、控制人、规范人的最合理的方法。这种模式也使组织主管更容易量化和考核相关采取行动的人的工作效果。这种模式的优越性还体现于它的效率之高和运作规模之大上，而且它可以完成所有类型的管理工作。”企业规模扩大，产业类型和管理层增多后，会使信息受到阻碍，信息内容失真，指令执行出来严重偏差，组织机构官僚化，最终使企业逐步走向衰败。
日本欧姆龙立石株式会社，控制着日本制造业的脉搏。它是一种电子继电器、计时器、开关以及其他重要工业元器件的最大制造商，这些元器件是装配线和自动化机器生产很必需的东西。
1988年，《财富》杂志把欧姆龙列为美国以外的第347大工业企业，它的年销售额达23亿美元，利润高达3 000万美元，他们的产品中16%用于出口，员工多达6 600名，而且其中有19%是工程师，还不包括国内子公司和43个国际机构的9 000多名员工。
欧姆龙株式会社之所以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全都是靠创始人立石一真的“小企业管理方法”。立石一真的管理理念，与一般企业最显著、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企业机构庞大的弊端，那种大企业的特点——人浮于事、部门罗列、程序复杂，必将导致企业效率低下，信息失真、机制老化。所以当立石一真发现自己的企业对许多行为反应迟钝，管理机能衰退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一个顾客提出“能否生产这样的产品”，居然要过3个月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市场旺销的产品不能及时加大生产，而滞销的产品却还一个劲生产，一个减少库存的指令，却难以立即兑现……便放弃了强硬的一致决策方式——必须99%以上的人同意才能拍板，而改为只需70%的人同意，便可通过。他认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机构庞大引起的，他把这所有的毛病归结为“大企业病”。
为了整治这种“大企业病”，立石一真给欧姆龙开了许多药方，其中大部分简单易行，基本模式就是让欧姆龙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向小型中型企业看齐。
第二部分若想企业变大 必须先使之变小(2)
整个治疗从上至下，把作为全公司最高决策机构的经理委员会从9人减少到3人，并让他们保证在一周内处理好相关事宜。且赋予他们召集任何部门经理商讨事件、然后现场即时决策的权力。
而后，又把公司分解成20个自治战略经营单位，赋予每个单位独立的研发、生产权力，以及海内外市场营销的能力。远期产品的开发和拓宽新领域等工作，就由中央研究部门来负责，各单位只负责现有产品的近期研发。海外客户可以不必再通过先到当地办事处，然后到总部经营单位，最后到总部的繁复途径，而用热线电话直接向各单位下属工厂订货。
另外，各单位独立后，分部经理不单要对销售额和利润负责，还心须对负债情况、库存以及现金流量负责。每个分部经理还得为自己的单位申请银行贷款，并支付利息，这样，领导整个欧姆龙公司，就可以像领导许多个中型企业一样，办事有效率，行动高速度。
一旦被“大企业病”缠上以后，企业就会如同过于肥胖的人，一身赘肉，没有一丝活力，缺乏灵活性，干什么都慢几拍。“庞大”，其实并不能代表实力，有时甚至会成为沉重的包袱。谁都想成为会跳舞的大象，可实际上，肢体沉重，就必然会带来诸多弊病。
别把效率“管”住了
韦尔奇曾就“大企业病”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管理的层级就像毛衣，它们都是隔离层。当人们在外出时穿了四件毛衣的时候，就很难感觉到外面的天气是冷是热了。
大企业的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形成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的结构。董事长和总裁位于金字塔顶，他们的指令通过一级一级的管理层，最终传达到执行者；基层的信息通过一层层筛选，最后到达最高决策者。就像“口耳相传”的游戏，第一个人把话传给第二个人，然后由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这样依次传下去，往往最后这个人得到的话，会改变很多。而且，除了第二个人外，其他人获知信息的准确度也逐次递减。
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成员间的沟通与联络、领导下达的指令等等，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失真”，正如录音机、传真机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地把原来的讯号完整地传送到目的地一样，公司中的“联络网”出现“失真”并不鲜见。员工们很可能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或者不愿承担责任，而不会完整地把上级的命令贯彻下去。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只要求比前一次稍微好一点即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当然不可能完全了解员工的真实情况了。
而且，企业的管理层越多，员工进行一项工作时，需请示的人也就越多。那样，就难免会出现类似“仅仅为了监督锅炉操作就分出了四个管理层级”或者“为了购买一台电脑就需要17个人签字表示同意”这样的可笑错误。
所以，要想获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就必须将隔层拆除。组织的层级越少，联络及沟通的次数变少了，“失真”的情况也就可以避免了，效率也就会逐渐提高了。
正如韦尔奇所说:“减少管理层可以促进沟通，它把控制的权力和责任物归原主——交还给业务部门。管理层的减少有两大好处:首先，通过清除最庞大的高层机构，我们建立了一种行为榜样，用来指导全公司如何变得轻盈灵敏。其次，可以鉴别出哪些管理人员并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如坦白、面对现实、灵巧敏捷——这么做使得那些消极抵抗者一一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