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代把儒学定于一尊以后，学者一直视儒学的经为正宗思想的经典，而将诸子之学区别对待。明清之际，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学者们开始把视线转回古代的诸子百家之说，在批判理学的同时，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求并吸收合理的因素。傅山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
由于对文字音韵学的周代青铜器文字学的研究颇有造诣，傅山可以运用这方面的知识来探求诸子之学的哲学范畴。与傅山有交往的顾炎武称赞他博学，即指此而言。如傅山反对把儒学与诸子看作是正宗和异端，认为经、子应摆平在同一地位对待。他说"经"本来是"圣"字，和古文"子"字一样从"巛"（川）。"川"即水，意流行。故"经"、"子"本意相似。"孔子"、"孟子"不称为"孔经"、"孟经"，可证明是有子之后才有作经者的。凡此如经、子平等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傅山对诸子研究的基础。
傅山的《霜红龛集》中，包括有对《老子》、《墨子》、《管子》、《庄子》、《公孙龙子》、《鬼谷子》、《荀子》、《淮南子》等诸子的研究，他写有《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老子注》、《庄子解》、《公孙龙子注》、《墨子大取篇释》等著述，采用发挥诸子学说义理、语释其语义、对诸子作综合性研究等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在清初学者中以傅山独具特色，且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以他对《荀子》的评论为例，他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辞之复而啴者也，但其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于墨家④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①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② 《近言集》。
者言。"①荀子的思想中含有儒家的成份，但这并不是荀子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其"精挚处"恰是远离儒家而近于法家、名家的地方。这表明傅山已经认识到荀子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总结人物，而这一论断，在当时是发前人所未发。他还阐明《荀子·性恶》中以善为伪的观点。"伪"字从"人"从"为"，是人为而不是诈伪的意思。如此精辟的见解在傅山的诸子研究中还有很多，表现出了他深刻的洞察力。
傅山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批判了宋明理学造成的种种弊端。他公然声明他不"辨朱陆买卖"。在《荀子评注》中注释《非相篇》中的"沟犹瞀儒"时说："儒"字《荀子》屡见，皆"偷儒"连言，而此则"瞀儒"，若如本音读，则谓之瞎儒也，儒者多瞎子；"沟犹"如本音读，则谓如在沟读之中而讲谋献，是瞀儒之大概也。"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空谈玄理的儒生的斥责。他从文字学的概念上指出："'学'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见，毫无闻见也，安有所谓'觉'也？"①用犀利的语言批判了欺世盗名的假学者，也隐含着指斥了当时降清的"奴儒"。在他留存至今的少数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对理学的讥讽和批判。
傅山对诸子之学的研释，有时参证了佛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失去了诸子的一些真正含义，是其局限所在。
（3）李顒李顒（1627-1705 年），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境贫寒，学无师承，完全依靠自己的艰苦自学而成名。在清初，北方的孙奇逢、南方的黄宗羲、西方的李顒，时称三大儒。全祖望评价说：三大儒中，李顒"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为。"②青年时的李顒曾潜心于经济、兵法。中年以后，提出"悔过自新"的学术主张，致力于"切忌自反"的明性之学的探讨，开始构建其"明体适用"的学说体系。
他曾到同州、常州、关中书院讲学，声名顿起。清廷数次征召，均被拒绝，"情急势迫，几至自刎"。①康熙十八年（1679 年），在家乡建垩室居住，不与外界接触，拒绝会见任何来访者。顾炎武游学造访，李顒破例启扉晤对，畅谈各自的学术见解。康熙三十年以后，陕西遭遇连年大旱，他数次致书各级地方官，提出救荒措施。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玄烨西巡，指名召见李顒，77 岁的李顒命其子前往复命，他自己仍以老病为由拒不出门。两年后，在他的垩室中去世。李顒的政治表现，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独立清高、不视仕途的因素，更是坚持遗民气节而不为清臣的处世原则所致。
李顒曾说："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大事，焉用著述。如其未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乃学人通病。"
① 《荀子评注》。
① 《霜红龛集》卷十四《学解》。
① 《二曲集》卷十七《又答秦灯岩》。
②他中年以后，甚至焚毁了早年著述。因此，他留下的著述仅有《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二种。其中也多为友人、弟子所记之讲学问答及生平学行，绝大部分并非出自李顒手笔。
李顒的"明体适用"的学术主张是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明体适用"主要表现在对理学采取的修正态度，同时也是对明末"柬书不观、游谈无垠"的空疏学风的否定。
李顒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③他解释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物，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①这就是说，"明体适用"是由"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明体和"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以适用两方面构成。在李顒看来，古代圣贤以明体适用为原则立言醒世，"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②秦汉以来，这种传统已被破坏，沿至清初，士人习于词章，志在名利，所学已经不能称之为儒学，"是六经、四书，不厄于赢秦之烈火，实厄于俗学之口耳"。③此时的儒学只能称为俗学。他对此批判道："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徙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④如何讲求"明体适用"？李顒主张要从善于读"明体适用"之书开始。
他把学人必读之书分为"明体"和"适用"二种。明体类书目，计有《象山集》（陆九渊）、《阳明集》（王守仁）、《龙溪集》（王畿）、《近溪集》（罗汝芳）、《慈湖集》（杨简）、《白沙集》（陈献章），以及二程、朱熹、薛瑄、吴与弼，直到吕柟、冯从吾等程朱派学者的著作。适用类书目，计有《大学衍义》（真德秀）、《文献通考》（马端临）、《实政录》（吕坤）、《武备志》（茅元仪）、《大明会典》、《农政全书》（徐光启）等。无论"明体"，还是"适用"，李顒认为都要善于读书、善于变通。只有这样，才可以"倡道济世"，才可以"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才可以将儒家讲求的德业和功业结合到一起。从李顒认为儒学"原以经世为宗"，到批判腐儒、霸儒和俗儒的观点来看，他所讲的明体，是承袭理学而来，他所讲的适用，则是对理学的修正。
李顒"明体适用"学说的提出，是从他的"悔过自新"说演变而来的。
"悔过自新"说则是基于儒家传统的性善说理论而形成的。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由于"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①通过努力，"悔过自心"，是可以"存心复性"的。这里的"新"字，他解释为"复性"。他说："新者，复其故之谓也。"②如果人人都做到这点，就可以达到"倡道救世"的目的。因此，"悔过自新"主要是从立身的角度而言，保留着许多理学的余绪。"明体适用"则立足于社会，合德业与功业② 《二曲集》卷十六《答徐斗一第二书》。
③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①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②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③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④ 同上书，卷二十九《大学》。
①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②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为一体，既讲"明体"，又要求"适用"，在客观上对理学进行了修正，对清初讲求经世实学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清初思想家中，还有一些人在思想史上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朱之瑜在抗清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提倡以"民生日用"、"经国理民"为内容的"实理实用"之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因长期滞留日本讲学，他的思想对日本产生过巨大影响。唐甄著的《潜书》，是与《明夷待访录》齐名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专著。唐甄批判君主专制、揭露时弊、倡导富民的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精通医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的刘献廷，在学术上注重实事实功，多次亲身游历调查，以证其学。他强调人能够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熊伯龙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无何集》批判了神学迷信，其锋芒涉及佛教、道教、术数、象数学及当时流行的迷信习俗的传说，并且继承了古代无神论的优良传统。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清初思想史的丰富内容。
（五）清初史学略述1．清初的官修和私修史书清朝立国后，承袭明制，设立史馆。从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数次诏令开馆，主要任务是编纂与修订实录、圣训、方略等形式的史籍。清初官修史书，完成了《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以及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和《一统志》。实录等书，根据起居注、上谕、奏折及其他第一手资料纂辑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是官修，史书中隐恶扬善、曲笔失实的地方很多，清初统治者更是不惜混淆历史真相而对所忌讳的内容大加窜改和删削。"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①官修史书的弊端，愈发得显露无遗。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二年（1645 年）开局诏修，至乾隆四年（1739年）刊印成书，历时95 年之久，是二十四史中费时最长的史书。其间，至康熙十七年（1678 年）以前，因资料短缺、人手不齐，史馆形同虚设，几乎没有进行实际工作。康熙十八年，明史馆重开。这时距明朝灭亡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看到并能够利用的资料相继出现。清廷开博学鸿辞科，笼络知名学者，特别是明末遗民、隐仕不出的知识分子，参加《明史》的修撰。在几十年的修史过程中，参与撰写和修订者达数千人之多。总裁先后由徐元文、汤斌、王鸿绪、熊赐履、张廷玉等人担任。那些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史家出于报效亡明而撰修明史的责任，也纷纷与清廷合作，或直接参与史书的撰修，或以布衣身份做实际的修订工作，或参与讨论体例、解决纂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万斯同以布衣不食朝廷俸禄参加修史，成为修《明史》的实际主编，对《明史》出力最多。经名家参修、反复改订的《明史》，体例严谨，材料丰富，讹误较少。但其最大不足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朝涉及满洲早期部分史实删改得面目全非。所幸该段历史被当时私人撰写的史书有效地记录下来。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史著。会通旧史、重新编撰的史书，有马骕的《绎史》和《左传事纬》、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和《南唐书合订》、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历史地理著作，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学术史撰述，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等著《宋元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历史评论著述，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当时最为史家关注的，是对于明代历史的修纂。这方面重要的史著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及《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潘柽章和吴炎的《明史记》等。专记明清更迭史事的，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黄宗羲的《行朝录》、钱澄之的《所知录》等。
明清之际出现的以记载当代史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史书以千数计，以上例举仅为极少数有代表性的几部史作。究其原因，明代流行民间私人写史，士人动辄撰史纂籍，以便惩恶扬善，达到褒贬鉴戒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致使野史发达，此其一；明末社会动荡，统治层阉宦专权、党争激烈，农民起义四
①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处兴起，关外满洲贵族虎视眈眈，明朝政权行将灭亡，专制统治之网松动，这些均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内容和创造了机会，此其二；清初的明朝遗民不甘心"国灭史亦随灭"，把记载明朝，主要是明末动荡变化的历史过程视为己任，此其三。这些史书，虽经清廷的多次焚毁，但其数量依然可观；虽水平高低不一，内容真伪混杂，但其价值尚在，是治史者不可忽视的史料。
2．顾祖禹、万斯同、全祖望的史学成就顾祖禹（1631-1692 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顾祖禹治历史地理学，如他的朋友阎若璩所言："景范地志之学，盖出于家也。"①顾祖禹的父亲顾柔谦认为：《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豁裂失伦，源流不备。"②遗命顾祖禹："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③29 岁时，顾祖禹开始编纂《读史方舆纪要》，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著述，直到逝世前夕才完成全书。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史学与其他领域一样，以崇尚经世之学、考察社会历史的变动为基本内容。与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历史地理学在当时十分活跃。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分为赴实地考察和从文献中研究两种。徐弘祖足迹踏遍南方，著地理学专著《徐霞客游记》，属前一种研究途径。顾炎武后半生游历北方，既搜寻资料，也进行实地调查，属介于两者之间的研究途径。顾祖禹走动不多，基本上从文献排比入手，属后一种研究途径。顾祖禹重视文献材料，基本上遍览了当时可见的地理书籍，达到"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④的目的。
《读史方舆纪要》体例完备，全书先叙历代州域形势，再言各省司地理，后及山川原委、天文分野。正文为纲，细目注释，自书自注，眉目清晰，记载详实，考订严密。顾祖禹说他的著作，"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①很显然，这部著作是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具体细致地结合起来，"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达到"史其方舆之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的目的②。人类的历史演变离不开地域这个活动舞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领域之一。《读史方舆纪要》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方面超出了以往的同类著述，成为明以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总结，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当时学者已经认识到该书的独特价值，给与高度评价，称顾祖禹是"东南第一人"③，称其书为"千古绝作"④，"数千年仅有之书，其利益天下无有穷极"⑤。这些赞誉之词并不为过，
①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
②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③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④ 彭士望：《读史方舆纪要序》。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③ 王源：《复陆紫宸书》，《居业堂文集》卷六。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确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万斯同（1638-1702 年），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早年从黄宗羲受业，对史学尤为专注，为浙东史学的重要史家。曾力辞博学鸿辞科。他对明代历史颇有研究，"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①康熙十八年（1679 年），清廷开局修《明史》，史馆监修徐元文请万斯同参加。万斯同以布衣参与修史，不署衔，不支俸。徐元文对万斯同非常倚重，"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审"。②《明史稿》共500 卷巨帙，皆万斯同一人手定，他说："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③可惜的是，万斯同"先为之极"的用意，在正史《明史》中并未实现。他还主张以列朝实录作为主要史料，说："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④同时，实录也"未可尽信"。⑤因此，"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⑥尽量追求史料的真实和准确，努力使所撰述的史书成为信史。万斯同以10 年的心血用之于《明史稿》，书成后不久，卒于京师。他在京城有很大影响，自王公至下士，无不尊呼他为"万先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⑦万斯同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史表非常重视。他的观点是："史之有表，所以通经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经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经传而牵连以丧之者，表立而后经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通也。"⑧他长期致力于历代史表的补撰，作《历代史表》。黄宗羲为之作序时说："杜氏《通典》、郑樵《通志》、《文献通考》，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而补表者，古今以来无其人也。"称赞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是"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①朱彝尊对此也备加推崇，认为万氏史表"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与"②。
万斯同还著有《纪元汇考》、《历代宰辅汇考》、《儒林宗传》、《石经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庙制图考》等书，只因客亡于京邸，遗著大多散失。他丰实的学术成就和为撰就《明史》鞠躬尽瘁、矻矻以求的精神，反映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全祖望（1705-1755 年），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与万斯同一⑤ 彭士望：《顾耕石先生诗集序》，《耻躬堂文抄》卷六。
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② 《国朝先正事略·万季野先生事略》。
③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④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⑤ 万斯同：《读弘治实录》，《石园文集》卷五。
⑥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⑦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⑧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① 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② 朱彝尊：《万氏历代史表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四。
样，为浙东史学的巨擘。乾隆元年（1736 年）进士，入庶常馆。后遭人嫉恨被排挤，从北京返回浙江老家，绝意仕途。曾在蕺山书院和端溪书院讲学，但也为时不长，主要从事著述。他一生清贫，晚年更是贫病交加，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鲒埼亭文集》及《外编》、《经史问答》、《宋元学案》等共百卷以上的著作。
表彰民族气节，是全祖望史学的突出特点。在《鲒埼亭文集》和《外编》中，主要部分记载的是明清之际人物的墓志铭、事略和传状，搜集和整理了抗清志士的材料事迹，发掘出一批以遗民身份拒不降清、坚守气节而误被世人认作是消极避世的历史人物。他所强调的民族爱国思想，被后代学者体察认识到后，不断地加以阐发，成为全祖望史学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全祖望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记述了清初学者的风貌，反映了清初的学术状况。为了表现清初学者的学术精华，他重新撰作了黄宗羲、顾炎武、傅山、李颙、万斯同、陆世仪等人的传记，如《犁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成功地表现出了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采，为我们了解清代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全祖望继黄宗羲、黄百家之后，续修而成《宋元学案》。这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史著作，由全祖望撰写的部分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他还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修订、次订、补定。体例方面，在《明儒学案》的基础上也有创新。如，除了对理学家作传和辑其著述之外，增加了"附录"和记载传授关系的材料；又在每一学案之前列"表"，表明案主的学术渊源和师承、统系；用附录代替师说，对全书进行概括，遂使学术史著作臻于完善。
全祖望一生读书不倦，且喜好抄书聚书。他在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阁等处均抄得"世所稀有者"之典籍。在京师时，曾借出《永乐大典》阅读和抄录。这使得他的学识相当渊博。所著《经史问答》，内容涉及极广。凭此学识，他还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阮元评价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①。应该说，全祖望的学识在清代学者中极为突出，而他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更应当得到肯定和发扬。
① 阮元：《经史问答序》。
三、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一）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成就1．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清初思想呈多元发展的态势。清初思想家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所涉及并作出成绩。他们在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的批判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乾嘉考据可以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以指一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来说，清朝统治者征服全国之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不断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乾嘉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是十分自然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已经腾出手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烧书和毁书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乾嘉盛世"相适应的"文化盛世"。清廷重开科举考试，重新提倡理学，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学术丛书招揽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武英殿刻书、设三通馆等措施，均属此种性质的举动。对学术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导，加上康、雍以来较为长期的安定繁荣的环境，为乾嘉学者理头于朴学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社会政治状况的客观压力和客观条件，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原因，他们转而专注于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还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乾嘉考据的形成原因。
学术思想发展的近因，指的是清初思想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宋明理学统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明朝灭亡，宋明理学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更被认为是具有"空疏误国"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与此相应，清初思想家提倡学以致用，崇尚实学，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他们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先考订经书的文字音义，把考证功夫结合在经世学术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顾炎武。顾炎武治学讲治道、经术和博闻，主要方法就是考据。他认为命与仁，孔子也很少谈，性与天道，子贡亦未听说。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耻，为学则应好古敏求。他说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①顾炎武的考据方法主要是先详细占有材料，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他的名著《日知录》，就是主要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从哲学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在治学方式上的严谨务实，都是对理学的消极影响的一种否定。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代学风的宗师，他对乾嘉考据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乾嘉学者继承顾炎武的主要是考据学的方法，而没有继承顾炎武学术的全部，特别是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为的是要讲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与乾嘉考据的上下关系，两者从起点到目的是有区别的。
理学在清初已经被思想家们从根基上所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直是科考的依据，清廷组织编纂了《性理精义》，并将《朱子全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这也不过是理学的回光返照。理学已难以吸引多数学者。同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进步的和超前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进一步成长发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观点的著述在乾嘉时代并不为人所理解和重视，其中一些优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没有刊行传世。
从以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种学术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密切关系。乾嘉考据的形成也同样如此。清初思想难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生存和壮大。顾炎武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后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于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余生。颜李学派的学说在康熙中后期的学术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离了颜学而转向考据学。这表明清初思想在专制统治的严密文网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康、乾时期理学的再倡也只是因为有了"御用"和"钦定"的包装。清初思想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黄宗羲另论）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体系已经在理论思维领域中呈彻底瓦解之势。清朝统治者所建立复制的传统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诞生新的理论思潮。在文化高压之下，复归汉代经学，专注于训诂考证，以取代理学原来的统治地位，乃是大势所趋。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①费密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
① 张穆：《亭林年谱》附《儒林传》。
① 《亭林文集》卷四。
以实志道。"②乾嘉学者继承清初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专门汉学"，既可脱离社会实际，又可回避学术上的理论原则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学术思想发展的远因，应该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渊源上来看。中国的学术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对文献典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为保存和后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宋时期，考证工作已被众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在撰写《资治通鉴》时所用各书在史事记载上的差异，说明取舍理由。其他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郑樵《通志·校仇略》，王应麟《因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属考证性质。朱熹虽为大理学家，但他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著述，并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心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学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音韵、文字等，考据之风的持续和考据方法的积累，是形成乾嘉时期考据臻于鼎盛状态的先决条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规模系统整理，自刘向、歆之后还未曾有过。在继承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期对传统文献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整理，正是乾嘉学者所担当的历史重任。他们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丛书、类书、工具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乾嘉考据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2．乾嘉学派在经学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他们分别在训诂经书、考辨文献、考释历史地理等方面作出成绩。
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发挥了明人梅鷟的论点，最终证实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25 篇和孔安国传注都是东晋人伪造。毛奇龄曾作《古文尚书冤词》，观点与阎若璩相左，以阎若璩为大家所承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阎书是"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阎若璩此举，为乾嘉学者的疑古精神开辟了道路。
胡渭注《易图明辨》，揭露宋儒所传"太极图"乃华山道士陈抟所作，与儒家经典并无关系。辨明所谓"河图"、"洛书"等矫诬之说，对宋儒所宣扬的象数学是一次深重打击。他的另一部著作《禹贡锥指》，开启历史地② 费密：《圣门传道述》，《弘道书》卷中。
理学的研究之风。
毛奇龄虽然在《尚书》的考订上与阎若璩观点相反，但他的《四书改错》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对朱熹《四书集注》进行了抨击，认为该书是"无一不错"。①万斯大深通《三礼》，著有《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周官辨非》。他不盲目轻信传注，重视比较归纳，以经释经，实开后来专门汉学方法论的先河，戴震、阮元的训诂注疏都受其影响。
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把古代数十种著名典籍考证为伪书，打破了人们对古代经典的迷信。
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是对汉代《易》学的恢复。清初黄宗羲、黄宗炎兄弟以及毛奇龄、胡谓等人已经将宋儒加在《易》学上的种种怪诞之说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惠栋于乾隆初率先而起，专注于汉儒《易》说的勾沉辑佚，志在全面恢复汉代《易》学的模样。惠栋（1697-1758 年），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其祖、父皆治《易》学，分别著有《易传》、《易说》。惠栋是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承其家学，著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易例》、《易大义》等，并由此而《诗》、《书》、《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经。他认为："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②惠栋首次明确地张起了汉学之幡，他以他的学术成就而成为乾嘉学派的第一代大师。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③惠栋辨明汉学，成绩卓著，但唯汉是尊，唯古是信，过分地株守汉学，不分经学中的今、古文分野，是其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①乾嘉学者在《易》学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的，还有张惠言和焦循。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以及《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侯》等，发挥了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的基本内容，并将别家作为附庸，明确分清与《虞氏易》相混淆的其他内容。焦循作《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合称《雕菰楼易学三书》，也是乾嘉时期《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关于焦循及其学术思想，在后面将进一步详述。
研治《尚书》，是乾嘉学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辨析郑康成所传的24 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25 篇为伪。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和程廷祚的《晚书订疑》最终确定前人所证之东晋所出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为伪是不容置疑的定案。对《尚书》的注疏和整理，主要以王鸣盛和孙星衍两人的著作最有成就。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主要采用郑玄之注，如果遇到郑注不全，再采用马融、王肃之注补充。孔传虽然已被证实是伪传，系出于东晋，但其训诂颇有传授，也偶然采用。又附今文《太誓》一篇，使之得以保存。此书搜罗广博，但于今古文学的区别并不清楚。
① 《四书改错》卷一。
②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崖文抄》卷一。
③ 钱大昕：《惠先生栋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多收汉魏人的佚说，也兼采王鸣盛、段玉裁等人之说，惟以赵宋以后诸人的注疏不可信而未收。孙书注文简明，疏文详尽，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又注意今古文学说的不同，被认为胜于王书。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是同类著述，但因一味好古，失之剪裁，水平一般。
在对《诗经》的训笺方面，著名的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书均在于解释训诂名物。其中胡承珙和马瑞辰的训释兼及毛、郑，以宏博见长；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专攻于毛，既态度严谨，又广采旁征，价值最高。
因"三礼"而形成的对礼制的研究，清初即成规模。乾嘉时代，礼学颇为盛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依古文来纠正对《周礼》的解释，释经简明，释注详细，有关郊社禘祫则从郑玄注，有关庙制昏期则从王肃解，是有关《周礼》的少有的、也是最好的一部注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将《仪礼》全部拆散按专题重新排列，有通例、饮食、宾客、射、丧、祭、器服、杂例等类。张惠言撰《仪礼图》，以图示礼，不能为图则以表代替。用图表方式说经，这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方法。《礼记》方面，杭世骏作《续礼记集说》，收集宋元迄清初的有关《礼记》诸说，选择精审，保存了许多有用资料。《大戴礼》经由戴震、卢文绍校勘，孔广森作有《大戴礼记补注》、汪照也作有《大戴礼记补注》，两书各有优劣。秦惠田编纂了262 卷的《五礼通考》，是书仿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收集有关各种说法，分吉、凶、宾、军、嘉五礼，还涉及天文、算法、乐律、地理等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礼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孔广森《经学巵言》、武亿《三礼义证》、凌曙《礼说》等有关著作。
乾嘉学者刻意复古，崇尚汉学，对《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春秋三传"的研究重新加以重视。刘文淇作《左氏旧注疏证》、《左传旧疏》。他与子毓崧、孙寿曾三代研究《左传》，写成《左传义疏》，内容及于襄公四年。刘氏一门三代精治《左传》，表现出专一的治学风尚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至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公羊传》，致使今文经学重新倡行，将在后面详述。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两部考据儒家经典的名著。另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也取得很高成就。
阮元和王先谦将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果汇编成《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共收录经学著述194 家、389 种，计3000 余卷，充分反映了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在治经方面的成就。
与整理考释经书相联系的，是要搞清经书的字义和读音。文字训诂学在汉代称小学。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有以字义为主的《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以字形为主的《说文》、《玉篇》等书，以字音为主的《切韵》、《集韵》、《广韵》等书。所谓"小学"，即文字、音韵之学，包括义、形、音三个方面。乾嘉学者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字音韵学成为乾嘉考据的一个重要部分。
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钱坫的《尔雅释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都是疏释《尔雅》的专门之作。王念孙著《广雅疏证》，先校核其讹误，再诠其义训。他在《广雅疏证·自序》中所言"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成为清代学者研治小学的原则。
研究《说文解字》而卓然成一家言的，首推桂馥和段玉裁。桂馥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①他将《说文解字》与古代经典文义互证，作《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采周秦本义、诸子百家及时人研究所得，将九千余字，逐字考训，其形、义、音皆成一家之说，是众多研究《说文解字》著述中成就最高的一部，王念孙写的序中称此书是一千七百年以来所无之作。
音韵学的研究在顾炎武的直接影响下成就斐然。江永著《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戴震著《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姚文田著《古音韵》。钱大昕著《声类》。王念孙著《古韵谱》。以上各书对音韵学均各有发明。
王念孙之子王引之著《经传释辞》，考求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发现助语古训，分字编次，以补充《尔雅》、《说文》方言之缺。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160 卷，采摘经、子、史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收集于每字之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是一部有关文字学的重要工具书。
乾嘉学者在文学音韵学上的创获，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至今对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① 《清史稿·桂馥传》。
（二）戴震的学术及其哲学思想1．生平及学术戴震是乾嘉考据学派中出类拔萃的考据大家，同时也是清朝中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
戴震（1724-1777 年），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今属屯溪市）
人。早年家贫，其父无以为业，靠族人资助，在江南南丰作小商贩。戴震也随父"商贾东西，行营于外"①，南至江西南丰、福建邵武，北抵江苏南京。明清时代的徽州，民俗"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①。戴震在这种风气的薰染之下，从18 岁开始，在邵武一边执教私塾，一边读书。20 岁时自邵武归，在家中刻苦功读，并与郡人郑牧等人从学于名儒江永，江永对西学有一定研究，并"精于《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②。
戴震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他29 岁时，始补为休宁县学生。3 年后，避仇入京，广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以谙熟天文数学、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而"声重京师"③。此后，科场屡屡失意，被迫寄人篱下，南北作幕。至40 岁，方举乡试，又先后5 次入京参加会试，均落第。51 岁，以举人特诏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53 岁，再应会试，仍落第。清高宗特许与当年贡士一起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55 岁时，在书馆病逝。
戴震的著作涉及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方志、算术、几何、哲学等多方面。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尚书义考》、《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中庸补注》、《声韵考》、《方言疏证》、《续方言》、《水地记》、《原善》、《绪言》、《原象》、《九章算术》、《屈原赋注》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东原先生全集》等30 余种。
戴震是乾嘉考据处于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乾嘉学者群星璀璨，但他们大都毫不掩饰对戴震的推崇和称赞。王昶为戴震所撰墓志铭中写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④钱大昕在与戴震交谈之后，曾叹其为"天下奇才"。一向盛气凌人的王鸣盛说过："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是也。"①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在评论清代考据学时认为："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闿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②戴震的博洽，虽难以含括整个乾嘉学派所及的学术领域，但涉猎之广，钻研之深，使其学术卓然自立，流
①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集》卷二十。
①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集》卷二十。
② 《清史稿·戴震传》。
③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段玉载《戴东原先生年谱》三十三岁条。
④ 《碑传集》卷五十。
①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风所披，遍于南北，赢得众人的承认与推崇，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他个人方面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学术积极地适应了乾嘉学派的发展趋势。
惠栋潜心研治《易》学，以此为标志，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惠栋也成为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惠氏之学虽然笃信汉学、唯古是信，但毕竟首次打出汉学旗帜。戴震比惠栋小27 岁。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戴震由京城南下，途经扬州，遇到正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处作幕僚的惠栋。这次会晤，对戴震的治学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他赞扬惠学说："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求，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③在这里对惠栋复原汉学的努力和成就给予肯定，他进一步融惠学为己有，在继承惠栋以训诂治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①训诂考证的目的在于读懂古经，而遍晓古经的目的在于理解前人所讲的义理。戴震把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考究以及讲求义理相结合，把乾嘉考据引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对于惠栋学术，他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②。
戴震反复申讲故训、理义的关系，表明的是他对于治学的进一步的看法。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到戴震的"故训明则古经明"，旁及王念孙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反映了乾嘉学者训诂治经的继承、发展过程。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和梁启超据此提出乾嘉学派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之分，并长期得到学界认同，几成定论。但是从乾嘉学术的演进过程考察，这种说法既不能科学地反映乾嘉学术的发展轨迹，也难以概括乾嘉学术的整体和全貌。最近已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颇有见地。仅就戴震学术而言，之所以在乾嘉时代大行于世，成为领军之旅，就在于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在总体上呈现的学术传统。惠学与戴学是递进式的发展关系，而不是对立式的学派关系。戴震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诸经的训诂，去探求六经所蕴含的义理，即通经以明道。正如戴震所言："定宇求古，吾求是"③。因此，戴震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直到他临终前才最后定稿的，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为主的《孟子字义疏证》。
2．戴震的哲学观点③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①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② 《题惠定宇行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③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古经解勾沉序》。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阐述的哲学基本观点认为，道指阴阳气化，即物质的运动、变化；理指气化过程中的条理，也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气则是万物的本原。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①。
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②。
"道"和"理"都离不开气，气才是世界本原。戴震所说的阴阳二气和五行的运动变化就是道的实际内容，表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思想内容。
戴震指出，程朱关于"理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把"理"说成是"气"的主宰，这是背离《易》的原意的。他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是精神和物质的区别，而是同一物质性的气的不同形态。形而上指的是气化流行尚处浑沌未分状态，形而下指的是由于阴阳气化而产生了人和物以后的状态。这种解释进一步论证了只有气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并成为批判程朱学派"理气之辨"的重要依据。
戴震进一步认为，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是有条理的。"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①"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苛失，则生生之道绝。"②气化之所以能连续不已，是因为有条理，如果没有条理，运动变化就不能进行下去了。这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和规律的内在联系的精辟见解。
戴震还深入论证了气在理先、理寓于事物之中的道理。他认为，理就是气化过程中的条理，是事物中的公理。由于气化流行分化的不同，由于阴阳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③，也由于其分而有不齐，事物都是具体存在而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天地间事物千差万别、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的状况，所以他强调必须仔细考察事物的具体规律--分理。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④又说："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⑤总之，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具体事物的规律就是理。戴震强调理是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直接与程朱学派所谓"万物一理"相对立。"分理"理论的提出，是批判程朱理学的"理"在理论上的突破。
戴震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渊源和神学本质。他比较了程朱理学和老庄、佛教的本体论，指出《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神识"作为万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本体，程朱学派的理，正是由此转化而来。老、庄、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② 《绪言》上。
① 《原善》上。
② 《原善》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释氏分形、神二本，"以神为气之主宰，"程朱分理、气为二本，"以理为气之主宰"。程朱的"理能生气"，即老子的"神能生气"，"宋儒仅改其指神识者以指理，而余无所改"①。这种对比式的揭露显得十分深刻，使人认清程朱理学的"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宗教神的改装，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3．"血气心知"的认识论程朱理学从"理在气先"的观点出发，在认识论上，主张"得于天而具于心"，意思是，上天本来已经把真理放置在人们的心里，只是有些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这是因为"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人们只要"冥心求理，"就会"复其初"，认识到上天早已给予的真理。
戴震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与程朱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了"血气心知"
的认识论。
戴震认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人的血气心知来自于阴阳五行。人从阴阳五行的"气化流行"中分得一份，是物质的形体"血气"，敌人的认识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机能为基础的。他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而动物只能适应自然。"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②人是如何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呢？戴震认为是通过人的感官产生感觉，进而"心通其则"，通过思考和分析，进而认识事物的规律。声、色、臭、味都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①人的感官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客观世界这众多的客观现象，而人的感觉是外界客观事物直接作用的结果："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能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②感官之外的心是主宰感官的，心可起到神明的作用，是感官的主宰者。味、声、色和理义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在感觉和心中，却能为人的感觉和心所辨别。从而说明了人的认识不是"得于天而具于心"，批判了朱熹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和陆王"心即理"的先验论。
戴震又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的"无欲则无蔽"、心中的真理是"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的观点。程朱此说，以为只要去尽人欲，"冥心求理"，便可以"复其初"，不用学便可得理。戴震认为"无欲则无蔽"之说，同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释氏的"常惺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他说："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③因此，不能"因私而咎欲"，也不能"因蔽而咎
① 《文集·答彭进士允初书》。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② 《原善》中。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知"④。"私"和"蔽"是两回事，"私"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蔽"属于认识论范畴。道德上的"不善"，不是由于有情欲，而是因为情欲有私；知识的不正确，是因为"心知"有蔽隔，因此才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他由此认为，人不可能无蔽，有的只是蔽深与蔽浅的问题；有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蔽而自智，视自己的意见为理去害斯民。所以，"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①。
戴震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大，"智愚之甚远者盖鲜"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不多到知更多。人的认识既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蒙昧到圣智的扩充过程。他说："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③经过问学、慎思、明辨、笃行，不断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④。
戴震的认识论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是一种直观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他把人的认识能力比作一种火光，人对事物的认识，仿佛火光照物，光有大小明暗的区别，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有深浅粗精的不同，由此神化"圣人"，以为只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的圣人才能没有错误地察照万物，"愚者"光小，资质愚昧，方需要学习。他还贬低知行关系中行的意义，说"重行不重知，非圣学也"。⑤他以人们的主观认识的一致作为真理标准，即把"心之所同然"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也是错误的。
4．对理学的批判人性的善恶问题、理欲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有争论的问题。戴震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性是善的，"理"、"欲"是统一的。他对程朱的"理欲之辨"进行了猛烈抨击，无情鞭挞。戴震是当时反对程朱理学和统治者"以理杀人"本质的最激进的代表。
戴震明确地指出："宋以来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①他由此认为，人都有喜怒哀乐、怀生畏死之情，都有对饮食男女的需要，都有求生存、平等的欲望。这些都是人的自然的情欲，是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反映在人性方面的实在内容。人类"有欲而后有为"②，人欲对人类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戴震对于人性情欲的肯定，是与其"血气心知"的认识论一致的。他总结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③"欲"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原善》。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是人对声色臭味的要求，"情"是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知"是人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④欲是性之欲，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欲望和要求，人也就不存在了。戴震论证的"欲"是人的本性，是饮食男女和生养之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证明了所谓"气质之性"并不是产生罪恶的渊薮，是合理的和至善的，从而批判了程朱理学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把"气质之性"说成是产生人欲、产生罪恶根源的谬论。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戴震认为是则与物的关系，是自然与必然的关系。
"自然"指的是本来的情况、情欲，"必然"是指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人的感情欲望是"血气心知之自然"，理是必然。自然与必然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必然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理是欲的适应满足和调整，自然的目标是归于必然，是自然的完成。他所讲的天理是存人欲的天理，是对程朱理欲观的否定。
戴震进而尖锐地批判了理学的社会作用。他提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①对于"理"所造成的巨大而无形的危害提出了控诉和抗议。程朱理学中的"理"，在本质上"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其后果比以法杀人更为严重。戴震所生活的时代是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正极力促使理学的复兴以加强统治，戴震却直言控诉了程朱理学的危害，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社会本质，这是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难能可贵的。从其种意义上说，自明代以来特别提倡的理学，已经被明中叶以至清初的有识之士所揭露和批判，戴震揭示了"以理杀人"的哲学根源，是对理学的终结，其深度是前无古人的。
戴震还同时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的观点。他说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情得其平"，要"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与民同乐"，"民富国强"。
戴震的哲学思想尽管并不完善，并且在当时也不被人所重视，但由于他没有株守博物考订、训诂名物，而是勇敢地继承了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理学，使他的思想独具自己的特点并超越了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取得了比同时代学者更为丰富的学术成就。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三）汪中、洪亮吉的学术和思想1．汪中的学术思想汪中（1744-1794 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汪中7 岁丧父，母亲携他乞食，家中无地无宅，过着"短衣曳地学周旋，历历门庭记行迹"①的生活。稍长，在书肆作书佣，得以"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综典籍，谙究儒墨"②。21 岁中了秀才，又屡困乡试。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被选为拔贡生，时年34 岁。随着他学问名气的增长，他愈发厌恶科考，遂绝意仕途，"自立学术"，以明经终。
汪中一生的生活都很困苦，主要靠做幕宾、卖文及校书来过活，常年往来于大江南北、浙水东西，这也使他交往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程瑶田、王念孙、凌廷堪、孙星衍、毕沅、刘台拱、章学诚等人。其中王念孙与刘台拱当属汪中的莫逆之交。王念孙在为汪中的《述学》作的序中写道："余与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学相砥砺，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泊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汪中被推荐参加文宗、文澜二阁《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历时4 年，后因心脏病猝发，年仅51 岁即过早谢世于杭州校书处。
在学术上，汪中自称继承的是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他说："中少日问学，实和淑诸顾宁人处士。"①"服膺顾处士炎武为经世之学。既因羸病不为世用，辄思著书以发挥所业。"②顾炎武与汪中是同乡，有了这一层关系，汪中自然对顾的学术格外重视，倾慕服膺顾炎武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更重要的是，汪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并继承了顾炎武学以致用的思想内涵。汪中为学非常强调"用世"，他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责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独学之忧。。因此，他治学的特点是考据惟实、箴砭俗学。
汪中的著述，有《述学》、《广陵通典》、《孤儿篇》、《从政录》、《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文》、《丧服答问纪实》、《遗诗》等。其中，《述学》是其代表作，为后世所推重。
汪中的研究范围十分广博，最突出的是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他对先秦诸子中的荀、墨二家用力最勤。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汪中幕居南京，在与安徽歙县的著名学者程瑶田的交往中，了解了戴震学术的基本内容，
① 《遗诗》。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① 《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② 《广陵通典·跋》。
③ 《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
于是接踵戴震对荀子学说的表彰，治戴学而及于《荀子》，著有《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使《荀子》之学逐渐在清代成为显学。汪中又由荀学而及于墨子，再开研究墨子之风，他也成为子学名家。
荀学在清初被傅山所重视，他著有《荀子评注》、《荀子校改》，认为"《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①汪中进而把荀子推崇为孔子的真传者。他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功于诸经。。。自七十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②。
从唐宋迄明清，儒家的道统说，一贯是尧舞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③。汪中对此大胆地加以修正，认为先秦儒家道统，是周公传给孔子，孔子"述而不作"，荀子继承之。这种以孔、荀之学代替孔、孟之学的翻案，本身就是对正宗道统说的异议。汪中指出，孔子作为"鲁之儒"，讲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后儒没有很好地对此加以理解和继承，歪曲了孔子的六艺之学，荀子是真正的继承者。荀子之后，当推西汉时期的贾谊。汪中认为贾谊和荀子间有着学术的渊源关系。这样，汪中所修正的道统说，就变成了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贾谊行之。先秦时期，儒墨同称显学。西汉定儒学为一尊，墨学走向衰微。魏晋时期，已经几成绝学。宋明时期，孟子以"亚圣"高居孔子之侧、庙堂之上，由于战国时代孟子就已抵斥杨朱和墨子，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其时更视墨学为异端邪说。《荀子》被黜，则是宋代理学勃兴以后的事。
汪中对先秦子学的研究，承清初诸儒的阐幽发微，本着力求恢复历史原貌的求实存真的精神，终于还原了先秦时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汪中认为："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学皆有之。"①这段话表明了先秦诸子"各择一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百家争鸣局面。"自宋以后，学者劳于师心，逸于考古。虽在策略，不窥寻是，以具为说之。"②宋明理学家"劳于师心"，已经完全背离了先秦儒家六艺之学的传统。汪中指出："在九流之中，唯儒足与之（指墨家）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③先秦诸子之中，唯有墨、儒两家可以相互抗衡，是最具影响的两个学派，而墨家的影响还在儒家之上。
汪中在评价墨家时写道：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未《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
① 傅山：《荀子评注》。
② 《述学·荀卿子通论》。
③ 韩愈：《原道》。
① 《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② 《述学·墨子耕柱篇注》。
③ 《述学·墨子序》。
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蓄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教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④。
对墨家作了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就会有很大差异。汪中进一步以为墨家意在救世，他说：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①。汪中驳斥了孟子以"无父"之说歪曲墨子的做法，批评了后儒出于无知而攻击墨家的举动："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众口交攻，抑又甚焉。"②至于儒墨相争，汪中认为："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儒者之言，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迫，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敌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谋而已矣。"③诸子百家间的学术相争在于观点不同，"不相谋而已矣"。这种议论，与当时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汪中确实道人所不敢道，也道人所不能道，这既需要勇气和胆量，也需要学术见识。
汪中墨子研究所贯穿洋溢着的批判精神和叛逆性格，当然不能见容于世。著名学者章学诚与汪中交恶，在对待儒学和墨学上的观点的不一致，应当是众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一个要维护传统的名教观，一个则公然蔑视儒家经典，直弄到"竟欲持刀抵舌锋"④的地步。内阁学士翁方纲也猛烈抨击汪中，称"墨者汪中"为"名教之罪人"，主张褫革他的秀才身份。汪中面对压力并未屈服，他说："欲摧我以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发吾之激昂耳。"①同陈确一样，汪中也怀疑《大学》的经典性，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的"支流余裔"，非孔学真传，只是由于"宋世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加诸孔子"②。
在先秦子学的研究中，汪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在《老子考异》中，指出老子、老聃、老莱子三人"不相蒙"也，《道德经》的作者应是孔子之后的老子。他还认为，《庄子》"寓言十九"，不能当作历史证据来看待。《吕氏春秋》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这些观点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汪中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在他的社会思想方面。他反对泥古不化、言必称三代，指出三代之道"不宜于今"，"前世大儒，立义有误"。他举例说："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④ 《述学·墨子序》。
① 《述学·墨子序》。
② 《述学·墨子序》。
③ 《述学·墨子序》。
④ 洪亮吉：《续怀人诗十二道·章进士学诚》，《卷施阁诗集》卷十五。
① 《述学·与刘端临书》。
② 《述学·大学平义》。
秋》已然）而书存（孔门）。"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可一味用古行事，宋儒的错误在于不知"古之道不宜于今"。④他还特别反对礼教束缚下的所谓"妇道"和"节烈"。建议男女"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也。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取妇也"⑤。对于当时"一女不嫁二夫"以及守节、殉节的陋习陈规，他说："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虽然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恩，不可解于心过而为之。死君子犹哀也，苟未尝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则不仁矣。"①守节、殉节不仅毫无道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同上），她们应当有自己的人格，也应当有自己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礼"。"以死伤生"是"不仁"，也是不人道的。这样，对宋明理学家提倡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一系列陈腐的、扼杀人性的教条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汪中由此引申出他的"婚姻之道可以观政"的观点。夫妻关系之间的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婚姻制度、婚姻状况则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标志。
汪中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在乾隆中后期，与戴、章成三峰鼎峙之势。他"箴砭俗学"的社会批判思想也独具特色。阮元评价他有"凌轹时辈"的风格。正因如此，汪中的言论和观点，引起时人的强烈不满。卢文弨说："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②汪中的性格"野性难驯"，"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他理直气壮地说："吾所骂者，皆非不知古今者，唯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③也有一批学者，如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毕沅等，均"极口推崇"（阮元语）汪中的学术。汪中中年早逝，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体系，他的代表作《述学》原计划撰写百卷，实际也仅完成几卷，以至在学术上没有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2．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洪亮吉（1746-1809 年），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改号更生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家境贫困，以教书为生。曾为安徽学政朱筠和陕西巡抚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考取进士，时年45 岁。授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又当过一任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 年）任高宗实录纂修官。同年以翰林身份上书成亲王转呈嘉庆皇帝，"反复极陈时政"，抨击朝廷弊政，几乎被处斩，后被遣戍新疆伊犁。嘉庆六年遇赦回原籍，从此专事著述、游历，不再出仕。
洪亮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公羊谷梁古义》、《左传诂》、《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汉魏晋音》、《通经③ 《述学·春秋述义》。
④ 《述学·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
⑤ 《述学·释媒氏文》。
① 《述学·女子许嫁而婿死及守志议》。
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③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传》。
表》及一些诗文集。反映他哲学思想的著作《意言》，写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他的著作汇编为《洪北江全集》。
《意言》由20 篇短文组成（收入《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其中的《天地》、《鬼神》、《祸福》诸篇反映了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对于神鬼迷信的产生，洪亮吉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说："鬼神之说，上古无有。上古之所谓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谓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谓之鬼神者。"①古时人们所讲的神，是指那些治理山川社稷有突出成绩的杰出历史人物，人们所说的鬼，是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拜。《淮南子·汜论训》有："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很明显，洪亮吉关于鬼神产生的比较理性的推论，是继承了《淮南子》中的相同观点。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家的动乱才开始有神鬼迷信之说，如杜伯为鬼，射周宣王；赵先为鬼，杀晋厉公；还有天神降萃，河神崇楚等说法。但这些是怪而不是神鬼。"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天神与人接谈，河人而崇人以求食者乎。"①洪亮吉在这里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鬼神之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神学目的论把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解释为是由神安排的，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洪亮吉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说："水之气蒸而为鱼，林之气蒸而为鸟，原隰之气蒸而为虫蛇百兽。"②自然界中的鱼鸟虫蛇、飞禽走兽，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宇宙间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目的的。如果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存在着神的意旨和目的的话，那么百兽都应乐于为人所食，尽其为人所食的本分。而事实上人类捕杀蛟鳄，蛟鳄也可伤害人类；人类捕杀熊罴，熊罴也可伤害人类。这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若果云天为人而生，则水之中有龟鳖，不宜有蛟鳄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罴矣；原隰之中有糜鹿野兽，不宜有虎豹矣。"③至于牛羊鸡犬之类家畜，人要宰杀它们，它们也要反抗，"推而言之，植物无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谓物之性乐为人之食，是亦不然也"。④所以，洪亮吉总结说：一言断之曰，不过恃强弱之势，众寡之形耳。蛟鳄之力胜人则杀人，人之力胜蛟鳄，则杀蛟鳄；熊罴虎豹之势众于人，则杀人，人之势众于熊罴虎豹，则杀熊罴虎豹⑤。
自然界的真实存在不是上帝的统一意志，而是弱肉强食的原则。
神学迷信还认为神能够惩恶赏善，所谓"天不言，以形与事示之而已"①。譬如"雷诛不孝"，"雷诛隐恶，刑罚之所不到者，雷则取而诛之"②。洪亮吉认为：
① 《意言·鬼神》。
① 《意言·鬼神》。
② 《意言·百物》。
③ 《意言·百物》。
④ 《意言·百物》。
⑤ 《意言·百物》。
① 《意言·祸福》。
② 《意言·祸福》。
夫古来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顿，未闻雷能殛之也。雷所击者，皆下愚无知之人。下愚无知之人，即不孝，雷应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顿而不能恕下愚无知之人，岂雷亦畏强而击弱乎。畏强而击弱，尚得谓雷乎③。
对于人死为鬼，鬼能祸福于人的说法，洪亮吉继承了王充"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④的观点，认为天地生人是气的偶然聚合，人死则是气的自然散逸，人死为鬼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洪亮吉分析说："天苟有神，则应肖天之圆以为形；地苟有神，则亦应规地之方以为状"⑤。果真有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也应有天地之神。天神应该有天的形状，地神应该有地的形状。然而，"今世所传天神地祗之形，则皆与人等，是则天地能造物之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学人之形，有理乎？"⑥具体说，"华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轩举，使皆有神，则华山之神亦应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应亦模岑崿轩举之状，皆不得学人之形以为形也。"可传说中的华山或泰山之形均为人形，而非其本山之形。所以，"是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即生于林林总总之心而已"。人死后"归精气于天，归形质于地"，也不会复原形象，"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于子孙之心而已"⑦。这一番议论，把鬼神的产生总结为出于人心所致，是人的心理意识的活动结果，在无神论的论证方面是一个突破。
宿命论也是有神论的重要内容。佛、道的轮回果报说和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都在社会上十分流行。洪亮吉否定说："人之生，修短穷达有命乎？曰，无有也。"他的理由是：夫人身内之虮虱，有未成而遭杀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杀者矣，有不遭杀而自生自灭于缘督纤缝衽之中者矣，又有汤沐具而死者矣，有瀚濯多而死者矣。如谓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则虮虱之命又将谁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虮虱之命，则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虮虱无命，人安得有命①？
人生虮虱，天地生人，由此类比，人不司虮虱之命，天地也不司人之命。否定命定论，有其进步意义。不足的是，洪亮吉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人不同于自然物的特殊性。二程曾用命定论观点解释秦将白起坑杀赵卒40 万人，认为这40 万人都是"命当如此"。洪亮吉的观点则趋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某人索性把生有虮虱的衣服投入火中，虮虱被烧死全出于偶然，说明人生的遭遇完全受偶然性的支配，这也是不正确的。任何事情变得不可知，人在历史面前如同虮虱，只能完全听任偶然性的摆布，就陷入了同命定论一样的"听天由命"的神秘主义。因为排斥必然性的绝对的偶然性，正如同排斥偶然性的绝对的必然性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宿命论。他还承认"神道设教"的必要性，认为："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说拘之，则嚣然妄作矣。亦犹至愚之人不以轮回果报之说怵之，则为恶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③ 《意言·祸福》。
④ 王充：《论衡·论死》。
⑤ 《意言·天地》。
⑥ 《意言·天地》。
⑦ 《意言·天地》。
① 《意言·命理》。
圣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犹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轮回果报，亦释氏为下等人说法之苦心也，亦即释氏所恃以不废之一术也。"①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妥协了。
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洪亮吉作了接近符合自然科学的解释。他说："世无仙，世亦无长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长，由人气禀有强弱所致也。"②所谓服药养气可以长生之说是不可能的。"夫古之通养生之术、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轩辕，轩辕之寿，至尧舜时已不存。保啬神气，调和性情，莫如荣启期、■犊子，荣启期、■犊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③生与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有生必有死，是任何人也无法避免的。他认为：人即精神至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强其如少年之时之举动焉，不能也；即或强其举动，而其疲惫亦有不可胜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④。
洪亮吉的社会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人口问题上。乾嘉时期人口急剧增长，而生产发展迟缓。洪亮吉看到了这个现实，指出："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五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⑤，人口成倍增长而生产发展缓慢，必然导致社会危机。他认为首先是由于人多地少，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①其次是过剩人口的增多，造成恶性循环。"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②此外，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赋役繁重等问题也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洪亮吉计算人口增长的方法是：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取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③。
这样推算，基本符合历史实际。而这种实际情况，则是"治平"时代潜藏的严重危机。洪亮吉在18 世纪末提出了这个问题，是颇有先见卓识的。只是他仅停留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阶段，不敢触动传统的伦理观念，没有能提出节制人口增殖的具体方案。
① 《意言·命理》。
② 《意言·夭寿》。
③ 《意言·夭寿》。
④ 《意言·仙人》。
⑤ 《意言·治平》。
① 《意言·治平》。
② 《意言·生计》。
③ 《意言·治平》。
（四）焦循、阮元的学术和思想1．焦循广博的学识及思想观点焦循（1763-1820 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焦循祖上三代研究《易学》，他受此影响，立志一生以著述为业。嘉庆六年（1801 年）中举人，时年39 岁，次年入都应礼部会试，遭落第，自此绝意科场，返回家乡，筑"雕菰楼"为读书钻研之所，足迹不入城市近20年。
焦循以"江南名士"而著称大江南北。"先辈中如钱辛楣、王西庄、程易田诸先生皆推进之"①。他精于《易》学、数学，对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史学方志、性理词章、医药博物、生物建筑，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被阮元誉为"通儒"。在乾嘉学界人才倍出、群星璀璨之时，仅有钱大昕和焦循有此称呼殊荣，可见他们在学术界的盛名。
焦循一生著作宏富，卷帙多达300 卷。在经学方面，主要有《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易话》、《易广记》、《注易日记》、《孟子正义》、《六经补疏》、《论语通释》等；在天文历算方面，主要有《里堂学算记》；在医学方面，有《李翁医记》、《医说》、《种痘医书》、《沙疹吾验篇》等；在地理学方面，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等；在生物学方面，有《毛诗鸟兽草木鱼虫释》；在文学方面，有《剧说》、《雕菰楼词话》等；在方志方面，有《扬州府志》、《邗记》、《北湖小志》等。还有《雕菰集》、《里堂札记》、《里堂家训》、《忆志》、《八五偶谈》、《易余集》等。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最有成就。
焦循的一生不曾为官，游历也有限，一生中大约仅去过南京、苏州、北京，应他妻子的族弟阮元之邀，去过山东、浙江，其余时间便是在家乡从事著述。但所到之处十分注意与当时的著名学者交往。他与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阮元、汪莱、李锐、凌廷堪等来往密切，以各种方式相互切磋学习心得。譬如，他同李锐、汪莱、凌廷堪经常讨论天文算学方面的问题，李、汪、凌是他的"论天三友"。阮元说：焦循"与吴县李君尚之、歙县汪君孝婴，商论算学，是时李仁卿秦道古之书，两君未之见也。乙卯，君（指焦循）在元（指阮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二书，急寄尚之，尚之为之疏通证明，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①焦循的研究成果，是与李锐、汪莱共同研究的成果。《雕菰集》卷13、卷14 收集的焦循与友人的众多通信反映了他与友人进行学术讨论的情况。他的学术研究在博采众家之长、会通中西学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焦循的治学途径，是由数学而《易》学，并由此发挥其哲学思想。他的数学研究，为他在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他跻身于乾嘉第一流学者的行列。焦循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的数理研究、《易》学研究及人性学说。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数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经学的附庸，经师兼治数学，成为传统。焦循也是如此。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起，他开始钻研清代大师梅文鼎、戴震的著作，致力于中西贯通的科学意义上的数学成就的表彰。在10 余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精研了古代科学名著刘徽注《九章算术》、李冶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和秦九韶著《数学九章》等，再参考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述，撰写了一批数学著作：《释弧》、《释轮》、《释椭》和《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等，后收入《里堂学算记》。
《释弧》、《释轮》、《释椭》分别论述了三角八线的产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第谷学派天文学中本轮和次轮的几何理论、噶西尼学派天文学中椭圆的几何理论，主要总结了当时天文学中的数学基础知识，介绍了西方天文数学家托勒密、第谷、开普勒、噶西尼等人的理论。
为解秦九韶、李冶的天元一术，焦循作《天元一释》、《开方通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13 世纪的两位数学家的高次方程式的解法。
《加减乘除释》用甲乙、丙丁、子丑为符号，用归纳法找出其规则性，改变中国古代算术用实例说明定律的作法，试图把中国古代数学引向公理化、通则化。他说：循谓，唯算亦然。。。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乎立法之先。理者何？
加减乘除之错综变化也。而四者之杂于《九章》，不啻六节之声杂于各部。故同一今有之术，用于衰分，复用于粟米；同一齐同之术，用于方田，复用于均输；同一弦矢之术，用于勾股，复用于少广。。。踵其后者，又截粟米为贵贱衰分，移均输为借差互征。名目既繁，本原益晦。
盖《九章》不能尽加减乘除之用，而加减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穷①。
很显然，他从中西算学中得到了逻辑思维训练。他的努力，使中国数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阮元评价说：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底古法为粗疏不足道。
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里堂会同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轮，与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为椭圆与否，则存而不论。。。今里堂之说算，不屑屑举夫数，而数之精意无不包，简而不遗，典而有则，所谓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者，非耶①。
焦循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他的数学研究中，这就是"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立法"在这里指数学中的法则、法规，由此而产生发现的定义和概念，就是名；这些法则和规律则早已在天地间存在着。焦循区别了客观存在的"理"，以及被人们所认识了的"理"，即他所说的"名"，这是有道理的。他进而用数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其他事物。他说："名主其形，理主其数。"②意思是说，"名"可以把握有形状的东西，"理"可以指数量的关系。他举例说：勾股者，生于形者也，形复生形，而非数无以叹。则加减乘除又为勾股之所用也。。。悉诸加减乘除之理，自可识方圆幂积之妙③。
勾股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这种形状复杂化时，就须用"数"来计算，理
① 《加减乘除释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① 《里堂学算记·序》，《研经室三集》卷五。
② 《加减乘除释》卷三。
③ 《加减乘除释》卷三。
支配着这种计算。因此，他认为只要掌握了理，就可以认识数，并驾驭形，从而了解物质世界。这种观点，把事物的数量形式片面性地夸大。客观世界的一切不应该被认定是纯粹的数量关系。
焦循的《易》学研究，也是以其研究数学的方式为基本方法。他称这种数量关系为"比例"，说"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即得出《易》中卦爻变化的三条根本原则：旁通、相错、时行。他说：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明。。。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①。
他认为有了旁通、相错和时行这三条原则，就可以推求《易》中六十四卦以及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认识客观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王引之评论焦循《易》学时说："凿破混沌，扫除云雾，一一推求，至精至实。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②焦循用"比例"法治《易》学，忽略了自然哲学和人生伦理的含义，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他敢于突出传统传注的范围，从参伍错综中分类归纳，得出通则，再以此通则演绎其他实例，不借助传注和他家评说，完全从本经中推求，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方法。
焦循的《易》学研究还贯穿着"变通"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义在变通"是治《易》的宗旨。他提出的旁通、相错、时行三个概念，在根本上都是用来讲变。他的人性学说，一方面结合于他的变通的哲学观点，一方面继承于戴震，他说：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乎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③。
他用变通来解释人性、解释人与物的区别以及最高伦理范畴仁和义。
戴震认为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而不是什么天理。焦循继承了戴震的观点，他说：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当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则男女无别也；茹毛饮血，不知火化，则饮食无节也。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以饮食男女言性，而人之性善不待烦言自解也。禽兽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恶。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恶。惟其可引，固性善也①。
这里，焦循首先指出人性无非食色而已，并非神秘莫测。然而人性中之所以
① 《易图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② 《与焦理堂书》，《王文简公文集》卷四。
③ 《孟子正义·告子上》。
① 《性善解》一，《雕菰楼集》卷九。
有善恶问题，原因在于能知。"性何以善？能知，故善。"②强调人能知，所以人性是善的。他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的特性，人能知，所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努力，才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吸收了孟子的观点，认为："非性善无以施其数，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谓'伪'也，'为'也。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③把"教"当作实现人性善的必要条件。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变通观点，焦循认为人性的变化有共同性，"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此为"情通"。他肯定了人所具有的情欲，但主张用人的智慧去调节，使之处于一种合理的状态，这就是通变（变通）。另一方面，他认为满足欲望的原则乃是仁义礼智。他说："孟子道性善，谓人之性皆善，禽兽之性则不善也。禽兽之性不善，故无此四者，禽兽无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为人之心，无论贤愚皆有之矣。"①人既能知，就知有仁义礼智，才为性善。这样，焦循结合于变通观点的人性学说，既承认戴震从人欲出发的原则，也承认理学家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结论，把三者巧妙地调合在一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焦循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方面，也主张贯通。对于学术思想史上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思想，他在《论语通释》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彼而不知此。"即"异端"只是片面地"执其一端"，"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径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都是"自小其道，近于异端"。由此，他反对仇视异端的传统成见，"此以异己者为非，彼亦以异己者为非"，互相功讦，各执一理，"未有不成其害者"。存异并不是坏事，不同的学派之间应当"彼此切磋摩错"，"舍短取长"，做到"相观而善"。
焦循的后半生，大抵生活在嘉庆年间。呈鼎盛之势的乾嘉学派，其汉学考据一味复古的弊端已开始明显化，乾嘉考据由盛趋向衰微的端倪亦已显露。作为一代"通儒"的焦循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为此甚。"②身为汉学营垒中的主力而批评一己学派的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他认为乾嘉汉学"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后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①乾嘉汉学自惠栋开启的唯汉是尊、唯汉是信的考据之风，已经为乾嘉学派埋下了一种危机的因素。焦循的"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对于当时汉学家治经专事还原汉儒而摒绝唐宋元明，他也提出了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仅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②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③ 《孟子正义·滕文公》上。
①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②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焦氏遗书》附录。
① 《述难》四，《雕菰楼集》卷七。
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②。
古代经学从汉唐注疏到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是汉唐注疏还是宋明义理，对于经学都曾作出过积极地、有意义地研究和努力。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历史事实。在乾嘉时期考明古义、表彰汉儒、复兴汉学的声浪中，学者即使吸取了唐宋以后对经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成就，仍然遮遮掩掩，不从实际出发，唯恐与"唯汉是求"的风气相矛盾，这就失之于矫枉过正了。因此，对汉儒不应该迷信，对唐宋以来的经学研究也不应完全摒绝。焦循认为：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元论元，自明论明，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
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斯可也③。
这种以客观的、科学的观点对待前人思想遗产的认识，是十分有价值的，虽然焦循本人尚未能打破对先圣、先王之道和儒家经典本身的迷信，他在当时把问题认识到了此种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了。
焦循还批评了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的作法。他说：本朝经学兴盛，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①。
他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治经方法，"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②简单说，"证之以实"意思是学求其是，"运之于虚"意思是贵在会通。
焦循对乾嘉汉学的批判性总结，指出了盲目尊信汉儒经说的积弊，同时也标志着汉学鼎盛局面的结束。会通汉宋以开创新的学术局面，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2．阮元对乾嘉学术的总结阮元（1764-1849 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死后赐谥"文达"，后人亦称其为文达先生。他25 岁时考中进士，旋为翰林院庶吉士。27岁时，大考得中第一名，从此宦途顺畅，步步高升。从詹事府詹事，入直南书房，后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升内阁学士。嘉庆四年（1799 年），充经筵讲官，兼浙江巡抚。以后相继历任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成为清廷特别倚重的南方大僚。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以大学士致仕。
阮元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嘉、道年间，内容是对乾嘉汉学的学术和思想② 《述难》四，《雕菰搂集》卷七。
③ 《里堂家训》下。
① 《与孤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② 《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作了总结，成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是乾嘉学派终结的代表人物，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汉学大师。
阮元对经学很有研究，加上他显赫的官僚身份，使他在组织讲学和编纂反映乾嘉学者研究成果的巨型著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清史稿·阮元传》评价他说：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肆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②。
简要地反映了阮元的成就及影响。
嘉庆四年（1799 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在杭州"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③舍中供奉许慎、郑玄，邀请著名学者王昶、孙星衍主讲，内容包括十三经、三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诸科。培养的人才"登巍科、入馆阁、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①被聘先后在诂经精舍讲学的人达92 人，被荐举为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拨之士63 人，嘉庆四年会试中进士者22 人，形成了很大声势和影响。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又在广州设立学海堂，并于道光四年（1824 年）在越秀山新建了堂舍，一时引起轰动，两粤名士纷纷撰文以记其事，称赞学海堂是"儒肆之津梁，学庭之渊薮"。②学海堂为两广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汇集和展现了乾嘉学派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作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汉学大师的地位。
《经籍纂诂》汇集了散见于经传中的浩如烟海的训诂成果。阮元之前的戴震、朱筠就曾有此设想。钱大昕《经籍纂诂序》："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剏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王引之《经籍纂诂序》："曩者戴东原庶常、朱笥河学士皆欲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这件事情最终由阮元完成了。参加编纂此书共有六七十人之多，分总纂、总校、收掌、分纂、分韵、编韵、复校、刊版复校、补纂等专职负责人。清代汉学家有关训诂学的著述，主要有段玉裁的《周礼读考》、陈寿祺的《礼记郑读考》、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等。阮元集众家之长，将经、史、子、集旧注以及《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古代字书的训诂，按音韵编排，几乎尽数搜罗其中。此书的价值，钱大昕评论说："即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清史稿》卷三六四。
③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② 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学海堂集》初集卷十六。
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焯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衒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由是矣。"①王引之评论说："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旨，且不失吾师纂是书之意。"②这部书既汇集了古代经传注疏的训诂成果，又吸收了清代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研究心得，把清代训诂学推向了高峰。
"十三经注疏"合刻自南宋以后开始出现。明清均有刻本，但因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校勘出一部最规范的《十三经注疏》，是当时经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乾嘉学者普遍用力于校勘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此传统，阮元在青年时即已发奋校勘《十三经》，他说："臣幼被治化，肆业诸经，校理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舛误，每多订正，尚未成书。。。出任外省，复聚汉唐宋石刻暨各宋元版本，选长于校经之士，详加校勘。自唐以后，单疏分合之不同，明闽附音之有别，皆使异同毕录，得失兼明，成《十三经校勘记》二百七十卷。"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阮元以家藏的宋十行本的十一经，以及苏州北宋所刻的《仪礼》、《尔雅》单疏本为底本，对勘了各种版本，参考了清儒的校勘成果，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完成了经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以及《校勘记》的刊刻。阮元对《十三经注释》的校勘，集古今经传校勘之大成，其《校勘记》仿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的根据和方法，均一一有所交待。皮锡瑞认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经学之渊海"①。在刊刻完成《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后不久，阮元又开始了汇刻《皇清经解》的工作。唐宋诸家的经学研究成果，已囊括于《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中；宋、元、明诸家经解，汇集在康熙时汇刻的《通志堂经解》中；清初学者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诸家之书已收入《四库全书》。乾嘉以来汉学大师的经学研究成果，尚未能汇刻成书。道光初年，阮元任两广总督，建学海堂，为使学者可以备览乾嘉经学研究成果，乃"尽出所藏，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阮元把这一工程托付给他的学生主持，于道光九年（1829 年）刻成《皇清经解》。该书收集了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直至焦循、江藩以及阮元本人的著作共计74 家，180 余种，是对乾嘉汉学成果的大规模汇集。在另一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阮元在汇刻编纂方面结束乾嘉汉学的主要标志。
阮元在学术领域涉猎广泛，写出了大量有关论著。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他的文集《研经室集》中。该文集共分为四集。阮元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其一"则说经之作"；其二"则近于史之作"；其三"则近于子之作"；其四"则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谓文者"。后人评论说：
①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② 王引之：《经籍纂诂序》。
③ 《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研经室二集》卷八。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乾嘉经学之盛，达官嗜宿提倡之力为多。文达早跻通显，扬历中外，所至敦崇实学，编刻诸书类多，宏深博奥，挈领提纲；《研经室集》说经之文，皆诂释精详，宜平为万流所倾仰也②。
此外，阮元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编写了《畴人传》一书。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一直不被重视。明清时期，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传入，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十分关注。阮元对于数理科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族姐夫焦循在这方面也对他有影响。《畴人传》在乾隆六十年（1795 年）至嘉庆四年（1799 年）间编写完成。记录了自黄帝至清代的中国科学家243 人，附西洋科学家37 人，共计280 人，是所见的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第一部科学史专著。他自述写这部书的目的：窃思二千年来，术经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章改宪，虽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识。法数具存，皆足以为将来典要。。。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①。
阮元强调，《畴人传》的目的在于启发来者，"庶几起其向慕之心"②。全书以科学为准绳，摈除一切方术迷信之类内容，"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③。他慨叹"九九之术，俗儒鄙之不讲"的学风，指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学，斯为大矣"。④在《畴人传》中，阮元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第一，在科学上，他反对墨守成规，拘守古法。"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⑤第二，肯定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成就，指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并非自古以来就比中国强。"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⑥第三，认为中国的科技水平自明末以后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学的空疏学风所造成的。"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台官步勘天道，疏阔弥甚，于是西人起而乘之，不得不矫然自异矣。然则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①第四，西方与中国一样，科技发展都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疏渐密"的过程。"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者也。。。考西人旧率，即用后汉四分法，是则彼之术，亦必先疏后密。"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就吸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优秀成果，这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然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③中国要加快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也必须吸取西方新法之长，"会通中西之术"，"集古今之长而为之"。在某些方面，阮元的科技思想中反映出一种对西学的虚无② 《清儒学案·仪征学案》。
① 《畴人传序》。
② 《畴人传·凡例》。
③ 《畴人传·凡例》。
④ 《畴人传》。
⑤ 《畴人传·蔡邕》。
⑥ 《畴人传·利玛窦》。
① 《畴人传·利玛窦》。
② 《畴人传·多禄某》。
③ 《畴人传·汤若望》。
主义态度，认为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是一种偏狭的文化观。
阮元对汉学的总结，除了编纂和汇刻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外，还总结了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风。其基本要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强调以训诂求义理的重要性。乾嘉汉学注重考据，唯汉是尊。焦循等人已对此提出批评。阮元是汉学人物，针对乾嘉汉学的弊端，他反复陈述以训诂求义理。他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④其原因是："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诂，况圣贤之道乎。"①其次，认为训诂应以汉人的注疏为准绳。因为"西汉学行醇实，尚近于春秋列国之时"②。愈到后世，对经书的解释距经书原意愈远，训诂既为探求古训义理，自然要研究距孔孟最近的汉人的注疏。再次，在训诂中讲求"实事求是"。这是他在总结乾嘉汉学求实精神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③阮元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作为汉学家，他继承了前辈学者的考据方法，不懈地致力于经学研究。他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阮元所总结的实事求是之学重申了经学研究的内容：士人读书，应先从读经开始；研究经学，应先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应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则应从声音文字开始。这是自顾炎武提出，倡行于乾嘉学者中的考据学的基本原则。阮元概括的"实事求是"，是对乾嘉汉学在方法论上的总结性结论。同时，阮元的学术也没有完全局限于汉学之中。乾嘉学派在汉宋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走向终结，其实汉学并非不讲义理，而宋学在训诂考据方面也有成就。纵观阮元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专事汉学和贬斥宋学，我们认为他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包含着他对于汉学、宋学的全面性总结，反映了清代学术乃至整个古代学术即将翻毕最后一页的时代特点。龚自珍在总结了阮元在训诂、校勘、目录、典制、史学、金石、数术、文章、性道、掌故诸方面的成就之后评价说："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人辨，总才学之归。"①阮元之子阮福也认为其父是一位"持汉学、宋学之平"的学者②。与江藩、东方树等人在汉学、宋学问题上排斥对方、张扬自己、相互论战的作法相比，阮元表现出了更高一层的见识。
阮元是一位经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在训诂考据的过程中，他继承了戴震的方法，由训诂字义以阐发义理，在哲学方面有一定建树，但大多是通过训诂考据委婉地表达出来，而不是通过正面的理论阐发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
④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② 《诂经精舍第问》，《研经室一集》卷十一。
③ 《研经室集·自序》。
④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研经室三集》卷二。
① 《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定庵续集》。
② 《拟国史儒林传序》，《跋语》，《形经室一集》卷二。
对于人性与人欲问题，阮元基本上继承了戴震的"性为血气心知"的理论。他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有血气无心知，非性也。有心知天血气，非性也。血气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说：欲生于情，在情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即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数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兴世无生人，禽兽繁矣。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④。
在此基础上，阮元提出了"情性统一"的观点。唐人李翱在《复性书》中，将性与情对立起来，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①阮元反驳说：情发于性，故《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阳阴气，有欲者也。许氏之说，古训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也。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分而为对②。
把情与欲与性对立起来，是佛教宣扬的理论："晋、唐人赚味、色、声、臭、安、佚为欲，必欲别之于性之外，此释氏所谓佛性，非圣经所言天性。"③晋、唐一些人受了佛教的影响，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都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阮元在这里批评晋、唐人，是回避了程朱的名字，其实际所指，当一目了然。
阮元反对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强调"欲有节，不可纵，不可穷"。
"惟其味、色、声、臭、安、佚为性，所以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欲纵矣。"④由于他把欲说成是性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节欲"也就是"节性"。阮元所阐述的义理，"行"是一个重要内容。如在解释孔门"一贯"时，他说："贯，行也，事也。。。一以贯之，犹言一是以行事为教也。"⑤在解释《大学》、"格物"、"心"等考据论著中，都强调了"行"，表现了他提倡实践、实学、实行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并力图在考据中表达他的哲学思想。
③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④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①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②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③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④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⑤ 《论语一贯说》，《研经室一集》卷二。
（五）乾嘉时期的史学1．乾嘉时期史学的总体成就乾嘉考据学包括用考据方式治经和治史两个重要内容，考据史学是乾嘉时期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乾嘉时期史学在其他方面也多有建树，不惟考据史学一端。这个时期的史学领域内容丰富，成就斐然。
乾嘉时期史学的繁荣，是由于乾嘉特定的时代形成的学术风气所使然。
乾嘉时代经学兴盛，学者以训诂考辨经学为务。实际上，经、史在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各自独立。考经不可能完全离开考史，考史也常常与考经联系起来。钱大昕、王鸣盛既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出类拔萃的经学家；戴震、阮元等人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有成就。顾炎武、章学诚等人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其意义在于打破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光环，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同时也更加模糊了经学与史学的界限。因此，经学研究无论从学风还是从方法上，都同样影响到了史学研究。
在学风方面，乾嘉汉学家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实求证的朴学学风。考据史学主要表现在对古史的考订辨证，对史料的修补鉴别，对缺漏的史表志的补订和辑佚。
在方法上，乾嘉学者无论治经还是治史，以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为宗旨。他们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经年累月地搜集材料，分析整理，然后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论必有据，据必可信，直到得出最满意的结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是他们考史的基本特征。乾嘉严密的考证方法，与当时学者流行研习天文数学的风气有关。将自然科学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用于考据之中，使之具备了某些近代气息。考据史学借鉴和运用了上述方法，取得了突出成就。
乾嘉时期的史学以考据史学为主流，在历史撰述、历史评论、史学理论等方面也多有所成。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说明我们不可以狭隘地仅从考据史学出发去理解乾嘉时期的史学发展。如果仍然从乾嘉学风中去考察，可以发现，汉学家所追求的"古"，其根本在于求"是"，"于是有志之士，以谓学当求其是，可以拘于古所云矣"。①无论是从梅文鼎之论中西，还是戴震之论汉宋，乃至焦循、阮元对乾嘉汉学的总结，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准则。同时，考据学的主流无不兼涉义理，将阐发"义理"作为考据学的高层次目标。这些至少可以表明，乾嘉考据学中有一条富于活力的学术宗旨，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换句话说，在严谨、求是的严肃外表下，包含着相对活跃的理论内涵。这一点，对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考信录》等史著的出现，表明乾嘉史家在撰述、怀疑、阐发等诸多学术环节上立足于史实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发挥。这种在学术方法上对史实与观点的较为恰如其分地把握，是造成乾嘉时期史学繁荣的内在因素之一。或许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尚未引起注意，那么在近代以至现代史学史上，乾嘉时期史学给我们留下了大量重要研究课题以及近现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受到的直接启发，应该可以说明
① 章学诚：《郑守斋记书后》，《文史通义》外篇卷二。
这个时期史学的多样性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探讨乾嘉时期的史学，还必须涉及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史以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如果与现实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以历史为借鉴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问题，史学的自身价值将会得到充分体现。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的中国古代，"史以致用"往往表现为统治者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运用于政治。乾嘉时期这种现象十分突出。清政府重视官方修史，大力提倡考据史学。考据史学与明末清初以关注社会现实为特点的"经世致用"史学相比，脱离现实是其根本弊端。从清初史学到乾嘉史学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明不同的时代特征对于史学的不同影响。以考据史学为主流的乾嘉史学也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出史学自身的社会价值，仅仅反映出了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无可奈何。乾嘉史学家在此种情况下所做出的丰硕成就，在更大的意义上是适应了古代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种需求，他们好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官修史书在规模上压倒了私修史书。同时，在编修过程中，也消耗掉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客观地讲，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官修史书的价值，我们甚至还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去肯定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大笔史学遗产。只是在使用和评价它们时，必须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也在尽量不涉及与当代政治有敏感关系的课题的前提下从事某些史学领域的研究。如元史研究在清代很有成就，而探讨元史与探讨清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
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成就还在于开辟了一些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如边疆史地研究、用金石器物证史、科技史的撰述、方志学的全盛以及对方志学理论的探讨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地看待乾嘉时期的史学。
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史学，最突出的当属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也各具特色：《廿二史考异》主要为训诂考据史作；《廿二史札记》是以综合的方法评论史事，主要涉及"古今风气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①，是历史评论方面的史作；《十七史商榷》既有文字校勘、典制考证的内容，也有对史事、历史人物和史书和评论。另如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疑年录》，赵翼《陔余丛考》也是历史考证方面的著述。
考据史学主要指对史籍的整理，包括注释、辑佚、补撰诸方面。乾嘉学者在校注史书方面，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两汉书疏》、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和《后汉书注补正》，另有杭世骏、侯康、赵一清、周寿昌等人对《三国志》的补注。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涉及史部诸书。辑佚方面，主要是从前代类书《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史书。如姚之骃《后汉书补逸》，辑出《东观汉记》和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司马彪等人的后汉史著述。清代辑佚方面的重要史作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两朝纲目备要》、熊克《中兴小记》、刘珍《东观汉记》等。
清代学者对正史中所缺的表志几乎进行了全面的补写。其中价值较高者，如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丁国钧等的《补晋书艺文志》、郝懿行的《补宋书食货志》、钱大昕补《元史》表志部分。杭世骏《历代艺文志》则
① 《廿二史札记·序》。
是对各部正史中的"艺文志"统而补之。
邵晋涵曾对章学诚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也？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进退出处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锺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①因此，计划重修《宋史》。由于"才高嗜博"、"官程私课"太多，未能如愿完成，但也反映了乾嘉时期历史撰述的倾向。章学诚遗憾地说："以数百年闻丛见集，若将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复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②毕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组织编纂了《续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用编年体的体裁记录了宋、辽、金、元四朝共400余年间的历史。该书经邵晋涵审阅修正，史料编排比较合理，为后世了解宋辽金元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元史研究在道、咸以后颇为盛行，此风可上推到乾嘉时期钱大昕等人的那里。钱大昕有意重修元史，虽仅成《艺文志》和《氏族表》，但对于蒙古元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嘉庆间江辉祖著《元史本证》，钱大昕赞其书"有大醇而无小庇"③。
清初官修《明史》成书之后，标志着对于明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阶段的结束。乾嘉时期，清朝立国已逾百年，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移至本朝史。但由于政治压力和忌讳繁多，对当代本朝史的研究仅限于编纂史料性质的史籍。乾隆时蒋良骐编纂了《东华录》，材料来源于清实录。陆耀编辑了以经世为主题的奏疏集《切问斋文钞》。
边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以来颇有成就的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开启之功亦可源于乾嘉时期。钱大昕根据《永乐大典》中新发现的《元秘史》和《皇元圣武亲征录》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材料研究蒙古元史，最先开辟了边疆史的研究。祁韵士曾预修《蒙古王公表传》，"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①他还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书。徐松被派任伊犁，"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于建置、挖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赐名《新疆事略》②。他还写了《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后来治西北史地者，无不利用祁、徐二人的成果。其他有关著作还有椿园氏《西域闻见录》、洪亮吉《天山客话》、《纪程》、松筠《绥服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等。同时，官方也修纂了一些边疆史地著作，如《盛京通志》、《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满洲源流考》等书，基本都成书于乾隆年间。
与考据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在清代大盛。乾嘉时期金石著作如林，用金石文字校勘史籍以乾嘉时代最为突出。从事收录和搜集原碑的学者走至户
① 《碑传集》卷五十。
② 《邵与桐别传》，《章氏遗书》卷十八。
③ 钱大昕：《元史本证·序》。
① 《清史稿》卷四八五。
② 《清史稿》卷四八六。
外，徘徊于山崖荒壑古城废庙之间，不辞辛苦地搜碑寻碣。另有一些封疆大吏，凭借其地位、能力和学识兴趣，在任职地区按部搜讨。王昶自述其搜集经过时说："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至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①王昶的《金石萃编》是成于乾嘉时代的通纂巨帙。其他学者在任中也有金石著述，如毕沅于陕西任中有《关中金石记》、于河南任中有《中州金石记》，阮元于山东任中有《山左金石记》、于浙江任中有《两浙金石记》，孙星衍在京师有《京畿金石考》等。利用金石学提供的资料进行经史考据，是清代金石学的特点，也是金石学兴盛的原因。"乾嘉诸儒，崇尚考据，旁逮金石之学，莫不搜求形义，举证经史。"②清代官修史书多成于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1747 年），先设馆撰《续文献通考》，成书后，再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设三通馆，修成《续通典》、《续通志》。同时，三通馆史臣同时编修"清三通"，至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间（1786-1787 年），完成了《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和《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纂《大清会典》。其他的大型官修史籍，还有编年体的《高宗实录》、《御批通鉴辑览》、纪事本末体的《平定准葛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
还有学术史的撰述。乾隆年间全祖望续撰黄宗羲的未完成之作《宋元学案》。嘉庆时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清代是方志发展最盛的时代。康、雍时代，清政府数次谕诏各州县分纂志书。乾嘉以后，方志更受重视，方志的修纂也更为普及。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并对方志的编纂体例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涌现出一批方志名家，如谢启昆、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焦循、戴震、章学诚等。由他们主持编纂的方志也属质量上乘，如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历城县志》，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戴震参与编修的《乾隆汾州府志》，孙星衍主撰《乾隆松江府志》、《三水县志》，杭世骏主撰《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谢启昆主撰《嘉庆广西通志》，毕沅主撰章学诚总其事的《嘉庆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曾与戴震当面讨论方志的理论问题，他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
2．王鸣盛的史考与史论王鸣盛（1722-1797 年），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中举，十九年与妹婿钱大昕同成进士，他以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院编修，时年33 岁。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以母丧父老为由归乡息仕。后居苏州，终身从事著述讲学。
王鸣盛学贯经史，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沈懋德跋王鸣盛《蛾术编》时称：
① 《潜研堂集》卷二十五。
② 《郎潜纪闻四笔》卷十。
西庄先生著述富有，同时后进，称其远侪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
王鸣盛此言有自诩的倾向，但也并不过分。他说的四个方面的确可以概括他的学术成绩。
王鸣盛在世之时，以经学名声最重。他一意标榜郑学，著《尚书后案》。他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予遍观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缺，聊取马、王传疏益之。又作案以释郑义。马王传疏与郑异者条晰其非，折中于郑氏。名曰《后案》者，言最后所存之案也。"①《尚书后案》完成于王鸣盛58 岁时，此书奠定了他经学家的地位。王氏对此也满意地说："予于郑氏一家之学，可谓尽心焉耳。"②他的经学著述还有《周礼军赋说》。赵翼的《瓯北诗钞·王西庄光禄挽诗》说："岁在龙蛇谶可惊，儒林顿失郑康成"，"搜遍汉末遗文碎，不斗虞初小说工。后辈岂知真学问，几时再有此淹通。"③可见，在当时，学界注重的是王鸣盛传马郑经学的成就上。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显示出的在史学方面的学术价值却远远超过《尚书后案》，这恐怕也是王鸣盛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休官退居后开始撰著的，经24 年而成书。他自序其书说：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昧心瞀，试以予书为孤行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以稍有自慰矣夫。
王鸣盛十分自负地认为，他的《十七史商榷》，"海内能读此书者不过十数人"④。钱大昕认为此书："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⑤清末李慈铭则认为："此书与钱先生《廿二史考异》、赵先生《廿二史札记》，皆为读史之津梁。赵先生意主贯串，便于初学记诵；此书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又说：此书"考核精审，议论淹通，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①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十七史商榷》究竟有无褒贬议论，如果有的话，应如何评价王鸣盛的史论？
《十七史商榷》介乎《廿二史考异》与《廿二史札记》之间，其内容的确既有历史考据也有史论。王鸣盛强调治史应当"务求切史"，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
① 《尚书后案·自序》。
②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