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聘用洋教习聘用洋教习最早出现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推出了“借师助剿”政策，希冀联合外国军事力量共同镇压太平军。
咸丰十年（1860 年）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清苏松太道吴煦和候选道、上海巨商杨坊急忙雇佣退伍军官美国人华尔为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为副领队，招募外国人，成立洋枪队，驻松江广富林训练。洋枪队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难以补充，翌年改募中国人为士兵，仍以外国人为军官。至同治元年（1862 年）一月，洋枪队已有15 名外国军官和8000 名华人士兵，清政府随后将其改称为“常胜军”。洋枪队完全按西法编制，由步兵团、攻城炮队、阵地炮队与机关枪队组成，操练也全盘西化，加上先进的武器，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因而华尔等人是晚清中国聘用的第一批洋教习。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又聘用英国人戈登接替其为统带。同治三年（1864 年），洋枪队攻陷常州，清廷见攻克天京在望，随即解散了这支中外反动联合武装。
鉴于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些沿海督抚开始仿效。
同治元年（1862 年）五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驻宁波海军司令■乐德克相勾结，仿照上海“常胜军”制，招募中国士兵约千人，聘请英国军官教练，称“常安军”。同年六月，左宗棠又勾结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招募中国士兵在宁波组成洋枪队，聘请法国军官训练，称“常捷军”。练成后伙同清军对太平军作战。同年，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聘英国军官克迺任统教习，在天津招募中国士兵1000 余人，组成“天津洋枪队”。同治四年（1865 年），又改聘英国军官薄郎为总练官。
咸同年间聘用外国军官为教习，直接训练中国士兵的创举，虽是出于镇压农民运动的应急之举，但其成效已在清朝官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开展，解决新式军事人员匮乏问题成为燃眉之急，清政府遂开始在新式军事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军事工业中有意识地聘用洋教习。最早聘用洋教习的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船局创办之初，左宗棠即请船局监督、法人日意格前往欧洲延聘熟悉中外语言文字的“洋师”来船政学堂教英文、法文以及有关造船、驾驶等方面的学问。艺局第一次招考闽粤艺童入局学习时，由于所聘欧洲教师尚未抵达，暂请“洋师”博赖及新加坡人曾恒志先行教导。当日意格在欧洲延聘的英籍、法籍教师陆续到达后，由法国教师主持艺局前学堂，讲授法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有关轮船制造的课程，因而前学堂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由英国教师主持，讲授英文、天文、地理、数学以及管轮、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
在以后创办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中，无一例外地都聘请洋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聘用了英国教官。天津武备学堂聘用了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等人。光绪十六年（1890 年），该学堂还聘请了德国克虏伯厂工程师到堂讲授铁路各项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设江南陆师学堂于南京，延聘德国教官5 人，分教马、步、砲、工、炮台各门。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张之洞又在武昌设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人法勒根、汉根茨、斯特劳3 人为教习。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于小站练兵，设随营学堂，也聘德国人担任教习。
军事学堂三级制推行后，由于是模仿日本军事教育制度，所以各级陆军学堂中多聘用日人。当时陆军军官学堂就先后延聘过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充任总教官，主持教务。
清政府在创建新式军队时也聘用洋教习。同治十二年（1873 年）以后，淮军因大量采用德国炮械，渐改习德式操练，教习多为德人。筹办北洋水师时，清廷先后聘请过五名总教习，其中3 人是英国人，即葛雷森、琅威理、马格禄；另外两人是德国人，即式百龄、汉纳根。在琅威理训练北洋海军时，“颇著成效”①。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训练“新建陆军”，他聘请了10 余名德国洋教习，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担任德操教习，曼德担任马队教习。德国教习从各方面严格训练小站新军，使之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近代化军队。
近代一些著名军事工业大多也聘请了洋员、洋匠，这些洋员洋匠不仅负责企业的生产制造、管理，还常常承担向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传授经验、知识的任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洋教习。这一方面，福州船政局的洋匠、洋员做得最为突出。船厂初建时，聘用了洋匠30 余人。为使洋员能尽心教导，左宗棠与他们议定：若五年之内，“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①日意格、德克碑等也表示“决不有误”②。结果，船局“自洋匠遣散以后，华工各出所学，悉心仿造。。学生亦能自运心裁，制作合度”③。福州船政局也由此从洋人协办阶段进入了自办阶段。
在聘用洋教习的实践中，清政府并未将学堂、军队、企业的大权放手置于洋人，事实上清政府与洋教习基本上是一种雇佣关系。早在招募洋枪队时，恭亲王奕等就主张：“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将来即用中国之将，统中国之兵，则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④这一意见日后被清廷奉为聘用洋教习的原则。直至清末，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洋人独揽大权的现象。而且随着国内军事人才的成长，雇用洋教习的数目呈减少趋势。光绪十四年（1888 年），北洋水师成军时，主要战舰上有50 多名洋员，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已减少到8 名。
聘用洋教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新式军事人才匮乏给晚清军事近代化带来的困难，在促成中国新式军事力量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一些洋教习来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想左右中国军事事业，给晚清军事带来了不必要的波折。某些洋员甚至公然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在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中，洋员浩威（美国人）、马格禄（英国人）等就阴谋勾结北洋海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 年版，第580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
② 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364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 册，第223 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 册，第470 页。
军中的中华民族败类分子向日军乞降。这些危害也是难以令人忽视的。
2．派遣留学生中国在清同治以前，“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①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发端，清政府开始考虑派留学生出洋学习问题。由于洋务运动是从举办近代军事事业入手的，因而派遣军事留学生就成了晚清留学运动史上的首要之举。晚清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止。这一时期军事留学生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国家，学习重点是海军。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生容闳倡议下，清政府选拔了30 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在以后的三年中，清政府每年派出相同数量的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②。从赴美幼童所学内容来看，军事占了相当比重，因而这是晚清派遣军事留学生之肇始。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 年），由于顽固派的诋毁阻挠，清廷下旨将赴美幼童全部停学撤回。这批幼童由于出国时年纪较小，遭遣返时大多数正在接受基础教育，40 多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得到了学士学位，故而这次留美学生的派遣离它原定目标还相距甚远。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分别为北洋电报学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等处留用，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对于所习各艺，“均能融汇贯通，各有心得”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幼童赴美留学肇始后，清政府陆续派遣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重点是学习海军，这主要导源于清政府筹建海军的需要。
同治十二年（1873 年），五年合同期限将满，福州船政局的洋员洋匠准备遣散归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为清廷批准。光绪元年（1875 年），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5 人随船厂监督日意格赴英法学习船政，刘、林2 人被安排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并在英国大兵舰上历练，另外3 人则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习制造。这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之始。光绪二年（1876 年），李鸿章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七人，随德人教习李励协赴德国军营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这是清朝首次选派军官出洋留学。
但7 位军官留学成效不佳，清政府决定继续从船政学堂青年学生中选派留学生，为此，制订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及30 名船政生启程赴英、法，这30 名船政生中，18 人（包括艺徒4 人）去法国学习制造，12 人去英国学习兵船驾驶。翌年十一月，福州船政局又续选艺徒5 人往法国留学。光绪七年（1881 年）十月，李鸿章从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中选取10 人赴英、法、德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
① 舒新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年版，第165 页。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③ 《清朝续文通考》卷一○九。
造、鱼雷、驾驶等科。光绪十二年（1886 年）二月，李鸿章再从天津水师学堂选取学生10 名，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学生24 人，由周懋琦率领前往欧洲学习测绘驾驶、枪炮阵图、兵船管轮机学、海军公法、外语、海军制造、法文、万国公法等科。
从第一阶段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来看，出洋留学人数共有200 余人，其中幼童赴美因中途夭折，他们回国后大多默默无闻。留学欧洲的80 余人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各舰管带、大副等要职基本上由留欧学生充任，在甲午战争中他们除个别人外，均能沉着指挥、英勇抗敌，为抵御外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另一部分军事留学生在水师学堂中代替洋教习承担教学任务，严复是其中的姣姣者，他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出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名著，系统地介绍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则从事海军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如福州船政局将洋员辞退后，基本上由留学生独立主持造船任务。
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后至清朝灭亡，这一阶段出现了赴日学习陆军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被迫割地求和，朝野人士对日本的态度由鄙夷转为崇拜。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强盛的关键是留学教育的成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①。极力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后，日本一些官绅打着“倍敦友谊”的旗帜纷纷来华，游说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妄图使中国军事日本化，便于其控制。北洋海军覆灭后，清廷赔款日增，财力日竭，再也无力重振海军，遂专注发展陆军。同时清政府看到日本军事教育“忠君爱国”的宗旨十分符合其利益，遂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日本“邀请”下，张之洞率先派遣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等24 名武备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步张之洞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影从，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相继派出陆军留学生赴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将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是赴日学习陆军军事的武备之士日益增多。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一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添派武科学生赴日，送入陆军各学校学习。时留日学生共1300 余人，学武科者200 余人。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清政府派遣赴日陆军科留学生已达1000 多人。
赴日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它的前身是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毕业后需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个阶段，实习结束后，方可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后还须入日军各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才能取得士官资格。士官毕业生可以投考陆军大学，以为中高级军官。但当时赴日中国留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多数即回国，因为陆军大学对中国留学生限制极严，不易录取。晚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有过九期，共590 人，所学课目有步兵科、炮兵科、工兵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科、骑兵科、辎重科等，其中学习步兵科的人数最多，有350 人左右。
清政府对留日军事生待遇优厚，其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服装费用等基本上由官方供给。但对留学生的控制却十分严厉。在留学生选派上，练兵处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学习武备的学生先由各省督抚推荐至练兵处，经考核后方准派遣，严禁自费留学军事。为防留学生走上反清道路，清政府特别注重从满洲贵胄、文武世家子弟中选拔军事留学生，还专派一名监督员管理在日陆军留学生事务，留学生的行为、精神、成绩每天必须做记录，禁止干预政治和妄发议论，否则将被遣送回国。尽管如此，留日学生还是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同盟会的留日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人。
在留学生大量赴日学习陆军的同时，清政府也曾向日本派遣过少量留学生学习海军。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等二十八人就曾被分批送到日本留学海军。
在军事生留日的高潮中，向欧美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活动并未中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张之洞从江南水陆师学堂中选派毕业生赴英、德学海陆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林国赓、许建廷、毛仲芳、李国棠等四人赴英留学海军。不久又派朱王奎赴奥国学习制造，林献炘、常朝干赴德国学习枪炮，王开治、唐文盛赴英留学造船。
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各地军事学堂的教学骨干，他们在教学上大力推行日式军事教育，给清末军事教育引进了新的模式，而进入军队的留学生又为建立和发展新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军事留学生，尤其是留日陆军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只有极少数人死心踏地为清王朝卖命，因而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军倒向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也有一些留学生如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兰天蔚等回国后为各省督抚所延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标统、协统，甚至统制，逐渐把握了各省兵权，武昌起义后，他们纷纷拥兵响应，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所始料不及的。从这一点上说，清末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八、结 语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统治的时期，已处于封建末世，中国社会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自然不可能向资本主义转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但使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独立受到威胁，封建经济结构也逐渐解体。所以说有清一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样，清代军事也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无论从战争本身，还是从军事制度、军事经济、军事思想、指挥艺术、军事教育等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熔新旧于一炉，既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清代前期就开始了，西方的军事技术那时已经开始传入。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中，不变也得变。不过这种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事物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么军事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的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给予了中国军事以深刻影响，即所谓“处奇局建奇业”，被扭曲了的军事近代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始起步了。洋务运动是从军队发轫的，是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御侮自救。同时，洋务运动从军事开始也是一种规律性的表现。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所以人们关注国防建设和军事经济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清代军事的发展变化对近代和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着许多宝贵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但从历史研究领域看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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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8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清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的思想史内容，包括从清朝立国至清朝灭亡的整个清朝一代的思想史发展过程。
清代思想史，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三大部分。
清初著名思想家大都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坎坷的经历和时代的剧变，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造成相当的影响。清初思想博大精深，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学术大师们总结了前代思想，开启了清代学术门径，形成了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
乾嘉时期盛行朴实考据之学风，训诂考证、复归汉学导致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一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乾嘉考据学是清代最主要的学术流派，其总体成就应当得到肯定。
道咸以至清末，以今文经学的复兴开其端，思想家们以阐发"微言大义"、倡言改革变法为宗旨。随着古代历史的结束，清末思想界在西学的影响下，着意寻求救国图强的思想方案，近代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
一、清代思想概述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密切联系，清代思想主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了清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
思想与思潮的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会如政权更迭那样，有明确的时间标志。清代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路径，通过众多思想家的杰出成就而显示出博大恢弘的气象。乾嘉学派片面因袭了清初务实致用的学风，在政治压力的缝隙之中，努力填补了因理学的没落而造成的学术思想领域的真空，他们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推出了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学术流派--清代汉学。晚清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开端，对"微言大义"的新解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而挽救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西学的涌入，使清末的各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早期思想史的主旋律。
需要说明的是，要全面完整的了解清代思想史，还需从上追溯到明末清初以至晚明、向下沿续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晚清与近代史早期在时间上有半个多世纪的重合期，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叙述断以清朝灭亡的1911 年，显得很仓猝、不完整，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
经世思潮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潮流，初兴于晚明。以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学以致用。受经世致用思潮的直接影响，出现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具体实用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焦竑、陈第等究心于实学的学问家。此外，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也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了影响。经世之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促使思想界出现了尖锐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的言论，同时也酝酿着一种以独立思考为特征、以离经叛道为内容的崭新的思想倾向。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明朝灭亡的惨痛结局，使得明末清初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明末统治的腐败和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等方面。以宣传反清复明言论开其端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清朝统治渐趋稳定之后，依旧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批判宋明理学作为他们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亡国之痛使他们在反思明朝何以灭亡的基础上，继承了晚明思潮的主要部分。当然，明末曾经酝酿的那种新的思想萌芽没有也不可能在新的统治秩序下继续发展了。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概括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翻然几变，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但是特征也很突出。很显然，这与不同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联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这里并没有能用更多的篇幅去详细地叙述。王国维所言，基本说出了清朝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
清初思想以博大见长。清初思想家多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们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在批判继承前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点。王夫之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的博通贯，方以智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质测"之学，颜李学派的"实学、实习、实用"之学，傅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
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万斯同的明史研究，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等，均显示出了清初学术思想的博大气势。其中所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形成鲜明对照。清初诸大家，一般都对理学进行了坚决批判。王夫之指出朱熹学说与"圣人之言异"，顾炎武强调"经学即理学"，颜元则进一步揭露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否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造成了对经学的回归。清初学者不约而同地用经学取代理学的位置。这种现象，在乾嘉时期表现为汉学的复兴，在道咸时期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复兴。顾炎武所说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研究途径，在阎若璩、胡谓、毛奇龄等人的共同实践中，为乾嘉学派所接受。
顾炎武学贯经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河漕兵书、音韵训诂无所不通。乾嘉学派直接继承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无庸置疑。顾炎武学术的"治道"精神却没能进一步得到发扬，这一点其实也就是乾嘉时期与清初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乾嘉考据方法，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只是文字训诂方法。乾嘉考据重怀疑、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方法论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高峰。朴学学风是对于宋明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空疏学风在实际行动上的否定，反理学的性质不言自明，深研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汉学大师戴震，以揭出理学"以理杀人"而基本上终结了理学。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合而成的：康乾盛世造成的安定局面、政治压力使人不能涉及现实等应视为外因和近因；用经学取代已趋瓦解的理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总结性的大规模研究和整理的时机的成熟等应视为内因和远因。乾嘉时代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以考据见长的大学者，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程瑶田、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焦循、阮元，等等，在学界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他们以系统娴熟的考据学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古代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遂显扬于世。正如钱大昕所言："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作为乾嘉考据的重要内容之一，乾嘉史学也成就斐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被誉为乾嘉史学三大家。章学诚从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提炼出了"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史德"、"史意"等一系列有见识的史学思想来加以阐述，在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崔述的疑古史学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乾嘉学派以其精确严密的考据方法，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为保存、研读、理解、使用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道咸以后，汉学考据因其盲目尊信汉儒经说，并且在方法上也失于繁琐，从而逐渐衰微。同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明显没落，社会危机严重。以龚自珍为代表，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专制统治，主张改革变法，倡言今文经学，主张学术应经世致用，抨击汉学和宋学。晚清学术思想在治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的合流中，开始表现为新的内容和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造成今文经学在思想领域的复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时政，发挥"公羊三世说"以提倡变法改制，又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成为当时流行的进步思潮。为了救国图强，魏源等人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久已封闭的国门不得不对外打开，西学的涌入，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倡言新学提供了条件。中国思想史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清末，受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主张兴民权，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强烈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成为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要求。国粹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社会思潮也同时兴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实现国家振兴这一总体目标，近代学术文化思想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发展，而清王朝则走向灭亡。
二、清初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观点清初顺、康两朝，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生活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大动荡时期，时代的变迁促使他们在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里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清初思想界以其敏感而活跃的气氛和丰富而突出的成就，被比之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绚丽的时代。这是由清初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们共同绘制的一幅博大精深、影响久远的思想史画卷。他们各守其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本章即以思想家本人为主，分别介绍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
（一）黄宗羲：杰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史撰述1．黄宗羲的生平、著作黄宗羲（1610-1695 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天崩地解"①的时代，他一生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而跌荡起伏、历经坎坷。晚年，他自题画像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概括道："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①这也就是黄宗羲生平的大致轮廓。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熹宗天启年间，因疏劾魏忠贤和客氏，死于诏狱。黄宗羲少时随父在任，耳闻目睹东林党人的斗争经过，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乘思宗朱由检镇压阉党之机，袖铁锥入京伸冤，亲手击杀魏忠贤的两名爪牙。时年19 岁的黄宗羲所表现出的血性和胆魄，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1638 年），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阉宦卷土重来，黄宗羲与复社名士140 余人联名所作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南明小朝廷建立后，马、阮对东林、复社进行了残酷镇压，黄宗羲在清军南下逼近南京的混乱状态下，侥幸脱身，亡命日本。这就是黄宗羲所谓"初锢之为党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黄宗羲没有写出有价值的著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与权阉的政治斗争方面，但是他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一切，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条件。
"继指之为游侠"，指的是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的近10 年时间的经历。
他与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②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塞，逃避清兵追捕。后又随明鲁王政权从事匡复活动，一度飘泊海上，每天与吴钟峦等人正襟讲学。面对茫茫海天，联想起国破家亡的处境，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写道："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顺治十年（1653 年），鲁王去监国号，眼看大局已定，复国无望，他开始转而专事著述讲学。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在动荡的环境中没有条件从事著述，著作仍然不多。然而亡国的惨痛结局，对于他的思想影响至深。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①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自题画像》。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黄宗羲携老母回到乡里，集中精力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著述生涯。他幼年读书即不守章句，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二十一史。青年时为父伸冤，归浙后师从刘宗周，成为其门下著名弟子。康熙六年（1667 年），他重开由他老师刘宗周创办的已中断了20 余年的"证人书院"。黄宗羲的讲学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学风所至，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他用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著述。
黄宗羲的后半生勤奋著述，他撰写和编纂了近二千万字的著作。除《明夷待访录》外，重要的还有《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以及第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黄宗羲生前未完成全书，后由全祖望和黄百家完成）。编定了《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还数次整理自己的著作，勘定《南雷文案》，又删成《南雷文定》、《南雷文约》。
2．黄宗羲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显得晦暗生涩，或者说，他并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只能就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倾向作一初步和粗线条的叙述。黄宗羲晚年潜心于史学、理学和经学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对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方面。特点是从经世的立场出发，否定明末以来学术思想上流行的空疏学风。黄宗羲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感到痛心疾首。他说：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径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之苑为词章，惜儒森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①？
这里的"逃之者愈巧"，指的是理学和心学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都与"天崩地解"的社会实际脱节。
他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们以《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作为衡量古今学术和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的做法。他认为即使自己的见解与经传不符，亦无关宏旨，不要为世俗所屈。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上继承其师刘宗周的"理依于气"的观点。
认为气的运动变化形成四季循环和万物兴衰，气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如"盈天地皆气也"②，"天地之间只有一气"③，"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纯是一团和气"④。这些说法承袭于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等人，很多处在文字上也基本一致。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黄宗羲坚持以气为本、理是气的理的观点。明初学者薛瑄曾借日光与飞鸟为例，把理比作日光，把气比作飞鸟，认为：飞鸟载日光而飞行，故理气无先后可言，但日光并不与鸟同往俱灭，故气有聚散，理无聚散。薛瑄的观点在表面上认为理气统一无先后，实质上是说理为永恒、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 《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③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④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
为主导；气则处于服从地位。黄宗羲则认为："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究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①不仅指出鸟与日光不俱有、不俱无、"不可为喻"的逻辑错误，还从本质上指出气与理同样处于守恒状态，不存在谁有聚散的问题；然而从具体事物来看，则是理气都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同样不存在无聚散的问题。
黄宗羲还批判了曹端分析朱熹人马之喻而指出的"理叹气"说。指出，理与气作为概念，不能与客观实在相混淆，"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②3．《明夷待访录》的社会政治思想《明夷待访寻》是黄宗羲从事著述生活阶段的前期著作。此时的黄宗羲目睹了明朝的种种腐败现象和黑暗统治，又刚刚从抗清复明的斗争活动中返回乡里隐居著述，时事的剧变和无望的抗争已经使他认清了大局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明夷"二字源于《周易》封名，卦辞是"利艰贞"，《彖传》释为"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意思是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黄宗羲如同一个刚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人一样，失败后的愤懑心态促使他要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付之于书，以待后之来访者。
全书由21 篇单篇论文汇集而成。在编排上可以看出是以若干专题为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内容包括中央政制、地方机制、教育、田制、兵制、财经、阉宦等，对于持续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政体的方方面面作了剖析和批判。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4 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制、封建议政等问题。这也是黄宗羲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天下为主，君为客"，是这部分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别于儒家的"民贵君轻"的说法。他把朝代与天下区别开来，认为朝代兴亡与天下治乱并无关系，既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么，"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①。在这里，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这在传统的正宗儒家思想中是破天荒的。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自得自私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②黄宗羲反对君臣关系就是"君为臣纲"的关系，他认定臣不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
① 《明儒学案·河东学案》。
②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① 《原臣》。
② 《原君》。
非为一姓也"③。黄宗羲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的分工关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④因此，天下大事，天子、大臣共同议定。指出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这里透出一点君臣平等的意思。黄宗羲探索了维护皇权的专制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他认为实行中的法制是"非法之法"，其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箧"，"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①清楚地揭示出其虚伪的实质，也得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的结论。那么好的法制应该是什么？黄宗羲谓之"无法之法"，具体的内容由于缺乏历史实践，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学校》、《取士上》、《取士下》3 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文化教育、擢拔人才、取士制度等问题。学校取士制度与作官为臣是直接相联的，搞好这一环节，就可以实现黄宗羲所希望的君臣关系和起到限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因此与上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为养士而设的教育机关，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议政的政治作用。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
盖使朝廷之上，闾■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②。用今天的话说，学校要成为一种议政机构，主持公是公非，对政府乃至天子施行一种监察权，似相当于今天的议会。他赞扬汉宋太学生的政治运动，并激进地认为学校士子对地方官吏可以"哗而退之"。这反映了明末东林党、复社中人的政治要求。
黄宗羲揭露了明朝取士制度的弊端。明末崇祯帝已觉察了科举难得人才，于是设立了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名目，意在擢拔人才。但是，黄宗羲认为这些名目"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①。对此，黄宗羲也没有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所提出的几点具体建议，理论意义不大，仅在扩大科目和重视实学实行上有些新意。
黄宗羲还提出了田租和土地制度、兵制、财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对策较之对于学校，对于君权的论述也略为逊色。
书的最后论胥吏、论阉宦，文字不多，属前论之余韵，是黄宗羲对造成政治混乱腐败等关键性问题的再次强调。他说：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③ 《原臣》。
④ 《置相》。
① 《原法》。
② 《学校》。
① 《取士》。
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②。
他父亲身为东林党人，在与阉党的交锋中遇害；他本人身为复社中的重要成员，在打击阉宦的运动中险遭不测。切身的体验，使黄宗羲对此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这段文字包含着血与泪、国破与家亡的沉痛教训。
《明夷待访录》的篇幅不大，仅1 卷，约3 万字。这部书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腐朽，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这部书在当时并未造成太大影响，顾炎武是有数的几个知音者之一，他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①又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先生者十之六七。"该书在清初流传不广，除了与被清廷列为禁书有直接关系外，大概也应了顾炎武的话："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②《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之时。为了配合变法维新运动，这部书被大量秘密印发、传播。梁启超说这部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③又说："此书乾隆年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④另一位戊戌变法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谭嗣同说："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⑤清末的维新人士将《明夷待访录》作为理论武器，鼓吹和阐发书中的民本和民权意识，鼓舞年青人献身于变法运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根据古代天子禅让的传说，指斥后世君主把天下做为"一人一姓"的私有物，大胆抨击了君主专制政体，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本色彩，其社会政治思想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这一切均表明，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联系到《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维新运动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经过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该书思想的深入发掘，对黄宗羲及其著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比较高的。如，称该书为中国古代启蒙思潮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将其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得出早于卢梭著作成书时代一百年的中国古代亦有宣扬民权民约的思想家的结论；黄宗羲是清初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同时，对于黄宗羲及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对此，我们不想过多涉及，只想简单地提出两点。第一，对于黄宗羲② 《阉宦上》。
①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②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⑤ 谭嗣同：《仁学》。
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地将他放回他所生活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不要用后人的眼光和标准孤立地放大他思想中的某些有价值的方面而置其他方面于不顾。黄宗羲对于古代专制政治的腐朽和黑暗揭露得十分深刻，批判得非常尖锐。但是他并未达到彻底否定专制制度以求得民主和平等的思想高度。事实上，黄宗羲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以"三代"时所谓天子禅让等传说为模式的，他的政治主张源于孟子的君臣对等和合作共事的思想，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化、东林党人的清议运动、明朝覆亡的痛苦感和幻灭感等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写成了《明夷待访录》，其社会政治思想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离开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去评价黄宗羲的思想，特别是以西方启蒙运动及卢梭的著作为参照系去比较研究，应该格外慎重地下结论。第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于评价明末清初时代的黄宗羲及其著作，至少不应看成是完完全全的一回事，清末维新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古人的思想或著作作为激发人们理解和献身于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工具，这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巨大影响，应该认为是梁启超、谭嗣同们利用书中的某些有适用于现实的理论观点大肆阐发和宣扬，从而产生某种轰动效应的结果。《明夷待访录》固然是黄宗羲所著，其反抗专制政治的思想固然就在《明夷待访录》之中，但是在清末被人们传阅利用的时候，已经明显印上了新的时代烙印。该书在清末产生的影响和体现的价值，可以是评价二百多年前黄宗羲及其著作的一条根据，但并非是主要的根据。黄宗羲著述此书的时候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清末维新人士利用该书的时候又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而评价黄宗羲和《明夷待访录》，更重要的是从黄宗羲本人的时代和该书的全部内容入手。
4．《明儒学案》：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黄宗羲晚年潜心于经学和史学研究。在史学方面，编纂了《明史案》、《明文海》等书。《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术史专著，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一部史学著述。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方法。《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向《叙录》，以及《隋书·经籍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正史中一些水平较高的《儒林传》等，都可以看作是某一方面的学术史。但是这些著述的目的并不明确，且多不成系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较多涉及到了思想学术史，但该书"立论以传道，非以传学，而其编纂之法，亦甚简略"①。
黄宗羲继承了前人在学术史撰述上的成绩。《明儒学案》发凡起例，明确著书宗旨，将反映明代学术思想的各个学派条分缕析，讨论学术源流，展示思潮的变化趋向，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的风貌。这部书无论在体裁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称得上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明儒学案》卷首列《师说》一篇，载刘宗周对于明代学术思想的有关
①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
评价。正文62 卷，共19 个学案，涉及明代学者二百余人。
明代初期9 卷。以《崇仁学案》和《河东学案》为首，皆为程朱之学（吴与弼、薛瑄等）。继之《白沙学案》，以陈献章为主，为陆王一派。《三原学案》虽出河东薛氏，又不尽相同，是其"别派"。明代中期，王守仁继承南宋陆九渊的学说，通过讲学活动，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明儒学案》以大量篇幅专述王学，首立《姚江学案》，记叙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的学术思想。以下依次分立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各学案。又立《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甘泉学案》，他们虽出于王学，但各有其不同宗旨，已不同于王学，以示区别。《诸儒学案》是为那些学无师承、自成一家之言者而立，共15 卷。明代末期，东林书院学派一改空疏的学风，以注重时政为学术宗旨；在蕺山地方讲学的大儒刘宗周，则力图修正王学之弊。黄宗羲立"东林"、"蕺山"两学案。东林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蕺山派仅刘宗周一人。
在每个学派之前，黄宗羲写有小序1 篇和各学者的小传，简单介绍其生平经历、著作思想及学术传授统系。然后载录学者的著作或语录选辑，间或插入己见。
由此可见，《明儒学案》较为清晰、全面地体现了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明儒学案》之所以成为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还在于它反映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
第一，会学术异同，戒门户之见。黄宗羲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①诸多的学术派别及思想，往往相反相乘，因此不可以一家之言断案，而要采取居中持平的态度，力戒党同优异的门户之见。尤其要注意不同之处，"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明儒学案》没有对任何学派刻意褒贬。对于那些"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的"诸儒"，更为之立了《诸儒学案》。黄宗羲师承刘宗周，学术渊源为王学，他尊王但并不贬朱，追求评价学术是非的"公道"、"公学"。
第二，贵自得之学，求学术精神。黄宗羲提倡学术上的创新，只有"自用得着者"，才是真学问，反对缺乏独立思考的平庸见解。既求自得之学，就要在学术史著作中，紧紧抓住被研究者的学术宗旨。他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①《明儒学案》无论是在内容编排上，还是在对明代学术的总体把握上，都较好地做到了明宗旨的要求。其中对许多学派及学者的学术思想分析和学术宗旨的评判，都非常精彩中的，体现了黄宗羲的学问精神。
《明儒学案》作为全面评价介绍明代学术的史著，在内容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缺欠。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材料编排和对于学术人物、学派的论述时，仍难免流露出一些学派性的偏颇。此外，这部著作也还遗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如明代初期的宋濂，明代中期的李贽，明代后期的吴悌等人。尤其是思想家李贽，他属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承袭心斋之学，
① 《明儒学案·凡例》。
① 《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只是在《浙中王门学案四》的徐用检小传中和《泰州学案四》的耿定向小传中以及焦竑小传中，提到了李贽的名字，而没有给他单立学案，以李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处理，在《明儒学案》中是不妥的。
《明儒学案》成书后，年近70 岁的黄宗羲犹发凡起例，续纂《宋元学案》，仅写成17 卷而殁。此书由他的儿子黄百家及全祖望最后完成。
仅从史书体裁上而言，在黄宗羲之前，虽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但都不能算作是成熟之作，存在很多缺陷。《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出现，开创了学案体这一新的史书体裁。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种学案体的著述。
（二）顾炎武：务实学风的倡导者和经世思想1．顾炎武的生平顾炎武（1613-1682 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因顾炎武的家乡有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镇）。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的家族是江东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他的高、曾祖父世为明朝高官。至其父辈时，家道中落。他的嗣祖父顾绍芾是一位对历史和地理颇有研究的学者，又长期阅读官方报纸《邸报》，关心时政，发表言论，对顾炎武的启发很大。另一位对顾炎武一生的为人和品德有影响的人是他的嗣母王贞孝。这是一位有教养学识的妇女，抱顾炎武为嗣子，爱如己生，数十年相依为命。昆山沦陷于清兵之手后，她感亡国之痛，绝食半月而亡。
顾炎武从小因天花症造成左眼略有斜视。14 岁时取得诸生（即秀才）资格，同年与同乡好友归庄参加"复社"。以后至27 岁，他角逐科场失意，加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之势，使他毅然弃绝帖括之学，"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①，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新的追求。
清军攻陷北京，李自成败走，福王政权在南京建立。顾炎武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南明皇帝身上。但未及1 年，腐败的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攻灭，而被荐为南京兵部司务的顾炎武此时还没有来得及到任。他又参加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武装抗清斗争，均遭惨败。顾炎武的两个弟弟在昆山陷落时被杀，生母在乱军中被砍断右臂。残酷的现实，迫使顾炎武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方式，他扮作商贾，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1645-1656 年）往来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联系一些爱国志士，纵论古今，砥砺气节，"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①。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渐生以游为隐之意。顺治十二年（1655 年），顾炎武的家仆陆恩勾结同里豪绅叶方恒，欲告发顾炎武与海上抗清组织有联系。顾炎武觉察后，赶回昆山，将陆恩投入水中淹死。叶方恒与陆的女婿贿通地方官，几将顾炎武置于死地，幸亏归庄等人从中斡旋，方得脱身。陆恩之狱，客观上直接导致了顾炎武的弃家北游。顺治十四年（1657 年），顾炎武拜谒过明孝陵，又返回昆山告别亲友，离家北去，开始了他后半生整整25 年的游居生活。他说："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概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苛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我者，从而追慕之。"②他先往返于河北、北京、山东一带，以后又扩至河南、山西、陕西各地。除了交往一批学有所长的人士之外，还在各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作实地的历史、地理考察，进行着勤奋的学术研究。他"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① 《亭林诗集》卷四《哭归高士》。
② 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亭林文集》卷二。
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年过半百的顾炎武换乘两匹马，后随两匹驮书的骡子，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颠簸于游历途中的情景。顾炎武的毅力是超人的，他行了万里路，亦读了万卷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研究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康熙七年（1668 年），山东莱州诗狱祸及顾炎武，他不想连累他人，到济南投案，身陷囹圄半年时间。出狱后的十几年中，他继续频频往来于山东、山西、河北、北京之间，"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址"②，作了很多金石考古工作。
康熙十七年（1678 年）清廷为笼络海内名儒，开博学鸿辞科。次年诏修《明史》。顾炎武均拒不就见。已为高官的顾炎武的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在昆山老家建造庭园，请住在陕西华阴的顾炎武南归养老，他也加以拒绝。康熙二十年八月，顾炎武自华阴去曲沃，不幸途中染疾。次年一月，在曲沃溘然长逝，享年70 岁。
2．宏富的学术成就和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今天可以见到并可确认为系顾炎武所作的，约有50 余种。其中包括小学（即语言语音文字学）、史学和经学等方面。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早期著述，他很早曾立志撰定"舆地之记"和"利病之书"各一部。此书即为"利病之书"，另有一部《肇域志》为"舆地之书"。两书卷帙浩繁，是顾炎武所搜集的经济、舆地等方面的资料汇编。两书虽系长编而未定稿，但对于研究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方志、舆地诸学极有参考价值。《天下郡国利病书》分舆地山川总论，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分述、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入贡互市。叙述天下山川形势和生民利病，从史书、方志、文集、公文奏章中纂集出有关资料，重点在兵防、赋役、水利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基本问题的诸方面，其中对江南、山东、山西、陕西部分的记述尤为精采、详细。《肇域志》也是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一部著作，只是原书已残缺，难观旧貌。
在他的文集中，有《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7 篇文论，这些文论大约作成于明朝灭亡前后，是他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和选举的切中时弊的专门论述，反映了顾炎武经世之学的几个方面。
《音学五书》38 卷，是顾炎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他历经30 余年的艰苦力学，至晚年此书方雕版问世。这是一部关于音韵学的著作，属"小学"范围。全书由《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5个部分组成。他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音韵五书》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音韵小学研究从经学的附庸发展成为在清代乃至近代的一门显学。
顾炎武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他读书时勤于札记，将心得写成条文，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于其中，经数十年的积累和不断地增补、修订，至
① 顾炎武：《与潘次耕书》，《亭林文集》卷六。
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亭林文集》卷二。
①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其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札记式的著作。《日知录》32 卷，共有一千余条。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将其内容划分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8 类。内容广泛，考证精详，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顾炎武曾收集2000 册明代资料辑成《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可惜毁于庄廷■史狱。其他重要著述还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史事》、《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菰中随笔》等。
从以上对顾炎武学术成就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顾炎武是位笃实的学者，他治学严谨，恪守崇实致用的学风，凭借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学人。
明代的空疏学风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厌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到了晚明前后，已经出现了一股崇尚实学的潮流。譬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著作，都是一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恶劣风气的务实之作。学术研究方面，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通过扎实的训诂考据，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作出了贡献。陈篇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开研究古音学之先河。顾炎武的治学特征，与明季先行者们的努力有着承递关系。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样理解，可能会更加全面。
顾炎武的治学风格有突出的两点，这就是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这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学不务实，根本谈不上学以致用；学不致用，则讲求实学也成空谈。
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到《日知录》，从经学到史学，顾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他作学问以讲求实际为出发点。他的后半生奔波在北方，考察山川河流，拜记同道师友，搜求典籍图书，在实际考察的过程中研究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①这样的为学方法，使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自己曾明确表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②在经学的研究上，对于前人的结论，顾炎武从不盲目听信。如对《尚书》持"信古而阙疑"的原则，"《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③在《周易》研究中，他批评陈抟、邵雍的《易》是"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④对《春秋》的研究成果，除在《日知录》有所反映外，还专门写了《左传杜解补正》。顾炎武没有纠缠于经今、古文学的分歧之中，而是博采三家之长。还特意对前人所不屑的唐代啖助的《春
① 全祖望：《顾亭先生神道表》，《鲒琦亭文集》卷十二。
② 《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
③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④ 《孔子论易》，《日知录》卷四。
秋》研究加以赞许，认为是"卓越三家，多有独得"⑤。顾炎武的《春秋》研究被后人评价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⑥。
在史学研究上，顾炎武同样贯穿着求实精神。顾炎武通贯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如论述古今度量衡，"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①。又如论国家财用，揭露明朝搜刮民财，"外库之虚、民力之匮"，由来以久，以至于灭亡②。他强调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视此为"万世作史之准绳"。对于明史的研究，他非常重视《邸报》和《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仅就《日知录》所涉及到的明代史事，他也力求作到"所谭兴革之故，须俟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一看，然后古今之事，始大备而无憾也"③。
学以致用，这就是被后人普遍肯定的顾炎武学术的经世之学。
顾炎武研究古音学，就在于他痛感古音学的沉沦造成后人对古书"率臆径改，不复言某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④他提出理解古代典籍应按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这样，古音便成为首要问题。他经过30 余年对古音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音学五书》，取得了富有创见性的成果，成为无可争辩的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宗师。
《日知录》是集顾炎武平生学术研究所得的集大成之作，他本人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⑤。这部被他如此看重，并且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巨著，也是一部务实和致用之学的代表作。顾炎武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⑥《日知录》以考据为主，但其中心在于治道，它讲经术和博闻的内容，也多与治道有关，直接关系到经世致用之学。他又说："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诒于后王。"①《日知录》上下纵横，涉猎极广，目的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②。"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上述诸条，目的在于说明顾炎武实学的经世目的。他是一位考据巨匠，这种治学方式被以后的乾嘉学者继承下来而蔚为大观，然而在性质上，两者却不能同日而语。顾炎武以经世为目的的考据显示一种勃勃生命力，一种锲而不舍地追求学术上的更高意义的努力。他所标榜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特殊意义即在其中。所谓"博学于文"，指的是要掌握一切致用的人文社会知识；所谓"行己有耻"，指的是要以对自己对天下负责的态度，把"有耻"⑤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四》。
① 《权量》，《日知录》卷十一。
② 《财用》，《日知录》卷十二。
③ 《答公肃甥》，《蒋山佣残稿》卷一。
④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 《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三。
⑥ 《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
① 《与杨雪臣》，《亭林文集》卷六。
② 《初刻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 《与人书八》，《亭林文集》卷四。
贯彻到日常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强调治好古经文的务实之学，做讲求廉耻的有本之人，就是顾炎武学风的出发点。
3．对理学的批判："经学即理学"
顾炎武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使他的学术研究十分注重社会价值，这直接导致了他对于已趋没落的宋明理学的批判态度。
顾炎武是从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历史角度来批判理学的。他将理学比之于导致祸乱的魏晋清谈，认为：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①。
正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的理学，导致了"神州荡复，宗社丘墟"，顾炎武对这种"空谈误国"的学说予以否定。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也与理学有些不同。
但是他并未系统地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史学、经学、小学以及对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看到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只是比较零散。有些内容，因上述原因，在理论思维的深度方面略有欠缺。
在宇宙观方面，顾炎武倾向于张载的"太虚即气"的观点。他说："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②他还进一步引邵宝《简端录》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学以理和陆王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基本观点，并得出"盈天地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④的认识。
他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指出他们穷究心、性，而置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重于不顾，没有实际有用的学问。当然，这里顾炎武也局限于传统儒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围内。
理学家争论不休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也作了合理解释。他强调"致知在格物"。他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①虽然把儒家的伦理关系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看作是物，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用意在于反对程朱理学的释"格物"为"穷理"和陆
①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②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③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④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① 《致知》，《日知录》卷六。
王心学的释"格物"为"正心"的结论。
顾炎武明确抨击陆王之学，同时也指斥程朱理学是"神学也"。他主张用经学否定理学，提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②在致友人施闰章的书札中，他说：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③。
顾炎武在这里越过他所批判的理学，向纵深方向发掘出理学的源流在于经学，认为古之经学经过释、道二家的渗入而禅化，最终演成义理之学。学者抛开儒学经典而潜心于理学家的"语录之书"，这是学不知本。因此，他强调"鄙俗学而求《六经》"，号召人们去"务本原之学"。
顾炎武的主张以及他毕生所致力于"实学"的努力，与出现于晚明、畅行于明末清初的"通经学古"、"经世致用"的新思潮相契合，并由此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虽然清代学人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脱离开来，但是他们在博稽经史的氛围中所从事的朴实的考经证史的治学特征，则大大有别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务虚的路子，而这一点，顾炎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4．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君权的怀疑态度上，他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之后，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深表赞同，对该书也推崇备至。他自己在《日知录》中写有《君》条（卷二十四），说明"君"在古代属上下之通称，天子称君，人臣、诸侯、卿大夫以及府主、家主、父、舅等都可以称为君。对于帝王君主，他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①反对"独治"，主张"众治"。他进而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命题。正如他所言：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①。
经过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目睹了明朝腐朽的专制统治而终致灭亡的结局，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思考君权问题，顾炎武也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权乃归之天子"、"天子之权乃益尊"的限定条件下，提出了"以天子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针对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顾炎武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②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琦亭集》。
③ 《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 《爱百姓故刑罚中》，《日知录》卷六。
① 《守令》，《日知录》卷七。
世之材出。"②生员是一个经科举考试之后而形成的准官僚群，他们大多毫无才干，却享受种种免役特权，与官僚、胥吏勾结在一起，成为社会公害。顾炎武提出了改革生员制的主张，限制生员数量，选拔真正的有才之士来充任官吏。
他还强调"清议"的必要。孔子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顾炎武据此提出："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藏？'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③这段议论与黄宗羲的《学校》一文相比，颇有相合之处。顾炎武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他在《日知录》中用了约一卷的篇幅，详细考察历代风俗的演变，反对周末那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风俗，赞赏东汉允许士大夫阶层谈论政事的风气，认为宋代的兴亡就是基于这种自由议论的存亡而存亡的。顾炎武所谓风俗，涉及道德、人才、家庭、吏风、迷信等许多方面。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清议"。他说："小雅废而中国征，风俗衰而叛乱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可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牟。"①顾炎武的后半生游历于江北的中原大地，陆续写成了大量的诗文杂著和他的代表作《日知录》。在游历过程中，除了到各地进行实地查勘、饱览群籍之外，还访见了许多在当时学行皆有名望的人物，如刘孔怀、傅山、张尔歧、李因笃、王宏撰、李顒、孙奇逢、屈大均等人。与这些人的交往对于顾炎武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影响。顾炎武的游学生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明末名儒大多在清初隐居不仕，或著书立说，或设坛讲学，或赋闲养老，唯有顾炎武长年远离家乡四处奔波。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反复强调"华裔之防"、"夷夏之防"，民族意识更为强烈。提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乱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犹宣扬"严夷夏之防"，我们不应一概地否定，而应认为是他晚年经世致用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即使是在清朝统治者已经坐稳了江山之时，顾炎武仍然在《钱粮论》中论及赋税强征银两造成"生民之困"，仍然对米价做调查，仍然向地方官建议征粮贮存以解来年之饥。因此，暮年顾炎武的所想所为，已经难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为反清复明做准备。他可以恪守"不仕异代"之训，对清廷的征召誓死拒绝，但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使他难以消极避世。顾炎武的学术和行事，表现出了一位伟大学者的宽广的情怀、不懈的追求和高远的境界。
② 《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
③ 《直言》，《日知录》卷十九。
① 《清议》，《日知录》卷十三。
② 《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
（三）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1．王夫之的生平及学术成就王夫之（1619-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的石船山麓，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的先世为扬州高邮人，明朝初年迁至衡阳。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一位通经博古的文人，尤深于"春秋学"。但是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只得清苦度日。
少年时的王夫之"颖悟过人"①，4 岁从长兄介之读书，7 岁读完十三经，14 岁考中秀才，16 岁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凡《诗经》、《离骚》、《汉魏乐府》，以及晋、宋、齐、梁、陈和唐人的诗集都在他的研读范围之内，"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②。他还"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③。
崇祯六年（1633 年）、九年和十二年，王夫之与他的两个哥哥介之、参之三次到武昌应乡试，他均未中举。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 年），24 岁的王夫之以"春秋魁"（《春秋》一门考第一）的成绩中了第五名举人。同年11月，他与大哥奉父命北上，经南昌去北京等待会试。到了南昌后，得知北上路途阻梗不通，朝廷又将会试改在第二年八月举行，他们只得返回家乡。这个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声势大震，满清贵族也已控制了关北辽东的重要地区，明王朝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王夫之回乡不久，衡阳即被张献忠的部队占领。王夫之走避深山，不与起义军合作。义军逮捕王朝聘，以王夫之兄弟参加义军为释放其父的条件。王夫之竟"残毁支体"①，以自残的方式拒绝合作。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王夫之闻讯作《悲愤诗》一百韵，表达他对明朝覆灭的哀思。
清军入关南下之后，王夫之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活动中。他曾经赶到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昕，请求去调停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之间的矛盾，促成他们与农民军联合抗清，但章昕并未重视。清军由江西进入湖南，攻陷衡阳。王朝聘、王参之相续病死。王夫之隐居于莲花峰顶为其父、兄守丧，同时潜心研究《周易》。
顺治五年（1648 年），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因清贵族的猜忌而先后反清，何腾蛟在义军配合下也发动反攻，西南抗清局势出现高潮。王夫之与"匡社"成员管嗣裘、南岳僧性翰等在衡山举义兵，结果"战败兵溃"②。他又到肇庆，投身永历帝（桂王）。永历小朝廷的腐败使王夫之再一次失望离去。他投奔到大学士瞿式耜帐下，不久因母亲病重回乡探望，待他赶回家中，其母已去世半年。同时，瞿式耜被俘遇害，桂林失守；孙可望挟持桂王杀害了严起恒。王夫之深感大势已去，遁身于湘西耶姜山侧。
顺治十年（1653 年），清军下令"薙发"。王夫之坚持不"薙发"，只
①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③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① 《家世节录》。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得更名换姓、改冠易服，自称瑶人，居瑶洞，浪迹于荒山野岭之间达3 年之久。顺治十四年，他回到家乡衡阳莲花峰下的续梦庵，随着清王朝统治的不断稳定和南明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他感到抗清复明的使命"既非所能为，则将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①。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等重要著作。
康熙十四年（1675 年），王夫之迁到石船山下筑"湘西草堂"而居。他在这里潜心著述，完成了大量著作，也度过了晚年最后17 个春秋。
王夫之为反清复明而奔波，为躲避"薙发"而流亡，但是他从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加之他晚年隐居专事著述，一生著书上百种，共400 余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文字、训诂、天文等许多方面。其主要著作，在哲学方面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思问录》内外篇、《老子衍》、 《庄子通》、《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相宗络索》、《愚鼓词》等；在史学方面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在文学方面有：《楚辞通释》、《姜斋诗话》、《唐诗选评》、《明诗选评》等，在政治方面有：《黄书》、《噩梦》等。王夫之逝世十多年后，其子王敔整理刻印了十几种。康熙四十四年（1750年），湖广学政潘宗洛因在《船山先生传》中述及王夫之的著作，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四库开馆后，对王夫之属于经籍训诂、名物考订的部分著作予以著录，对于政治思想性较强的部分著作列为禁书。同治四年（1865 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收入57 种，288 卷。
在政治、思想上的宏愿和抱负，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出发而产生的历史责任感，是形成王夫之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重要内驱力。他生前自题墓石碑文，在铭文中写道：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
他想要效法西晋时满腔孤愤、立志以颈血溅刘聪、石勒的晋朝将领、诗人刘琨，但命运让他无法实现；他仰慕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学说，但又为自己才力所限而感到难以企及。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达了王夫之在政治上的抱负和在学术、思想上的追求。
王夫之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十分熟悉传统的经学，作了大量的经学笺注，以这种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他曾在"观生居"住处，于墙壁上题了"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表现了他对传统学术文化积极利用、推陈出新的抱负。
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老、庄学说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②的方法，即深入到其思想体系内部，袭取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也揭示其主观片面的方面，反映其谬误。
王夫之对佛学，主要是唯识宗教义，也采取了上述批判方法。他的《相
① 《章录赋注》，《姜斋文集》卷八。
① 《姜斋文集补遗》，《王船山诗文集》。
② 《老子衍·自序》。
宗络索》，对佛学的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说教及虚无的人生境界加以否定。王夫之在对客观历史作了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和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建立了一套历史理论体系。他的史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独树一帜。
此外，王夫之对自然科学也有一定研究。他本人通晓天文历算知识，对明末传入的"西学"也曾作过评述，赞扬西方学者能测定七曜（日、月、五星）的实际距离是"可取者"。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他本人也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他的学识、见识和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及时代提供给他的环境、经历，终于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集大成的、杰出的思想家。
2．王夫之的哲学本体论王夫之的哲学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并且充满矛盾。在宇宙观上，他以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为起点，进一步详尽地发挥了"太虚即气"的命题，使他的哲学学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夫之认为"气"是宇宙万物之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际内容就是气。"天人之蕴，一气而已"①。与邵雍、周敦颐、朱熹等人把"太极"当作神秘的本体相对立，王夫之在对《易传·系辞上》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注释中写道："太极之名，始见于此。太者，极其大有无尚之辞也；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两仪，太极中所具足之阴阳也。。。非太极为父、两仪为子之谓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②这里的意思是，太极和阴阳二气（即两仪）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太极也不是孤立于万物之上的终极真理。"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散入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通乎死生犹昼夜也。"①既然气是世界万物之源，整个宇宙间都充满了气，那么物质的运动变化，就是"气"的聚散变化。"气"的根本属性是运动，"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
"太虚者，本动者也。"②王夫之所强调的"太虚本动"的观点，是其元气本体论的精辟见解。"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表，相与摩，。。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③"絪缊"指的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王夫之称"絪缊"是"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④，"气"为固有，运动也为固有，存在与运动是紧密相联的。王夫之反复论证了动与静、化与变、聚与散、清与浊、始与终等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太虚者，本动者也。动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周易内传》卷五。
①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② 《周易外传》卷六。
③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④ 《周易内传》卷六。
以入动，不息不滞。"⑤既然肯定了运动是物质的绝对属性，那么如何理解运动与静止的关系？王夫之提出了下面的著名观点：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动有动之用，静有静之质，其体分也⑥。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⑦。
他在这里精辟地指出这样一种关系：动与静一方面既是统一的（动动也，静亦动也，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另一方面又是有区别的（动有动之用，静有静之质，其体分也）。总之，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包涵的，即"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①。王夫之以其深刻的观察力，把物质与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识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其他一系列有关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程和朱熹都主张"理"是脱离"气"的神秘之物，把"理"从物质世界中游离出来，"理气各为一物"、"气外求理"。王夫之则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②"天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③即气是阴阳变化的主体，气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秩序条理、因果关系才是理。他进而认为："理之气互相为体，而气外无理，理外亦不能成气。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④理和气之间相互为体，二者不能分离。
《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古老命题，道器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程朱派理学家在本体论上把道看作是世界精神本体，在方法论上割裂了道与器之间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道器关系的实质就是一般（普通）与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王夫之说："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看，道即是事物所表现存在的物质实体（"物之所著"），又是事物所共有的普遍规律（"物之所由"），肯定了道的物质属性。他认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①"统一此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道在其中矣。"②简单地讲，就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二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能截然分开。
王夫之进而提出"天下惟器"的观点，这是他的道器观的重要论点。他说："盈天地间皆器矣。"③"天下唯器而已矣。"④就是说，世界上真正存⑤ 《周易内传》卷六。
⑥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⑦ 《思问录·内篇》。
① 《周易外传》卷四。
②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周易外传》卷五。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思问录》。
③ 《周易内传》卷六。
在的只有具体的事物--器，道则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没有器就没有道，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⑤主张有某种事物，就有某种规律；没有某种事物，也就没有某种规律。"能治器而不能治道"⑥，即人们能制作某个具体事物，而不能去创造事物的规律。"治器者则谓之道"⑦，即治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亦即道。王夫之基本讲清了道器之间的关系，也从根本上驳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从而在一般（普遍）和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上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王夫之通过扬弃自《中庸》以来的唯心主义的重要概念"诚"，而将其作为最高范畴纳入自己唯物主义哲学学说中。
以往对气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物质"的局限，以及宋明理学家对气的曲解，这就促使王夫之从哲学的高度去概括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指出："太虚，一实者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①"诚也者，实也，实有也，固有之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②"诚"就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如同水有"润下"的本性、火有"炎上"的本性，"诚"即"实有"。
概括而言，王夫之的"诚"的涵义有二：一是有形的、可以为人的感官所感觉认识到的客观实在；一是客观规律性，表示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把"诚"作为概括客观实在性的最高范畴，力求揭示客观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作出近似"物质一般"的抽象，这是在我国哲学思维史上的一个特有尝试和重要突破。
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达到了很高水平，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毕竟是在传统思辨的结构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范畴的，缺乏近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宏观构架和严密完整的逻辑思维，因此他的哲学学说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之处。如把一些社会伦理观念混杂于对自然的认识中，认为乾坤、阴阳二气具有"仁义"的属性和"知、能"作用；重提他曾批判过的程朱理学"天者理也"的观点，以为"天者理而已矣"③，等等。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王夫之已有成就的认识与肯定，但却是我们实事求是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时不应弃之不顾的因素。
3．王夫之的哲学认识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知行关系等，王夫之都有所论述。
我国哲学史上和佛教典籍中，"所以知"或"能"指主体的认识功能，"所知"或"所"指客观的认识对象，即客体。佛教哲学认为"所"不能离开"能"而存在。王夫之针对这种观点，对于认识论的"能"（主）与"所"④ 《周易内传》卷五。
⑤ 《周易外传》卷二。
⑥ 《周易外传》卷五。
⑦ 《周易外传》卷五。
① 《思问录》。
② 《尚书引义》卷四。
③ 《读通鉴记》卷七。
（客观）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他说：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
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
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待于人们的认识功能去认识的客观对象是"所"，认识功能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取得的功效是"能"。佛教把能、所分别定名，这并没有错。但是，作为认识对象，必须有客体的存在；要具有认识作用，必须有认识能力。所以，强调认识作用是由客观对象引发的，正确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这段话还强调"能"、"所"关系和体、用关系的统一性，客观对象是体，是"俟用者"，主观认识作用是用，是"有功者"。客观决定主观，而主观又具有能动性。
佛教为达到"以'能'为'所'"之说的成立，有"三变"的思辨过程。一变是把客观世界说成是"心"、"识"所生，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难以成立；二变是抹煞"能"、"所"界限，否定自我和客观世界，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也难以完全否定；三变把客观世界消融在主观认识之中，把主观认识外化为客观对象，一切事物都是心、识的体现，心、识就是一切事物、就是客观世界。王夫之在总结了"释氏三变"的思辨过程之后，以平实的例证反驳佛教的这种认识论。他说："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声，而审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暂不违。不然，则色、声、味惟人所命，何为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①天下所存在的五色、五声、五味，古今人对其认识都没有差别，如果色、声、味依每人主观意志而定，为什么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呢？即这些认识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得出的结论是："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不足以立。"②王夫之认为，认识的产生须具备形、神、物三个条件，也就是感觉器官（形）、思维器官（神）和客观事物。三者结合，才能产生认识。其认识的过程，如上引之例，"若其为五色、五声、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诚然而有之，吾心诚然而喻之；天下诚然而授之，吾心诚然而受之。"③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途径，是王夫之认识论的主流，但是他也说过"唯其有仁义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④的论点，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保留有将先天道德观混淆于认识来源中的因素。
王夫之认为感觉经验依靠耳目感官，思维活动则主要依靠"心"。这就区别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声色之丽耳目，一见闻之而然，虽进求之而亦然，但为物所蔽而蔽尽于物。岂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无不表里之具悉（原注：耳目但得其表）。"⑤感性认识靠耳目等感官获得，认识事
① 《尚书引义》卷五。
① 《尚书引义》卷六。
② 《尚书引义》卷五。
③ 《尚书引义》卷五。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续春秋左氏博议》卷下。
物的规律则靠"心"的思维作用。
"格物致知"的传统范畴被王夫之利用和改造后来阐述人的认识过程，他认为认识分为两个阶段，以感性活动为主的"格物"阶段，主要是通过耳目进行的感官活动；以理性活动为主的"致知"阶段，主要是理性的思辨活动。这两个阶段的认识过程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必须"二者相济"，互相辅助。"非致知，则物无所载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①清晰而明确地表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关系。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是，过分强调了致知的重要，有时甚至认为致知可以不依赖于格物，并且提出在理性思维之上有一种"纯思"或"道心"，这是王夫之哲学认识论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了某种局限性。
王夫之建立的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是他在认识论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这里先引述一段王夫之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述：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说，得借口以感世②。
"知"、"行"各有其效用，但又相互为用，因为两者有此区别，才能在认识过程中统一起来而显出其效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王夫之在论述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行"的意义。"知"来源于"行"，不去"行"就得不到"知"。同时，"行"还是检验"知"的标准，"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还需指出的是，王夫之所谓"行"，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①的活动。他还常把"作器"、"治器"一类的生产活动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混淆。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仍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谭嗣同曾说过："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王夫之以其所取得的成就--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承当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4．势、理合一的历史观及史论王夫之对于客观历史的发展非常关注，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读通鉴论》、《宋论》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反映出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循环的，还是复古倒退的？这是自先秦以来，在历史观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的基本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西汉董仲舒的"三统"的历史循环论、宋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代邵雍的历史复古论等等。王充、刘知几、柳宗元等人则主张历史进化论。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十分明确，主张历史进化论，反对循环论、倒退论；他是历史进化论者，不是历史退化论者。
在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针对所谓"正统"史观所标榜的三代是"天道"流行的"王道"时代，三代之后是"人欲"横行的"霸道"时代，王夫之指出："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①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备，不断进化的过程。从"茹毛饮血"、"人禽未分"的野蛮时代，进入到"明伦察物"、"道术始明"的高一级阶段，再进入到"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的文明时代，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真实图景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应该"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②。他总结道："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③同时，王夫之批评了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邹衍把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王夫之批驳道："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④董仲舒把"五德终始说"加工为"三统循环论"，王夫之斥责道："汉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验于七政五刑之灾祥顺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挟私意以相附会，而邪妄违天，无所不至也。"⑤邵雍、朱熹的复古论，王夫之则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进化史观。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对历史发展作了进一步探索，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称为"势"。这个概念在很早就已被人注意到。《孟子》中有"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的说法；《韩非子》中提及"必于自然"之势与"人之所设"之势；柳宗元强调社会历史的变化"非圣人之意也，势也"⑥；刘禹锡还提出势中含有某种必然性，他称为"数"，"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①。王夫之发展了关于"势"的思想，强调"趋势"、"机势"的不可抗拒性。他举例论证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因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至使二千年相沿不断，而任何想要恢复封建制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夫封建之不可复，势也"②。既然有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势"的存在，就必然在"势"背后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王夫之称之为"理"。用在历史领域，即为"势"之"理"，"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③王夫之对"势"、"理"关系的论述是十分精彩的。他说："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②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③ 《读通鉴论·叙论》。
④ 《读通鉴论》卷十六。
⑤ 《读通鉴论》卷七。
⑥ 柳宗元：《封建论》。
① 刘禹锡：《天论》。
② 《读通鉴论》卷三。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理顺斯势顺也，理逆斯势逆矣"④。势和理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势不离理，理不离势，势理合一。一方面，理是势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势又受到理的支配和制约。势理合一，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王夫之归结于自然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⑤"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⑥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王夫之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他的历史进化观点和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内部动因的探索所得出的"势理合一"论，均达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高峰。同时也应当指出，王夫之的历史观因种种原因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对社会历史现象中天人关系的解释也有一些错误和矛盾之处。"势"指的是什么，他的论述显得很混乱。人类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其内在动因被王夫之解释为食物，人吃了食物方可变化气质、启迪智慧，这种看法十分片面。王夫之还经常把历史上的成功事例看成是英雄人物领悟到了"天"的意旨而替"天"行事，把自然和社会历史相混淆，强调维持纲常伦理以及尊奉圣贤明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等。这些内容使他最终仍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在论及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时，他感慨秦始皇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历史显得"存乎神之不测有如是乎"①，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
作为一位史学家，王夫之对于史学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见解。处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王夫之同样强调史学以经世为学。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了史以"资治"、史以为"鉴"的目的，被王夫之加以肯定。他的史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发展了传统史学中"传信史"的实录精神。王夫之史学思想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
总之，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思想家进步的宇宙观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于晚清以后的近代思维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厚今博古的历史进化思想，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是一位站在他的时代顶峰上的思想巨人。
④ 《尚书引义》卷五。
⑤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⑥ 《诗广传》卷五。
① 《读通鉴论》卷一。
② 《读通鉴论》卷六。
（四）颜李学派及清初其他思想家1．方以智的博学与哲学思想明、清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家，他们大都有着抗清活动的经历，坚持作为明朝遗民的气节。他们的思想或因时代所局限不被人们理解，或因其著作遭到清政府的禁毁而长期湮没。方以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方以智（1611-1671 年），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出家为僧后号无可，又称愚者、药地、弘智等。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晚明的显赫世家。祖父方大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父亲方孔炤，是崇祯时的湖广巡抚，均有不少著述传世，并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青少年时代的方以智与陈定生、冒襄、侯方域三人被合称为明末"四公子"，过着优裕的纨袴子弟的生活。但是方以智关注政治、志向远大，与主要是文人的其他三"公子"并不相同。
崇祯时期，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逃往南京弘光朝，又被阮士铖陷害险遭党祸，只好隐姓埋名到广州避难。永历帝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均拒辞不就，表示了对永历朝廷的失望。清军入广东，搜捕方以智，他藏在友人严伯玉家中，严伯玉为此被捕受刑，他不得不现身清军，但表示决不服事清朝，最后到梧州出家为僧。以后辗转至南京，奉天界寺的觉浪道盛为师，在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著述。
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纵横政坛的青年士子；从辗转流离的被通缉的遗民，到面对黄卷青灯的苦行僧，方以智的一生经历了巨大变化。他出世为僧，完全是世事，人事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信念生存下来。方以智的晚年，虽然身披布衲，但仍然与各方面交往密切，社会关系复杂。一方面耽心于佛门、淡泊独行，一方面广通声气、志向犹存，反映了他晚年的矛盾心理。
方以智的著作现存20 余种。主要著作基本形成于早期，有《通雅》、《物理小识》、《浮山前集》、《博依集》等。南下以后的晚期著作有《药地炮庄》、《周易图象几表》、《易余》、《东西均》、《浮山后集》、《流离草》、《流寓草》等。音韵学和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方以智晚期著作受禅宗和道家影响，非常难懂，因此，了解他的哲学思想，还主要应以他的早期著作为主。
在清初思想家中，方以智以涉猎广博的各种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成果，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独具特色。
方以智的博学，主要表现在他的《通雅》和《物理小识》中。这两部著作，包括了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种知识，荟萃了古今知识之大成。前人仅把《通雅》看作是训诂书，把《物理小识》看作是一般性笔记，这都是不全面的。
在《通雅》卷首，他这样写道："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可以决今，而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表明写作《通雅》为了把当时的各种知识会通综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打破儒、佛、道三教的界限，如他所言："教无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区分，其实一宅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①。主张综合各家所长，不以一说为限。
更为重要的是，方以智所吸取的知识并不限于三教，还包括了刚刚传入的西学。这充分反映了他的博学和见识。
方以智提出要学习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多处涉及于此。如在《浮山前集》所录《星士说》中，介绍了地圆知识："尝考地球之说，如豆在脬，吃气则豆正在中，其理然矣。"他把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比喻为春秋时的郯子。据说郯子来到鲁国，介绍了他祖先的历史，孔子曾向他学习。方以智以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中有可取之处，值得学习。他这样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之取郯子耳。"②"借远西为郯子"③。他曾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662 年来华）共同探讨过天文学。据统计，《物理小识》中约有百分之五的篇幅援引使用的是传教士的资料。《通雅》一书对传教士的资料也有零星引用。从引用的内容来看，方以智并非盲目引用西学，而是有选择的。如《物理小识》卷三《人身类》记载人体骨骼、肌肉的种类，内容基本来自于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而将其中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予以删除。
方以智常常用"质测"和"通几"来表示今天所说的科学和哲学这两个概念。他概括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④探讨事物的性质和作用、现象与变化，就是"质测"。"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⑤。探究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出的知识，就是通几。"质测即藏通几者也。"①科学与哲学是相通相依的，哲学原理贯彻于各种科学之中。方以智认为西学"详于言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这种看法当然仅局限于他所接触的西学而言，但是就他所了解的西学，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的。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主要建立在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基础上。他所谓"质测"之学即以"盈天地间皆物也"②的"物"为本，"物有其故"，才可以据实考究，并由此进一步探讨"通几"的原理。
他提出了"火"一元论体系。他说："天恒动，人生亦恒动，皆火为之也。"③把"火"作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是方氏家学的特点。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和父亲方孔炤在著述中，都以火作为事物统一与变化的基础，对方以智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外，这种观点也是受到了中医理论的启发，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朱震亨就提出过类似观点。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专门写了《火》、《水火反因》、《火与元气说》等篇，对火作了论述。归纳起来包括：第一，火是物质性的存在；第二，火具有运动化生的属性；第三，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方以智也谈气，"一
① 施闰章：《愚山文集》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引。
② 《通雅·读书类略》。
③ 《物理小识·总论》。
④ 《物理小识·自序》。
⑤ 《物理小识·自序》。
① 《物理小识·自序》。
② 《物理小识·自序》。
③ 《物理小识》卷一《火》。
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有则空亦有。"④在他看来，气与火同，他是把气与火统一起来，说明物质的特性。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易传》中就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对立统一观点，张载提出过"动静合一"、"阴阳合一"、"一物两体"，继承并发展了辩证法思想。方以智又提出了"二而一，一而二"的对立统一观点，丰富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按照"一而二"、"二而一"的形式进行的。所谓"一而二"，指的是事物对立的两端，即肯定矛盾对立面的存在，如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等等。所谓"二而一"，指的是事物对立的统一，承认矛盾两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如日与月的关系是此源于彼的关系。"合二而一"是方以智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他提到了"交"、"轮"、"几"三个概念。"交"指的是二物相互联系，二物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故"合二而一"。"轮"，指的是事物运行，运动的态势称为"几"。他说："以此三因，通三知、三唯、三谓之符，覆之曰交、曰轮、曰几，所以征也。交以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贯前后者曰贯。贯难状而言几。"①方以智用"几"这个范畴，把"交"、"轮"贯通起来，形成了"交、轮、几"三位一体的哲学结构。这里，方以智还没能摆脱佛教思想的影响，论证中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如"三即一"、"一即三"是天台宗"举一即三"的意思，必须具体分析，去其糟粕。
方以智的思想长期无人重视。他与黄宗羲、王夫之曾有交往。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并没有收入方以智。以后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也不见他的名字。《清史稿》以他入遁佛门而将他记入《隐逸传》。方以智学术思想是近几十年来才受到学术界重视并进行研究的。
2．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颜元（1635-1704 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
他4 岁时，生父离家出走；11 岁时，母亲改嫁他人；19 岁时，养祖父朱氏因吃官司而丢官破产。颜元只好耕田灌园、行医卖药、教授生徒，承担起家庭生活。39 岁时，他迁回原籍博野，埋头于教书和著述。
颜元思想的演变，与他的自身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他曾醉心于神仙道术，研究过史学、医学、军事学，24 岁时写出了《王道论》（即《存治编》），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他接触了陆王思想，不久又遵奉程朱之学。颜元34 岁时，养祖母朱媪去世。居丧期间，他严守朱子《家礼》的致哀程序，结果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又发现是由于《家礼》删修失当所致。由此开始对程朱思想发生动摇和怀疑。57 岁时南游中州，8 个月的时间内行程两千余里，所到之处，与诸儒辩学论道，打开了眼界。他在此行中见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深感程朱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和造成的危害，遂决意"生死不计"，发表"冒死之言"，批判程朱理学。这种鲜明地反理学精神，一直坚持到他去世。
④ 《物理小识》卷一《火》。
① 《东西均·三征》。
颜元的著作主要有《四存编》（包括《存学编》、《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
清初思想大家一般都有反理学倾向，颜元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个。他既批评程朱，也批评陆王之学。他痛斥理学"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耗尽身心，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①既要反对理学，就须别出一派与之抗衡，他提出："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国。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①他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本质，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②为此，他要"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二千年无人道此理，而某独异"③，充分显示了一位有胆识的思想家的抱负。
颜元反对程朱宣扬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的观点，指出："为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其往来代谢、流行不已者，数也；而所以然者，理也。"④这里的气，指世界本原；数，指气的变化运动；理，指变化的内在规律。理气不可分开，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理即气之理"⑤。他比喻说："理者，木中纹理也，其中原有条理。故谚云：顺条顺理。"⑥理是事物自身固有的法则或条理。颜元的弟子李塨对这个观点有所发挥，后来的戴震更为深入地论证了这个问题。
颜元在本体论上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认识论方面。
颜元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来源。他十分强调人的感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以获得的直接经验，提出："目彻四方之色，适以大吾目性之用。。。耳达四境之声，正以宣吾耳性之用。"⑦认为眼观四方之色，方能发挥视觉的作用；耳闻四境之声，才能发挥听觉的作用。由此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对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实习"、"实行"才是获取学问知识的真正途径。颜元与他的学生李植秀有一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观点。
植秀问："好学近乎知？"
予诘之曰："子心中必先有多读可以破愚之见？"
对曰："然"。
予曰："否。子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秀问："何也？"
予曰："试观梓人生来未必乃尔巧，以其尝学此艺，便似渠心目聪明矣。凡匠莫不然，而何疑于君子乎。"没有实践而仅仅通过书本掌握
① 《朱子语类评》。
①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 《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习斋记余》。
③ 《上太仓陆亭先生书》、《习斋记余》。
④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⑤ 《存性编》卷一。
⑥ 《四书正说》卷六一。
⑦ 《存人编》卷一。
① 《四书正误》卷三。
的空洞无用的学问，只能使人更愚蠢。读书人求知识，不经过"习"、"行"，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知"。"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②"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③。仅仅按照书本读过、想过、讲过，到真正用的时候还是不行；没有亲自实践过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颜元认为应当在习行上下功夫，强调习行比讲读重要，包含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高于理论、习行是检验知识真伪的意思在内，是认识论上的有价值的见解。
在人性论问题上，颜元认为"气质之性"是人生存的基础。他否认有离开"气质"而独存的所谓"性"。理学家认为人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为恶，义理之性为善。朱熹把罩灯纸比喻成气质，把灯光比喻成性，认为"折去了纸便是光"，承认有离开"气质"而独存的"性"。颜元驳斥道："气质拘此性，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何为拆去，且何以拆去？"①朱熹又把水清比喻成天地之性，把水浊比喻成气质之性，意谓天地之性纯善，气质之性驳杂不纯，颜元反驳说："水流未远而浊，是水出泉即遇易亏之土，水全无与也，水亦无如何也。人之性。。引蔽习染，人与有责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伦？"②颜元以为，人的自然本性（即气质之性）中含有思想和欲望，所以人们经过教育和引导可以弃恶从善，因此人的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是相互依存而非割裂开来的。结果是程朱的人性论要求"存天理，去人欲"，这是把"义理之性"与天理相联，"气质之性"与物欲相联而得出的结论；颜元的人性论则从人的自然之性出发，对人的欲望予以肯定。
颜元把"格物致知"的"格"解释为"格杀猛兽之格"，就是实行、实习，通过"习行"获得知识。他反对朱熹教人读书静坐、冥思的方法，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与客观世界搏斗而获得的认识。
颜元的人性论观点，主要还是立足于从自然、生理的角度着眼，尚未发掘到社会实践对人性的重要影响的深度，也难以涉及人性的社会本质，这是不足的方面。颜元强调在实际的行为中获取知识，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又有过分贬低读书的片面倾向。
李塨（1659-1733 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李塨的父亲李明性与颜元交往很深，生前嘱李塨从颜元而学。李塨21 岁时受教于颜元，深通颜元学说，并有所发展。他一生频繁往来于京师，又数次南游，广交名流学者，南传颜元学说。李塨的著作主要有《四书传注》、《拟太平书》、《大学辨业》等。他发挥了颜元学说，史称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是在康熙中叶、清初诸学术大师相继谢世以后活跃于学术舞台上的思想学术流派。
李塨继承了颜元的有关"理"的观点，明确提出了"理在事中"的命题。他总结说：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② 《存学编》卷一。
③ 《存学编》卷二。
① 《存性篇》卷一。
② 《存性篇》卷一。
所谓理乎①？
阐明有事有物才有理，无事无物就无所谓理，理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就没有理的存在。
李塨也强调要通过实践去求得知识。他批评理学家"高坐而谈性天，捕风捉影，""离事言事，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②。没有事实作基础，只能陷于主观武断。在知行问题上，李塨主张"知在行先"，他以行路为例说：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故《中庸》谓道不行，由于不明，道不明，由于不行。如适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路行熟，则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问燕京路是问，行燕京路是行③。
到燕京的路需要先问清路途，但是人们之所以知道北上才能到燕京，正是前人走出来的结果。李塨夸大了"知"的作用，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知在行先，这是在认识论上的错误。他曾批评颜元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说："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①其实，颠倒了知行关系的，正是李塨自己。
李塨的研究范围颇广，涉及军事、农业、地理等方面，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也有较深入地研究。后来因受阎若璩、毛奇龄等汉学家的影响，把主要精力用于考据学方面。
颜元的另一位弟子王源（1648-1710 年），字昆绳，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在哲学思想上，他继承了颜元的唯物论观点，反对以"太极"为"无"，以及"太极"生于"无"的观点，强调人能够战胜自然，天地没有主宰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成天平地"只有具备智慧的人能够做到。王源常自比诸葛亮和陈亮，偏好军事学，著有《兵法要略》、《舆图指掌》等军事学方面的著作。他主张应依照天下大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制定战略，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改变战术，尤其要了解地理、地形条件，才能制定军事计划。
3．清初其他思想家（1）陈确陈确（1604-1677 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年青时应试科举，屡次落地，于是厌倦此道。中年以后，拜师刘宗周，加之明亡清举，开始认真探讨学术，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黄宗羲评论说："其学无所依傍，无所赡顾，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说，亦不肯随声附和，遂多惊世骇俗之论。"（《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初稿）所谓"惊世骇俗"之论，主要表现在陈确对世俗及理学的几次大的发难上。
陈确47 岁时著《葬论》，20 年后又著《葬经》，对流行的迷信学说发出公开挑战。51 岁时著《大学辨》，大胆提出"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造成一定范围的轰动效应。此举遭到传统势力，包括他的同
① 《论语传注问》。
② 《恕谷后集》卷二。
③ 《大学辨业》卷三。
① 《大学辨业》卷三。
窗好友的攻击和批评，但他终其一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世人展开关于《大学》的辩论。54 岁时著《性解》、《禅障》，指责程朱的人性论观点，又引起轩然大波。
总起来说，《论葬》偏重于世界观方面，《大学辨》偏重于认识论与知行观方面，《性解》偏重于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陈确对理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知行为主要问题对《大学》提出批评和探讨人性论两方面。在知行关系上，陈确吸取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中的合理部分，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认识观点。他在与好友张履祥辩论知行先后时，张提出："如眼前一步，必先见得，然后行得。"陈确对此质问道："兄能见屋内步，更能见屋外步乎？能见山后步，更能见山前步乎？"①他进一步说："欲见屋外步，则必须行出屋外，始能见屋外步；欲见山前步，则更行过山前，始能见山前步。所谓行到然后知到者，正以此也。"②表明陈确是以人的直接经验为出发点，认定行在知先。他又分析了知与行的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出"力行出真知"的结论。他形象地比喻说，再笨的人只要行动就可抵达目的地；博闻强记聪明过人的人，即使把地图背得烂熟，但终日坐在家中，还是不识路，抵达不了目的地。这就是说，行是基础，是认识的来源。陈确还透露出了一点行是检验知的手段的想法。他说："学问之事，先论真假，。。真假之辨，只在日用常行间验之，最易分晓。"③据此，陈确批评说："《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①他还反对《大学》中"知止"的观点，认为这是禅家的空寂之学。所谓"知止"，是将"知"限定在"止于至善"上。朱熹用此命题强调认识止于至善之境就是最终归宿，由此一通百通。陈确反驳说："道无尽，知亦无尽"②。天下的道理无穷，人的认识也是随之不断发展的，不会有什么"知止"。他用"一人之心有限"的说法，批评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说，很有说服力。陈确还强调学者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他说《大学》作为《戴记》的一章，自汉至宋的千余年间，无一人说是孔丘、曾参的作品。程朱把《大学》说成是孔、曾的著作后，自宋至清初五百余年，又没有一人说不是孔、曾的著作。此即"学者信耳不信心"③所造成的现象。应该看到，朱熹的"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具备一定的合理成份，在"用力之久"、"积习既多"的条件下，认识会发生飞跃，陈确把这一点因素也给抹煞掉了，反映出他的偏颇。
陈确在人性论问题上的观点，蕴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是批评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陈确把人性的善恶规定为后天学与习的结果。人性不是天理的体现，没有天生的善，也没有天生的恶。他还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属性区分开，肯定了人人皆可以为善，世上既无天生的圣人，也无天生的恶人。人的正当情欲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也应当
① 《答考夫书》。
② 《答考夫书》。
① 《陈确集·大学辨》。
② 《陈确集·答唯问》。
③ 《陈确集·大学辨》。
加以肯定。陈确提出了"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的命题④。认为理就在欲中。又说："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说。"①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是人的自然要求，正当的自然要求就是理。程朱所提倡的"无欲"、"禁欲"由于违反了自然而显得不合理。他批评说："君子小人别辨太严，使小人无站脚处，而国家之祸始烈矣，自东汉诸君子始也。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②这种言论虽然在当时遭到攻击和谩骂，在今天看来，更可见陈确的远见卓识。
（2）傅山傅山（1607-1684 年），字青主，原字青竹，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青年时代因明末山西提学袁山被阉党诬陷入狱一事，约集全省诸生一百多人赴京上书，三上三阻，遂在京师揭《辨诬公揭》，终使案情大白，傅山也因此而名闻一时。明朝覆亡后，他改道士服冠隐居。顺治十一年（1654 年），被人控告和通南明赧帝而被捕入狱，严刑之下仍不屈服，以绝食抗争，后经弟子门人营救方得自由。被荐以应博学鸿辞科，他严辞拒绝。不久又被地方官吏强迫赴京，他称疾卧床，被人连床抬到北京，仍自称重病不支，才被放回故乡。
傅山是有名的书画家和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还对小学及考释参证青铜器铭文等方面有研究。他的著作保留下来的已不多见，现存仅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手稿）和一些医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