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乾隆朝圣训》卷二○九。
（五）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鸦片贸易1．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6、17 世纪起，西方各国先后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18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工业从此获得迅速发展。到了19 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急剧上升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封建清朝的国势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严重阻碍。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对落后民族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政策，腐朽落后、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自然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目标。
早在16、17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在殖民主义的海外掠夺狂潮中，相继来到中国。明正德九年（1514 年），葡萄牙人开始组织武装商队从海路来到中国，并以贸易为名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抢掠活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使用欺诈和贿赂手段，窃据澳门，作为他们从事入侵活动的据点。明万历三年（1575 年），西班牙请求与中国通商贸易，主要从墨西哥运来白银购买中国土特产品。但他们经常违反中国的互市禁例，并在菲律宾大肆屠杀中国侨民。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荷兰人开始来到中国。天启二年（1622 年），荷兰殖民主义者曾强行谋夺澳门，失败后又转向闽海，并一度侵占了澎湖群岛。天启四年（1624 年），荷兰占领台湾岛，统治台湾达38 年之久，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掠夺。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侵入印度，组成东印度公司。崇祯十年（1637 年），东印度公司派遣四艘武装商船，长驱直入广州虎门，击毁虎门炮台，焚烧官署，抢劫商船3 艘，强行进入广州。
18 世纪以前，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入侵，目的在于抢劫财物，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者只不过是海盗兼商人。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优势，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极其有限。18 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殖民势力，继他们之后，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
英国在17 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于18 世纪中叶开始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1771 年到1775 年（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年），英国加工的棉花仅500 万磅，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便达到52800 万磅；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煤的产量为1000 万吨，到1836 年（道光十六年）便 提高到3000 万吨；1796 年（嘉庆元年），铁的产量为12.5 万吨，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增加到139 万吨。当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它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击败竞争者，掌握了海上霸权，它迫切要求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建立新的殖民地。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活动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不断上升。
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市场后，实行经济掠夺，并以此作为据点，进行侵略活动。乾隆五十年英国占领槟榔屿后，广州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就将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输往这块新开的殖民地①。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假借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派遣以马戛尔尼（GeorgeLord Macartney）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包括：①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②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③于舟山附近划一未设防的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和存放货物，并可居住商人；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附近同样享受上述权利，并且听任英国自由来往，不加禁止；⑤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给予优待免税或减税；⑥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再加征，并将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这些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质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中国割地，当然不能被清政府接受。嘉庆五年（1800 年），英国船只"天祐号"（Providence）驶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1 人受伤，1 人落水淹死。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在广州酗酒行凶，打伤居民数人，其中1 人3 天后伤重身亡。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Amherst）
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重申通商特权的要求，再次被清政府拒绝。
法国和美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开辟中国市场，打开中国的大门方面，利益却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支持英国对中国的入侵，而且积极参与侵略活动。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法国船只"安菲德里蒂"号抵达广州。成为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法国船只。雍正六年（1728 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并派了很多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抵广州，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两年后，美国便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对华贸易迅速发展。道光十二年（1832 年），美国总统派遣船商罗伯子为远东代表，乘军舰"孔雀号"到广州。清政府发现美国船只是军舰时，令其立即离开。罗伯子置之不理，逗留六周才离开广州。
2．罪恶的鸦片贸易18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发展迅速，居中国对外贸易的首位。并且，在正当的商品交换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商每年需要运送大批银元到中国，抵销中英贸易上的逆差。18 世纪中叶，仅广州一地流入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在100 万至400 万之间。
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差额，在采取外交讹诈和武装侵扰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设法根本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尽管已经腐朽没落。却仍保持着外表的强大，维持着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局面。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顽强地阻挡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商品大量输入。在
①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1，P。150。这种情况下，英国无法像对待印度那样对待中国。英国占领印度后，大量种植鸦片，给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极大的暴利。鸦片是一种吸食后易上瘾难戒绝的毒品，人们只要吸上瘾，需要量就会越来越大。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他们无耻地进行鸦片走私，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把中国一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①（1760-1833 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指数：1780-1784 年平均＝100年 度进 口指 数出 口指 数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760 - 1764 年） 470286 36.1 979586 47.0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 - 1769 年） 1192985 91.6 2190619 105.1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1770 - 1774 年）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7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775 - 1779 年） 1247471 95.8 1968771 94.5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1780 - 1784 年） 13017931 100.0 2083346 100.0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四年（1785 - 1789 年） 3612763 277.5 5491508 263.6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90 - 1794 年）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1795 - 1799 年） 5373015 412.7 5719972 274.6嘉庆五年至嘉庆九年（1800 - 1804 年）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一年（1805 - 1806 年） 11474509 881.3 7400223 355.2嘉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7 - 1819 年） 7646777 587.3 8060271 386.9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四年（1820 - 1824 年）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道光五年至道 光九年（1825 - 1829 年） 7591390 583.1 10215565 490.3道 光十年至道光十三年（1830 - 1833 年）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
最早从事鸦片贩运的主要是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后来才有英国商人参加。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之后，英国商人开始大规模贩运鸦片。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后，输华鸦片的数量迅速增加。18 世纪末19世纪初，平均每年输入鸦片4000 箱以上。从嘉庆元年（1796 年）开始，清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是中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推进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用武装走私、贿赂官吏、勾结奸商等手段，不断扩大鸦片走私贸易；满清政府明拒暗受，大小官吏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得利分肥，鸦片终于大量在中国倾销。道光四年至五年（1824-1825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至12434 箱；道光十年至十一年为19956 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六年为30202 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更达到40200 箱①。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达213899 箱，价值1.88 亿元②。美国见到鸦片走私贸易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38-239 页。
② 同①，第209-210 页。
有利可图，于18 世纪末也加入了鸦片走私贸易活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美国鸦片贩子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共2000 箱，仅次于英国。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外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首先，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鸦片流毒全国，吸食鸦片的人也逐渐增多，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据包世臣估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仅苏州一城，"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③。有许多贪官污吏，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而且利用鸦片走私贸易，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毒害人民。更加深了封建官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其次，鸦片的大量输入，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致使白银大量外流。19 世纪30 年代，中英贸易中，每年鸦片输入值约一千数百万元，而毛织品，棉织品等其他商品的输入总值，只有数百万元。鸦片输入值不仅超过其他商品，而且使中英贸易发生逆转，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中国对英国输出的商品为：茶叶9561576 元，丝2052288 元，其他商品976060 元，共计输出12589924 元，折合3147481 镑。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鸦片3376157 镑，棉布1640781 镑，五金620114 镑，共计5637052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就超过中国全部输出商品228676 镑。在中英贸易中，中国这一年就入超2489571 镑①。
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由进口变成了出口。据统计，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年（1814 年至1815 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口已达130 万两左右，此后出口一直继续增大，到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则超过600 万两。道光十三年（1833 年）后，由于鸦片走私特别猖獗，全国每年白银出超在一千万两上下。
再次，由于鸦片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而引起中国银价飞涨，银源涸竭，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受到严重妨碍，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19 世纪初，每两白银可兑换铜钱1000 文。后来国内白银日益减少，银价不断上涨，19 世纪20 年代，每两银子换铜钱1200 文。而到道光十九年（1839 年），每两银子可换铜钱1600 文。银价上涨后，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只能得到铜钱，而向官府上缴赋税时却要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手工业者上缴赋税实际上增加60％，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白银大量外流后，流通的货币量也大量减少，正常的商品流通受到影响。林则徐在描述这个情况时曾说："近来各路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②。由于银价飞涨，清政府的税源枯竭，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纳了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办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的门户，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庚辰杂著。
① 《英国蓝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②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四。
四、保守与革新--清晚期经济（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即从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 年），清代经济进入晚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演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交汇，构成清晚期经济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清晚期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两大主题为：其一，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的大胆变革；其二，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并不断扩张。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围绕这个中心，前者表现为中国人的种种主观努力，后者则表现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此开始发轫。在长达70 多年的时间里，清晚期经济既是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不断革新的过程；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此，本书根据这两大主题的发展脉络，将清晚期经济分为两个方面来叙述，本章主要叙述前一个问题。
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并不断扩张，以至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清政府。腐败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但为了苟延残喘，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却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使人民群众的负担日益沉重。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反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剥削制度，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实施，严重地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有关学习西方、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创办以近代机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和控制的近代机器工业，开中国机器制造业之先河，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它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企图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运动。戊戌变法的目的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而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改变封建政治统治的"根本之学"，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中间产生。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开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土地制度的演变1．清政府财政搜刮的加强和赋税制度的演变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的状况更为严重。清政府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军事赔款。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也使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一方面因镇压人民起义，每年军事开支高达2000 多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由于太平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又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仅江、浙、皖等省因太平军占领，就使清政府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无从着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关税除上海以外，几乎全部丧失。当时户部库存银两，从道光三十年（1850 年）的800 多万两，减少到咸丰三年（1853 年）的22万多两。北方各省的贮存仓谷，也由道光三十年的2750 万石，减少到咸丰三年的1250 万石，咸丰十年则只剩523 万石。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勒索和内战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用一切办法来加强财政搜刮。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地丁钱粮、关税、盐税和厘金四项。而清政府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像增发通货、铸造大钱，减少官兵俸饷，推广常捐，加重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增收盐税，征收厘金和特捐等等。清代晚期，封建政府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就是封建政府财政搜刮不断加强的过程。
①开征厘金厘金，是指关税以外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征收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活厘，又名行厘，是一种货物过境税，抽之于行商；另一种为板厘，也称坐厘，属于交易税性质，抽之于坐商。收税一般以货物价值为准，税率一般为1％，但也有根据货物数量抽取厘金的。
厘金的开征，始于咸丰三年（1853 年）。当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政府调集大量军队镇压，军费激增，导致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附近里下河地区的仙女庙、邵伯等乡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半年就收款2 万贯。咸丰四年，雷以诚奏请清政府在江苏各府州具广泛推行。后来，胜保又奏请政府在其他各省推行。咸丰五年起，湖南、湖北、四川、新疆、奉天、吉林、安徽、福建等省相继开征厘金。咸丰七年，胜保又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
厘金最初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税率一厘，即1％，故名厘金。当时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取消厘金，而是继续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健全征收机构，完善征收手续。使厘金成为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 年），才被民国政府明令裁撤。当时全国设立的厘金局达600 多个，捐卡设置有如林立，全国各地的局卡约在一万个以上，形成"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状况。
清政府的厘金收入十分巨大。据江浙、两湖、两广、陕甘等14 个省的统计，同治九年（1870 年）时即达到1433 万多两①，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4以上，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的大宗收入。如果再加上其他几省的厘金，估计在2000 万两以上。对粮食、经济作物、纺织品、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税率，一般高达3-5％以上，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厘金重复征收的现象十分严重，销售距离越远，完厘越多，有些长途运销的商品纳税额达100％以上。至于对城市和集镇坐商店铺强制征派的坐厘，也是清政府很大的一笔收入。任何大小店铺都必须缴纳，甚至每碗茶也得征税一文钱。
厘金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分割了国内市场，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封锁，不利于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第二，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统一。林立的局卡，繁多的名目，日益增高的税率，加重了赋税剥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使商税的征收手续日益繁琐，从而增加了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和敲诈勒索的机会。
第四，扩大了官僚机构，增加了征收人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为各地封建军阀割地称雄、养兵自大提供了经济来源。
此外，在实行厘金制度的同时，对外国商品却免收厘金，为外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了打击民族市场，有利外国商品推销的作用。
②增收盐税盐税是历代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对食盐的销售实行包销垄断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缴纳，盐价也由各包销商垄断。清政府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盐引，指定口岸和数量，由商人贩运，不准引和盐分离。盐引，就是官府发给商人允许运销食盐的凭证。商人领到盐引，必须交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价不断上涨。从19 世纪50 年代到90 年代，民间食盐的价格，一般上涨了一倍以上。19 世纪50 年代，两淮直隶等地，每斤食盐一般约20 余文，后来增加到30-40 余文。山西临汾则由16.7 文涨到34 文。福建由10 文左右增至20 余文①，再如河北文安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每斤盐价为28 文，光绪二十八年为32 文，光绪三十一年为36 文，光绪三十三年为40 文，宣统元年（1909 年）为44 文②。15年内增长了57.14％。由此，清政府可从增收盐税上捞到一大笔收入。道光时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700 多万两，到了光绪末年，增加到每年2400 多万两③。
③亩捐亩捐，是一种按亩征收的田赋附加税，也称田捐。亩捐包括的种类繁多，主要有厘金亩捐、学捐、警捐、国防军费捐等等，各地不一。这种田赋附加税，最早是在咸丰二年（1852 年）时在四川开始征收，此后相继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征收。税额没有统一规定，可由各州县自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72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58、359 页。
② 同①，第306 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三册，第3606 页。
定。与原先的地丁税相比，田赋附加税少者增加50％，多者增加数倍。如同治七年（1868 年），江西南昌县的田赋附加税比原来的地丁税增加50％①。四川地区的情况最为突出。光绪三年（1877 年），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比19 世纪50 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9 倍，各小县增加了4-5 倍②。全国仅咸丰三年到咸丰十年的8 年间，就征收亩捐达1000 多万两。
甲午战争后，田赋附加更为严重。20 世纪初，四川田赋总额达到3500000两以上，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千倍以上③。山东莱阳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时比正税大1O 多倍。河北定县的田赋附加税如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为100，则光绪二十九年为137.7，光绪三十三年为355.9，宣统三年（1911 年）则为321.2。亩捐的加派，不仅增加了广大自耕农的负担，就是佃农也未能幸免。地主往往以田赋苛重为由将负担转嫁给佃户，加租加押。此外，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加强和对我国原料掠夺的增长，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也随之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搜刮和关税增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到19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比19 世纪50 年代增加了一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过去的80％以上降到了40％以下，而关税、厘金、盐税三项收入则约占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由主要依靠田赋而为主要依靠商品税收。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商品侵略的加强，也反映了封建剥削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阻碍。
2．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其中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封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鸦片战争后的70多年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在这期间，由于发生了严重动摇封建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也由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使清晚期的封建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①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民革命，它历时14 年，革命势力所及达18 省，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文件是《天朝田亩制度》，而《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宣布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具体方法是按产量把土地分为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得以实施，但是在太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07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07 页。
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第203 页。
平军所到之处，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后，就命令大地主大商人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补养军队。个别地区，实行没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对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分子和拒不交纳钱粮的地主，实行查抄没收浮财积粮的措施。为了打击封建的剥削制度，太平天国广泛实行了增加地主赋税负担的措施。在太平军占领区，很长时间里，佃户一般不再交纳地租。有些地区，农民还自发地占有地主的土地，使土地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太平天国后期，为了解决军事费用，有些地区还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措施，但地租率受到严格限制，地租额一般降低到原额的一半。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没有根本动摇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之后，封建政权立即重新复辟，封建的土地关系很快得到恢复，广大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深渊。
②土地掠夺和兼并加剧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政权重新复辟，封建土地关系很快恢复原状。土地集中的趋势日益加剧。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劫掠和长期战争，江苏、安徽、浙江等东南各省，人民大量死亡，耕地严重荒芜，地价十分便宜。军阀、地主、豪富乘机收买、侵占大量土地，出现了许多占地数千亩以上甚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在安徽南陵，太平天国失败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者，约两万余亩"①。
当时，兼并土地的，有地主、官僚、商人，但侵占土地最为突出的，还是大官僚、大军阀。这些军阀官僚，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抢劫了巨额财富，因此大量购置和侵占民田，其中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两系军阀最为突出。如湘军头子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湘乡、长沙就有田13000 多亩，其中曾国藩占田六千亩。曾国荃则"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求田问舍"①。淮军头目李鸿章一家，仅在合肥就占地60 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土地也很多，江苏右江道台张汝梅，在河南占地1 万亩。据统计，光绪十四年（1888 年），在苏北地区，占地40 万亩的有一户，30 万亩的一户，4-7 万亩的有很多户。在山东莱州和直隶武清县占地1 万亩的，各占总户数10％以上②。
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乘机兼并土地。同治年间，天津盐商张锦文，乘灾荒之机，"收买大清水地二百余顷"③。山东临清的高利贷者冀耀祖，开设了几家银号，每家银号"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④。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状况的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并且继续向前发展。这时期，除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继续兼并土地外，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加入了兼并土地的行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6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76 页。
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二十三，第79，11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0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0 页。
列。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便购买了大量土地，到了民国初年，兼并土地达到数百万亩。此外，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成为中国土地的兼并者。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土地最普遍的形式是教堂。帝国主义教堂遍及全国，这些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如在内蒙，外国教堂很普遍，每个教堂都领有蒙地数百千顷。这些土地大多是以抵偿庚子赔款而取得的，仅在达拉特旗和阿拉善旗两处掠夺的土地就达71 万亩。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元年（1900-1909 年），绥远的外国教堂向当地蒙王放款，以土地作押，结果被占用土地1370 万亩，绥远265 所天主教堂，共占有土地50 万亩。
土地掠夺和兼并的加剧，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状况日益严重。同时，这个时期土地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耕农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大量存在到逐渐减少，而佃农的比重则不断增加。据统计，光绪十四年（1888 年）时，自耕农在杭州占农户的40-50％，直隶武清县约占农户总数的70％，山东莱州占农户的60％，江苏昆山、南通，自耕农半自耕农约占农户的40％，安徽宿县自耕和半自耕农占农户的82％，福州自耕地占全部耕地50％，宁夏自耕地占耕地70％，云南大理自耕地占耕地80％，山东益都自耕地占90％①。但这些自耕农占有土地一般只有几亩到十几亩。但到了20 世纪初，情况则发生了变化，自耕农户显著减少，而佃农户不断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江苏昆山、南通和安徽宿县的典型材料中，得到说明②。
昆 山南 通宿年 份自耕农半佃农佃 农自耕农半佃农佃 农自耕农半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26.0 16.6 57.4 20.2 22.9 56.9 59.5 2民国三年（1914 年） 11.7 16.6 71.7 15.8 22.7 61.5 42.5 3民国十三年（1924 年） 8.3 14.1 77.6 13.0 22.6 64.4 44.0 3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限制了封建剥削，使地价下跌，原有地主将土地跌价转让，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小块土地。同时，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东南各省人口稀少，土地大量荒废，河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地农民大量迁往这些地区开垦荒地，本地无地的农民也开荒当作自产。由于当时荒地较多，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自耕农仍然能够大量存在。尤其在偏远地区，官僚、军阀兼并势力未及，情况更加普遍。此后，随着土地掠夺和兼并的日益加剧，小土地所有者难逃被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命运，因而出现了后来的自耕农显著减少，佃农逐年增加的趋势。清晚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土地集中趋势加剧的标志之一。
③官田逐步私有化清王朝原有不少官田，如屯田、旗田、庙田、学田等，此外还有一些禁垦土地。清晚期，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这些官田公产，大量私有化，逐步
① 李文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95-196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 页。
转入私人手中。
清朝的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许买卖的，但实际上很早就有旗人和屯丁暗中典卖，并有许多早已转入地主手中。官田被大量暗中典卖而成为黑地，清政府又不能对之征收田赋，使清政府在财政收入上遭受很大的损失。为此，咸丰年间，清政府被迫承认旗地买卖的合法化。光绪十五年（1889 年），清政府又改变政策，宣布禁止旗地的买卖。可是旗地买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到20 世纪初，直隶的旗地"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日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宣布，"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悉令该囤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囤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官径征"②。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下令，"嗣后旗人房地，准与民人互相买卖，悉照咸丰年间成案办理"③。
据估计，清政府的官田公田原先约占全部耕地的25％，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 年），清政府的屯田和各种官田约占耕地面积的18.8％。清末以后各种官田大量贱价转让给私人，一些官僚、军阀、资本家等竞相争购，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 年），官地下降为仅占耕地比重的3.3％④。
清代时边疆的荒地也属国有公产。东北和内蒙的牧地，原本都是清政府的禁垦之地。可是，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早已被内地逃荒去的农民私自垦种。内蒙地区的开垦，从清中期就已开始。光绪八年（1882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垦务机构，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正式委派督办垦务大臣。从此内蒙的放垦全面展开。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因此封禁更为严密，放垦比内蒙要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侵入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巩固边防，也为了通过增加民垦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于是将东北地区的禁垦地陆续开放。清政府在放垦官荒时，采取大段丈放，收取押荒金的做法。因而使绝大部分荒地落入军阀、官僚、地主之手。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二年（1906-1910 年）之间，黑龙江省土地局长周肇义在肇东东南松花江以北一带圈占沃土50 平方公里①。这些官田逐渐私有化的现象，也反映了土地兼并之风的强烈。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01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0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04 页。
④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5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 页。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1．《天朝田亩制度》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便颁发了太平天国前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提出了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纲领和措施。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既规定了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又规定了建立新的各项上层建筑制度。
关于财产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否定一切私有制度，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为公有。它明确规定，土地及一切财产都归上帝，不许任何人据为私有。而且根据上帝教的教义，"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取得一分同样的土地和财产。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了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及分田办法。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是把土地按产量分成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并照顾到劳动力的具体情况。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肯定了妇女完全同男子一样分田，使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每家农民应有的副业生产以及实行公有制的分配制度。规定农民要种桑、妇女要织布，每家要饲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农副业生产的分配办法是："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使每一个农家都过着不受剥削的自给生活，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根据土地及生产物公有制原则，提出建立以军事、行政、经济相结合的一整套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度。它分中央机构和地方政权。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由诸王辅政，组成中央机构。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政权由中央派遣丞相、检点等职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守土官"，由中央委任，管理地方行政。总制和监军以上为"朝内官"。县以下为基层，设各级乡官。每县设若干军，把居民按太平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家为基础。每家选一伍卒，平时务农，战时充军，5 家设一伍长，26 家设一两司马，105 家选一卒长，526家举一旅帅，2631 家举一师帅，13156 家举一军帅。从两司马到军帅都是"乡官"，由民众公举产生。这一套社会组织，是军事、行政和经济的统一体，并赋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设想。
由25 家组成的"两"，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相当于村，由"两"司马领导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等项工作，形成一个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组织。25 家组成的"两"中，设一国库，一个礼拜堂。每年收获的粮食留够当年消费以外，都要交到国库。婚丧嫁娶等费用，由国库领取，鳏寡孤独废疾由国库供养。赏罚也由两司马负责，两司马还要保举人，祭告上帝等等。这样，两司马领导的25 家便成为一个生产、消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宗教等各项职能统一的基层组织，也是一个绝对平均、没有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触及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提出系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经济纲领，取得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最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思想，符合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它对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对封建势力给予巨大的冲击。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超越了未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适应，因而流于空想。同时这个纲领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当《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纲领在执行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得不退到现实社会中来，又制订了一系列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2．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①田赋制度《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没有实行分田的条件。同时，实行平均分田的政策也不易被自耕农所接受，因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没有实行。革命初期，一部分地区曾经按照圣库制度的精神，试行过余粮、余资征收制。即每家按"大口一月一担，小口减半"的标准留下各家粮食，其余粮食、商贾资本都交国库，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粮税。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办法难以广泛推行。咸丰三年，经杨秀清等奏请洪秀全批准，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再加上各地革命政权的稳固程度不同，以及各地太平军领导者的状况不同，"照旧交粮纳税"的田赋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有很大差别。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由太平天国各地的乡官直接向农民征收钱粮赋税，承认佃农不再向地主交租。向农民征收钱粮，也包括向一部分佃农征收钱粮。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攻克一地之后，就将大地主、大恶霸、赃官和寺庙的土地财产进行没收，其他地主也大量逃亡，这些土地的田赋便由佃农完纳，按亩征收，即"以实种作准"，其余收获物全归佃农自得。实际上，佃农已经把这些田地作为自产，有些地方还把"田凭"（土地证）发给了农民。许多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地向在乡地主抗租，不向地主交租。
另一种情况是向地主征收钱粮。在太平天国地区，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并未摧毁，虽然大地主被镇压和逃亡，但中小地主还仍然存在，暂时逃避的地主后来也陆续返回。这些在乡地主向农民收租的现象就很难避免。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固，赋税收入受到影响。而咸丰十年（1860 年）后，由于清政府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天国采取了对地主实行"安抚"的政策。洪秀全发出诏旨，明确承认地主阶级的存在，并要他们承担"钱漕正款"。后来，一些开始实行"以实种作准"，着佃收粮的地区，也相继实行向地主征收钱粮，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对地主的租额，进行了限制，并普遍减少。与过去相比，高的仅占五成，一般都低一半到十分之九。地主的负担，除了"钱漕正款"之外，还经常征收一些捐费，如筑路费、门牌费、修塘捐、红粉（火药）捐等。由于地主的负担加大而租额减少，实际所得大大减少。这就沉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也使一部分地主"降价鬻田佃农"，使一部分佃农成了自耕农，自耕农的比重显著增加。
②工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初期，曾在军队中实行过手工业集体生产的匠营制度。金田起义时，太平军集中手工业工匠编成诸匠营，负责军需生产。到南京后，把这种制度在全城扩大实施，把私人手工业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男女和技术门类设立机构（诸匠营和典官）管理，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诸匠营有7 种：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和镌刻营。典官的机构叫"衙"，归营管理，分为两种：一种专管采办、保管、分配等工作，如典圣库、典圣粮等；另一种兼管生产和分配。由于典官分工很细，种类很多，所以称"百工衙"。当时天京（今南京）所设的百工衙，除军用工业外，还有民用工业，种类较军队中的复杂。这是太平天国设想在手工业中废除私有制后实行的一种制度，和当时军队中实行的平均供给和圣库制度紧密相联。在当时对于加强战斗力和保障军队供给，严格军纪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不能适应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实际情况，而私有制和圣库制度也并未贯彻执行，因此它也不能坚持下去。许多诸匠营和百工衙的手工业工匠也大批逃亡。在天京恢复家庭制度后，除军队和政府机关中仍保留这种制度外，其他地区均未实行。后来，太平天国对于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初期，曾一度采取废除商业的政策，规定"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由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还存在，要取消商业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久便取消了对商业的禁令，从咸丰五年开始，对商业实行了国家经营管制的政策。商人愿意开业的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本，但对经营的货物品种和利润均有限制。这个政策实行了几个月，店铺纷纷歇业。于是，随着其他公有制的废除，太平天国进而对商业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太平天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保护商业，扶持贫困小商贩，课以轻税，对重要商品采取国营。为了保证店铺不受干扰、破坏，发给"印照"和"店凭"，同时规定不得抬高市价、囤积居奇，务必公平交易，交纳捐税，否则予以打击。还明文规定"圣兵不犯秋毫"。对于贫困的小商贩，政府先给予经商的本钱，后只交还七成，留三成以资周转。太平天国的商税，有关税、营业税和船钞三种，都比清政府的商税轻。关税只征一次；营业税，如米税，只是米价的1％；船钞每船一般只有几两银，而清政府则是"商船每只捐银二十两"。太平天国对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必需品实行国营，以防止私人垄断。如食盐，过去由盐商垄断，现则由国家专卖，由各地盐师帅专门管理，并降低盐价。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实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境内出现了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③对外贸易政策太平天国一开始就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外商进行通商贸易。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贸易特权，外商到天国境内贸易，必须请领护照，按数交税，如有危害革命的行动，则取缔通商关系。对鸦片"严禁入口"，"贩卖者斩，吸食者斩"。太平天国占领的江、浙、皖、赣等省是生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区，太平天国大量输出生丝和茶叶等商品，换取输入物资，并经常向外商购买枪炮军火、粮食、棉纱等物，以满足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 年）度的茶叶出口额，为革命爆发前的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848-1849年）度的2.6 倍，生丝出口额为4.7 倍。由于外商失去贸易特权，鸦片又被限制进口，使英、法、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需使用大量白银购买丝茶，又使太平天国在通商中选购了许多军需品。因此，各资本主义侵略国与太平天国自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更为他们所不能容忍，这是他们勾结清政府公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些曾实行过后又取消的制度和政策，如圣库制度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等等。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打击了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境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1860-1863）间，英国人呤唎曾长期生活在太平天国境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苏州地区的情形，"镇外停泊了许多运丝船、本地船、上海船，正忙于装卸货物，镇上的商店无不货物充足，生意兴隆。老百姓衣着整齐，熙来攘往地一片太平景象。特别是没有看到一个乞丐。镇外田间谷物丰收，农民们正忙于收割，。。太平区域人民的和蔼友善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惊奇"①。苏、吴一带商业繁荣，宜兴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②。芜湖成了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湖州成了极大的蚕丝集散中心。
3．《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也是中国第一个粗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 年）提出的，经洪秀全批注后，镌印颁行。洪仁玕（1822-1864 年）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还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时，他正在广东清远教书。为了躲避清政府缉拿洪氏家族，他于咸丰二年（1852 年）逃往香港。咸丰四年曾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天京未成，又返回香港。咸丰八年，他再度在西方传道士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投奔太平军，由香港取道广州，经广西、江西、绕道湖北，终于在咸丰九年春天到达天京。在香港期间，洪仁玕有机会广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些了解。他留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结识了许多外国人。洪仁玕到达天京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发生极大的逆转。洪秀全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不到半个月，就封他为军师，号为干王，总理朝政。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不利形势，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
① 呤唎：《太平天国的茶丝输出贸易》，《历史教学》1956 年第五期。② 《宜兴荆谿县志》卷五，见郭从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683 页。的了解，向洪秀全提出一个旨在全面革新太平天国内政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洪仁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胜过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中国必须顺应这种时势。他要求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资政新篇》的内容为四部分，即"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可分为"用人"和"设法"两大类。在"用人"方面，提出"去朋党之敝"。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现象而采取的措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设法"方面，包括"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三部分。"风风类"主要是移风易俗的问题，提倡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改变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落后闭塞风气。"法法类"主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提出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是文献中的重点部分。"刑刑类"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制的问题。
在经济改革方面，洪仁玕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是因为西方的"邦法"（资本主义制度）好，因而太平天国应该学习西方的"邦法"。他十分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为了能够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自行制造生产运输设备和科学仪器，洪仁玕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工、矿、交通事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主张，提出建立国民经济部门体系的完整方案。
他主张建立制造"精奇利便"的新式工业，"兴器皿技艺"；主张"兴宝藏"，开发金、银、铜、铁、锡、煤、琥珀、美石等矿藏；"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车、轮船，修筑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主张修建水利工程；主张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商贾士民"。洪仁玕还提出兴办以上事业时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他主张依靠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和地主，兴办新式生产流通事业。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禁卖子为奴之例"，"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同时，洪仁玕还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利权制度。鼓励和保护新式工业的发展。对发明、制造火车、轮船及其他科技发明，"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嘉许，洪秀全逐条批示，在许多条款上都写有"钦定此策是也"，或"是"等批语。但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晚期，军事、政治都不稳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已无力实施这个纲领，因此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实现，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资政新篇》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提出的，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封建剥削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和削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当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资政新篇》所具有的资产阶级倾向，不仅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而且令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及。《资政新篇》提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预示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主体阶级--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但是，《资政新篇》本身又存在重大的缺陷。其最主要、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措施。《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政权下提出来，而又完全不包括土地问题，因此就不会得到广大农民的关心和支持，就连太平天国农民军政要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接受不了这个纲领，对它"皆不屑看"。《资政新篇》企图依靠"富民"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对广大贫苦农民而言，必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在太平天国内部，也不可能找到一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骨干。《资政新篇》出现在农民起义阵营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后，《资政新篇》被作为"逆书"查禁，无法为人们所知，而使其中的杰出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果。
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客观上符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付诸实现，但太平天国的土地和田赋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沉重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不仅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封建剥削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等人的思想，能够从废除一切私有制，转到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人物，决不是偶然的。
（三）"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9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急剧衰落，在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出一个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他们以"求强"、"求富"为口号，主张兴办"洋务"，以维护封建统治。故称其为"洋务派"。所谓"洋务"，即泛指与外国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从19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新式武器和轮船；训练新式军队使用新式武器，建立海军；创办新式工业，修筑铁路；设立电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等。其中心内容，是创办以机器为核心，以军事重工业为先导的近代机器工业。
1．"船坚炮利"与近代军事工业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官僚们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明白了大刀长矛难敌外国的"船坚利炮"，于是洋务派打起了"自强"的招牌，积极主张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同时，清王朝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枪队直接参与剿杀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尝到了西洋新式武器的甜头，便对西洋武器更加羡慕和赞赏。曾国藩认为，"实赖洋炮之力"①，才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转败为胜。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先购后制"的过程。在镇压太平军革命的过程中，外国侵略者不仅直接出兵出枪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且怂恿和帮助清政府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实际上是清王朝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原先标榜的御外的一面，已流为空话，兑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安内。
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在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创建的。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1860-1863 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开始在安庆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过一艘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也在上海和苏州设立了洋炮局。但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同治五年（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局"）。此后，全国许多省份，如河北、陕西、甘肃、云南、广东、山东、四川、吉林、北京、浙江、台湾、湖北等地，由各省督抚动用官款相继建立机器局，制造洋枪洋炮。到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从中央到各省，共设立大小19 个军事工厂①，约花费4500 万两左右国库经费，雇用工人约1 万至1.3 万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有些创办不久便夭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 年）成立于上海，是在曾国藩支持下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卷，第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65-566 页。
由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元年（1862 年），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枪局。第二年，李鸿章又派苏松太道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设立制炮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以10 万元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该厂当时被认为是洋泾浜外国机器制造业中最大的企业，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及制造洋枪和开花炮。李鸿章买下这座铁厂后，把它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原先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合并入总局。这时容闳购买的机器已运回上海，也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八年（1869 年），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新建。到光绪元年（1875年），发展成为占地400 余亩，具有32 座厂房，一座大船坞，2000 余工匠的大厂。到90 年代，制造总局的厂所分设30 多处，厂房1500 多间，汽机、锅炉30 座，大小机器达850 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局内各有关造船的分厂独立出来，组成江南船坞，民国元年（1912 年）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其余部分仍称江南制造局，民国六年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一切开办经费，包括容闳购买机器的费用在内，约计543000 两①。常年经费，同治六年（1867 年）以前由军需项下拨款，每年约十几万两。同治六年，经曾国藩奏请酌留江海关洋税二成，为常年经费，约30-60 万两之间不等。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92-1895 年）间，增建炼钢厂和无烟栗色火药厂时，又由户部拨专款40 万两作为增建经费，并添拨常年经费20 万两。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1867-1894 年）的28 年间，共耗费国库银16028874 两②。是全国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局用重金聘用大量外国技术人员，主要生产各种机器、车床、刨床、枪枝、子弹、大炮、火药、水雷和轮船。设有广方言馆和翻译馆，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出版西方著作。还下设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训练制造和使用枪炮的技术人员。江南制造局规模很大，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轮船15 艘（载重量从几百吨到2400 吨），各种枪枝5 万多支，各种炮274 门，各种枪炮弹50 多万粒，水雷500 多枚，各种机器车床400 多件①。这些产品都以调拨的方式，供给各军械所、军营、炮舰、炮台的需要。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所造的炮，"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只能放七、八炮"②。所造之船，"小船只能供给沿海岸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③。
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 年），李鸿章在苏州洋炮局的基础上创办。同治二年，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利用"阿思本船队"的机器设备，创办了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从苏州移驻南京时，将由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一个车间随之迁往南京，厂址选定在雨花台，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经过逐年扩建，拥有机器局、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分局和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局等，能生产大炮、炮弹、枪枝、子弹、水雷及各种军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10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11-312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03 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9 页。
用品，主要供应李鸿章的军队之用。有工匠七八百人。其常年经费在光绪五年（1879 年）后，由南北洋各拨银5 万两，光绪九年（1883 年）南洋加拨1万两，共11 万两。
该局工程师兼督管曾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担任，对制造军火是外行，所制大炮多不能用。光绪元年（1875 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7 人，以致全部成品都成废物。李鸿章不得不撤换马格里的职务。到了90 年代，金陵制造局每月可生产后膛枪17 枝，两磅炮2 尊，一磅小炮1 尊，各种枪炮弹1 万多枚。所用钢料也大多是从上海江南制造局买来。
马尾船政局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 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的一个近代船舶修造厂。地址在福州马尾山后，故又叫马尾造船厂或福州船政局。正当船政局筹建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西总督。左在离任之前奏派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总理船政大臣。虽然左宗棠已经离任，但仍参与船政局的建设和发展事宜。
马尾船政局开办经费47 万两，常年经费自同治五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银5 万两，同治十二年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2 万两①。到光绪二十年止，共用去经费1400 多万两。船政局占地600 亩，雇佣工人约在1700-2000 人。设备比较完备，设有造船厂、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钢厂、储材厂、鱼雷厂，还有可容纳北洋海军最大铁甲船的船坞。从同治六年（1867 年）建造第一艘轮船开始，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共建造轮船40 艘，载重量最大为2200 吨。同治十三年（1874 年）之前为初创阶段，所造轮船多为木船，共造大小轮船15 艘。光绪元年（1875 年）为发展阶段，所造船只多是铁皮船只。
马尾船政局初创阶段，雇佣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光绪元年后，在沈葆祯的领导下，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被辞退，改由船政局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造船工艺和制造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天津机器局同治六年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创办。同治元年（1862 年），崇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时，就开始试制炸炮和军用品。同治五年，崇厚以"练兵需器"为由，奏准筹建天津机器局。第二年开始投产。该局分东西两局，分设于贾家沽和海光寺。同治九年（1870 年），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遂由李鸿章主持。李鸿章接办后，加以整顿扩建，增添水雷局、淋硝、强水厂等，制造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较前增加三四倍。还承修兵轮、轮船和挖河机器船。光绪三年（1877 年）试制水雷。光绪十三年到十九年（1887-1893 年）又建栗色火药厂，还附设培训技工人员的学馆。共有工匠1400-1600 人，占地数百亩，是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军事工厂。
天津机器局的创办经费21 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指拨津海、东海两关的四成关税，光绪六年（1880 年）起户部每年又月拨边防饷银1 万两，到光绪十三年（1887 年）另从海军衙门指拨洋药厘金作为常年经费的补充。每年约有20 多万两至50 多万两不等。东局以制造火药、铜帽、各种枪炮及各式子弹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425 页。
和水雷为主，附设电报、水雷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兼造电线、电机、行车桥船和小战船。生产效率高于金陵制造局，产品主要供给北洋水陆各军和炮台的需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后，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四年（1888 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筹建，光绪十六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从广州迁往湖北汉阳。光绪十八年正式兴建，光绪二十一年陆续开工。该厂设有钢厂、火药厂、炮架厂、炮弹厂、枪弹等厂。机器设备全是从国外购置，每年约能生产枪枝3000 多支，炮60 尊，子弹100多万发，炮弹数万发。产品主要供给内地各省防务之用。创办经费70 多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湖北土药税和川楚盐斤加价款，每年约40 多万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受到清政府创办其目的的制约，主要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且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经费、常年经费以及扩建经费，都是由封建政府统一拨给。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封建色彩浓厚，企业均为封建官僚控制。这些企业本身名为国家所有，实为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把持，成为培植封建割据势力的资本。所以，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有一定的买办性。
但是，这些企业由于使用了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基本上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或进行生产，早期军火产品的调拨就采取计价方式，同治十三年后，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业收入。因此，这些企业已经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实际上，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就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受到国际军火价格因素的制约。如天津机器局在光绪六年（1880 年）制造林明敦枪时，虽然"精利合用"，但"以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①。四川机器局也于光绪十三年因"核计局中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①。这些企业的产品，早期更多的是由清政府统一调拨，到了后期，则这些企业的经营方针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步转到要为出卖而生产。如马尾船政局，在80 年代为北洋和两广承造的轮船，就要收取半价或全价。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则提出今后沿海沿江各省用船，一律由船政局代为承造，各制造局在后期的生产中，为各省承造的船只，不仅收取价银，而且把这些收入正式作为企业的经费。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决定了这些军事工业的双重历史作用，即具有"安内"和"御侮"的两重作用。无论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社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以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还是在19 世纪70 年代以后，社会矛盾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清政府都没有放松对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的武装镇压。正是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为清政府镇压和防止人民起义，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火。清政府曾经赞誉李鸿章制造枪炮并用来镇压捻军和太平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494 页。
军的功绩，"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②。各省机器局所造的军火，也都在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但是，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同治十三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江南制造局为此而加紧了军火生产，"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战争。高昌庙的制造厂特别忙碌"①。在光绪十年（1884 年）和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和各省制造局生产的军火都发挥了有效的御敌作用。马尾船政局所制造的军舰，是南北洋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首先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工业体系，因此，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带动下，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工业陆续建立起来。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等工业，是与近代军事工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和近代军事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近代中国的大机器工业。近代军事工业不仅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经营方式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特别是近代军事工业，开中国大机器工业之先河，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①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由于军事上的饷需匮乏、经费拮据，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并逐渐认识其迫切性，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提出"寓富于强"的发展战略，以"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由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性的厂矿企业。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不久，清政府就遇到饷源匮乏问题，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军费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到了60 年代，购买新式武器和轮船的费用进一步增大，以及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剧增加。再加上外贸入超，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而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又使清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巨额资金不可，因此，在求强与求富的问题上，求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它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够真正强盛。有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就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也就必然能够增强整个国力。导致洋务派将举办民用工业提到实施日程的原因，还在于近代工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工业体系。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钢铁、铜、铅等原材料和煤等燃料的需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1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294 页。
求日益增多，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的取得，如果要从国外购买，一是不方便，更重要的是价格昂贵。这就促使洋务派的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取得廉价原料和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企业。此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逐渐占领小生产者失去的市场；钢铁、铜、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使外商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也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②民用工业的主要部门和重要企业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相适应，发展主体也由单纯的官办扩展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至"商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民用工业的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就是政府出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号召私人投资，创办企业，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官商合办，就是由政府和私人双方订立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民用工业除少量官办企业外，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研究，从19 世纪70 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止，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共27 个，经费2964 万元，雇佣工人25500-29500 人①。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都是洋务派在这时开办的。这些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除轮船外，力量要比外国在华企业雄厚得多。
这时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
轮船航运业主要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最早举办的民用企业，也是由纯粹官办转向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同治十一年，清政府鉴于漕运困难，并看到新式航运业利润优厚，批准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同治十一年冬（1873 年1 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最初委派浙江省总办海运委员会候补知府朱其主持，规定股本100 万两，招商承办。但商股最初只有10 多万两，到光绪八年（1882 年）才凑够。同治十二年夏之前，实际上是纯粹官办，在此之后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则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一年，盛宣怀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才转为官督商办。
招商局起初只有3 艘轮船，光绪二年（1876 年）增加9 艘，光绪三年又以银222 万两的高价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的旧轮船18 艘，达到30 艘，使中国轮船吨位增至400 万吨左右，约占中外在华轮船总吨位的36.7％。招商局的出现，使航运业的竞争阵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3 家互相倾轧的局面，一变而为外国侵略者共同勾结，一心要挤垮招商局，妄想垄断中国的航运业。由于清政府给予漕运专利，回空免税等协济，才使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光绪十九年（1893 年），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公司勾结订齐价合同，共同垄断沿海和长江航运，停止竞争，分享垄断利润。
轮船招商局曾经营过海外贸易，派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后因无力与外商竞争而停止。招商局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有分局。宣统元年（1909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379 页。
年）又行改组，归清政府邮传部管辖。民国十九年（1930 年）后改为国营，成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航运的重要机构。
采矿、炼铁业洋务派在这方面的企业创办最多，大小共有17 个。其中较大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和汉阳铁厂。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采煤企业。光绪元年（1875 年）
因福州船政局用煤之需而设。原为土法生产，光绪二年沈葆祯改为官办，开始用机器采煤，资本195000 元，常年经费由船政局拨给。机器购自英国，聘用英国技师，雇佣工人1000 人左右。最高年产为光绪七年（1881 年）的5.4万吨，煤块主要供应福州船政局，部分售给招商局及香港外国商人。由于每吨售价2.5 元，付矿工工资仅4 角，成本仅为1.5 元左右，故利润极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遭到炸毁。此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由于经营拮据，时而商办，时而官商合办，时而官办，长期处于破落状态。
开平煤矿。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光绪二年，李鸿章委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光绪三年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计划筹资80 万两，但应者很少。光绪四年，李鸿章、唐廷枢等官僚凑够27 万两，加上大量借拨官款，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全面投产，光绪八年日产煤500-600 吨，光绪二十年增到日产1500 吨。机器购自英国，重金聘用外国技师4-10 人，雇佣工人约3000 人，再加其它辅助工人达1 万多人。产煤约有三分之一免厘售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以及清政府其它用煤，60％以上销往全国各地和香港。由于矿藏丰富，工价很低，运到天津以低于洋煤价格出售，最少还有20％的利润。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英国人骗买，此后长期被英国资本占有。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省兴安岭以北的黑龙江畔，同治初年就已发现，陆续有人前去开采，最多时达六七千人。 80 年代起，清政府开始重视对金属矿的开发，漠河金矿是最有成效的近代矿业。光绪十二年（1886 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举办。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和恭镗开始筹划开采，次年成立漠河矿务局，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确定为官督商办，由候补知府李金镛总理局务。光绪十五年正式投产，购买外国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时雇佣工人1500 人，后又增加到2000 人。开工后采挖顺利，年产值银13 万两。光绪十九年新建观音山金矿，年产值15 万多两。光绪二十三年为30 多万两，光绪二十五年达42 万两。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沙俄强占，到光绪二十六年（1906 年）才收回。宣统三年改由黑龙江省自办。
汉阳铁厂。前身为广州炼铁厂，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筹办。当年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将广州铁厂迁到湖北，地址设在汉阳大别山（龟山）脚下，于光绪十七年正式开工建厂，起初为官办。与此同时又勘采大冶煤铁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并修建运矿铁路。机器设备全由外国购进。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共花去经费583 万两①，但每日出铁仅40 多吨，且都不合用，合用的钢却一炉也未炼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筹措经费，于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添招股本，改名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汉阳铁厂是当时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经费用得最多，但成效很差的一个企业。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385-387 页。
电讯业 由于外国在中国经办电报事业，使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僚们感到电讯业是军务和商务的必需。光绪五年（1879 年）李鸿章在大沽至天津间设置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光绪六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代为办理，并在天津成立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清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电报总局先是官办，由盛宣怀任总办。创办经费178700 两，在军饷内垫支。光绪七年，开始敷设由天津、上海、福州到广州的电线，当年完工。光绪八年招集商股，改为官督商办，在上海成立电报学堂，敷设上海到南京的电线。以后陆续归还官款，敷设广州到海南岛、南京到汉口，北至东北各省和朝鲜仁川的电线。光绪十年总局移至上海，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自建官线。光绪九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插手敷设广州至九龙和香港、福州、上海的海底电线。洋务派的电讯事业实际上为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后，商股由官方收回，电报总局遂成为政府机关，隶属邮传部，称电报局，兼办电话事业。宣统三年（1911年）各省官办电报也收归中央政府。
棉毛纺织业 在外国纺织品的冲击下，洋务派官僚为了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前共办了五个纺织企业。他们是：光绪四年（1878 年）开办的官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筹办，光绪八年（1882 年）成立的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成立的官办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 年）筹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工的官办湖北纺纱官局（以上两局又称湖北纱布官局）；光绪十七年（1891 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光绪二十年（1894 年）开办的官商合办湖北缫丝局。洋务派的纺织业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的情况下筹建的，同时也是在洋布充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洋务派创办纺织工业，不仅纯粹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且完全是要运用先进的生产方法达到挽回利权的目的，并通过它来致富。这些企业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纱布官局规模较大。
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光绪四年（1878 年），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纺织业，呈请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光绪八年（1882 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成立，委派三品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专办官务，三品候选道郑观应专办商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占地面积300 亩，聘用美国技师英国人丹科，机器设备购自英美。由于资金不足，经营不力，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 年）才正式开工建厂。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89 年12 月）试机，并正式开车。该局包括纺纱和织布，雇佣工人约4000 人，聘用外国技师4 人。光绪十七年（1891 年）时有纱机100 张，日产纱16 包（6000 磅）。光绪十九年（1893 年）时有纱锭35000枚，布机350 台，日产纱50 包，布六、七百匹，年产24 万匹。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很高。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光绪十九年九月（1893 年10 月），织布局被大火焚毁，损失约达100 万两以上。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又命盛宣怀恢复织布局，在原旧址重建，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总厂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开车投产，有布机750 台，钞锭64556 枚。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开设纱厂，使利润显著下降，华盛总厂连年亏损，难以维持。以致于宣统元年以210 万两银出售，股票全为盛宣怀把持，变成私产，将总厂改为商办集成公司。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后不久，张之洞也在筹办新式纺织厂。光绪十四年（1888 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开始向英国订购机器，准备在广州设立织布官局。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将机器运至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六年兴工建造厂房，开办经费全由官筹措，官本官办。光绪十八年（1892 年）建成开车，共用经费120 万两。该局拥有纱锭30000 枚，布机1000 台，聘用外国技师，雇佣男工2500 人。光绪二十年，可日产16-25 支纱40 包，本色斜纹等布400-760 匹。由于织布官局拥有免厘和专利权，产销均由局员包揽，尤其是棉纱的利润很高，因此张之洞决定扩充纱厂。
湖北纺纱官局是光绪十九年开始筹建的，因为张之洞看到纱利丰厚，决定增设纱厂，拟增加97000 锭，分建南北两个纱厂，官商合办。由于筹措资金困难，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织布官局旁建成了北厂。次年投产，有纺10-16 支纱的纱锭50064 枚。由于商股见官权太重，不愿参加，北厂即由官办，是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则因资金缺乏，没有再建。
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官局，后期由于布匹销路日减，内部管理腐败，逐渐难以维持，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一起租给粤商承办。
此外，这时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还有铁路等行业。我国第一条自建的实用铁路唐胥路，于光绪七年（1881 年）建成。全长11 公里，建成不久后正式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 年）延长至芦台。光绪十三年李鸿章组成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次年将铁路修至天津。光绪十五年，成立北洋官铁局，官办，与天津铁路公司"通融权用"。光绪二十年（1894 年），又将铁路从唐山延至山海关外，全长约200 公里。
③洋务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二者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洋务民用工业的创办和经营，目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生产的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即使是官办企业往往也借有商人资本；绝大部分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所以，这些民用工业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早的民用工业。它不仅是作为封建主义而且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
但是，由于洋务民用工业受到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制约，即使是在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里，私人资本也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从企业的管理到产品的销售，都受到封建政府的制约。企业的领导权往往是由封建官僚掌握，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很少有发言权。这些企业，往往享有某些封建特权，如拨借官款，减、免税，专利垄断等，从而使这些企业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种情况往往又使企业难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摧残。由于官僚控制和经营腐败，这个时期所办企业多数亏损，或者改组出租，或者关闭，许多获利优厚的企业也在所难免。然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不仅严重影响了商民投资办厂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总之，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它构成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同时又刺激和影响了其它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它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掌握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积累了发展近代工业的经验，为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建设和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从洋务军用工业，扩展到洋务民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构成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整体和体系，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洋务派官僚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重重束缚，学习和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创了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使中国有了新式军事工厂、煤矿、钢铁厂、造船厂、金属矿、纺织厂、铁路和通讯事业，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这些企业的建立，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是一种"分洋人之利"的竞争和对抗力量。洋务派官僚们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但其结果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衰亡。所以，北洋海军的覆没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终结。
（四）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1．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恶讯，使云集京都参加会试的举人震惊，康有为起草了14000 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梁启超联络湖、广举人联名，各省举人有1300 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字，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它成为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起点。从此，维新派人士不断上书（康有为共上书7 次），并通过办报纸、组织维新团体、办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11 日），清德宗下"诏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同年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或"戊戌维新"。
维新其间，清德宗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维新派人物，颁发新政诏书、谕令110 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他们维新变法的改革措施。维新派的经济主张主要包括下面一些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富国，必须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通过皇帝下诏书奖励和重视提高技术来发展工业。农业作为与工矿企业和商业同等重要的生产部门，也要采用机器生产，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中国商务的振兴，必须走发展工业的道路。为了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农业研究机关）和商会（商业公司）；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开办兵工厂。创办中国银行（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新著作，新发明。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一律举办。奖励创办报刊、设立译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派人出国留学。
这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主张，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因此，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的。由于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因为戊戌维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所以维新时期的许多新政触犯了上上下下腐朽的封建官僚和社会势力。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仍然十分厚重，而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及维新派的政治势力还很薄弱，再加上清王朝帝党和后党在朝廷权力上的二元结构，使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希望变成泡影。
2．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百日维新"作为一次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所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因素不断发展和积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的集中体现。从经济的角度，历史地看待戊戌维新，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百日维新的经济政策和维新派的经济主张本身来看，它是继洋务运动之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革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政治上有所不同，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两者却是一脉相承的。维新派提出的许多经济方面的革新措施和设想，与洋务派的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有些措施洋务派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所阐述的"富民之法"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惠民之法"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以及康有为多次提出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
其次，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心问题来看。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则是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核心，通过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社会制度，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以达到国家富强，垂危的大清王朝得以挽救的目的。戊戌维新使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从器物层推进到制度层，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新派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实行这种民主政治制度。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清代经济失去了依靠既有统治权威进行类似于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的机会。但是，由于经过戊戌变法运动，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迅速传播，这对后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教训，企图再来一次"维新"运动。尽管在"新政"时期，清政府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 年9 月）成立了商部。但是这不仅已经为时太晚，而且已经难以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丧失了主持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权威。清政府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只能得到灭亡的下场。
（五）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从清晚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再加上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和言论，随之出现，并逐渐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19 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1．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封建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这在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明显的反映。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上层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在提出抵抗侵略的同时，开始产生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处的要求。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等一些进步学者，为了争取实现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危机，感到有必要反对维护完全僵化的现状的正统学术，提倡重视现实，反对颂古非今，论证随时势变化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少数爱国士大夫抱着对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警惕，开始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本着"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的认识，最早较为系统地了解和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请人将英国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编为《四洲志》，介绍了世界30 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同时，林则徐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主持编纂了《华事夷言》等书。初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技术方面有胜过中国和值得中国学习的长处。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了解西方、注意搜求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的风气，在进步士大夫中有进一步发展。相继出现了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最有影响。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魏源整理编写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又两次扩充，发展为百卷巨著，成为中国人和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的史地和军事政治经济文献。它不仅是当时介绍外国地理和社会情况的一部最详尽的著作，而且在林则徐已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声。它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传入日本后，也成为日本维新人士传阅的宝籍。
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这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的同时，作为林则徐的门生、魏源的友人、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营垒中，也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在重视国内商品经济和商业的作用方面，在学习西方的内容方面，都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有所发展，他把学习西方与改革国家政务联系起来，并提出在中国广泛建立大机器生产的思想，比魏源的那种主要是仿建西方军事工业、指出有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可能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冯桂芬的思想，与《资政新篇》相比，远不如后者系统和彻底。由于冯桂芬身处当权者的营垒，并信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的原则，所以冯佳芬的思想，更直接地体现了开始出现社会改革需要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经济主张也较容易为统治者所采纳。冯桂芬的思想开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声；其经济改革的具体意义，也有许多在不同程度上为洋务派所采用，并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主要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以林则徐、魏源的经济思想最具有代表性。①林则徐的经济思想林则徐（1785-1850 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首先举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旗帜的民族英雄，并能以开明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事务。由于林则徐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务上，从未著书立说，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写的各种文件中。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期间，为了解敌情组织编集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四洲志》还是后来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基础。
林则徐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散见于他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论议中，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但他较早和较多地注意到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并把抵制外国侵略和扶持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尽管林则徐对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仍然陌生，但他在同外国侵略势力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从武器和军事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认识到"天朝"还有"不如夷"处。他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船炮，力求在新式武器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林则徐作为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除了从政治、军事、社会、国家财政等各方面指出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危害，还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他认为鸦片贸易是导致当时中国白银外流和发生"银荒"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在于禁止鸦片进口和国内吸食。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无法再主张用禁烟的办法解决"银荒"，便主张用开银矿的办法，增加白银的来源。为了使商民开矿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赢利，林则徐建议实行"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诈伪"等保护措施。由于铅是开银矿的副产品，又是制造军火的重要原料，清政府一向禁止私人买卖，林则徐主张取消此项禁令，就是为了使私人开采银矿获得更多利润。
林则徐对禁止鸦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却能够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主张把鸦片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加以区别，反对实行封关禁海、禁绝同一切外国的一切贸易。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可获得一定的关税收入，来作为制造新式武器的经费。而且他还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私人获利。他与当时大多数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不同，不仅仅从使用价值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而且能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把各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的动机归结为"趋利"。表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当时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外国银币流入，有些交易甚至需要支付洋钱（外国银币）才能成交。由于必须在交易前将银锭兑换成洋钱，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求兑者多，造成洋钱溢价，有些外国人就采用输入洋钱、输出银锭的办法从中掠夺。对此有人主张禁用洋钱。林则徐则从商品流通需要的角度考虑，认为禁用洋钱不符合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应当依靠经济手段，效法西方通过官局铸造银币来解决。他不仅提出了这个主张，并使之在局部得以实现。在林则徐于江苏做官期间，就曾经由地方政府铸造银币，供当地市场使用。由于这项主张遭到顽固派保守势力的阻挠，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
②魏源的经济思想魏源（1794-1857 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更全面、更清楚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倾向。魏源在学术造诣和基础的深厚方面，是与龚自珍相颉颃的人物，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但在倡言改革方面魏源比龚自珍表现了更为明显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同时又对实际经济问题有很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当时最为广博的外国情况的知识。魏源长期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作幕僚，不但同这个地区的工商业者有密切的联系，自己也直接参加过经商活动，曾在淮北改行票盐后，作为主要筹划人之一与人合伙出资经营。魏源与林则徐有着长期的友谊，在主张禁烟和抵抗外国经济侵略问题上志同道合，思想上互有影响。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先进思想和认识，提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魏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微堂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中。
魏源虽然还未否定传统经济思想关于"本"、"末"的区分，并赋予其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涵义，但他却提出"缓本急标"的论点，即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本"仍然比"末"重要，"食"应比"货"优先；但从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来看，"标"却比"本"更急迫，"货"的问题应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他的这个观点，为他在鸦片战争后更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彻底抛弃"重本抑末"的封建经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发展阶梯。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地主和商人，他们没有后来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采用新技术、开设新式企业的条件和积极性。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就自然更偏重"除弊"，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兴利"。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时，提出了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轮船、枪炮及其它新式工业品的主张。这种要引进西方新式机器工业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兴利除弊思想的局限。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是从魏源的这种思想出发，进一步把"兴利"放到比"除弊"更为优先的地位，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基础内容。魏源还从一贯的"利商"思想出发，提出"官局"制造的轮船等机器可以出售给商人，国家的军舰可为商船护航等主张，并除去设官局外，"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①。这种要求向新式工业投资的思想，是后来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思想的前奏曲。尽管魏源还没有提出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明确主张，但他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出发点。
①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筹海篇三》。
2．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19 世纪60 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逐渐产生，一直到19 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均处于早期阶段。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刚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要求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中国。为了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一些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减轻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发展，这种思想日益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受到了西方社会思想的更大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到过外国，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有的还直接接触过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国内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和报刊也大量增加，洋务派所设的机构和西方传教士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史地以及宗教一类的书籍。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改革等许多主张，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
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特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要求投资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抗议。由于这种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和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由一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人物提出来的，因此它表现了一种企图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寻找出路，要求学习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先进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烈愿望。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除弊"和"兴利"的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兴利" ，并把兴利明确地归结为兴办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问题。例如王韬在其写的《兴利》一文中，列举的"兴利"的各个方面，包括"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纴"、"造轮船"、"兴筑轮车铁路"等，都是关于建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虽然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维护的态度，但他们已经不是从自然经济的观点看待农业，而是明确主张使用农业机器和新式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农业部门放在首要地位。
第二，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把反抗侵略的重点放在抵制经济侵略方面。在"求强"和"求富"的问题上，首先强调"求富"。认为富是强的基础，而求富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三，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问题上，不仅主张广泛学习西方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强调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提出学习西方的要求。王韬在《重民中》一文中提出，不仅要采用新式技术和机器来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还应仿效西方国家，"许民间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经营新式工矿交通事业。
第四，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力图获得封建政权的扶持和保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只看到中外通商的结果使中国日益丧失更多财富，便从流通过程的表面得出对外贸易是"求富之源"的重商主义式的观点。
例如马建忠从财富即金银的观点出发，把西方国家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主要归因于美洲、澳洲巨大金矿的发现。把对外贸易看作"求富之源"，把开采金银矿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像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重商主义的倾向。
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郑观应（1841-1920 年），字正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是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从事工商业活动几十年，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所编著的《盛世危言》，是当时国内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要内容，是商战思想。"商战"是郑观应首先提出的特有的范畴，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严重，更危险。因此，他主张中国必须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式，用"兵战"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商战放在首位。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①。"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②。他把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并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来认识。
郑观应提出的"商战"以及所谓"商务"，其范围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但他更突出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针对许多顽固派人物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提出的"以农立国"的观点，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他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应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四民"中的士、农、工都是商的帮手。国家的政策，必须以保护商务为基点，按照这种关系把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外进行商战。这种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思想，也是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具有的。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提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② 《盛世危言》三编，卷二，《商战下》。
代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这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层建筑方面改革要求还十分微弱，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采取维护的态度。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只限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和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还缺乏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其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多半仍表现为具体的主张和论述。
3．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甲午战争后不久，出现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创立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开始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把发展大机器工业作为他们改革的中心。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攻击封建政权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仍然幻想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恩准来实现改革的要求，把自上而下的改良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唯一道路。他们仍然不肯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且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还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很大的幻想和畏惧。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其中又以康有为、严复更具有代表性。
①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1858-1927 年）是19 世纪末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以前，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前，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的著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的思想转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为反动势力的统治进行粉饰和辩护的工具。康有为一生著述很多，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戊戌变法前的一系列上书、《大同书》，以及他后期的《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
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富国"、"养民"的各种主张，构成了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的所谓"富国"，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等6 项具体主张。这些主张并不是单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而是根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和健全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近代货币制度，发展新式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所说的"养民"，又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四项主张，也都是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事业为主要内容。此外，他还提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交通运输、商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赋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
康有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生产看作商业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才能使中国富强，无敌于天下。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把中国"定为工国"的主张，提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工业化主张的进步思想家。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康有为的认识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进步思想家。他认为，如果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还不能够实现变法的目的。"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①。为了实行"全变"，康有为建议设立"制度局"来统筹全局，拥有制订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构，其职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处。在"制度局总其纲"外，还另设法律、度支（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会（主管社团活动和宗教事务）、陆军、海军等12 局。使制度局的12 局形成掌握实权的"维新内阁"，并选拔主张或同情变法的通才任主管官吏，来代替原来的各种高级政府机构和负责这些机构的守旧的大臣。
康有为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以及他在生产和流通、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都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有了进步和提高。但是，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表面的，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也缺乏较为有力的理论论证。康有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更为显著的进步，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抱有很大的畏惧和幻想。尽管他后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的"大同"理想，为实际改革活动描绘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却又强调通过君主立宪，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面。
②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严复（1853-1921 年），原名宗光，字幼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翻译工作。在他之前，中国所翻译的西方书籍大多是宗教及自然科学、技术一类，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书籍，在近代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严复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的中文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而没有专门或主要谈论经济问题的著述。《原富》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在翻译这部著作中，所写的按语约有6 万字之多。这些按语除去一小部分纯属注释性的文字外，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抒发的个人见解。
严复受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在经济理论上更倾向于庸俗经济学。但他翻译《原富》的目的，是希望借斯密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批判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要求给予私人资本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以充分的自由。严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只有个人自
① 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想使国家富强和"利民"，就必须使个人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把这种自由看成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只有实行变法，废止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政策措 施，才是顺应这种自然规律的明智行为。
严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应限制在三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其事以民为之则费，以官为之则廉，比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比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趦趄"①。
严复认为，资产阶级要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必须在统治上首先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他认为，没有民主权利，"法"就不可能变，私人也不可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富强。
此外，严复还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作过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如他把工商业和农业都看作是人们物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所以农业是"本"业；另一方面，如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就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理实有本末之分"，但决不应"贵本而贱末"。关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消费的增长必须以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限度，只要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增加消费就不仅对生产无害，反而会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和改进。并且进一步认为，消费和积累都受收入数量的制约。总之，严复能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并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见解，这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不及的。虽然他的见解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本人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情况下走向革命的反面，但他的零散、片断的科学见解，却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严复译：《原富》第724 页按语。
五、内力与外力--清晚期经济（二）
我们说过，清晚期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受着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中国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袭下开始解体，它主要表现为城乡手工业的衰落，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发展；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和发展，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业中，而在农业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入侵和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它表现为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通过投资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中产生并缓慢发展的。
（一）自然经济的解体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经济特征，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他们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掠夺农产品，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在这时产生和发展起来，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面对这种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分工和协作不发达，终究抵挡不住。从19 世纪7O 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便出现了解体。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经济化，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1．城乡手工业的衰落①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进行。这种"男耕女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破坏了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也就基本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因此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便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分离的过程，是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引起这一剧烈过程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 世纪60 年代，产业革命已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纺织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较普遍地使用，日本、美国等国的纺织工业也飞速建立起来。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再加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商品的运输费用。特别是同治八年（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缩短了中英航程28％；同治十年（1871 年）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等等，便利了外国商品更大量地侵入中国市场。此外，同治十二年（1873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尤其沉 重，使其经济萧条达22 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降低了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洋货便拼命向中国推销，使外国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扬上大幅度下降，仅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二年（1872-1886 年）的14 年里，棉纱价格就降了1／3 以上①，19 世纪60、70 年代以后，外国商品输入急剧增长。同治六年（1867 年）外国棉纱、棉布的进口总值为1376 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增长为5200 多万两（海关两）②，为前者的38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终于抵抗不住外国廉价的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开始了解体的过程。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比较大的地区，由于封建土地束缚比较松弛，因此解体也更为明显。中国家庭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
纺纱与织布，是纺织业中的两个工序，但纱和布却是可以独立生产的商品。洋纱之所以能够取代土纱，其原因在于洋纱的价格远远低于土纱。而造成土纱和洋纱价格悬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首先是在纺纱这个工序里发明和使用的，因而当时纺纱的劳动生产率比织布要高。特别是到了19 世纪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棉纱价格下降更为猛烈，远远低于中国土纱。另一方面，生产土纱所需棉花的价格昂贵且不断上涨，也造成土洋纱的价格悬殊。过去，中国一直是印度棉花的一个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量印棉输入中国。19 世纪60 代中叶，美国南北战争使英国的棉花输入造成恐慌，从而大量收购印度棉花，抬高了印度棉价，使印棉大量转销英国。同时印度本国的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内需要量增加，使印棉运销中国的数量不断减少。再加上日本、西欧也采购中国棉花，造成中国棉花进口逐年减少，出口逐渐增多。到90 年代，原棉的进出口值，由长期的入超变成出超，使中国市场的棉花价格处于上涨趋势。在洋纱价格不断下降，棉花价格不断上涨的夹击之下，中国家庭手工纺纱业难以逃脱衰落的命运。
家庭手工棉织业弃土纱而改用洋纱的情况，从19 世纪70 年代后日益普遍。先是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地区，接着便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光绪十三年（1887 年）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 斤）售价银87 两，而洋纱只售57 两①。以至山东当年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纺工转而以编制草帽辫为生。同治十一年（1871 年）时中国洋纱年进口量为50000 担，光绪元年（1875 年）为91000 担，光绪六年（1880 年）为152000 担，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为388000 担，光绪十六年（1890）为1082000 担②。20 年间，洋纱的年进口量增长了近21 倍。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土纱没落而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转而部分地依赖市场，这是耕织结合的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2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89 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7 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2 页。
自然经济解体的最重要的一步。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第二步是手工织布业和农业的分离。这一步是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从19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的情况看，尽管洋布进口增长的速度比不上洋纱，但也增加了很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1867-1894 年）的28年间，棉纱进口值由161 万两增至2100 多万两，增长13 倍，而棉布只由1100万两增加到3000 多万两，增长1.6 倍①，如果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六年（1872-1890 年）止，则纱进口量增长20.6 倍，棉布只增长27％。这说明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要比洋纱排斥土纱的过程进行得较为缓慢。
手织业比手纺业解体缓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工业中织布业的发展速度要慢于纺纱业，洋纱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于洋布的生产。反映到中国市场上，洋纱进口的增长速度就远远超过洋布的增长速度。
其次，中国土纱业遭受洋纱打击所形成的过剩劳动力--失业破产的手工纺纱业者，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到使用洋纱进行手工织布生产。当然，许多城乡手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以后，有的转到其他行业和家庭副业生产，而大量的还是抓住织机，利用廉价的洋纱织成土布。而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铁轮机），使土布（用洋纱所织）成本也相应下降，缩小了土洋布的差价，使手织业者在较长时期内得以存在。如光绪八年（1882 年）广东琼州"洋纱大量进口，土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业。文昌女工既失其业，于是转移她们的力量来织布，以为补偿"。再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江西九江"洋棉纱进口增加，详究其故，系因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者，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①。
再次，由于土布具有厚实耐用的优点，在国内外市场仍有相当的销路。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土布出口值19 万多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增加到328 万多两，增长了16 倍。在国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销路，许多手工纺织业者，虽然买洋布穿，但仍然不放弃织机，织卖价格较高的土布，购买价廉的洋布。这也使有些地区的手织业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了某些发展。从而延缓了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
洋布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最初是在19 世纪40、50 年代城市中一部分富裕阶层人士穿用。60、70 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与土布销价差价的扩大，消费者便扩大到村镇的普通劳动人民。据当时的海关贸易报告说："宁波本色市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出卖。由此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过去中下阶层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②。到了80 年代，发展到"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③。及至90 年代，洋布代替土布的情况日益扩展，手织业受到的打击在不少地方已十分严重。"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89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5-227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1 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1 页。
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①。许多地区的广大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是依赖市场变为洋布的买主，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织业开始与农业分离。
②其他手工业的衰落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动摇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在向中国大量输出洋纱洋布的同时，又向中国大量输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机器制造品，这些机制品以其低廉的价格，使中国各种手工业部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 世纪60、70 年代以后，洋货在中国沿海和广大内地广泛销售。到了90 年代，每年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包括棉纺织品、铁及铁器制品、煤油、火柴、面粉、洋烛、糖等等，达到3500 万两。同时，由于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状况以及腐朽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使中国自产的手工业品难以抵挡外国商品的大量侵袭。中国的手工业部门资金缺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自然无法在市场上与洋货竞争。而清政府施行的厘税制度和腐败官僚的敲诈勒索，却增加了自产手工业品的负担，为外国商品的推销提供了便利条件。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个手工行业的衰落情况。冶铁和铁器制造业。这原是中国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农民的重要副业之一，过去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19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洋铁及洋钉、铁丝、钢针等五金器材输入逐渐增多，价格也较土货低廉，因此，洋铁不断代替土铁。炼铁作坊倒闭的日益增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1867-1894 年）的27 年里，仅洋铁的输入就从11.3 万担增加到118.5 万担，增长了10 倍①。进口的洋铁价格低廉，据同治四年（1865 年）记载，洋铁"平均每担二两五钱，而中国土铁是不能在这个价格下生产的"。同治八年（1869年）在山东烟台"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②。洋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质量纯，进口钉条铁规格大小合适，容易加工，用洋铁制品的成本比土铁低得多。由于土铁在价格上无法与洋铁竞争，洋铁在加工上也可大大节省劳动力和时间，因而使得中国原有的的炼铁作坊和铁器制造业纷纷倒闭。湖南原是土铁的重要产地，沿江沿海各省都依赖湘铁供应，产钢并运销华北、西北甚至东北各地。自从洋铁闯入内地之后，湘铁就"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铁商十散其九"，"钢坊相继停闭"。再如著名炼铁、铁制业中心广东佛山，铁砖行"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此业者久矣"；铁线行前有十余家，工人多达千余人，"洋铁线输入，仅存数家"；铁钉行"咸道时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后从洋铁输入，除装船用揽核丁一种外，余多用洋丁，故制造日少"。山东过去大部分使用山西泽州府的土铁，到同治八年（1869 年）时几乎完全被洋铁代替。过去"山西铁曾经供应中国大部分地区销用，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限制了这种贸易，以致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芜湖钢为旧日驰名产物，咸丰后尚存炼坊14 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③。此外如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区的冶铁及制铁业均因洋铁及铁制品的输入而衰落，有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洋铁所代替。
榨油业。榨油业是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广泛存在的手工业部门。农村中许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七卷。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64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75 页。
③ 以上材料均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71-177 页。许多多的小作坊，就是适应自然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自从煤油（旧称洋油）输入中国之后，由于煤油具有较高的发光能力，而且价格较植物油便宜，随着煤油进口的不断增长，逐步代替了农村的植物燃油，排挤了中国的手工业榨油。据资料记载，同治六年（1867 年）煤油的进口还不到3 万加仑，光绪四年（1878 年）就增加到400 万加仑，光绪十二年达2000多万加仑，光绪二十年则达7000 万加仑。煤油价格也不断下降，如烟台煤油价格由光绪十二年（1886 年）每箱5 元降为光绪二十年（1894 年）的2.5元。宁波光绪十年（1884 年）煤油每斤32 文，而豆油、花生油等植物油每斤价格却高达74-88 文。温州光绪十四年（1888 年）菜油每斤120 文，而煤油每斤才65 文。由于煤油的大量进口，使中国各种植物油和蜡烛的生产日趋衰落。"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①。
此外如制糖业，由于洋糖的进口，排挤了土糖的销售，使制糖手工业和糖行衰歇。"惟甘蔗虽中国独有之利，而制糖之法，器具不精，提炼不纯，色味不洁。。乃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值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②。火柴的大量进口，很快就摧毁了火石、火镰的制造业。机制面粉的行销，排挤和破坏了手工磨面业。西洋染料逐步发展也代替了土染料，打击了蓝靛的制造业。肥皂代替了皂荚，洋针代替土针等等。旧有的手工业，在外国商品输入打击下，逐渐衰落和破产。
2．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进入清晚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并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而从19 世纪70 年代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经营一些新式机器工业。这些新式工业都需要农产品原料，这就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当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之后，农民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的许多日常消费品，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为了购买的需要，农民就必须经营供应市场需要的某些商品作物。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以前又有了新的提高。从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 年），我国农产品（不包括茶叶）的出口，从280 多万元增加到2800 多万元，20 年间增长了10 倍。农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①。这个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重要表现。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这个时期种植面积扩大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桑、烟叶、茶、花生、豆类、罂粟、甘蔗等品种。
棉花。鸦片战争前，棉花就已经大部分是供应市场的商品作物，但国内
①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64-170 页。②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86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第72 页。
市场的用棉，还需输入印度棉作为补充。19 世纪60 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国内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逐步遭到破坏，需要量日益减少，但国际市场用棉增加，入口减少，棉花出口价格提高，中国棉花的出口也随之增加。同治七年（1868年），中国棉花的出口值为587821 两，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为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增加到11202661 两①，棉花从入超变成出超。棉花需要量的增长和价格的提高，促进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区域的日益广泛。不仅原有的植棉区扩大种植面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种植棉花。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产棉区的种植面积更为扩大，江苏松江府所属州县，棉田面积几乎占耕地的大半，有些地方"禾稻仅占十中之二"。浙江在咸丰十年（1860 年）时棉花价格突然上涨，每包由9 元涨到28元，促使农民放弃其他作物的种植，改种棉花。以前种植不多的地区，如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县，到80 年代，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光绪十九年（1893 年）因为日本设立许多棉纺织厂，对中国棉花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各地棉花种植面积更加扩大。天津、青岛等地开设纱厂后，北方的棉田也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之后，棉花的种植发展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涨"，"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
蚕桑。 鸦片战争以后，生丝出口量激增，从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十九年（1845-1893 年），出口量从1.3 万多担增至9 万多担，出口值由300 多万两增加到2500 多万两。桑田面积也随之逐年扩大。当一些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后，许多农民转向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地区的农民"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自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③。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原来不饲养蚕的州县，到70、80 年代也都广泛养蚕，广东有些地方还把稻田改为桑地。北方地区如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也有些地方开始普遍养蚕，河北省原仅有深、易等州县饲养蚕桑，到90 年代发展到了19 个州县。
烟叶。鸦片战争后，外国烟输入中国，吸食者逐渐增多。19 世纪70 年代之前，由于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较大的产地主要有湖南、甘肃、湖北、安徽、江苏、广东、福建等省。70 年代以后，由于外国加强了对中国烟叶的收购，制成卷烟后又转销中国，促使烟叶输出增长很快。从同治七年（1868 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烟叶出口量由737 担增加到113000多担①。因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烟草产区。如河南邓州、山东临朐和临淄以及四川、陕西、贵州等省。
茶叶。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开，中外茶叶贸易一度发展极快，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当时每年外销茶叶总值，由50 年代的1000 万两增加到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3800 万两，占当时中国全部出口总值的52％。80 年代以前，湖南、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茶叶种植业，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以福建、安徽种植最广。福建、安徽的某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茶山的种植园。80 年代以后，由于印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90-391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96-198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8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90 页。
度、锡兰和日本机器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茶叶种植业也一落千丈。湖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不少茶山，相继荒芜弃置，或改种其他作物。如福建的建瓯县，过去曾是有名的产茶地，"无论大乡小乡，十家中二三家有茶山"，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 年），就已"十荒七八"②。广东南海，"茶叶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①。这也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生产对世界市场所具有的依赖性。
花生。鸦片战争前，花生的种植主要限于福建和广东。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开始在中国收购花生，运回本国榨油，然后部分运到中国销售。太平天国革命后，由美国传入大仁花生种子，在山东种植，产量较高。于是在直隶、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以及东北地区推广种植，产量也逐渐增加。到了20 世纪初，花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大豆。大豆在中国的种植虽然很早，但以前其在经济作物中的地位并不重要。19 世纪末叶，大豆的用途被日本和欧美各国发现，于是他们纷纷购买中国的大豆，大豆的出口量从此迅速增加。19 世纪70 年代，每年出口量为57506 公担，到了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 年），增加到760522公担。出口贸易的激增，刺激了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大豆的主产地在东北三省，长江沿岸各省也有种植。宣统元年（1909 年），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已接近2000000 吨②。
罂粟。罂粟是制作鸦片的原料。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罂粟的大量种植。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输入取得合法地位，输入量不断增加，吸食的人也更广，为鸦片的销路提供了市场。虽然清政府在光绪十七年（1891 年）之前表面上是禁止种植罂粟的，但实际上却鼓励种植以增加税收，于是罂粟种植迅速扩大。以前只有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种植，到六七十年代，甘肃、陕西、山西，以及东北、山东、河南等省也大量种植，以至安徽北部、江苏徐州地区、浙江温州地区、福建北部也有不少人家种植。估计到了80 年代，国内生产的鸦片已经超过了进口的数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估计，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国鸦片种植数量约在325000 担，是当年输入量（65000 担）的5 倍①。光绪十七年（1891 年）清政府公然解除罂粟种植的禁令后，种植面积更加扩大。罂粟的广泛种植，首先是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侵占大量良田。罂粟所制的烟土，绝大部分内销，因此种植面积越广，人民吸食越多，严重残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甘蔗。鸦片战争以前，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就大量种植甘蔗，制糖的作坊也很发达。鸦片战争后，蔗糖开始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因此甘蔗的种植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 世纪90 年代之后，中国糖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欧洲、东南亚糖的竞争，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洋糖的排挤，蔗糖出口量大幅度下降，甘蔗的种植面积也随之缩小。
此外，像芝麻、油菜籽、桐油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得到较快的发展。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7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 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04 页。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297 页。
②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粮食贸易总的来说还是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交换，数量也十分有限，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清晚期以后，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据了大量耕地，并形成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使这些地区粮食产量减少，成为依赖外地供应粮食的缺粮区。而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商业和城镇的发展，又导致城市人口增多，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量。同时，由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得到加强，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所以出卖粮食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再加上耕作方法的改进，作物品种的改良，肥料质量的提高等因素，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也为粮食的商品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促使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异地之间的粮食贸易发展极快。
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粮食大量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广东省大面积种植桑和甘蔗，产粮不足，则从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购进粮食，甚至依赖安南、暹罗、小吕床等外来米的输入。福建也依赖安徽供粮。长沙、九江、芜湖、无锡4 大米市遂成为粮食的集散中心。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粮食作物的商品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0％，而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 年），国产粮食商品量已占总产量的15.8％①。粮食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种主要商品，这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相对应，反映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3．自然经济解体的历史意义清晚期以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大规模迅速解体。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所促成，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引起的。由于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的低下，地域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各地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而使得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主要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之上，其性质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在农业经济中只是作为一种副业存在，因而其发展前途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从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离出来的各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虽然促使农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却并未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它虽然没有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和扩大；也使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和逐步摆脱几千年来对土地和对农业的依附，摆脱土地和农业的束缚；使生产脱离分散和孤立的状态，提供了资本集中、劳动社会化以及采用先进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301 页。
的科学技术的可能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换只是偶然或迫不得已的事情；"男耕女织"的结构，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分散和孤立的小生产，不仅无法采取大型的高效率的生产工具，而且很难积累大量的生产资本。因此，中国自然经济不解体，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广阔的商品市场，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以及充足的货币财富积累等一切基本条件都难以形成和具备。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和扩张1．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和投降而告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中国的大门已经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打开。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接二连三，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中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危害最大的经济特权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海关关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侵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中国的海关变成为国际资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机构。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的海关税则是一种"划一关税"，将进出口货物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及杂物4 类征课。进口税一般为16％，出口税一般为4％。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中国关税由中外"共同协定"的原则，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所谓"秉公议定"，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拟定，中国人同意的一种门面手续。根据这个原则，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在"议定"关税税率时，清政府提出的税率表全被英方代表拒绝。后来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的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这项新税则也适用于美、法等国，并且以后再改订时也仍然适用。这个税则把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定为5％左右，比清政府原先征收的税率低58-79％。到咸丰八年（1858 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除茶、丝、鸦片等例外商品和外国人日用品等免税商品外，进出口货物一律明文规定照值百抽五的原则征税。许多商品，主要是棉布、棉纱等，税率甚至在5％以下。此后，不仅值百抽五的原则固定，而且有些进口货物的税率又比以前降低了13-65％。这个税则后来一直实行了80 多年，尽管其间物价上升，但征收的关税税率从未达到5％，时常不到3％，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海关税率。
除去海关关税实行协定税则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还进一步侵犯中国内地税制。当时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需交纳常关税，《南京条约》根据英国侵略者的要求，规定英国货物在征收海关关税后，"不得加重税例"，而《天津条约》则确定了"子口关税"的办法巩固英国侵略者的这种特权地位。"子口关税"制度，就是当英商进口洋货往中国内地销售，或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赴通商口岸出口，准许英商交纳一种抵代税，以代替常关税和厘金。除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内地关税），就可以遍运中国内地。而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时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后来，英国首先获得的子口税特权变成了所有外国共有的在华特权。这种制度，为外国资本主义打破了从中国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大大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外国侵略者还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交纳货税、钞饷，由英国驻各口领事负责。《中英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海关税则，又对英国领事管事等官如何令英人交纳货税、钞饷的手续，作了具体规定。咸丰三年（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外国侵略者乘混乱之机窃取了上海江北海关的管理权。第二年，清政府又被迫接受美国领事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派一人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咸丰八年（1858 年），清政府被迫同意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第二年，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国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1863 年）英国人赫德继李泰国之后任总税务司，同治五年（1866 年）总税务司署迁往北京，设衙门办公。赫德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海关的机构由他一手建立，中国海关的制度也由他一手制定，中国海关的各项重要职务都由外国人担任，赫德也成了左右清政府的"太上皇"。从此，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据点。
②沿海及内地通商口岸的贸易权《南京条约》签订后，我国开始丧失沿海贸易权，允许英国人在五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贸易通商无碍"，使五口成为外国人自由贸易的商埠。此后，《中英天津条约》又规定，英国人可以"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又夺取了在中国内地通商的特权。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止，外国侵略者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共开辟通商口岸35 处，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直隶、奉天、湖北、江西、山东、蒙古、台湾、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西藏、安徽、甘肃等18 个省份。甲午战争之后直到清朝灭亡之前，外国侵略者又开辟通商口岸48 处，连同甲午战争前开辟的共83 处。
外国人不仅在通商口岸拥有自由贸易权，《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在五口居住，《虎门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在五口租赁房屋地基，这一条又成为后来外国列强强行设置租界的依据。在上海通商后不久，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就提出在上海开辟租界。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中英双方订立的《上海租地章程》，并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路）以南，东至黄浦江、西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地区约830 亩地为英国租用的范围。以后英国租界范围又不断扩大。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又相继在上海勒索了租界。
上海租界的形成，标志着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新的方式的出现。他们除了在上海开辟租界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将租界制度推向更多的通商口岸。在外国侵略者的勒索下，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等地相继辟出租界。他们在租界内自行设立工厂、商店、船坞及市政等，一切行政、司法、治安、财政等都由外国侵略者管辖，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成为国中之"国"。
《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五口通商，但并未允许外商转口贩运和进入内地。以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又明文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转口，对商品只征一次关税，转到其他通商口岸时不得重征。咸丰十一年（1861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更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在一口纳税后，即可在沿海各口自由出入，包括非指定的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船只可以在内江各口岸间往来贸易，外商也可以在沿江各处城镇上下货物，并可前往内地任何地点不仅贩运洋货，而且贩运土货。③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外国侵略者取得中国沿海和内河的通商贸易权，也就取得这些口岸的航行权。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外国侵略者还从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取得"自雇引水"特权，并把原先清政府征收的船钞（每吨10 元以上）对外国船只减为每吨银5 钱。《天津条约》又减为每吨银4 钱，150 吨以下船只都只纳1 钱。中英《天津条约》还使外国侵略者取得长江自汉口以下一段的航行特权。同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取得了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3 条河流的通航权。此后《中英烟台条约》和《中英烟台续约》的签订，使长江主流的通航权全部丧失。而《中日马关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条约，使得长江支流及广东、广西等省内河的航行主权相继丧失。总之，中国关税自主权和沿海贸易权、航行权的丧失，使中国敞开了大门，而内地通商权和内河航行权的丧失，则是"引狼入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攫取的经济特权，使外国侵略者的势力跨过中国的大门，穿堂入室，从各方面控制中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经济侵略。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中国攫取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为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条件。 19 世纪中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商品过剩已经成为突出的经济现象，他们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因此，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外国资本主义就把商品输出作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逐步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市场，经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19 世纪70 年代以前，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主要停留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的输入量也不很大，外国商品还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因而还没有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70 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激增，并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地区，逐渐控制了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把中国国民经济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
①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头几年内，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激增，大量的英国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销售，有的资本家甚至把钢琴和西餐用的刀叉也大批运往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为52.4 万英镑，道光二十二年达到96.9 万英镑，道光二十三年达145.6 万英镑，道光二十四年为230 万英镑，道光二十五年达239 万英镑。由于运到中国的商品销售不出去，特别是由于棉布等机器工业品打不开销路，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以后，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量开始下降。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都未取得显著的进展。英国的输华商品，从道光二十六年到咸丰六年（1846-1856年）的十年时间内，除了咸丰二年（1852 年）以外，始终未达到道光二十五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情况也大体与英国相似，道光二十二年美国向中国输出货物总值为144 万美元，道光二十五年为227 万美元，道光三十年（1850 年）则下降到160 万美元，咸丰五年（1855 年）为172 万美元①。与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商品输出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额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总值，道光三十年为584 万英镑，咸丰三年（1853 年）增加到825 万英镑，咸丰四年至六年（1854-1856 年）都增加到1058 万英镑以上②。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资本主义各国对华商品输出进展缓慢，而中国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货物出口明显增长，这就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中外正常贸易关系中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就中英之间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较看，在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353.9 万英镑左右；咸丰四年到八年（1854-1858 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719.2 万英镑左右③。中国在中英正常贸易中的出超地位，一直持续到同治三年（1864 年）。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大举侵入，但是他们的商品输出并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中国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有着高度的自给率。而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与市场没有多少联系，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其次，当时外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大规模商品输出的强有力的工具，像银行业、航运业、加工工业、修理工业等，因而不易抓住有利的倾销机会和加强竞争能力。此外，鸦片贸易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排挤了其它外国商品的贸易。道光二十年（184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5619箱，道光二十四年达到23667 箱，到咸丰六年（1856 年）猛增到58606 箱①。鸦片贸易在中外贸易中占据极大的比重。从上述中英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较看，虽然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英国侵略者用扩大鸦片贸易的办法弥补了它的入超，中国的整个对外贸易仍然存在巨大逆差。②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依靠攫取的种种特权，不断开辟商埠，并在各通商口岸进行了初期的工业资本输出，建立了一些服务于商品输出的加工工业和修理工业，他们的商品输出侵略目的才逐步实现，从而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
19 世纪60、70 年代以后，中外贸易形势迅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数量急剧增加。外国商品的进口净值，同治三年（1864年）为4621 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为6436.1 万海关两，光绪十年（1884 年）为7276.1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为16210.2 万海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654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511 页。
③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 年第二期。
① 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8 页。
关两②。30 年内增长了2.5 倍。
这个时期，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量增长明显加快，在整个中国二十二年，在中国常年输入的商品总值中，鸦片占第一位，约占55.2％；棉花为第二位，占20％；棉织品为第三位，占8.4％。到同治六年（1876 年），鸦片虽仍居第一位，但比重降为46％，棉纺织品上升到第二位，占21％。光绪十一年（1885 年）之后，棉纺织品就以占35.7％的优势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而鸦片的比重下降为28.8％①。在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1867-1894 年）的27 年中，棉纱的进口值增加了12 倍，各种布匹的进口值也增加了1.7 倍②。机制工业品在进口商品中比重的增大，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的重要标志。
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中国出口贸易总值，同治三年（1864 年）为4865.5 万海关两，同治九年（1870 年）为5529.5 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为6671.3 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0 年）为7788.4 万海关两，光绪十年（1884 年）为6714.8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1890 年）为8714.4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12810.5 万海关两③。30 年内只增长了1.63 倍，低于同期外国商品输入总值的增长速度（2.5 倍）。
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从同治四年（1865 年）开始，中国第一次在中外正常贸易中出现入超，进入19 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超的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同治五年，中国在正常进出口贸易值中出超244.6 万海关两；同治九年入超839.8 万海关两；光绪六年入超140.9 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入超3994.9 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入超3399.8 万海关两①。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四年（1864-1878 年）的15 年中，出超与入超相抵，共入超3500 万海关两，而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九年（1879-1893 年）的15 年中，入超总数已达28400万海关两，是前15 年的8 倍。
在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减慢的同时，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和茶历来是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70 年代以前，丝茶出口一直是迅速增长，70 年代后则开始趋于下降。在70 年代前的20 多年中，丝的出口占居首位，到70 年代中，丝茶两项出口还占出口总值的86％以上。70 年代后，受世界市场其他产地竞争的影响，丝茶出口开始衰落，比重逐年下降。而原棉、豆类、糖类、烟叶、草帽辫、畜产品的出口却继续增加，其中原棉和豆类增加得更快，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日本棉纺织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急需搜刮中国的棉花和豆类作为原料所致。同治十年到同治十二年（1871-1873 年），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87.2％；而到了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 年），二者的比重下降为51.5％。同期其他农产品和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 册，第1591 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9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9O-391 页。
③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 册，第1591 页；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① 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手工业品的出口值却由12.8％上升到48.5％②。这不仅说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贸易，攫取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范围更加扩大，而且说明，外国侵略者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又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服从于他们的需要的企图，已经开始实现。
③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加深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转为以资本输出的方式为主。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进行资本输出，其对中国经济的商品侵略也进一步加深。
从光绪二十年到清朝灭亡，这个期间的外国商品进口值继续迅速增长。
宣统三年（1911 年），外国商品进口值达到47150.4 万海关两，比光绪二十年增加1.9 倍①。而在甲午战争前的20 年间，外国商品进口值仅增加1.5 倍②。与外国商品进口增长的情况相反，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缓慢，因而入超逐年扩大。入超额从光绪二十年的3400 万海关两，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突破1 亿海关两，最多达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2.2 亿海关两③。增加5.47 倍。从光绪二十年到宣统三年（1894-1911 年），入超总额达16 亿多海关两④，是甲午战争前30 年入超总额的5 倍。
在进口的外国商品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棉纱和棉布，虽然进口数量大增，特别是棉纱的增长更为迅速，但在进口商品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有所降低。煤油的增长极快，清末民国初比甲午战争期间的进口量增长近2 倍，约占进口总值的6％，糖的进口也增长很快，这期间，中国由糖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钢铁、机械、铁路材料、交通工具的进口量也都大量增长。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由光绪十九年（1893 年）的8.4％增加到宣统二年（1910）年的17.6％，其中机器及大工具由0.6％增加到1.5％①。同时，消费资料的进口值在比重上相应下降，由91.6％下降为82.4％。这种进口商品结构上的变化，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直接相关。
这个时期，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产品原料的比重迅速增加。原料品的输出由光绪十九年占出口总值的15.6％增长为宣统二年的39.8％，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产品原料。同时，半制成品的出口值虽然增加1.8 倍，所占比重却由28.5％降为25％；制成品的出口值虽增加1 倍，所占比重却由55.9％降为35.1％②。
甲午战争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消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其在对华贸易中崛起。甲午战争以后，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急剧增进，而英国则稍有下降。日本在光绪二十年后的20 年间，对华贸易额增长了9 倍多；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也由光绪二十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26％，上升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6 页。
①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 表。
②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334-335 页。
③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 表。
④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 表。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 页。
为宣统二年的16.14％③。这期间，除英、日、美3 国以外，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比重也由15.5％增长为22.64％，其中法国和德国都有所提高。
3．外国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列强也开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进行投资。由于在甲午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他们也还未获得在中国的设厂权，所以，这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数额不多。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资本输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这时西方各国的对华投资显著增长，并成为一种突出和显著的经济现象，迅速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①外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对华投资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有外国资本。19 世纪30 年代中期，在广州的外商大约有55 家，其中英商41 家，美商9 家。据估计，道光十年（1830 年）前后，美国人在广州的财产约值300 万美元。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在许多通商口岸开设商行、银行、工厂，开始作为他们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据点。当时他们的这种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据估计，到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大约有2-3 亿美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到光绪十九年年底，外资企业共有580 家，其中英国有354 家，其余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①。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业 银行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经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主要部门。这个时期，外商银行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 世纪70 年代以前，为外商银行在中国占领地盘打开局面的阶段。70 年代以后，则为外商银行扩大业务领域，增设分支机构，并有更多的外商银行陆续开设的阶段。最早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银行，是英国资本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前身是西印度银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成立，总行设在印度的孟买，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迁到伦敦。道光二十五年，丽如银行侵入中国，在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分行。道光二十七年，丽如银行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丽如银行是在中国发行钞票最早的外国银行，道光二十七年它在香港发行的钞票，可在上海流通，并吸收中国的社会游资进行高利放款。
紧接着，英国资本的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资本的法兰西银行，先后在19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进入中国，分别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咸丰元年（1851年）成立的汇隆银行，总行原设孟买，后迁至伦敦，成立后便在广州设立分行，咸丰五年又在上海设代理处，同治元年（1862 年）在香港、汉口、福州开展业务，是最先侵入中国内地的外国银行。进入6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③ 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516 页。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90 页。
义开始直接在中国本土创设银行。咸丰十一年（1861 年），英国资本的汇川银行在上海设立，同治三年（1864 年），又有三家英国资本的利生、利华、利升银行在上海创设。它们在上海建立后，还深入到汉口、九江等内地通商口岸。同年，英国成立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70 年代以后，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先后进入中国，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德国资本的德华银行也于80 年代末在上海创设。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业以英国的势力最大，其中又以汇丰银行的实力最雄厚，地位最重要。汇丰银行，又称香港上海银行，也简称香上银行。开办时有资本250 万港元，到光绪十七年（1891 年）时增加到1000 万港元。60 年代在福州、宁波、汕头、汉口设立机构；70 年代在厦门、芝罘、九江设立分行；80 年代又扩展到天津、澳门、海口、打狗（高雄）等地，成为控制旧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外商银行。汇丰银行还勾结赫德，掌管中国海关收入的实权，并通过向清政府的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活动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在国际汇兑方面，光绪元年（1875 年）有242 万港元用于国际汇兑和国际贸易方面，光绪十一年就增到2580 万港元，使外商获得了充足的流动资金，给予外资洋行以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等财务上的便利和支持。其次是在存放款方面，70 年代末存款达2200 万元，放款达1500 万元，80 年代后增长更快，到光绪二十一年存款额达14300 万元，短期放款额达5400 万元。第三是在发行货币方面，同治四年和同治六年，汇丰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上海发行货币，多流通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到光绪二十年，汇丰银行发行的货币近1000 万元。第四是在贷款方面，通过向清政府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同治十三年（1874 年）贷给清政府的"福建台防借款"开始，直到光绪二十年的20 年内，共向清政府贷款17 笔，合库银28970000 两，占同期外国对华投资的63％。
汇丰银行依仗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任意推行侵略政策，获取高额利润。从80 年代起，每年纯益都在100 万港元以上，光绪十六年（1890）纯益达260 万港元。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因此外国银行在这个时期独霸了中国的银行业。它们操纵了中国的社会金融，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不过这个时期的外资银行，还没有与工业资本给合在一起，还不具有独占资本输出的特点。
贸易业 贸易业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最早经营的部门。早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就有不少外国资本商行。清晚期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在上海设立商行，上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投资贸易业的活动中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光绪十九年底，中国共有外资贸易商241 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41．6％①，实际上的数字远不止如此。早期的中外贸易，鸦片占一半以上。甲午战争前，外资设立商行的以英商为主。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是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
轮船航运业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商怡和洋行就在中国沿海使用小型轮船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90 页。
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一些在中国的外商洋行，为了扩大其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极力向轮船航运业扩张。60-70 年代，美商旗昌、英商太古与怡和等几家长期控制中国航运业的最大的外资轮船公司先后成立。此外，葡萄牙、德国、俄国等国也先后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到用午战争前夕，外资设立的轮船公司达14 家。同时，国际轮船航运资本也纷纷向中国侵入。到80 年代，英国有4 家轮船公司开辟了直达上海的定期航线，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也有轮船定期往来上海。
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最新的交通工具，很快就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事业。光绪三年（1877 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吨位的63％，吨位达670 多万吨；光绪十八年（1892 年）则占总吨位数的77．8％，吨位数增至2200 多万吨①。在同治十一年（1872 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轮船航运。即使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中国轮船吨位有所增加，但外资轮船增长得更快。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外资轮船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轮船总吨位数中，仍然占到70-80％的比重。
各种工业企业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虽未取得在华建厂开矿的特权，但鸦片战争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创办一些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造船厂和出口品加工企业，其中英商占大多数，其他还有美商、俄商、德商、法商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中，除去造船以外，其他工业企业的规模都较小，当时在生产上和市场上还不具备垄断的作用。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船舶修造业。它是随着外资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而兴起的。19 世纪40 年代在广州黄埔、50 年代在上海，已有几处外资船坞和铁木工场供进出口轮船停泊、刷洗和检修之用，但设备还很简陋。60 年代后，由于外资航运势力大力扩张，才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轮船修造厂出现。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和广州。其中比较大的企业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同治二年（1863 年）以英商怡和洋行为主、联合其他轮船公司在香港成立的，资本24 万元。以后又吞并了广州黄埔、香港、九龙的五家船厂，资本增加到100 万元以上，经常雇有2500-4500 名中国工人。祥生船厂是英商于同治元年（1862 年）在上海开办的，资本80 万元。耶松船厂则是英商于同治四年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较大的轮船修造厂，资本75 万元，甲午战争前，这两家船厂在上海共雇佣4000 以上的中国工人。后来两厂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合并，资本增至577 万两，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企业，完全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的船舶修造业。此外，美商在上海，英商在福州、厦门等地，也建立了一些船舶修造企业，但规模都没有上述3 个企业大。
第二类是各种加工工业。这类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商进行原料和特产掠夺的工业企业。主要有机器缫丝厂、制糖厂、硝皮厂、砖茶厂，另外还有轧花厂、蛋粉厂、禽毛刷洗厂、驼毛厂、羊毛厂以及打包厂等。这类企业数量很多，地区分散，但以上海、汉口、天津最多。其中美商的旗昌丝厂、英商的怡和丝厂、法商的信昌丝厂、德商的烟台缫丝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一般雇工500-600 人，甚至2000 人。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有相当多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1 页。
的企业大量采用手工劳动，每年获"纯利"都在10％以上，高的达24％。第三类是其他轻工业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主要有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和酒的各种食品工业，以及制药、制糖、制冰、印刷、造纸、火柴、卷烟、锯木、榨油、玻璃、铁器、洋灰、肥皂等轻工企业。这些工业企业，已不是从属于商业贸易的需要，而是具有独立的工业投资性质。此外还有自来水公司、电话等公用事业。
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急需对外输出资本。因此，甲午战争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必然会把资本输出提到突出的位置。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允许日本制造的机器自由装运入口，仅纳入口税；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捐税，并享受在中国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打开了向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通路，反映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点，标志着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又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和分割世界领土白热化的时代。帝国主义各国，都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对中国采取了分割的办法，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也为帝国主义大规模对华投资提供了条件。甲午战争以后，在洋务派、维新派的鼓动之下，清政府也开始同意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业，这也使帝国主义各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多次大规模的对华投资的机会。当时，在帝国主义的全部对华投资中，铁路投资始终是资本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项目之一。甲午战争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大约为2-3 亿美元。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投资数额急剧增加，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5 亿多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5-8 倍，到民国初年时更增加到22 亿多美元①。这期间，向中国投资较多的有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形式，主要有两种：借贷资本输出和产业资本输出。借贷资本输出，主要是政府借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种间接投资。产业资本输出，即企业投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贷款投资 清政府举借外债，开始于19 世纪50 年代。但在甲午战争前，借款数额不大，而且基本上是随借随还。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的借款结欠额为28440 万美元，其中军政借款24678 万美元，铁路借款3762 万美元；宣统三年（1911 年）的借款结欠额为38807．4 万美元。其中军政借款22019．6 万美元，铁路借款16787．8 万美元①。这其中还未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偿还日本赔款2 亿两，另外以3000 万两赎回被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又被迫赔偿4．5 亿两。这两次赔款连同利息，一共在12亿两以上。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不过8000 万两左右，在清政府早已财政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52-53 页。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186-188 页。
困难的情况下，要支付如此巨额赔款，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同时，清政府为了修筑铁路，也需要巨额资金。这一时期，比较大的借款，有以下3 笔。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的俄法借款：俄法以干涉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总额4 亿法郎（约合银1 亿两）；由6 家法国银行和4 家俄国银行分摊；以941／8 的折扣（94．125％）交付，年息四厘，偿还期限36 年；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到期若不能偿还本息，要以别项收入担保，并向俄国借款还清；如果应允他国管理、监督中国税收的权利，俄国亦得均沾。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的英德借款：俄法取得清政府第一次大贷款权后，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德两国，故第二次大借款就由英德两国借用，签订了《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1600 万英镑（合银约1 亿两），以94 的折扣（94％）交付，年息五厘，也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偿还期限为36 年。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担任。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英德续借款；借款总额1600 万英镑（合银11277 万两），以83 的折扣（83％）交计，年息四厘五，偿还期限45 年，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以及宜昌、湖北、安徽等处盐厘为担保，由总税务司派人征收。使长江中下游的厘金和盐课被英国人控制，从而使英国得以进一步控制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3 次大借款，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入，而旦也控制了清政府。以上3 次借款共合银约3 亿两，加上利息达7 亿两以上，而清政府实收不过2．6 亿多两。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数的9倍以上。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贷款投资的高利贷剥削，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而清政府的借款，也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因此，当时的借款，绝大多数没有起到什么进步作用。金融业投资 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是通过它们设立在中国的银行来进行的。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有8 家，分支机构16 处，主要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担任工商业支付的中介。甲午战争以后，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银行不再仅仅是替工商企业担任支付的中介，而是与工业资本融为一体，成为资本统治的中枢，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各种投资，就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增设银行。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1895-1913 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新设的银行就达13 家，分支机构85 处。其中日本设立4 行29 处，法国3 行12 处，比利时2 行8 处，美国1 行4 处，沙俄1 行14处，意大利1 行1 处，荷兰1 行1 处，德国11 处，英国5 处①。这些外资银行，蛛网般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对中国金融的高度控制。
为了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扩大对中国侵略，协调互相之间的利益，帝国主义各国的银行还经常联合起来，组成银行团。宣统二年（1910 年），英、法、德、美4 国银行组成银行团，亦称"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四国银行团"。
由于这个时期的银行已经与工业垄断资本结合起来，成为财政资本统治的中枢，所以，汇丰银行就成了英国在华资本的总代理人，东方汇理银行就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 年版第40 页。
是法国侵华资本的中心，华俄银行（后改为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②，横滨正金银行成为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主脑，花旗银行则是美国在华势力的中心。这些外国在华银行，掌握着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货币，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进行铁路、航运、贸易、工矿业投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贸易业投资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剧增，中国通商口岸的增辟，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资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 年）有579 家，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为1102 家，民国二年（1913 年）增加到3805 家。在这些外资商行中，除了怡和、沙逊等一些早已在中国设立的洋行外，有许多是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开设的分支机构。如英美烟草公司（1902 年）、中国肥皂公司（1903 年）、美孚油公司（1891 年）、英国钢铁公司（1909 年）等。
交通运输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并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897-1898 年）形成一个高潮，共攫取路权不下14000 公里。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包括三种权利：即修筑权、经营权和借款权。前两种属于直接投资，后一种属于间接投资。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路投资，初期着重于直接投资。这期间由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铁路有：沙俄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绥芬河），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通车；南满铁路（长春--大连），光绪十九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通车，光绪三十一年转让给日本。德国的胶济铁路（胶州--济南），光绪二十五年开工，光绪三十年通车；滇越铁路（昆明--河口），光绪三十年开工，宣统二年通车。日本的安奉铁路（安东--奉天），光绪三十年开工，次年通车。
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修筑铁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他们便主要采取借款方式，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由帝国主义各国贷款给清政府修筑的铁路有：英国借款的京奉铁路，光绪四年开工，民国元年全线通车；英、法借款的京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开工，光绪三十二年通车；英、美、法、德借款的粤汉铁路，光绪二十七年开工，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全线通车；英、德借款的津浦铁路，光绪三十四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英国借款的沪宁铁路，光绪三十年开工，光绪三十四年通车；日本借款的吉长铁路，宣统元年开工，民国元年通车；英国借款的广九铁路，光绪三十三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帝国主义各国铁路贷款，利息率极高，最多的达年利七厘，折扣在九折以上，借款佣金多的达到5.5％。
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的铁路投资，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宣统三年，中国共有铁路9618.1 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修筑的有3759.7 公里，间接投资修筑的有5192.78 公里，中国资本修筑的只有665.62 公里，仅占总数的6.9％。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进一步增开，内河航行权进一步丧失，帝国主义各国增加了对航运业的投资，在中国的外资轮船公司也不断增多，中国的航运业进一步被资本主义所垄断。从光绪十八年至民国二年，外国资②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40 页。
本又在中国新设15 个轮船公司。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商船吨位，光绪十八年为2944.1 万吨，到民国二年增加为9333.5 万吨①。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吨位中，光绪三十三年时外国轮船占到84.4％的比重，中国船只占15.6％。甲午战争后，由于日本航运业投资的扩张，打破了以往英国轮船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形成英、日在中国航运业平分秋色的局面。
矿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争夺铁路权利、划分势力范围以外，还展开了对中国矿山权利的争夺。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元年，帝国主义各国掠夺中国矿区的条约、协定、合同等，据不完全统计，就不下40项。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各国开采中国矿藏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他们就采取贷款兼并、骗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了许多原属于中国资本开采的煤铁厂矿。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德国夺取山东德华煤矿，义和团运动时英国骗取开平煤矿，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比利时资本侵入直隶临城煤矿等。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重要的外资矿厂共36 个。光绪三十二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煤矿业的投资为2368.2 万元，占全中国中外煤矿投资总额的84.8％①。
这个时期的中国新式冶铁工业，也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第一个近代铁厂--汉阳铁厂，光绪二十九年由日本兴业银行贷款300 万日元，利息六厘，规定30 年内每年必须售给日本6 万吨矿石。光绪三十四年，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又从日本贷款200万元。当时中国的唯一钢铁企业，成为供给日本重工业原料的基地。
其他工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由于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遂在中国纷纷开办工厂。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较大的工业企业就达104 家。这些企业，平均资本在10 万元以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工业投资，除重工业的矿冶业外，主要是轻工业的制造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
棉纺织业本是中国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甲午战争后，英、美、德3 国首先在中国投资建棉纺织厂。20 世纪初，日本相继侵入中国棉纺织业。到民国二年，在中外纱绽的总数中，外资厂的纱绽占41％，而中国纱厂的占59％②。中国纱厂的纱绽和布机数虽然稍占多数，但大都是小厂，而外资棉纺织厂都是大厂，且在资本、设备、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等，均优于中国纱厂，因此，外国资本在棉纺织业仍占优势。
食品工业也是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部门，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的扩张，也落后于外资食品企业。甲午战争前，外资食品工业已有31 家企业，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年，又增加了70 家。其中主要是面粉业和烟草业。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外资在中国设立的面粉厂，就有43家。在烟草业中，外国资本垄断势力也十分突出。光绪二十九年英美烟草公司成立后，就一直是中国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垄断者。
此外，帝国主义各国在缫丝、榨油、火柴、碾米、造纸、肥皂、啤酒等轻工业部门，也都有不少投资，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垄断地位。
总之，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代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 年版第41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 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 页。
替了过去的以商品输出为主。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通过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采取输出借贷资本的方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另一方面通过输出生产资本的方式，直接在中国经营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等行业，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它在本国的企业利润，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贷款的利润又高于它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在甲午战争以后的20 多年时间里，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扎稳了脚根，而且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支配力量。它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完全形成的标志。
（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条件下，随着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之一。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贸易中，而在农业中没有什么发展。
19 世纪后半叶，由清政府洋务派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早期形式。其产生和发展已在前文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已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又有一些商人、华侨、官僚创办机器工业，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1。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要有大批有人身自由而又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出现，形成劳动力市场；又要有少数人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因此它又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来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时，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由于当时自然经济还未解体，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在地区范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很狭小，发展也十分滞缓，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侵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才开始进行，由于这个过程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它的速度缓慢，过程不明显，发展不典型，不像早期资本主义的英国那样惊心动魄。
①商品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规模侵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从而导致了国内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原来不需依赖市场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转而必须依靠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纱、棉布、铁器等），不再可能依靠自己的家庭副业自给自足了，他们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生产部分为了交换的农产品。农民与市场越来越多地发生联系，使得商品的流通量急剧扩大，商品的种类也迅速增加。这时的市场就远远超出了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时的商品市场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被突破，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迅速形成。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内市场的条件。
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是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农民所需的日用工业品主要来自外国，所出卖的商品也主要是为满足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所以自然经济解体后扩大了的商品市场，不仅是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外市场的条件。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并不广阔。在国内市场上，中国资本主义远不如外国资本主义地位优越。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除纳5％的进口关税外，只纳2．5％的子口税便可通行无阻。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则仍然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而且国内市场主要被外国资本主义占领后，也不可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较多的余地。中国资本主义只能在外国商品占领市场的缝隙中寻找市场。从国际市场的条件看，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是在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打击和竞争之下，中国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此外，因为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很不彻底，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也使得中国很难形成超越地方性规模的商品市场。
尽管中国在清晚期后，扩大的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既不能占领广大的国内市场，又不能开拓广阔的国外市场，因而其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方向。
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出现失去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但在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还很缓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大大加速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促使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造成自然经济解体，直接促使城乡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沦为雇佣劳动者；也使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使一部分农民破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也迫使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比如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左右，中国进口的洋纱洋布，约等于当时手工纺织工人8 亿个劳动日的产量，也就是说，一年中被洋纱洋布排挤的中国城乡手工业者就达200-300 万人之多。再如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土地兼并，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城市，形成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批"流民"。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特别是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以后，中国失业破产的过剩劳动力数字相当庞大，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劳动力相当充足。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和西欧资本主义刚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不一样，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劳动力过剩。也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过于广大，可供雇佣的劳动力过多存在，因而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特别低下，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极为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对机器和先进技术的使用，使资本家尽可能地采取压低工资、多雇人力的手段，来扩大再生产。
③货币财富的积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货币财富的积累也随之增长。鸦片战争以前，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用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以及购买土地、经营商业高利贷活动，从事封建剥削。清晚期以后，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外国侵略者手中，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进行货币积累。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积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赋税剥削。这是封建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人民进行的超经济掠夺，如田赋、盐税、厘金等其他苛捐杂税。清政府官办工业的全部资本，官督商办工业的官方垫款和借款，官商合办工业的官股，大都来源于此。
封建地租。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历来就很苛重，封建地主，特别是那些大官僚地主，通过提高正租、押租和地租折价等办法，加强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也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
买办佣金。买办资本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形成的特殊资本，买办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在流通领域充当中间人。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最快和最大限度地谋取侵华利益，往往用很高的佣金收买拉拢买办。买办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由于他们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经纪人，较早取得了一些经营资本主义的知识，具有投资的经验，因而他们投资近代工业也最早。
商业利润。商人资本在中国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前，商人手中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尤其是盐商和茶商。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经营外贸的进出口商和官商，积累了巨额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