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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从心选择的智慧>
代序和前言 对话李开复（1）
代序对话李开复
2009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外地出差的我们得知了李开复离开谷歌，自己创办创新工场的消息后，给李开复发了条短信表示祝贺。一分钟后，我们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慢条斯理但充满激情：“我是开复，林军，你在北京吗？来参加我的新公司新闻发布会吧，我们也很久没有好好聊一聊了。”当得知我们在外地出差无法赶到的时候，李开复和我们约定一个时间进行电话交流，于是有了下面关于创新、关于互联网、关于从心开始的对话。
林军：我记得第一次和你深谈，是2000年秋天，你从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卸任，即将离开中国，回到西雅图，我和你当时讨论最多的是美国和中国哪里的机会大，哪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李开复：对啊，我还记得你和我讨论出国的问题，我还以为你当时想让我写推荐信来着（笑），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过，中国的机会，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中国有很大的机会，你还和我谈起了互联网可能存在的机会，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大家都很怀疑。
林军：我记得你当时感慨，你是一定会回来的。不过，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你还是谈了你对.NET的一些设想和你对互联网发展的一些展望。
李开复：是的，我一直对互联网有很强的兴趣，我很希望能在互联网上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应用出来。对了，你的新书《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卖得怎么样了，我看了全书，很棒的一本书。我还想找时间和你再讨论互联网呢。
林军：我也很想和你继续讨论你和互联网之间的故事，半年前（2009年4月）在清华科技创业园谷歌的办公室里，我们更多讨论的是谷歌的这四年，没有和你更深入地讨论你和互联网之间的渊源。
李开复：我接触互联网蛮早的，如果从发email开始算起，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用互联网了，如果从浏览器时代起，那应该是1993年前后吧，那时还没有航海者（Navigator），我记得我在苹果期间还给过安德森（网景的创始人）所在的伊利诺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NCSA）一些资助，因此，对浏览器开启Web时代，我算较早的那一拨人。
你（也许）不知道啊，当时在硅谷，网景是怎么样地迅速崛起，它给了微软很大的压力，也就是网景的表现，让我意识到互联网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颠覆。
林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
李开复：在之后我服务的每个公司里，互联网项目在我的计划中总是位于最前端。
林军：你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个公司是苹果。
李开复：对，苹果，但不是博士一毕业，是做了两年助理教授再去的苹果。那时苹果虽然乔布斯不在，但依旧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公司。在苹果期间我主导开发了著名的QuickTime，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多媒体开放架构，能够处理许多的数字视频、媒体段落、音效、文字、动画、音乐格式，以及交互式全景影像的数项类型。简单地说，可以用QuickTime这一互联网上功能强大的数字媒体技术架构做直播以及其他应用。
林军：那在SGI呢？
李开复：我在SGI领导一个研发团队开发了一个非常酷、非常棒的三维浏览器，这个真的很棒，直到今天，这个产品和相关的技术还具备相当的领先性。你一定知道，这个是很棒很酷的应用。
林军：但在苹果和SGI，你的这些很酷很炫的应用都没有拯救公司，之后你去了微软，帮这家公司建立了中国研究院？
李开复：对，微软和苹果、SGI都不同的是，它的研究和产品开发是分开的，它有自己的研究院，而我也觉得自己擅长做研究，而且我又想回到中国，于是，我回到中国帮微软做中国研究院。
林军：你也和我分享了你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美好日子，那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可以这么说吧。
李开复：这的确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让人终生难忘。
代序和前言 对话李开复（2）
林军：你离开中国（即被微软调回西雅图）之后，是不是一直很想回来？
李开复：是的，我离开前的感觉还不是特别强烈，但离开得越久，我的感觉就越强烈，每次有同事从北京或上海回微软总部述职，我都会请他们吃饭，和他们一起分享中国的进步和变化。
林军：你还给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写信。
李开复：因为我发现，让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中国的大学生们，他们足够聪明，也很勤奋，但他们在认识自我和看待外面世界的时候并不总是那么有智慧，因此，我想把我的一些经验，通过写信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林军：你预想没预想到你会如此地受欢迎？
李开复：没有想过，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我后来写书、办“我学网”、到大学里演讲，都是不求回报的，我更多的是想帮助他们，他们（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国家的基石。
林军：你2005年来到谷歌中国，也与这份对中国的情感有关。
李开复：是的，这里面的故事很多，你上次问我的时候，我也和你讲过一些，但这些纷争之外，回到中国的渴望和更好地帮助中国大学生的愿望是我离开微软、加入谷歌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军：回到中国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李开复：给谷歌中国选址。之前有计划要把中国的总部设立在上海，我听完后把这个决定给修改了，把总部设在北京。
林军：为什么呢？上海也不错啊。
李开复：上海很棒，现代化程度很高，生活起来很不错。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政府关系方面有地利。北京有更多的高校，有更多的人才。在北京，我们有两个选择，清华科技园和融科资讯中心，融科当时已经有联想和英特尔入驻，我觉得与联想和英特尔做邻居也挺酷的，但到底还是离清华和北大的学生远了一些。我发现，清华的学生一听是去英特尔的话都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打车麻烦”。
林军：的确，如果在清华创业园里，那很方便，走几步路就到了。
李开复：清华科技园还开出了一个让我当时无法拒绝的条件：Google在清华科技园的办公楼里将会有一间厨房。所以当施密特问我“是清华，还是融科”的时候，我的回答是：“首选清华，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地方给我们厨房的话，我首选厨房。”
林军：回到（谷歌）中国后，想没想过要遇到这么多挑战？
李开复：遇到的困难的确很多，最困难的是2007年4月雅虎邮件门事件，美国国会山不仅要雅虎去听证会，谷歌也要去听证，当时的压力的确很大，最疯狂的说法是当时要放弃中国，关掉谷歌中国的分公司，再加上之前的牌照问题。我去找CEO施密特，施密特说，如果到了最极端的情况，谷歌也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工程研究院，将当时招募来的诸多优秀工程师转到这个机构里去。
林军：我采访过很多谷歌中国的工程师和员工，他们都说，开复的沟通能力是谷歌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所在。
李开复：这更多是因为我很重视，也知道怎么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沟通吧。我们经常把工程师从北京派到美国去，同时也经常请一些工程师从美国到北京来工作，这个在初期频率很高。我自己也经常是两地飞，谷歌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思考问题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未必能在中国适用，所以，我们需要从中做很多解释，这很难。但其中也是有技巧的，你可以提供多个选择，引导对方按照你的逻辑选择出你想要的那个结果。重要的是，你知道美国那边是怎么想的，而中国这边最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中间的路径选择并不是最难的。
林军：我们还是来谈一谈你的新工作——创新工场吧，这是不是一份很让人兴奋的工作啊？
李开复：是啊，很让人兴奋，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林军：是为什么？是因为创新？还是因为互联网？还是因为能帮助很多年轻人？还是……
李开复：都有吧，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在中国还没有先例，没有成功的先例，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又很需要，我做的事情看上去是天使投资，但不完全是，更多是孵化器的概念。在（创新工场）里，我可以把有想法、有技术能力的年轻人的各自特点组合起来，做出好的产品，然后帮他们找CEO，帮他们谈投资，谈合作，引进商务资源和公共关系。
林军：你不当他们的CEO，而是帮他们找CEO。
李开复：我做不过来（笑），我帮他们找，也可能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团队的leader(领导人)，也可能从外面找。
林军：这几天给你递商业计划书的人很多吧，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的商业计划书项目呢？
李开复：哦，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不投已经成熟的项目，我只招募希望独立自主创业的人和团队，我欢迎带着想法和创意而来的创业者来和我谈，但我不是投项目，我是投人。
林军：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和创投家参与你的这个计划。
李开复：刘环宇、郭台铭、柳传志、俞敏洪，他们都很支持我。
林军：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把你之前在高科技领域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把你在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三个公司苹果、微软和谷歌所做的创新实践，把你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累积的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把你在中国大学生里所积累的声望，把资本对创新的追逐，以及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创新国家所迸发的势能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你从“心”开始的一个选择，这让你能更好地找到自我，也能更好地改变世界。
李开复：谢谢，希望未来的创新工场会不断给你惊喜。
代序和前言 关于本书
前言关于本书
2009年3月的一天，在华侨城92度咖啡馆，林军和我聊起2000年他如何“混进”李开复离开中国的告别会，与李开复合影的趣事，突然他停了下来，若有所思：“要不我们写一本李开复和Google的书吧。”
这就是这本《李开复：从心选择的智慧》最初的由来。一开始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老公司的同事以及通过行业中的关系，了解Google在中国的故事；林军专门跑了一趟北京，采访李开复等Google高层，之后还做了几次电话采访，手头的资料也慢慢多了起来。
但是，到底是写一本李开复的书，还是写一本Google的书，或是写一本李开复和Google二者兼有的书，我们一直在摇摆之中。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了李开复身上：在Google任职的这四年间，李开复已经成为Google中国的精神领袖和标志；而相对于Google这个外来和尚，李开复显得更有亲和力，无论是他作为顶级经理人的职业经历，还是作为中国青年思想导师的影响，都有着更多值得去书写的东西。
正当我们进行本书的写作的时候，9月4日，谷歌中国宣布，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正式辞职，将于9月中旬离开谷歌独立创业。此时我们这本书的写作已近尾声，在与蓝狮子编辑王留全沟通后，我们更改了本书的结构，并在9月9日对李开复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加入了创新工场的章节，正式将本书定名为《李开复：从心选择的智慧》。
相比较自传中对他人生经历的详细描述，我们这本书的关键词有三个：心、选择和智慧。
“从心开始”这一名字来自于2007年的美国电影ReignOverMe，直译应为《支配我》，但大多数人更喜欢《从心开始》的译法，因为一颗自由的心是不能被支配的。这是一部关于友情的电影，以“9·11”为背景，述说了一个以友情解救一个灵魂最终走出自闭症的阴影的故事。故事既是从心开始，亦是从新开始。而不管是从心开始，还是从新开始，都是对李开复当下所做一切的最佳诠释。
在李开复种种值得书写的内容的背后，更值得去描写的是他如何利用自己的选择，一步步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虽然我们说结果很重要，但过程才是可以复制的，也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在某个时间点上看结果都是一时的，只有了解了一个人到达这一结果的过程，才能知道他的未来是否可持续，是否值得我们学习。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门道就是李开复选择的经验，善用这些经验，或许可以让不少人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关键词“智慧”则是李开复给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留下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智慧并不是天生的，就像李开复在刚到美国做小留学生时，曾经被老师认为是一个“数学天才”；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台湾与美国在教学上的差异让他提前接触到一些东西而已。他之后走的路也有过曲折，例如选读法律和不甚成功的职业生涯开端，但却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李开复做到了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沉淀，才形成了今天的智慧。
在这三个关键词中，我们认为“选择”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因此本书的重点也就落在了李开复在人生关头如何进行选择上。无论是在笔者与李开复的交往过程中，或是阅读李开复写的一些文章，都可以感觉到选择对李开复的重要性。
在11年前，当李开复追随他心中的选择来到中国，刚刚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时候，“李开复是谁”，即便对很多业内人士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在短短两年里，李开复就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建设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这可谓是李开复的翻身之仗，他也因此走出了在苹果和SGI失败的阴影，升任微软第一位华人副总裁，成为比尔·盖茨的七人智囊团之一，成功地树立了跨国公司华裔职业经理人和年轻人生导师的光辉形象。尤其是后者，李开复以演讲、写信、出书、采访等各种方式不断地帮助中国青年，并在回到在美国的微软总部后寻找机会重返中国，这一选择也让他在中国青年心中的声望更上层楼，其“青年导师”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力也逐步超越了“职业经理人”，并最终让他作出了离开Google和创立“创新工场”的决定。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正是昨日的选择成就了今日的李开复，在此过程中，在几个关键点上的选择对他人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如果说李开复的选择是让他赢得中国青年尊重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这本书则是希望通过对李开复在人生不同过程中如何遵从内心，进行选择的经历的解剖，给予这本书的读者更多的启迪。
如李开复在《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中所说：“我没有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对成功的认识竟然如此片面和肤浅。”年轻人在人生的路上难免会有许多困惑和迷茫，这是李开复之所以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中国的青年学生的原因。而借鉴李开复的经验，尽可能地帮助读者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希望这本书能像李开复一样，对他一直热心帮助的青年朋友们有所助益。
创新工场：李开复最心选择 创新工场：李开复最心选择
创新工场：李开复最心选择
2009年9月7日上午，清华科技园最豪华的会所“启迪俱乐部”里，涌进了100多名记者，他们在共同等着一个人出现。
十点一过，这个人准时出现，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长着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番儒雅之气，金边眼镜后的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自信和聪慧则让人感觉此人非等闲之辈。在闪光灯的簇拥下，他朝着记者们（这其中一多半是他的老熟人）不断地点头和微笑，这个面容亲切随和的人就是李开复。三天前，他对外宣布自己从谷歌中国区总裁的职位上离职；今天，他在这里宣布他的新公司成立。
此情此景，让很多到场的记者恍惚，因为这里离谷歌中国只有几步之遥，这里也曾是谷歌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场之一。
不过今天，李开复身后的背景板不同了，不再是绚丽的“Google”，而是一个散发着橙色光芒的灯泡，和让人稍有些费解的四个字：创新工场。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人生的道路。”李开复如此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转型。
在两条路的分岔口，李开复作出了人生中最大一次的从心开始的选择，不仅告别了20年职业经理人生涯，成为一位创始人，也从管理者转型为投资者，通过“创新工场”，成为嫁接中国“知识分子”和资本市场的桥梁。
李开复又一次作出了“从心开始”的选择，这一次，比以往的每一次都要漂亮和圆满。
离开谷歌，李开复不带走云彩
跨国公司在中国要想取得成功，或者说，职业经理人要想靠领导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赢得行业上下的尊重和认可，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有着清晰理念和强悍文化的全球总部，另一个是本土市场和本土市场上的群狼们。过去如此，现在，互联网时代，亦不过时。
具体到Google公司，其要想进入中国，就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诸多限制性条款，但这在某些方面与Google本身的价值观是存在冲突的。总部对谷歌的制约还在于，决策机制太慢，链条过长，这让Google中国反应不可能像对手那么迅速和灵敏。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Google所面临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和美国大不相同。让Google下定决心进入中国缘于这样一个事实：五名身在硅谷的工程师于2000年开发的中文版Google，不费一兵一卒，攻城略地，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打败雅虎，成为中国搜索用户中的第一品牌，那么如果全力进入呢？
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在2004年后的爆炸性增长，使得中国互联网用户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精英和草根两个阵营。百度的迅速崛起，与其面向草根网民不遗余力的市场推广和商业实践大有关联。而这些，让李开复和他的谷歌团队，接受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与李开复同为中国区联席总裁周韶宁和Google亚太区市场总监王怀南的相继离去，与李开复在2006年执行的招聘策略关联紧密。由于招聘的学生要到这一年的9月才能全部到岗，加上到岗后还需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因此，整个谷歌出现了无米之炊，在2006年面对百度的高歌猛进，谷歌几无还手之力。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错过了2006年对百度的短兵相接，也就失去了把百度一下子击溃的可能。
祸福相依，正是因为无法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市场上打败百度，所以，谷歌反而能制定以守为主、防守反击式的运营策略，聚焦在搜索技术的改进上，同时，广泛地采取各种形式的合作，或提升流量，或增加收入，并美其名曰：等待对手犯错。
这个机会还真的等到了，2008年年底，百度相继陷入“三鹿公关门”、“虚假医药门”事件，被中央电视台等诸多媒体报道，百度的社会声望和公众影响力一下子跌落冰点，这无疑给了谷歌新的希望。
回到大家一直讨论的谷歌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其实也在2008年年底得到正解。一是经过两年的队伍培育，谷歌开始有了一些本土化的尝试和实践，虽然比起对手还远远不够，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Google的全球研发体系所蕴涵的智慧和能量惊人，这让Google中国多少也能受益；二是本土化市场的强敌在排山倒海的公众舆论面前不得不开始有所收敛，这让Google中国不至于面对强敌的紧逼而阵脚大乱(Google中国其实也乱过，它在中国市场的诸多收购也不能说都是成功的)，而对应的，对手的失误让谷歌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三是李开复本人，其实施的以守待攻、等待对手犯错的策略不仅让谷歌在与对手的竞争中重新扭转战局，也让其本人的声望又一次攀上高峰。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随着谷歌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李开复的作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李开复本人也难以找到之前的那种兴奋和激情。
更重要的是，谷歌是个有着强大价值观的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初，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李开复使这家公司既能坚持其价值观，又能很好地在本土化之间寻找平衡，但随着谷歌在中国的渐入佳境，谷歌过于强势的价值观与中国互联网特有的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这让李开复多少有些左右为难。
与此同时，李开复本人多少也有些累了，自李开复上任谷歌中国区总裁之后，围绕李开复的负面新闻不断：从最早的微软和谷歌之间的那场世纪官司，到“牌照门”，到“三驾马车”的分崩离析，再到“漏税风波”，到2009年的“Google涉黄事件”。李开复在谷歌中国的四年里，每年都有大事件，而围绕李开复离职的传言则从不停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这多少让李开复有些疲惫。熟悉李开复的人都知道，在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实则激情澎湃，他是一个更适合去不断开创新的事业的人，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灭火”上。这个时候的李开复，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作出新的选择。
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三次遵从内心的选择成就李开复 三次遵从内心的选择成就李…
三次遵从内心的选择成就李开复
“Ineedtofollowmyheart.”
这是2005年7月5日，李开复走进他老板的办公室说的第一句话。为了这句话，微软与Google两大巨头不惜对簿公堂，一场对李开复的争夺就此展开。这场越演越烈、被业界广泛关注的官司事后被认为是微软针对Google越来越猖獗的挖角行动所表示的姿态。作为Google从微软抢走的级别最高的雇员，李开复必然成为全方位法律纠纷的首要目标。在此后的法律进程中，李开复在宣誓作证的时候说，微软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Rashid）曾经劝告他说：“你不应该走。如果你离开，你的境况将会令你很不愉快。”
尽管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但是这场官司对李开复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他回顾起2006年Google中国所面临的诸多误解和困难时，他说：“应该说，经历了2005年的官司，我对外界的判断改变了，打官司的时候会看到更多误解的存在，当时我所碰到的困难远远超过其他的事情。”
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李开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身居高位的李开复离开工作了七年之久的微软呢？或者如同李开复所说，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勇于去追随自己内心的选择呢？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有的人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选择，他的生命也因此变得一文不值，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有的人谨慎而明智地对待选择，因而他道途通达，事业顺遂。选择绝非一件易事，它如同一场考验，在检验着每个人的见识、能力、志向和决断。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说明李开复是如何面对抉择的。
1998年，微软CEO斯蒂夫·鲍尔默访问中国，有一天下午原定与李开复一同拜访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但那天上午微软研究院还安排了一个面试，其中有一位很优秀的博士，把李开复、沈向洋一帮聪明人提的四个难题答对了三个半，于是李开复就告诉鲍尔默，“你自己去见总理吧，我要去见学生。”结果那天下午，他真的把见总理的时间全部给了这名博士。
易地而处，或许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见总理，但是李开复的逻辑很简单：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而总理并不需要他在场。
面对选择，人们一般总会有两种声音：一个是来自头脑的声音，一个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头脑会告诉你，你要理智，你要慎重；但内心会说，这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选择，那只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合适的选择。
追随内心的选择，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一种向上的动力。
在李开复成长的路上也有过许多重要的选择，例如四岁时向父母争取提前读小学、在大学时从法律系转到计算机系，但毫无疑问，他在职业发展中的三次遵从内心选择至关重要，也正是这三次选择成就了今天的李开复，成就了他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和在中国学生中的地位。
Hello，World！
1988年，在取得了“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突破后，李开复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李开复的恩师瑞迪教授的力荐下，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一改传统做法，挽留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有着良好商业意识的瑞迪教授将李开复的研究成果做成了一个软件，并以每年10万美元的价格许可给一些大型商业机构，当时IBM、Apple、Microsoft等10多家公司都在当年就购买了技术许可，李开复也成为各大公司瞄准的目标，但李开复还是听从导师的意见留了下来，从而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这对李开复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在读博士的时候，李开复一直把瑞迪老师当作自己的楷模，所以他觉得这个工作很好，留在学校，可以很自然地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走老师曾经走过的路。但是后来李开复发现，许多教授都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了如何获得终身职位、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学生、怎么样去发表论文等上面。包括自己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怎么找经费、怎么写论文上面。虽然他的论文一篇一篇地发表，但都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产品”。
在那段时间里，李开复自己也感到很困惑。自己这样的选择是否错误了呢？
如果你了解李开复在大学时从法律系转到计算机系的场景，你就会发现，此时李开复的处境与当时又是何其的类似。正是老教授在哲学课上对“makeadifference”——也就是对“影响力”的阐述，才使得李开复萌生了转系的念头；而此刻，李开复感觉，虽然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是世界顶尖的，但这个工作已经逐渐地偏离了他的期望，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太小，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如何追随内心的想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也成了李开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真正让李开复看清楚自己内心想法的是在1990年的一次旅行。当时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奖学金，李开复拿了这个奖学金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更是让李开复对中国有了更清晰的印象，给李开复留下了经久不褪的烙印，这种始终贯穿他一生的中国情结，也使得他在日后两次回到中国，为中国的青年作出了表率和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李开复在北京四五所高校还有中科院为学生们做了很多场演讲。事后李开复颇有感触地说：“我感触最大的是当时我29岁，可学生大都是25、26岁，几乎是同年龄的人，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他们和我一样的聪明，比我更努力，同样是炎黄子孙，只是我个人有幸在美国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我希望尽我的力量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能够尽快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也可能是我感触最大的事情。”
这次中国之行深深改变了李开复。从中国回来后，他的心里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那就是，现在在学校里做研究固然是好事，但对社会的价值并不那么直接。而他希望去做一些直接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研发一种很多人都会使用的技术或产品，或是去帮助学生发掘他们的潜力。相对于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做研究，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教授”，这才是李开复内心真正渴望要做的事情。
就在李开复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希望能够更直接去参与社会的时候，苹果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先是给李开复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
当你脑中出现一个思想，也会吸引其他同类的思想过来。那段录像不可避免地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感觉到，制作这段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这也正是他努力要成为的类型。后来李开复才知道，这段录像的制作者名叫阿兰·凯，他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
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被称为“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开复把这段录像反复演示了30次，他也日益相信，苹果公司所做的事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而苹果公司也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
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那位副总裁告诉李开复，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他们请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的家里游说，还给他和他的太太送鲜花。这一切让李开复觉得很有人情味，他的心已经不知不觉地偏向了苹果。
在那个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人，而是4037人。尽管“Windows2.0”已经诞生，但这并不是一项成功的产品，大家还是在用DOS，而苹果看上去比微软更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因此，当苹果最后来找李开复，问他：“你是要改变世界呢，还是用你的余生写那些论文？”李开复毫不犹豫地就作出了选择：加盟苹果。
就这样，李开复放弃了在大学成为“知名教授”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当年放弃法学院的学分改学计算机一样，人生中这两次勇于放弃的经历，都使李开复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追求和兴趣所在，让他更有激情去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放弃那些自己缺乏激情的东西，得到的却是自己主动追寻的事业。
从象牙塔到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这对李开复来说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或许当时他的心情就像许多学计算机的学生在他们编写自己的第一个程序时，怀着虔诚而激动的心情敲下的那一句——
Hello，World！“Hello，World！”程序是几乎所有计算机语言教材中供初学者学习的第一个程序，通过程序在显示设备上打出“Hello，World！”字样。这一程序因为足够简单，可以让没有任何基础的初学者在教师指导下或者根据教材学习而被广泛作为范例。
启示遵从内心的选择
人的遭遇和命运实际上是每个人一次次选择积累的结果。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生由无数次的选择构成，有的选择一生未必能碰到一次，有的选择天天都存在，时刻都在考验着人。那些日常的选择看似毫不起眼，但却实际地主宰着你的心绪、情感，不知不觉地决定和影响着你的发展；而那些关键的选择，更是可以直接改变你的命运。
在需要作出决定、选择之时，很多人都依赖潜在的意识、固有的经验和他人的说教来判定或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外部或内部事物都会一定程度上将内心所要追随的东西掩藏起来。
有一个蜜蜂的故事，说的是将几只蜜蜂同时放在一只玻璃瓶里，将瓶子平放，瓶底对着窗子，最后的结果是蜜蜂不停在瓶底寻找出口，直至累死。蜜蜂喜欢光亮，坚定认为出口在有光亮的地方。我们并不去考证这个故事的准确性，故事的本身说的是蜜蜂在其惯势思维下积极寻找新的出口，结果却被自己的习惯所左右并最终累死，从而失去选择的权利。
人不同于蜜蜂等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思考，没有经过思考而是一味地遵从内心，那只是盲从而不是合理地选择。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在李开复的例子中，在经历了在苹果和SGI不甚成功的职业生涯后，李开复对自己重新作出了审视，在经过思考后选择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来到中国，他本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伴随一生的重要决定，譬如选择学校、选择朋友、选择伴侣等，任何一项选择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从长远上影响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如何追随内心进行选择，李开复选择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1.对事物进行系统认知
任何行动的本身都是由思想观念主导的，做一项决定也如此。就拿简单的购物来说，你需要去比较、去体验，在购买的过程中逐步健全自己的想法，并最终作出决定。在做选择的时候利用穷举法对事物各种方面进行比较，并得出最佳的选择方式。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但在认知的基础上加以选择，认定选择走哪一条路才是行动本身所需达到的目标。
2.学会放弃
因为有了选择，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畏首畏尾、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因为有太多的短期诱惑在诱导，这样容易被迷雾遮住眼睛从而失去方向。这时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事物的发展方向，从长远角度观察和评定事物，从而作出明智的选择。
在选择的过程中，要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确定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然后将资源投入到自己的目标上，并使选择和目标一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放弃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从而减少负面的情绪。放弃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大智慧。
3.选择即是被选择
一首名为《选择》的诗有这样一句：“人怎样地选择世界，世界就怎样地选择人。”这句话将选择的辩证性讲述得恰到好处。我们选择的时候同样被选择，选择的双向性决定我们需要无时无刻都对事物有深刻的认定。在选择这一过程中，选择的主体同时扮演着选择的客体这一角色。因此，在选择过程中的平和心态是很重要的，保持一个良好心态，这样比较理智且在人生的旅途中会少走弯路。
人生愿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前提 人生愿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
人生愿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前提
对于像李开复这样有能力的人来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或者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当有了选择能力的时候，如何选择。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李开复职业生涯中的三次追随内心的重要选择成就了今天的他，但是，如果不是李开复有一个明确的人生愿景在指导着他，所谓的追随内心也只不过会是水中月镜中花。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晋惠帝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一年闹大饥荒，官员汇报百姓无粮可吃，饿死了很多人。这个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痴皇帝很惊讶地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话，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们在作出选择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要追随你的内心，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对于一个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对未来迷茫的人来说，就如同上面的笑话一样，这种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
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需要明确的人生愿景做指引。南辕北辙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没有选择对明确的方向以前，单纯谈速度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甚至有时等待优于行动。没有明确选择的行动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瞎折腾”。瞎折腾的结果就是无序导致无效，这也是为什么会说，选择比努力重要。
当然，李开复也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愿景有了明确的认识，例如在申请大学时，他只是简单地觉得自己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于是申请了法律专业，但在真正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毫无兴趣，这让他走了一些弯路，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迅速地发现了这条路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于是调整方向转学计算机，才有了他今天的辉煌。
“我看到，我来了，我征服”，这是公元前47年，恺撒大帝在攻打小亚细亚吉拉城大获全胜后说的一句话。只有先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并着手去做，才能达到目标。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始终不能回答我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这样最基本的人生命题，就会陷入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追随李开复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地树立自己的人生愿景，创造最有价值的人生。
墓志铭与人生愿景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你这一辈子拥有什么，而是看你能为世界留下什么。”在李开复打算在中国创立一所世界级非营利私立大学的时候，来自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先生让李开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谛。
2003年到2004年，当时的李开复找了很多富豪，希望他们能够捐赠这样一所大学，许多富豪都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是只口不提捐赠的事；唯一例外的就是郭鹤年先生，他不但对这个计划非常支持，愿意出一笔钱来促成这样的私立大学，而且让李开复感触最深的是，当时李开复对郭鹤年先生说，你出了那么大一笔钱，这所学校应该用你的名字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命名。但郭鹤年先生没有答应，他对李开复说，我知道你大学的资金会不够用，你拿了我这笔钱创立大学，有一天资金不够，但是这学校已经用我的名字命名了，那别人怎么捐钱？所以你一定要起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比如用地名或者用历史的名字来起名，当以后那个捐钱的人要捐钱的时候，你应该用他的名字来冠名这个学校。
郭鹤年先生的举动说明了，他做这个慈善是为了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而不是为了从中间来获得更多的名或者利，郭先生说的把命名权留给别人的这句话，让李开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谛——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财富的多少，而是真的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事情，留下了多少。
对这件事情，李开复最大的体会是，人生的理想可以用一个墓志铭来描述。如果一个人一生留下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就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墓志铭，墓碑上那一两句掷地有声的话，才是他希望这个世界的其他人能够记得、怀念的东西。因此，墓志铭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理想、一生的追寻，和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所留下来的东西。
“在我接触中国的学生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墓志铭是：把复杂的技术做得让人人可以使用。但是，当我发现我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通过写作、网络、演讲，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找到他们自己的路，自己的心。如果今天我只能刻一句话，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不是说李开复是科学家或企业家，而是说李开复是一个热心教育者，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经过写作、演讲、网站，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亲切地叫他'开复老师'。”李开复如是说。
在接受《财富人生》节目访谈时，李开复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把繁杂的技术做得让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第二种职业是能够帮助大批的年轻人或者学生，让他们能够更快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在这两个职业中，前一个职业是李开复的本职工作，人在职场，李开复不可避免地更换了好几份工作，到现在他已经先后在苹果、SGI、微软、Google等公司身居要职，但后一个职业，李开复却是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变过。
如果说作为职业经理人，为企业创造价值是李开复的本职工作的话，那么作为青少年的导师就是李开复在本职工作之外愿意去奉献一生的工作，而且，李开复是真正喜欢做青少年导师的这份工作，自1998年以来，他曾先后给中国学生写过七封信，在大学校园里做过数百场演讲，甚至将在谷歌工作的20%可自由支配的工作时间专门拿来与学生沟通。
李开复之所以会为自己设定这样的人生愿景，并能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很大程度上还是与他在大学修读哲学系课程时老师对“makeadifference”的解释的长远影响——想象一个没有你的世界，让有你的世界和无你的世界作对比，让世界由于你的态度与选择发生有益的变化，这就是人生存在的哲学意义。将人生的影响力最大化的人生态度为李开复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与世界观，也使得李开复一直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做最好的自己。尽管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目标却从来没有变过。
启示达成人生愿景所需做到的
达成人生愿景所需做到的“愿景”一词来自于英文“vision”，其含义包含有“愿望和远景”两重意思。通过对愿景的描述，观察到未来的机会和蓬勃的远景，才会产生“必然如此”的企图心以及愿望。相比“远景”，“愿景”的提法更强调行动，只有愿意采取行动，才能达到目标，由此揭示出梦想与愿景的差别在于是否有企图或决心，是否有实践或行动的意志，前者是坐而言，后者是起而行。
除了“愿”字，“景”字也颇为贴切。“景”代表了达成目标的结果，不了解愿景的起因，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盲目地跟随，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险尤甚于不行动。目标与行动分开，就使得愿景失真，永远无法达到目的。
“我们无法改变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无限拓展生命的宽度。”李开复的人生经历证明了他无愧于这句话。拥有精彩的人生，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拥有美好的人生愿景就是不仅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质量。让自己的人生得到丰富，才能对周围的人有所贡献，对社会有所贡献。
人生愿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前提 人生愿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人的人生愿景也不尽相同，几乎没有两个人的人生愿景是一模一样的。然而，我们可以总结达成人生愿景所需做到的共同规律，用于指导我们的行动。
1.善于学习，不断超越
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泛滥，充斥在我们的周围。身处这样的环境，必须时刻对信息进行筛选，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失败的。选择与自己的愿景相匹配的知识加以学习，善于学习，用有限的时间学习到对实现自己人生愿景最有帮助的知识。
李开复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在达成愿景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超越和实现自己，并设立自身的标杆和榜样，使其成为学习和超越的动力，更好地为达成人生愿景服务。
2.知行合一，固守理想
知易行难。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要实施的时候，却往往会为自己找借口，这是人性的惰性所致。正确的做法是，既然看到美好的未来，定下愿景，就应该达成实现理想的意愿和实践理想的行动，如果只是空谈而不去实践，言行不一，则理想永远只是理想，没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要实现人生愿景，不仅需要对美好前景的描绘，还要将这一前景化为前进的动力，需要坚定和固守理想，并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从而实现理想，达成愿景。
3.将个人愿景放到共同愿景中
个人愿景和更高一层的组织共同愿景并不冲突。彼得·圣吉在阐述组织个人愿景与共同愿景的关系时说：“个人愿景的力量源自一个人对愿景的深度关切，而共同愿景的力量源自共同的关切。”“共同愿景是从个人愿景汇集而成，借着汇集个人愿景，共同愿景获得能量和培养行愿。”学会将个人愿景放到共同愿景中，可以帮助自己建立更远大的目标。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是有限的，团队和集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借助团队的力量，在团队这个熔炉中，才可以快速锻造出优质的钢铁。同时，在群体实现共同愿景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体愿景。
第四章认识你自己能更好从心开始选择
3.26分。
当得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一年级的GPA的时候，李开复长舒了一口气，他拍了拍胸口，以缓解紧张和不安，他甚至感到些许庆幸，庆幸自己当机立断在最后关头把一门无法通过考试的课程退掉，不然，他的GPA将可能连3分都不到，那样的话，哥伦比亚大学给予他的奖学金将泡汤，这将是多么尴尬的一幕。对于这位从小成绩优异、天资聪颖的小伙子来说，如果真的遭遇大学奖学金被取消的境遇，那该是个多大的人生打击啊。
这是1980年夏天所发生的一幕，这一年李开复19岁，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窘境。
我们关于李开复是如何作出从心开始的选择的论述，就是从李开复的这一幕开始展开的。在我们看来，这一幕其实是他从心开始选择的第一次实践，也是他开始形成自我认识的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至少在此之前，李开复和我们一样泯然众人。
如果说李开复比我们要优秀一些的话，那最大的不同是因为他能作出从“心”开始的选择，这让他的选择虽然在一开始也许比我们曲折，实现起来也许比我们要艰难，但由于一开始就是从心开始的选择，所以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比我们更坚持、更坚定、更执著、更富有激情。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李开复人生的第一次从心开始的选择吧，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到兴趣、激情和热忱等诸多因子，这是认识自我的开始，也是从心选择的前提所在。
没进哈佛，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1979年，18岁的李开复到美国已有七年，在这个国家，李开复读完整个中学，顺理成章地要进入美国大学。
美国没有高考一说，只需要参加一个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的考试，作为大学录取的参考。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在参考SAT的考试结果外，还有诸多的社会实践可以作为参考，因此，独木桥的紧张感比中国的高考要宽松很多。
这让李开复有了更宽广的自我选择的空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李开复仔细地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在高中期间，成绩还过得去，而且积极地参与了学生会的各项活动，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此外，在学校的鼓励下还创建了两个公司，虽然这两个公司都是模拟性的公司，但是都有运作，这对于强调实践的美国教育来说，在申请大学时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李开复的劣势也很明显，那就是他的英语太差了，在SAT考试中，李开复的英语部分只考了550分，很大程度地拉了李开复的后腿。
分析来分析去，李开复决定把第一专业定位为法学专业。
按照李开复的自述，从小起，他就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律师。
李开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有天赋的，他把在小学时候曾经领导班上的同学检举老师对学生罚款甚至侵吞班费的行为看作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时候李开复在台湾上小学，他的老师喜欢惩罚学生，最严重的惩罚是用竹尺打，稍微轻一些的就是罚款，常常把同学们的零用钱都罚光了。
李开复自己回忆道：“班里的同学都恨老师，都在心里想着发泄不满的情绪，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开始调动小聪明，偷偷计算老师罚款的数额。一天一天地加起来，结果惊讶地发现，老师从学生手里拿走了很多钱，但班费却没有增加。于是我说服同学们相信老师在贪污，向校长检举。校长痛斥老师一顿，老师回来痛斥学生，说是'共产党的行为'，还要追查检举者，但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已经预先防备泄露身份，检举信是用左手写的。”
在美国读中学时，李开复写了一篇政治论文《漠视——美国人面临的最大敌人》，并因此获得了全州作文竞赛的一等奖。老师们十分惊讶，李开复这个刚适应美国生活的中学生居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天赋。
李开复选择念法律的另一个理由，他自称与其父亲有关。
李开复的父亲一度从政，曾经是国民党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后来虽然离开了政治舞台在家里写书，但也还是在研究政治。
李开复隐隐约约觉得，虽然父亲从没有说过他希望李开复做什么，但李开复自己觉得子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此前李开复的五姐开敏读台大时读的也是政治系，应该和李开复的想法一样吧。这个时候的李开复，和大部分人一样，把父母的期望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个时候的李开复，其实泯然众人。
因此，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李开复把哈佛大学法学院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大部分中国人考大学的目的，多是为了能毕业后有份好工作，或为了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李开复也不能免俗，他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一开始也忽视了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寻找自我所爱，发现人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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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想进哈佛法学院的梦想也与其内心占据主流社会的最高处的期许密切相关。在美国，任何人如果取得了律师执照，就意味着拿到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据全美律师协会的统计表明：其会员平均年收入高于十万美金。在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中，合伙人年收入一般在百万美金以上。
读法律，不仅仅意味着丰厚的收入；成功的律师生涯，同时也是通向政界的跳板或成为法官的不二法门，美国参议院中三分之二的议席和众议院一半以上的席位，坐的都是全美律师协会的会员。
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历史上没有传统的贵族阶层，但律师们构成了最高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控制了或影响着社会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有人问我谁是美国的贵族，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绝不是那些没有任何纽带联系的富人，而是律师和法官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
而其中，创建于1817年的哈佛法学院是美国最古老的法学院，哈佛不仅创设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与内容，还确立了法学教育的风格。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教授间的内斗，耶鲁逐步取代了哈佛成为全美排名第一的法学院，但在李开复申请时，哈佛大学法学院仍是当时全美最好的法学院。也就是说，只要能进入哈佛读法律，那么，李开复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梦想大道就将开启。
但1979年4月，来自哈佛的一封拒信打破了李开复的哈佛梦。毕竟每年都有几千名学生申请哈佛法学院，大概只有百分之几的学生最终能够录取，而且李开复的SAT成绩又不怎么样，落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所幸的是，美国大学申请和中国的高考录取并不完全一样，学生和大学之间是双向选择的，不存在一旦被同类学校拒绝，就只好降档而求其次。这种多头申请让李开复虽然被哈佛大学拒绝，但还是收到了好几封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李开复最终选择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启示认识自我
每个人都有肉体、记忆、情绪、直觉和思想，人的心理结构当中，本能、似本能或潜意识等概念，是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的。尼采说过，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其实每个人都有公开的我、隐藏的我、潜在的我，通常我们认知的是公开的我，而对于隐藏的我和潜在的我都要借外物或他人才能分辨得出。特别是当人们面临压力和挑战，面对成功或失败，自我认知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认识自我的难度往往远大于认识他人。这或许是因为所处的角度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客观地分析他人，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往往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正是所谓关心则乱。至于还没有形成完整世界观的青年来说，认识自我的难度就更大了。从迷茫到认识自我，是每个青年的必修课。即使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建议和指导，但只有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下最后的决定。如李开复，他也经历了从迷茫找到值得自己用一生去追求的东西的过程，只是他认识自我的过程比大多数青年要快一些。
李开复能够那么快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与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广泛的通才式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年轻，我们应该可以去广泛尝试许多事物，并从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但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能按以下五个阶段认识自我，则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审视自我
大部分人会喜欢做比较，比较涉及很多方面，譬如财产、外貌、社会关系等。比较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现象：一部分人往往放大自身的优点，弱化自身的缺点，以满足其虚荣心；另一部分人将自身缺点与其他人的优点相比较，从而导致自我认知产生严重偏差，带来负面的影响。
审视自我需要从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入手，既要注意横向比较，又要注意纵向比较。在审视的过程中，就会明白自身的不足，并学习身边优秀的人的品质，认识到这些人的不同有助于你换位思考，接受不同的建议，并开放自己的思维和感受。
2.找到自我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尺码的衣服，穿了尺码不对的衣服，一定会觉得不合身。相同的，每个人在生活、工作当中，都有量身的生活，如果一味强调迎合别人或讨好周围人群必会丧失自我，就像穿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而找回自我的过程是非常繁琐且艰难的。
3.磨炼自我
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需经过磨炼。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通过磨炼，使诸多方面逐渐成熟，直至成为可造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