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之死(1)
冰心与林徽因交恶并结怨，当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客厅》小说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并未因一个女人的“讥讽”或吃醋就成了缩头乌龟，或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而是义无反顾地仍在“太太客厅”高谈阔论，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演技，并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共同的挚友和知音，于时间的长河中交往如故，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乃属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在“太太客厅”中是一位特别显眼的人物，因研究逻辑学名声显赫，江湖上人送外号“金逻辑”。或许是满肚子哲学的缘故，老金的思维与行事方式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冰心的小说《客厅》而言，此前的李健吾、沈从文以及萧乾等辈与众多学界名流，皆认为是指梁家的客厅。而林徽因也认为小说中的“太太”影射的就是她本人，故有请人给冰心送山西陈醋品尝之说。但老金却不这样看，他晚年在《要说说“湖南饭店”，也就是我的客厅》一文中说：“这里要说说湖南饭店。所谓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也就是我的活动场所，写作除外。房子长方形，北边八架书架子。我那时是有书的人，书并且相当多，主要是英文的。院子很小，但是还是有养花的余地。七七事变时，我还有一棵姚黄，种在一个八人才抬得起的特制的木盆里。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在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30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从金氏的叙述看，他的“湖南饭店”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批判者没有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恰恰相反，是他对批判者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没有亲自读到这篇文章，甚至没有打听清楚冰心是什么样的人，或读到了文章也知道冰心其人，但只当作耳旁风倏忽而过，事后回忆，便把《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太太，硬给变成了一位“少奶奶”，并误认为别人说的这位“少奶奶”就是自己。就当时的冰心而言，纵是没有亲自到过北总布胡同三号，对梁家的客厅以及客厅的故事，通过学界朋友的口耳相传，想来是不陌生的。假如在这个客厅出尽风头的主人是老金所说的“男子汉”，想来冰心是不太会做这篇小说的，即使做出来，林徽因也不会派人送山西老陈醋给对方享用的。其实一坛子山西陈醋，是完全可以概括事情的备料、发酵、酝酿、成品等全套程序的，岂容老金横生枝节、自作多情乎？
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少不了徐志摩，更不能没有金岳霖，一语道出了这三位各具特色的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但从排序上看，金岳霖介入林徽因的生活较晚，他是通过徐的介绍才认识林徽因的。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再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在国内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为妻的感情历程。对这一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不管痛苦还是欢乐，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看上去好像已没有情爱方面的关系了。不料“事情正在起变化”。
徐志摩之死(2)
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当他闻知正任教于东北大学的林徽因旧病复发后，心中陈封日久的感情像一个庞大的五味罐突然被捣毁了盖子，一股酸甜苦辣香的混合气体轰地喷射而出。在这股冲天之气的激荡中，徐志摩经不住诱惑，当即把陆小曼从怀中推开，翻身下床走出家门直奔沈阳而去。在寒风凛冽、雪花飘荡的北国，徐、林的两颗心渐渐消除了寒气，大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意。因有了这股暖意，徐志摩就无心在上海与南京教书而图谋北归了。
这年春季开学后，徐志摩受胡适聘请，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并兼北平女子大学教授，自此得以经常到沈阳与林徽因相会。当林徽因旧病复发时，“众人商议着，不知该怎么办，他（徐）主张她（林）搬到北平来，这儿的医疗条件较好，而气候也较温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徐志摩的力主下，林徽因携女儿再冰回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疗养。天助佳人才子，徐志摩借此机会不断地跑到香山探访林徽因，二人的接触更加频繁，感情再度升温，此时的徐志摩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陆小曼之间已出现了裂痕，徐、林之间的感情大有春风化雨、旧树发新枝之势。有了这样一种不可遏止的情势，“（梁家）北总布胡同的房子（就）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除了平时吟诗作赋，大摆“龙门阵”，徐志摩还经常要在此留宿过夜。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老金的加入使“太太客厅”更加热闹起来，但这种气氛未能持续多久，一个不祥的重大事件出现了。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在“济南号”起飞之前，徐志摩曾给梁思成、林徽因发电报，嘱下午三时到北平南苑机场接他。梁思成驱车在南苑机场直等到下午四点半仍无飞机的踪影，只好返回。林徽因预感事情不妙，立即打电话告知胡适，请胡设法打听飞机动向。第二天，当胡适看到《晨报》登载了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遇难的消息后，断定徐志摩可能已遇难身亡，遂立即借中基会任鸿隽的汽车至中国航空公司询问，没有得到死者的姓名。直到十二点多钟，打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才得到了确切消息——徐志摩驾鹤西去。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下午，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婉，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人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于不同地点赶到济南白马山，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按照沈从文后来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徐遇难时，沈正在青岛大学任教，他是从青岛直接赶赴济南与梁思成等人汇合料理善后的。对徐之死因，沈在给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徐南去，主要因小曼不乐意去北平，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30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遇园路房子时，搞个中介名义，签了点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平，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北平。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25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这样凑巧，而成此悲剧。”（陈从周《记徐志摩》载《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徐志摩之死(3)
沈的说法大致不差，更具体的细节他可能不太明了，据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这段历史事实研究后说：徐离北平是搭乘张学良专机飞南京的，当时张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北平，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的专机在南京与北平之间飞行。此次是南京政府要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顾仍乘张学良专机赴宁，徐志摩与顾友善，借机一道前行。而“从南京返回北平，徐志摩原打算仍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但顾维钧一时还不能回去，他便决定不搭乘了。正好离开上海时，他顺便将去年保君健（航空公司财务科长）赠给他的免费机票带在了身上，经联系后获准第二天一早可搭乘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徐志摩之所以要匆匆赶回北平，前面说了，是因为北大的教员有活动，要一起表示抗日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与林徽因当天下午要在协和小礼堂作报告，给外国人讲中国的建筑艺术无关。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十时十分，飞机抵达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但最终还是又走了。十时二十分，飞机继续北上，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大雾，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坠毁，徐志摩遇难身亡，终年三十五岁”。（《悲情徐志摩》韩石山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徐志摩坠机事件，11月20日的《晨报》以《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徐志摩遇难后，社会议论峰起，哀悼者有之，慨叹者有之，作为各种佐料添油加醋以供饭后谈资者有之。学人雅士有兴文追祭者，丝竹之辈有为之作诗吟赋缅怀者，有谓“徐先生之死，等于除东三省以外，我们又失去了一省”者，（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有大谈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关系”者。如此这般吵吵嚷嚷，谈来说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万千劳苦大众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这个老幼皆宜的消遣话题才算偃旗息鼓，暂时沉寂。想不到几十年之后，随着政治解冻，思想开禁，文化复昌，徐志摩又死而复活，重新成为大众明星和巷里坊间的热门话题，尤其与此相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出笼与热播，如同火上浇油，吊起了亿万观众的胃口，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主人公是是非非的论争。媒体与网友的评论自不待言，围绕着主人公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的故事，徐家和梁家后人都卷了进来，并给予激烈抨击。各色人等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奋力角逐，从而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纷争诉讼大战。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1)
由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剧于2000年首先在大陆播出后，徐志摩的堂侄徐炎从上海回到老家做客时，在徐志摩故居对陪同参观的乡亲说：“《人间四月天》违背历史事实，歪曲了徐志摩的形象，他在上海的亲属看了都感到很失望。”报载，徐炎是徐志摩伯父徐蓉初的孙子，当时72岁，退休前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据说他小时候就生活在海宁硖石镇徐府的大家庭中，熟知诗人和家庭中的许多事情。他说，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那时候，他办刊物，创“新月”，倡导新格律诗，对文学很热情、很努力，在短短十年中，写下了几百首新诗和上百万字的散文，他是一个有很大抱负的人。然而，在电视剧中，这些都被淡化了，抽掉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他的文学活动，剧中的徐志摩不像一个诗人，而成了一个只会成天追逐女孩的“花花公子”。最后，徐炎对《人间四月天》的评价是“不真实”，“诗人怎么成了泡妞郎”？又说：“对陆小曼也不公平，她的才情到哪儿去了？在戏里她只是一个交际花，这样的人徐志摩怎么会爱上她？”20世纪60年代陆小曼在上海去世时，徐炎曾前去凭吊，至今还珍藏着她的一副遗照，并为她保存了《志摩全集》的纸版等等。（《羊城晚报》2000年5月4日）
就在徐炎发表评论第三天的5月7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长女梁再冰向媒体发表声明，与徐炎南北呼应，明确表示林与徐中间只有友谊没有恋情。梁再冰说：“徐志摩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但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做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徐志摩是在母亲随外祖父旅居伦敦时认识她的，那时她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对她来说，已结婚成家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兄长式的朋友，不是婚恋对象。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又说：“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16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她曾说过，徐志摩当时并不了解她，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她，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化和诗化了的人物。”
再冰对该电视剧的看法是：“为了渲染林、徐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还对我父母的关系进行了歪曲描写，暗示他们的结合是家庭操纵的，林徽因是迫于家庭压力才选择了梁思成。但我父母之间真实的爱情故事并非如此。……该剧还把我的祖父梁启超、外祖父林长民以及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等也都扯进了故事，这种做法实在是太恶劣，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后代的强烈反感。在此，我必须指出，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林徽因等不仅是我的父母和长辈，他们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和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在涉及他们的电视片中，应当根据事实，采取对历史和观众负责的态度，反映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质，而不应利用名人效应，虚构故事，进行商业炒作，误导观众。”
最后，梁再冰态度强硬地表示：“该剧播放后，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在此对该剧的编导和摄制方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必须向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属公开道歉。”（见当日新浪网《梁再冰：徐志摩与其母“爱情故事”纯属虚构》）
梁再冰的“声明”最终没能让该剧编创人员为之道歉，反而提升了收视率与传播面。随着媒体的热炒与电视剧在社会广泛的传播，徐、林相爱一时成了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与谈资。林徽因和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沉默了一阵后，终于坐不住了，他在媒体上多次指出《人间四月天》多处失实，并称该电视剧是对“历史事实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歪曲”。梁从诫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是亲密的友谊，但不是爱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从诫说：“林徽因很坦然承认她与徐志摩之间的友谊与感情，但不是那种爱，不是谈婚论嫁的那种爱。可是那个编剧就是不承认这一点。他们都非常懂得，爱一个人，首先是尊重一个人，宽容一个人，给对方留有余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我们才说它崇高。可在电视剧中，徐志摩恰恰是不尊重林徽因的，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我徐志摩难道还不够可爱吗？你不爱我徐志摩还想爱谁？徐志摩是这样的人吗？电视剧里甚至还有这样的台词：‘梁思成可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会浅薄到如此地步呢？当然林徽因也知道徐志摩爱她，她虽然没有接受徐的感情，但是也没有说：‘我不爱你，你给我滚开。’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的时候说，林徽因在谈到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和英国的诗人、大文豪联系在一起。可见林徽因对徐志摩更多的是待之以文学上的师友，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2)
梁从诫举例说当年父亲梁思成亲口对他讲，林徽因《人间四月天》这首诗是写给自己的，“但他们还是非要说这是写给徐志摩的。看来林徽因刚生的儿子确实不如徐志摩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编剧如此霸道、如此不顾事实，真是岂有此理。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你要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特别是表现文化人之间的感情，就要体现出时代背景，体现出这些人物自身的文化内涵，否则把不同时代、不同的性格的人的关系都弄成那种很浅俗的男女关系，那不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吗？可以说，电视剧不仅把林徽因歪曲了，也把徐志摩歪曲了。徐志摩并不是一个成天哭哭啼啼、只知道追女孩子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泰戈尔访问中国，他的邀请者梁启超和林长民也不会选徐志摩去陪同。徐志摩其实是个很有抱负的人。1924年，他曾在给金岳霖的信中表示要办一个英文杂志，邀金回来一同做事。他要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像电视剧里这样只知道追女人的‘徐志摩’，哪里都可以找得到，不过那也就不是徐志摩了。”
梁从诫还特别提到：“电视剧里还把徐志摩和梁思成描写成情敌，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徐志摩对林徽因说：‘我回去告诉梁思成，让他好好待你，因为我还没有放弃。’（大意如此）意思是说，你梁思成要小心，你要一松劲，我徐志摩就要抢过来了。可实际情况如何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徐志摩三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徐志摩遇空难，也是梁思成和沈从文赶到济南去收的尸。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确不寻常，怎么会是那种低俗的‘三角恋爱’中‘情敌’的关系呢？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剧中我所了解的几个重要人物，除林、徐外，梁启超、林长民、梁思成等都被庸俗化、丑化了。可见编导从未认真读过那一段历史，没有读过与主题相关的原始作品和文献，只能凭那种低俗、市侩心理编出这么一部廉价产品来。”（《林徽因〈人间四月天〉是写给徐志摩的吗？》祝晓风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7日）
梁从诫在答《文艺报》记者问时，同样提及了上述观点，并反问道：“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
此话一出，引出了不少事非，一个叫陈子善的人对此著文反唇相讥道：“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按陈子善的观点，林与徐发生过爱情故事是正常的，否则便是不可思议的。陈说：“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两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文艺报》2004年6月1日）
陈子善之说的基础和理由，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陈从周撰写的《徐志摩年谱》与凌叔华给陈的信上。陈从周与徐志摩两家自他们的祖父辈就相识并友善，陈的二嫂是徐志摩的堂妹，徐的表妹蒋定是陈从周的夫人，故有“三代相交，双重姻亲”之称。不过徐志摩去世那年陈只有十四岁，因感念诗人的才华和命运，立志为徐志摩撰写一部年谱，使诗人史料不致湮没于世，后终于撰成《徐志摩年谱》一书。这部书自1949年出版后，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目。陈在《徐志摩年谱》1922年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这是徐、林恋情关系的最早记载。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1)
与梁思成结婚后，林徽因仍与徐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徐志摩活着时，林徽因即便知道徐的日记中记载有彼此恋情，也不会或者无法刻意提防，她相信徐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但随着徐志摩突然罹难，事情就变得复杂而诡谲起来了。令林徽因感到最紧迫、最不放心的就是徐志摩生前在号称“八宝箱”中存放的日记。因而围绕这个神秘的箱子，各色人物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
据梁从诫说：“1931年11月，徐志摩突遇空难。生前，他曾将一箱日记及书信存放在朋友（一位女士）处，其中包括他初识林徽因时的康桥日记。徐遇难后不几天，叶公超（按：清华外文系教授）告诉林徽因，他刚（梁自注：准确地说，是1931年1月26日晚）在这位女士处看过这份日记。于是林去向保存者要求借来一看，这位女士先是几次声称：‘遍找不得’，后来，在她手里保存的这份日记中，与林有关的一部分又神秘地被裁去，以致林徽因本人始终未能看到这件与她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的材料。”又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更有原来被她视为朋友的人，显然是出于嫉妒，对她施以欺骗和侮弄。虽然她在私事上从不轻易与人计较，这次却被这事‘气糊涂了’，于是写下了平时难得吐露的心声。”
梁从诫所说的这位收藏“八宝箱”的“女士”，就是北大外文系教授、文学理论家陈西滢的夫人、时与林徽因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的小说家凌叔华。所谓林徽因遭到了朋友的嫉妒与侮弄，这个“朋友”不能全指凌叔华，但指凌的成分极大。“难得吐露的心声”，是指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言辞激烈的话。当时林徽因除了向胡适诉苦，还立主胡应在这一事件中挺身而出，拿凌叔华试问，并让对方无条件地一件都不能少地交出“八宝箱”中的所有资料。后来胡适果然按林徽因的旨意办了，开始招集学术界的名将大腕一齐向凌叔华夹击。凌在四面挤压中，其瘦小的身体不能承受之重，终于被降服，无条件地把神秘的“八宝箱”拱手让给了胡适。本来事情就此解决，双方鸣锣收兵，各不相干。但事情又突起波澜，据胡适与林徽因对外声称，“八宝箱”中最为重要的《康桥日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却不翼而飞，因而外界有了被凌叔华裁掉或中途截留的说法——梁从诫此说即指其人其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林徽因曾在1932年1月1日下午与晚上，于匆忙中连致胡适两封信，报告《康桥日记》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从相识到离开那一时期的记载，神秘失踪，去向不明，剑锋直指凌叔华。信曰：
胡适先生：
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
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
事情已经如此，现在只得听之，不过我求您相信我不是个多疑的人，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我这方面的事情很简单：
（一）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
注：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
（二）志摩死后，我对您说了这段话——还当着好几个人说的——在欧美同学会，奚若、思成从渭南回来那天。
（三）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按：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按：七月）31，1921起。次本从Dec.2nd（按：十二月二日）（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按：晨报副刊）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2)
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聚成这一箱的。
（四）由您处取出日记箱后约三四日或四五日听到奚若说：公超（按：叶公超）在叔华处看到志摩的《康桥日记》，叔华预备约公超共同为志摩作传的。
注：据公超后来告我，叔华是在十一月廿六日开会（讨论，悼志摩）的那一晚上约他去看日记的。
（五）追悼志摩的第二天（十二月七号）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些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按：不好意思）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按：信任）——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人化的）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只有兴趣于）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六）我说要去她家取，她说她下午不在，我想同她回去，却未敢开口。
后约定星三（十二月九号）遣人到她处去取。
（七）星三九号晨十一时半，我自己去取，叔华不在家，留一信备给我的，信差带复我的。
此函您已看过，她说（原文）：“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注：这一篇信内有几处瞎说不必再论，即是“阅完放入”、“未阅完全”两句亦有语病，既说志摩交她三本日记，何来“阅完放入”君处箱内。可见非志摩交出，乃从箱内取出阅，而“阅完放入”，而有一本未阅完而未放入。
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开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按：不见了）”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 及我三人。）
（八）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九）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
（十）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
half a book with 128 pages received （dated from Nov.17，1920 ended with sentence“it was badly planned”.）（按：收到半本共128页，始自1920年11月17日，以“计划得很糟”一句告终。）叔华送到我家来，我不在家，她留了个note（按：便条）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3)
（十一）事后知道里边有古（故）事，却也未胡猜，后奚若来说叔华跑到性仁（按：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家说她处有志摩日记（未说清几本）徽音要，她不想给（不愿意给）的话，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大家都替我生气，觉得叔华这样，实在有些古怪。
（十二）我到底全盘说给公超听了（也说给您听了）。公超看了日记说，这本正是他那天（离十一月廿八日最近的那星期）看到了的，不过当时未注意底下是如何，是否只是半册未注意到，她告诉他是两本，而他看到的只是一本，但他告诉您（适之）“refuse to be quoted”（按：我拒绝被引用），底下事不必再讲了。
二十一年元旦
此信发出后，林徽因觉得气愤难平、意犹未尽，于当天晚上再次修书向胡适倾诉哀怨。特别强调性地表白“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按：陈西滢），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
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按：人情）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按：意为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按：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按：或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按：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按：兴奋型，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按：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4)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音二十年正月一日
（按：应为二十一年，此系作者笔误）
从林徽因的信中可以看出，“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之下落不明，就是凌叔华的阴谋与捣蛋的结果，凌叔华可谓是真小人。凌叔华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982年与1983年，在海外的凌叔华分别由伦敦寄给陈从周两封信，就当年纷纷扬扬的“八宝箱之谜”作过解释，此说与胡说、林说，甚至梁说大不相同。按凌叔华的辩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徐志摩遇难的前两年，也就是“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的把一支（只）小提箱提来交我保管，他半开玩笑的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到有你所需的证件（日记文稿等）。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按：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同名，后改为林徽因，但凌叔华等人仍以徽音相称），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掉了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又说：“我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叔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他的（胡的）日记在梁实秋编的徐志摩传上也提到。赵家璧也看到胡的日记上如此写。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据精明的凌叔华推断，胡适派人取走八宝箱后，没有把全部日记交出，“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来同我谈过，我说已交胡适了”。1947年2月，为纪念徐志摩五十周岁生日，陆小曼搜罗家中的旧日记，勉强编起了一本薄薄的《志摩日记》，显得很是孤单凋零。对此，陆小曼在序中无奈地说：“其它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陆小曼已经探知胡适已把徐的二三本英文日记全部交于林徽因，而林是不可能让这一涉及自己隐私的日记面世了。
对于凌叔华在信中的说法，陈从周并不怀疑，当年他在编写《徐志摩年谱》中，通过各种信息透出的蛛丝马迹，就曾怀疑胡适把徐的日记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交给了林徽因，而林把徐在英国剑桥向其求爱时的二三本日记藏而不露，才有了后来徐子善等人力主徐、林相爱者所说的“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之事。陈从周读了凌叔华给他的信后如释重负地说道：“这个疑案，总算可以澄清了。另一方面证实了当年林徽音和我所说的她藏有二本志摩英文日记的来源了。胡适日记所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之事非真实也。”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5)
胡适深信他的日记最终是要出版的，因而在他把徐志摩英文日记悄悄交于林徽因处理的同时，又放了一颗烟幕弹，于自己的日记中故意写下“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的文字，以达到掩护林徽因的目的。至于凌叔华这边在得知后是否会喊冤叫屈，在一时无法两全的情形下，胡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八宝箱”中的日记最终结果如何，大多研究者认为胡适送给林徽因之后，林在晚年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把火烧掉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事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向来对资料颇为重视的胡适，当年将有关林的部分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偷偷收藏了起来，如果销毁，也只销毁了于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据说胡适还有一部分文献由于涉及面太广，仍封存于一个保险箱中未能开启。或许这部分文献中就有“八宝箱”中的日记，究竟结果如何，也只有等胡适的保险箱起封之日，再听下回分解了。
正如陈子善所云，“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但仍有一大批研究者相信徐、林之间确实有过爱情。韩石山以陈从周《年谱》和著名的“八宝箱”为线索，结合徐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传纪、书信、日记和口述实录等，进行研究、考证之后，对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纠葛，曾肯定地说：“（张）幼仪不记恨陆小曼，她记恨的是林徽因。她的记恨并非是为自己，倒有一半是为了志摩。她恨林答应了他，却没有嫁给他。……两人的恋情，肯定是有的。徐志摩是为了赶听林在协和小礼堂的报告，才匆匆坐飞机殒命的。”（《徐志摩和他爱过的女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12日）
对“坐实了这段爱情”之说，梁从诫不予承认，并对徐志摩的人格进行了鞭伐。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收入梁从诫所著《不重合的圆》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这股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情绪到了十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6)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林情徐爱有多深》韩石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处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辈这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绝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家为坐标的逻辑去推理，似乎离“爱”与“爱情”偏远了一些。有赞成者说当年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曾公开表达过此意，认为梁思成是林氏最佳的人选，徐志摩只是个不自量力的丑八怪而已。
金岳霖是说过林与梁结合比林与徐结合好的话，但要说把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似乎是后人添油加醋的结果。
许多年后，有研究者陈宇与陈钟英二人，曾于1983年对金岳霖进行过一次有针对性的访问，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知，金氏晚年对徐志摩的人格学问的评价：我们（按：指采访者陈宇与陈钟英等人）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按：金岳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金岳霖所说的大意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为此，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又说：“当然不是说他滑头。”经老金解释，采访者才领会，金岳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老金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平。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按：是一个政治派别，非某学院某系。）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金岳霖忆林徽因》陈宇文载《传记文学》1999第4期）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7)
说这话时，金岳霖已88岁高龄（翌年去世），和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呼曰“金爸”。为此，金岳霖颇感欣慰。关于金晚年对徐的这段评价，若记录无误，显然带有抑徐扬梁的感情色彩。
却说当年林徽因、凌叔华、胡适等名流仕女，经过一阵拉锯式的“八宝箱”的争夺战，各方均感精疲力竭，无力再叫劲对垒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停下来，大家又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只有给徐志摩生前带来爱情与烦恼的陆小曼，一改过去吸食大烟的颓废习气，立志为徐志摩的著述进行编辑出版。在陆与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徐志摩去世后的1931年11月27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徐志摩遗作《秋》（第四部散文集）。翌年7月，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遗作《云游》（第四部诗集）。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爱眉小札》（收有信札、日记等），于1936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悼念“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诗人”，《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第5期和《诗刊》第4卷出特大号定名为《志摩纪念号》专刊。计有陆小曼、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杨振声、韩湘君、方令孺、储安平、何家槐、赵景深、张若谷、陈梦家、方玮德、梁镇、朱湘、程鼎鑫、虞岫云、陆费逵、舒新城等发表悼念文章、哀辞挽联，继后还出版了徐志摩文选、评传以及专著等，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新月派”开山人物徐志摩。
1932年春，徐志摩的灵柩被迎回家乡硖石安葬，当时与徐志摩同乡，只有十几岁的查良镛（金庸）曾随母前往吊唁这位诗人表兄，后来查氏曾有纪念文字表达了对这位才子加情爱大师的感怀之情。
徐志摩罹难之时，徐的另一位姻亲表弟陈从周为感念诗人的才华和命运，立志为徐修一年谱，使诗人史料不致湮没于世，经过数年努力，《徐志摩年谱》终于修成并出版问世。也正因为这部《年谱》，陈从周后被诬“为反动文人树碑宣传”而横遭批斗。未久，相濡以沫40年的妻子（徐志摩表妹）撒手人寰。继而，远在美国读书的独子死于非命……天耶，命耶，对陈从周而言，只有仰天一声叹了。
徐志摩原被葬在其家乡海宁硖石乡东山，墓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请当地工匠制作。该墓在1966年秋被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砸毁。墓碑折断，石墩砸毁，诗人的骸骨和衣服扬撒了一地。幸有徐的同乡、东山中学的教师许逸云，出于对诗人的敬重，在“文革”风潮退却之后，利用课余时间走村串户，辗转打听，终于在硖石镇东南三里多一个僻静处发现了墓碑。当时“残碑已埋入土中，碑面扑地，浑身泥泞，几乎不能辨认。经当地群众协助挖出，一经翻身，几个大字赫然入目。‘张宗祥题’一行小字也清晰可见。同时发现的还有后土碑及祭石台。自此墓碑得过且过以保存”。（《年谱》）
“文革”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当地政府反映要重新筑徐志摩坟茔，许逸云更是积极上下奔波，终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并邀请已成为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到硖石入主其事，徐志摩墓乃得以重建。重建后的徐墓为陈从周设计，改建在西山。形制、规模与原墓稍有出入，只是徐的尸骸早已荡然无存，仅埋有一书一石：书是《徐志摩年谱》；石为陈从周参加庐山风景区规划时所得金星之石，上有刻文，载墓葬由东山迁西山事。此墓1983年清明节正式开放。徐志摩与张幼仪之子徐积锴曾于1985年、1990年及1997年，三次回海宁祭扫父亲坟墓，其情其景令人唏嘘感叹。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1)
徐志摩乘风西去，世间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生长于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点非彼“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已经受欧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当西化的金岳霖，重返清华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自满清同治年间老金的家乡出了一个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地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斗争哲学”，似乎没有引起金岳霖的兴趣，他的血脉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风流、率性、淳朴的因子，他作为三湘大地的一个异数，抛弃了湖南人叫得最起劲的“斗争哲学”，而渐渐转向“形式逻辑”的研究。超然物外，视名利金钱如粪土，则是金岳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有不可摆脱的杂质。老金曾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金岳霖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旧友，曾做过如此的评价：“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冯氏的比喻未见得完全妥帖，但在老金身上看到人们想象中嵇康的影子当是不差的。
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轶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青睐，其中有一风流俊美的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神神道道地追随老金来到北平，并同居了一段时期。自与林徽因相识后，这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打发到美国娘家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据好事者研究考证，跟金岳霖同来中国的是中文名字叫丽琳的美国女人。此女与老金何时相识相恋记载不详，外界所知的是，该女子与老金同于1924年赴法国游历，后又去意大利转了一圈，于1925年11月来中国同居。在当时看来，丽琳属于妇女界的另类，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又极感兴趣，表示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于是便和老金在北平悄然蛰住下来。对于这段生活，当时北平学界许多人都知此事并识其人。徐志摩与丽琳同样相识，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给陆小曼写的信中对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们已迁入（凌）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丽琳，因何事、何时离开了老金回归家乡，并黄鹤一去不复返，在已发现的文字中少有记载，而当时的学界中人又为爱护老金的面子计，对此事大多讳莫如深，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老金与梁、林夫妇相识并成为朋友，思维与处事方式颇为另类的他一高兴，干脆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择林而居”了。（金岳霖语）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是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同住在一处的，只是按老金的说法：“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这段话是老金晚年的回忆，并自称“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2)
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中的座上常客。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自然地非寻常人可比。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而林对老金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甚至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这段情缘，许多年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关于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身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口传与残存的文字看，这三人间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未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孤独的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只存温热的灰烬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自己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推理：“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闲来无事，平时迷恋养鸡、养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奇事。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晚年在回忆录《赵家杂忆》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按：杨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3)
就在杨步伟“助产”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据当代作家黄集伟说：“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做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订奶较多；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使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面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实际负责人吴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之句（吴回国不久与自己的发妻离婚，转追才女毛彦文，但终生未果）。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夫妇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受业于金岳霖，后成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一只镜片是白的，另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整个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国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4)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断，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了。
金岳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基本上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属于名重一时的欧美“海归”派。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老金的专业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老金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岁的时候，曾经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海归”派一样，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也和其他教授一样，有自己的一贯看法和一套为人处世的道德哲学。
为此，金氏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海光，1949年赴台湾在台大任教多年）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后来在思想与学术上的发扬光大。尤其到台湾之后，殷氏成为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并成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殷海光去世后，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记录殷氏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的交往及其对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的逻辑研究会。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老金说“要买一本看看”，他的一个叫沈有鼎的学生当场对金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老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认为“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后来，老金在西南联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国读到这个故事后，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生，金岳霖精神的血脉得以延续，薪火代代相传。而他来李庄的故事，因其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坐标，成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长期存活、绵延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记忆里，成为一道亮丽、永恒的风景，镌刻在滚滚东逝的扬子江头。
鸿雁在云 鱼在水(1)
老金来到李庄，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旧病复发他早已从通信中得知，只是想不到病得如此厉害。林旧病复发的原因，老金来到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与当地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曾描述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与气候和环境污染有着极大的关联。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日渐加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痛苦、无奈的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无策的梁思成便在心底呼喊着：“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好在随着天气转暖，林徽因发了几个月的烧有点消退，只是时退时烧，无法稳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行军床上，不能随意行动。这对好动惯了的林徽因而言，无疑是一件莫大的痛苦。自林徽因病倒后，梁思成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并尽心竭力地照顾病妻的一切。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学会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梁思成对妻子的坚强和上帝的惠顾心怀感激。
林徽因的病情，对本来生活就极其困难的梁家，可谓雪上加霜。在李庄镇读小学的梁再冰与梁从诫，也开始同父母一道经历生活的艰辛痛苦，此时的梁家穷得连一双普通的鞋子都买不起了。据梁从诫回忆，他几乎长年穿着草鞋或赤脚，只有到了最冷的冬天，才穿上外婆给他亲自缝制的布鞋。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林徽因难得的高级营养品。有时梁从诫经不住这高级营养品的诱惑，偷偷吃一点，被父亲发现后，往往要挨一顿揍。梁思成有爱吃甜食的习惯，但李庄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甜食可吃。梁氏只好开动脑筋，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食用，戏称之为“甘蔗酱”。为了保证不间断林徽因用药，梁思成经常把家中的衣物拿到宜宾城中变卖，以购买药物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关于这段生活，梁再冰在许多年后曾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鸿雁在云 鱼在水(2)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帕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转引《困惑的大匠》林洙著）
梁思成在给费慰梅的信中，也毫不掩饰地提到了李庄的生活。费慰梅说：“从来信中看，那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泛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蓝色信纸。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块空间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途。那用过了的信封，上面贴的邮票一望即知，当时即使是国内邮件，邮资也令人咋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信封里装了好几封信，这样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邮资上避免一次挥霍。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1)
除疾病的折磨和生活的艰难，对林徽因的另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她弟弟林恒与其他飞行员朋友们的不断罹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