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作者：岳南
追忆流逝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后,终于采取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为期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拉开了序幕。
由著名作家岳南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近日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的今天，此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众多关于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世纪佳偶的出版物中，更多的是关注美女加才女林徽因个人感情生活，以及梁思成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开山地位与传奇经历。此书描述的则是关于梁、林及他们身边一群文化名人，在抗战爆发后流亡西南后方，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故事。在那段坎坷动荡的岁月里，一道道黄昏的灯影，摇曳出中国知识分子于艰难困苦中壮志满怀，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传播的群像。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佳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如梁思永、徐志摩、金岳霖、李济、傅斯年、胡适、梅贻琦、陶孟和、凌叔华、冰心、沈性仁……等等，构成了20世纪最壮观的文化风景，这个群体在苦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奋斗抗争精神，令人敬佩、尊重和铭记！
1984年10月19日，著名哲学家、一代逻辑学大师金岳霖逝世，标志着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密友，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奋争之后，全部凋零花落，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是一段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可磨灭的宝贵记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流逝的岁月中那鲜为人知的往事。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1)
芮逸夫等人找到的李庄，是位于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一个不大的古镇。此处上扼金沙江、岷江、符江河口，下控溪（又名涪溪）与长江汇合点。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一公里余。北临大江，隔江与雄奇壮美的桂轮山对峙，南倚天顶、铜钱诸山，自古为川南通往滇、黔两省的重要交通驿道。自西汉至南齐均属道县辖境。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在李庄置南广县，并置六同郡。从大同十一年起，南广县属戎州所辖之六同郡，郡之所在地一直在李庄延续到北周之末（公元580年）。隋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初（约581—590年）废六同郡，南广县直属戎州。至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为避太子杨广讳，南广县改名，因当时县城主要在今李庄镇北岸溪（今黄沙河河口段）之南，故易名为南溪县。此地作为戎州治所和南溪县治所所在，经唐末和五代时前蜀、后蜀至宋末，一直未再变动，其间历四百余年。
北宋干德年间（公元963—968年），不知因何变故，南溪县治由此地迁奋戎城（今南溪县城）。此后李庄不再作为县治所在，但经济交往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未曾衰落。从明代起，李庄成为川南第一大场镇。明末，造反起事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率部入川，开始大规模杀戮，未出几年便把四川人屠了个干净，天府之国遂成为一片尸骨遍地的荒野。清王朝建立并控制四川后，为重振川省的繁盛景象，自康熙王朝起，就开始有计划地诏令天下向川省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在这股历康、雍、乾三世，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填川”大潮中，作为长江上游第一古镇、川南重要的“米仓”和交通驿站——李庄，自然成为各路流民瞩目的焦点和争相占领的要地。随着人口猛增和满清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来临，李庄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经济繁荣期，与之相配套的会馆、佛寺、道观开始复修兴建，仅乾隆年间就先后修建了文武宫、桓侯宫、南华宫、文昌宫四座宫殿，以及佛光寺、万寿寺、玄坛庙、永寿寺、关圣殿、伏虎寺、常君阁、天宫庙八座规模庞大的庙宇阁楼。后陆续修建禹王宫（初称湖广会馆）、东岳庙、观音堂等建筑群。至咸丰朝末年，李庄镇内外已形成了九座宫殿十八座庙宇——号称九宫十八庙、外加两座教堂的辉煌建筑格局，其势力之大、气派之兴，威震川南，远播巴蜀，为一时所重。
除散落镇内外的宫殿庙宇外，李庄镇上游约五公里的长江边上，有一座状如犀牛的小山，山上有一株数百年的板栗树，故名板栗坳。自乾隆年间始，从湖北孝感地区迁往李庄板栗坳的一支张姓家族，便在此处落地生根，打造宅院，历经数辈人的辛勤积累，前后耗白银两万多两，用工不计其数，最终形成了由七处院落组成又相互联系贯通的栗峰山庄。山庄有一宽敞威严的大门，大门内共计108道中门与小门，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整个山庄按照地势起伏建有内、外两道砖石结构的高大厚实的围墙，以防兵匪盗贼的骚扰与抢劫。墙上修有防兵匪盗贼入侵的垛口，四角修有望楼与炮台，几十门威力巨大的火炮分列其上，看上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近百人的家兵卫队日夜守护山庄，庄内安置打造枪炮的红炉作坊，专门制造枪炮。所造兵器除山庄兵丁自用，兼顾对外出售，发往全国各地，俨然一兵器制造局。与此同时，山庄内还设有铸造铜钱的模范器具，公开制造货币发放于全国。板栗坳张氏家族其雄伟的建筑、宏大的气派、辉煌的基业，如同一个独立王国，傲然耸立在川南的栗峰山上，俯视大江南北。
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板栗坳这样庞大规模的山庄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共一万余人，全部迁入住居成为可能。在得到李庄乡绅与国民党李庄镇支部书记罗南陔等人的积极赞成支持下，一场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悄然开始了。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2)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社会科学研究所三个所，这也是中研院从事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在四川叙永找到了地点，准备将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此时史语所的傅斯年已先行回到重庆，赵元任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须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办理，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在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六百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用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按照计划，第一批走的车队需与第二批车队在第一个关口会合，第二批人看第一批人要办哪些手续。当第一批走后，第二批再带第三批，依次类推，直到最后一批过关。
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0月2日开始出发。由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依附关系，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的其他同人，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依靠史语所的图书，万般无奈中，只好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因搬迁准备工作的混乱、焦急、疲劳，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第一批车队专门为家眷空出的一辆有篷客车，于10月2日离开了昆明向四川李庄进发。据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说，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其年龄从70岁的老人一直到怀中的婴儿，各个年龄段的男女应有尽有。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泸州。按照石璋如许多年后的回忆，从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当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经南溪上行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的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3)
包括载家眷的有篷车等三辆汽车，经过了近两个星期的风霜露宿，“一路受了颠沛之苦”（董作宾语），总算安全到达了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的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到达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子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
11月12日，由史语所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的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恰恰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重庆的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和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启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了四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物资已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并深深地嘘了一口长气。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办分房事宜。
当傅氏前往李庄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而来。当时人口只有三千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李庄士绅和民众敞开了博大胸怀，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者不拒，尽数接纳。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且李庄乡绅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中研院所属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着所具有的开山鼻祖地位，自然拔得了头筹，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九宫十八庙”及“湖广填四川”的各种会馆、祠堂等，均被其所占。如南华宫成了同济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曾家祠堂成了体育组驻地。镇内位置最正、规模最大、厅堂最好、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以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使用。当地驻军十八师的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4)
与同济大学相比，来李庄的中研院三个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则相对逊色了许多。史语所占据了离镇五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伏牛山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形势做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蜀道难》）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那里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毕竟像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除有房舍存放大批物资外，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住居，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租房住居。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些人不想顶风而上。但傅斯年有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火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义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一些，职级低的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因其本身与中央研究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面对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只能在工作、生活方面给予一点道义上的照顾与支持。作为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开昆明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才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到李庄。此时，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已在李庄郊外约三里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了一处农舍安居下来。这所农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原有几个当地农民住居，林徽因来后他们搬到别处，把院房全部让给了营造学社。其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梁思成到来后，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人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p>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p> 陶孟和是中国较早留学英国的海归派，当他在北大做教务长时，傅斯年正在北大国学门读书，算是傅的师辈人物。后来陶孟和辞别北大主持创办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陶氏率部由北平迁南京，成为中研院下属的一个所。1937年抗战开始后，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至桂、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
p> 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谈判，当陶孟和一行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后，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1941年10月28日，陶孟和致电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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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川道上的流亡客(5)
尽管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原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往。现在，李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是事实，但当地居民都在此住居，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就算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也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李庄的士绅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任何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弄了个措手不及，陶孟和的大队人马竟一时不知自己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悲惨凄凉的景象。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得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把社科所的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后，一切待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直到1941年5月中旬，陶孟和等人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住居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000人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他们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1)
梅贻琦一行刚刚离去，成百上千的土匪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李庄云集而来，并对史语所实施抢劫。此举令史语所、社会学所、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为惊慌，急电重庆详述经过。傅、朱闻讯，同样大为震惊，立即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报告，在俞大维、张群、陈布雷等高官的协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令成都行营与宜宾行署联合派兵剿匪，以保证李庄科研机关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的安全。成都与宜宾方面立即行动起来，急派一个师的兵力，由宜宾行署专员、原川康边防军副司令、陆军中将冷寅东任总指挥，乘火轮赶赴李庄对散落于长江两岸与山林荒野中的众匪予以围剿打击。
就在宜宾至泸州长江一线枪炮声此起彼伏之时，有一个人自昆明悄然来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金的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看望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予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因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同为北洋军阀时代的高官，又是多年的挚友，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在北平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很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便横生了一股狂涛巨澜。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受到各方排挤被迫卸任后，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他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这个时候徐志摩在外留学已三年，在欧美国家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百炼成钢的情场老手。林徽因则是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美少女，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很快施出瞒天过海勾魂术向林徽因发起了爱情攻势，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孟州道上十字坡下孙二娘店中的蒙汗药或七步断魂散一比高下。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的惶恐失措就成为一种必然。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予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徐、林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
按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说法：“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1922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不重合的圆》）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2)
事实上，林、徐之间的事情远没有梁从诫说的那样简单。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正式离婚。在徐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1922年徐氏离婚条下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同年秋，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南方家乡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后，于12月来到北平。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了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手腕，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情，与己共结百年之好。
然而，徐志摩一到北平，便发现事情已没有他想的那样简单了。当他尚未见到林徽因，更未能倾诉久积在心中的离别之苦、相思之情时，却意外收到了自己的导师梁启超一封言词颇为凌厉的长信。信曰：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梁启超其信，表面上看是站在徐志摩之妻张幼仪与张氏家族的角度，同时又出于呵护弟子的考虑所发出的慷慨激昂、饱蘸感情的训谕。此谕令徐志摩大为惊诧，犹如劈头挨了一记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茫然不知所措。待慢慢苏醒过来，回味再三，蓦地意识到表面之下另有深意，这是自己的导师亲自动手所埋设的一道防线，意在阻挡自己威猛前行的脚步，以时间换空间，成就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好事。一旦认清了导师的这一真正意图，徐志摩怒火攻心，决定不再顾及师生的名分，不畏“庸俗忌之嫉之”之痛责，誓与这位显然已站到情敌队伍中的恩师公开叫板儿，以彰显自身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徐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慨然答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情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梁启超见这位弟子不但不吃自己那一套，看样子还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并有揭竿造反，势要把自己的儿媳活生生地劫走之狂妄野心。面对如此严峻情势，梁启超加紧了与林家的攻守联盟，很快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就在徐志摩声称要拉杆子造反，寻求“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几天之后，梁启超于1923年1月7日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披露道：“思成和徽因已互订终身。”接着谈到了各方面的意见：“我告诉他们，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不过，我希望他们在订婚之前一定要先完成学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马上订婚，他们的朋友也多半这么想。你认为呢？”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3)
随着这一消息在亲朋故旧中广为流传，梁思成与林徽因缔结百年之好的大局已定。仍蒙在鼓里并痴心不改的徐志摩，尽管热血满腔，激情荡漾，咬牙切齿地要“如此而已”，无奈前路已被斩断，回天乏术，眼看着梁家在这场爱情角逐中公然拔得头彩，自己只好强忍悲痛，暂时偃旗息鼓，蛰伏下来，暗中等待时机，准备做新一轮的绝地反攻。
梁思成乃清华出身，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著名人物。梁思成本欲在这一年出国留学，但一次意外的车祸，不得不使他推迟一年。
关于这次事故，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当时在北平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平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这个版本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另外一个版本是：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平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按：1915年5月7日是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南长街，就被北洋军阀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在地。梁思成当场血流满面昏迷不醒，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将梁思成从出事地点背回家时，梁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经送协和医院紧急检查，梁思成左腿骨折加脊椎受伤。而梁思永只是嘴唇碰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北京各报都做了报道并借机大加渲染。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有好事者考证，第二个版本当更可信一些。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导致梁思成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后来发现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落下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此来支撑上半身的体重。因这次意外事故，梁思成只好决定推迟一年出国。
1924年，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起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权威时，毫不讳言地说是得益于林徽因的提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的。当然，这一抉择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支持，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也很想让自己的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这对年轻的情侣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梁、林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家中举行了婚礼。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1)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的建筑系任教。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八百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四百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系。此前，梁启超曾为梁、林夫妇联系了在清华的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平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重量级留学生，不得不中断了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平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
四十年后，梁思成在生命的晚年，终于从协和医院得知梁启超冤死手术刀一事的真相。当年梁任公躺在手术台上，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院长刘瑞恒在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Ｘ光照片，结果割去的是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顾及梁氏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这一错误被当成“最高机密”保护起来，结果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功能，才算复原。”又说：“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对梁启超而言，协和误割好肾是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医生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诱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哀哉！”（《梁启超年谱》）。
就在梁启超去世的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为这个女孩取名“再冰”。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2)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孱弱的身体受到损伤，导致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去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自沈阳的回返，标志着林徽因肺病再度发作，自此之后，这个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
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属于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按：后该地址成为中山公园的一部分），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三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后又出任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按：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即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即1103年），惊为秘籍，遂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兴致所至，他自筹资金，索性发起成立了一所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最初学社设在朱启钤家中，初邀入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国学名家。
对于朱桂钤为何拿出钱来兴办一个学术团体的问题，按后来营造学社工作人员罗哲文的说法，自有一些因缘巧合的复杂成因：其一，朱氏早期就从事过工程的实践活动，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工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二，他在军阀政治生涯中受挫之后，倦于从政，欲把心力贡献于自己爱好的事业。罗哲文在叙述这一历史渊源时，处于对自身利害相关联的考虑，只是半吞半吐地说了个大概轮廓，外人仍迷迷糊糊不知其所云。其实，对朱启钤的经历完全可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朱在袁世凯政府任上，曾逆历史潮流而动，竭力攘助老袁重登皇帝大位，弄了一些“洪宪帝制”之类的东西，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袁世凯死后，喧腾一时的“洪宪”也随之烟消云散，朱启钤和赵秉钧、陈宦、梁士诒四大臣被新一轮当权者北洋政府同列“四凶”予以通缉。朱是个颇能搞钱之人，在台上台下结交了一大批巨贾名宦，事发后在徐世昌等当朝权贵的庇护下，朱氏隐匿于津门租界，家眷仍在北平，偶然轻装回平，也安然无恙。如此这般过了两年，奉令特赦，朱的罪状一扫而光，并很快当选为安福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在此期间，朱启钤即全力经营中山公园的修建工程，如来今雨轩、水榭、唐花坞、长廊、假山等等，无一不是他亲手经营。在实际工程中，朱氏深入研究了中国古建筑、中国园林艺术，由票友而渐渐成了这方面有特殊贡献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1930年春，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当时中基会的大权已从周诒春手中落入任鸿隽的掌心，朱启钤虑及学社没有专门人才，要钱的理由不充分，便让做过自己幕僚的周诒春（按：周于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中基会原干事长，时为董事、营造学社名誉社员），专程到沈阳鼓动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此时东大建筑系刚刚筹办，梁思成不便离开。另外，鉴于当年朱氏为老袁当皇帝吹喇叭抬轿子，吹吹打打，吆五喝六地出尽了风头，被国人所诟病，梁、林二人亦有所忌讳，不愿与其合作，此事便搁置下来。
1930年秋，林徽因回北平养病不久，梁思成的清华同学、留美归国并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陈植离开东大，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谋生。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了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竖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恐吓之语。
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的“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后，再次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呈老鼠动刀——窝里反之势，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类“老鼠”的刀枪相向，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料理，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毅然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启钤重印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却对书中的术语不知所云，视为“天书”。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这部《营造法式》更是一个未解之谜。而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做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这对于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光辉前景，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这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这样一件“大事”，忽明忽暗的希望之火跳跃不息，才使他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这件“大事”而来，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不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这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架构”的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而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声誉的学术组织。当然，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
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东城区米粮胡同二号住居。当时米粮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胡同一号，胡适住在四号。后来，梁、林认为米粮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住居。同米粮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是难得的住处。梁、林的挚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对这所院落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梁氏夫妇把窗户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4)
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回忆说，他与费慰梅（Wilma Fairbank）初识梁思成夫妇是在1932年，那时“我们刚刚来到北平要进行四年研究生的学习，而他们刚从沈阳迁回到这里，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费慰梅后来在她的传记《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作伴。……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味之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所时来到北平。”又说：“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林徽因还专门为这对年轻的美国小夫妻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就是后来中国知识界多有所知的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费慰梅。
抗战爆发前，梁思成夫妇与费正清夫妇曾共同赴山西一带进行田野考察古建筑艺术的活动。战争期间及战后，费正清夫妇又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费正清本人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等职，历史的机遇与所处的政治地位，使费氏夫妇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交往。正如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所说：“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地使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限，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按：林徽因）关系更为密切。……梁思成夫妇向他们的新朋友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他是从事原子能计划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与他们所进行的无目的的非正式交谈，为他与中国的开明学术精英的长期联系打下了基础。费正清不只是把他们当作透镜，通过他们去观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他与他们的联系中还体现了他对充满生气的中国的深情依恋之情。”
费正清携妻返国后，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毕生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历任美国的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协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后来费慰梅还本着对梁家的了解，写出了传记文学《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并在美国出版。当然，在创作这部传记的时候，费慰梅已到了即将油干灯尽的生命晚年，可能是人老昏花、糊涂的缘故，在描写梁家院落的时候，时间上出现了一个误差。那就是梁、林夫妇是1931年4月才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夏秋期间陆续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因而不太可能在此前一年便在北总布胡同租下这个美妙的院子并且住了进去。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1)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冰心的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描述道：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2)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自都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只见：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3)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无独有偶的是，就在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一年，林徽因曾竭力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后任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也发表了一篇叫做《八骏图》的讽刺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曾在青岛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长的闻一多更是勃然大怒。因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
有好事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此点得到了沈从文的证实，小说发表十年后，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后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这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1)
冰心的这篇小说在知识阶层与坊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随着1949年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而被人们忘却。直到新千年的世纪之交，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重新定位和展开讨论，梁、林夫妇的名字也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泥沙中再度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文化学术的贡献伴着当年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跃入大众的眼帘。2001年12月6日，南通地区有学者名陈学勇者，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了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冰心写讽刺小说与林徽因送山西陈醋给冰心享用之事，皆来自于李健吾的这篇回忆文章。据抄录者陈学勇说，他是从“不为世人所知”的多人合集的《作家笔会》（沪上“春秋文库”）中查找到李健吾这篇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文章的，陈转抄后属于第一次重新公开发表。看来这位转抄者陈学勇是比较佩服李健吾之才识的，他评价道：“这是一篇十分真实、传神的人物素描。近年来记述、描写林徽因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形无神，泛泛的才和貌而已；或无中生有、面目全非，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去历史人物之远尤给群众很大负面影响。唯林徽因生前挚友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呈现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不过费慰梅花了十几万言的篇幅，而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赤热、口快、性直、好强，这一组词不足十个字，却简练、准确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往往被许多文章忽略。李健吾说热情是林徽因生活的支柱，实在属知己之言。”又说：“李健吾非常敬重女作家，然而他并不像一些文章那样，把林徽因说成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如李健吾说，林徽因有她的孤独、寂寞、忧郁。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我听吴荔明女士说过，确实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女士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以林徽因‘高傲’解释个中原因，怕未必契中症结，我看更可能由林徽因的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我们从这里窥见的，或许倒是林徽因脱俗的一面。脱俗在女性来说多么难得，可惜，连相知匪浅的李健吾都未能理解女作家这一点，无怪乎林徽因要感到孤独、寂寞、忧郁了。”（《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
李健吾的原文与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想不到此文惹恼了一个叫王炳根的人，王氏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者，在他的《梁实秋的私行》（《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对上述文章做了引用，借此对冰心的品行给予了质疑。王炳根读毕，立刻感到从头脑到周身“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还）有了不能不说的冲动”。在一股强大的激流冲击下，王氏泼墨挥毫，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辈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其立论点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林徽因才华过人确实不假，但也不至于连一个在同一层面上与其对话的人也没有，如袁昌英、陈衡哲（算是前辈）、黄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杨刚、韩素音、丁玲、萧红、张爱玲等都与林徽因一个时代，有的还与林有一定交往。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那就是冰心。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2)
二、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便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应为堂叔父）。林觉民在广州出事后，家里怕受株连，变卖了位于福州杨头口的住宅大院，而买房子的恰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1919年冰心随父从山东烟台返乡，住的就是林觉民住过的这座院子。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按：照片可见《冰心全集》第二卷插页）。按照王炳根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纪录”。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三、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王炳根认为，这段文字再度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
四、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60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王炳根《她将她视作仇敌吗？》载《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
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陈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是很快进行了回击。对于王炳根提出的第一条，陈学勇未能回应，应是当初所言确有些过分之故，让人抓住辫子竟有些鸭子吞筷子——无法回脖儿之势，只有装作没看见避而不答。
对于第二条，陈氏的回击是：王炳根只列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如同乡、同学以至对方与林徽因的友善，并不能说明冰心与林徽因二人之间就不能“结怨”，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二人在美国绮色佳的留影，没有看出有多么亲密，只不过是一般青年的聚会场景而已。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对于第三条，陈氏认为，所谓冰心赞美林徽因的文章仅限于林的美貌与文才，所涉人际关系，只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但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有的却溢满情感。冰心在文章中为什么干脆不提林徽因？不行，因为该文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而写，面向包括美国读者在内的大批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当年在文坛和海外的影响。何况文中列举女作家数十位（按：文中冰心列举了前辈的袁昌英、陈衡哲等，后辈说到了舒婷、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岂能置林徽因而不顾，这是在哪方面都说不过去的。面上不得不如此，但私下里就不一定了。陈学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3)
对于第四条，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查研究，并举例说，冰心本人曾写过一篇胡适百年诞辰的文章《回忆胡适先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中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但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就各载一封冰心致胡氏的书信，且从信的内容看出，不仅冰心本人与胡适有所接触，而且两家都有来往。可见仅凭记忆与当事人自白是靠不住的。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不搭界。只要看一下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就知道冰心笔下的太太影射的是谁，因为徐志摩在《偶然》一诗中关于云彩的意象是众所周知的。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陈学勇还引用了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冰心对徐志摩罹难后与林徽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证明二人性格与处世哲学的不同，意思是林对徐敬重、爱护有加，而冰心“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载《林徽因寻真》，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王、陈论战一时无果，而作为读者的大众自有不同于二人的看法。就陈学勇的最后一段话而言，怕是对冰心的“意指”没有琢磨透彻。徐志摩遇难后，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关于徐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信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徐志摩的“微词”是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怜悯与冷颜之爱的，而这些“微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她思想的铺垫，真正的爆发点则落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面，这是一句颇有些意气用事且很重的话，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呢？从文字上看似泛指，实为特指，想来冰心与梁实秋心里都心照不宣，不过世人也不糊涂。在徐志摩“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4)
关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当年在圈内和坊间并未传出有与情爱相关的桃色新闻，直到许多年后的1982年，定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在给陈从周的信中再次做过如下说明：“至于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在次年给陈的信中，凌叔华再度表白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在此种种原因，我只知我既应允了志摩为他保守他的遗稿等物，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凌叔华的表白，除了向陈存周说明他与徐志摩没有情爱关系外，还透露了文学史与徐志摩研究者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和破而未解的一个悬案，即徐志摩遗稿和日记到底流落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圈内人士通常所说的“八宝箱之谜”。为了“八宝箱”中的遗物，凌叔华与林徽因、胡适等人之间曾发生过不愉快，但与已死去的徐志摩已经没有关系了。因凌叔华与徐志摩生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触与友情，徐对凌有所帮助，凌尽管没有给徐多少“好处”，似乎也未从可考的资料中发现给徐多少“坏处”，因而凌叔华应排除在冰心所说的“女人”之外。那么冰心所指就只能是林徽因与陆小曼。
凌叔华说：“可惜小曼也被友人忽视了，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人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致陈从周信）而梁从诫则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空谷回音》载《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如果冰心不是专指林徽因，至少是把林与陆同等相视，而指林徽因的可能性当更大。联想梁从诫一提到冰心就“怨气溢于言表”，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其间必另有痛苦而又难以言传的隐情。假如同王炳根所说的那样，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不但没有结怨，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后代却又以德报怨，对与自己母亲友好的这位阿姨心怀“怨气”，那么不是梁从诫脑子有毛病，就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从诫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吧。
冰心可谓人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99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益寿齐彭。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却早早地于1955年51岁时乘鹤西去，徒给世间留下了一串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