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事变时，已考取了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
1937年11月，梁家在雨雪交加中由长沙赶往昆明，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患肺炎病倒。梁思成携妻抱子，在那只有一条泥泞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投宿的客栈。几次联系未果，于走投无路之际，幸亏偶然遇上了一批同样往昆明撤退，暂时在此地住宿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的第七期学员。看到林徽因的病情，年轻的学员们腾出一个房间让发烧已40度的林徽因和孩子、老母躺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林徽因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于李庄肺病复发的祸根。也正是这次重病，使梁家与这批飞行员相识相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事后得知，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来自沿海大城市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当他们在昆明集训时，每当休息日，总是三五成群结伴来到梁家，并把梁、林当作长兄长姐看待，对他们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有些巧合的是，作为空军航校第十期学员的林恒，不久也奉命撤往昆明。因这层关系，梁家与这批航校学员的友谊更加密切。又因为梁、林的关系，航校的学员们和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等也有了交往，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与长衫布褂的知识分子，在昆明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大约一年之后，这批学员从航校毕业，并作为驱逐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由于学员们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当这批学员毕业时，梁、林夫妇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
据梁从诫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结果是抗战没有结束，这批学员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因为多数学员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部队便把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般是一份阵亡通知书，几个日记本、一些信件和照片等私人遗物寄到梁家。每一次接到遗物，作为“名誉家长”的林徽因睹物思人，都要哭上一场。当时梁、林没有想到，此种做法后来竟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当梁家迁往四川李庄后，双方只靠通信联系，但部队仍按原有的惯例向梁家不断寄阵亡飞行员的遗物。此时林徽因已重病在身，难以承受一次次感情上的打击。梁思成为了保护妻子，每有阵亡飞行员的遗物寄来，便默默藏起来，不再声张。未过多久，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第十期学员林恒，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爱妻，自己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匆匆赶往成都（林恒的训练基地此时已由昆明迁往成都）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与梁家同居李庄）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后，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和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邻居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晕厥。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据说，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永久纪念。梁思成在给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她的小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成仁。我只好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返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2)
在寄费正清夫妇的同一个信封里，林徽因加补了一张字条：“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机牺牲了。”这句话后来被费慰梅记录于她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
与费的记录不同的是，梁从诫在谈到林恒阵亡情形时说：“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迟了。三舅（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长空祭》梁从诫载《中华英烈》1986年第3期）
尽管林徽因与梁从诫母子说法不同，但林恒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是铁的事实，后世有好事者也没有就林恒是否打下敌机与在什么状态下牺牲一事进行争论，倒是围绕梁思成捡回的一块飞机残骸，旧事重提，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唇枪舌战。
当年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按照林徽因的叮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的飞机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就是这块飞机残骸，令好事者视为林爱徐的“铁证”。有一名叫苗雪原者，在《书屋》2001年第11期上，发表了《伤感的旅途——徐志摩情爱剖析》一文，内中着重提出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的问题。经过苗氏的一番论证，认为：“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流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梁在徐生前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徐飞机失事后，亲赴出事地点参与料理善后事宜，并给林带回失事飞机残骸上烧焦木片一块。但林徽因的反应一定令梁始料不及，林竟将此木片悬挂于卧室正中央，并一直挂了24年，直至辞别人世。梁深知徐、林过去的交往，对其也并非没有一点本能的戒心，但既然能够主动带回存留着诗人印迹的遗物，说明梁此举是在信任徐、林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而为之的。但梁在徐死后才惊觉林与徐之间的关系绝非友谊所能包容——诗人是林心中永远的痛，占据着任何人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而这在徐死前，一直超出梁的理解力。至于梁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难以下断语。也许在徐死前是爱的，由于父荫而得到林的梁或许出于对林所承受的痛苦而心怀内疚，对林的举动加以迁就包容，但这并不成为永恒的爱的充分证明。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含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它以迟到的勇气寄托了始而柔弱终而刚强的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意中人无限的深情。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
为了证明梁、林之间没有爱情，苗氏举例加以说明：“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以至于此！”
苗氏此说一出，在坊间与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的关系一时甚嚣尘上，又成为新一轮饭后谈资。苗氏之说，看似独辟蹊径，另立门户，成一家之言，但细一考察又不尽然。第一，梁娶新夫人林洙与林病逝“仅一年”，此说明确有误。从当事人留下的材料看，梁与林洙相爱是在1959年之后，结婚是1962年，此时离林徽因去世已七年矣。（见林洙《困惑的大匠》）如此时间间隔，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第二，如果说林在卧室悬挂徐志摩遇难飞机残骸是林爱徐的“铁证”，那么林在李庄悬挂弟弟林恒罹难飞机残骸之举就不好解释了。对于林收集飞机残骸的真伪，有一位名叫陈宇的徐志摩研究者曾专门到古城西安采访过林徽因的堂弟、已由大学讲堂退休在家的教授林宣。据说，林徽因跟他情同手足，几乎无所不谈。林宣与徐志摩也很熟，当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就是林宣陪徐志摩不断看望、照顾林徽因的。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宣对陈宇回忆说：“我陪徐志摩下了香山后不久，就听到徐志摩再次北上飞机失事。关于林徽因保存飞机残片，确有其事。但不是一块，而是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去取回的。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另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林徽因叫梁思成马上赶去济南取回的。”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3)
两块残片他都见过，有烧焦的痕迹，都用黄绫扎着，放置地方并无定所。（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载《传记文学》1999年第12期）
如果林宣的回忆无误，这两块“铁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只把此物视作一种亲情、友情的纪念性标志，并不专含男欢女爱的爱情之“爱”。这一标志尽管不尽如梁从诫所说徐、林二人一生都没有男女之爱的“爱”，但至少可说明所谓的“铁证”并不太“铁”。至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林徽因，就如同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一样，也只有梁思成自己心里明白，外人看到的都是表象，不足为凭。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在《困惑的大匠》中记载，梁思成生前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曾对人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此语是否可代表梁氏的心境，只有待识者明察了。
林恒不幸牺牲，尽管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年轻漂亮、腼腆得像个女孩一样时刻微笑着的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这位年轻的弟弟。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经常与老金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的赞赏。而在昆明的时候，老金仍时常挂念着这位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位飞行学员的命运。想不到昆明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目睹老金如睹自家的亲人，不觉悲从中来，当她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的经过时，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的装备一直处于极端的劣势，根本无法与日本空军的先进装备抗衡。直到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才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飞机，同时在印度支那等地为中国培养新一代飞行员，中国空军在装备上的劣势有了较大改观。而这个时候，梁家在昆明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外，已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烈士没有一人死在陆地，全部牺牲在惨烈的对日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梁氏一家。据梁从诫回忆说：“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林耀的战机残骸和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林耀的罹难，对梁家特别是林徽因在感情上再度造成了重大创伤。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许多年后，梁从诫在《长空祭》一文中再次回忆道：“我的母亲早在1955年便去世了。十年浩劫开始时，只有父亲、外婆和我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清华园中那些‘造反派’把父亲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父亲的住房几次遭到他们的‘抄家’。从我家几乎从不打开的箱底，他们翻出了那个久已被遗忘了的黑色包袱，发现了三舅（林恒）那把镌有‘名誉校长’蒋介石名字的佩剑。‘梁思成还藏着蒋介石赠的短剑’一时成了清华园中耸人的头号新闻。年老多病的父亲为此受到更残酷的批斗折磨，直到他1972年含恨去世。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1)
无论是对当局的责难，还是刺耳的回声，对于身处李庄偏僻一隅的林徽因与同人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并在连绵不绝的苦难中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后，辗转近万里的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痛的热泪。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人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此同时，梁、林为了实现多年的夙愿，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处心积虑地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常常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这段时期，林徽因给在重庆工作的美国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李庄的生活：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老金来到李庄梁家之后，为了滋补林徽因的身体，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总布胡同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在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正是由于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对待，他对梁、林夫妇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梁思成夫妇在精神上获得到了一丝慰藉。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2)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他期待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的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煌煌巨著《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中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有此不幸的遭际，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就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而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书稿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
当然，除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之外，老金箱子里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时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就读的学生汪曾祺后来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是十分尊崇和敬仰的。
汪还说：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按金岳霖教授的逻辑学说做了这样活学活用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会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书稿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机在城内轰炸，他却坐下来埋头继续修改书稿。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当敌机撤离昆明上空时，天已黑了下来。老金见警报解除，爬起身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记起时，急忙赶回去寻找，等待他的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作垃圾随手扔掉？一切都不得而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便借休假的空隙，老金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年底了。老金之“痴”与“倔”再次彰显于世。
处于战争岁月的知识分子，除了一连串的苦难，也有片刻的欢乐时光。每到下午四点钟，梁思成与助手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个大茶壶，与老金等人喝起下午茶来，以消解苦难与身心的疲倦。此时严酷的暑热已经退去，病中的林徽因也请人把行军床搬到院内，与大家一道喝茶聊天，寻回一点生活的温馨。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3)
据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有天下午，在惯例的“茶话会”上，梁、林等营造学社的同人和老金谈起了天府之国的文化。在昆明的时候，营造学社曾组织了一次川康调查，梁思成与学社同人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中，曾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梁氏还专门记录了厚厚的一本。当林徽因旧事重提时，梁思成兴致大增，学着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架势，向老金讲起在旅途中听抬滑竿的轿夫们独特风趣的对话。梁思成发现，四川的轿夫们都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讲面前的事物，而且极具演讲天赋，几乎都是出口成章。如两人抬滑竿时，因后面的人看不见前方的道路，前后两人就要很好地配合。如果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莺子飞”，后面的那个就立即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二人都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多用石板铺筑而成，时间久了，石板开始活动，一不小心就会踩滑摔跤，或被石缝中的泥浆溅个满身。每遇此种境况，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甩”，表示石板路不稳当，要多加小心。后面的人则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据梁思成解释，“角”，当地土语读“国”，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倘要过一个很窄的小桥，前面的就喊“单桥一根线”，后者脱口而出“好马射得箭”。讲到此处，梁思成快活地摇摇头道：“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这过桥和射箭有什么关系？”静心听讲的老金说道：“是不是好比一匹马在箭杆上跑啊？”身旁的林徽因略加思索，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总觉得还不够准确，这句话的神妙之处还是没抓住。”梁思成说：“这话可能还得请史语所的李方桂才能搞得清楚，我们不是语言学家，只能靠瞎猜。不过你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的确是不乏幽默，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有一次我们坐滑竿上山，中途遇到了一个姑娘，前面的那个就说‘左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还巴家’。当时我不懂，就问轿夫刚才说的是啥意思。后面的那个就小声对我说：‘没看见女人是个麻脸吗？’我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脸上的确有些麻子，心想这帮抬滑竿的也真会糟践人。”林徽因接着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前面的刚说‘左边有枝花’，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一句话惹得众人喷水大笑。
李庄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度过了。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明时，傅斯年携妻带子又悄然来到了李庄，这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人无疑是一个重大喜讯。
遂把他乡当故乡(1)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携妻俞大彩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
在如此严寒的冬季急着赶往李庄，除史语所的人员与一堆杂七杂八的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傅的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他必须离开重庆那乌烟瘴气的官场，到这个偏僻的古镇静下心来，于日常工作中好好休养一下即将垮掉的大块头身子。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到达李庄板栗坳之后的傅斯年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几不能行步。一量血压，水银柱猛地上窜，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记录，高血压症再度爆发，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一个多星期才稍有好转。当他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间，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眺望东流不息的长江时，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日本舰队已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随着恼怒的美国对日宣战，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一个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形成了。
这年的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权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对日作战的总指挥。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小小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的威胁与物资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此前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心情之迫切。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联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傅斯年夫人俞大彩曾回忆说：“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这段记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记述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住居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这里的环境除了如“世外桃源”外，仅住居条件而言，正如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大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的住房条件在各方面都基本相当，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在此地住居时间的长短，或许由于傅斯年一家住厌了达官贵人们整日吵闹不止，令人心烦意乱的陪都重庆，来到李庄这块僻静之地短期住居，才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新鲜之感吧。但在国难当头，就傅斯年的身体与生活条件而言，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彩的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爆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藉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濒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遂把他乡当故乡(2)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忆孟真》）
由此可见处在战火硝烟中的傅家生活与梁家同样艰难困苦。所不同的是，到达李庄的傅斯年，因远离官场与政治中心，心情逐渐平静，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只是长久住在此地的林徽因，病情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疾，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林夫妇时，对于林徽因的病情没有感到吃惊，当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大出意料，为之惊悚不安。
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史语所迁往李庄，梁思永没有随大多数人进驻郊外山上的板栗坳，而是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的罗南陔家中。
此时的罗家，自乾隆年间由湖北麻城迁到四川南溪地界已历九代，罗南陔自幼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哺育成长，幼年即跟随乡村秀才的舅舅读书习文。及长，一边读书，一边跟舅舅出席当地士绅的社交场合。民国初期，受当地乡绅官僚推荐，赴南溪县政府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集训。因此次机会，罗南陔结识了不少同僚和有识之士。从南溪至叙府（宜宾），经长江水路乘船必须路过李庄，往来的社会贤达、名流及各色官员，经常在李庄码头上岸拜会罗南陔。罗氏的处事方法是来者不拒，热情招待。如此一来二往，结识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遂有了川南“小孟尝君”之誉。
由于罗南陔的良好声誉，被当时驻在重庆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得知，遂有聘罗为秘书之意。但经派人洽谈后，罗南陔自小处在一个孤儿寡母的生活环境中，受母亲思想的影响极深，不愿与武人一起共事，遂辞却了刘湘之聘，在李庄照顾庞大的家业，并兼任一个国民政府李庄党部调解主任的差事，以此作为与当地士绅与官僚勾通的桥梁。到了20年代，由于李庄张氏家族的张铭传（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要在南溪竞选“国大”代表，主动找到罗南陔，示意其不要与张氏家族竞争，交换的条件是张家联合当地士绅官僚，让罗南陔坐上李庄党部书记的椅子。罗氏本无当官参政之意，很痛快答应了张氏家族的要求，其结果是双方都如愿以偿。
罗南陔之所以在当地有如此名声和地位，除了自身的条件，自然与他庞大的资财和家业支撑有关。据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说，当时在罗南陔名下的上等良田就有千余亩，每年仅收粮租一项就达七八百担，每担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百斤左右，整体算来约为24万斤，其家业之殷实可想而知。除了粮租，罗南陔还以“农业救国”的理想，创办了川南轰动一时的“期来农场”，内含期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之意。按罗萼芬所述：“罗家的期来农场从外地引进了良种鸡、北京鸭、桑蚕和意大利蜂等物种加以培育，效果非常好。当时法国在川南的一个传教士参观了期来农场，非常赞赏。后来传教士从法国携带良好的种蛋过来，鸡蛋与鸭蛋各20个，由于鸡蛋皮薄，在路途上压破了19个，只有一个送到农场，后来孵化出了一只小鸡。可惜这只鸡长到半斤大的时候，不幸被一只猫吃掉了，这法国的洋蛋也就算全部完了蛋。而鸭蛋皮厚，在船上一个也没压破，送来农场不长时间就繁殖开了。长大的鸭子全身雪白，毛发光亮，很讨人喜欢，据说跟北京吃的烤鸭是一个品种，很受当地人欢迎。”又说：“为了办好农场，我父亲罗南陔专门送我的一个哥哥到成都大学堂学农科，回来后主持农场的科学培育工作，还专门从外地大城市订购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各个方面应用。这些措施，使农场渐渐红火起来，家中的财力、物力与势力，在当地也就更加显赫了。就在这个时候，中研院的芮逸夫随同济大学的王葆仁等来到李庄找房子搬家，我父亲和当地士绅相商后表示欢迎他们搬来。当史语所一批人来的时候，李济、梁思永等人觉得板栗坳有些偏僻，生活等各方面不太方便，想在李庄镇内找地方，但住在何处一直没定。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梁启超的不少著作，对作者的思想和文才非常佩服。当从别人口里知道梁思永是梁启超的儿子后，出于对梁启超的崇拜和尊敬，就主动邀请梁思永到自己家中住居了。”
遂把他乡当故乡(3)
当时年纪尚幼的罗萼芬清楚地记得自己跟父亲前去邀请梁思永的情景。二人见面后，罗南陔诚恳地说：“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察看，可否满意？”
对方听罢，大为感动，当场表达了一番谢意。靠了因缘际会，梁思永一家几口算是在李庄镇羊街八号院内落下脚来。如罗萼芬所说：“我家与梁家结缘，除了父亲对梁启超的崇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下江人’在川南一带名声不好，甚至被妖魔化，李庄镇不少有房子的住户因为不了解真相，不太乐意让给他们居住。加之一下涌来了一万多人，镇内的房子突然紧张起来，陶孟和率领他的那股人马在李庄转了半年都没得找到一个踏实的地方，手下人员和家眷被冻了个半死，有的因此身染重病，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房子紧张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等当地士绅就动员大家，如果在乡下有房子的户主，要主动搬到乡下一部分，腾出院子让‘下江人’住。当时我家老老少少的几十口人，都搬到隔镇十华里的石板田（现名双溪村）乡下居住，那里有我家的几处老房子。梁思永来我家后，在本地主事的父亲对镇内其他房主就有话好说了。很显然，我的家人都搬到乡下去了，空出的房子已住进了‘下江人’，看你们得不得干。其他的房主一看，不好说了，就陆续腾房让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人居住了。这才有了陶孟和率领的那支队伍没被冻死在街头的幸事。陶老本人也在镇子内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处住所，与陶师母沈性仁共同住在那里。”
梁思永一家住进罗家院子后，因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当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当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八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每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在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由于在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八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的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据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刚来李庄的时候，精神还不错，每天都要从李庄镇内罗家院子步行几里地，再爬五百多级台阶到板栗坳上班办公，吃完午饭之后还会跟同人打几轮乒乓球。谁知当地的天气对有肺病的人是极不利的，不久之后梁思永就犯了病，从此卧床不起，差点丢了性命。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1)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梁思永的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的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兄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因而梁、李的结合被家人和社会视为天生的一对鸳鸯。事实上，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短暂又漫长的岁月里，二人的确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欢乐而又苦难的时光。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来到安阳殷墟，在一个叫后冈的地方，以“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身份和名誉参加发掘。也就在这一年秋季，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光辉的一页。正当梁思永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操劳照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这一病症为年轻的梁思永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和同乐寨的田野发掘。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后，当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时，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走，磨着妈妈李福曼要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了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妻李福曼和女儿梁伯有，随史语所同人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蔓忍痛把女儿那个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并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2)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据石璋如追述，此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之事。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经过，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梁思庄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y happen any 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的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He was benifited by二嫂誷 experience。幸喜天不绝人，竟渡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此信说的是1941年夏天之前的事。想不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开始反复，有时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轻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油印本·非卖品〉李光谟辑1997年5月）
信中可看出，此时的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梁思永再度肺病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存亡。来到李庄的傅斯年见状，认为李庄镇内羊街八号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令人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了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此时的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居所休养治疗。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林徽因之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3)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注：此信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由史语所副所长王赠予赴台访问的梁思成胞妹梁思庄外孙杨念群，后在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首次披露，以下书信均转载吴著。）
信中看出，傅斯年对梁氏兄弟大为赞颂，这除了梁家兄弟的人品学问皆出类拔萃之外，当然还有促使大权在握的朱家骅为之心动并竭力襄助之意，此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1)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吴文藻取得了令人喝彩又心怀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姻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
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做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且一直坚持认为建国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可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勒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朱学勒等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在60年代，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被活活整死。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折腾了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档案馆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2)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此前，曾被鲁迅呼曰李“天才”的李长之，因写文章讽刺、批评云南方面的人事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场风波，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有提及，他说道：“因校役之懒惰，想起李长之事。李清华毕业，在校主持周刊，而有色彩，专作攻击学校、诽谤教师的文字。芝生荐于迪生为云大国文系教员。近在《宇宙风》发表一篇小品文字，闻有云南人不如牛之句（予未见原文），惹起本地人士反对，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靖公署欲请去谈话，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听说迪之亦且为此称病若干时日。在滇人对此事固器量狭小，但李初出茅庐，学得士林恶习，得此教训亦好。然本地人中殊有些偷懒习惯。”（《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浦薛凤所说的芝生与迪之，乃冯友兰与云大校长熊庆来二人的字。言及的李长之（1910—1978），乃山东利津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等等。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等。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6年26岁出版《鲁迅批判》——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看过的批评鲁迅的书，因而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教职。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期间文学研究著作颇丰，号称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长文外加两篇随感。重要的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均获学界极高赞誉。
因李长之早年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天才”理论，说自己是天才式人物，并谓“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云云，因而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写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指第三种人），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底，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李长之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37年秋，比联大师生来昆明早四五个月。初来乍到，对昆明印象不佳，激愤之下，于1938年3月写了一篇《昆明杂忆》，发表于由上海迁往广州的《宇宙风》杂志。文中对昆明的地理环境、人的懒散、缺乏效率等进行了嘲讽与批判。特别独出心裁地把牛与人放在一个时空里对比，最后得出了一个“人不如牛”的结论。
正是李长之没有注意这些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专门在生活细节上做一些挑刺文章，并自以为是地嘲笑抨击昆明人，就自然地引起了当地土著的众怒，整个云南舆论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各界人士群起而攻之，据说连省主席龙云也表示了“震怒”。在群声喊打的情形中，李“天才”长之先生只好溜之乎也，或谓“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而邀请他来昆明的云大校长熊庆来也为此大受连累，弄得苦不堪言。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暗中叫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3)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李长之事件和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已由北大同窗好友而演化成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顾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楚图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又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再也不会像对待李长之那样“群声喊打”或“驱逐出境”了。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群声叫好声中，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4)
吴与费当时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师徒几人在昆明搞了一个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是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辈，借战乱之机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竖大旗，占山称王，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当年在广东中山大学时，顾颉刚因受不了傅斯年的火爆脾气与压迫，索性弃却与傅共同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赴北平燕大任教。傅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初冬，也就是傅斯年欲离重庆回李庄长期住居的前夜，燕大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徙，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自己哥哥在清华时候的同班同学梁思成（梁为筹款到重庆化缘）。在梁的陪同引荐下，慕名投奔傅斯年，欲在其治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意想不到的是，见面后，傅斯年问清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对方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世襄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跟随梁思成乘江轮溯江西行，去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而此时的梁思成在经济上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穷得连儿子一双鞋子都买不起的地步，他和他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依靠李济主持的中国博物院拨给的几个在编名额，勉强领一份薪水，再加上变卖自己的衣物艰难度日。但梁思成感念清华同学之谊，决定把王世襄留下，走投无路的王氏才算是在中国营造学社落下脚来，有了一个时刻都要摔碎、打掉的泥盆饭碗。许多年后，这位“麒麟送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儿子”（车前子语）、“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王世襄，谈起当年这段学界恩怨时，仍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悲凉。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自是怒火攻心，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立即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吴、费联盟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傅、顾集团舞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一面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一面致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大权在握的学界统帅，“拉兄弟一把”，并给予自己道义与火力上的配合与支持，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