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确是名副其实的甲级战犯，他曾任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是攻陷南京的日军最高统帅，被判处绞刑是罪有应得。但在攻陷南京时真正指挥和约束日军行动的，是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今年1月出版的《档案春秋》杂志刊发俞允尧的署名文章披露了这一史实。
1937年12月2日后改任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在进攻南京之前训诫官兵：南京是中国首都，攻占首都是世界性事件，故须慎重研究。这时松井并没屠城的念头和准备，他执行的方针还是在他接受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向近卫文麿首相说的：“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破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同日，时为陆军中将的朝香宫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7日赶赴南京前线。朝香宫鸠彦赶到战地听取汇报后，不日即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这一命令在南京城破后迅即得到贯彻，并使大屠杀越演越烈。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占领南京后任南京警备司令官）于南京陷落的当天，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该部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朝香宫还指令下属改变松井原命令，让所有日军入城，自行安排住宿，使大屠杀及各种暴行进一步扩大。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书》和《昭和五十年史话》书中记载：“松井在12月17日以前因病而留在后方地区，17日那天举行入城式方进城检阅，18日举行了日军战死者的慰灵祭。”在城破后最残酷的头四天大屠城中，松井不在城内坐镇，任由朝香宫指挥。松井在南京城内停留了5至7天即去后方，但在这几天中他没有阻止日军的暴行；而且在南京失陷后，他在后方已听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也听说过“许多外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改善这类情形”，“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朝香宫鸠彦是在攻占南京之前不久才被任命来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时日本最高统帅部已制定好策略，即通过残酷地打击南京，来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迫蒋投降。朝香宫鸠彦忠实地传达并实施了这一策略精神。因此是朝香宫鸠彦亲王指挥了这一场有意识、有指导的屠杀行动，所以说他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元凶、真正的罪魁祸首。
可是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朝香宫鸠彦却以其皇族身份（他是裕仁天皇的叔叔）而被免于审判。不仅免于审判，此人后来还成为“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轻松挥杆于青山绿水之间而逍遥终老。刘继兴认为，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与真正的元凶，朝香宫鸠彦完全应该被判处绞刑，可他居然逃脱了战犯应得的制裁而逍遥法外，真让人感慨天理何在。
历史上最恶毒的文痞之骂
北伐之前，国共合作下的湖南农*动已经充分发动。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连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不得不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1926）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1927年，北伐军胜利北上控制湖南后，农*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其时两湖农运高涨，风起云涌，势如燎原，“一切权力归农会”。对此，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在湖南与王先谦齐名的叶德辉就是喊“糟”派。非但如此，农会仰仗他的学识和名望，请这位身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名士写对联时，叶德辉竟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出世；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
横批：斌尖卡傀
对联不难看懂，横幅“斌尖卡傀”乍看上去颇为费解，细细一琢磨，原来暗藏玄机。叶德辉在对联中大玩文字游戏，竟然骂农民协会是杂种、畜生，是不文不武（斌）、不大不小（尖）、不上不下（卡）、不人不鬼（傀）之东西。尖酸刻薄中带着一丝调侃，还带着一丝晦涩，堪称历史上最恶毒的文痞之骂。
是可忍，孰不可忍。农会自然饶不了他。于是，当*成性的叶德辉拥着美人沉睡在温柔乡之时，农民自卫军叩门而入，将他带走了。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判处叶德辉死刑，并没收其财产。于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两天，在湖南革命群众的一次反蒋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示威大会上，叶德辉被当场处决。一个一贯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绅、文痞学者，在“广阔的会场”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27年，叶德辉之死已经微不足道也。在此之前，蒋介石“清党”，无数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被杀，北方军阀则以“讨赤”为名捕杀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农会也以牙还牙，在各地杀“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彼此都大开杀戒，以杀人来翼教，以翼教来杀人，大家杀得理直气壮，于是鲁迅用他冷峻刻骨之笔，写下恐怖世界的混乱和癫狂：“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叶德辉（1864—1927年），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叶德辉以思想反动著称，“戊戌变法时期，叶德辉就与王先谦代表湖南反动思想，攻击康梁革新运动”（胡适语），纠集封建顽固势力咒骂变法是“毁国灭种，无父无君”，是“悖乱逆谋”，并编《翼教丛编》“驳斥”变法学说。辛亥革命后，他则以清朝遗老自命，称革命致使“国破家亡，主忧臣辱”。袁世凯复辟称帝，叶上书劝进，自任湖南筹安会会长；六十寿辰有人给他送对联：“海屋添筹，安期早熟；耆英盛会，长乐花开”。嵌入“筹安会长”四字挖苦他，他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将对联高挂中堂。叶恃才傲物，尖酸刻薄，对革命派和进步思想，常常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生活上声色犬马，肆无忌惮，仗着金钱权势武断乡曲为霸一方盘剥百姓。连清朝湖广总督瑞瀓也这样说他：“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娼优，行同无赖。当米贵时，家中积谷万余担，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所侧目，实属为富不仁，猥鄙可耻。”
然而，就是这个“为富不仁，猥鄙可耻”的叶德辉，居然在学问方面造诣很深。他少年时就读岳麓书院，清光绪十八年（1892），叶德辉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叶德辉是清末民初湖南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藏书家、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其藏书之富甲三湘，出版古籍之多雄视全国，研究版本目录功力之深于同时代无人能及。其版本目录之学堪称一代之冠。他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书目》及《郋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亦是学林的经典。
叶德辉之死，震惊全国。据说也是王国维朝昆明湖纵身一跃的诱因之一。但无论新派旧派，几乎没有一个人作挽词。叶氏之死，曾引起湖南文化名人及全国文化名人的巨大震撼。毛泽东的老师、曾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的易培基与当过湖南省都督、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谈起叶德辉被杀的前后经过，相对伤悲。梁启超先生剖析王国维死因时曾云：“他（指王国维）平时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数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博士作过一首《悼叶德辉》的白话诗：“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话虽直白，却又意蕴深长。惋惜、调侃、批判、敬意中带着不恭和诙谐，巧妙道出了当时中国政局的状态。但胡适在这首小诗中犯了一个大错误：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叶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在一文中，他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按照刑律，则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章入狱西牢，受尽折磨。也由于此事，章在读书人中之声望日隆。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介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声吞气。
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这不仅是章太炎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更是国学的悲哀！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识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二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蒋介石是如何传位给蒋经国的？（1）
晚年的蒋介石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总在担忧自己去世后大权旁落。所以对自己的身后事可谓处心积虑。为了能使儿子蒋经国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他确实煞费苦心。这一历史过程鲜为人知，长期以来属于台湾当局的机密。
台湾学者邱家洪在《政治豪情淡泊心——谢东闵传》一书中说，谢东闵对他当年做的“最高机密”的事情非常得意，认为他“为台湾的安定与发展，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大贡献”。
这个“最高机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蒋介石“家天下”的密谋得以实现，助推蒋经国成功“接位”。
事情得从蒋介石败居台湾时说起。国民党残余兵败初到台湾时，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军政人员几乎占据了台湾的所有官场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场谋到一个科员位置也不易，此举造成逃台的大陆军政人员与台籍人士矛盾十分尖锐，台湾民众对此也十分不满。
上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蒋介石将台湾省长一职交由台湾人做，以缓和矛盾，并力推吴三连、黄朝琴、谢东闵等人。由于一心想培养儿子接班，蒋介石一直找种种借口推脱。他担心过早地树起台湾本土人士，会对儿子接班造成威胁。
时间的车轮滚到了1971年年底，蒋介石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儿子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决定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但让儿子来接班，老子说不出口啊，这个事还得由别人来提比较好，尤其是由台湾本土人士提出更有说服力。
这个自然难不倒老谋深算的蒋介石。1972年2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台湾南部的日月潭休息。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蒋介石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政客谢东闵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
蒋介石的召见，使谢东闵受宠若惊。他深深明白，老头子表面是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实际上是考察两人对蒋家是否忠诚。果然，蒋介石在听完工作后，似乎漫不经心地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
谢东闵何等聪明，回答得非常得体，还借机对蒋介石和蒋经国大大歌颂了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双双笑逐颜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蒋氏父子认为，谢东闵是一个对蒋家忠诚、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湾省省长，对国民党和蒋家大有好处，并能为蒋经国接班当推手。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召见了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蒋介石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他可担大任。他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闵，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但这个信一定要写好。
特务出身的王升，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熟谙官场上的那套。老蒋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就去找谢东闵办此事。”
蒋介石是如何传位给蒋经国的？（2）
很快，王升找来一个大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民意之所趋，是故顺应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谢看后，知道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并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蒋经国看了王升带回的谢东闵的举荐信非常高兴，并对王升夸奖了一番。随后，蒋经国又将举荐信送给蒋介石看，老蒋也很满意。
第二天，蒋介石又将此信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闵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谢关心“国家”大事，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1972年5月26日，国民党举行中常委会议。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蒋介石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闵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看。严家淦看了信，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儿子接班。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但他想，这种事自己想挡也挡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主动让出职位，以满足蒋氏父子的欲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想到这里，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低声说：“总统，那我今天就在会上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并力荐经国先生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见严把话说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
就这样，这次中常会在会前搞了一个临时议程，讨论谢东闵的举荐信和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张宝树宣读举荐信后，会上鸦雀无声。因事情来得太突然，与会者不知如何应对。严家淦讲完后，会上仍然没有人表态。蒋介石见冷了场，便提议说：“赞同严副总统提议的，请站起来！”与会的中常委慑于蒋介石的权势，都站了起来。不过，张宝树宣读谢东闵的举荐信时，蒋氏父子均面带笑容，严家淦却不太高兴。按规定，“行政院长”本应由“总统”提名，蒋介石怕外面议论，改让严家淦提议。忍辱负重的严家淦照办了，严家淦能如此做出牺牲，事后蒋介石自然少不了对其慰抚一番。
于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老子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的特殊的政治架构出现在台湾。一时间，中外媒体对蒋氏父子的这种做法纷纷进行抨击。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蒋经国的任命后，娴熟于政治运作的蒋介石接着又采取了两个举措：一是指示国民党宣传部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联合报》上刊登文章，称颂蒋经国的才德；二是策动国民党“立法委员”吴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个书面宣传稿，对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称赞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员”的不满。结果在“立法院”通过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
对蒋经国接班立下大功的谢东闵，蒋经国自然要投桃报李。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到“行政院”宣誓就职时，任命谢东闵为台湾省主席。随后，蒋介石又亲自召见了谢东闵。对蒋经国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蒋介石也没有忘记，马上任命他为总政战部主任，军衔由陆军上将升为二级上将。
谢东闵当上了台湾省主席，美日两国表示满意，认为此举对缓和台湾社会矛盾大有好处，而对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则只字不提。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严家淦继任“总统”。但因此时蒋经国继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大权都握在他手上。严家淦也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所以尽量少管事。对于谢东闵的鼎力相助，蒋经国报之以李。1978年3月，蒋经国出任第六任“总统”时，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5月20日，谢东闵与蒋经国一同宣誓就职，成为国民党逃台后，职务最高的台湾籍人士。
蒋经国成功地“子承父业”，1978年—1988年，十年内连任两届（第六任和第七任所谓“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对于当年与蒋家做的这桩政治交易，谢东闵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99年4月，进入暮年的谢东闵想到自己来日不多，才将这件“最高机密”披露给为他写传记的台湾学者邱家洪，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一逃再逃的“长腿将军”孙元良（1）
一位在北大读过预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将军，晚年在台湾出书时，居然其书名有严重的常识性错误，这不能不说是黄埔和北大以及台湾出版界的集体悲哀。
这位将军叫孙元良，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重庆警备司令、第十六兵团总司令等职。国民党大陆兵败后，他去了台湾。晚年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一书，由台北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只要上过中学的人都会看出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光年”是长度单位，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如太阳系跟另一恒星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而“一瞬”是时间单位，指一眨眼的工夫，形容极短的时间。很显然，作者孙元良错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了。台北世界出版社呢，居然也没看出来这个错误，将错就错以致贻笑大方了。
李敖在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骂孙元良时，曾展示过此书。但学问大如李敖者，也没发现这本书的书名错误。否则，以李敖的秉性，会以此为话题，将孙元良接着再嘲讽一通的。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孙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错，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孙元良的儿子孙仲祥，又名秦汉，台湾电影明星，其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
孙元良出身黄埔，系“天子门生”，有“飞将军”之称。这个雅号可不是褒义的，又名“长腿将军”、“逃跑将军”。
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孙元良就曾是战场上可耻的逃兵。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一逃再逃的“长腿将军”孙元良（2）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
原来，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怒气平息后的蒋介石考虑到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就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于是，他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孙元良因祸得福。
1932年淞沪战役发生后，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259旅少将旅长孙元良率军坚守上海宝山庙行镇11天，和友军一起夹击日军，让日军受到空前挫败。当时国际舆论评价此役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因此役擢升为第88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集结重兵，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师、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率领的第88师击退。此后，孙元良率领88师官兵在上海闸北一带坚守阵地长达一个半月之久，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图谋。
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孙元良又下令88师524团第一营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然后自己撤退。面对10倍之众的日军，四行仓库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退入租界，解除武装，关进集中营。但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全国士气为之振奋，世界为之关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而撤退了的孙元良却因“八百壮士”之功再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72军军长，仍兼任88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孙元良在国难当头之际，贪财好色，不仅将国防工事费贪入自己的腰包，还令人发指的强行占有了上海学生慰问团的漂亮女学生，其恶劣行径，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国民党军官的鄙夷和不齿。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副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一逃再逃的“长腿将军”孙元良（3）
在震惊中外、血肉横飞的南京保卫战中，时任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的孙元良率部奉命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下，只顾自己逃跑，谁都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中，我们可看到“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消失得无影无踪后，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古城在呻吟，长江在哭泣！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的好运气又来了。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好色之本性依然，常与高级*出入舞厅，整天倚红偎翠，花天酒地。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16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贪为己有了。
刘继兴考证，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大决战打响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国军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后，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十分可笑的是，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孙元良指令16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里。
富于逃跑经验的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辗转回到了南京，苟全了一条性命。
随着解放战争的尘埃落定，1949年底，孙元良随兵败的国民党军残部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下了*《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中极力美化自己不说，殊不知书名还弄出个错误来。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辞世，享年103岁，是黄埔一期生中最长寿者。
古人对金钱的九个有趣称呼
金钱这个东西，人人都喜欢，和它有仇的不多。金钱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三千年前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为全球最原始的金属货币。历史上最早出现钱字的货币是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有趣的别称和轶事，且听逐一道来。
第一个称呼：“泉”。战国时期称钱为“泉”。钱称为泉，主要还是从古钱外形演绎而来的，因为秦半两，外圆内方，具有“周流四方”的意义。故泉就泛指外圆内方的方孔钱。泉是由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再流向四面八方。钱与“泉”又是近音，直到现在，集币迷们仍以“泉友”相称，如今的钱学家也称泉学家。
第二个称呼：邓通。邓通就是钱的别称。《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邓通是西汉文帝刘恒的一个宠臣，官居上大夫。文帝曾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并破例允许邓通开矿铸钱，因而邓通钱遍布天下。故邓通成为钱的别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著名的明代小说《*》就有“功名全伏邓通成”的诗句。
第三个称呼：货泉。王莽称帝后，十分嫉恶刘氏。因为钱字有“金、刀”，而“刘”字正是由“卯、金、刀”组成（皆指繁体字），王莽便改称钱为“货泉”。货泉始铸于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钱文悬针篆书，“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汉书·食货志》）。货泉传世最多，品类最杂。从现今发现的版别来看，有传形、异书、异范、合背、呈月、决纹、剪边、圆穿、花穿等近百种之多。
第四个称呼：白水真人。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后，对王莽货泉十分欣赏，继续沿用货泉达16年之久。如今发现的货泉，绝大多数为刘秀后来新铸。刘秀为何喜欢货泉？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是因王莽货泉，钱文篆书，独具特色，“货泉”中的“泉”字，可以拆成“白水”两个字，“货”（货的繁体=貨，字形如同亻+真）字又可以拆成“真人”两个字。刘秀当初起兵白水乡，他把货泉视为他受命中兴之兆，便把自己比作“白水真人”，把货泉也改称为“白水真人”钱。
第五个称呼：阿堵物。典出《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南北朝名士王夷甫（即王衍）“雅尚玄远”，为人清高，从不提“钱”字。他的妻子想试试他，就趁他睡熟时让婢女拿钱把床围起来。王夷甫醒来后气得连叫婢女“举却阿堵物”。“举却”就是拿开的意思。“阿堵”为六朝人口语，意为“这，这个”。从此“阿堵物”就成了钱的别称。北宋大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曾在其诗《和春咎》之二中云：“爱酒苦无阿堵物，寻春乃有主人家。”
第六个称呼：孔方兄。“孔方”、“兄”，最早见于晋人鲁褒所著《钱神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并说“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古人把一百来个半成品铜钱穿在一根棍子上修锉外沿，圆棍穿钱，修锉时来回转动，方棍穿钱，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于是，铜钱中间有了方孔。钱为何称“兄”？钱字由“金、戈、戈”组成，“戈”与“哥”音同，于是“称兄道弟”。刘继兴考证，关于这个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大诗人黄庭坚因得罪了朝廷被降职，他的亲友们便渐渐与他疏远起来，他很伤心，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诗意是我被降职后，只有笔墨相随（“管城子”是笔的别称），只有笔墨无庸俗相，不像有些人都不愿和我来往了；而钱，更与我绝交了。由于此诗的广泛流传，“孔方兄”就这样成了“钱”的代名词。
第七个称呼：青蚨。此典故见于晋干宝的《搜神记》。据说其虫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无论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买东西，无论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青蚨飞去复飞来”，寄托了希望钱久用不减的心愿。
第八个称呼：“上清童子”。唐代的郑还古的《博异志》中有一个故事：在唐贞观年间，岑文本在一座山的山顶避暑，有一天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自称“上清五铢”的童子。一番对话后，童子出门而消逝在墙角。岑文本在墙下拣到一枚五铢钱，他顿时领悟到“上清童子”原是钱的化身。唐代以后，人们用“上清童子”作为钱的雅号。
第九个称呼：没奈何。洪迈《夷坚支志戊·张拱之银》记载：“俗云张循王在日，家多银，每以千两熔一球，目为没奈何。”翻译成白话就是，宋人张循王家中富有，怕人盗取，为此，他让人把每一千两白银熔成一个大球，称为“没奈何”，意思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连窃贼也没法偷窃。
“十恶不赦”究竟是指哪“十恶”？
“十恶不赦”，常用来形容恶贯满盈、罪无可恕之人。那其中的“十恶”指的是什么呢？有不少人以为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大错特错了。
在现代汉语中，成语“十恶不赦”中的“十恶”并非实指，而是泛指重大的罪行。但是，在我国古代的刑罚律令中，“十恶不赦”中的“十恶”却是实有所指的。
“十恶”，最初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故又称“十恶业道”。“十恶”作为古代刑法中的罪名，最早出现在《齐律》（由北齐尚书令、赵郡王等撰写）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齐律》曰：“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八议制度也是《齐律》首创的被后世广泛借鉴的律令之一，是专门为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齐律》明文规定：犯重罪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重罪十条”把以上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经过隋代《开皇律》与唐代《唐律疏议》对之的进一步的修订，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说法。它的主要内容有：
1．谋反。指企图推翻朝政。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2.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
3.谋叛。指背叛朝廷。
4.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
5.不道。指杀死一家非死罪的三人及肢解人。
6.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严。通常为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7.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
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
9.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
10.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等。
由于“十恶”之罪直接危害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君权、父权、神权和夫权，所以自隋唐确立“十恶”之罪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皆将之作为不赦之重罪。
历史上，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十恶不赦”这个词，是在元曲大家关汉卿《窦娥冤》第四折里：“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
“戈”为何能成为古代第一兵器？
汉语中与战争有关的字词多含“戈”，字有武、战、伐、戍等；词有枕戈待旦、止兵息戈、大动干戈、化干戈为玉帛、反戈一击等。由此可看到戈在古代兵器中绝对老大的地位，这一独特地位一直从远古保持到秦汉。
从作战的角度来看，戈与刀剑斧矛等相比，战斗力明显逊色。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带柄兵器，可用于勾、啄、割等。它有横刃前锋，垂直装柄，其内刃用于勾割，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用来啄击对方。当用戈钩住敌人回拉时，自然同时也将自身的要害暴露给对方了。将敌人拉向自己的风险很大，一旦不能重创敌人，很容易反遭其害。这就不如剑与矛直接刺杀方便；如果采取啄击的方式，戈的战场杀伤力又明显不如刀与斧等。
那么，战斗力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戈为何能成为古代第一兵器？可能有人要说，其他作战力强的武器当时还没出现。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些更具战斗力的武器当时早就有了，现在出土的商朝文物中就有青铜剑、矛头等。如斧钺等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但在当时并没有被大规模用作武器，而是作为礼器及权力标志物，有时也用作刑器。
原来，“戈”成为古代第一兵器的主要原因与当时盛行的作战方式有关。
先秦时期，作战方式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据有关资料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经商代、西周以迄春秋，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战车是当时的诸侯国最重要的军事装备，战车的拥有量，也是衡量各国军事力量的基本标准。
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徒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
作战时，甲士在车上，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各战车队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车上的甲士以手中的武器交手格斗，如果手中的武器是矛等直击兵器，如果一刺不中，两车错过后，就失去了毙敌的机会。这时，戈的钩击功能便可大显其威。车上的甲士以手中的戈钩住对方颈部或衣甲，用自身战车奔行的力量将对方拖下来致死或杀死。当时的步军也在作战中普遍使用戈，举戈执盾的战斗方式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
车战为主的先秦战争中，戈的优势是其他武器所无法比的，所以被列为当时的第一兵器。
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军队中战车的绝对数量仍然可观，刘继兴考证，《史记·张仪列传》就记述了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后期，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的数量骤增以后，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减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团队运动作战的困难。此外，随着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秦汉以后，传统的车战被历史所淘汰，戈自然也就随之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
钱姓为何在《百家姓》中排第二?
“钱”之为姓，是跟金钱有关系的。《通志·氏族略》上面记载说：“颛顼帝曾孙陆终生彭祖，彭祖裔孙孚，周钱府上士，因官命氏。”周代的钱府上士，是一种官名，专管朝廷的钱币，结果颛顼帝的一位叫做孚的后代当了这个官后，就干脆拿官名当做自己的姓。这就是钱姓的由来。
根据《通志》的这段记载，后人还可以发现这样一段渊源：原来，姓钱的老祖宗孚，是彭祖的直系孙子，钱、彭原是一家人，所以有些地方，这两姓是不准联婚的。
历史上，钱氏人才辈出。最早出现在史书上的，是钱丹和钱产两个人，他们都是战国时代人，钱丹是著名的隐士，钱产则是秦国的御史大夫。
到了唐朝天宝年间，江浙吴兴的钱家，出了一名大才子钱起，曾被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刘继兴考证，钱起博学多才，他的诗做得尤其好，一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赴举时被主考官认为有如神助。多年来更是脍炙人口。
唐代官拜光禄卿的钱朗也是一个活了170岁的寿星。据说，钱朗在退休后，归隐庐山，无意之中得到了补脑还元之术。所以，当他的元孙都已白发苍苍时，他却仍然“犹如童子”，一直活到170岁。
历代钱氏人才层出不穷，仅仅在现当代，钱氏就涌现出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钟韩、钱仲联、钱稻孙、钱理群、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永健等大学者、大科学家来。
北宋时期，产生了一部《百家姓》。姓氏的排列依次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很显然，这姓氏的排列并没有按照姓氏人数的多少，那么，它是参照什么规律来排的呢？赵氏名列第一，因为赵匡胤是皇帝。而在当时人数不多的钱氏为何排在第二呢？这是因为人民拥护钱姓国王和平统一中国的决策，人民愿意和平统一祖国。
五代十国中，有一个吴越国，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和福建北部一带，其君主是被人们誉为“一剑霜寒十四州”的钱武肃王钱镠。他治国有方，人们安居乐业，经济富庶发达，是当时神州最为富裕的地方。当时，赵匡胤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建立了北宋，只是吴越国还没有灭亡。面对赵匡胤强大的兵力和他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当时的吴越国王钱弘为了使生产力不遭破坏，生灵不受涂炭，尊承武肃王遗训，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取消自己的王位，将13州1郡，86县、万户、万兵卒全部献纳给宋朝，由此和平统一了中国。人们为了缅怀这位以中国统一大业为重，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的钱氏国王，便把钱姓排在了《百家姓》第二位，仅次于当时的皇姓赵。
还有一种说法：因为《百家姓》据说是宋朝初年钱塘地区一位名儒写的，在宋朝尚未建立时，钱塘地区还属于吴越国管辖，国主叫钱镠。传至钱弘时，归顺宋朝，那位执笔的名儒将“钱”列在百家姓第二位，表示不忘故国。
西门庆的梦中情人许飞琼是谁？
明末世情小说《*》中，妻妾成群的西门庆有四大“梦中情人”。她们是谁呢？
且看《*》第五十七回中的一段对话：
西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见丈夫*成性，整天拈花惹草，就借佛法来劝他“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些儿，攒下些阴功与那小的子也好”。
而西门庆却理直气壮地回答：“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
嫦娥、织女、许飞琼、王母娘娘的女儿，这就是西门庆十分心仪的四大“梦中情人”，是他梦寐以求但又飘渺不可及的“神仙姐姐”。
嫦娥、织女、王母娘娘的女儿为人们所熟稔，许飞琼却鲜为人知。
《武帝内传》记载：许飞琼，为西王母之侍女，美艳绝伦。
传说许飞琼曾与女伴偷游人间，在汉泉台下遇到书生郑交甫，相见倾心，摘下了胸前佩戴的明珠相赠，以表爱意。
郑交甫估计是个许仙式的迂腐书生，拿到美女馈赠的明珠就揣在怀里，害羞得着着急急离开。刚走了数十步，突然发现怀里空空，明珠已不翼而飞。再回头看二位美女时，也早已不见了。只见远处的江水上，两美女行于波浪之上，华丽衣裳，凌波微步，风姿绰约，美丽极了，且时隐时现。郑书呆子顾不上腼腆了，马上去追，但怎么也追不上。美女回天庭了，江边徒留郑交甫的一声叹息。
据《太平广记女·仙》记载：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
从这个描述看，我们可获知许飞琼的两个特点：一是无与伦比的美。“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而“坐中唯有许飞琼”，可见许飞琼的美丽是艳冠群芳、出类拔萃的；二是很低调。她专门对许瀍说“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并责令许瀍把含其姓名的第二句修改了。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名篇《霓裳羽衣舞歌》中也曾提及许飞琼：“元点鬟招萼绿华，王母挥袂别飞琼。”白居易自注：“许飞琼，萼绿华，皆女仙也。”
麻将108张牌源于梁山108位好汉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几天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把麻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中的梁山108位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双鞭”呼延灼，等等。
接下来，万秉迢考虑到梁山一百单八将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增添了“东”、“西”、“南”、“北”、“中”各4张，共计20张牌。同时，考虑到梁山英雄好汉中既有出身贫民又有出身富户的，对此，就称“贫”为“白”（板），“富”为“发”（财）。于是，“白”、“发”又各增牌4张、共计8张。最后，便构成了整副牌136张。
由于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一心想被招安，想与朝廷求和，并不想战胜或打赢朝廷。所以打麻将胜者历来说“和”，而不说“胜”或“赢”。
最初打麻将只是极为普通的民间娱乐活动，是艰苦劳作后的一种放松，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高压统治下对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由生活的向往，同时麻将在全国的流行，也表明了梁山斗争精神在民间的生生不息。只是后来麻将进入统治者阶层的生活后，才逐步演变成赌博活动与行贿工具（下级打麻将时故意输给上级），祸及家庭与社会，才招致了人们对之的深恶痛绝。
麻将起源的另一种说法与郑和下西洋有关，郑和是坐着大帆船下西洋的，海上航行时，百无聊赖，郑和以“筒”状船上的铁饼，以“索”状绳缆，以“万”状甲兵，中、发、白字样状航行的旗帜，东西南北状以辨风向的小旗指标，制成现在的麻将模样以资消遣。
文人遭遇的最离奇骗术
光怪陆离的旧上海滩，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形形色色的骗子很多，有的骗术十分离奇，让人防不胜防。就连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界，也屡屡上演昧心的欺骗丑剧，只不过是骗术更高明些罢了。
奇招骗取情书佳作
如今，征婚启事早已在大小报刊上屡见不鲜，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却很鲜见，属于新生事物。于是，就有文化骗子利用征婚启事来大做文章。
抗战期间的上海，自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后，就进入了“孤岛”时期。虽为“孤岛”，但其文化和商业活动仍很繁荣。一天，上海某报曾登载一则征婚启事，内称“名门闺媛某，双十年华，容貌秀丽，系某大学文学系学士，酷爱写作，现征求李清照与赵明诚式的终身伴侣；凡饱学而有文才愿意应征者，需将亲笔撰写的情书一封寄到某某号邮政信箱，该女士将延聘名家，评选情文并茂佳文作者一名，约期面晤”云云。
女方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自然对男士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果然，启事刊出后不长时间，应征情书便如雪片般寄来，文章中无不情意绵绵，极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其中佳作很多，有的还出自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手笔。
在应征者焦急的等待中，征婚活动没了下文。时过数月，应征情书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个应征者得到回音。这样的活动难免有始无终，大家也能理解，只好悻悻作罢。
然而，时隔近一年后，上海某书局出版了《当代情书大全》，并隆重推出，在各报刊遍登广告，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阅读欲望，销路极佳，一时洛阳纸贵。该畅销书一再重版，仍然供不应求。事后知情者透露，前述所谓“文学士”的某“名媛”，其实就是某书局老板做下的“局”，请君入瓮，借此诱使文人上当，骗取情书佳作。号称名家精心编著的《情书大全》，完全是从应征文稿中筛选汇编而成。书局不必支付分文稿酬，却以此大发其财。各应征撰文者蒙在鼓里，白白地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应征者即便后来有发现其中猫腻者，也不好发作。因为都是脸皮薄的文人，自己当时写的又是私密性的情书，自然充斥着肉麻之语，没脸站出来说哪篇哪篇是自己写的。
奸猾书商的骗术之高明，令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如此“翻译”出书
早年曾赴日留学著名旅美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钱歌川先生回忆，他年轻时和许多文人在上海也遭遇过一次同样“高明”的欺骗。
1929年，钱歌川放弃中学教师工作，从家乡湖南湘潭来大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心里非常焦急。某日在报上读到一则招聘广告：“某大公司因与外国经商，需要英文翻译若干名，应聘者只需当场翻译数百字，译文合乎要求即可录用，每月报酬百余元。”
在当时的上海来说，这份工作的月薪颇为可观，因此报名者十分踊跃。对苦于找不到工作的钱歌川来说，更是一个绝好的应试机会。
按照广告说的规定考试时间，钱歌川赶到应试地，原来是一所学校，入门时已见应征者坐满几个教室，总计有四五百人之众。主持者从厚厚的一部外文书中随意撕下一页页文章，分别发给每个应试者，当场笔译，译毕即交卷离场，静候通知。钱歌川自恃中英文功底深厚，译得字字珠玑，颇为自信。钱歌川觉得自己考得一定能名列前茅，很快就会有理想的工作了。
谁知，几个月过去了，钱歌川却一直没等来录用或没录用的通知，去一打听，音讯全无。他感到莫名的惆怅，只能再找工作，还好，命运终于垂青他了，他进入中华书局做了文艺编辑。
后来他在上海街上闲逛时，在一家书肆中偶然看到一册《汉译英语名著小说》，他打开此书仔细地翻阅了一会，忽然发现内有几页译文，竟是自己当年的应征之作，连其中一处笔误也完全照印！他大大地吃了一惊。
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来，书商周老板仅花些许广告费，就骗取了众多才子入彀，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把一部数百页的英文小说集体翻译出来了。而大赚一把的书商却连一分钱的稿酬也不用付，真是狡诈之至。
气愤不已的钱歌川原想找上门去要个说法，而版权页上却不见出版者的地址，终因交涉无门，只能对之不了了之。
1936年，钱歌川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曾与鲁迅、茅盾、田汉、邹韬奋、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主任秘书，台湾大学文学院长，台湾成功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教授。1964年，应聘新加坡，在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执教。70岁退休，侨居美国纽约，专事著述。1990年，钱歌川病逝于纽约。
令人十分受用的恭维之语
清人方飞鸿所著的《广谈助》中有这样一则趣话：一士生平极谄，死见冥王。王忽撇一屁，士拱揖进辞云：“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谓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眸炯炯，浑如海底之星！”卒亦甚喜，扯士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去了。”
恭维的威力可见一斑，听者往往都很受用，连阴曹地府的领导与工作人员都未能免俗。
对美人的恭维，是男人的普遍爱好。刘继兴认为，赞美漂亮女人时，连同平时最笨拙的男人也会变得才华横溢。楚楚动人的德文希尔女公爵有一次从马上跳下来时，附近刚好站着一个马路清洁工，后者正在点一支烟斗。清道夫看见了女公爵，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您的眼睛可真亮，能点燃烟斗！”女公爵听后心旷神怡，对清洁工报以甜甜的一笑。此后再有人恭维她，女公爵都觉得索然无味了。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丰特奈尔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97岁高龄时还谈笑自如幽默风趣，心态非常年轻，和大文豪伏尔泰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昏天黑地的侃大山。一日，丰特奈尔在一社交场合遇到了一位风姿曼妙的年轻美貌女子。他对那位女子说了很多赞美之语，夸得美貌女子心花怒放。片刻之后，他再次经过那位女子面前时却没看她一眼。于是那美貌女子对丰特奈尔说：“我该怎么看待你的殷勤呢？你连一眼也没看我。”丰特奈尔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若看你一眼只怕就走不过去了。”美貌女子从未听过如此高明的恭维之语，深深佩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思维还如此敏捷。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讲过这样一则趣事。丘吉尔的父亲曾投身于选举，丘吉尔的母亲也到处去为丈夫拉选票。有一天，丘吉尔夫人向一个工人拉选票，那工人却直截了当地拒绝说：“不，我当然不会投票给一个到了晚餐时间才起床的懒惰家伙。”夫人闻言非常着急，连忙向工人解释他听到的是错误的传说。那工人看了夫人一眼，很高兴地说：“哇，夫人，您若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不要起床了。”工人的幽默，对一位贵夫人而言也许有点失礼，但英国人通常不以为这是“吃豆腐”，认为是对自己的真诚赞美。之后这位工人坚定地投了丘吉尔的父亲一票。
难度最大的恭维不是恭维别人，而是恭维自己。《围城》中有这样一段妙语：李（梅亭）先生恨不能身外化身，拍着自己肩膀，说:“老李，真有你的!”李梅亭自己恭维自己，语言十分含蓄，令人忍俊不禁。钱钟书笔下的幽默有如信手拈来，比比皆是，读来如饮陈年老酒，不觉已醉。
中国五大经典爱情故事之批判（1）
爱情，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留下了许多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在中国古代流传着四大经典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故事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可谓妇孺皆知，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张闻天曾说过，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同样，对许多人来说，爱情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得到理想的爱情。但是，理想之鸽放飞后，只有在真实的天空中才能尽情翱翔，才能拥有无垠的天地，才能拥有地老天荒、能真正浸漫岁月的生命力。以上的中国古代四大经典爱情故事，就为芸芸众生追求爱情展现了一个理想的天空。那么这个理想天空的真实性如何呢？
似乎是为了证明爱情的魔力可以打破一切桎梏，在这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差距都非常之大，牛郎织女是上流社会美女与最基层农民之恋，许仙白素珍是特别能干的女人与社会适应能力低下的酸文人之恋，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穷书生与富家女之恋，孟姜女与万杞良是才女与农民工之恋……无一例外，这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都属于强势群体，而男主人公都属于弱势群体。古代是男权社会，且不说他们这样的角色错位很难开始相恋，即便开始了，结婚后会幸福吗？所以，仔细一分析，这些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爱情毫无真实性可言。
先说《牛郎织女》和《孟姜女哭长城》。在这两个故事中，被爱着的男主人公只是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而已，一个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得常常被地主欺凌，时时被其剥削剩余价值。一个被拉去长城建设工地当砖瓦工，风餐露宿不说，可能连生活补助都不给发，更别提工资了。就这样两个收入微乎其微估计讨薪也十分艰难的农村外出务工青年，却拥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人生艳遇：一个获得了窈窕仙女的垂青，抛弃优越的一切生活条件来私奔；另一个被痴情的女主人公爱得死去活来，泪如雨飞，感天动地，居然把长城都给哭倒了。
难道说织女长期生活在天宫，对人间不了解，误以为牛郎这样的就是人间优秀男人的标本？从民间故事中我们可得知，孟姜女是个方圆百里闻名的才女，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谁都知道她是个人好、针线活好、聪明伶俐，又能弹琴、作诗、写文章的好闺女。想来她那哭倒长城的歌词一定是才思俱佳凄婉无比。难道这个才女也和张爱玲一样，被所谓的爱情彻底蒙蔽了原本睿智的眼睛？《牛郎织女》和《孟姜女哭长城》中歌颂的爱情无疑是惊天地泣鬼神，千百年来赚足了人们的眼泪。但其爱情基础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个：两个男主人公忠厚老实。这一点很容易让现代人纳闷：忠厚老实就一定很可爱、很值得爱？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全天下这样的人多如牛毛，也就都应该得到感天动地的爱情了。
再观《白蛇传》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充其量只是两个书呆子而已，而且都特别呆头呆脑，可以说是不解一点风情。尤其是梁山伯，老实得匪夷所思，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又译“老实人”）也难望其项背。在楼台会的“十八相送”中，一往情深的祝英台通过眼前看到的种种成双成对的事物来比附，反复告诉梁山伯自己是个女的，可梁山伯愣是听不懂，还老傻乎乎地说：此地只有咱们二人，哪来什么一男一女？情商之低，简直无以复加。许仙呢，迂腐方面比之梁山伯，丝毫不遑多让。他性格非常软弱，遇事没有主见，任凭那个多管闲事的法海去陷害白娘子，对自己钟爱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保护意识！
中国五大经典爱情故事之批判（2）
尽管这两位男主人公都乏善可陈，可在两位女主人公眼里，却仿佛都是打上灯笼也难找、踏破铁鞋也难觅的好男人！白蛇对许仙、祝英台对梁山伯的爱慕之情从未稍减，一直是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历经坎坷却忠贞不渝。那么，是什么使梁山伯与许仙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因为他们是读过书、有学问的儒雅之士吗？可是，在我们可考的信息中，这二人并没有成就什么大作，也没有丝毫作品流传于世，无非是酸腐文人而已！
女人容易为莫名其妙的感觉而冲动，世界上排名连前10亿都进不去的普通男人，在她眼里也会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男人。古今同理，陷入情网的女人都同样的傻。往往不多不少，正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的傻。所以说四大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奇异结合在古代可能会发生，但绝不可能成为美好爱情的代表。试想一下，假使这四对男女都如愿以偿结合在一起，即便没有法海、祝老爹、王母娘娘、长城塌方事故的棒打鸳鸯，他们的婚姻也很难度过七年之痒。很可能结婚三两年后，织女、白素珍、祝英台、孟姜女都就开始抱怨了：哼，我当初真傻，真是瞎了眼，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看上个你，按我的条件，真是屈就了，嫁谁也比嫁给你强！
我们熟悉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戏剧《女驸马》就更加离奇了。这部黄梅戏的代表作说的是痴情女子冯素贞冒死救夫，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湖北襄阳道台之女冯素珍自幼许配李兆廷，后李家败落，李兆廷投亲冯府，却不料岳父岳母嫌贫爱富，逼其退婚。冯素珍深爱李兆廷，相会于后花园赠一百两白银于李兆廷，济其困厄之急。不巧被冯父撞见，冯父诬李为盗，并将其送官入狱，逼素珍另嫁宰相刘文举之子。心里只装着李兆廷的冯素珍女扮男装出逃，在京冒李兆廷之名应试，没想到名列榜首，竟然考中了状元，被皇家强招为驸马。花烛之夜，冯素珍冒死陈词感动公主。在公主的倾力帮助下，皇帝收冯素珍为义女，又下诏释放了李兆廷，并改招冯素珍之兄、前科状元冯少英为驸马。李兆廷顶了新科状元之名，两对新人乃同结秦晋之好。李兆庭一出大牢便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状元，且与已被皇帝认成义女的冯素珍鸾凤和鸣，刚去掉枷锁的脑袋上戴上了级别很高的乌纱帽，夜夜都抱着美女加才女的皇帝义女共度良宵，其作为男人之待遇令天下所有男人羡慕不已……
毋庸讳言，《牛郎织女》和《孟姜女哭长城》反映的是穷男人的爱情梦想，《白蛇传》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反映的是酸腐文人的爱情梦想，而《女驸马》更将酸腐文人的爱情梦想推向极至，将天下的好事都占尽了。李兆庭不仅赢得了出身高干家庭的美女加才女冯素珍，而且冯素珍还不辞辛苦地替他考取了状元博得了功名。“人生四大喜”的两喜“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几乎同时降临在幸运儿李兆庭身上，事业与爱情双丰收！而且他还不用做任何努力，坐享其成即可！如此厚颜的文人之想象真让人脸红。
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允许尽情发挥，但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须符合生活的逻辑与常理。爱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情感活动，脱离其基础，再浪漫的爱情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上五大经典爱情故事显然都缺乏生活基础，其折射的不外乎两种爱情观罢了：一是穷人爱情观，一是书生爱情观。都是男人中的两类人（穷人与酸腐文人）凭空编造出来的，然后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生活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常常为爱所迷为情所困，甚至把爱情当饭吃，大部分就是受了这类虚假爱情故事的误导。等醒悟过来时，往往青春不再，只能感慨唏嘘，对来时的路不堪回首，惊异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傻。
一千个人的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种爱情。刘继兴希望人们少着迷一些所谓的爱情故事，理智地、冷静地去欣赏爱情类的作品，要看到并审视到作品背后的东西，切不可总是在别人的虚伪故事中流着自己真实的眼泪，荒废了时间不说，还有可能使自己受了误导。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没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了人的当；受过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这句话真是太深刻了！
出现频率最高的十大外国典故
第二十二条军规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发疯，那就说明你没疯”。源出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1961年根据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太有影响了，以至于在当代美语中，“第二十二条军规”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使用频率极高，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难以逾越的障碍，表示人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或者是一件事陷入了死循环，或者跌进逻辑陷阱等等。
乌托邦
源出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乌有之乡”。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即乌托邦。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均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则按需分配；人人都从事生产劳动，并有充足的时间供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故此词喻指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阿基里斯之踵
希腊神话英雄阿基里斯唯一能被刺伤的地方。他出生后，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着他的脚跟在冥河里浸泡，因此他全身除脚踵外其他地方刀枪不入。比喻易受伤害的地方或致命弱点。
奥吉亚斯的牛圈
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是海神的儿子，他养了无数的牛，粪秽堆积如山。比喻累积成堆或肮脏*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滑铁卢
1815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以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滑铁卢”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
布利丹毛驴
出自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利丹的寓言。有一头饥饿毛驴站在两捆同样的干草之间，居然不知吃那边的干草才好，结果饿死了。比喻那些优柔寡断的人。
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一次他雕刻一座美丽的少女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皮格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后来，爱神阿佛洛狄忒见他感情真挚，就给雕像以生命，使两人结为夫妻。于是“皮格马利翁效应”成为一个人只要对艺术对象有着执著的追求精神，便会发生艺术感应的代名词。
多米诺骨牌
是一种西洋游戏。将许多长方形的骨牌竖立排列成行，轻轻推倒第一张牌后，其余骨牌将依次纷纷倒下。用于比喻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即等同于人们所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意。
潘多拉的盒子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尘世女子。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后，主神宙斯为惩罚人类，命令神用黏土塑成一个年轻美貌、虚伪狡诈的姑娘，取名“潘多拉”，意为“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并给了她一个礼盒，然后将她许配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意为“后知”）。埃庇米修斯不顾禁忌地接过礼盒，潘多拉趁机打开它，于是各种恶习、灾难、疾病和战争等立即从里面飞出来了。盒子里只剩下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但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来，潘多拉就将盒子永远地关上了。故此“潘多拉的盒子”常被用来比喻造成灾害的根源。
达摩克利斯剑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以取悦帝王。有一次，迪奥尼修斯让他坐在帝王的宝座上，头顶上挂着一把仅用一根马鬃系着的利剑，以此告诉他，虽然身在宝座，利剑却随时可能掉下来，帝王并不多福，而是时刻存在着忧患。后来人们常用这一典故来比喻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钱钟书的笔名为何令人叫绝？
中华笔名文化源远流长，文人雅士大都喜欢用笔名，一来可隐匿真名（当然也可以藏拙），二来显得风雅。许多笔名起得煞费苦心，大有深意，值得玩味再三。刘继兴对笔名文化甚感兴趣，认为最叫绝的笔名当为钱钟书的笔名。
钱钟书先生的笔名是“中书君”，为什么说它是最牛的笔名？此中学问大了去了，而且“机关”藏尽妙趣横生，让人无法不为钱先生的机智与博学而折服。
这还得从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巨著《管锥编》说起。一些作家与学者曾对《管锥编》书名作过诠释。据《庄子·秋水》记载，魏公子魏牟曾经教训思想家公孙龙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意思是说，你琐琐碎碎地去辩论，真好比是用竹管去看天，用锥子去量地，不是太渺小了吗？这样一个比喻，在《说苑·辨物》、《史记·扁鹊传》、《韩诗外传》等古籍中也运用过。钱先生借用这个典故，将自己的书名定为《管锥编》，是说自己的书不过是“以管窥天”、“用锥指地”而已。既表示自谦，也表示自有一方天地。
学者陆文虎曾写过《管锥编略解》一文，通过考证，指出“管”与“锥”分别是“管城子”、“毛锥子”的省略性叫法。而“管城子”、“毛锥子”，在古汉语中都是笔的意思。按陆文虎的解释，《管锥编》就应当是“笔记”、“笔会”的意思。李洪岩先生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第566页说，唐代文人韩愈曾经以“中书君”代指“笔”。笔在古代的雅称是“中书君”，而“中书君”正是钱钟书先生的笔名，这个笔名妙就妙在既以笔之名为笔名，又与“钟书”二字谐音。他认为，由于“中书君”与“管城子”、“毛锥子”同义，所以，又可得出“管锥编”三字中隐着作者的名字，是“钱钟书集”的意思。
妙哉钱钟书，居然以笔之名为自己的笔名！且其笔名与真名还是谐音！又在《管锥编》书名中隐藏作者名，真是妙不可言。区区一个笔名都能玩出这么大的学问来，难怪钱老被人誉为“文化昆仑”呢。
金庸不熟悉科技史闹出六大笑话
金庸是享誉海内外的大文豪，其作品影响之大，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据说东南亚有的华语国家国会吵架都用金庸笔下的人物。一个骂：你是岳不群，伪君子！另一个回骂：你是左冷禅，野心家！刘继兴也很喜欢金庸的作品，对之崇拜也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多次阅之，发现其中有一些科技史方面很搞笑的硬伤，形诸文字以探讨。想来这些微疵的萤火之光也不会损害金大侠的皓月之明。
笑话一
《倚天屠龙记》第16回：“（张无忌）在矮树上摘了几枚不知名的果子，拿在手里，已闻到一阵甜香，咬了一口，更是鲜美绝伦，桃子无此爽脆，苹果无此香甜，而梨子则逊其三分滑腻。”
苹果原产欧洲东南部，小亚细亚及南高加索一带，传入我国在元朝末年，当时只有在宫廷才可享用。张无忌其时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少年，绝不可能吃过。何况“苹果”这一名称，更是直到明朝以后才有的。所以，张无忌不可能拿从未听说的“苹果”与“不知名的果子”相比较，当然更不会知道“苹果无此香甜”。
笑话二
《神雕侠侣》第6回：“他（杨过）自幼闯荡江湖，找东西吃的本事着实了得，四下张望，见西边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于是过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
玉米亦非我国本土作物，也是舶来品。玉米原产美洲，1494年哥伦布从美洲回来后才传入欧洲，辗转传进我国的时间最早估计也在16世纪中期（现在对玉米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当时叫“番麦”）。
南宋末年的杨过想要在陕西的山坡上找到一片玉米地，真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至少要等上三四百年才有可能找到。
笑话三
《射雕英雄传》第1回：“（曲三）慢慢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壶，三人只是痛骂秦桧。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两人有时也仍去小酒店对饮几壶，那跛子曲三仍是烫上酒来，端来蚕豆、花生等下酒之物。”
侠圣金庸在此很不经意地把蚕豆、花生、南瓜子写成寻常的下酒物，他不知道，其实这三种作物也都是中国本土所无而后才逐渐由国外传进来的。蚕豆又名胡豆、寒豆、罗汉豆，大概在元朝时才由波斯传入中国，到明朝时才普遍种植。
花生、南瓜则是出自美洲的农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在美洲之外的地区传播。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蚕豆迟得多，大约1530年左右才传入中国，由沿海传入内陆地区又经过很长时间，直到乾隆末年花生仍然是筵席珍贵之物，寻常人很难吃到。
《射雕英雄传》中，1199年临安乡下一个穷乡偏壤的小店，跛子曲三居然能够摆出波斯和美洲的进口食品（蚕豆、花生）作为菜肴，郭啸天和杨铁心对这样匪夷所思、连当时皇上也没见过的新奇东西，竟然也毫不惊诧，按理说二位大侠至少该对曲三大喝一声：“兀那跛子，你哪来的外国食品?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笑话四
《天龙八部》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老英雄萧远山也给儿子萧峰捎带了若干花生作为下酒之物。花生至少在四五百年后才传入中国，真不知北宋时的萧老英雄是从哪里搞来的。
笑话五
《天龙八部》第11回：“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
显然金庸认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一带食物都嗜好辣椒，但辣椒却也和玉米、花生、南瓜、烟草等一样，是美洲农产品，明末才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辛香料不是辣椒，而主要是花椒。并且辣椒最早也只是作为观赏植物，放进菜肴中的时间更迟，史料记载贵州、湖南一带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时间在清乾隆年间，而普遍开始吃辣椒更迟至道光以后。
《天龙八部》小说写的是宋哲宗时代的事，所以段誉在一路东下时，不是菜肴里“也没了辣椒”，而是当地人从来就没见过辣椒，当然更没吃到过辣椒。
笑话六
《天龙八部》中，段誉在苏州燕子坞还喝到了600年后才出现的碧螺春茶，真叫人啼笑皆非。碧螺春，原名“吓煞人香”，自古就是茶中珍品，传说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采制历史。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到太湖，巡抚以此茶进呈，康熙皇帝觉得这个名字太俗，才将之改名“碧螺春”。段誉喝的应该是“吓煞人香”，当时绝不会有“碧螺春”这个称谓的。
“吃豆腐”与“吃醋”的幽默来历
人在尘世中，都是饮食男女。男人往往喜欢“吃豆腐”，男女间因第三者介入常导致其中受伤害的一方大为“吃醋”。可许多人光会“吃豆腐”与“吃醋”，而不知其来历，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追源溯本，这“两吃”各有一段饶有风趣的典故。
先说“吃豆腐”。史载，“豆腐之法，始于淮南刘安”。刘继兴考证，当年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在安徽寿县八公山以黄豆、盐卤等物炼丹，无意中竟炼出了“白如纯玉，细若凝脂”的豆腐。西汉初年豆腐问世后，很快成为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小吃。当时流行的吃法是碗里搁一大块豆腐，撒上佐料，拿小刀边划成小块边吃。于是坊间出现了无数这样的豆腐快餐店。
当时长安街上有个夫妻合开的豆腐小店，老板娘本来就漂亮，又以有美容功能的豆腐为常食，自然更是细皮嫩肉，人称“豆腐西施”。为招徕顾客，“豆腐西施”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引得周围男人老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且动手动脚，比如趁付铜板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等。于是，醋海翻波的老婆们不满意了，经常以“你今天又去吃豆腐了？”来训斥丈夫。后来，“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
再说“吃醋”。男女相恋时有第三者介入，往往发生争风吃醋现象。为什么将之称为“吃醋”呢？原来，唐太宗李世民当年赐给房玄龄几名美女做妾。房玄龄是历史上著名的“妻管严”，怎么也不敢接受，多次婉拒此赏。李世民料到房玄龄夫人是个悍妇，房才不敢受赏。于是派太监持一壶“毒酒”传旨房夫人，如不接受这几名美妾，即赐饮毒酒。
谁知房夫人面无惧色，接过“毒酒”含泪一饮而尽。结果并未丧命，原来壶中装的是醋，皇帝以此来考验她，开了一个玩笑。李世民正言告诉房玄龄，你老婆果然刚烈，朕也敬重她三分，你以后就好好听她的吧。“吃醋”的故事就此流传开来。醋的滋味酸酸的，嫉妒之滋味也是酸酸的，于是“吃醋”也就成了男女间因第三者介入而产生的嫉妒之情的代名词。
古代作品中常见的六种毒物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与文人笔记中，有六种毒物常被提及，它们是断肠草、鸩酒、鹤顶红（砒霜）、夹竹桃、见血封喉、曼陀罗。
断肠草
断肠草又名钩吻，还称胡蔓藤、大茶药、山砒霜、烂肠草等。它全身有毒，尤其根、叶毒性最大。断肠草是藤本植物。其主要的毒性物质是葫蔓藤碱。吃下后肠子会变黑粘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炭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断肠草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它喜欢生长在向阳的地方。
断肠草能杀人于无形，据文献记载，当年“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神农氏，最后就是尝了断肠草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有记载：“断肠草，人误食其叶者死。”在古代，人们往往把服用以后能对人体产生胃肠道强烈毒副反应的草药都叫做断肠草。
鸩酒
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毒性很大，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南唐书》等里面，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饮鸩止渴”等典故就源于此。如《南唐书·申渐高传》就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南唐皇帝李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但是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
鹤顶红（砒霜）
在古代的一些小说中，丹顶鹤头上的“丹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剧毒物质，称为“鹤顶红”或“丹毒”，一旦入口，便会致人于死地，无可救药。但据现代研究者试验，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位并无毒性。
且鹤肉、鹤骨和鹤脑皆无毒并可入药，而且都是滋补增益的药。比方鹤脑，可增强目力，使人夜能见物。
鹤顶红其实是红信石。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加工以后就是著名的砒霜。可能是因为红信石是红色的就用了鹤顶红这个名字，传说古时为官者将它藏在朝冠中，必要时用来自杀。如法国皇帝、著名的军事家拿破仑·波拿巴就是死于砒霜。刘继兴考证，在拿破仑死后，科学家们才从他的身上检验出砒霜，并意识到这种有毒物质的致死作用。拿破仑刚死的时候，官方的定论是他患胃癌而死。但一些科学家却认为，拿破仑卧室的壁纸中含有一种绿色的涂剂，随着壁纸逐渐受潮腐烂，这种涂剂中掺杂的砷成分就会逐渐氧化并以蒸汽的形式挥发出来。这才是导致拿破仑死亡的根本原因。
夹竹桃
它分泌出的乳白色汁液含有一种叫夹竹桃苷的有毒物质，人畜误食可致命。该物种为中国植物图谱数据库收录的有毒植物，其茎、叶、花朵都有剧毒，新鲜树皮的毒性比叶强，干燥后毒性减弱，花的毒性较弱。人中毒后初期以胃肠道症状为主，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进而出现心悸、脉搏细慢不齐等心脏症状，神经系统症状则有流涎、眩晕、嗜睡、四肢麻木等。严重者瞳孔散大、血便、昏睡、抽搐死亡。动物中毒症状与之类似。
见血封喉
又名“毒箭木”、“剪刀树”，我国海南与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园中可见。是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世界上最毒的植物种类之一。树汁呈乳白色，剧毒。一旦液汁经伤口进入血液，就有生命危险。古代爪哇曾有个酋长用涂有一种树的乳汁的针，刺扎“犯人”的胸部做实验，一会儿，人窒息而死，从此这种树闻名全世界。我国给这种树取名叫“见血封喉”，形容它毒性的猛烈。这种树皮破后流出的白色乳汁，有急速麻痹心脏的作用。古人常把它涂在箭头上，用以射杀野兽或敌人。中箭的人或兽只能走三五步就倒毙。如果不小心让这种白色乳汁溅入眼内，眼睛就会顿时失明。
曼陀罗
曼陀罗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至热带地区，我国各省区均产。曼陀罗又叫洋金花、大喇叭花、山茄子等，多野生在田间、沟旁、道边、河岸、山坡等地方。
曼陀罗是有毒草本，夏秋开花，花冠漏斗状。又名风茄花、洋金花、山茄花。曼陀罗花全株有毒，以果实以及种子毒性最大，干叶的毒性则比鲜叶小，其叶、花、籽果、茎均可入药。必须注意的是，曼陀罗不是曼佗罗，“陀”和“佗”一字之差，确是云泥之别：前者是毒品，后者是茶花。
故宫“三宫六院”是指哪些建筑？
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把皇帝拥有的女性称做“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所谓七十二妃是言其多而已，没有哪个朝代有此定数。在古代，多把三、六、九看成表示多的虚数，而不是实数，七十二则是三、六、九的高等倍数，其意思是表示皇帝后宫充盈。那么，在明清时的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故宫的内廷，“三宫六院”究竟是指哪些建筑？
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所谓“前朝后寝”。“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是皇帝与皇后以及妃子们起居生活之所。
“三宫六院”都在故宫的内廷。“三宫”又称“后三宫”，指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皇后居住的坤宁宫，以及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殿名取自《易经》，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就立于此殿。）“六院”其实是十二院。“三宫”东、西两路各有六宫，“东路六宫”即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和永和宫；“西路六宫”为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长春宫、咸福宫和重华宫。因各宫均为庭院格局建筑，故称为“东六院”和“西六院”。
“五雷轰顶”的“五雷”是指什么？
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时，人们往往喜欢用成语“五雷轰顶”来形容。但其中的“五雷”指的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首先须搞明白一个古代盛行的学术概念：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学说中。它强调整体概念，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原始的普通系统论。五行学说作为我国古代的物质组成学说，与西方的地、水、火、风四元素学说类似，包含着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
“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的《甘誓》与《洪范》中，在《甘誓》中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这样的句子，点出了“五行”这个词。《洪范》中则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雷轰顶”中的“五”指的就是五行，代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因此，“五雷”就是金雷、木雷、水雷、火雷、土雷的合称。金雷指刀剑、金属、铁器、车祸等。木雷指棍棒、高处摔下、树木压住等。水雷指溺水、水淹、在行走中出意外、生病等。火雷指火烧、电击、雷击等。土雷指土埋、房屋倒塌、高处掉物等。古人还认为，被此五雷击倒者必定是罪孽深重的人。
“五雷轰顶”又作“天打五雷轰”，其另一层意思是告诫人们别作恶，如干了伤天害理的坏事后，一定会遭到上天用各种形式的惩罚。
经常被用错的二十个成语
汉语成语博大精深，有一些常用的成语其实我们一直在错用，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今择析二十个经常被用错的成语，以提醒对之不甚了了者，同时希望大家能正确地使用我们的母语。
1.空穴来风。空穴是来风的条件，既能来风，必有空穴，指传闻有一定根据。经常被误用来表示毫无根据的事情。
【出处】战国·楚·宋玉《风赋》：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
2.七月流火。指天气逐渐凉爽起来。“七月流火”是说在夏历七月，天气渐渐转凉，每当黄昏的时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现在常被误用来形容七月的天气十分炎热，闹出望文生义的笑话。
【出处】“七月流火”语出《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3.美轮美奂。只能形容房屋高大美丽。可近年来报纸电视上凡形容美好事物皆用此语，大错特错了。
【出处】《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4.目无全牛。比喻技术熟练到了得心应手、极度纯熟的境地。易误作缺乏整体观念。
【出处】先秦·庄周《庄子·养生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5.首鼠两端。意思是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经常被误用来形容一个人言行前后不一致。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儒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
6.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遇灾害。经常被误用为冲锋在前。
【出处】《汉书·五行志下》：“郑当其冲，不能修德。”
7.望其项背。能够望见别人的颈项和背脊，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多用于否定式：如难以望其项背、不能望其项背等）。现在不少人用“只能望其项背”表示“赶不上”，这是错误的。
【出处】清·汪琬《与周处士书》：“言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项也。”
8.差强人意。意思是大体上使人满意。经常被误用为不能使人满意。
【出处】《后汉书·吴汉传》：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9.鬼斧神工。形容建筑、雕塑等技艺精巧、技巧高超，像是鬼神制作出来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常被误用来形容壮观的自然景物。
【出处】清·屈大均《端州访研歌和诸公》：“年来岩底采无余，鬼斧神工多得髓。”
10.始作俑者。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现在常被误用为第一个做某一件事或某一项任务的人。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1.炙手可热。比喻权势大，气焰盛，使人不敢接近。经常被误用来形容一切“吃香”的事物，完全背离其本义。
【出处】唐·杜甫《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12.一言九鼎。九鼎：古代国家的宝器，相传为夏禹所铸。一句话抵得上九鼎重。比喻说话有分量，能起很大作用。经常被误用来表示守信用。
【出处】司马迁《史记·平原君列传》：“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13.不足为训。意思是不值得作为典范或法则。现在常被误用来表示不值得教训某人。
【出处】明·胡应麟《诗薮》：“君诗如风螭巨鲸，步骤虽奇，不足为训。”
14.万人空巷。并不是指街上空无一人，而是说人们都从巷子里出来来到大街上，街上人山人海，形容欢迎、庆祝等盛况。现在常被误用来表示街上空无一人。
【出处】宋·苏轼《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诗：“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
15.久假不归。假，借用；归，归还。长期的借用不归还。现在常被误用来表示长期请假不回来工作。
【出处】《孟子·尽心上》：“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16.奉为圭臬。圭臬，比喻事物的准则。把某些事物、言论奉为准则。现在常被误用来表示将某人奉为某领域的创始人或先行者。
【出处】清·钱大昕《六书音韵表序》：“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存古音布局哉。”
17.百身何赎。意思为自身死一百次也换不过来。比喻对死者极其沉痛的哀悼。现在常被误用来死一百个人也不足以换得死者。
【出处】《诗经·秦风·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8.石破天惊。比喻文章议论新奇惊人。现在常被误用来形容各种惊人消息。
【出处】唐·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19.不孚众望。孚：信服。不能使大家信服，未符合大家的期望。贬义。现在常被误用来形容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20.方兴未艾。方，正在；兴，兴起；艾，停止。事物正在发展，没有停止。多形容形势或事物正在蓬勃发展。现在常被误用来表示事物刚刚兴起远未形成气候。
【出处】宋·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
中国古代的十首经典艳情诗
古代艳情诗发端于《诗经》，发展于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中，唐宋时经久不衰，至晚明时艳情文学中达到高潮。这些诗词歌咏男欢女爱，大多格调不高且文思枯燥，但也不乏经典之作。刘继兴今不辞劳苦大浪淘沙般择选其中十首佳作，姑且称为中国古代的十首经典艳情诗，其中乐府诗四首，大文豪作品五首，艳情小说中的一首。
南北朝乐府诗中的四首如下：
《古乐府》
托买吴绫束，何须问短长，
妾身君抱惯，尺寸细思量。
《碧玉歌》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子夜歌》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
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子夜四时歌》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
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五位大文豪的艳情诗歌如下：
唐·元稹《会真诗》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唐·白居易《长恨歌》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杜牧《遣怀》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宋·叶绍翁《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明明是乘兴而来，却只在外不停地反复敲弄人家的门户而又迟迟不破门而入。春色满园，春心荡漾，自然激情难耐呀，所以红杏当然会忍不住要出墙的。）
宋·苏东坡《戏赠张先》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大词人张先在80岁时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好友苏东坡嘲笑其的调侃之作。“一树梨花压海棠”意即现在所说的“老牛吃嫩草”。）
第十首是明代瞿佑著的艳情小说《剪灯新话·联芳楼记》中的一首，为主人公之一的郑生所作：
误入蓬山顶上来，芙蓉芍药两边开。
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戏花丛日几回。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小说中写此诗时的前前后后，原文是这样的：联芳楼记苏州有一个姓薛的富户，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兰英，小的叫蕙英，都很聪明漂亮，能写诗作赋。薛某就在住宅后边建造了一座楼来安置姐妹俩，名称就叫“兰蕙联芳”楼。这两个女子日夜不停地在这里吟咏，作诗几百首，取名为《联芳集》，她们的名声遂远近传扬，世人都认为是汉代的班昭、蔡琰再生。
兰蕙二女所居那座楼下临运河，航行的船舶都要经过这里。当时昆山有个姓郑的青年，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与薛某交往一向亲密深厚，其父就让郑生去苏州经商贩卖，每次船到就停泊在楼下，依傍薛家为寓。薛某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将郑生当作世交子弟来相待，往来十分亲密。
郑生很年轻，气质温柔平和，禀性俊秀文雅。夏天他在船头洗澡，二女从窗缝里偷看到了，就把一对荔枝从楼上扔下来，郑生虽然领会她们的意思，但是仰望那高高的屋脊楼宇，缥缈天空，如果不是身有双翅，是不可能上去的。
不久，夜深人静，月落星移，万籁俱寂，郑生站立在船舷边，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听见楼窗“哑哑”发出响声。
正在顾盼之间，二女用秋千的绒索，下挂一只竹网兜，垂放到郑生面前，郑生于是乘着竹网兜而登上了楼。彼此相见之后，高兴得说不出话来，马上相挽着上床，竭尽缠绵之恋情。那大女儿随口吟了一首诗送给郑生：
玉砌雕栏花两枝，相逢恰是未开时。娇姿未惯风和雨，分付东君好护持。
小女儿也吟诵道：
宝篆烟消烛影低，枕屏摇动镇帏犀。*好似鱼游水，才过东来又向西。
到天亮的时候，郑生又乘着竹网兜下楼，从此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夜晚不相互幽会。二女吟咏的诗作很多，不能全部记下。郑生因为没有诗来作答而感到羞愧，一天夜晚，他看到书案上有浙江剡溪所产的玉叶笺纸，于是以笔蘸墨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
误入蓬山顶上来，芙蓉芍药两边开。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戏花丛日几回。
二女看到诗，高兴得不得了，把它藏在竹箱中。过后不久，他们又同床共枕，肆情欢娱……
这一段中，兰英与蕙英写的诗也颇具才情，但限于本文只写十首经典艳情诗，就只将郑生的诗忝列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