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对*此役大为赞赏。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后，就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向革命军发起冲锋。一时间，兵锋锐不可当。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朱德亲自指挥*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林彪早年是如何脱颖而出的？（2）
喘息未定，*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耒阳城内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民团总局，经过一天的奋战，革命军荡清了该市的李宜煊残部。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非等闲之辈。更为难得的是，*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为二营营长。这是*人生中很关键的一步。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转战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的*，一位20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调任为一营营长。
井冈山会师后，一天，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模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今后堪当大任。后来，毛泽东始终对*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因素。
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赞许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年仅21岁的营长。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八月失败”给我党早期的革命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却给*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进红四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绝不允许革命的力量就此损失！朱德当机立断，派*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的驻地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
王尔琢当场牺牲。他的工作谁来接呢？毛泽东、朱德慎重考虑后，决定由*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王牌指挥员。这年，*才22岁，从此开始了他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军事生涯，在中国军事舞台上成功指挥了龙冈伏击战、黄陂草台岗伏击战、四保临江之战、辽沈大战、平津大战、衡宝围歼战、广西追歼战、海南岛登陆战等一系列经典战役，所向披靡，纵横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常胜将军”，蒋介石曾感慨地称这位昔日的学生是“战争的魔鬼”……
唯一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开国将军
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唯一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将军是上将萧克。
这位令敌人闻之胆寒的赫赫战将还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他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浴血罗霄》。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1991年的春天，《浴血罗霄》被评为茅盾文学奖荣誉奖，84岁高龄的萧克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了领奖台。
萧（肖）克原名武毅，字子敬，乳名克忠，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人，生于1907年7月14日，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参与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25岁当军长；27岁时与任弼时一起率领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30岁率八路军开创革命根据地，历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40岁参与了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直追穷寇，直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历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等职。
萧克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与十大元帅都颇有渊源。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萧克曾经在朱德、彭德怀、陈毅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1955年，萧克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戎马生涯中，萧克不忘读书，非常善于思索，阅览过大量中外名著，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百战之身不失儒雅风范，千军之帅书生意气。美国斯诺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评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军事教育家。战争年代，他办教导队，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华北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为革命战争和我军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人才。解放以后，他首任军训部长，继任训练总监部长；编写条令、创办军校，是我军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1972年后，他先后担任军政大学校长和军事学院院长。建国后他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副部长。
将军本色就是诗。萧克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他偷闲赋得许多动人的诗篇，记下了他的情感和思考，袒露了他的心路历程。有《萧克诗稿》留世。
萧克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笔走龙蛇，直抒胸臆，常常泼墨挥毫，笔下很见风骨。
儒雅的萧克将军还是一位统领文化军团的总指挥。他率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编写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萧克在京逝世，享年102岁。
“中国巴顿”钟伟将军之传奇（1）
二战时，美国的巴顿将军以英勇善战、个性张扬、经历传奇而蜚声中外。殊不知，中国也有位“巴顿将军”。1975年解放军总参放映内部译制片《巴顿将军》，一些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同志看过后，嘴一撇：有什么稀奇，这样的人物我们也有。谁？少将钟伟呗。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是解放军中有名的战将，战功赫赫，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被人们尊为中国的“巴顿将军”。他不仅作战勇敢，对民族的解放事业功勋卓著，而且敢于坚持真理，敢作敢为，且终其一生廉洁奉公，得到了许多人的景仰。
“把*都指挥了”
钟伟经历过红军反“围剿”、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战斗，担任过各种职务，指挥战役无数，战功累累。关于钟伟的勇猛善战，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中写东野五师的文字中，能够侧面体现：“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作战，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
这个被誉为头等主力师的东野五师，师长就是钟伟。
钟伟将军在军事方面颇具天赋，他善辨枪声，闻枪响，即知敌之虚实、众寡、进退、攻防。他指挥作战时，狂放精细，勇猛敏捷，机灵过人，人们这样亲切地评价战场上的他：“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得像只老狐狸。”
据说，钟伟一听说要打仗，后脑勺都乐开花，那劲头就像今天年轻人赴约会，谈恋爱。开会就抢任务，抢硬仗，抢不到就大发牢骚。他这边打胜了，别人还在那儿啃，他就去打“小报告”：我说他不行嘛，怎么样？这回该我们上了吧？
一个很可爱的将军。
靠山屯战斗是钟伟作战诗篇中奇丽的一章。他三次果断行动，敢于打没有命令的仗。
1946年冬，东北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优势，为推行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集中4个军的兵力，向南满我军仅有的临江、靖宇、抚松、长白四县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歼灭东北*联军南满主力，独占南满，而后集中兵力进攻北满。为配合南满我军作战，粉碎敌人“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迫使其南北两面作战，我东北*联军从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发起3次南渡松花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史称“三下江南”。
靠山屯战斗就是我东北*联军第三次下江南作战的一个精彩片段，唱主角的正是钟伟。1947年3月初，部队三渡松花江，南下围歼位于德惠东北的国民党新1军部队。8日晚，5师师长钟伟接到*命令：率5师部队进至中长路，配合1纵聚歼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1军。3月9日，钟伟率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突然，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经过侦察，发现是敌军87师262团两个营在此。
在前面的几次渡江作战中，钟伟带着5师没有揽到大仗打，不是破坏铁路，就是配合兄弟部队牵制敌人。路没少跑，苦没少吃，却没消灭多少敌人。三下江南，5师的任务又是配合别人作战，去牵制敌人，钟伟多少有些恼火，此时一听说有敌人可打，钟伟非常开心，立即做出判断：敌人处于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可以打。然而对于打不打？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认为：违抗上级命令是不对，但贻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意见相持不下，战机眼看就要错过，钟伟下了决心：“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中国巴顿”钟伟将军之传奇（2）
钟伟的性格刚烈，虎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从3月10日凌晨5点到下午2点，钟伟连着接到了*三个及时东进的电报，他不为所动，因为看见了战局的转变，他围住了88师一个团，而敌87师正在赶过来增援。钟伟军事素养好，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但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一面把战场变化的情况报告*，特别强调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那意思很明白：大量歼敌的好时机来了，我就在靠山屯这里打，你赶快调动其他部队配合我吧！一向执着的*终于被钟伟的坚持所动。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1纵和2纵都调过来，把*都指挥了，钟伟也因此名声大振。
最后，5师全歼了88师的一个整团，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87师，*再率一、六纵西进一举在郭家屯全歼国军87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
整个三下江南作战，我东北*联军北满部队歼灭了敌新1军38师1个团，新30师1个团又一个连及一个保安团；歼灭敌71军88师及军直属队之工兵营的2个连，辎重营的5个连，通讯营的1个多连及野战医院一部；击溃了87师并歼灭了其260团的一个营，另外还歼灭了敌新6军新22师66团的两个连。共毙俘伤敌15250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南满我军保卫临江，坚持南满的斗争。我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彻底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企图，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战略性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从而扭转了东北整个战局，增强了东北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在*的拍板下，“东总”通令全军嘉奖2纵5师。电称：“我5师当敌88师在靠山屯撤退时，该师立即自动投入战斗，当日在靠山屯以南将敌歼灭一部，回头复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都值得称赞与发扬。”
1948年初，敢于大胆用人的*，将钟伟由五师师长破格提拔为十二纵队司令员。刘继兴考证，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军长）的。可见*对钟伟的厚爱。
广州军区原副参谋长、钟伟的老战友刘如言曾这样回忆：每遇攻城，胜券在握。钟伟将军兴之所至，临池挥毫，均为“XX部缴获”封条，并命下发至士兵。敌城陷后，凡有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皆有“XX部缴获”封条。友邻部队不服，状告东野总部，钟伟将军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刘如言感慨地说，跟钟伟将军打仗，不会吃亏也。
据记载，在东北战场上，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钟伟率部攻克文家台，俘敌大批。国民党军军官大多化装为士兵，藏匿其中。钟伟命令集合俘虏跑步，掉队的统统抓起来审问。果然灵验，掉队者大多为军官，国民党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亦在其中。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之一就应该有钟伟，以上两个小故事在剧中被安排发生在在李云龙身上。由此，钟伟的个性可见一斑。
钟伟喜欢吃吃喝喝，能玩会玩。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古”（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就因为这，他没少挨批评。
“中国巴顿”钟伟将军之传奇（3）
公开为彭德怀鸣不平
钟伟天生性格刚烈、敢于较真，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钟伟在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中，再次“抗命”，令众人瞩目，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
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特殊年代，在这个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他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第一次庐山会议开始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的揭发批判。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等，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1959年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肃清其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会议第3天，*死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
*听了喜出望外，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
会场死一样寂静，谁也没有想到谎言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笼了。
此时，生性耿直的钟伟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亮开嗓门高声说道：“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枪毙那个干部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当时不在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高喊起来。会场乱了套，人声鼎沸。
钟伟的发言，得到了在座许多人无声的赞许。在人们湿漉漉的目光中，矮个子钟伟突然变得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起来。最后，钟伟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以“扰乱会场”的罪名架了出去。
从此，在军界威望很高的“战神钟伟”消失了，他再也没能回到他钟爱的绿色军营。
自古英雄多磨难。钟伟开始了失去自由的生活。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这自然使钟伟案有了好的转机，但他没再能回部队，他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钟伟不畏强权的仗义执言，使当时身处困境的彭德怀颇为感动。真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啊。又过了十几年，彭德怀到了弥留之际，据看管人员记录，彭德怀最后的喃喃念叨中有钟伟的名字。
将军本色廉政楷模
钟伟是湖南平江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他老家平江县委给已在地方上任职的钟伟一封信，信中说：“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他五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还可以改判。”
钟伟不加考虑，操起电话就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据老家的人后来讲，钟伟将军逝世后，骨灰就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号啕大哭——“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抹了黑……”
“中国巴顿”钟伟将军之传奇（4）
长子钟来良8个月的时候，钟伟就离开了老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时隔20年后，即1949年7月，钟伟率部打到了长沙，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父子俩没有说上几句话，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
三天以后，钟伟率部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
钟来良却撅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
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
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
钟伟十分喜欢他的孙女水霞，他恢复待遇后就接她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孙女要回平江，他舍不得，水霞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
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最恨*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
孙女离开北京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水霞回到老家平江后，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来信告诉了他。
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小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孩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告诉了爷爷钟伟，孰料，钟伟竟给孙子所在部队领导写信，以命令的口吻说：“让他回家自己努力。”
回到家的钟社生越想越生气，会同哥哥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钟伟虎着脸硬是不松口。
钟伟的老搭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得知后，就对他说：“你这两个孙子交给我吧，北京的工作让他们挑。”钟伟说：“老杨，你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成才。”接着，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钟伟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只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后，钟伟将军向军委报告，要求出山。当时，他的老首长黄克诚将军曾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将军健康日差，一病不起，于1984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临终前和孩子们纵谈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一个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好将军。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1）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31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受到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2）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枯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计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论定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3）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秦孝仪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20余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28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四分之一世纪。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轶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大陆出版的《*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掩饰得相当紧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4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当时在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4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11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11时50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5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85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8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至于*在宋美龄过世隔天，批评她用金钱买美国外交，平常已不过问政治的秦孝仪也忍不住跳出来痛斥*“无耻、无聊”。他并称，台湾今天时局变成这样，*要负最大的责任和做最多的反省。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87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黄埔走出了哪些中共名将（1）
黄埔军校建于1924年，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二十三万余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至1927年），黄埔共招生六期，加上武汉分校的学生，有近万人之多。这些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中的骨干将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光耀史册，被国民党方面称为“赤黄埔系”。
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徐向前是共产党方面军职最高的将领，很早就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其人头被蒋介石标价十万（与朱德、毛泽东一样）。徐向前当年曾在黄埔军校被蒋介石召见，可他生性少言寡语，又是北方人，所以没怎么被校长注意，蒋校长后来对之极为遗憾。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被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可见其人分量。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蒋介石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当时黄埔学生中能当团长的都没几个。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李之龙以“中山舰事件”而名扬中外。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右派学生痛恨。中山舰事件前，李之龙官升为海军局局长，军衔中将，与校长蒋介石平级，这不可避免地被视黄埔为蒋家军的蒋介石所不满。选定李之龙作为打击目标，可说是各方合力所至。李之龙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同志也冷淡对他，最后流亡日本。刘继兴考证，国共分裂后，李之龙又回国反蒋，在广州被捕。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曾电告李济深将李之龙解送南京。电报到达时，李之龙已被押赴刑场，牺牲在了红花岗下。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被录取。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朱德、陈毅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打仗以勇猛著称，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洒胸前。
许继慎在一期中是著名人物，能讲能打，令右派学生非常头疼。在鄂豫皖初期曾是徐向前的上级，后来又是徐向前手下的师长。许对张国焘很看不上，私下称他是“老右倾”。张国焘也没客气，在白雀园大肃反中将许用马活活拖死。当时许的妻子是师政治部的秘书，已身怀有孕，还是被秘密处死。
黄埔走出了哪些中共名将（2）
周士第在黄埔时有“猛将”之誉，当过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又是叶挺部第25师师长，当时便是高级将领。后任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八路军120师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刘畴西在一期生中也是积极分子，很早就受伤独臂，最高军职当过红十军团军团长。后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和方志敏一起被俘，在狱中坚强不屈，与方志敏一起牺牲。
蔡申熙在鄂豫皖是地位仅次于徐向前的军事将领。张国焘对黄埔出来的人大开了一顿杀戒，却十分欣赏蔡申熙，有意委任他为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无奈时运不济，在四次反围剿的突围血战中，蔡申熙亲临前线，中弹牺牲。
赵自选以仅次于蒋先云的第二名成绩考入黄埔，是黄埔军中的第一任铁甲车队队长。后来跟随彭湃去组织红军，牺牲在广东海丰。
宣侠父是一期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蒋介石破坏以党治军的制度而抗命不从，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临行前留诗两句：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后来宣侠父入吉鸿昌部做*工作，八路军时又任高级参议，出面向国民党要钱要枪。蒋介石对他不胜其烦，命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黄鳌也是一期中著名共产党人，后来又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在湘南作战中牺牲。
阎揆要是和杜聿明、关麟征等人一起从陕西千里跋涉来考黄埔的。这十几个陕西人中竟出了6个中将，而阎揆要是其中唯一的一个解放军中将。
彭干臣，1899生，安徽英山（今属湖北）人。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卫戍司令兼党代表、南昌公安局局长（前任局长是朱德）。后来跟着方志敏去赣东北，1935年1月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于皖南战斗中牺牲。
在一期生中较为可惜的是孙德清、吴展、董朗这几个人，在军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却都死在了肃反中。
在黄埔二期中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周逸群和卢德铭。周逸群是红二军团的政委，和贺龙一样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1931年5月在湖南省岳阳县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卢德铭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的身份率部参加过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并任秋收起义总指挥。1927年9月25日，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年仅22岁。如不死，他很可能是*会师后的红四军副军长，建国后当然的元帅。
二期中的余洒度值得一提，他是李之龙的好朋友，参加了秋收起义，是红军中的第一个师长。后回上海向*中央汇报，与*失去关系，转回投奔了蒋校长。后来余洒度任国军少将，在北平贪污*，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黄埔三期生中朱云卿是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十分为朱德欣赏。后在苏区医院养病时被特务刺杀而不幸身亡。
吴光浩则是黄麻暴动的副总指挥，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后在前往河南组织暴动时遭民团突袭牺牲。他牺牲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其指挥军事。
黄埔四期出的*将领是最多的：
*，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战功卓著，被誉为“军事天才”。
刘志丹，陕北红军的创始人，曾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八军的军长。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的一次战斗中，年仅33岁，是东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黄埔走出了哪些中共名将（3）
曾中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的副手，以游击战略而名贯全军。后被张国焘长期关押，并被秘密处决。
段德昌，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洪湖苏区的创始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火龙将军”之称。后被特派员夏曦杀害于肃反中。
伍中豪，红一方面军中与*齐名的将领，毛泽东的“三骁将”之一。朱德曾有意自己进军委后让其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指挥之职，但不幸的是，伍中豪在病愈追赶队伍时被江西安福县民团袭击牺牲。
叶镛，1899年生，四川乐至人。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师长，徐向前是他的参谋长。1928年6月被敌逮捕，后遭杀害。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井冈山的红军骁将之一，任过红五军参谋长等职。1930年8月7日牺牲于长沙战役。
袁国平，湖南邵东人。1933年1月起，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两次入闽作战。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委等，1938年3月，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19日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
洪水，1906生，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解放军中唯一外籍将军。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衔，是世界少有的两国将军。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洪水。1932年，以师职干部身份到瑞金红校任教。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抗日工作。1945年回到越南，改名阮山，任军区司令员，授少将军衔。1950年再到中国，任中央*部越南科负责人。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中央军委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患癌症后回越南，在河内病逝，终年48岁，越南为他举行了国葬。
郭化若，1904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毛泽东最早的军事秘书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95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除了上述的外，四期生中的共产党将领还有王世英、方之中、李天柱、李鸣珂、李运昌、李逸民、肖芳、季步高、胡陈杰、倪志亮、唐天际、曹广化等人。
黄埔五期中出了几个重量级人物。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陶铸，湖南祁阳人，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常委。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合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昭雪。
赵尚志，北满抗联的灵魂人物，与杨靖宇有“南杨北赵”之称。日将冈村宁次在东北时数次对赵加以围捕而不果，将其写入自传中。赵尚志对敌作战英勇，却被自己的中央两次开除党籍，直到牺牲四十年后才得以*昭雪，鄂豫皖苏区的最早创建者之一。
五期中还出过解放军上将杨至成和中将谭希林。
黄埔六期中出过郭天民（上将）、王诤（中将）、张开荆（少将）等解放军将领。在高级班中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黄公略，毛泽东最器重的红军将领之一，将其写入诗词中。另一个是贺国中，彭德怀的得力干将，红五军中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贺作战勇猛顽强，为广大将士爱戴，被誉为“虎将”。
黄埔在武汉办过分校，同样出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将领：张子清、王良、罗瑞卿、游曦、周维炯、邓萍、程子华、段玉林、赵一曼、陈伯钧（上将）、徐彦刚、胡筠、刘型、李青云、李超时、张赤男、张友清等。
其中，游曦、赵一曼、胡筠还是三位巾帼英雄。游曦，广州起义著名女英雄。带领一班女兵与敌巷战，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游曦也血洒疆场，年仅19岁。赵一曼，四川宜宾人，原姓李，抗联中的著名女英雄，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在吉林珠河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入院疗伤时说服护士韩勇义及看守，雇马车偷偷逃离。因马车速度慢，在离游击区仅二十里时被日军追上，不久英勇牺牲。死后长时期身份不明，后在同学罗瑞卿帮助下，终于明确了真实身份。胡筠，双枪女将，极为能干，平江地区苏维埃主席，彭德怀当时是她手下的委员。后在肃反运动中，一代女杰胡筠被冤杀。
登徒子：好色的黑锅背了两千多年！
秦汉以来，“登徒子”一直是好色之徒的代名词，其好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就连文史掌故知识非常渊博的李敖先生，也对登徒子之好色深信不疑，他曾自我揶揄：“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其实，这对登徒子本人是极为不公的。历史上的登徒子行为十分检点，是位很本分的封建士大夫。他的名声之所以坏，完全是由于宋玉炮制的《登徒子好色赋》一文千古流传而造成的。
宋玉是战国时期的一位与屈原齐名的辞赋家，他曾在楚国做官，颇受楚王宠幸。一次，楚国大夫登徒子面奏楚王说宋玉好色，劝楚王不要带他出入后宫。宋玉知道后怀恨在心，在楚王面前极力为自己辩解，反过来攻击说登徒子好色，并写下了辞藻华美、佳句迭出的《登徒子好色赋》。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目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要蓬发孪耳，龃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刘继兴感言：登徒子不幸，生不逢时，竟与和屈原齐名的文章高手宋玉同时代！莫名其妙地被贴上“好色之徒”的标签，一世英名居然被宋玉的一篇文章毁于一旦，不明不白地成了宋玉笔下的冤魂，做了为人所不齿的反面教材，好色的黑锅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在《登徒子好色赋》里，宋玉将自己美化得如老僧入定：佳丽当前，活色生香，而古井不波。他是否真能做到如此，洁身自好，我们权且不论。但他以登徒子喜欢丑老婆并与其生了五个孩子而论证其“好色”，其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读《登徒子好色赋》时曾这样眉批：“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从本质上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主席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击中了这篇诡辩文章的要害。是的，宋玉的思维逻辑是十分荒唐的，他的这种看问题的态度与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为登徒子正名，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登徒子太累了，背了两千多年的好色的黑锅现在该卸下了，让老先生好好歇一歇。听到为他*的消息，他会含笑九泉吗？估计不会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无情的风雨，他沧桑的脸上一定早已波澜不惊，“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正史中完美的周瑜为何遭后世狂贬？（1）
在史书《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很高，多次以“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盛赞之，并评价其：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周瑜（公元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东汉末年东吴集团将领，杰出的军事家。美姿容，精音律，长壮有姿貌，多谋善断，胸襟广阔。后与诸葛亮、庞统、司马懿并称卧龙凤雏幼麟冢虎。
周瑜出身士族，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皆为东汉太尉。其父亲周异，曾任洛阳令。周瑜自幼与孙策交好，孙策初崛起时周瑜随之扫荡江东，并送钱粮物资助孙策成就大事。袁术仰慕周瑜的才干，欲聘周瑜为将，但是周瑜以袁术难成大事而拒绝，其后设法正式投奔孙策，与孙策一起南征北战，为打江东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深受孙策信任。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与张昭一起共同辅佐孙权，执掌军政大事。曹操消灭袁绍后，威逼孙权送儿子为人质，周瑜志向高远，劝阻孙权送质。赤壁大战之时，力主抗曹，并慧眼预见到曹军的劣势和己方的优势，指挥全军在赤壁、乌林大败曹军，是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其后又成功地攻克了荆州战略要地南郡，曹仁败走。赤壁之战后，周瑜向孙权建议出兵攻取蜀地，消灭张鲁，吞并刘璋，与曹操二分天下，体现了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周瑜在江陵进行军事准备时死于巴陵，时年三十六岁。
周瑜去世，孙权痛哭流涕，说：“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后依赖谁呢?”他称帝后，仍念念不忘周瑜，曾对公卿们说：“没有周公瑾，我哪能称尊称帝呢?”“东吴的王图霸业，随周瑜猝死化为泡影，自此从欲染指天下转为偏安一方。”可见周瑜在东吴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
《三国志》记载，周瑜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雅量高致，气度恢弘。孙策初亡，孙权“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诸将礼简时，周瑜对比自己年幼的孙权极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评语，仅与程普不和，但他折节下交，终令程普叹服。史载，“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
与人相交时如饮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与周瑜交往的感受。而陈寿提到的“曲有误，周郎顾”，则成为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常用的典故。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如此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物又有无可挑剔的优秀品格和令人赞叹的文武宏才，加之上天又特别偏爱给了他俊美的外貌，内外皆秀又风度翩翩，周瑜称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
然而到了后世，周瑜的形象却开始不断地变异，甚至最后在民间变得面目全非了。
到了东晋，周瑜的厄运就来了。这个偏安江左、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他们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开始认定，周瑜为“小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正史中完美的周瑜为何遭后世狂贬？（2）
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到了唐朝，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为了尊刘，自然就得贬曹贬孙，作为孙权集团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难逃打压。
然而，在民间的话语权里，周瑜的身后命运更惨。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却又似乎人皆可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嫉能的平庸之辈。
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之后，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
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
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
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
《三国演义》对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贬低，在此将演义与正史不同之处进行对比，以正视听。
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正史记载，连刘备都评价周瑜“器量广大”，周瑜气量宽宏根本不会被气死。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至于周瑜病逝后，送丧吊唁的是周瑜旧下属庞统，而不是诸葛亮。
关于草船借箭：草船借箭的人正史上是孙权，演义描写周瑜嫉妒诸葛亮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三国演义之祖《三国志平话》中巧计借箭的正是周瑜本人。
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历史上是孙权自己要把妹妹嫁给刘备，单纯的政治婚姻，和周瑜的计谋根本没关系。
关于智激周瑜：纯粹子虚乌有。周瑜是东吴最有力的主战派人士，正是孙权听了他的劝说才有了赤壁之战。
关于借东风：虚构，诸葛亮并未参与赤壁之战，赤壁乃周瑜等东吴将领之功。
关于荆州问题：实乃周瑜死后，鲁肃为了“联刘抗曹”把周瑜打下的荆州南郡地区借给刘备。周瑜生前掌握江陵彝陵等入川水道，东吴攻打西蜀不存在和刘备借道的问题。周瑜死后，在鲁肃的主张下把南郡地区借了刘备，此后东吴派出孙瑜伐蜀被刘备挡道，演义中可能故意把孙瑜和周瑜搞混了。
正史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永远的畅销书、拥有亿万读者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明朝之后，人们对周瑜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回荡在几百年来的民间话语中。刘继兴认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计他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三国演义》？”
“乱七八糟”源自史上两大内战
成语“乱七八糟”意为杂乱无章、难理头绪。其源自史上两大著名内战：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与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
西汉汉文帝时期，刘邦分封的同宗诸侯王的势力迅速扩张。他们自置官吏、自征赋税，不服从中央的领导，成了各自为政的独立王国。这些王国所领有的土地，合起来占了西汉帝国土地的大半。皇帝直接统辖的地区，仅仅只有十五个郡。并且这十五个郡当中还有列侯与公主的领地，真正属于皇帝能管辖的土地，也就只有十个郡左右。汉景帝即位以后，采纳晁错的意见，着手削减了一些封国领土，将其收归中央管理。吴王刘濞不服气，串通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和淄川王等六个诸侯王，于公元前154年，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联合起来叛乱。景帝错杀了晁错而不能退兵，立即派太尉周亚夫领兵去平叛。周亚夫很善于用兵，他切断叛军粮道出奇制胜，彻底打败了七国联军，最终平定了持续三个多月的“七国之乱”。这就是“乱七”的来历。
“八糟”则指另外一次更恶性的历史事件。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临终时命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他即位后，皇后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前后历时达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初始，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赵王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齐王司马冏入京辅政。次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303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一战，被成都王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司马颙。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他又毒死了惠帝，拥立司马炽做皇帝，史称晋怀帝，改年号为永嘉，八王之乱到此终于结束。
参与“八王之乱”的实际上并不只有八个亲王，卷进这场内战，杀人或被人杀的，至少有六十个亲王之多，只因为《晋书》把其中八位亲王容纳在一卷之中（《列传》第二十九），传统史学家遂以“八王之乱”命名了这一历时16年的大*事件。“八王之乱”比“七国之乱”时间长、规模大，人民遭受的灾难也更为深重，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所以称之为“八糟”。
后来人们便把“七国之乱”（乱七）与“八王之乱”（八糟）这两个旷日持久的恶性分裂事件联系起来，称为“乱七八糟”。这个成语也就逐渐流行开了。
比周星驰还能扯的搞笑皇帝
喜欢看港台电影的人，一定会钟情于周星驰的妙语连珠，叹服其口才之好，认为很少有人能出其右。殊不知，历史上有个皇帝更能扯，其“语言才能”远在周星驰之上。
这个人叫张天锡，是我国十六国时期前凉的末代皇帝。前凉领土大致包括今天甘肃、宁夏西部地区、新疆东部地区及青海的一部分，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当时是历史上的民族大分裂时期，多国并存，强敌虎视。尽管前凉的综合国力还不错，但毕竟是个小国，还是惹不起东晋、前秦这样的大国。张天锡非常聪明，登基不久，他就先后遣使臣奉表至东晋与前秦，表示愿意称臣，于是两国都封册了他。
外交工作到位后，张天锡遂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于是高枕无忧地做着自己的小国皇帝。外患既除，国内的那点事很好搞定，他才懒得去管呢。整日呆在后宫，不理朝政，声色犬马，荒淫无度。
《晋书》（房玄龄等著）记载：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飚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张天锡常常在花园里游池边大摆豪宴，纵情声色。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就劝说他少事游乐，多理朝政。他回答说：“你们以为我喜好玩乐吗？其实你们不懂我的心啊！我不是单纯地爱好玩乐，而是通过玩乐领悟到许多人生的哲理：我早晨看到花开，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品玩着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到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着清流，就褒奖廉洁奉公的官员；但是我一看到蔓草，就鄙薄贪婪污秽的恶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的奸徒。如果你们能将我的玩乐引申出去，触类旁通，那么做人就近乎完美了，在为人的操守上也基本没有遗漏的了。”
刘继兴读史读到这里不禁感慨：张天锡真是位天才，超级能扯，居然能为自己沉湎玩乐编出这么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听后令人啼笑皆非！面对如此的“妙语高论”，连伶牙俐齿的周星驰也只有自愧不如甘拜下风的份了。真论起扯的工夫来，张天锡才是真正的大师！
然而特别能扯的超级口才并不能挽救张天锡的国家与子民。公元376年，前凉被前秦苻坚所灭，张天锡本人投降前秦。383年前秦发动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张天锡后投靠东晋，398年病逝，竟然得以善终。
女人自称“马子”是自辱更是无知
自从香港警匪片在大陆盛行以来，“马子”一词也随之泛滥开来。在这类剧中，混迹黑社会的各色人物往往称女朋友为“马子”，如对白中常常出现“她是兄弟我的马子”，“敢动我马子，找死！”之类的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剧中的一些女青年也说“你有马子了吗？”“我可是你们老大的马子”等等不堪入耳之语。
这些辱没自己的女青年自然是无耻，但更多的是对历史与文化的无知。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马子”一词来源于唐初，就是夜壶。人们对夜壶最早的称谓是“虎子”，因其形状似伏虎，夜晚对虎口撒尿，故称其为“虎子”。“虎子”问世于汉代高祖刘邦以后。刘邦时代，由于尚未有“虎子”这样小巧方便的尿壶，小便还是个问题。一次，刘邦他老人家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安全起见，同时又能节约时间开会，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为了迎合圣意，且受高祖刘邦以儒生之冠当溺器而受到启发，有好事者发明了“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用具。汉代以来，“虎子”在民间十分盛行，铜、铁、瓦、陶、泥等各种材质都有。
有“西汉杂史”之称的《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为什么对夜壶称为“虎子”呢？这个《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这就是夜壶称为“虎子”的最早来源，李广向老虎嘴里撒尿，人间没有惧怕的事，自此民间才流行了虎状的夜壶。
到唐初，因为唐高祖李渊父亲名字中有虎字（其父名为李虎），为尊者讳，遂改夜壶名为“马子”。宋人赵彦卫著的《云麓漫抄》云：“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
北宋时对一些只能提供性服务、不能弹词唱曲的*，则称其为“马子”。言只能痛快一时也。
南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载：“家生动事有马子。”其意是南宋时杭州家家户户几乎都备有夜壶。
在袁枚的《续子不语》第九卷中，有这样一个关于夜壶的有趣故事：西人张某，作如皋令；幕友王贡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门，贡南夜间借用其溺壶，张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壶当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许他人乱用耶？先生无礼极矣！”即命役取杖责溺壶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掷贡南行李于岸上，扬帆而去。
古代把女人称为“马子”在民间还有另一种解释，“马子”指“暗娼或不正经的女子”，这种女人如马，“可任人骑”。“骑”不但是性关系的粗俗比喻，更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欺侮与辱没。
“马子”的这两种来历，都充分反映了封建思想对女人的侮辱和蔑视，因为这意味着女人和马子（夜壶）一样，是承载男人排泄污秽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文艺作品中早就不见了“马子”一词，自从香港电视剧进来后，“马子”一词才开始在坊间流行开来。不知香港的电视编剧为什么要把这种侮辱女性的封建糟粕词再度捡起，真是的，“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啊，害得一些历史知识匮乏的女青年说自己是别人的“马子”，这不是明摆着在自我糟践吗？
最荒淫无耻的民国军阀是谁？
民国军阀中勇武善战者不多，但荒淫贪色之徒却不少。这些乱世枭雄们恨不得人人信奉“离散天下人之妻女，供我一人之淫乐”的流氓主义，干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究竟谁是军阀中的第一荒淫之徒？这个问题提出来，大伙的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肯定有答袁世凯（妻妾10房）的；有答张宗昌（妻妾不知数，可考者24名。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的；有答杨森（公开的妻妾12人）的；有答范绍增（妻妾达四十位之多）的……
但与极度荒淫、令人发指的“青海王”马步芳比起来，这些贪色的军阀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马步芳生于1903年，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有“青海王”之称。马步芳素有虎狼之性，曾残酷*西路红军，盘剥青海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西北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大使”。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一书对马步芳荒淫无度的生活有详细的介绍：马步芳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大半时间都在兵营、学校或机关中度过。他不抽烟，不喝酒，但非常好色，可以说是灭绝人性。他恬不知耻地竟然提出了“除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的荒谬论调。其色胆包天，疯狂*，非常人所能想象。
马步芳**的行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凭借政治特权，奸淫某些部属的妻女，多次玩弄辖区内军政要员、土豪劣绅的眷属；二、罔顾纲常，违背伦理，勾引部分亲眷的内室，对自己的胞妹、侄女，堂兄、堂弟的妻妾也不放过。三、引诱或设计祸害在校女学生；四、抢夺民间某些妇女，魔爪伸向贫民的妻女和女难童；五、收买与霸占妓院的一些*。据记载，被他玩弄过的女人有近千人。他曾为了同时霸占一对漂亮的亲姐妹，将该户人家杀死三人。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据说他经常到西宁和兰州街头猎艳，看到美女后，就秘密将其抓到尾随他的一辆密闭卡车里，送回西宁公馆。他还在自己的公馆里养了一批“乳姐”，不但每天要亲自在她们身上饮人乳，还要尽其淫乐。当年他趁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机会，还专门跑到上海去搞俄国和日本的*，搞到最后连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员们都看不下去，纷纷在暗地里指责他，批评他。
1949年10月，马步芳看到大势以去，逃往台湾。蒋介石以马步芳“擅离职守”，撤了他所有职务。马步芳知道，台湾他是呆不下去了。1950年夏，他用3000两黄金打通关系，取得出国护照，离开台湾前往埃及。马步芳离开青海时，带走了大量平时搜刮的金银珠宝，他在埃及首都开罗定居下来，用这些钱财，买下一座大厦和四幢住宅，同时还投资开了一家舞厅和酒店。
在开罗，马步芳继续过着他“青海王”时的荒淫生活。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后，他又变卖房产，移居沙特*。马步芳刚到沙特时，有一次带着一大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为诧异，他从没见过一个男人会有这么多妻妾，认为马步芳肯定是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沙特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些钱。等朝觐结束后，又去讨回来，在当地传为笑话。
在沙特，马步芳还上演了一出“七姨太事件”的丑剧。马步芳1949年从青海带出来的那群妻妾中，排行第七的姨太太叫马月兰，是他堂弟马步隆的女儿，是他的堂侄女，时年20多岁。到沙特后，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两个妹妹，要马月兰写信招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自然难以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共伺一夫的屈辱生活，拒绝了马步芳的无耻要求。马步芳就对她整天辱骂、殴打，甚至想把她置于死地。马月兰决心寻求一条生路，于1961年1月偷偷跑到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外交官宋选铨家避难、求救，想请宋为她办个护照和机票，以便逃出虎口，前往台湾。不料，此事被马步芳的爪牙所侦悉。马步芳火冒三丈，指责宋选铨拐骗了他的姨太太，接着就带领“警备副司令”马耀宗等人采取行动。后经台湾当局出面，马步芳才不敢把宋选铨怎么样。
这件事传到台湾，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口诛笔伐。报纸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有的报纸干脆给了马步芳两顶帽子：“流氓大使”+“文盲大使”。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全家以及那位七姨太于1961年4月12日，秘密回到台湾。
台湾当局不得不于1961年8月宣布把马步芳免职，并决定召回法办。但马步芳拒不回台湾，赖在沙特*当寓公。1975年7月，曾经不可一世、坏事做尽的“青海王”马步芳，客死沙特，终年72岁。
抗战时臭名昭著的两个汉奸文人（1）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冲淡天地。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周作人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精通，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时臭名昭著的两个汉奸文人（2）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抗战时臭名昭著的两个汉奸文人（3）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11000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他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另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20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抗日名将为何两次被开除党籍？（1）
身高只有一米六二的抗日名将赵尚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对其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赵尚志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然而，这位人尽皆知的著名抗日大英雄。其生前却曾两次被“开除党籍”，就义40年后才被*昭雪。
赵尚志生于1908年，辽宁省朝阳人。父亲赵子服是家乡的私塾先生，幼年的赵尚志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1917年初，赵子服因参与打死几个抢掠百姓、*民女的官兵而受到官军的追捕后，被迫背井离乡。赵尚志于1919年随父举家来到哈尔滨，父亲给人当账房先生。年仅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曾当过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后因家境稍有好转，赵尚志才得以重新就学。1925年夏，尚在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尚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17岁。后因以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领导同学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为由开除。赵尚志离开学校后，经党组织批准，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
就在这一年夏天，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秘密建党，在长春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0月*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长春支部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并告密。1927年3月2日，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被押至南京。由于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同年5月20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严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出狱。
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部分国土都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时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发誓要在北满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
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后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在危急时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不久，部队又遭到大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终于被打散。
抗日名将为何两次被开除党籍？（2）
1933年1月中旬，赵尚志等突出重围悄悄潜入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准备向*满洲省委汇报部队失败的原因。不料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此前就对赵尚志怀有成见，因此在不了解部队失败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省委的这个决议一开始就遭到包括赵尚志本人在内的多数省委委员的反对。然而满洲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赵尚志开除出党。意外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赵尚志也没有消沉下去，依然坚定地投身抗日战场。虽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革命经历和多年对敌斗争的表现，大部分省委委员仍然主张让他担任群众工作，不久即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满洲省委纠错恢复赵尚志党籍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由于这支队伍不相信知识分子，他忍辱负重，初为马夫，这对黄埔军校毕业并当过*满洲军委书记的他来说，确为能屈能伸。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赵尚志，在珠河一带挥枪抗敌。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
1935年1月，*满洲省委领导人发生变动，当年坚持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个别负责人已经调离。根据赵尚志的多次请求，新的省委慎重考虑赵尚志在离开党组织两年时间的表现，并多次派员亲往宾县和珠河认真倾听赵尚志的意见。同时为慎重起见，省委又找了解赵尚志情况的同志谈话，终于搞清了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于1月12日正式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
省委在《决议》中首先指出1933年对赵尚志的处分是失当的，同时明确指出：“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懂得在当时满洲情势下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执行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机会主义，现在以正确的立场，重新认识对赵尚志开除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决议》在谈到赵尚志被错误开除出党后的表现时说：“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奋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满洲反日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的很大政治影响，推动了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
1935年1月18日，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还曾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后改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一千多人。肖田一战，他击败日军望月部队，杀伤敌部百余人，自己仅伤亡三人，日酋惊叹此仗中方“必有名将指挥”！
抗日名将为何两次被开除党籍？（3）
“永远被开除党籍”
1940年1月中旬，赵尚志正在苏联境内伯力参加一次党的会议。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时会从国内传来他再次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对于为党和民族出生入死的赵尚志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此前，*北满省委听信内奸尚连生的造谣和诬告，在赵尚志不在场、无法申辩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第十次常委会并做出把他开除出党的决议。让赵尚志痛心的是，与第一次被开除党籍不同的是，这次居然给他加上了“永远开除”四个字。在这份《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中，指出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原因在于他犯有三大严重错误：一，赵尚志1936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
悲愤欲绝的赵尚志给北满省委写了一封言词诚恳的《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又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他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收到赵尚志从苏联寄回的《请求书》后，当时的*北满省委书记不久即复信给赵尚志。复信中说：“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在去年12月，×××、×××二同志来岭西同我们见面时，我们才知道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行动的经过和反党的企图。……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的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没有减轻的余地。”
两个月后，赵尚志从苏联回到东北。这时他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副总指挥。事隔一年，当赵尚志又赴苏联参加第二次中苏伯力会议时，他竟然被北满省委某些人以“有言论错误”为名，再一次撤销了他的副总指挥职务。对此赵尚志虽然痛苦，但他仍然坚持下来，没有提出任何申辩。他深深明白，申辩是徒劳的，只有用行动才能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是绝对忠诚的。
翌年秋天，赵尚志率领一部分抗联战士经黑龙江回到鹤岗境内，准备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在先后两次遭到开除党籍和撤职打击之后，赵尚志丝毫没有动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1942年4月12日凌晨，赵尚志被特务刘德山诱骗，率抗联小分队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分所，途中刘德山突然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虽然腹部受伤倒地，仍立即回击将刘德山击毙。受伤被俘后，在审讯过程中，赵尚志宁死不屈。因伤势过重，被俘8小时后壮烈牺牲，时年34岁。刘继兴考证，赵尚志牺牲后，日本关东军大肆鼓噪，曾将他的头颅由黑龙江空运至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在南满牺牲的另一抗日英雄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并宣布“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满州*最后消灭”。事实上，东北抗联余部仍在坚持战斗。解放后，泡在药液中的英雄头颅被找到了，面部仍带着坚毅的表情，见之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
历史终归是公正的
1946年，珠河县农工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县改名为尚志县（今为尚志市），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新城大街还在解放后被改名为“尚志大街”。遗憾的是，赵尚志的党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82年，*黑龙江省委才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赵尚志同志1940年遭受党内处分一事进行认真的复查。同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做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撤销1940年1月*北满省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倒强加给赵尚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赵尚志牺牲四十年后，党籍终于再次恢复。这姗姗来迟的*昭雪，告慰了烈士的在天之灵。
值得一提的是，赵尚志不仅尚武，而且能文，他曾担任1940年创刊的《东北红星壁报》主笔，除了经常在报纸发表文章与诗歌外，还曾为《白山黑水》这首抗日歌曲写过歌词，并写下了两篇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文。在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东北山林民众中，赵尚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他在汤原还模仿黄埔建立军政学校并任校长，举办了三期，为抗联培养了不少干部，为革命准备了燎原的星星之火！
中国为何开战十年后才向日本宣战？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红枪会、大刀会等。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
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又将侵略目光投向东三省之外，于1932年1月28日武装进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亦称淞沪保卫战。
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此后十年，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向其宣战？此中有什么隐情？刘继兴通过分析史料后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双方当时权衡利弊的结果。
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对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3天，蒋介石仍让外交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希望能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傲慢地说:“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谈判不成，蒋介石既尴尬，又恼火。娘希匹，这些倭寇真可恶。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正因为不得不考虑与顾及以上的诸种因素，蒋介石才投鼠忌器隐忍不发。在相当长的抗战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不过这位委员长组织的几次大型保卫战确实打得很卖力很惨烈，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重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同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军方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忍耐，再忍耐。终于，机会在等待中来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了。这时，蒋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权衡利弊了，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是蒋介石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正式对法西斯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正义力量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1）
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我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创始人之一，*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陈绍禹）。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2）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负责人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的最高领袖了。
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3）
昔日的宿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汪精卫：两首绝命诗*二重天
汪精卫曾两写绝命诗。第一首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第二首是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写第一首绝命诗时，汪精卫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英雄，其视死如归的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都不逊色。写第二首绝命诗时，汪精卫却成了卖国求荣、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注定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两首绝命诗，可谓是*二重天。其立意之高下，不啻于天壤之别，让人真不敢相信是出自同一人笔下。
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人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一大代表、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公博在会上表现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会议期间，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为安全起见，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
事后，*中央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言行，而且难以挽救，*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就在这一年11月，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帮助。1925年4月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陈公博先紧紧追随汪精卫，后又与蒋介石打得火热。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十分尖锐，陈公博反复权衡，还是选择到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在武汉期间，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在演绎了宁、汉分裂与合流的丑剧与恶剧之后，蒋介石东山再起，派军队去抓陈公博，吓得他只身逃往香港。
陈公博卷土重来，于1928年冬又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抗战开始后，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并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艳电”。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并派老婆陈璧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匡政”。陈公博“忸怩”一阵以后，终于回到上海，并向汪精卫表白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按照他生前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5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十天后，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陈公博情妇）等7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38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翌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时年55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1）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2）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便决定给二人做媒。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地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3）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才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直到抗战结束。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江山易改，汉奸本性难移。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掂量一下“终身监禁”的分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总被雨打风吹去”！
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元凶逍遥法外？
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真正元凶是谁？人们一般认为是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关于松井石根的罪行》中写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陆军攻入南京，该犯下令对南京城施行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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