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另类趣味历史：刘继兴读史 作者：刘继兴
谁是三国第一伯乐？
三国时期群雄并起，朝野上下可谓人才济济。世有伯乐，而后才有千里马。若没有伯乐的慧眼发现，再有能耐的千里马也会难免郁郁终老于普通的马厩之下，没有机会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施展自己风驰电掣的突出才能。
那么，谁是三国第一伯乐？
司马徽也，时人称之为水镜先生。史称其“一生清雅，善知人”。
这位伯乐慧眼独具，他第一个说出“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并把“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徐庶三位旷世奇才都推荐给了求贤若渴的刘备，可谓功高至伟。
他是三国时期当之无愧的第一伯乐。放眼能人辈出、贤士群星灿烂的三国，在发现人才方面，无人能与之比肩。
《三国演义》中说，刘备落难的时候，路经水镜庄，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庞统两人，说：“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想请司马徽出山相助，司马徽自称是山野闲人，不堪世用，谢绝邀请。后司马徽推荐徐庶去找刘备，刘备知徐庶乃一奇才，认其为军师，后又经徐庶推荐，刘备方知卧龙诸葛，于是才引出了“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刘继兴考证，史书《三国志》也对此有记载。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北方战乱，他寓居襄阳。与襄阳大名士庞德公、黄承彦以及流寓到襄阳的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亮等均有交往，关系甚密。《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中说，庞统十八岁时曾会见过司马徽，司马徽与庞统私交甚笃，并称呼庞统为弟。
司马徽先生属于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之类型的人物，松形鹤骨，器宇不凡，峨冠博带，道貌非常，且琴艺甚高。
《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载有司马徽的趣事：东汉末年的司马徽是个出名的“好好先生”，他与人交谈时，从不谈论别人的不是，无论好事坏事，一概说好。有人问候他：“近来身体如何？”他回答：“好。”有人向他诉说自己最近刚刚死了儿子，他回答：“很好。”他的妻子责备他：“别人认为你的品德好，所以才把难言的伤心事告诉你。可你为什么听说别人死了儿子，反倒说好？”谁知，司马徽听了妻子的话后回答说：“像你这样的意见，也很好！”（原文：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
于是，司马徽便成了“好好先生”的代名词。其实，纵观历史上的司马徽，是小事不分心、大事不糊涂的大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刘琮率荆州降曹，司马徽也为曹操所得，欲大用，但司马徽坚决不从，不久他便病死了，曹操深为之遗憾。
诸葛亮自叹不如的三国牛人是谁？
雄才大略的诸葛亮在三国的江湖中笑傲群英，能入他法眼的人才委实不多。然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奇才，诸葛亮对之非常看重，不仅费尽周折将其网罗至刘备麾下，而且由衷地公开称赞说这个人比自己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彻远矣。”（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松之注）
诸葛亮所赞的这位“子彻”，就是刘巴。刘备也曾赞之曰：“子彻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厚脸皮刘备在夸刘巴时没忘了把自己也顺带地夸了一下。意思是说，子彻此人才智绝人，只有像孤这样的英雄才能用之，孤之外的其他人想驾驭他可就难了。
刘巴，字子彻，荆州零陵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刘曜，曾任苍梧太守。父刘祥，曾任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少时就早慧聪颖，很有才干，却养成了恃才傲物的个性。虽然同姓刘，但他一直瞧不起刘备“织席贩履”之出身，因此从骨子里藐视刘备。
十八岁时，刘巴就在荆州担任郡署户曹吏主簿。当时刘备正好来荆州投奔刘表。博学多才的刘巴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刘备叫自己的外甥周不疑去向他求学，刘巴拼命推辞掉了，说：“我那点学问真算不了什么，你让你外甥拜我为师，就好比摧毁了鸾凤之艳丽，一头扎进燕雀的小天地，这怎能让他变得更聪明呢？”搞得刘备灰头土脸的很没面子。
在决定三国鼎立命运的赤壁之战前夕，刘备与曹操大战于长坂坡，结果刘备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宅心仁厚的刘备带领广大老百姓开始逃难，荆州有头有脸的的士族们也都跟着刘备走，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只有刘巴一个人往北上，去找曹操。可见他确实反感刘备，宁从“明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也不愿意跟着打着皇室后裔金字招牌的刘备。
曹操对名士刘巴的前来投奔自然是喜出望外，任命他做掾（助理），后来曹操派他去招抚长沙、零陵等地，对其非常重用。想不到，刘巴的运气真的很糟，赤壁之战中曹操惨败，刘备夺得长沙、零陵等郡。
刘备入主零陵后，听说刘巴也在这里，爱才之心又油然而生。求贤若渴的刘备不计前嫌地去拜访刘巴，才发现刘巴逃走了，而且逃得很远，逃到交趾（今天的越南）。
原来，由于招抚长沙、零陵等地的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向曹操交差，只能一逃了之。在其出逃之前，诸葛亮曾情真意切地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回复：“受命而来，不成当还，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使“先主深以为恨”。
刘巴逃到越南还不够，怕刘备通过渠道找到他，改姓为张。《零陵先贤传》记载：巴入交趾，更姓为张。与交趾太守士谿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杀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杀也。”主簿请自送至州，见益州牧刘璋，璋父焉昔为巴父祥所举孝廉，见巴惊喜，每大事辄以咨访。
刘璋本来是亲曹派，派张松去对曹操表明态度。不料因为张松其貌不扬，曹操对他冷冷淡淡，憋了一肚子气回来的张松便劝刘璋和刘备合起来对付曹操。刘璋没什么主见，也就同意了。
入幕刘璋的刘巴给了刘璋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不要接纳刘备。“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见《零陵先贤传》）
在政治上极为幼稚的刘璋没听刘巴的逆耳忠言，张松暗通刘备的事情败露后，刘璋才明白刘巴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此时大势已去，益州果然很快被刘备收入囊中。刘备围攻益州时，曾号令三军：“谁敢加害刘巴，就灭他三族。”后来，士兵们拿住了无法逃身的刘巴，刘备大喜。
刘备再次盛情相邀，诸葛亮也写信对刘巴苦言相劝，走投无路的刘巴只好谢罪归附，被刘备任命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诸葛亮对此也十分高兴，因为自从刘巴上任以后，诸葛亮的工作负担减轻了很多。刘备称汉中王后，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由于刘巴总是不搭理张飞，张飞为此很愤懑，两人关系一直很紧张，诸葛亮曾劝刘巴对这位皇弟客气些，但刘巴也不买账。很重桃园结义之情的刘备对刘巴的这一点很反感，他对诸葛亮说：“刘巴这个人才智超人，如果无人替代，那么就用他，如果有人替代，那么就不必用他了。”
诸葛亮回答：“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彻远矣。”（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松之注）刘备闻毕才打消了放弃刘巴的念头。
关于刘巴冷落张飞这件事，东吴智囊之首张昭也站在刘备一边，认为刘巴这个人太过分。但吴主孙权却另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让刘巴随波逐流，取悦于刘备，他又怎能称得上是高士呢？”
刘巴为人节俭，不愿与人交往，只重公事。刘备登基时，所有文诰策命都出自刘巴之笔。刘继兴考证，其时有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造蜀科”之说：蜀科之制，由此五人所制。可见刘巴的能耐确实很大。
刘巴最牛的贡献是在归附刘备后不久。史载，在刘备攻取益州之后，国库空空，刘备十分忧心。刘巴说：“小事一桩，三个动作搞定：一、铸值百钱的铜板通行；二、统一全国物价；三、实行公卖制度。”（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刘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备称帝的第二年，即蜀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巴病逝，时年只有三十九岁，可谓天妒英才，壮岁早逝。
历史上的张飞竟然是大书法家
受《三国演义》的深远影响，张飞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是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其实，历史上的张飞不仅是三国时期勇冠三军的名将，而且还是一位大书法家。
多年前，邓拓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一文里说：“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也不少，如岳飞、张飞等。”有位读者看了，去信问说：“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坂坡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人物，怎么也会是书法家呢？”对于这样的疑问，邓拓引了几本古书中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来佐证。
有关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梁人陶宏影的《刀剑录》。他写道：“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入于吴。”这个《新亭侯刀铭》便是张飞的书法作品。
《蜀中名胜记》第二十八卷中记载，顺庆府渠县（即三国时的宕渠县）有一个八濛山，山下有一石，石上题有：“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两行隶书大字。这段题字说的就是那次张飞以少胜多，把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而逃的事情。据说当时张飞非常高兴，得意之际，便以石代纸写下了这段文字。愚以为，《蜀中名胜记》的作者是明代文献学家、曾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佺，此人当时既有文化地位，又有政治地位，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清代人赵一清所写的《稿本三国志注补》中，引自《方舆纪要》上的话也说：八濛山“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盖张飞所亲书也。”
《三国志集注》中张飞传集解引，也认为这句话是张飞亲笔题写的。并且说，原刻石经过长久的风化剥蚀，文字已经不太清楚。现存的“立马铭”是光绪七年（1881年），根据岐山知县胡升猷家藏原拓，重刻于八濛石壁的青石质碑石。今陕西岐山县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幅张飞“立马铭”手书碑石原拓，字体、大小均与史载吻合。碑刻共22个文字，用笔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结体浑朴敦实，充分显示了作为书法家之张飞的个性和风格，不失为一篇难得的书法作品。由此可见，张飞的书法颇具大家手笔。
明代的《丹铅总录》中，也有一条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常严剑珮，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飞所书也”，说明这个铭文是张飞所书。
陆游青年时代曾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冲天之志，没想到早在三国时代就有张飞替他真正做到了。元吴镇《张翼德祠》诗作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像恐难如。”意思是张飞的书法很有造诣，连三国著名的书法家——魏国的钟繇、吴国的皇像都比不上他。
在古代，书画往往不分家。张飞不仅书法作品甚佳，而且还很爱画画，尤其喜欢画美人。据明代卓尔昌编著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张飞的书法真迹尚有存世者，可惜的是张飞画的真迹却至今尚未发现，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牛年出生的十大历史牛人（1）
牛年又到了。于是因袭牛年说牛的老套，说一说历史上牛年出生的牛人们。各个生肖年份出生的历史名人都很多，恐怕都得车载斗量，牛年出生的自然也如此。所以择其最有影响的十个人物作为代表，他们分别是贾谊、晁错、汉景帝、霍去病、邓艾、陶渊明、李白、苏轼、范仲淹、宋理宗。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河南洛阳人。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嫉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鹏鸟赋》最著。
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西汉政治家、理论家。河南省禹州市人。初从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学习《尚书》。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得到太子的信任。汉景帝即位后，任他为御史大夫。他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坚持重本抑末的政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获得汉景帝的采纳。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汉景帝错杀。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爰盎晁错传》等篇。
汉景帝（公元前188年—前141年）即刘启，西汉皇帝。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汉文帝之子。他即位后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田税由十五之一降低到三十之一。采纳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将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国行政由中央所任官吏管理，以巩固天子的中央集权。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
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西汉名将。山西临汾县人，汉代名将卫青的外甥，善骑射。初从卫青出击匈奴，以功勋卓著而被封冠军侯。公元前121年为骠骑将军，两次大败匈奴，控制河西地区，打通开往西域的道路。后又和卫青共同出兵攻打匈奴，他长驱直入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刘继兴认为，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霍去病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元狩六年（前117）病卒，年仅23岁。
邓艾（197—264年），字士载，义阳郡棘阳（今河南南阳新野）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年轻时邓艾就喜欢军事，每见高山大川，都要在那里勘察地形，指划军营处所，遭别人讥笑也不介意。当时，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平淡地过了近二十年。后来总算当上了典农功曹，帮助管理屯田。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遇到司马懿，可以说是邓艾一生的重大转折。后为魏征西将军，与蜀将姜维相战。景元四年，魏大举攻蜀，率部至阴平，经山路至江油，进迫成都，刘禅投降。后来钟会诬他谋反，被杀。邓艾是三国末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其才能可比诸葛亮与司马懿。邓艾在战争中目光远大，见解超人，具有难得的战略头脑。作战中料敌先机，始终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与姜维的数次交战中未尝败绩。其偷渡阴平一役，堪称中国战争史上历次入川作战中最出色的一次，已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牛年出生的十大历史牛人（2）
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诗人。九江人，字元亮。谥靖节先生。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元勋重臣，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陶潜初为州祭酒，不久解归。复为镇军参军，迁彭泽令。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去官隐居，赋《归去来兮》以明志。嗜酒好文，以田园诗著称，亦讽喻时政，阐述“形尽神灭”“乐天安命”的观点。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潜的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李白（701年—762年），唐代大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少年即显露才华，博学广览，吟诗作赋，好任侠游历，且喜纵横。长期漫游祖国大好河山，对社会生活多年体验。曾于天宝初年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京城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统治集团的腐朽，获得较深的认识。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当过永王李璘的幕僚，因此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晚年漂泊痛苦，卒于安徽当涂。其诗风格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是继屈原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主诗人。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诗歌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江苏苏州人。字希文。大中祥符进士及第。少年贫困，学习极勤奋刻苦。当官后有敢言的名声。当兴他县令期间，主持修筑捍海堰，世称范公堤。后任秘阁校理，因清刘太后归政，出通判河中府。仁宗亲政后，擢为左司谏，因触犯宰相吕夷简，出知睦州、苏州，旋制国子监，迁至开封府。后针对时弊上《百官图》。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曾分延州兵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西夏人说他“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在陕西数年，筑青涧、大顺城，修复胡卢、细腰等砦；开营田，羌族归业者数万户，边防赖以巩固。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上疏条陈十事，建议改革吏治，裁汰冗滥，选贤任能，并论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等事。这些建议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施行。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皇佑四年（1052）卒，谥文正。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广为传诵。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杭州通判，历任密、徐、湖州知府。元丰二年，以作诗“谤讪朝廷”，下狱，并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年间，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历知杭、扬州。1092年，召为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兴、元符年间，先后被谪于惠州、海南岛。1100年赦归，次年病死常州。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在文坛上有极高声誉。苏轼还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宋理宗（1205年—1264年）即赵昀，宁宗嗣子。1224—1264年在位，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宋理宗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一直到1233年史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了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执政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1234年南宋联蒙古国灭金。1259年，蒙古攻鄂州，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晚年委政于贾似道，滥印纸币，括买公田，国穷民困，疆土日削，国势日危。宋理宗死后的谥号是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竟是文弱书生（1）
一位“射不穿札，马非所便”的文弱书生，竟然是我国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人，而且每战必胜，从不失手，是历史上真正的常胜将军。
与明末袁崇焕一样，他也是文官出身，自身并无万夫莫敌之勇，但却在战场上创造出一次次的旷世奇迹。
这位常胜将军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梁将军陈庆之。他一生身经数百战，没有一场败绩，而且没有一场不是在绝对的劣势中大胜敌军。毛泽东在多次阅读《梁书——陈庆之列传》后，不禁感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引　子
南北朝时期，洛阳街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其意思是，任凭多么精锐的军队，或者多么出名的将领，见到“白袍”都要望风而逃，避之惟恐不及。何为白袍？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的威名和震慑力呢？
童谣中的白袍是南朝梁的一支劲旅，因为他们都身着白袍而得名。这支白袍神兵只有区区七千人，那么南朝如此小规模的军队怎么能够给远在北魏腹地的都城洛阳老百姓留下这么威风的印象呢？因为这支白袍神兵拥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领导者——陈庆之。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他的带领下，七千白袍神兵一路北上，不到5个月时间，摧毁北魏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路纵横驰骋大战47场，每战皆胜，连拔城池32座，直至最后攻陷北魏首都洛阳。
如此的战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着实无人能出其右。翻阅史籍，在陈庆之的戎马生涯中，这次奔袭洛阳只是他众多辉煌战绩中的一笔，在《梁书——陈庆之列传》所记载的他一生无数次重要战役中，没有一场败绩，而且没有一场不是在绝对的劣势中大胜敌军，真乃神人也。
（一）
英雄莫问出处。出身庶族寒门的陈庆之自幼便随从萧衍，当时萧衍还没有起兵反齐，陈庆之在萧衍府中的身份只是一个小书童。萧衍酷爱下棋，棋瘾一上来可谓废寝忘食，经常通宵达旦的和人对弈。他的那些棋友们即使有心讨好萧衍，无奈心有余而力不从，陪到自己精疲力竭，也不能让萧衍尽兴。唯独陈庆之，精力特别旺盛，只要萧衍想下棋，他随叫随到，甚得萧衍的欢心。
公元502年，萧衍登上了南梁皇帝的宝座。当时年仅18岁的陈庆之被任命为主书。主书这个官职是晋朝设立的，隶属于中书省，最初由武官担任，南朝宋时改为文职。所以在萧衍登基的时候，是把陈庆之作为文人看待的。而据《梁书》记载，陈庆之“射不穿札，马非所便”，也说明他在勇力方面虽然不至于无缚鸡之力，但是也绝不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这也是他和那些流芳千古的名将最大的差别。
“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担任主书后的陈庆之，冷静地观察时局政事，期盼着有一天能够为朝廷效力。在他41岁时，机会终于来了。
（二）
公元525年，北魏发生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叛乱，元法僧失败后困守徐州。由于觉察到大势已去，所以元法僧投降南梁，并将徐州拱手送给萧衍。于是，萧衍任命陈庆之为威武将军，带兵去接应元法僧。这次接应行动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恐怕这也是萧衍给这个年过四十的昔日棋友一次表现的机会。总之陈庆之很顺利地把元法僧接应回来后，即被任命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
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竟是文弱书生（2）
可是徐州此时还并没有真正落到南梁手中，当务之急是尽快接收徐州的统治权。所以萧衍马上派自己的儿子豫章王萧综前去接管徐州，并且派陈庆之带领两千人马随萧综大军入徐州。
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割据南北一方的梁魏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魏当然不允许徐州落入南梁之手，立刻调集元延明、元彧率领两万人马阻截萧综。元延明派遣手下别将丘大千修筑堡垒阻挡梁军前进，梁军陷入非常不利的局势之中。然而陈庆之以硬碰硬的手法用两千人马硬撼敌阵。战斗一开始便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倒下的并非处于劣势的梁军，而是占有优势兵力和地形的魏军。《梁书》中用“进薄其垒，一鼓便溃”这八个字记述了陈庆之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撕破敌人的防线。虽然首战告捷，但是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变故。问题出在南梁大军主帅萧综身上，他居然在一天夜里，扔下整个大军，只身一人投降了魏军。因此梁军发生混乱，魏军趁乱攻击，梁军损失惨重。只有陈庆之率领本部人马突围。虽然这次战斗最后收场得很窝囊，但是陈庆之却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
当时，正是北魏的多事之秋。北魏公元526年，北魏由于胡太后专权，引发了一系列内部*。这对于南梁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南梁派安西将军元树进攻寿春，由陈庆之随同并负责军事上的指挥。此战南梁大获全胜，取得寿阳等五十二座北魏的城池。为了表彰陈庆之在寿春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萧衍赐封他为关中侯。经过这次战役，陈庆之已经成长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三）
公元527年，上天再次垂青南梁。此时北魏境内的葛荣率领起义军攻陷信都，围攻邺城。另一方面萧宝寅在长安兵变称帝，其他大小叛乱此起彼伏。南梁刚刚在前一年拿下寿春，乘胜进攻广陵和涡阳。负责进攻涡阳的南梁方面指挥是曹仲宗，陈庆之当时也在这支军队中担任假节（皇帝的代表）。
北魏为解涡阳之围，派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率领十五万人马增援涡阳。魏援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涡阳四十里的驼涧，陈庆之力排众议提议主动出击，他亲自带领部下几百人，突然对敌人发起进攻，打败敌军。这一仗给魏军的士气造成很大打击，以至魏军的增援并没能扭转涡阳战场的局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涡阳之战前后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其间大小战斗数百次，双方军队都已接近强弩之末。此时魏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并且在梁军的后方开始修筑工事。曹仲宗害怕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此时梁军已无斗志，于是准备撤军。陈庆之听说这个消息后，拿着皇帝赐予的节杖站在营门口慷慨陈词道：“我们这次出兵，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费了国家巨额的钱粮，经历了无数战斗。现在，你们竟然不考虑如何获胜，而想着撤军，你们这哪里是想着为国家立功，不过是借行军之名，进行抢掠罢了。我听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现在如果你们执意要撤退，我只好拿出皇帝赐给我的密诏，依照密诏中的指示行事了。”经过这次营门陈词，陈庆之取得了梁军的实际指挥权。
当时魏军在梁军周围已经筑起了十三座堡垒，互成掎角之势。于是陈庆之挑选军中的精锐，趁夜衔枚而出，一夜就攻陷了敌军的四座堡垒。涡阳守军经历了大半年的消耗后，此时也已接近崩溃。涡阳守将王纬开城投降。魏军剩下的九座堡垒兵力仍然雄厚，陈庆之乘胜出击，将斩获敌人的头颅悬挂在阵前，击鼓呐喊猛烈攻击敌阵。魏军被这种声势吓破了胆，加上涡阳已经陷落，所以剩下的九座堡垒瞬间瓦解，魏军大规模溃败。此战魏军几乎全军覆没，尸体和遗弃的兵器车马竟将淮河的一段河道阻塞。
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竟是文弱书生（3）
涡阳一战使陈庆之闻名大江南北，萧衍对于他这次的果断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亲自下诏表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四）
公元528年，北魏宫廷再次发生政变，胡太后毒死了十九岁的亲生儿子孝明帝，另立三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打着替孝明帝报仇的旗号，起兵进入洛阳，在洛阳外河阴，屠杀了包括胡太后和小皇帝在内的两千多名皇亲重臣，这就是著名的河阴之变。一时间北魏朝野人人自危，纷纷投降南梁，其中包括北海王元颢。元颢投降后，要求萧衍支持自己成为北魏的皇帝。萧衍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立刻派陈庆之率领七千人护送元颢北上。看来萧衍对元颢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派七千人护送他深入北魏几乎等于送羊入虎口。当然最后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一切都因为领军的人是陈庆之。
大军行至睢阳南，元颢迫不及待地称帝，并且赐封陈庆之一大串高官显爵。可见这个朝不保夕的流亡“皇帝”对陈庆之何等依赖。睢阳（今河南商丘）守将丘大千，就是那个陈庆之出道时以两千人马击破他的堡垒的魏将，此时拥有七万重兵把手睢阳。他这次不敢再轻视陈庆之，在睢阳城外连筑九道连营，企图阻挡陈庆之的北进。这是一场七千远征军对七万严阵以待守军的战斗，可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陈庆之早上开始发动进攻，在下午四点左右，攻克了九座连营中的三座，丘大千率领剩下的人马投降。
为了阻止陈庆之继续北上，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羽林军两万，驻守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考城的地势非常特殊，环城四面被水包围。元晖业自以为凭借天险，量陈庆之区区七千人马如何攻克考城。没想到陈庆之在水上筑起浮垒，没费吹灰之力就攻克考城，并且生擒元晖业。这一战梁军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仅战车就俘获了七千八百辆。攻克考城后，大军继续向西进发，一路上魏军守将望风而降。
此时的北魏国内局势发生了转变，尔朱荣在邺城以七千精锐骑兵剿灭了葛荣几十万起义军，又打败了割据长安的萧宝寅，其他叛乱也纷纷被*，北魏暂时可以集结强大的兵力来对付陈庆之了。这时，陈庆之的远征军被北魏左仆射杨昱率领的七万羽林军，挡在了荥阳。而元天穆奉尔朱荣之命，正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荥阳。另一支由尔朱世隆率领的一万人马进驻虎牢关，截断了陈庆之的退路。驻守荥阳的七万羽林军装备精良，凭借荥阳城高池深，守得固若金汤。而元天穆带来的更是久经沙场的北魏精锐骑兵。北魏这次动员了国内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誓把陈庆之剿灭于荥阳城下。
当元天穆的援军出现在陈庆之背后的时候，荥阳仍然没有攻克。梁军看到己方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时，军心开始动摇。此时，陈庆之命令人马稍作休息，他对手下兵将说：“我们这一路打过来，攻城略地，杀死人家的父兄，抢掠人家的子女，都不计其数。所以元天穆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不共戴天。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而敌人接近三十万，今天咱们只能抱定决死一战的信念了。元天穆带来的都是骑兵，如果在平原交战，我们必败无疑，现在只有趁元天穆没有进攻之前攻下荥阳。大家再犹豫的话，那我们只有等人屠宰的份了。”听了陈庆之的话，众将士情绪激昂，摩拳擦掌。陈庆之立刻命令发动攻击，手下勇士前仆后继，终于在元天穆形成包围之前攻克荥阳，并且生擒杨昱。
历史上打仗最厉害的竟是文弱书生（4）
随后，陈庆之趁元天穆大军刚到，阵脚未稳的时机，带领三千骑兵反扑敌军。魏军没想到刚刚浴血奋战疲惫不堪的梁军，居然敢放弃固守荥阳的有利条件，主动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发动进攻。也许是过于措手不及，总之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几万魏军全线溃败，元天穆只身带领几十骑仓皇北逃。陈庆之乘胜奔驰虎牢关，虎牢关的尔朱世隆此时已经被陈庆之吓破了胆，七万守军的荥阳都不堪一击，更何况区区一万人马。尔朱世隆连犹豫一下都没有，马上放弃虎牢关逃跑了。
此时，在魏将的心目中，陈庆之有如神助是不可战胜的。北魏孝庄帝仓皇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在洛阳的魏臣很识相的迎接元颢进入洛阳。于是元颢大模大样地坐在了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
雄关漫道真如铁。从大通二年十月，经历了大概140天的长途奔袭，陈庆之率领着他手下七千身披白袍的勇士，一路披荆斩棘，攻城拔寨，从安徽一路北上最终到达洛阳。粉碎了数次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歼灭了以骑兵著称的鲜卑精锐，这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只可惜此时的萧衍正在同泰寺热衷于佛教，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痛失了统一南北的绝佳机会。
（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颢登上宝座后，不仅贪图享乐，而且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在北方局势混乱，尔朱荣重兵环伺的时候，他居然不是尽力联合南梁抗击劲敌，而是考虑如何摆脱南梁的束缚。
此时陈庆之已经感觉到元颢并非是一个能成器的君主。但是他深知自己此次的任务就是保护元颢，在没有接到南梁方面的最新指示前，仍要尽力为元颢支撑着个烂摊子。陈庆之向元颢提出建议：“现在北方没有臣服的地方尚多，我们的兵力太少，敌人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可一旦他们知道，恐怕就会疯狂反扑。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请皇上（萧衍）派来援军，稳定北方的局势。”元颢本来没什么主见，听了陈庆之的建议也觉得害怕，本来想依照行事，可是此时元延明又进谗言说：“现在陈庆之手上只有几千人，我们已经不能管制他了，再给他更多人马，我们大魏的社稷不就要落入外人之手了？”元颢听信谗言，为了防止陈庆之绕过自己向萧衍请求援军，私自给萧衍递交了密奏，谎称北方局势已经稳定，为了防止地方上产生恐慌情绪，恳请南梁暂时不要派遣大军北上。萧衍得到元颢的奏折后，于是命令原本打算北上的援军停在边境线上待命。至此，实际上南梁又丧失了一次统一南北的绝佳时机。
而此时，尔朱荣已经在北面集结了三十万左右的大军，伺机反扑洛阳。就在元颢入主洛阳六十五天后，尔朱荣带着从洛阳逃走的孝庄帝，挥师洛阳。此次北魏大军由尔朱荣亲自指挥，这个曾经在北魏不可一世的军事奇才终于要和陈庆之这个后起之秀对决疆场。听说尔朱荣的大军南下，那些前期投降元颢的地方又纷纷倒戈投向了尔朱荣，局势对于元颢一方非常不利。陈庆之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带领自己的七千人渡过黄河，驻守中郎城。在中郎城下，和北魏大军展开鏖战。从人数上说，陈庆之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北魏此次的总司令是曾经以七千军破葛荣几十万起义军的尔朱荣。按理说此次陈庆之完全没有胜算。然而陈庆之再一次创造了军事奇迹，在中郎城阻截了尔朱荣三天，这三天里战斗异常激烈，最终因为尔朱荣损失惨重而被迫撤兵。
面对强敌，尔朱荣为了稳定军心，用上了从古至今屡试不爽的伎俩。他指使一个号称善观天象叫刘助的人站出来说，根据天象的显示，不出十日，河南就可以平定。不得不承认这个伎俩还是相当有效的，尔朱荣的大军暂时稳定了军心，没有造成溃败，也由此可见陈庆之对尔朱荣大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尔朱荣不敢再和陈庆之正面攻战，偷偷渡过黄河，绕过陈庆之驻守的中郎城，直接攻击洛阳。元颢当然是不堪一击的，他的人马一触即溃，至此临颍短暂的政权也寿终正寝。
元颢政权玩完了，陈庆之只好带领手下的人马开始向南梁撤退。尔朱荣亲自带领大军追击陈庆之部队。陈庆之的人马在蒿高遇到了山洪暴发，正在渡河的军队被洪水吞没，幸好陈庆之本人幸免于难。失去军队的陈庆之只好化妆为一个僧人躲过尔朱荣大军的搜捕，逃到豫州，在豫州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才辗转返回南梁。回到南梁，萧衍对陈庆之大加封赏，升陈庆之为右卫将军，永兴侯，封邑一千五百户。
（六）
不久，陈庆之又被任命为北兖州刺史，后为都督。负责淮河流域的军事防务。此后，他一直以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保证了南梁北部的局势稳定。
其间，曾出现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事。首先是僧强、蔡伯龙的叛乱。僧强号称会妖法，又善于煽动人心，短时间内聚集三万人马，攻陷了北徐州。济阴太守弃城而逃，钟离太守遇害。此时陈庆之发兵*，没费吹灰之力便剿灭了这次叛乱。此后，陈庆之又率兵进攻北魏领地悬瓠，在溱水一带大败北魏的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史云宝，又在楚城击败了前来增援的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这几仗打下来，大梁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于是陈庆之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边境城市的生产，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府库充足。
公元539年十月，陈庆之因病逝世，享年56岁。身后也备享哀荣，他被追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号武侯。这位威震宇内的一代雄才就这样走入了尘封的历史。
古代究竟有多少“连中三元”的奇才？
戏曲中常常出现寒窗苦读的主人公“连中三元”的佳话。其实，在古代的考生中，“连中三元”是非常罕见的。什么是“连中三元”呢？许多人对此并不清楚或知之不详。
这得从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说起。科举考试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
考秀才是初级考试，俗称“小考”。由于童试在古代是基层考试，所以其第一名案首尚算不得“元”。乡试才是科举正式考试的开始。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在省城进行，考期在八月，分三场，又称“秋试”、“秋闱”。各地秀才云集省城一争高低，考中之后称举人，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举人的第一名是“解元”。
再高一级是会试，因由礼部主持在春天举行，所以又称“礼部试”、“春试”、“春闱”、“礼闱”。会试在京师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会试的第一名是“会元”。
会试揭榜后，被录取的贡生须于下月应殿试。殿试又称御试、廷试，即指皇帝亲自出题考试。殿试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参加考试者是贡生，此考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以后一甲叫进士及第、二甲叫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一个考生只有在这三次大考中都得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三顶桂冠为同一人所摘取，才能称之为“连中三元”。想想全国有多少人才在竞争，再有才华的考生也很难保证每考皆榜首啊，只要有一次考个第二，就不是“连中三元”了。
尽管非常之难，历史上仍有17名学子过关斩将而“连中三元”！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黄观、商辂、王名世；清朝的钱檠、陈继昌和戴衢亨、王玉璧。他们不愧是历代之俊彦，是奇才中的奇才！
其中，王名世、王玉璧是两位“武三元”。王名世是浙江永嘉人，在明万历年间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王玉璧也是浙江人，在清朝顺治年间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采斐然，也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历史上公认的三位商圣
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胡雪岩）。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
就这样，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绵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更难能可贵的是，白圭在经营实践中，还明确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胡光墉（1823—1885），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雪岩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美色当前，令孔子大跌眼镜的两将军
喜欢美色是人之天性，对女色尤然，不近女色者世所罕有，连古往今来的圣贤也不例外。孔子曾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告子亦云：“食、色，性也。”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拜倒在石榴裙下，沉迷女色，败国亡身。刘继兴读史时，每读到这类女色祸国的悲剧，都忍不住要为之痛心疾首一番。
好在泱泱中华的历史无奇不有，总能给人以慰藉。近日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发现中唐时期有两位将军，生活作风非常之好，好德胜于好色，可令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孔子大跌眼镜，大开眼界。
一位是高崇文将军。高崇文生于746年，卒于809年，唐代著名将领。渤海（今黑龙江宁安南）人，后迁幽州（今北京一带）。性格朴实而寡言，少籍平卢军。贞元中，从韩全义镇守长武城，治军有声，累官金吾将军。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兵击破，以功封渤海郡王。
唐宪宗元和元年，高崇文将军奉命*割据西蜀的刘辟，一路势如破竹，进入成都。高崇文屯兵有方，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毫不犯。最后擒得刘辟押送回京师，蜀境遂平。
刘辟有二妾，都是天姿国色，美目盼兮。众将士劝高崇文纳之，高崇文不为美色所动，执意不要。监军请献给皇上求赏。崇文说道：“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安抚百姓为先。奉献美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么！崇文义不为此。”于是将二位美人配给将吏中之无妻者，将士们悦服。得赏美妻者更是乐得找不着北。
另一位是李光颜将军。李光颜字光远，生于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卒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九月，河曲（今山西河曲）人。自宪宗元和初年，经穆宗至敬宗宝历初年，李光颜先后担任代州、洛州、陈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在军中任忠武军都知兵马使、忠武军节度使，凤翔、许州、河东等地节度使，穆宗即位，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敬宗即位，又拜司徒。李光颜一生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为保卫唐王朝，打击藩镇势力，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是一名勇冠三军，功绩赫然的将帅。
元和十年，韩弘统领淮西诸军*吴元济。诸将中以李光颜作战最得力。韩弘欲结其欢心，在大梁（今开封市）城中觅一位美女，教以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并派人将美女送往李光颜的军营。当时李光颜正举行庆功会。使者将这绝代美女送上，举座惊为天人。李光颜从容地对使者说：“相公（指韩弘）可怜我在军旅之中无人照顾，赐以美人。我很感激。但是全军战士数万，都是离家远来服役的。大家生死不顾，我李光颜何忍独自以声色自娱呢！”即于席上厚赠使者，并将美女送还。将士闻之无不感动，纷纷表示愿肝脑涂地以效命。
因李光颜功冠诸将，所以宪宗、穆宗、敬宗三代皇帝都曾为其加官晋爵，封荫赐第。又赠以金银珠宝，良马玉带等物，荣耀至极。死后，废朝三日，赠太尉，谥号“忠”。
谁是太平天国最完美的男人？（1）
太平天国中最完美的男人，非石达开莫属。他不仅是一位形象很阳光的大帅哥（时人曾赞其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颇富文韬武略，而且是当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短暂的人生（卒时年仅32岁）迸发出许多闪光点，照亮了太平天国本来乏善可陈的历史天空。
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今贵港）人。生于农家，虽自幼丧父，饱经磨难，但少年时勤于耕读，颇知诗书，尤喜孙子兵法。早年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前夕，即1847年秋，洪秀全和冯云山至贵县访石达开，邀其共图大事。太平天国史志谓之“访石相公”，以“三顾茅庐”喻之。16岁的石达开就这样走上了反对满清腐朽统治的革命道路，并成为革命组织的核心领导人。
1851年金田起义时，石达开率众四千余人赴金田团营，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封为太平军左军主将、永安封王时受封为翼王五千岁，意为“羽翼天朝”。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石达开年纪最轻，也最具军事才能，是一位玉树临风、英姿勃勃的少帅。倘若他走在时下的都市街头，一定会有不少少女为他的酷与帅发出尖叫。此时的他，虽已声名赫赫，但从其辉煌无比的整个人生来看，其金戈铁马决胜沙场立功立德的军事生涯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太平军从广西向金陵进军，途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石达开均为开路先锋，攻城夺镇，所向无敌。尤其是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二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军建都天京（今南京）后，石达开负责天京城的卫戍工作，建立起严密的防御、警戒体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卫戍区司令。刘继兴考证，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非常之难能可贵。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守城名将江忠源兵败自尽。
在安徽，石达开展现出了超人的政治才能。过去，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很快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1854年初，石达开在安徽人民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政治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之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来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他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敌人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谁是太平天国最完美的男人？（2）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铜墙铁壁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接下来石达开又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
同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天京爆发内讧，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2万余人被杀害。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天京，因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将被加害，即缒城逃出天京，但家眷被杀。到安庆后，便起兵回京靖难。天王洪秀全迫于形势，处死韦昌辉，并诏令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回天京后，深受满朝文武拥戴，被尊为“义王”。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洪秀全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
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离京避祸，先后转战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在建立四川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四进四川。1863年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石达开麾下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同治二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他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桩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咬紧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连敌对势力的四川布政使刘蓉，都不得不如此赞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时人对石达开都十分推崇，如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说他“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他“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清朝一位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地主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直到石达开死去近40年后，另一位地主文人所撰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连同美国传教士麦高文在其通讯中也如此称赞石达开：“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
最后说说石达开过人的文学才华。
石达开在天朝如日中天时，曾国藩曾有《劝降诗》五首，极尽诱惑之能事。石达开义正辞严，回复以《答曾国藩诗五首》，一面回顾平生，一面抒发己志，其文辞之才气横溢，实为不可多得之佳构：
（一）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探桂蕊趁秋风。
少年落拓云中鹤，尘迹飘零雪里鸿。
身价敢云超冀北，文章早已遍江东。
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这一首概述自己的少年志向）
（二）
不管天人在庙堂，生渐名位掩文章。
清时将相无传例，末造乾坤有主张。
况复仕途皆幻境，几多苦海少欢场。
何苦著作千秋业，宇宙常留一瓣香。
（这一首奉劝曾国藩弃武从文）
（三）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恨苍天昏瞆瞆，欲凭赤手拯元元。
三军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成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这一首陈述战斗历程，痛陈革命的同仁们无远志）
（四）
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
男儿欲画麒麟阁，夙夜当娴虎豹韬。
满眼山河罹异劫，到头功业属英豪。
遥知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这一首指出开创王者之业不易，但坚信革命必将成功）
（五）
虞舜勋华多硕美，皇王家世尽鸿蒙。
宽容居背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
起自布衣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
澧泉芝草灭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这首诗进一步阐明将待机而动，完成复国大业的雄心壮志）
石达开还有一首豪气冲天、吞吐风云的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住擎天柱，喝尽黄河水倒流。
这是1862年石达开大军经过贵州黔西大定一带时，当地苗族百姓以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的仪式欢迎石达开远道而来的大军——将用黄豆、毛稗、高粱、小米、包谷和谷子酿贮，埋藏于地下多年的陈年美酒取出，盛在坛子里，放在花场正中央，再将通心的吸管插入坛内。石达开和太平军将士与民同乐，与苗民们一同载歌载舞，披着月色，照着营火，手扶吸管，开怀畅饮，酣畅淋漓。席间，石达开即兴赋得此诗。这首诗是中国几千年来难得一见的豪放诗，与李白苏轼之作相比，亦毫不逊色矣。
最早预见清朝灭亡的人是谁？
从现存的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地预见了清朝灭亡的人，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他于同治六年，即公历1867年预言颓废不振的清朝不出50年必亡。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烈文发此预言时的1867年是44年，果然没出50年。
赵烈文生于1832年，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年少时即有才名，很有思想见地。他学识非常渊博，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很深的造诣。
咸丰五年，好友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其时，曾国藩正坐困南昌前线，被太平军整得灰头土脸，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对刚刚到来的赵烈文，曾国藩起初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作为实习幕僚，总得有些事干。曾国藩没心思给他安排什么具体活干，只是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先熟悉熟悉工作环境再说。不料，这位赵先生一去就发现了问题，回来后给曾国藩汇报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曾国藩最见不得“坐谈立议，无人能及，随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书生，他料定赵烈文亦属此辈，因此对赵烈文所谓的观感很反感。他心里不大高兴，这个小毛孩子，懂什么军机大事呀。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老母有病，赵烈文可能也看出曾国藩很不重视自己，不如自己识相点离开这里算了。所以他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被赵烈文不幸而言中。曾国藩看到赵烈文的见识不凡，立马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后来，赵烈文越来越受曾国藩的器重，经常一起商谈军事，最后竟无话不谈，有时一日谈好几次。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一本《曾国藩宦海密谈录: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九十九次倾心交谈》，对他们的多次交谈有详尽的介绍。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朝廷栋梁，正是由于他与一干人的不懈努力与奋力拼搏，使晚清才得以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历代兴亡研究甚深的曾国藩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无尽的危机，搞不好会亡国。但他认为通过一些努力，应该还是能挽危厦于将倒。
赵烈文可不这么看，他的观点比曾国藩更为深邃与锐利。赵烈文写过不少作品，如《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庚申避乱日记》等。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惊世骇俗地预言了清朝不出50年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高层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曾国藩闻毕顿忧，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
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接着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在谈话中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康、乾、嘉的“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颇具政治眼光。对于赵烈文这番鞭辟入里的言论，曾国藩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似有所悟。
大江东去，老去了多少英雄。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历史惊人准确地见证了赵烈文的预言，气数已尽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烈文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人事有代谢，江山留胜迹。赵烈文当年所住过的赵园尚存，位于江苏常熟市古城区西南隅的明代钱氏“小辋川”遗址。清嘉庆、道光间，吴峻基筑水壶园，又名水吾园。同治、光绪年间为赵烈文退养故里之后购得并增建，人称“赵园”、“赵吾园”，为江南古典名园之一。
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1）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4000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九十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记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出版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想象。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也是在张恨水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13岁那一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我要是也能写几部通俗小说该多好啊。有一天她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更有袭人、晴雯等人。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2）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刘继兴查阅《鲁迅全集》，其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只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二十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号）。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1）
中国新*主义革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不仅取得了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而且为自己培养了卓越的领袖，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从现存的文字记载来看，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的人是柳亚子。
柳亚子1887年5月28日生于苏州吴江，早岁在乡从陈去病、金天羽游，1905年加入国学保存会。后至上海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长。“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辞世。其诗高歌慷慨，亦工词。著有《磨剑室诗词集》和《磨剑室文录》，另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柳亚子和毛泽东相识于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柳亚子则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定的革命立场受到与会的何香凝、柳亚子等的支持。从那时候起，柳亚子和毛泽东就相互认定为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了。
1929年，柳亚子先生在上海作《存殁口号》一诗。诗中写道：
神烈峰火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 那两列宁。
“两列宁”一语，诗人在诗末自注：“孙中山、毛润之”。“神烈峰头墓草青”，即指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所在地，而“湘南赤帜正纵横”，则表达了柳亚子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的热情赞扬。
在诗中，柳亚子将毛泽东和孙中山并列，把他俩都比喻成中国的列宁。刘继兴认为，1929年，在毛泽东同志尚未成为我党领袖之时，柳亚子先生竟能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和赞扬，需要何等的慧眼与胆识啊，实属难能可贵。从现存的史料看来，这是最早讴歌毛泽东的诗。
列宁是前苏联之缔造者与伟大领袖。“两列宁”之喻，意即只有这两人才能担当起统领中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其时，孙中山已去世。“两列宁”只剩其一，可见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评价之高。他无疑已看出毛泽东领袖群伦的政治前途，柳亚子先生也因之成为预见毛泽东将成为中国领袖的第一人。
三年后，柳亚子以凌云笔意又写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
1932年，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重兵，向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不但没有消灭红军，反而遭到惨败。在得到红军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消息后，柳亚子备受鼓舞，欢喜若狂，欣然命笔，写下了《怀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写道：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诗中‘毛郎”，诗人自注‘毛润之”。柳亚子运用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讴歌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重庆的43天中，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8月30日，刚到重庆不久，毛泽东就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2）
席间，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这首七律中，柳亚子将毛泽东赞为孙中山与*之“双源合”，认为国之前途系于其一身。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了这首诗。
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又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在柳的寓所，柳亚子请毛泽东校正他准备收入《民国诗选》的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并向毛泽东索诗。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词云：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得到毛泽东题赠的《沁园春·雪》后，柳亚子将它称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柳亚子击节叹赏之余，精心构思，《次韵和毛主席吟雪之作》：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不要说毛泽东的诗词，平时就是毛泽东的名字，都是见不到的。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公开发表时，当时的编辑吴祖光先生特意写了编者按：“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新民报》发表后，顿时在重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好评如潮。它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和盖世的才华，进一步征服了人心，使人们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兴致冲冲应毛泽东电邀由香江北上，3月18日到达北京“共商建国大计”。两天后，毛泽东到京，柳亚子与沈钧儒、陈叔通等都到机场迎接，握手甚欢。随后，又陪同毛泽东一起检阅了军队。
当天晚上，毛泽东邀请柳亚子等到香山双清别墅赴宴。宴席仅二桌，*党派和文化界人士仅柳亚子、陈叔通、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等数人而已。
回家以后，柳亚子因与毛泽东再次重逢，感慨良多，当夜就写了三首七律，其中有一首云：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次和毛泽东重聚，柳亚子十分高兴。可是柳亚子对自己期许太高，又有旧式文人的士大夫情怀，以为毛泽东会让他在治理天下中大显身手，曾写有“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的诗句。结果呢，新的政权将使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天下人民治，柳亚子看出自己只能参政议政，不免心灰意冷。
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是谁（3）
3月28日，柳亚子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向毛泽东发牢骚，说是要回家隐居。诗曰：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引用了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冯因不满孟尝君给他的待遇就弹着剑唱出门没有车坐来发泄怒气的典故，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4月29日毛泽东作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诗：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中毛泽东则引用了东汉初年严光不愿出来做官隐居在浙江富春江钓鱼的典故来规劝柳亚子不要回家乡分湖去，留在北京参与建国工作比回乡隐居要好得多。岂料，柳亚子看到毛泽东的这首和诗以后又错理解了，以为毛泽东要把颐和园赏给他，激动地复诗云：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无戌海水量。
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结果又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很快，柳亚子旧文人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同年中，柳亚子曾作《拟民谣二首》，其一云：
太阳出来满地红，我们有个毛泽东。
人民受苦三千年，今日翻身乐无穷。
1950年10月1日晚上，怀仁堂举行国庆歌舞晚会，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毛泽东亲自前往观看，恰好柳亚子也在观看。毛泽东见了他，一时兴起，当场建议柳亚子填一首词，用以纪念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亚子得毛泽东之命，立刻填了一首《浣溪沙》，词云：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听罢，非常满意。柳亚子却趁机提议道：“是否请主席也来一首呢？”
毛泽东微笑着，只得说：“柳老有请，自然也得来一首了。”于是，毛泽东也填了一首《浣溪沙》，题为《和柳亚子先生》，前有小序，云：“一九五零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词云：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中国近现代诗坛上耀眼的双子星，诗词创作和诗词交往，把这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人在性格和气质上有着共同点：一个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一个是具有政治家气质的诗人，两人多次诗词唱和，结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诗词情缘，留下了一段千秋佳话。
拥有40位妻妾的民国风流将军（1）
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那么谁的姨太太最多呢？川军将领范绍增。他的姨太太多达四十位，可谓旷古奇闻。不过，范绍增*而不下流，对姨太太们很讲感情，不像军阀张宗昌、杨森之流经常强暴良家女子，且不把姨太太们当人看。
提起范绍增来，知道的人很少。但一说他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来，大伙就对其不陌生了。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曾为袍哥中人，出身绿林。因为从小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头，范绍增无疑是地方实力派。他在战场上作战颇为勇敢，在情场上更是春风得意，喜欢把中意的女子收为己有，短短几年下来，他的姨太太就有了四十位之多。
金屋藏娇建范庄
上世纪30年代初期，范绍增为了便于金屋藏娇，讨姨太太们的欢心，斥巨资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占地面积可观的公馆——范庄。这处花园式建筑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阁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舞厅；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旁边又修了一座别墅。
范庄内众姨太太都有自己的居所，美色如云，范绍增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左拥右抱，风光旖旎。
管理这么多姨太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范绍增在这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在范庄内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工作人员总数不下百十人，专门服务几十位太太的生活。
最受宠的十七姨太
在各具美色的众多姨太太中，范绍增特别宠爱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对之百依百顺，恩宠备至。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
这位排名第十七的美妾，既天生丽质明眸皓齿，又懂得男人的心理，每每莺语燕喃婉转承欢，使范绍增极为开心。
自古美人多是非，其*韵事在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印刷成书后颇吸引眼球，许多人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风行，满城相传。
姨太太出轨事件
对姨太太出轨事件的处理，也体现出范绍增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宽厚与大度绝非其他军阀能比。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姨太太紫菊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具体落实范绍增提高妻妾文化素养的精神），同青年校长王世均谈恋爱了，两情相悦情意绵绵。
东窗事发后，范绍增怒不可遏。王世均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绍增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跪地不住地叩头恳求饶过他儿子。
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他冷静下来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分，一夜夫妻百日恩。左思右想后，他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做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拇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
拥有40位妻妾的民国风流将军（2）
上述佳话在山城重庆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如此去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姨太太外交
早在清代，重庆即被辟为商埠，商业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颇能与时俱进，他为了让姨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朵交际花，对范绍增以后的飞黄腾达帮助很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刘继兴考证，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
很会来事的范绍增专派他品味颇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两位姨太太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夫人路线大获成功。以后，范绍增先后藉此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
抗日功勋卓著
抗战中，范绍增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前动员会上，他对官兵们讲：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在一起，把日本人赶跑。
民国28年初，时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的范绍增率部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两万多人进犯，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民国30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部。范绍增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再一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连创两大辉煌战绩。
对打内战已无兴趣
虽在前线打了胜仗，范绍增却被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调任为没有实权的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明升暗降。范绍增一气之下，于民国31年初回到重庆。他频繁地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思想逐渐倾向反蒋。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绍增面见顾祝同，要求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开垦。顾祝同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对打内战已无兴趣，旋去上海，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活动。他在沪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在经商过程中与*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将药物、纸张等运往苏北解放区，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绍增等，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范绍增直言不讳地说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了。蒋介石对范绍增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绍增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将范等逮捕。范绍增得讯后逃离险境。
获得新生
1949年秋，通过顾祝同的斡旋，蒋介石委任范绍增为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这年冬天，范绍增率所属官兵二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人民政府对他既往不咎，将他作为起义将领对待，调任湖北省沙市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中因贺龙冤案的牵连，他也被收审关押了几年。不过，当有人想从他那里搜集贺龙的“黑材料”时，他把心一横，半句坏话也不讲，他坚信贺胡子是好人。粉碎“四人帮”后，范绍增得以*，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增加住房，在郑州养老。
1977年3月5日，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红军唯一的女将领竟是海归美女（1）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也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在红军中，张琴秋并不是唯一的女性。如还有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也都参加了长征，但她们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任高级职务。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仅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唯一在红军作战机关担任过职务的女性就是张琴秋，她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的妇女独立团的团长（曾有文章写作“师”，实际是1000多人的团，是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女战士在我党军队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陈赓、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当时都是她的下属。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曾被徐向前赞为“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的张琴秋，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有五年的国外留学经历。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曾先后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张琴秋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是一位长相十分出众的姑娘，在校时因漂亮迷人而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人物。1924年11月加入*，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30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的张琴秋，和丈夫沈泽民一起回国。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美丽逼人的阔太太。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担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一身戎装，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张琴秋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不已。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红军唯一的女将领竟是海归美女（2）
张琴秋不但军事过硬，这位漂亮的女政治主任还能歌善舞，她组织宣传队，亲自教女战士跳舞，还组织了红四军团剧团，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真可谓“文武双全”。
张琴秋不仅文化素质很高，而且很擅长带兵打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刘继兴考证，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5年5月，张琴秋率妇女独立团到达四川藏区杂谷脑镇，为总部筹集物资。在这里，妇女独立团遭到了盘踞在喇嘛庙的国民党武装的袭击。张琴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当地民情，在当地藏族群众帮助下，张琴秋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扫除红军前进的障碍，为藏民除害。但是喇嘛庙居高临下，墙高壁厚，敌人弹药充足，易守难攻，贸然攻击损失会很大。张琴秋决定从正面佯攻，另派一支奇兵迂回到喇嘛庙的背后的山上，从上往下打。还利用夜晚，敌人不易发现的时候，将交通壕挖到了喇嘛庙前。第二天战斗打响后，正面部队首先向敌人实施佯攻，凶恶的敌人见正面火力不猛，以为红军兵力单薄，便冲出庙来反扑。张琴秋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2次冲锋。很快，庙后的山上响起了红军的冲锋号，敌人在红军的前后夹攻下，损失很大，只好退回庙里据守。战斗持续了1天1夜，敌人眼看要守不住了，只好放火烧寺。张琴秋趁机命令女战士用树木撞开庙门，消灭残敌，扑灭了大火，缴获了大量敌人囤积的物资。战斗胜利结束，妇女独立团受到了方面军首长的传令嘉奖。
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新疆的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在延安，她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1955年授衔时，张琴秋因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在“*”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1979年4月，党中央正式为张琴秋*。
张琴秋先后结婚三次，第一任丈夫是大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曾任*长、*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病逝于1933年11月30日，享年33岁。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陈昌浩另娶苏联妻子格兰娜）。1943年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少林寺走出的两位开国将军（1）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其中有两位出自“少林”的开国将军：许世友上将和钱钧中将。有趣的是，这两位将军还曾在一个大军区共事过，许世友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钱钧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更有趣的是，钱钧比许世友迟3年进少林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待了5年，同一年出的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个“菩萨”虽在一座寺庙里，却互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谈起往事，才知道原来彼此竟还是少林寺“兄弟”。两人不禁抚掌哈哈大笑。
许世友于1945年8月的自传材料中说：“我九岁（虚岁）开始到少林寺学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饭吃，要找个地方吃饱饭。”“这些年中，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也学过飞檐走壁，我下了苦功夫。这让自己觉得了不起，称得起英雄好汉，将来要打尽人间不平事。”
许世友将军1905年出生在河南新县，这里属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因父母养活不了他们兄妹7人，才在逃荒的路上把他送进了少林寺做杂役，得法名“永祥”，每天学拳练武。
在少林生涯中，永祥功底深厚，臂力过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寺内3米多高的围墙，他跑几步就可攀上；9间9檩的千佛大殿，他手抓屋檐的椽头，一口气可顺转3圈；他蹿墙、越脊、飞檐走壁，轻来轻去不叫瓦碎；跳下时，他能在空中翻3个筋斗轻轻落地；只要运足气，他对着尺二见方、三寸来厚的大方砖，转身一掌，相距寸余，砖就碎裂……
时光飞逝，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部队到了许世友的家乡，领导劳苦大众斗土豪、分田地。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待不住了，含泪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师父和师兄师弟，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许世友离开少林寺的时候，师父问他：“从今天起，你真的要还俗吗？”许世友回答说：“是少林寺给了弟子一条命，弟子会终生铭记的。今后，我虽然不做佛门弟子，也要当个释家的好友。”
从此，他的名字就由“永祥”改为“释友”了！………后来，也许是“释友”太难写了，就改成了“仕友”，许世友的名字是毛泽东给改的。毛泽东曰：“仕友”有封建色彩，也太狭窄了，做世界之友，岂不更好？于是他便改名为“世友”。
许世友的少林寺武功很高，战争年代，脸盆粗的松树，他一掌能把树皮“推掉”一大块。他纵马急驰，伸手扳着树枝，两腿一夹，一猫腰能把战马提离地面。夜里开会休息时，同事们要他“露一手”，他说自己藏起来谁也找不到。当众人返回会议室，在亮堂堂的灯光下，搜遍四壁皆空的会议室而找不他时，他在会议桌下“嘿嘿”一笑，大家才发现他紧贴桌面的背面，藏在“桌肚里”。某年，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南京，一苏军军官搬起鼓形石墩，其他军官夸他是“大力士”。许世友在同事的怂恿下，一时兴起，双手高举石狮绕场3圈，赢得雷鸣般掌声，然后稳稳当当地把石狮放到原来的石座上。苏军“大力士”面子上过不去，也去举那个石狮，可惜用尽力气，狮子纹丝不动。许世友还精通棍术、刀术、拳术和摔跤。他传授的刀术节奏快，灵活多变，完全突破了国民党部队拼刺刀时的进退节奏和攻防招数，所以，他的部队在肉搏战中屡占上风。某次，子弹打光，他率少数兵力冲入敌群，硬是拼了4个小时的大刀，把敌人逐出阵地。
少林寺走出的两位开国将军（2）
一旦打起仗来，许世友勇猛无畏，身先士卒。他常说：“人死如吹灯，杀头不过碗大的疤。”许世友曾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长。他曾7次负伤，每次都是自己硬用指头把伤口里的子弹抠出来，糊点南瓜瓤了事（当时缺医少药）。
钱钧将军出生在河南光山县钱家湾一户贫农家里。6岁那年，他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当了放牛娃。在牛背上转了两年，终因受不了东家的打骂，他又跑到一个过路的漆匠那里去讨口饭吃。漆匠生性暴躁，干活稍不如意就对他拳打脚踢。到11岁上，苦日子再也熬不下去了，一怒之下，钱钧到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
钱钧将军后来和朋友谈到这样一则趣事：进少林寺次日，值班和尚命其烧火。灶前立一木桩，约碗口粗。将军问：“劈柴刀在哪？”值班和尚举手曰：“这就是刀。”将军惊诧。旋见值班和尚用手拧木桩，一拧一片，一撕一片，如拧面团，如撕棉絮。顷刻，木桩化为纷纷碎片。自此将军练武不辍。
钱钧在少林寺内生活5年，练就了一身武艺，特别以“铁掌”著称。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真像是一把钢铸的利斧。大块岩石，一掌下去，立刻碎裂。至于劈青砖，那简直像切豆腐一样，不在话下了。
一千多年来，少林寺方丈堂前的东寮房门口，一直高高地悬挂着一块一二百公斤重的铁云排。每当全寺僧众集合做佛事，或集中传话，执事僧就敲响云排通知。钱钧曾用这块云排练习臂力，以摘下不发一声为标准进行练习。一连几年每天如此地练习，最后钱钧练到能单手摘挂，并且面不改色喘气如平常。今天，这块云排仍在原处高挂，天天都在发出响彻云霄的声音。
1927年钱钧由董必武同志亲自介绍，宣誓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在鄂、豫、皖的崇山峻岭中，在雪山草地上，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他那一身武艺，他那铁塔一样坚强的身骨，使他在战争中如虎添翼。即使遇到常人难以克服的困境时，也能化险为夷，获得胜利，有军中“常胜将军”之称。
钱钧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武功，但不论在军内军外，却很少显露。除了少数高级将领外，知道他熟谙武术的人并不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怕太显露了，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都来要求比试，担心误伤了同志。他常说，“有武功的人，与不会武术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时你出手时并不想伤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一出手就误伤了人。过去，有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过功法，而在同志中间，有人邀我试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装‘矮人’，甘拜下风，轻易不开手。当然有时候不使大家扫兴，或者兴之所至，也偶尔露一手。”那还是在武汉翻砂厂做工时，为干了一天累活的穷弟兄苦中作乐，钱钧下班后，身上汗渍未干，就往地上一躺，运足气，表演硬气功。他让三个壮汉合抱着站在自己肚子上，只听他“嗨”地一声，声到力发，三个大汉同时被掀倒在地。
建国以后，钱钧还偶尔表演过“朱砂掌”。那是他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以后，一次，他到苏北去检查民兵工作。傍晚休息时，干部们都要求他表演“劈石头”。但苏北一马平川，一时间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石头呢？最后，还是找来了一块压咸菜用的青石，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光溜溜，湿漉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钱司令果真能劈开它吗？”“肉手能劈碎岩石，我还从没见过！”在这人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钱钧走到桌前，摆正石块，猛抬右手，一掌下去，只听“砰”地一声。青石顿成三瓣。劈裂的石渣，竟蹦出一丈多远！
还有这样一则体现钱钧功夫的趣事：正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会议的南京军区三位副司令张才千、王必成、陶勇结束了晨间散步后，正蹲在一起，小声地聊天。突然，“唉呀”一声惊叫——陶勇副司令员只觉得身子“唿”地一下，自己已被一只大手托住臀部，离地举了起来。蹲在一旁正低头抽烟说着话的两位副司令员，在惊叫声中，忽然发觉身边的陶勇将军不见了。急忙抬头一看，才从莫名的惊慌中定下神来，原来，悄悄来到他们中间，一手把陶勇托起的“大力士”不是别人，正是闻名已久的“铁掌将军”、年近七十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钱均。
许世友将军和钱钧将军，因皆出自少林寺，性格又相近，所以感情甚笃。许世友将军晚年，常去看望钱钧，两人耳朵均背，扯着嗓子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然俩将军则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钧处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问秘书：“钱司令说了些啥?”一时传为笑谈。
钱钧将军晚年喜作画，被人称作“将军画家”。凡有人赞将军画，钱钧将军皆答之：“拿着黄牛当驴骑。”其风趣之性格可见一斑。
敢于直言的铮铮谏臣张治中（1）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丢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治中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治中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
敢于直言的铮铮谏臣张治中（2）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弃暗投明后，又有了张治中四谏毛泽东的佳话。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您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张治中四谏毛泽东，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令蒋介石戴笠杜月笙胆寒的杀手
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他叫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王亚樵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10万之众。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是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受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逐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憔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余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49岁。
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窑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林彪早年是如何脱颖而出的？（1）
*22岁就担任红四军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彭德怀、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麾下的“四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年轻的*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最早发现*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了朱德率部发动的湘南起义，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连长。
1928年2月29日，*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30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两手空空的*所部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攥着拳头发狠地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接着他详细说出了自己的复仇思路。
听毕，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批准了他的计划。
第三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并要开一个庆功宴会，代师长先行犒赏。
下午3时，庆功宴会在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经此一仗，*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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