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股市而言，好像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来说反应更灵敏，效果更明显。因为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更多在信心方面，货币政策则体现在“真金白银”方面。中国股市的本质是资金推动型的，或称成本堆积型的。不难理解，去年在同一天公布一条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一条相对严肃的货币政策——加强对募股资金的使用管理，结果市场最终出现了冲高回落，原因是缺乏推高股指的“真金白银”。仅靠区区每一万元减少20元的交易成本，解决不了股市低迷的深层次问题。
时值今日，国家仍然没有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为什么却要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提扩张的货币政策呢？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认为：1998年下半年来，国内一方面物价持续走跌，一方面经济增长加快，出现了通货紧缩。按常理应当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却非常谨慎地仍然决定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情况比较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还不太合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由国情来决定的，而不能以货币供应来决定。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增长是与企业的自有资金相配套的。如果贷款增上去，而自有资金的积累上不去就会增加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有何含义呢？戴相龙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是保守的政策，更不是收缩货币的政策，而是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加大金融对经济支持力度的政策。它包括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信贷结构、保持汇率的稳定以及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4个方面的积极内容。
货币政策本来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持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但是，现在既要它维护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定，又要支持国企改革，促进充分就业，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是极困难的。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应是中性关系，若货币政策要去考虑股票价格的变化就会使其有效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是不可控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协调的要求与压力。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仍属于典型的寡头竞争。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路途坎坷，金融竞争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人与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阀门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角色。但是因此而增加的贷款往往又与货币政策的初衷相违背。这个问题在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2.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多目标约束。中国货币政策一个相当重要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但现在要求货币政策承担的责任太多了，既要它保证物价、汇率的稳定，又要它保持外汇储备不能减少，还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就业，期望的值越高，达到的目标值可能就越低。
第二个挑战是货币政策究竟应该不应该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中性的，股票价格不应该作为决定货币政策的因素，否则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直接融资尤其是基金的发展超过了商业银行，利息对股票市场的震动越来越大，资产价格似乎越来越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个变量，中国中央银行2000年首次承认降息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影响，这表明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发生了某种变化。
第三是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计划、现金计划等与经济运行原来所谓比较紧密的关系受到了挑战。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货币供应量等计划指标是不可控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偏离。
第四个挑战是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的有限性。一般地，在发达国家，稳定的经济状态下，经济的运行对利息、汇率等的调节反映灵敏，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多方面的约束，这方面的效果将会非常有限。中国央行的货币工具是全世界最多的，目前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贴现再贴现、央行贷款、利息政策、汇率政策等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但却没有几个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和预期效果的。
第五个挑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面临着国际影响和国际协调。中国在制订货币政策是时必须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第六个挑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中国将会在实践中完善既治理通货膨胀又治理通货紧缩的的货币理论。
第七个挑战是金融业缺乏竞争环境。中国金融业正在多元化，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竞争的环境，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在市场形成了寡头垄断的竞争模式。这样的格局下，让人觉得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四家寡头性的国有专业银行决定的。金融业缺乏一个竞争的环境，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递减的。
第八个挑战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之间的角色突出。在任何国家，中央银行必然存在最后贷款人机制，这是维护金融市场、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最后阀门。
3.降息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知道，利息的支付和计算是以货币额来表示的，货币的价值随时间变化而波动。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化会影响到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未来价值。名义利率包含物价变化的预期和货币的增值和贬值的影响。作为贷款人，关心的重点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剔除物价变化之后的实际利率，或者是消除货币价值本身变化影响之后的利率，即实际利息的真实购买力。作为借款人，实际利息才是借款人因使用资金而支付的真实成本。当一个特定行业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借款人的价值判断和预期也会相应变化。在借款人预期本行业产品价格将上升时，而且行业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投资有利可图，则愿意借钱去投资。反之，当借款人预期本行业产品价格将下降时，而且行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投资无利可图，则不愿意借钱投资。
在存货调整结束之前，那些信用等级高、具有较好盈利基础的企业不会急于借钱，因为它们随时可以按照优惠利率借到钱，常常是银行求企业贷款；而对于那些信用等级低、获利能力差的企业，银行又不愿意提供贷款。
降息的作用不会立竿见影，对于实际经济生活的‘疾病’也不会药到病除。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动一般需要6-9个月甚至12个月以上才能对经济发挥全面的作用。但是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在日本，利率已经下调到零，也没有启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美国，美联储突然减息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提高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
在中国，降息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总体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无论降与不降，都必须慎重对待。人民币名义利率自1996年5月1日以来连续7次降息，已处于历史低位。以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例，目前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为2.25%，扣除利息税，实际上年利息率仅为1.8%。可以说，名义利率进入了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利率已降到了谷底。但是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中国也连续9次降低境内外币利率，使得人民币与外币之间出现了较大的息差。另外，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国内经济由于民间投资跟进缓慢、投资效率较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出口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对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的迹象，针对2001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再现的现象，社会上产生了希望政府动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的要求。
一些资深金融分析家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中国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则可能是一种误解。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率是受到控制的，至少在理论上，利率是可进一步下降的，而且并没有发现由于利率下降导致银行存款大幅滑坡的情况。他们建议：如果选择继续降息，那么幅度尤其是存款的降幅就不应该偏小。
实际上，市场利率的下降已先于政策作出反应。2001年6月6日发行的15年期国债利率为4.69%，10月22日发行的2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3.85%。国债发行利率的下降，是整个市场利率下行最重要的信号，由此导致交易所国债现券市场交易品种的收益率整体下降。截至10月31日，现券平均收益率从上月末的3.39%下降到3.021%。这虽然并不代表现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却充分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市场预期。
降息的好处是给社会特别是给企业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从进一步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率背景出发，适当下降存贷款利率有其内在依据。但是，利率下调是把“双刃剑”，舞不好不仅难以达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其它问题的发生。
证券界对减息一向反应敏感。理论上讲，这一方面是由于减息可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由此促进宏观经济并刺激上市公司业绩；另一方面是由于减息可能引起居民对各种理财工具的需求增加，例如降低对储蓄的欲望，增加对证券的需求，进而改善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
降息对证券市场能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国连续七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而是持续攀升至今年十月末的七点一八万亿元人民币。由于已开征利息税，如果再降息的话将导致广大居民的利息收入进一步减少，这只会促使居民进一步紧缩开支，而不是增加现期消费。从投资来看，利率下调有可能难以刺激投资需求。目前虽然对一些企业来说资金短缺，但对另一些企业来说资金相当富余。央行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1998年以来，企业存款快速增加，这说明就总体而言企业不缺资金。目前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可供投资方选择的投资项目供给严重不足；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性资金来源，因此，缺乏申请贷款的能力和足够的投资能力。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已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使把利率降到零，也不能使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得到增长。此外，降息表明政策当局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使企业和居民产生一种经济将要走软的预期，这方面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利率下调将给银行等金融机构运作带来更多难点。统计表明2001年7月末，全国金融机构存贷差达到2.7万亿元，这不仅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存有大量闲置资金，而且意味着巨额利息收入的损失。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靠利差来维持经营，在这种背景下，利率下调之后，利差的空间缩小，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冲击。如果存贷款利率降低幅度不当，不但进一步扩大这些机构的运作难度，甚至可能引致其它问题发生。
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可考虑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率、存款准备率以及采取措施扩大信贷规模等多种手段，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
4.转型期利息的杠杆作用有多大？
如今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既然已经加入WTO，就应当像周边国家及地区那样去追随美国的降息步伐，甚至认为在美联储一年内连续11次降息的情况下应采取一次性补缺的方式缩小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息差距。我们难以苟同这种做法。
且不论人民币目前没有与美元建立联系汇率制度，就算从国内利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来看，在与国际货币市场实现利率连动之前，为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中国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说加紧推进利率市场化。尽管央行此前早已宣布允许各商业银行在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作一定程度的上下浮动。直到现在，国内银行在采取浮动贷款利率方面依然十分谨慎。
决不能仅仅因为已加入WTO，就以为中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政策应当立即与美国保持一致。中国终归是中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必须根据现实推进各项改革。实际上，中国与WTO最终达成的协议本身也体现了在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并因此分步开放市场的基本原则。
即使中国与国际货币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减息空间，出于利率杠杆作用的考虑，也不能采取一次性大幅减息的办法，这将大大浪费利率的杠杆作用空间。作为适应与调节经济周期的杠杆工具，利率应当是逐步下调或逐步提升的：当经济增长趋于减速时，逐步下调利率；当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趋势时，逐步提升利率。当然不能一次性地完成利率下调或提升操作，原因是那将破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导致过度波动，更重要的是这将因此丧失原本可以获得的利益，或可以避免的损失。换句话说，利率政策本身也应当是经济的，不能任意浪费它的杠杆效用资源。在转型时期利息政策(利息的经济杠杆)作用是有限的。
关于宏观经济，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保持一个较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那么，在出口遭遇连续数月增速放缓并出现负增长迹象的情况下，减息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可以预期的。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长期处在30%以上，2000年曾达到创纪录的45%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可以通过下调利率的途径刺激国内需求，进而缓解经济增长压力，决定了中国的减息主要是缓解出口下降对GDP的压力，而不足以起到全面缓解GDP增长压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减息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当前业已形成的GDP增速放缓格局。
实际上，除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对刺激内需的作用更加直接。人们不应忘记，在1998年，尽管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受出口连续11个月负增长的拖累，这一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还是较上年下降了4.48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1997年为9.69%，1998年为5.21%)。如按上年为100及可比价格计算，则下降了1个百分点，即1997年为108.8，1998年为107.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同样地，考虑到近来国内通货紧缩的势头在加强，GDP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不容乐观。指望企业经营有明显改观、上市公司业绩面大幅改善是极不现实的，况且受清理地方政府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净利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
关于供求关系，笔者不赞成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市场价值的观点，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规律，而是被扭曲的价值规律。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关系只能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不能左右价格长期背离价值。
国有股减持是对还是错？ 有人比喻，在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好比是一根管子连着的三个池子，只要其中一个有漏洞，就会全都漏光。其实，随着市场化、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连通的地方更多。
1.国有股减持的目的是什么？
2001年7月，股市连阴，股指下挫，据估计如果按市值计算，股市缩水达8000亿元！股市波动是不是违规资金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本市场一股独大的弊病到底会引发怎样的股市危机？股市暴跌为何与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形成反差？中国股市是不是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特别是国有股减持，中国股市结果会怎样？一时间，专家、券商见仁见智，热评如潮 。国有股减持已经暂停，这意味着什么？回过头来，究竟如何看待国有股减持呢！
资本市场的建设和运转必然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动，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胜者通吃’、弱肉强食，进而资本市场的功能就是使资本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国有股减持本是一件好事，促进国有股流通，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但减持在定价、时机、方式上与资本市场的规律不尽相合时，就会为恶性圈钱者大开方便之门。若在此时出台政策，比如清查违规资金，等于变相的将国有资金撤出市场，这个盘子谁来接？于是成为引爆股市的因素之一。
国有股减持是为了筹集社保基金吗？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今天实际的意义并不大。每年的计划大致是2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到目前全年财政收入的2%。减持是为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吗？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微软公司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当然，大股东拥有多少股份与法人治理机制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关问题。但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核心还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地方政府干涉上市公司，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非股权行为。
国有股减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有经济要从竞争性行业中有步骤地退出，国有股减持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它既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国有股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股市中有65%是非流通股，这中间又有80%是国有股。这种市场结构只能使股市单纯的成为筹集资金的市场，而无法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因此国有股减持的最终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调整其投资布局，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退出，转而强化另一些产业的投资，从而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国有股减持是通过减持改变现有的股市结构，使它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建立一个健康的微观基础，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说，国有股减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禁区，关键是现实需要和市场实际能力，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减持，所以国有股减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补充社保基金只是国有股减持后资金的一个应用方式，而不是它的目的。通过国有股减持以补充社保基金的目的，有违资本市场的基本精神，假如目的错了一切都错。为了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国家希望从股市筹资来支持社保基金。按照这一目的，逻辑上造就减持的价格越高越好。这就把一个原来是次要的目的变成了唯一目的。目的的偏差造成方向的错误，而方向的偏差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包括定价机制、减持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企业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国家也不能把资本市场作为提款机。
2.国有股减持的误区
国有股减持不仅‘关系’到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而且还关系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规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因而对于中国的股份经济改革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势在必行。要使国有股减持能够顺利地加以推进，就必须从股份经济的运行机理和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出发来深刻地把握国有股减持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地分析推进国有股减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并且要有效地克服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误区，进而使国有股减持能够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股份经济要求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
误区之一，是质还是量。实际上，证券界有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几年时间，去年的一个时期，讨论的主题更是日益集中，即怎样通过减持来解决中国股市中的类别股份--按投资者出身来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问题，进而解决公司治理中的“一股独大”问题，如果减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股市筹措资金，这样，减持本身所应具有的质的要求和改革涵义都被搁置一边，这就不可能得到市场的真正认同。一股独大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本质。亚洲股市大多数股都是一股独大，欧洲大陆国家有近一半的股也是一股独大，人家并没有中国股市的问题。关键在于是不是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规则在玩游戏。中国股市本质上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不是比例高低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基础怎么奠定的问题。
误区之二，局部减少还是全局减持。减持可能有三种方法，一是上市公司国有股绝对量下降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国有股相对量下降到一个水平，有的说51%，有的说某些行业干脆退出；三是在增量的基础上，国有股不减，但比重下降，这是稀释。国有股减持的真实涵义应是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而不是相对地减少，如果不是这样，减持本身就不是在减少矛盾或是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甚至激化矛盾，并且使国有股减持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减持必须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在方向与目标上有机地联系起来和统一起来。
误区之三，国有股与流通股应该不应该同股同权。同股同权是股份经济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同股同权的前提是同股同价和同股同质，而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与流通股既不是同股同价也不是同股同质。从同股同价的角度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从来就不同价，国有股是按评估后被普遍高估的净资产值折价入股的，很多公司的国有股就是按面额折股，最高的也只是按1.5元左右折股，而流通股却普遍按照较高的溢价认购，这样，股票发行时的同股不同价就必然导致上市后的同股不同权，在国有股从社会公众股股东那里分享了大量的溢价收入从而大幅提高了每股净资产后，现在又要求同股同权和同股同价，显然是不科学的。从同股同质的方面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股票品种，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是现行规则，是一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二级市场投资者参与、一级与二级市场股价形成的前提，抛开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来谈同股同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同股同权的曲解。
误区之四，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是不是市场价。由于中国的股票发行在实际上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决定原则，因而在一级市场上发行的可流通股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稀缺资源的性质，再加上现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场内一级市场囤积着大量申购资金，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需求拉动倾向，因而现行的股票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垄断价格，把这种垄断价格理解为市场价格，并按这样的“市场价格”来进行国有股减持，不但投资者难以接受，而且市场也无法承受，这也就是市场把按“市场价”进行国有股减持视为重大利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五，可以进行分类减持并且价格可以不必同一。如果说，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不是同股同质因而不能同股同权的话，那么在国有股内部和国有股与法人股之间则既是同股同质，又必须同股同权。一部分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就意味着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必须按这样的价格减持，国有股、法人股可以有不同的减持方式，但定价原则、价格基准则必须统一和同一，否则就是对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权益的侵犯，并且会造成股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扭曲。
误区之六，高价减持才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际上，即使原有方案继续实施，那么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国有股由于没有减持的操作空间而将仍然处于呆滞状态，而对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来说，不流动就必然流失。如果从中国股市诞生之日算起，股市的上下起伏已有过多次，指数也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国有股只是跟着上下“坐电梯”，国有资产既不能变现，也不能增值，其流失的规模和程度无法估量。而且，一旦上市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国有资产还可能会血本无归。只有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顺利地从市场中退出，其潜在的效益才能变成现实的效益。如果总是期待以高价减持从而导致国有股减持一再中断，那就可能使国有股呆滞问题无限地拖下去，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完成将使其从行政机制走向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的产生和作用也将会大大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会使国有经济有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通过国有股减持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体制和充满效率的股票市场，要比比单纯追求取得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资金要重要得多，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误区之七，以为减持资金用于社保基金，市场就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减持方式就自然合理。有人甚至主张，充实社保基金是公共政策，它可以高于市场政策。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必须指出，减持方式与资金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不能反过来印证减持方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国有股减持首先是市场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而不能因为减持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属于公共政策，就把减持行为强加于市场。从法律角度来看，充实社保基金这种公共政策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国有股减持这种市场行为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公法与私法的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调节机制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也不允许把公法凌驾于私法、把公共政策凌驾于市场政策之上的问题。
误区之八，以为财政部门是国有股权的持有者，可以由他们来制定减持方案。实际上，作为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具有宏观管理职能，是裁判员；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国有股减持属于市场行为，在市场面前，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都处于运动员的地位。如果减持方案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执行，那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运动员改变了原有规则，自行为其他运动员制定规则并要求其他运动员去遵守这些规则，这显然不符合股份经济的股权平等原则和协商合意原则，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持方案，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投资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投资者的共同意志和市场的整体意志。
国有股减持是一项关系股票市场全局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样一项关系投资者命运乃至整个市场命运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市场的充分讨论，既要大胆推进，又要反复权衡，在市场中平稳着陆。
开放的市场与市场的开放
1.加入WTO，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从理论上讲，中国加入WTO有很多好处，可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我们认为，这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那么最根本的又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经 济开始由‘衣食用’向高层级的‘衣食用’以及‘住行’升级，或者说，消费的数量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台阶，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中国社会将会进入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真正的‘盛世’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只不过是这个繁荣盛世的过渡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会有许多‘反规律’的表现，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住行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会促进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投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需要超额的货币供给；一方面消费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出现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应该是这个时期最鲜明和最有利的表现，高增长、高通胀、高就业，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层级。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度紧缩造成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认为，深圳特区以及沿海经济的率先开放，使得国际国内的大量资本涌入那里，随着资金的增多积聚，那里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企业盈利，人民富裕，不少人‘发了大财’。同时，随着发展，资金的大量涌入，资本的收益率又在不断递减，一旦资本在这个地区的收益回落到一定的底限，资本流向便开始发生变化，流向内地，流向机会多和收益高的地方，这是资本的本性。1993年以后，资本已开始出现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苗头，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投资交通、通讯、汽车工业、住宅等，可以比较顺利的实现消费层级升级和居民收入升级。并且由于生产能力扩张，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会很快回落。但是由于没有对‘道’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腐败、膨胀等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其它，当局采取了过急和过度的整治。在严令下，那些积聚的资金被‘遣返回乡’，许多投资已经蚀本，‘遣返回乡’的资金又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发挥资本积聚的作用，同时环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整个经济陷入困境，直到199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放松紧缩政策，失去了顺利实现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
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需求，中国不应当出现过剩，但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了需求的结构，进一步限制了需求的升级，并且过急过度的整治所产生的下落惯性，虽然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能摆脱困境。
一个企业，在固定资产上过度投资，不但会挤占流动资金，而且一旦资金难以持续，搁置下来的资产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据有关资料，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2/3是93年以后形成的。2002年5月底，银行居民存款已超过8万亿，但不良资产3.5万亿，加上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如此沉重的负担，加上体制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立见成效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财政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财政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加上乱收费恐怕已不低于国际标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靠财政能行吗？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怎么样？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增发货币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不管怎么说，亏损或赤字都必须有弥补的方式，否则社会经济运行就可能发生断裂或剧变，怎么办！国际上有那么多闲散资本急于寻求出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面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加入WTO，我们要想得到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2.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
对于赤字或者亏损，或者说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一般地说，有多大的漏洞，有多少亏损，都必须寻求多少相应的补偿。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下子全部弥补，而是可以采取不断的弥补方式。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迅速实现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就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可转化性比较强，应该说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到处是资金短缺。我们说资金短缺不单是说要办的事情很多都缺资金，而是指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和结构性短缺。一是在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企业债务重、效率低下，资金流转速度放慢造成的短缺；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建立部分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三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它体系建立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四是大量无效投资浪费造成的短缺；五是由于收入预期不好，消费者谨慎购买持币较多；六是全民的开放意识增强，全国各地都在开发，资金分散和分流显得更加短缺等等。诸多原因使得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在各子循环系统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矛盾更加尖锐，子系统自转困难，又影响到整体循环。因此我们说，资金：既总量上短缺，又结构性短缺。
当然了有人会说，明明近两年来企业存款在大幅上升，资金只对一些企业来说短缺，但对于整体来说，资金供应充足或着相对宽松。事实上，在较低消费层级的状况下，资金可能相对充裕，但对于向更高的层级攀升来说则资金‘严重短缺’。
长期的市场低迷，企业恶性竞争；生产经营亏损，使得生产着信心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的增加，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亏损，还款付息率低，动摇银行的信心，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从而陷入信贷收缩、生产滑坡、失业增加、物价下落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之中。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延扩大的结果。国家虽然采取了不少扩张性政策，仍未根本好转。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明显作用，不是政策的错误，而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隐性债务，象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各种约束，你说能行吗！
要消除沉重的负担，一是靠债转股，二是要核销呆坏帐，三是要靠增发货币，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但发展又要先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否则影响发展。核销呆坏账，靠财政，这非常有限。债转股银行变成了股东，只能暂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不能停下来，应该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大部分剥离到银行(这主要是指以前遗留下来的，对于以后再形成的要及时处理)。最终剥离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隐性债务，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引入国际资本。
先来看增发货币，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启动是件复杂的事情，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就是要增发货币。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中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获取的收益。如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增发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并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不畅。笔者认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象连通着的一高一低的水箱，高的细小，低的粗大，一旦增高大的水箱，就可以增大许多容量。我们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会不断增加增发货币的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体系的建立，增发货币的途径会有很多，比如说，补充社保体系，支持非消费品领域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式可以有经济发行、财政发行、隐蔽财政发行等等。
对于究竟要增发多少货币，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按照当时公布的有关数据，笔者认为2000年增发货币量应该在2000-2500亿，年新增贷款在1.3-1.5万亿，并且这是一个动态的量。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按常规增加，即按GDP增长率的增长约800-1000亿；
2)弥补近年来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其它的成本1.5万亿，按10-15年每年消化1000-1500亿；
3)三是点启动及相关区域拉动的资金100-150亿。
即是如此，银行中还有约2万亿不良资产和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这么多债务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只能也只有依靠国际资本的融入。随着国内各项措施的不断实施，特别是资金的加大投入，经济有些好转，如果那些游荡着的、徘徊着的国际资本一旦大量融入，中国经济将会势如破竹，飞速发展。
3.加入WTO，我们该‘失’去些什么？
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将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笔者注意到，在加入WTO的前前后后，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很繁忙，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期和国际规则接轨，许多地方政府也在忙忙碌碌，组织WTO报告会。与此同时，笔者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举国上下，仿佛有一种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感觉。为了应对这一切，业界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群羊论’、‘群狼论’、‘群虎论’，一些国家级的重点企业也在分拆、改组、抢占滩头，似乎要与那些‘强盗列强’决一死战。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弯着身子去和国际接轨，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它们总和我们若即若离。经济全球化，不单是中国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而且要世界经济融入中国，这是双向也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有一种闭锁排外的心理，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也超越不了修筑一条万里长城。几千年中，除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和满清少数民族的融入最终也被同化之外，即是八国联军和大和民族的洋枪洋炮也没能使他们在大中华这块黄土地上有立足之地并站稳脚根。
中华民族的繁荣盛世即将来到，必须以无比宽阔的胸怀来拥抱世界、接纳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当你有机会周游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那里生存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然而他们只是来旅游，在这里生活的‘老外’却微乎其微。要让他们融入中国，环境、生活条件、语言文字、机遇如何？不给他机会、不让他发财，他会心甘情愿的来吗！10年前笔者第一次到美国，总有好多地方不习惯，几年以后，再次踏上美国的国土，似乎比在自己国家还方便。飞机上有中国姑娘服务，没有语言障碍，做生意、读书，机会多条件优越方便。
经济全球化，中国最终必将是最大的收益者。中国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很多，需要花费的钱也很多，不要害怕某些领域受到冲击，不受冲击能行吗！家电行业不是越冲越发展了吗！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世界经济的融入敞开大门、提供机会条件。甚至要为跨国公司提供象汽车工业、保险业等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否则他们能来吗？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吗！
世界经济是冷还是暖？
面对经济全球化，不能不涉及世界经济和对外经济战略，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同样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家庭。全球经济衰退了吗，是冷还是暖？中国与他们怎样，对此谈点粗浅看法。
1.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西方却夜幕降临；当北部酷暑盛夏时节，南半球却冰天雪地。即使冰天雪地也有青松郁郁葱葱。社会经济生活也是一样，同样有冷冷热热、好好坏坏之分。去年以来，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美联储一年内破天荒11次降息，美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美国经济，你就会真正感到，美国不但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而且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从总量上看，美国经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全球经济的巨无霸；从经济结构上看，美国不但有工业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谐、成熟，同时显示出一个大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
就传统工业来说，由于各经济大国的竞争，以汽车、钢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工业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这些行业在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生命力，每年汽车的生产辆都超过1000万辆。美国享有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汽车的总保有量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均为世界第一。据1998年7月的数据，其时行驶在美国的汽车总量超过2亿辆，每年新注册的汽车有1500万辆，每年报废1200万辆，净增300万辆。
美国的农业是典型的现代农业，不到美国人口的2%，却生产了世界谷物的14.6%，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不愧是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工业，高科技领域还是农业、金融市场还是外经贸---无一不表现出强国大国的气势。可以说美国的强大表现在方方面面，是一个健康强壮的机体，根本看不出垂死腐朽的迹象。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发展经济只有两种作法，一是靠‘内涵增长’，另一个是靠‘外延增长’，美国不仅把这个方法都用上了，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
在一些人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也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笔者属于乐观一族。有人提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此坚信不移。话又说回来，中国经济虽然呈现着生机，但毕竟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升级，美国始终领导着科技的新潮流，其它经济强国和盟国正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被远远的抛下，现在美国正在向新技术材料、生命科学以及航天等高科技的领域迈进，中国要想赶超美国，必须制定赶超战略，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001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达1.9万公里，而美国却有8万公里，1996年美国公路网总长度达636.6万公里，密度为0.64公里/平方公里，发达国家为1公里/平方公里。中国公路建设1999年以后才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据普查结果，到2001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69.8万公里,密度仅为0.17公里/平方公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按照经济发展时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已经落后了5-8年，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规划，正在加快实施，中国应该在20年左右达到较高的水准。
目前，在中国小汽车要不要进入家庭已是不争的问题，美国早已达到人均一辆汽车，中国不要说人均一辆，即使城乡居民每户一辆，仅此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也在3.5亿辆。1999年中国的私家车100多万辆，而生产总量为163万辆，几乎是刚刚开始。新型的电子产品、住宅、小汽车加上由此连带的消费，足以使中国经济在30年内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
经济发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必然发达。美元是国际货币，这方面美国受益无比，中国暂时学不来。
美国是贸易大国，出口‘巨无霸’，但也是进口大国。美国为了保持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把中国视为未来的劲敌，当中国加入WTO之时，又在南美搞自由贸易区，用以制约中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亮点、热点和高增长点，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为了反制于美国，政府也在搞中国—-东盟贸易区。应该高度重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和香港董建华先生的建议。在中国的内地建立特别的经济区或贸易区，引人国际资本、技术，发挥集中积聚的优势。正如1978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将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重要启动点(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在中部寻求启动点)。
建立科技优势就要寻求人才优势，美国人的做法很绝妙。大量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不但减少了初级教育的支出，教育本身成了产业，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在那里交汇，杂交出更先进更高的文明。
他们利用这些‘外国人’把世界上的各种事情都研究的清清楚楚。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住宅、汽车工业是这一时期的重重之重，政府可以去集中财力发展道路建设和其它方面，有必要把汽车生产的市场开放，让出一些滩头，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有优势的跨国公司来发展。这方面以及连带产生的事业和机会同时也会给民族工业提供无限商机。中国赶超美国虽然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从此奠基。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使其树敌太多。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近几百年的事，其实不然，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春秋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雄汉盛唐奠定了政治基础，汉唐的发达为宋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残败使中国再也没有回归强大，相反，败军们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接着四大发明在那里石破惊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哲理。同样，9.11事件将导致全球的势力均衡出现重大变化，有人认为美国会更强大，笔者认为美国的强大象征将从此在世人心目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傲慢的、霸道的、为富不仁的美国。世界各国所希望的美国，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富而有仁，强而不霸，公正而有亲和力。民主和文明是一个普遍性法则，对美国来说，仅仅把它用于国内是不够的，还应把它运用于国际关系。
2.霸权兴衰的辩证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大国的兴衰》，认为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书中写道：“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困难过去也曾困扰过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作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类比。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其实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表现为过度的扩张，其成本超过了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企业则难以支撑而溃落。还有一些学者断言，美国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已形成气候，其政治影响往往是负值，它们一味追求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再关心增长。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大大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作用的负担特别是军费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正转移到其他国家。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历史上，大国往往在其经济无法承受其负担时，会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反应，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这种“衰落的逻辑”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损害美国，将取决于它将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奉行何种政策，取决于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总之，将取决于它新的“治理国家的艺术”。曾在里根政府供职的亨利?R?诺认为：“美国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经衰落，而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种经济政策”。这一断言不仅旨在转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悲观的思维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霸权形式，因而更值得人们注意。西方学术界对“衰落的逻辑”的反对尚不止于此。1989年，苏联瓦解后，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另一种轰动一时的“逻辑”即“历史终结论”。福山对苏联的崩溃额手称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后西方文化将要单独谱写历史篇章了，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又颇有些尼采味道的论点，虽然在气势上使充满没落气氛的西方社会感受到一点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释这种深刻历史剧变的浅薄。福山抱持黑格尔的历史演进的单一法则，认为再也看不到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经受自身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而使用历史类比法来论证这种衰落更是不足凭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前的6个世纪，人们就听说过有关罗马衰落的预言了。在罗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从公元300年至450年，罗马经济一直是健康的”。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专家，对历史学家视为法宝的历史类比法就不以为然。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的观点较为持中，他认为美国现在是唯一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但其经济力量已相对下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美国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国应清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力量分布的变化及大国关系性质的变化，及时调整美国战略以应对危险四伏的世界。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是绝对的，即是对自身的衡量结果；也可能是相对的，它是与外部力量比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中国的清王朝从盛极一时到衰败，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历史学家沃波尔的看法，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衰落现象”往往会造成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秩序的产生。它一般而言是“无序—-有序—-无序”辩证循环的先决条件。然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衰落”与认定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种指标以外，这两个概念还包含着“相关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往往造成负面的结果。
在西方学术界，有几种流行理论正被用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霸权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是莫德尔斯基提出的，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防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了权力优势的合法性的时候，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战争，战争中产生一个新霸权者。霸权转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兴衰无常，循环不已，但霸权的转移会导致不稳定和危险。所以，这种理论真正关心的是霸权下的稳定。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力量是霸权控制的源泉，经济霸权就是在原材料、资本、市场、生产上占据优势。另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这样的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
约瑟夫?奈认为，历史学家们习惯于使用僵化的“历史类比法”，而经济学家则目光短浅地盯着几个数目字。在21世纪，“行为上和无形的”权力资源对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行为上”的权力显然是指军事力量，而“无形的”权力是指“软权力”即价值观的力量。从过去500年历史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有人认为，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因此，美国的权力资源并未像经济权力论者说的那样将流失殆尽。美国仍有能力制订一个全球价值日程。当今，产生世界大国的种种条件已在变化，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次出现了。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目前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寻找在信息经济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时代，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
分析了解近些年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几种理论。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衰落论”还是不支持“衰落论”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美国霸业的忧虑。衰落与崛起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但是衰落与崛起的事实对国家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选择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国家实力。
经过40多年的冷战，西方瓦解了苏联。当然，苏联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为了瓦解苏联也付出了代价。苏联垮了，东欧、华约也相继垮了。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作为原苏联最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的俄罗斯仍旧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依然拥有无穷的潜力。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达1710万平方公里，它的面积大约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土总和大一半。俄罗斯有1.5亿人口，几乎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俄罗斯民族构成单一，82%以上是俄罗斯人，劳动力资源为8700万人，其中70%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罗斯拥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自然资源。此外，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科学和创新潜力，科学家人数超过100万，它拥有的庞大军事工业体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刮目。
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已对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西方忧心。主张“围堵中国”的理论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许多现实主义战略家则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自由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实力霸权”大势已去，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扭”，促进合作，重建优势，再塑霸权。21世纪已经来临，中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相对严峻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
按照霸权的周期理论和转移理论，在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不断的霸权扩张将使美国树敌过多并不断受到对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不断消失，霸权的衰落将是无疑的。布什总统为了改变父子的龌龊形象，采取的强硬外交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灾难，但普京总统的干练率直却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开始重新树起大国形象。我们理解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采取积极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埋头发展经济。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从此以后，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树立强大的形象，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需要赋予新内涵。
2.欧盟都为‘盟’吗？
风水轮着转，如果说，在第一个千年里，东方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孕育过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那么，第二个千年中后期却在欧洲诞生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公元8世纪，唐朝的残败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四大发明催生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在古代的繁衍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按说德意志的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由于法英的长期奴役使得他们久久不能抬起头来，战争恶魔引爆的战争使得民众遭受了沉重的灾难，但又催生了现代文明，这并不是说人类的进步就要不停的发动战争。人类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欧洲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不可能也不会有美国的扩张力，因此美国与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互盟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也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这样的关系，我们赞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偶尔制约一下美国的疯狂扩张。但是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从战略上要赶超美国，必须寻求一种相互的融合，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向这些地区输送中国留学生。
前苏联是可以和美国对抗的强大国家，为了消除对手，美国政府费尽心机。十年前，它的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脱变，使得俄罗斯象一个从遭遇困境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剥离出来的核心企业，始终摆脱不了大国落下的阴影。普京总统的当政再度使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刮目相看。俄罗斯的复苏会使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受到威胁，中国的强大是美国的心头大患。但是两个相临大国任何一方的强大都会使对方感到受到的威胁大于第三者。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要树立起大国形象，敢于同美国说‘不’，在经济贸易中中国不但要同东盟加强往来，而且要同东欧加强合作，两翼要比一边好。前苏联不是帮助中国发展并培训过大量人才吗！
亚西亚---太阳升起的地方
亚西亚，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曾是人类文明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就象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又重新开始显现出勃勃生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四小龙’的崛起，紧接着东方巨龙再振雄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同一个国家的市场化，需要先形成不同的板块，逐梯逐级发展。亚洲板块有巨大的潜力再次面临着机遇、挑战。按照目前的各种态势，中国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合作比其他更有利。
1.日本经济真的不行了吗？
据日本政府2001年12月7日公布的数据，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跌，最终经济预测显示，2001年度(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9%。日本经济在进一步恶化再次陷入衰退已毋庸置疑，但如何看待它面临的困难，如何评价其实力，以及如何利用它，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综观日本经济的现状，确实问题成堆。首先，工矿业生产下降，企业收益减少，破产企业增加，失业率创历史记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01年10月份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为92.5(1995年为100)，连续9个月下降，为1988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由于信息技术产业需求不旺，出口减少等因素，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销售额和利润双双减少。日本财务省的统计表明，2001年第三季度日本全行业销售额和税前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2.6%和32%，为近3年来的最低点。与信息通讯业有关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为严峻。伴随企业收益恶化和破产增加而来的是失业率不断更新历史最高记录。日本2001年4月至9月的破产企业达9665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10月份的完全失业率达5.4%，再次更新历史最高记录。
其次，个人消费持续低迷，经济恢复基础脆弱。个人消费占日本经济的60%以上，个人消费的增减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盛衰。经济产业省汇总的数字显示，2001年10月份的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下降4.9%，为1999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家庭开支减少进一步使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加剧了物价的下跌。另一方面，股价暴跌，财富效应消失，加剧个人消费萎缩。股价大跌致使投资者金融资产大缩水，严重地抑制了个人消费的增长。
第三，银行不良债权有增无减，金融体系存在相当大的隐患。日本经济虽然经历了十年的调整，但泡沫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十分严重。1995年，日本政府曾经宣布全国的金融机构共有40多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近年来，日本各金融机构冲销的不良债权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字。但是，由于土地和房产价格持续下跌，新的不良债权还在不断产生。据统计，银行系统2000年9月的不良债权净额为29.16万亿日元，在这之后虽然冲销了6.5万亿日元，但到了2001年9月，不良债权净额反而增加到了32.5万亿日元，其原因是在一年中又产生了8万多亿日元新的不良债权。据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实际不良债权远不止这个数字。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性，不得不谨慎放贷，导致了整个金融业的惜贷现象。由于一些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即使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也被迫关闭。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出现资金的恶性循环，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日本财政赤字再创历史最高记录，债务净额超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承认，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据统计，截止2000年年底，日本公债净额已达650多万亿日元，为当年税收的15倍。另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推算，2001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额高达660多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0%。日本公债净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已占居首位。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整体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0年度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535万亿日元，远远高于居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相当于它的2.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美国，约达35600美元。从现状来看，日本经济的确困难重重。但是应当看到，日本经济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困难是相对以往的高速发展而言的，其困难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波折，总的来看依然处于缓慢增长之中。从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中，日本经济除1998年度下降1.9%和1997年度为零增长率之外，其它8年都处于增长之中，由于日本经济的基数大，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535.69万亿日元，只要增长1个百分点，其增加的经济总量就几乎相当于中国增长5%左右。
目前，日本经济虽然糟糕，并不是全盘皆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严重。例如，尽管个人消费低迷，但在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方面表现不错。消费者捂紧口袋的主要原因是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商业繁荣依旧。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迟缓，日本加大了国外投资力度，对外投资逐年大幅增长，截止2000年年底，日本的对外纯资产(纯债权)达133万亿日元(约合11000多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2.5倍。日本资本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国际资本市场。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国际收支盈余国。日本的众多商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00年度的贸易顺差仍然高达1100多亿美元。2001年4至9月份，日本的贸易盈余虽然比上年同期暴跌23.5%，但贸易盈余还高达41887亿日元。由于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和所得收入，日本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国。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10多年来，日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截止2001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4038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日本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6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总和的约1.5倍。
日本经济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具备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日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日本的教育非常发达，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员工平均素质处于世界前列，而且日本国民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有着良好的敬业精神。
日本还拥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近10年来，日本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科研费用的增长率均高于经济增长率。日本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虽不及美国，但在实用技术的开发方面却领先一步。有许多发明虽然出自美国，但将其变为商品的却是日本。基础科学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形成生产力，将技术变为商品，也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日本具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用机器人、超导应用、光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以及纳米技术等领域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可以说，较强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是日本未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资金充足。目前，日本拥有13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其中有600多万亿日元属长期储蓄存款，不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如果日本的资金、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找到巧妙的结合点，就能够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的日本经济困境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滞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原因造成的，就整个国家的实力而言，日本仍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1941年，日本出现经济衰退，能源短缺。当时，日本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在一片欺骗烟幕中制造了珍珠港事件。不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担心，为刺激经济复苏，日本采取大幅度诱导日元贬值的政策，把祸水引向其他国家。
摩根士丹利证券的研究指出，日元进一步贬值已对亚洲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日元突破1美元兑130日元的关卡，并进逼1美元兑140日元，中国的人民币将无法承受贬值的下压，从而引发亚洲货币的不安。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便表示不能接受日本1美元兑135日元的汇率水准。当时，中国政府曾促使美国与日本进行双边干预，以支撑日元汇率。但对今日疲弱的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对日元的容忍下限已下降到接近130日元。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大谈“中国威胁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是在高技术领域。统计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正在增加。但专家认为，这些数字有欺骗性。它们反映的是仅在中国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但中国的年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此外，国民生产总值达4万亿美元的日本使国民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的中国相形见绌。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上能生活得这样出人头地，实在是有很多奥秘值得认真研究。
有人说，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加上外蒙古就象一个桑叶，日本象一只桑蚕，桑叶会被蚕吃掉。斯大林建议蒋介石外蒙古独立，去掉外蒙古，地图上的中国就象一只雄鸡，雄鸡会吃掉桑蚕。不管有没有这个说法，外蒙古独立已是事实。二战期间，中美同为盟国，日本为对立国。近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一方面尽力靠向美国，另一方面却竭力‘复活’军国主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时候，国人(包括笔者)免不了以情绪化的态度对待日本。
笔者认为，日本经济有不同于美国的地方，日元不是国际货币，日本虽是出口大国，不像美国那样以国际市场为市场，没有美国那样的扩张力，日本的居民消费比例已占国内需求的很高比率，日本的经济泡漠还需要进一步消除。所以日本经济的复苏需要时间、需要靠国际市场，而对其最有利的是亚洲、中国。中国要让世界经济融入，首先是亚洲地区的融入。笔者认为，为了中国的长远快速发展，必须抛弃情绪化的倾向。在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中国要对日以强硬的态度，在经济上要充分考虑其利益。
2.我们亚洲---仰起高昂的头
目前亚洲其他地区也在重新面临危机。从各方面看来，这次危机将比1997—1998年的危机更加严重。当时的危机被归咎于这一地区不稳定的货币政策，紊乱的银行体系，缺乏对国际资本流有效管理。这一次则更多的是因为亚洲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一度令人引以为荣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似乎已经步入歧途。新加坡和台湾都陷入过去30年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9年到2000年间，东亚大多错失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良机。在区域最严重的银行及货币危机后期，深化改革很快就被视为是一项多余之举。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西方七国挽救经济衰退的举措取得了周期性的成效。并且，这股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显然非常有利于亚洲经济复苏：以IT产业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为先前遭受重创的经济带来了强有力的出口反弹。得益于这一增长动力，亚洲经济得以轻松度日。不幸的是，这种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依托的是泡沫经济最后的辉煌。所以当美国纳斯达克的泡沫破裂之时，亚洲经济也未能幸免。
中国的境况不同，她可能有效地抵御其他地区的经济大气候影响。摩根亚洲经济组的专家们对此作了精到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在廉价的劳动力与资金资源及逐步改善的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双重优势，这使得中国可以继续享用亚洲“四小龙”的全球贸易份额。
事实上，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原本投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外国资本。自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计达到1000亿美元。而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则在250亿至300亿之间徘徊不前。不仅新加坡和韩国为中国这个经济后起之秀的出现感到忧虑，日本各地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我们的对手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二十分之一，这让我们如何竞争？”对此，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的开放将给亚洲带来非凡的发展机遇。
毋须多言，中国对自己被置于这样的角色感到不安。她有可能造就21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改革传奇，但她无法成为全线衰退的世界经济的避风港。中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上半年从7.9%下降到7.3%。不同于亚洲其他地区的是中国拥有旺盛的内需以及受全球IT泡沫破灭冲击较小。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国—-美国遭受了众所周知的打击。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出口增长已经从2000年的28%下降到2001年的3.9%。这显然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暂时低于7%的门槛。中国政府一直公开表示保持社会的稳定在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
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亮点。她在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令其他地区相形见绌。但在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对“零和”游戏的恐惧致使一些国家闭门造车，独善其身。作为世界经济曾经最主要的发动机，亚洲正面临紧要关头。
中国与超级大国—-21世纪的流行语 几年前，当笔者习学于沃顿商学院的时候，那些国际知名的教授们就大谈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笔者曾同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国际知名企业的朋友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只
是由于中国还落后…。一个国家一旦强大，要征服，它就化成军事实
力；要探索，它就会化成科技实力；要解决国际争端，它就会化成外
交实力；在正常的经济往来中，它就化成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象。中国即将再现‘盛唐’时代，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中国的强盛是因为它具有强盛的内外在原因，中国经济再创奇迹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已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变化所创造，这个现实国情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以及中国向‘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消费层级升级。这个层级对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潜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中国不一样。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衰退，更确切地说如同中国经济一样面临着世纪性的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依次是环境问题、人口剧增和粮食问题、高龄化问题、能源不足问题。但中国经济活力四射。许多国家都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一方面我们要在国内集中力量点启动，另一方面不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者’，如今已不是晚清，是已经崛起的中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欢迎、支持、保护外来的投资，不是让他们来跳‘陷阱’。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但国际事务中的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棱角。在实力上，中国还不可能隔着大洋去和美国对抗，但是说句硬话还是可以的，对于跑到家门口、近似挑衅的美国‘鬼子’要敢于打它个有来无回。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眼泪而不是看到了中国人的骨头。美国政府可以任意的拳打各路英雄。中国的强硬和鲜明个性可以在对日、对台的事务中充分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可好好做一个CI设计，我们不能看着印尼的排挤华人事件还认为那是别国内政…。中国大陆要吸引外商外资，首先要吸引港台、新加坡、南韩、日本等亚洲地区的强势国家。中国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大国，2001年底，实际外商投资累计已经达到3954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5%强。按照2000年的排序，在华投资(包括港澳台)前十位的排序是：
香港1702.97亿美元
美国300.32亿美元
日本278.1亿美元
台湾省261.60亿美元
新加坡169.62亿美元
维尔京群岛132.28亿美元
韩国103.26亿美元
英国87.48亿美元
德国58.53亿美元
澳门48.71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用的外资中，其中约70%左右来自亚洲地区。中国要开拓国际市场，首先要开发自己的市场。
美国政府罗织人才的绝妙做法是大量的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中国要把输出学子看成是取得全球霸主的第一战略。同时也要敞开胸怀接纳不同的肤色、文明。
我们需要建立怎样的游戏规则？
1.我们需要制度文明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经济开始繁荣起来，但是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许多人表示不同程度的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如何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对此，许多国内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发达国家， 直到清朝中叶，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那里它有一套比较完美的运行规则。现代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关键是能否建立起现代制度文明，也就是说，能否建立起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套规则的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这是由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决定的。在信用和秩序环境中，交易成本普遍降低，在信用缺失的状态，交易成本普遍升高，甚至造成交易失效。没有市场秩序，就没有经济信用，经济肯定没有活力。
信用是目前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经济繁荣的地方退化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贸易；假酒、假药、假冒商品盛行；数百万件的经济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企业三角债遍地皆是；造假泛滥成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中介行业设立圈套进行欺诈，资本市场庄家持续兴风作浪，黑幕丑闻不断；上市企业虚假信息漫天飞舞等等。
究竟谁破坏了我们的市场秩序？企业、个人、组织、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谁该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既是社会信用的破坏者，又是信用的受害者。有些地方曾经繁荣又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透资当地的信用。吓跑投资者，吓跑消费者，吓跑人才，这怎能期望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呢？有些行业因为过度缺乏信用而萎缩消亡。
通常认为秩序混乱是转轨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旧的(机制)正在退出，新的还没有出生。或者旧的还没有消失，新的就已产生。前者为制度缺失引起的矛盾，后者为利益对立引起的冲突。存在并不等于合理，也绝对不能持续太久。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健全的市场秩序的经济能前行多远，一个缺乏经济信用的民族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是该重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奢望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建立市场秩序，也不能希望政府就能独自建立真正的市场秩序。因为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政府的监管并不能替代市场秩序。也不要梦想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中，信用就好了，市场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技术可以跨越，制度不能跨越。因为它是内生的。原材料可以开发，资本、人才、技术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自救来自内生的力量，来自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的行动，来源于我们对信用缺失后果的认识与恐惧。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那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因而也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出现了‘过剩经济’，乱投资、盲目扩张、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充分暴露，致使许多企业运行困难，产业萎缩。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发展变得理智，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加重视。战后日本经济从起步到强大总体呈现出一拱的发展曲线，由于日本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的高层级的升级，市场潜力有限，问题积重难返，因而它的这一低迷过程将是漫长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现在为止，总体也呈现出了一拱的发展曲线，同样积累了很多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原因使得经济无法一次顺利实现结构和层级的升级，这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消费正在向‘住行’进军，‘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存在新一轮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从起步到强大的稳定状态是一个三拱曲线，即将到来的经济高涨期是一拱振幅和跨度都相当大的拱形曲线。过渡时期的经济低迷将会促使整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经济高潮中把事情做的更扎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定要建立起既适应经济全球化，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2.人治、法制与法治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法制下，法是政府的工具，权力高于法之上。而在法治下，法高于一切。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一种制约，它限制政府和统治阶层的权力，包括修改法律的权力。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它也是对法自身的一个限制。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形式正义指的是，在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忠实、一致地根据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和进行诉讼。形式正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依靠形式正义，法律才可以抵御政治、道德、宗教等因素对它的影响。这样，法律系统才能最终真正达到实质正义。另外形式正义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护个人权益。再着，形式正义将保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这几个因素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有效运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所最终追求的，它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结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提倡法治并不是说完全消除人治。法律条款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精确、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是不存在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消除了人治，而是怎样在法治和人治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
法治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法治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二，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三，法治要求形式正义，这就减少了混乱，减少了不确定性，制约了权力的滥用，同样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四，法治将保障经济有效率的运行，生产出更多的资源可供人们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提供了一种积极自由。
法治对于经济效率来说同样十分重要。首先，法治确保一种可信的限制，使得政府变得强大，可以正常地征税，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防范反竞争的行为。经济要有效率地运行，这些都是必需的；同时它也制约政府，使之不会滥用权力。在这种可信限制下，人们的权益、自由都得到保护，人们也就更有信心参与经济活动，进行投资、消费等等。同时，这种可信限制会减少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无效。其次，法治保证了可计算性。这对于市场有效率的交易是必需的；不确定性是交易成本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理性的、一致的法律体系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使经济主体更有效的计算成本和收益，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使之更有效率。第三，法治保障了从小规模的个人化的直接商品交换向大规模的非个人化直接参与的商品交换的过渡。第四，法治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它使经济主体对当前的经济、政治制度更有信心。这对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必需的。
中国的历史是人治的历史，人治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因此在中国建立法治要做许多的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首先，中国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法庭，必须能够独立地判断“是否违法”、“怎样量刑”等等这样的问题，另外还要有强大的律师队伍。其次，对于违法、违宪的行为，要特别明确地规定好惩罚措施和补救措施。如果对于违法、违宪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法律无异于一纸空文，更谈不上法治。第三，必须改革当前的立法模式。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颁布了上千法律。在一些领域存在过度立法，有些法律出现重叠；有些法律条文过细、过窄。过度立法将降低法律的质量和权威，容易引起冲突和混乱，有悖于法治精神。法律不是无所不包的。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做的是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在法治的精神下诠释法、寻找法，而不是过度立法。第四，最为基本的是，谁都不能凌驾于法之上。这需要宪政体制，宪法不能够被轻易地更改或超越。最后，中国需要培养一种法治文化。这包括对法治精神的恰当理解、对立法程序的尊重和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制约的大众意识。中国缺少法治，这是当前困扰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但需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改观。
道德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
按照百科知识对道德的定义，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律不同，没有强制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广义的道德范畴不仅包含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概念，也包括反映个体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基本概念，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概念。狭义的道德范畴是指反映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 道德关系和概念，如善恶、义务、良心、荣誉等。搞好一个企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治理一个社会，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明白，一般地治理社会要有两方面的事情，一是法制或着说律制；另一方面需要伦理道德或着说道德基础。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并且认为人治存在很多缺陷。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有它比较完整的律制，后期的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需要变革，进而需要进行律制变革。任何管理方式，一旦形成模式就有了规矩，就有了运行的轨道，但也容易形成教条，成为发展创新的障碍。中国的封建社会正是如此。中国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革，特别是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未完全建立。近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完善法制需要很长的时间，仅靠过度的立法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道德建设和法治文化。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道德的适用范畴更宽泛。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自觉的遵守着一种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信条，仅靠空洞的理想说教无法满足现代人的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我们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面对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一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事情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就没办法与人合作。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目前社会的假冒伪劣现象，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就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这个社会里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因为好人都生活不下去。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企业家行为，你会发现，在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要消亡。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会得到好的制度，这是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怎么看？
法治国家并不一定是民主的国家，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进行立法并严格司法，可以起到树立人们法治意识的作用。治理一个国家，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需要道德、法治、民主。道德的适用更宽泛。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法制去约束，而是靠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的教育更重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都需要一些明确的规范来制约，也就是明确的法律条款。20多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上千部法律，众多的法律条文只能作为判别或裁决的依据，而不是遵循的依据，所以过 度立法，做到有法可依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中国的司法差的还较远。一个大国，地区、民族、经济、文化差异较大，这种复杂性使得许多法律条款变得有了弹性，法律在许多情况下又失去了威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的是加强司法和司法监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许多活动需要法治法规来约束。经济的发展不断促使社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
还有人提出，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是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需要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已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前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思路，而是提高对民主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中推进民主进程。我们认为，民主是指一个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依照程序来作出并修改团体决策的过程。民主不是保证决策绝对正确，在现实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常是多数服从错误，但是民主可以保证错误的决策按照预定的程序得到修正。所谓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建立这种有效、快速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民主不是保证一次决策的正确，而是靠灵活的反馈趋向正确。不民主的弊端不是决策者的决策每次都错误，而在于他有错之时不能按预定的非暴力程序修正。民主不是期盼明君、清官，而是人民通过预定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权力，用权力制衡权力。不要期望在短期内民主的进程有多快，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用强权来推进法制和民主，这种强权有时可能践踏法治的尊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要建立有效、快速的决策程序和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
民族有没有‘灵魂’？
1.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谈论了，社会进步需要发展经济，同时需要法治、民主、道德建设，经济是基础。中国需要法制建设，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执法的力度，我们赞成这种做法。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通过一些简单明快的做法以推进法治，尽快树立人们的法治观念会更好些。我们认为在中国，法治的思路是：一 些简单明了的法规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而其他众多的法律只能作为仲裁的依据。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中央早就提出来的，但是空洞的道理和口号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无法渗透人的意识中去。关键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或者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文化的长期凝固又束缚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对此许多人都在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道德’二字。按照道家的观点(注意道家和道教、佛家和佛教是不同的，前者都是哲学派系，后者则是不同的宗教)，宇宙本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原，这本原被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如同火与光的关系。宇宙本体的道是无为的，是不存在意志倾向的自然而然，所以才能产生总体的统御能力，产生无所不为的统御德效。道德观是道家的宇宙观。正是基于此种宇宙本原观，也就导致了道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就产生了具体到人的道德观念。天道无为，故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无为，故而天地长久。人道有为，故而人心多欲，人心有为，故而短暂。若要人生长久，就必须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即‘天人合一’。
有人计算过，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腐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受到了多次的冲击，但她始终没有陨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以及佛家和道家两种至高哲学思想的结合，曾经造就了长期繁荣的华夏文明。时值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和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涵的崇高智慧，身为华夏子孙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文明和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2.民族需要‘招魂’吗？
既然民族有兴衰，那么他就应该有‘灵魂’，同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人说‘五四’运动打碎了中国社会中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中华民族已经丢弃了旧的灵魂，但是新的东西并未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为民族招魂。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上下五千年，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在清末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谁都可以宰割的绵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通常的说法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还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文化保守，是孔夫子的错。刚听是有点道理，但细想英国文化也很保守，并没发生伦敦大屠杀。另外一些说法主要是科技不行、教育不行等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辩证法认为，有果必有因，一件事既然能发生就一定有其合理性。
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华夏的强盛奋斗，要打碎旧的东西。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消极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佛家、道家诠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消极方面。
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麽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审美方面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再者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只能作为参考。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这一点至今还是有过而无不及。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譬如说，在一个企业里，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
还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君权”、“父权”、“宗亲”等。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国情”！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这种“国情”为根基的文化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下岗”和“入世”的看法，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
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是因为中国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圆如太极的文化；中国之所以落后，同样是因为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和它滋长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其他文明抛到后面。
“国情”是先天的，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经常说自己爱好和平，难道其他人不爱好和平吗？只是大家追求和平的方式不一样：中国搞以德服人，美国搞以暴易暴！我们必须建立更为残酷的淘汰机制，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保证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强的人！要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新确定价值标准；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要树立竞争精神；要权利首先要承担责任！在竞争中要有信心。不能让“永不称霸”成为无力称霸的借口。论英雄只能以成败为标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必须有一个信念：中国要重执世界的牛耳！中国人精神上、意识上要能够恢复健康，只要能真正解放思想，现在困扰中国的问题就统统不会是问题。什么姓“资”姓“社”，搞经济还是搞军事，科技为先还是教育为先、外交路线怎么走等等问题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目的就是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其时，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算是真正苏醒！到那时，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祖国的统一！再也不必用万里长城和四大发明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将有更好的证明方法！
需要确立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 如何能改变落后的现状，药方也很多：科教兴国、发展经济、军事强国等等。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洋务运动”的层面而不触及更深层的一些原因。比如政治、经济与民主；法治、道德与文化；科学、宗教与哲学等。
“假冒、伪劣、欺诈”之类消极现象的盛行，无不涉及理念、道德、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制度稀缺、法律稀缺、道德稀缺、信用稀缺、良心稀缺，每个人都可能心魔出现，谁有能力控制好这个魔鬼？无疑，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塑造价值观、伦理观，不解决文化转型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的文化价值。
1.中国需要‘诚实、创新’的民族精神
美国的文明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希腊的地理情况和东方文明代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地形狭窄复杂，缺乏资源，土地也较为贫瘠，而且气候寒冷，既不适合放牧也不适合耕作。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进行战争、殖民、贸易。可以这么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扩张史，是一个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特洛伊之战、罗马帝国…、争夺欧洲海权、英国殖民统治、争夺新大陆、清洗印第安人、美国独立，这就是美国的过程。所谓美国，就是一群经过无数次淘汰仍能活下来的强者和一块比中国更辽阔、更肥沃的土地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就是美国的“国情”！正是这种国情令美国人具有崇尚竞争、喜欢冒险的优良品格，这种“美国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造就了一个世界霸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西方人的公平竞争意识，似乎有点残酷，但效果很好。现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竞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变。美国人只会尊重比他们强大的民族。西方推崇强者，中国同情弱者。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差异，差异不是在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搞清楚了这一点，就能弄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比中国强大。但是请注意：美国不会永远强大下去，一个人长期处于优势状态就难免会头脑不清。9.11事件证明：忧患意识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中消退，美国人会越来越自大，美国犯了一个令其致命的愚蠢错误。中国人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前面我们讲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围绕着这个本原，引出了众多的学派，儒学中的儒术倍受世代的尊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这个核心始终统御着中国人的行为，作为民族的‘灵魂’，有人说，这种文化古老完美，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荡涤着那些旧的东西，西方的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民族要有灵魂，要为民族招魂，这个灵魂究竟是什么？
民族需要新的灵魂，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教育和宣传都要为之服务。这个新的灵魂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核心是多元的，‘忠、孝、仁、义’等。在新的民族精神中，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二元的，包含两点：一是诚实，它包含了诚信。这是人类有宗教以来就有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也是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正是由于人心有欲，才产生了服务于不同欲望的想法和做法，因而才有了聪明、智慧，愚昧、狡猾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正是在背离道德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但最终还是要趋近于它。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经济往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信用。‘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讲究信用，首先要诚实。社会越是发达越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点是诚实，大家不是看到就连总统克林顿也得在法官面前起誓吗！
另一方面是什么？需要探讨。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始终有竞争或创新的内涵。美国人的思想没有‘官本位’的成份，他们不喜欢沉默，追求个性，追求卓越。西方人敢于冒险、探险，吉尼斯大全中的有些东西，在中国人来看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在培养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那么，究竟另一方面是什么，竞争还是创新？笔者认为，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培养竞争精神，既可以产生出新的东西，又能连带出劣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应该是创新，不断创新，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讲不是有悖于竞争也不是统一于竞争。世界经济正在一体化，这一点应该与西方现在的价值观、人生观趋于一致。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还反对经济一体化，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但这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份诚信，世界将是一个和谐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了一份猜疑，世界将充满纷争。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故而说‘天下无二道’。因而在同世界的融合中，我们必须着力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灵魂---‘诚实、创新’。
2.如何重塑民族新风
重塑民族新风，再造民族新的灵魂，就要重视教育和宣传，信念信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一旦确立她便深深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几百年甚至千年不‘变’。多少年来，中国教育在内容里深深渗透着落第文人的牢骚不满、宫廷里的残酷争斗等，这在很大程度起到了负面的效应，按照佛家和道家的观点，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类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应该以诚实和创新为核心内容，鞭笞那些有悖与此的东西，使人类世代都生活在诚信、诚实的气氛中。现在许多宣传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不惜挖空心思，大肆炒作那些低级无味的事情，极大的摧残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必须根除或杜绝这些东西。政府治理社会要学习西方好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赌博，西方却把它改造成一种新颖的东西，‘赌城’的建立使人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宜疏不宜堵，这些东西本来在中国的古代治水中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而现在的许多做法却不如古代人高明。要敢于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公认的科学家、专家树碑立传。
3.应该如何对待宗教？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在哪里？10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断的探讨。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文化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以至于当人类进入21世纪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我们还面临着众多原始巫术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推翻了国家唯一的宗教模式。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文化的积淀,但人们忽视了信仰纽带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信仰纽带的解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对宗教模式的改造。在没有新人文精神建立的情况下，冲击和摧毁只是一种假象，它会很快复苏，并且更加变本加利，更加落后和丑恶。事实上人们已经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皇权是连在一起的，当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客观上已经面临着神权瓦解后的宗教问题，当历史要求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时，我们却噩然不知。对西方文明和对宗教作用的一知半解，以及旧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导致几十年后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的文化根源。
人类文化涵盖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范围，宗教作为人类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居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位置，深刻的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作为一种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一时尚不明白罢了。
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从古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如果宗教没有与人类生活密切的关系，宗教决不会如此普遍而悠久的。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教与人类的正常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人类的文明根源，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由于知识的开发增长，从低级而进向高级；宗教也就发展起来，从低级而不圆满的，渐达高尚圆满的地步。这种从浅而深，由低级而高级，与一般文化及政治的进展，都表示着平行的关系。如政治，从酋长制的部落时代，到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再进到民主制的共和时代。宗教也是从多神的宗教，进步为一神的宗教，再进展为无神的宗教。不要听到宗教就以为是迷信。西方人把宗教当成一种信仰，以此来约束自己，中国人把宗教当成迷信，以此来腐蚀自己，这是东西方宗教的根本差别。
在中国，存在许多宗教形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以崇奉‘道’为人格化宇宙神灵的宗教形式。它以有为神学的观点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兼容内修、外练、丹药、数术及民间多神论为一身，形成了既有主从关系，又有方术的宗教神学体系。道家是哲学派系，道教是宗教，佛家是哲学派系，佛教是宗教，两者有实质的区别。道教由于人们对宇宙的变化以及人的生命现象所产生的原因不知其所以然所导致的迷茫宇宙观。以此观念而教化人，玄而又玄，所起的作用则是导致信徒的迷信，从而形成种种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中国人的迷信活动导源于此。由于道家以《道德经》的理论为指导宗旨，而道教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因而道教中也有不少精华。在科学尚未能揭示宇宙的奥秘时，人类存在迷茫的心理是必然的。所以不仅中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不同的宗教形式，各种宗教都以自己的宇宙观解释宇宙即生命。在此意义上，宗教又是科学的启导者，启导人们以科学的手段去宇宙及生命的奥秘本质。极端的唯心主义和极端的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宗教迷信与科学迷信，无论是宗教迷信还是科学迷信，任何一个偏激的迷信都不能真正揭示宇宙及生命的本质。我们要反对宗教的迷信，也要反对科学的迷信。就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宗教与科学的并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正是二者的并存，才促使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两个侧面去认识世界。
总的来讲，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人们自己所塑造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由于人们都不明了什么才是真理，致使精神无所依托而形成的畸形寄托。由于道教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迷信世界观，道教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信教的信徒都有一种盲从心理，并且这种盲从心理也容易被利用，形成盲目的群体运动，产生巨大的摧毁力，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利用了宗教迷信的盲从心理。这种盲从的摧毁力既可以摧毁旧事物，也可以摧毁新生的事物。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的建立要和宗教连在一起，这一点很多人不会理解，甚至会有疑问，这是对宗教排斥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建立诚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宗教，改造和利用宗教。
传说?寓言??故事
上山和下山的人
上山的人和下山的人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上山的和下山的擦肩而过。上山的虽汗流浃背，但却兴致勃勃，并主动地和下山的打招呼：山上好玩吗？，下山的疲惫不堪，连连摇头：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上山的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说完擦一把汗，继续向上攀登。过了一段时间，这拨上山的下来了，又碰上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 山上好玩吗？”“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但上山的仍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山”上，不断地有人上去，也不断地有人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山的和下山的，就这样络绎不绝，接连不断。
“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不在于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过什么，征服过什么。因为快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认准的山，就无论如何都要爬上去，不管路有多么险，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卖包子的和卖被子的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寒冷的冬天，一个卖包子的人和一个卖被子的人同到一座破庙中躲避风雪。天晚了，卖包子的很冷，卖被子的很饿，但他们都相信对方会有求于自己，所以谁也不先开口。
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说：“吃一个包子”，卖被子的说：“盖上条被子”。又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又说：“再吃个包子”，卖被子的也说：“再盖上条被子”。就这样，卖包子的一个一个吃包子，卖被子的一条一条盖被子，谁也不愿向对方求助。到最后，卖包子的冻死了，卖被子的饿死了。
‘三才’宝袋
一个古老的故事：在比上古还古老的时代，人类的先祖曾经拾到一个宝袋，宝袋被许多层包皮紧紧的包裹着，据说它里面包着天地人‘三才’之秘诀，谁能打开此宝袋，谁就能得到‘三才’形成和存在的秘诀。于是，先祖尽了最大努力去一层层剥离宝袋的包皮，越剥越接近中心，也越来越感到里面的动静，终于就要剥到中心了，再剥一层中心就要被打开，秘诀就会出现。突然，先祖感到一阵极度恐慌和眩晕，似乎灵魂就要离体而去。他强自挣扎着看了看将要打开的宝袋内层，只见上面写着：宝袋的层层包皮就是你生命的保护层，宝袋中央的空虚，就是你的生命，当你将所有的包皮都揭穿后，你的生命将失去保护而烟消雾散。难怪先祖在将要打开这最后的一两层包皮时六神无主而恐慌。据说先祖又费了几倍于剥皮时的气力重新包好包皮，使其恢复原有的混朴状态。然而又过了些年代，人的好奇心又萌动了，又开始试图一步一步的去一层一层打开宝袋，这种探密的事正在一代一代接下去。
禅宗五祖传法
慧能在成为禅宗六祖之前，从岭南来到冯茂山拜禅宗五祖宏忍为师。五祖问慧能从那里来，想求什么。慧能说从岭南来，普通百姓，想求法成佛。五祖斥慧能是岭南人，又是ke獠种，怎妄想成佛！慧能道：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ke獠的地位虽然与祖师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五祖不语，派慧能去做杂务。
一天，五祖忽然把弟子们召集起来说，世俗之人把生老病死看的很重，只知道寻求福德果报的路，不知道如何寻求脱离生死的苦海，如果迷失了自己的佛性，福德果报之门怎么能拯救你们呢？你们统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体会自己本性中般若的智慧，有智慧的就写一首诗来，如果发现谁有佛性就传谁为禅宗六祖。
弟子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都认为神秀聪慧，德高望重，又是我们的教师，祖师必然传承与他，只要神秀继承了佛法，我们自然可以依靠于他，没有必要去写什么诗歌。神秀心想，大家碍于我是教授不愿进呈诗歌，我于此法得到佛法虽好，但以此谋取一代祖师的地位是以凡愚之心去夺取圣位并不好。如果不晋呈诗歌五祖又无法知道我心中的佛性，就不能得到佛法，神秀心中为难。
夜半三更，神秀来到平时众僧供奉菩萨的南面房廊下，在墙壁上悄悄题写了向五祖进呈的诗歌，盼望得到佛法。神秀想，如果五祖看了诗并来寻我，我便应承。如果五祖认为不好，便说明我前世的事情没做好，种下的因缘使我得不到佛法，求法之心可以自行熄灭。神秀写的诗是：
身是菩提树，心象明镜台，不断去擦洗，切莫染尘埃！
第二天，众僧和五祖发现了神秀的诗，五祖让众僧们在诗前烧了香，让大家对这首诗都生诚敬之心，要求众僧天天念诵这首诗，并说如果按照这首诗去修行就不会堕落。
五祖随即把神秀叫到禅堂，问神秀是你作的诗吗？如果是就算你懂得了佛性，按此去修行就不会堕落，但要得到对佛最高真理的觉悟还不行。这只是到了佛的大门口，还必须跨进去，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五祖让神秀回去再悟再写一首诗送来看一看。神秀回去后好多天怎么也写不出。一天，慧能听到一个僧人念了这首诗，慧能问了僧人，知道这首诗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性。慧能让僧人领他来到南廊下面，因为慧能不识字，请人将自己作的诗题写在房廊墙壁上，向五祖呈上了自己所认识的本心。慧能随即作了两首诗。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很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曰：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夜半三更，五祖把慧能叫到禅堂，向他讲述《金刚经》，慧能一听，马上领悟了《金刚经》的大意。就在这里五祖向慧能传授了佛法，并悄悄把禅宗的顿悟之法与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模式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要么是波浪式的，要么是螺旋式，不管那种形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或着不断提升的过程。
曾一时许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CI标识，用简单的标识表示不同的内涵，其实准确的标识含着深深的哲理。笔者认为宇宙或着说自然界也有自己的CI，这就是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陈抟所发明的《太极先天之图》(最好是鸡蛋投影成的准平面椭圆形！)，我们称之为‘太极 模式’。那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治世哲理。在那张图中的两条阴阳鱼轮廓分明、和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变，阴阳互补，生生不息，循环不已。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公中有私，私里有公，公私结合，公私互补，公私分明，公私的构成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的循环变换。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何在？人们共识：在于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一段时间国有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有进有退”、“法人治理结构”和“员工持股”等若干方面。但有一个倾向是有些思路仍未脱出旧体制的框架。从改革与发展实践看，需要从基础理论和长远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很多人以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有些领域要重点发展国有企业，有些领域不再办国有企业，或者说不再办国有独资企业。这个理解可以说是很浅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中，“进”和“退”的主体是什么？是国有资本，是产权。“有进有退”是价值形态的退出与集中，在资本形态上，国有资产才能完成自身的不断重组和不断优化配置。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死滞的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实际，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最高境界。‘天道’无极是最大的道理，无为才是绝对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国有与私有的思想至今仍在不同程度的禁锢着人们。尽管许多地方的领导中不乏开明之士，他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但是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仍存在政策、法律的障碍和推进的阻力。
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产权的改革，两年前，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本治理结构的科学化’。著名经济学家董辅Ren先生不赞成这个看法，董老认为：‘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办企业办得怎样与管理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是说产权改革就是一切，可以代替管理，但产权改革对企业的管理有决定意义。同样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两年过去了，实践使笔者对董老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笔者虽然仍然认为产权制度不是最根本的，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更深的感受。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突破的条件，目前的困境要求改革有所突破，很多人认为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实际上这种突破必须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突破，所谓量变到质变，中国必须加快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带血的，实际上那是社会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转型时期，国有产权的改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样私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侵蚀’也是必然的，正如合作化对私有经济的‘掠夺’一样，那是一次革命性的，同样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际推进中加以突破。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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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层级与层级消费中新网北京2002年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 8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就已经告别了“老三件”的百元级消费水平，逐渐进入千元级消费的层面。最近，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对七百多位常住居民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可允许的家庭轿车价位调高至十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以内，百分之十一点四的受访居民可接受二十万元以及二十万元以上价位的轿车。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2000年底人均住房面积20.4平方米。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5、30、20、18平方米。中国虽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但质量还比较差。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汽车、住房的数量、质量在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十万元级迈进。几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了消费层级的数量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论的创新，深刻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实践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中国的消费数量级经历了从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到千元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拱形的发展曲线。中国经济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高速和较长的发展阶段，规律决定了中国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人们消费除了开始由‘衣食用’向‘住行’升级，对衣食用的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解决了‘行’的问题后，对住将会有再次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汽车工业的发展将会连带100多个行业的发展，将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从而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适应消费层级升级的变化规律，从消费层级中找出结构变化调整的规律，经济发展就可避免盲目性。过去政府、企业都很重视产品的开发，这确实很重要，有时候一种产品的开发成功可以创生出一个行业。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产业设计’，据说这在西方早就有了，产业设计就是把一些零乱的产品通过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产品机体，带动或着形成一个产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农副产品加工，这对改革传统农业，提升经济层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在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产业创新，而产业创新需要产业设计。我们一再强调消费层级这一规律，是因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掌握、科学利用这一规律。如果我们承认有消费层级规律，就应该培养层级消费，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同时要培养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是基本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阶层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这一变化包括：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随着农村工业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在中国都已经出现。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及运行机制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而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太小。同时，尽管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的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这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当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迈进。在收入政策上要对不同的阶层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培养不同的消费阶层。2． 投机和投资转折时期、转型阶段，有很多事情就是超常规的‘常规’，比如在商品生产的不发达阶段或者说是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只要在产品生产上超一点‘常规’就会造出一个英雄来。在欠发达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许多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资本市场的兴起使经济建设如虎添翼，造就着新一代的英雄。然而一些人又开始反起‘投机’来。这倒使我们想起了几十年前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投机倒把’。几乎每一种新的经济事物出现，市场都少不了萌动期的热烈，短时期内的大量投资，对于一个新兴市场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然而，过度的“泡沫”也会带来经济混乱。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曾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于投机，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外国学者认为投机使“期望从价格变化中赚取利润的一种买卖活动”,而中国有些学者则认为投机是一种“牟取暴利的不正当行为”。我们认为投机不等于欺诈、投机是一种攻击性的经济行为。 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其交易机制就决定了市场的本质是投资的、也是投机的。投资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投机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润滑剂和“保险阀”。 投机对证券市场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投机对证券市场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度投机会使股市造成大起大落、剧裂震荡。 例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23%,一周内累计跌幅达31%,市值损失10000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月之内,股市狂跌,比索贬值1/3以上。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濒于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风潮,引起了西方经济大国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在不切实际的高盈利预期和投资狂热的驱动下,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并成为人们投机的主要对象时,使现行价格与实际价值产生严重的背离,金融资产与物质财富生产完全脱节,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虚假繁荣现象,或虚拟经济超常发展状态,如股价的急剧上升不能以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基础环境的改善来解释等。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它总有一天要破灭。当股价涨或跌至一定程度、风险积聚到一定高度时,必将产生反方向的大幅度变动,使资产价格迅速回落,有时资产价值甚至低于实际价值。泡沫破灭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啤酒一样，我们认为没有泡沫的经济也不是健康的经济。但过多的泡沫往往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而在泡沫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投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留有适当投机空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使投机空间可能无限制扩大的监管机制。对金融体制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必须的，过分的投机活动必须得到抑制；如果你没有猎枪，篱笆又扎得不牢，狼就想法撕开你的篱笆，混入你的羊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市场经济的投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给予足够的市场投机空间，经济建设就活棋一盘。注意：关键在于投机要适度。3． 流失与增殖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转化”而来，这一“转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企业经营者自主权不断“扩大”，以致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产权主体监控。在20世纪80～90年，人们在讨论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时候，对于企业应否有处置所谓“闲置资产”的权利是有较大争议。问题的难点在于企业要进入市场竞争，没有资产的运作权是不能想像的，保证国有产权的利益不监控也是不行的。如果不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就等于不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实际上近似于放弃对企业的产权监督。从产权监控的技术层面来考察，市场的瞬息万变与国有产权监控所需要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情况下，国有产权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外部监控是不可能有效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有产权是一种公权，这种公权的有效监控只有在公开化、透明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表明要对国有产权实行有效监控，国有产权就应退出市场竞争，因为在对公开透明的要求与竞争的商业性要求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从企业的实际运行来考察，缺少监控会使产权主体利益受损，它不仅仅表现在资产处置过程，而日常经营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案例不多，虽然影响成功的因素较多，但重要的是以公权性质的国有企业来模仿或模拟非公权企业的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仅是裁员能够解决的，因为其运行机制既不能保证不再产生新的冗员，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消化冗员。债务问题也是如此，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债转股等方式可以解决企业某一时点的债务问题，但却不能保证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至于政企不分，除非国有产权退出或处于非控股地位，否则也解决不了。目前政府比较重视企业改制时可能造成的资产流失，有人认为在企业改制时，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许多企业的资产流失早在此前就不断在发生，这也是企业改制时政府与市场对企业资产的估价相距甚远的根本原因。现实越来越告诉我们，国有产权的退出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尽快进行，否则，国有资产闲置、贬值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资本的进退，而解决退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改进现行财务制度和退出的政策障碍。现行财务会计通常遵循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原则，即以交易时支付的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依据，且一般不予以变动。历史成本法可以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实际投入，以便合理确定成本摊销方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按照会计准则，使用历史原则必须以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企业濒临破产，允许不采用持续经营假设，而改用“停业清算”基础。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亏损严重的中小国企，在“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原则的管制下，不能顺利退出。随之而来的企业进入介于“持续经营”和“停业清算”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业务上仍在经营。该会计主体无法确认自身前途，完全取决于对政策的等待和依赖。追究这一问题，需要全面考察“资产”的经济意义。会计上对资产的界定是它的实际投入资金，而在经济学看来，资产应当是物的有用性，是包含在实物形态中能够起到增值作用的那一部分，表现为经过市场评价后的真实价值量。两者的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目的，分别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强调的分别是历史成本和净现值或市场价值。经济学上的资产有用性分通用与专用两种：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些生产能力一经形成便只具有专门用途，除非遭受重大损失，其用途不能够改变。例如：企业的厂房、汽车、电力设备可以用作生产、生活等广泛用途，而生产线、专用设备只能为特定产品服务，在企业中一般是专用资产占主体。一旦该产品停止生产，企业无法用公开拍卖以外的其它手段收回对该资产的投资。历史上国有资产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过热，国企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在政府支持下，凭借低成本调拨生产要素而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发生软着陆后，国企面临的是三重尴尬：一是资产专用性使这些经济闲置资源无法直接转向其它生产；其次，国企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使这些闲置资源无法在国有部门内部调剂；第三，国企受到 “退出障碍”管制，不能够广泛使用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手段向非国有部门转卖闲置资源。所以，面临亏损和前途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稳定”的政策目标，国企迫切需要短期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便会考虑改造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目的生产。例如：企业要求下属各车间、各工段承包经营，相应的、原有的整条生产线拆分并改装成独立工作的机床，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可以给承包者带来短期收入，给企业带来“管理费”收入及减轻工资负担，但同时意味着原有专用资产价值 “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新形成的生产力大都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短平快”产品，一般小于原有生产力的损失额，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是社会资源净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成本中包含的机会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较小的现实收益，接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即：收益小于机会成本。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国企改革的状态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理论和原则的东西应当以多变的现实为转移，若僵化保守，则会成为实践的人为障碍。若“持续经营”和“理性人”假定不能成立时，一味强调历史成本原则，其后果将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相对于冒着“违法”的风险廉价出卖国有资产而言，这种操作虽然在会计角度上固定资产因讲计入“大修理费用”而获得增值，但实际上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已经合法的损失掉了。 2）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埋下了隐患。国企的非理性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结果将是清算、破产、并购等，因在国家缺少一个统一的转让市场可作为价格参考，依照企业会计信息单方面高估国有资产价值，超过同类生产资料真实价值的部分对方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国家将依据这样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将使得政策出现偏差。如企业“折价”出让资产招致“有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使得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工作难以开展，这正是现在一些地方改革受挫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经济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收益率，但现实生活应用这样的准则牵涉到会计法、税法、国有资产管理等，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资产使用价值变化不同于折旧，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资产帐面价值与价值背离，而是制度原因造成。按照自然法则，能量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不断转换，只要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已经加入WTO，我们已无后路可走，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革国有产权，实现产权的私有化、股份化、多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所有形式，而在于资产能否为社会增加财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4． 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曾一时，不少人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规模经济，在实践中热衷于组建甚至拼凑一些大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这种认识和做法非常幼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这样只会浪费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当然，追求适度经济规模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客观上存在着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发展方式，最终都要形成“经济规模”，分歧只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去实现“规模经济”。见仁见智，实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模式。一是逐步投入，滚动发展；另一种是一次性投入的“规模经济”建设方式。“经济规模”确实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却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达不到，就是说一次性投入所形成的规模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投入的资金就会沉淀下来，变成了“沉没资本”。这时候，一次性投入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大成本。盛2升水的杯子所花的材料不会是盛1升水杯子的2倍，杯子容积越大，单位盛水所花的材料成本肯定越小，但是用盛2升水的杯子去盛1升水，必然大大提高成本，也是一种浪费。如同“规模经济”有缺陷、受制约一样，滚动发展也有它的先天不足，一旦经济规模形成，逐次投入的利弊就会相对于一次性投入显现出来。因此，只能从中国的资金、市场的实际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请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幼苗都需要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需要巨轮，但是更需要海轮和帆板。我们要有企业‘航空母舰’和舰队，但需要更多的是中小企业。5． 多元化经营与经营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多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使企业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过硬的产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其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强化主业或核心产业。实践证明，一个企业无论是搞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都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而本质的内涵，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今日，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企业重视，是因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企业的心脏。从国外的一些企业发展趋势看，一般核心产品要保持在全国销售收入的60%以上。多元化经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充分说明：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能不处理好主业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主业方面寻求最大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益，力争扩大规模，并进行深度开发，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在搞好主业或核心产业的基础上，有余力可以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应是企业主业做大并形成超群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有一个方式和时机把握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的发展机会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度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时机不当或方式不当会导致多元化经营的惨败。追踪一个个陨落的明星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盲目扩张、多元化的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误。国内外跨行业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他们为何能取得成功，除了企业资源剩余之外，管理的有效性应是最为关键的。6． 竞争与垄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发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有了自身的运行方式，有它稳定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将失去活力。共产党赢得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几十年中国经济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固化了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又使人们感到必须改变它。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竞争才能使经济、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然而，当人们感受竞争的时候，又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有些人又开始留恋稳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竞争、垄断呢？市场没有竞争，企业就无活力，行业就没有效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毁掉一些竞争者，也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在价格战中，由于竞争企业间不断杀下对方的价格，使价格水平急剧下降，使消费者短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给企业经营上带来困难。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属于基本概念的定价方法叫边际分析。其原理很简单：为获得最大利润，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或略低于边际收入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这个公式计算出价格进行销售。道理很明显，如果边际收入（增加一个单位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收入）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则有利润，企业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当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小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时，企业在这一单位产品上要蒙受损失，所以不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企业还可以把竞争者的价格当作自己定价的根据。在存在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各个销售者必须使用同样的价格。如果价格比其他人高，就会在竞争中遭受损失；反之，如果价格低于其他人，则必须增加销售量从而补偿较低的利润率。倘若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随之也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失去了降价以后的价格优势，因此，只有同时具备成本优势，企业才能希望使竞争者的价格不会降至与自己的同样水平！在与竞争产品有差异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可高于或低于现行水准或竞争价格的平均数，究竟选择哪种策略，要看销售者的定价目标。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价值形象；低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以突出产品的廉价形象。市场是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走向衰败，影响繁荣与衰败的因素很多，但“势力与力量的比例”却永远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什么是势力？什么是力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而又很模糊的概念，也许势力在没有做大之前曾经是一种力量，也许力量在做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势力，所谓‘势入破竹’。从而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个企业要想持续经营，永葆活力，就要求在它的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限制势力的形成，鼓励力量的滋生，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市场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总有空间留给新的力量去成长。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因为势力一旦形成它就会本能地扼杀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去垄断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所有增长的可能性也被扼杀，最终让整个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命力。……从经济学上说，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泛称。它包括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独家垄断发生的概率极低，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一般是企业通过专利权或长期竞争自然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在某种程度上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像在目前市场上少数著名品牌有市场集中的倾向，消费者似乎对此乐于接受。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存在竞争。基础设施领域及大众服务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巨额投入的滋养下得到迅速成长，并且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机构垄断经营着。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原来都是由政府某个部门“统管”着。在这些产业里，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私人经济垄断会获得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因此，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垄断性行业大部分是由财政拨款的公用行业转化而来，虽然实行的是公司化运作，但是其资产是无偿取得的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要促进基础领域的产业重组，必须与企业的产权重组结合起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状况。而其他资本进入这样的行业不仅要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为他们除了少量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还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公平法则。所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易事。不少人认为，反垄断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完全只当裁判员，一切由市场力量左右。还有专家认为，垄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彻底打破垄断，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中国的GDP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政企分开确实已成为当前反垄断的关键。不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让政府自己来打破垄断如同“壮士”自断其“腕”。假使如此，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市场万能论”的结果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停电事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电力改革，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电力垄断、完全放开电力市场的最成功之举。当初的设想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引来许多竞争者参与，增加电力供应并降低电价。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加州近年内没有开工建设一座大型发电厂，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原因很简单，电力投资回收期太长，又缺乏政府支持，对投资者没有多大吸引力。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不能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割裂开来，在公用事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政府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市场看，近10年以来的兼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兼并数额动辄达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同时，在竞争激烈的IT产业，人们也正在目睹垄断的到来。所以，反垄断应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禁止滥用垄断行为，而不禁止垄断状态本身。其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垄断一般只反价格联盟，而对一体化的垄断公司相对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了顶点并随后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过。“马歇尔冲突”是垄断与竞争之间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现实中，产业组织理论围绕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也一直争论着，实践中表现为针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在反垄断与过度竞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企业合并的管制严格，大型兼并案都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修正了有关做法，在企业兼并、企业合作方面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上述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众多事实表明，美国在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方面，有时严厉，有时宽松，但总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即在政府介入市场问题上，总是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即使以前被认为是垄断的企业，如要放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国家这时是默认垄断的。这在近来许多重大合并案中得到证明。从微软案例、AT＆T拆分案例以及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比较给了人们不少启示，也给中国垄断行业以及过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行业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市场集中度低，许多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加入WTO，我们应该以更快的步伐改变企业过度竞争的现状，提高其集中度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中国汽车产业则处于集中度低的分散状态。因此一方面在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得进一步规范分散零乱的汽车业。中国加入WTO，现有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国内汽车工业将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公司，超过1万辆的有14家，其余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产出水平，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市场竞争无序。因此需要提高其集中度，增强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却感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太弱；当我们期待着竞争到来的时候，西方的垄断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道使我们再次想起了‘太极模式’。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前后相随，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但是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笔者曾经提出过，竞争和垄断才是市场经济‘灵’与‘魂’的结合。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竞争才会充满活力，但是竞争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垄断的配合。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竞争在其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规则。西方没有行政垄断，却有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种垄断。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关键是如何实施垄断保护。在中国行政垄断的弱化、技术保护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那么又怎样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早就有了答案。在茂密的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是弯曲的，不论大小粗细，所有的树都挺拔笔直。这是因为，在茂密的森林中，每棵树的前后左右都是树，谁想枝杈横生，谁就休想得到阳光雨露，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向上长。正是竞争这种外部的机制在森林中造就了‘栋梁之材’。要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部竞争机制，美国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保持长胜的原因，就是美国有这么一套完善的‘保护’竞争的机制，或着说是‘垄断’机制，这才是问题的真实内涵！
凤凰涅磐—中国经济在调整中腾飞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让人心惊、心烦、心动的事，如果你真的想去把它说清、并想要把它解决，这是有为之心。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社会经济中不断解决又不断生出来的问题。
1.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居世界之首
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乐观！悲观！或喜忧参半！但我们始终属于乐观一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 和生产率的提高。在2000-2010年间，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所保持的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和高投资率。中国居民的相对高的储蓄倾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确立也要求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本世纪初劳动人口的较快增长和抚养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可能坚持的相对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会使财政赤字保持在很低或者为零的水平上。在基准情景中，以上因素使得2000-2010年间总投资率将维持在40%左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到0。在本世纪前10年资本可望以较快速度增长，它和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基准情景假设下，中国经济在2000-2020年的20年中，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3%，按不变价计算2020年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多。到那时，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即相当于1997年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而GDP总量则可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共体居世界第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GDP总量可能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在2000-2010年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而在2010年之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和劳动力逐步停止增长，这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比2000-2010年平均下降1.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6.6%。
中新社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五成以上的商务人员认为，在未来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当今美国独霸世界的国际政治构造将发展为“美国、欧洲、中国三极构造”的高居首位，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下一代的领导产业，百分之七十八选择了信息通讯(IT)产业，第二位是医药和生物工程。关于世界货币体制，认为以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为基轴的超过三成，占首位，认为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体制的居第二位。但在亚洲圈内，认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极体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美、欧、日元三极的看法只占百分之十七。…
2.成功之道在于能量守一
我们曾多次言明：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即将到来，我们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经济的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潜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中国正在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升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层级攀登。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经济不同于美国经济，也不同于日本经济，美国、日本经济正在追求技术上的创新，依靠技术突破带来经济上的突破，而中国经济还处在较低的层级，一方面需要追踪国际上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2000年中国汽车的销量100多万辆，2001年达到200万辆，进入2002年许多地方的小汽车销售火爆甚至脱销，中国经济消费正在向‘住行’升级，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即使每年小汽车的销量达到1000万辆，也要30-40年中国的家庭才能达到每户一辆，未来几十年，中国业界的领袖人物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小汽车进入家庭，已经不是要不要和可能不可能的事，而是一种必然。小汽车进入家庭，必将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使人们对‘住’的要求重新考虑，连带出新的‘衣食用’的更多更高的需求，中国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变化，城市问题、居住问题、生活方式等等。汽车工业的发展将同时带动起电力、钢铁等等100多个行业。中国经济最少存在3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才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人们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诚然，目前中国经济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存在‘危机’。中国的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化解这些问题，中国就成功的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程。首先是面对3.5万亿的不良银行贷款和1.6万亿的财政隐性债务。这一方面要靠经济增长来弥补，但是有限的，因为它现在还制约着增长；另一方面是要增大货币供应量，这需要有一个度；三是借助国际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利用外资近4000亿美金，而2001年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中国已经加入WTO，要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世界还无法融入到中国，我们能不能在中部或者某个地方搞一个内陆开放的特区吸引它们。…
《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后，不少人都共同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几十年，经济体制问题已经有所突破，结构问题又成为主要矛盾，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区域结构…、最根本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城乡经济结构就要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依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将使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是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区域差距问题是和结构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西部开发曾经一时轰轰烈烈，但开发西部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要按照经济规律，梯级发展、逐梯登级，或着点轴发展。
‘守一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也是人生入世处事的关键。据说它只‘口传’，按照守一法则，成功之道就要先能量守一，集中优势，实现突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意深刻！据说有人曾经询问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他说：我只懂想一件事，然后做好一件事，结果我成功了。当我失败时，回头一看，原来我在想和做多件事！依据消费层级演变的规律，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行’将改变一切、领导一切，‘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仔细想一想，中国经济的‘纲目’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台大戏，如果主旋律有了，主角清楚了，主焦点便显而易见。其它的都是要配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其它的不重要，而是主次很清楚。犹如象棋比赛将君，一个棋子将君无法取胜，必须有其它棋子的配合。经济发展也一样，不同的时期，重点也不一样。按照经济发展消费层级的要求，汽车工业将是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的纲。按照梯级发展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在中部，启动点在中部，承东启西。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进而连带其它。
3.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
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都成为商品，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市场尤为重要，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中国资本市场才刚刚十年，十几年走过了美国资本市场一百多年的路程，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近来对资本市场开始由整治变为规范，这很好。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考察，上市公司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是重融资、轻转制。筹资一直是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主要动力和兴奋点，公司改制往往被忽略。国有企业在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同时，并没有建立适应市场运作机制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证券市场股份制改制的功能已经出现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筹资功能强化，而转制功能无法凸现。
中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预算软约束”找到解释。上市公司虽经改制成为公众公司，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行政机构作为国有产权的代理而承担“隐性担保人”角色，因而一旦上市公司出现问题，面临ST、PT甚至摘牌时，行政机构就不得不出面组织“资产重组”，于是出现“报表重组”、“题材重组”等现象，证券市场优化社会资源的功能根本无从体现。国有企业内在体制性缺陷转移给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无法对绩差公司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利，高额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高额的资本形成，而是成为对体制性补贴的积累。
在行政管制性市场中，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参与主体处于一种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行政管制并不能按照市场内在规律进行规制市场，必然造成上市公司追求自身相关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最佳理性选择。在监督政策缺乏效率，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市场参与主体利用信息的非对称性，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利润进行操纵，从而达到再融资资格。这种引起证券市场失效的信息不规范，一方面是上市公司内在缺陷；另一方面，是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完备契约的制度缺陷，非市场化监管刚性制约的负面效应，使证券市场的内在传导机制扭曲化结果。
市场经济的精髓是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运行规律，而不是以行政命令来达到市场均衡。针对中国证券市场不断显现的各种内在矛盾与制度缺陷，在推动新兴证券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上，必须解除政府“隐性担保契约”，按照市场性、效率性和竞争性原则，推动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4.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构架
龙，蛇身、马头、鹿角、鱼鳞、鸡爪…，是一个组装品。市场经济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理论、体制、机制、规则…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四不象，不能是组装品或仿制品。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劳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金融是特殊的商品，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裁判员，不是服务者，这是笔者的见解。正如足球比赛，主体是双方的队员，除了观众，还有裁判员，另外还有服务人员。政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对任何主体，政府都要按规则行事。现在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还不够，企业把社会职能的部分剥离出去，政府也要把管理之外的服务职能分离开来。笔者曾经把这一部分称之为‘第三域上的社会’。这一部分如：中介机构、各种协会、社团组织、司法体系等，总之既不属于企业，又不行使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和‘第三域上的社会’、企业、金融这‘四位一体’构成社会运做的科学构架。最近我们关注到政府已经改进了国有资产的评估，把具体的操作改由中介进行，既有利于公正进行，又便于监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公正的前提是社会多元主体均衡发育，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