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为什么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成长又推动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在思想观念、理论认识、政策法律上实现了五次突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特殊的内外境况，民营经济需要再次实现突破，这不是一般的突破，而是实际推进的突破。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依托和‘侵蚀’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为‘公有’，国有资产的闲置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和浪费。
　　1、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这种主要源于思想观念、理论认识以及政策的突破。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思想突破，民营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潮下兴起；二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发展”，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对民营经济发展在认识上取得进一步深化；四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又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把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五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正式得到全面正名。上述状况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经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得益于思想解放和政策调整，正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策，使得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崛起。
　　2、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
　　民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后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与性质做出的客观、公正、科学的概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关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发展民营经济，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民营经济地位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代表的生产关系性质并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至今，民营经济的地位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前被否定、打击和排斥阶段，主要是受“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错误思想的指导造成的；二是十五大之前被初步承认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发展；三是十五大之后的大发展阶段，主要是在十五大确立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发展。民营经济由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表明人们对生产力状况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而不是说民营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民营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并没有变。
　　其二，民营经济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民营经济虽然代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允许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政策、道德等规范的制约、限制、引导和管理，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平等竞争，在竞争中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三是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四是民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也培养了一部分以劳动致富的典型，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民营经济同样会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光的“普照”，具有“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民营经济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打上了社会主义的印记。正像市场经济一样，民营经济在不同的国家总是与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特点。
　　3、民营经济现状如何？
　　由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政策突破密切相关，所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组织结构三方面：
　　其一，从产业结构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明显进入不足。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政策突破推动下，第三产业的市场准入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其资本技术构成低于其他产业。如对投资主体来说，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具有规模小、资金少、技术水平低、劳动力素质要求及操作规范要求不高等特点。这样，第三产业就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逐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大多数私营工业企业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使国有经济的相关产业明显竞争不足，从而无法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
　　其二，从区域结构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存在区域分布的失衡。这表现在城乡区域结构与东、中、西区域结构两方面：从城乡结构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体、私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其户数占到70.4%和58.3%，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在城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镇的民营经济无论在总量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大大高于农村，1998年已占到总量的62.9%；从东、中、西区域结构看，中国的民营经济，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无论在户数、经营规模还是在注册资金上，都占很大优势。这种状况决定中国市场化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往往出现“非合意传导”或调控失灵。
　　其三，从组织结构上看，正在逐步实现向现代公司制转变，但尚有一段距离。由于中国民营经济主要是由业主个人作为投资者出资兴办的，财力极为有限，加之民营经济是在城市面临空前就业压力、迫切需要解决大量待业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具有劳动丰富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的特点，这种状况决定了其产业结构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的特点。但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注册资金、组织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向现代公司制转变。这种状况决定，只要民营经济能够继续获得应有的政策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
　　4.民营经济的贡献有多大—改革以来的情况分析
　　当前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除了上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原因外，还应该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其一，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商品供应，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生活，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20多年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有力的增长点。
　　其二，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中国城乡的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吸收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1992年新增就业岗位为78万人，1993年猛增至278万人，1994年又激增至442万人，1995年更高达488万人，1997年我国7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由民营经济提供，其安排就业人数已居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首。1978年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仅10万人，1999年累计已达6240万人。注册资金3439亿元，创造产值7063亿元。因此，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无疑可以大大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其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1991年民营经济交纳的税金占国家财政收入还不到10%，1996年已达到12%左右，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交纳的税金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5--40%，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支撑。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可以大大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而且有效地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其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市场化的微观基础，而民营企业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灵活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它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发展竞争机制，冲击铁饭碗、大锅饭和官工官商作风，促进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机制，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细胞，从而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起牢固的微观基础。
　　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在思想观念、理论认识、政策法律上实现了五次突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特殊的国内和国外的环境，现实要求民营经济需要再次实现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一般的突破，而是在实际中加大力度推进的突破。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成长的道路，特别是在认识和观念上，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国家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渐进的过程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积极稳妥的。加入WTO，和国际接轨，改革国有企业，要求我们要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依托和‘侵蚀’国有经济。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负债投入，造成负担过重运行困难，大量资产闲置造成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因此通过改制、重组、改造改革国有产权，促使非国有经济发展，不仅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让资产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非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为‘公有’，国有资产的闲置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浪费和最大流失。
民营企业为何总是昙花一现
　　民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民营经济在整个发展中，却总是“流星闪烁”，好景不长，巨人集团的盛极而衰、飞龙集团的逐步败落、三株集团的瞬间辉煌…，中国优秀的民营经济总是“昙花一现”；1987年评出的20位首届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到1997年只有四位还在经营企业…，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也是“稍纵即逝”。1998年，有人出版《研究失败》一书，对中国民营经济失败问题进行探讨，引起不小反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民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之一，其兴 衰关乎大局，对民营经济为什么总是“流星闪烁”的探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笔者认为，民营经济作为在中国经济改革夹缝中兴起的经济力量，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外部条件的不充分和内在的缺陷，正是这些内在缺陷，使民营经济总是“流星闪烁”。具体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十二大缺陷。这十二大缺陷，是由政府管理与民营经济自身特点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其一，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仍十分严重。尽管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又被载入宪法。但现实状况表明，时至今日在行业准入、资金融通、权益保障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或行为)仍十分严重。民营企业仍不能享有与国有、集体和外资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所有制标准、外资标准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不少领域，“外资”能进而“民营”不能进。这种对“民营”的歧视性政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和公有、私有“共同发展”的基本政策，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其二，唯规模论英雄的缺陷。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由“非法”到“优等公民”的历程，充满了坎坷与波折，所以企业在发展中的一些投机行为和心理是难以避免的。一般来说，对企业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就业和纳税两个指标加技术进步与环境，而不应该是规模、知名度，更不应该是兼并了多少资产或竞投了多少中央电视台的黄金广告。目前政府和社会在对民营经济的财务评价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资产与净资产混淆不清，存在谁的资产多谁就是“老大”的心理，而对企业的负债却视而不见。许多企业号称资产多少亿，实际上却资不抵债。这种状况，直接导致民营经济在商业行为上惟利是图、恶性竞争，进而导致商业道德和企业伦理的沦丧；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搞兼并和多元化经营，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抓好经营管理。民营经济一旦出名，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成为其衰败的根源。
　　其三，在经营管理人员配置上存在家族化的缺陷。中国民营经济的从业者大都是从其他社会阶层分化出来的，他们既是企业的创业者，又是守业者和管理者。企业在规模扩张中，随着资产的增加，对财富的控制欲膨胀但控制能力减弱。企业规模扩张对企业管理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化，创业者深知创业的艰辛，因而有一种不相信外人，只相信自己人的心理，从而造成重要领导部门和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都是自己的亲属。当这种状况增多时，便使企业中人情大于规章、动力低于能力成为常态，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个公司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企业的人才战略、科学决策和严格管理，最终将使企业陷入困境。
　　其四，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自由放任。在扶植和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政府通过废除旧有的政企关系实现职能转变是无可厚非的，但就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方却走向一个极端：盲目乐观地认为民营经济在当前已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要政府把各种制度制定好，市场力量就会自动把民营经济推向发展。这种简单的“放”的思想和做法，使民营经济无论从管理、服务还是素质和行为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吴敬琏指出：“政府不履行市场经济中应当履行的职能，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干预是不可少的，关键是要适度、到位。
　　其五，政府官员对民营经济的全面承包和保护。发展民营经济，政府的支持和扶植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成为某些重点企业的保护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决心、热心、关心和力度。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二是不利于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廉政建设。民营经济有了政府官员的保护，有很多潜在的非正常收益和政府倾斜实惠，这是滋生新一轮腐败分子的土壤，而且这种贪污受贿，披上了光彩的外衣，极易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三是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扩张。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出现危机是正常的，而一旦有了有保护，使一些民营经济的业主尝到了甜头，就会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关系上，遇到问题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这种状况，不仅严重束缚了民营企业家本身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而且具有负面的示范效应，对整个民营经济业主的行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其六，政府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挂牌保护。由于中国的执法机制和现状，民营经济受到执法部门的非法和不正常干预是常有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经营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无可厚非，对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民营企业进行扶植和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些地方，为对具有一定规模和贡献的民营经济进行扶植，往往以政府名义发布文件，对其给予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全方位保护。某种意义上，对某些地方而言，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大多数地方却是坏事：一方面，实行挂牌保护的民营企业毕竟是极少数，这样以来，必然使同一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严重挫伤其它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必然增加经济运行中的无序因素，破坏市场机制的最终形成。这样，民营经济就无法真正成长，即使长大了，也是温室中的花朵，遇到“强风劲雨”，凋零败落成为必然结果。
　　其七，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落后，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改革的滞后，政府对民营经济实施管理，有关行政部门缺乏协调和配合，有时出现“多头管理”，让企业无所适从；有时又出现“管理真空”，使企业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法制建设也相对落后，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民营经济的权利义务规定得相当模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制定有关扶植民营经济发展的较为详尽、明确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如《民营经济法》等，民营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法律保护。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有时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严重的制约和破坏作用。
　　其八，缺乏对民营经济的专门服务体系。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服务体系，尤其是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服务体系尤显重要。这种服务体系主要是中介机构(如人才教育培训、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技术开发、法律和金融中介服务等)和社会服务机构(如从业人口户口申报、子女入学、员工培训、职称评定等)。有些地方即使有了这样的机构，其职能一般也是由政府的一个部门担任，也只对国有企业直接开放，民营经济很少“有此殊荣”。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后，这一问题将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时甚至可以使民营经济陷于困境。
　　其九，“三乱”政策禁而不止。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三乱”问题，是导致民营经济“流星闪烁”的重要原因。在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民营经济成为一块肥肉，行政部门以收费代管理、代指导的现象普遍存在，“三乱”侵扰仍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各种福利捐献、名目繁多的“领导费用”、各种关系安置的就业人员等，使民营经济这个“没娘的孩子”无法健康发展。根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理论，当税费率超过一定界限后，政府的税费收入会不增反降。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税费率过高一方面增大投资成本，抑制投资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助长避税逃税行为，从而导致税收基数的大幅降低减少财政收入。中国民营经济偷税漏税现象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三乱”问题既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又导致民营经济的不规范运作，从而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十，民营经济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装备落后。绝大部分民营经济都处于技术装备和生产方式落后状态。从管理方式上看，民营经济很多管理方式和制度不健全，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习惯于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缺乏对市场的适应和把握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民营经济能够崛起，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市场机遇，抓住机会捞一把，二是政策机遇，乘“政策东风”，但发展起来后，如果生产方式和技术设备不随之进行调整，无疑无法长久。
　　其十一，民营经济的人才结构不稳，导致发展缺乏后续力。民营经济以经营方式灵活而在市场上保持高利润的获取。但正是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使其容易模仿，员工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就基本能够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求稳的社会心态和民营经济的家族化经营倾向，使大量人才不断流失。这种流失的人才，一部分可能进入其它企业，另一部分可能通过掌握的技术而进行“小本经营”，两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直接威胁。如果人才流失伴随着技术、客户和信息(尤其是企业的保密信息)的流失，民营经济发展势必遭到巨大冲击，这对民营经济的生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其十二，民营经济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民营经济存在总体规模不经济状况；其次民营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强大的“进入壁垒”，很多产业是民营经济不能进入的；再次，由第二点决定，民营经济的产业存在明显的“亚产业”特征，在产业组织结构上、地区结构上都具有明显的低层次性和对传统产业的依附性，这种状况，从根子上决定民营经济无法实现长远的大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民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生存竞争力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优化民营经济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弥补民营经济的缺陷，使民营经济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1.民营经济融资难现象解析
　　在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却感到“信贷收紧”，1998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几近为零。在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民营经济却融资困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呢？
　　其一，现存银行的运作机制不利于民营经济融资。国家的银行运行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是作为政府的“钱袋”与财政共同发挥对经济的调节职能，本身的商业化程度不高。在社会转型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需要，对自身的运作增加了一些谨慎性政策限制，从而给民营经济的融资带来了困难，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银行累积性负担制约银行对民营经济放款。中国原有的银行体制是以国家垄断、资金供给和准财政为特征运行的，这种机制的运行状况就是“国家点菜，银行付钱”，不仅排斥非国有经济主体，而且长期以来培养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心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和银行运作机制都进行了很大改革，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导致的银企不分所引致的两个“倒逼机制”的运作状况并没有改变，最后形成“欠钱的是爷，要钱的是孙子”的状况。同时，因为国有银行业绩的考核主要看账面价值，而不去具体分析贷款的质量，只要企业不倒闭，银行的帐面上资产数量就不会减少，从而导致银行对企业的“债务依赖性放款”。这种状况是当前银行明知企业亏损仍然继续贷款的主要原因，从而使民营经济贷款无门。
　　二是现行的银行有关政策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贷款。中央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增加对民营经济贷款”，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也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利率浮动措施。因为民营经济的历史短，资信度差，容易出现商业骗局，这就意味着银行向民营经济贷款的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提高对民营经济的授信利率(央行同意)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对信贷的需求就明显减少，同时，因银行的呆坏账较多，提高利率并不能有效予以补偿，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增加民营经济的融资。其次是授信规模限制。银行授信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银行授信的规模越小，其固定成本越大，自然获利就小，因此，银行希望每笔授信都能达到一定规模。一般来说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较大，民营经济的贷款规模较小，有关部门估算，国有银行向民营经济贷款的成本是向大企业贷款成本的5倍，因而银行一般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同时，银行的每笔贷款都有严格复杂的审批程序，而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希望抓住每一次市场机会，其申请贷款的随机性强、时间紧，因而影响民营经济向银行融资。
　　三是银行的授信歧视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贷款。银行的授信歧视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所有制歧视。民营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国有经济，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存在所有制“不兼容”问题，影响银行授信。另外，即使国有银行出于扶植和帮助目的给非国有经济主体放款，一旦贷款发生问题，有关负责人就无法逃脱干系，不是因为姓“资”和姓“社”的“政治问题”，而是可能被怀疑收取了对方的贿赂。而贷款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一般比较安全，即使贷款出现问题，也不存在那么多麻烦事。所以民营经济融资难。其二是客户评价标准歧视。国有银行的授信，一般是对较大企业，大企业的各项信用指标是民营经济无法相比的，这种状况客观上对民营经济形成了信用标准歧视，不仅影响银行的授信行为和心理，更影响民营经济的融资信心。
　　其二，民营经济现况不利于其融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民营经济内源融资层面。所谓内源融资，指企业不依赖于外部资金，而是在本单位内部筹集所需资金，主要是通过以前的利润留存进行资本纵向积累的一种融资方式。内源融资的资金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自身的积累和储蓄，二是暂时闲置的可用来周转的资金。我国的民营经济虽然在最近十几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因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产品、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其自有资金不足、自我积累有限仍是限制其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与世界其他国家民营经济内源融资占到50-60%形成鲜明对比。内源融资作为基础融资方式在中国民营经济的缺失，使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无法稳步地实现结构优化性扩张。
　　二是民营经济外源融资层面。所谓外源融资，主要指经济主体直接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外源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企业的直接外源融资主要指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在股权融资方面，中国民营经济通过买“壳”、借“壳”、股份制改造和发行股票等方式已经有所涉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民营经济的资金困难问题。但这种方式，解决的只是部分民营经济的资金问题，这部分民营经济一般是规模较大、技术或产品较成熟、经营管理较好、经济效益较佳、发展前景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只占民营经济总量的极小比重，中国绝大部分民营经济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融资。而从债券融资来看，我国当前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且在发行规模上有严格限制，很多大企业都很难通过此种方式融资，民营经济更没有可能。企业的间接外源融资主要指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关于民营经济的贷款难问题，除了上面分析的银行对民营经济“惜贷”外，民营经济缺乏合适的质押是另一重要原因。民营经济的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比较少，而银行贷款一般要求财产抵押，特别是要求固定资产抵押，这就使许多固定资产较少的民营经济贷款困难。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性差，竞争力弱。中国民营经济虽然在过去十几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自身的竞争力弱和成长性差一直是制约其融资的重要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竞争力脆弱。经济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一般是从注重产量的劳动力时代发展为注重成本的生产力时代，再到注重价值的竞争力时代。而对一个企业来讲，其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产品价格、数量、质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形象、研究开发水平、社会公共意识和持续发展经营能力等因素。中国民营经济在1978年后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当时迅速的规模扩张，即得益于卖方市场的运作特质。而当前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市场正从注重成本的时代迈向注重价值的时代，这就要求要有较强的竞争力。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公司形象、产品质量、社会公共意识和科研开发水准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银行授信活动，是一种预期收益性很强的经济行为，民营经济的这种状况，自然使银行授信望而却步。(2)处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生存难度大。中国民营经济所处产业水平较低，民营经济占优势地位和主体地位的行业主要是“夕阳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其生存的态势—-面临的竞争力比较强，包括与国有大型企业的竞争以及民营经济间的竞争，这种状况决定民营经济的生存难度较大，导致民营经济融资困难。(3)企业绩效低。中国民营经济的绩效低，主要是相对授信主体而言的，而不是单纯就民营经济的运作机制来说的。中国的民营经济绩效低，主要表现在资金利税率、权益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方面，有关部门调查表明，民营经济在这些方面远远落后于大型企业。这就使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不敢对民营经济放款。
　　其三，缺乏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一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设立为民营经济服务的专门机构。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型企业，对民营经济只是随机“救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由市场运作成本决定的，根本无法保证满足民营经济信贷需要，这不仅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顺利发展，而且使民营经济贷款难以避免出现“寻租”现象，从而扰乱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则。二是缺乏一批专门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与民营经济兴衰息息相关的非国有银行。我国民营经济20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其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5%，但我国一直没有发展起、也没有允许发展起一批与之相适应的、为其服务的、与其一起成长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发展起来至少有三点好处：(1)机制灵活，运作成本低，资金较少，能够与民营经济一起成长，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2)非国有银行一般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对当地的客户情况较为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3)非国有一方面使银行运作有效率，因为盈亏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所以每一笔交易都要精打细算，从而逐步规范运作机制和规则，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保证一切成本都体现在价格中，用不着担心“寻租”现象的产生。三是缺乏民间融资机构。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且十分不规范，因此，居民手中的货币只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增值，而民间投资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民间融资机构，可以有效地引导居民资金流向效益高的投资领域，从而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和运用，如果民间融资机构能够发展并逐步壮大，将有效地解决民营经济的资金问题。
　　另外，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国民营经济的评估中不仅缺乏，而且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2.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的对策解析
　　解决好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关系到中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和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状况。解决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加快改革国有银行的信贷机制，建立与民营经济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国有银行资金雄厚、机构众多，并且有着较好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基础，这是中小金融机构无法相比的。当前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改革银行的贷款审批程序和信息获取渠道，形成适合民营经济贷款要求的运作机制和政策方针，同时尝试着设立民营经济贷款的专门部门，专项负责解决民营经济的信贷问题；二是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国有银行的授信办法，要给分支机构一定的贷款权限，充分调动基层机构的积极性，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在完善第一责任人基础上，将责任分摊到各级负责人并逐步量化，充分调动信贷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可以尝试在管好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的同时，适当放开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类似“双轨价格”的利率体系，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利率自由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其二，建立健全民营经济信贷担保体系。民营经济没有合适的贷款担保，是其难以取得贷款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体系是解决民营经济贷款难的重要一环，具体可以从三方面考虑：(1)对于小额的贷款，可以以企业自身的资产和项目作抵押担保，并逐步尝试使民营经济自身形成相对完备的贷款制度；(2)为进一步保证民营经济的融资顺利进行，可尝试由政府牵头、企业为核心、金融机构为后盾联合成立担保机构，并设立担保基金，对民营经济融资进行担保；(3)对一些私营企业的贷款，可以尝试探索数户联保的方式，促成企业联合，一是可以企业之间互相作为担保者，二是可以设立企业联合担保基金，使企业融资有强大的后盾，使融资变得较为容易。
　　其三，发展和完善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广开融资渠道。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大致包括四种：发行企业债券、开辟二板市场、创业风险投资和柜台交易。这四种方式是以发达和运作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且问题很多，大企业尚难以发行企业债券，民营经济更难为之，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我们的资本市场，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从根本上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根本所在；中国二板市场尚未建立，如果按照现行的深沪两地上市标准额度的限制，民营经济只能“望股兴叹”，在这一点上，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要逐步培育一批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为民营经济的创业和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证券市场也要逐步开设二板市场，或者加大与香港的合作，可考虑在香港先开辟二板市场，为创业风险投资公司顺利推出奠定市场基础；与此同时，可尝试有管制的发展柜台交易，为民营经济的融资开辟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这也是我们逐步走向资本市场的一个必要的前期工作。
　　其四，推进民间金融机构建设。民间金融机构的最大优势是机制灵活，效率较高，其经营项目主要是面向民营经济，发展起民间金融机构，将从很大程度上缓解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培育和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可以尝试按地区、分行业成立商会等自律性组织，使民营经济实现自我管理，有组织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建议。各商会要建立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机构体系，帮助民营经济融资，辅导有关知识，协助金融机构进行有关的授信调查，同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商会基金”，使企业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互保联保”关系。个体私营经济可以建立行业公会，通过内部资金融通，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同时积极发展带有行会性质的、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地下融资组织，并承认其合法地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可尝试使其业务公开化。
在调整中前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策略 　　20多年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已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1.退出创造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从前面的分析知道，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是决定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的、决定的因素。目前情况下，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来自于政府的不到位经济管理。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要从根本上贯彻落实国家“抓大放小”的战略精神，因此，在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之时，还要脚踏实地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放 小”工作。
　　规范政府行为这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经济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因此，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既要重视资源的投入，更要不失时机地促进民营经济的结构转换，在结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
　　其一，调整相应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好的环境。从全国范围讲，应保持公有制的优势，而具体到地方和行业，尤其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必硬性规定公有、私有的比例，而应坚决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坚持有进有退，该退的积极地退出来，为民营经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制定有区别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融资政策，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其二，对民营经济实行产业引导，使之经营重点转到第一、二产业，改变其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一是要大力提高民营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比重，加快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二是围绕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调整，引导民营经济大力发展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技术型、外向型的加工工业和服务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源加工业；三是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传统商贸行业的积极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通过流通领域、专业市场的建设，提高第三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其三，推进民营经济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企业组织化程度。针对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状况，今后应通过培植优势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优化存量资产，对民营经济进行组织结构、资本结构的调整，使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社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对发展条件好的民营企业，要运用资本运营规律，推进资产经营，开展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对人财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要从实际出发，促进民营大户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民营大户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相结合；同时，要鼓励民营企业抓住国有中小企业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资产控股、技术入股、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兼并国有中小型企业，利用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资产，扩充自己的实力。
　　其四，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力度。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从事产业调整优先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搞好政策引导、政策扶持，保证其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发放贷款、物资采购、外贸出口等方面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不应当按所有制不同实行倾斜政策。对规模小、技术落后、投入产出小、产品市场小的新办企业，今后不予审批，对于一些需要发展而政府和国有企业财力不足的产业部门，应当打开大门，让民营企业进入经营。
　　其五，政府要防止私企成长过程的非正常“间断”。企业的壮大(或衰落)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以外加的方式去改变一家企业的自主决策，都有可能导致企业正常成长的破坏性中断，扼杀企业(或集团)的生命力。这里的“间断”一词，就是指由于外力的非规则干扰，使企业脱离正常的成长轨迹而急速的扩张或收缩。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强“敌”当前，而我们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却如此势单力薄，企业、政府都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极有可能犯“急性病”随意插手私企内部事务(或指示或建议或看法)，做出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来。高速发展是好事，能快就不要慢，但应力求避免出现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所出现的“拉郎配”、“小舢板焊接大轮船”。
　　总之，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想扮演正确的角色，作出应有的贡献，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为逐步消除政府行为障碍提供可靠的保证，从而有力地推动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2.股份合作制---放活中小企业可选择模式。
　　股份合作制，作为放活中小企业的一种制度形式，已经逐步赢得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实施“放小”战略，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可选择模式。在推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方面：
　　其一，要选准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实质是一种“合作制”，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民营化性质是主要的。而国家“放小”的战略，实质上是国家有选择地退出。因此，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只能是“竞争性、非垄断、非特种、效益一般或较好”的企业。之所以这样选择，其一，因为国家选择退出的行业，不能关及国计民生；其二，国家不能“一退了之”，必须既能够找到买主，又能够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其三，国家“放小”的实质是“卖小”，卖出的条件是既有买主，又有合理价格，并且是买主需要的商品，所以必须坚持“靓女先嫁”或“次靓女先嫁”，而不能采取“丑女先嫁”；其四，实行股份合作制，选准行业和企业，坚决把亏损或效益差的国有企业送、低价卖之等，突破‘国有资产流失’的观念障碍。
　　其二，要把握好四个关口。股份合作制要把握好四关：一是企业资产评估关。这一关要解决好两个问题：评估人员的构成和评估标准确定。评估人员可由政府评估机构(或派遣评估人员)、企业领导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以前者为主；评估标准应采取以企业市值为主，结合企业前景和预期收益为辅的标准进行。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杜绝“黑箱操作”和“寻租”问题；二是转让价格关。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应该以现有企业存量资产(包括存货、厂房、设备等)市值设股，股票价格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测算确定(资不抵债企业可暂时挂账处理，欠账不进入股权设置，等股票交易完毕再考虑资债平衡)，实行有规则的内部交易。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不抵债企业改制中断，又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寻租行为”和“黑箱操作”，还可以保证企业“放中有治”；三是班子选定关。领导班子选定可以采取“股权加政权”的形式进行，即采取组织推荐与公司股权配置相结合，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保证效率。但有一个原则，即对资不抵债严重亏损企业，班子一定要换，而企业状况良好的企业要原则保持班子稳定；四是股权设定关。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对状况良好企业，领导班子认股不得超出20%；对一般企业，领导班子应持大股或绝对股；对较差企业，应按比例配送股份或配送基础上的资源购买，但领导班子产生要以股权作为主要依据。
　　其三，要选择好变现方式。变现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的时间性问题，这直接决定着企业改制的规范性。根据我国的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对企业资产规模小、效益一般或规模大但效益好的企业，可采取一次性变现方式进行，因为一方面企业的职工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一次性买断可以避免“变相处理”之嫌；二是对资产数额大，效益一般或较差企业，可采取一次性买断，分期付款方式进行，但首次变现不得低于总资产的60%，且延期最多为两年。这样做既能有效地盘活存量资产，又能够保证政府退出之时对企业改制进行监督，有利于企业改制的顺利推进和长远发展。
　　其四，要用好变现资金。变现资金使用状况，是股份合作制推行好坏的直接体现之一。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变现资金，20%可以用于解决其它困难较大的国有企业问题，如用于发放职工的下岗补贴、特困补助和提供再就业帮助等；60%的资金可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20%的资金可用于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放小”，是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层面，股份合作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改制的可选模式。
　　3.发展民营经济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无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多少内在的不足和外部的阻力，非国有经济都将蓬勃发展，为了减少失误促进发展，需要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经过20年漫长的渐进改革，民营企业呈现出了特色环境下的特别存在状态，产权明晰被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这将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许多例子表明，中国现实的情形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有待于重新打量。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有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大型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据形势需要而定。
　　大量的现实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一个普遍的困境：如果民营企业不与无所不在的特权结盟，别说超速发展，即是一般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异变，并且由此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也许是中国民营企业壮大后无法选择的历史宿命。
　　虽然现在还不能得出某种结论，但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市场本性如果被逐权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营经济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被彻底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情况又是怎样呢！
　　　 企业并不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都厌恶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应该都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社会吗！
　　现实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必然的。在一个缺乏规制的市场，特权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容易感染。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投靠特权的动机。可以预见，民营企业投靠特权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之时。
　　所有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迷惑真正的市场精神。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破坏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不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被迫消亡，就会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特权的庇护之下。
　　　特权的制度环境，正在吞噬着曾经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解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规模化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想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无二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
区域结构为什么被扭曲
　　中国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这种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无疑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整区域结构，把握历史脉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关于区域差距拉大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发展理念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和理论学说，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纯理论的抽象分析，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分析，抽象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拥有极端畸形经济结构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作为从推翻三座大山中成长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大解放为理念的新政府和领导集体，绝对不忍看到在红旗和阳光下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西北、华北和华中优先发展新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建设的694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内陆地区。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详细阐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工业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实施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路。新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计划控制能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意”区域分布。从“一五”到1978年，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与落后地区倾斜，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资金大量外流，而边远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共建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也有效地调整了落后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如华中地区农、轻、重比例1965年为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期时，这一比例为44：22：34，该比例在西部由69：16：15变为40：23：37。这种投资倾斜加上以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分配差距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出现越来越平等的态势。但造成这种平衡态势出现的条件是特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国际环境压力导致的两次“大推进”与两次“小推进”是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武装强占台湾省，并纠集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措施，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的工业项目布局和厂址选择较多考虑国防和安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造船厂必须在海边外，大都摆在后方地区，造成第一次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大推进”。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日趋缓和，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洋跃进”，导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两次“小推进”。但到60年代中期，中央对国际局势再次估计严重，由此提出“三线建设”和“备战备荒”的战略思想，1965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做出火速集中力量，加强全国和各省区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据此精神，国家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都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来。由此造成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第二次“大推进”。到1978年，中国经济整体逐步形成均衡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的形成条件无疑是特殊的，是由政治需要决定的。其次，这种发展局面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三线建设要求“分散、靠山、隐蔽”，要进洞，人为地割断了生产的有机联系，从而在厂址选择上造成很大失误，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有的工厂由于进洞过深，成为长期隐患。这种状况导致工业布点严重脱离生产条件，“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等经济态势造成经济效益极为低下，据统计，仅1958—1960年三年大冒进和工业布局“遍地开花不结果”就减少国民收入约1500万元。同时，这种状况导致国家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正是认识到这种产业布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和政府对建国30年的生产力布局进行了深刻总结。通过对其它一些国家(如前苏联、日本、美国等)的区域发展的分析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总结，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发展才能够实现，要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分布状况，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对后来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80年代后，不平衡发展思想和政策取代了平衡发展思路，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区域差距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局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战略方针，是基于党中央对逐步趋于缓和的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的前提下提出的。当时主要有两方面战略举措：一是从“六五”以来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到“七五”时期，倾斜力度更大，而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过程中，由于经济运作方式的差别，直接导致区域之间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失衡；二是通过率先在沿海地区开辟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赋予这些地区在财政、税收、信贷、外资、外贸、金融、价格等方面较大自主权，并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进入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沿海和内地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事实上巨大的差距，整个经济运行在区域层面表现为较强的“双轨性”。这些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拉开了沿海内地的差距。不平衡发展战略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的不协调：其一是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配套不协调。中国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想达到“榜样示范”和“先进带后进”的效果，但这不仅需要区域相互开放和形成高效的“联动效应”的空间传递机制，更重要的要保证国家政策的公正性和在提高效率促进发展之时保证对公平目标的兼顾，这需要国家投资政策和区域补偿制度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中国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协调好；其二是区域产业结构没有形成协调分工发展。区域发展形成“先进带后进”的局面，必须形成区域之间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而这种转移机制的运作需要区域之间形成“梯度产业分工”，按照现代产业经济理论的概念，即形成“雁形分工结构”。即如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因为其领头雁在不断的变化：从领头雁位置退下的大雁，就自然的转移到后面，而后面的大雁则肩负起开道任务。产业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必须能够实现产业之间的这种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进态势。而中国由于实行“放权让利式”改革，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权之时，缺乏全国统一的、打破区域分割的政策和体制与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和市场分割就成为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发展局面，这不仅导致国家经济“放乱收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导致各地区“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产业结构性趋同。但由于政策差别，导致地方政府在职权运作上的差别，产业结构层次及其建构方式存在巨大差别，由此又进一步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为什么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同样没有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共进呢？其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政治因素。如果说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出于国际环境和生存安全问题的考虑，那么，“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1978年，国家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增长，就成为当时的难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导致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如何实现效率提高，政府并没有现成的方案，于是，出于风险和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说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不如说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生动的现实案例支持，从而使改革由社会认同促成上层的认同，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其二，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是“一次革命”，因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阻力和风险。正是出于对风险、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选择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样选择的动机与优先选择农村改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不仅工业基础扎实，而且观念也相对开放。先从沿海地区试点，再根据改革效果决定如何逐步向内地推进，以保证国家改革进程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改革进程从总体上呈现“外围—核心”态势，主要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中国的开放格局更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就决定改革本质上讲是无法摆脱“帕累托最优困境”。因此，稳定就成为改革推进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大幅波动和政治风波之后，稳定就成为政治左右经济改革的自然逻辑选择。但由于国家没有随着改革建立相应的补贴机制，这就使“帕累托最优困境”中的矛盾日益积累，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改革难点的主要根源。
　　由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际上是由于国家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很多，但成绩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建国5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责任心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极度珍惜。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采取如何应对策略与科学的战略，更好地解决问题，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
区域差距有多大
　　区域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困绕党和政府的经济难题，即是在经济发达的同一地区，也存在着差距。国民经济统计对东、中、西曾有明确的划分，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对中西部有不同的划分，因而这里的区域是指中国整体形态上的区域。
　　1.地区差距有多大？
　　中国地区差距主要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乃至扩大，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现象和问题。
　　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可以从GDP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三大指标的动态变化来看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沿革和现状。
　　1)GDP增长速度。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1978～2000年，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高出中部地区4个多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近6个百分点。2)经济总量。由于各地的起点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所以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总量越聚越大，占全国的总量越来越多。1978年到1994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58.5%，增加了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由31%降到27.4%，下降了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5%降到14.1%，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由40.9%扩大到53.2%，扩大了12.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由68.6%上升到75.8%，扩大了7.2个百分点。到了1999年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总量约14.7%,2000年以后，由于国家加大西部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加快。仅2001年西部地区投资4704亿，增长19.3%，比东部、中部地区分别高出6和3个百分点。3)人均GDP。1978年至199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由464元增加到6812元，增长了13.7倍；中部地区的人均GDP由310元增加到3664元，增长了10.8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由253元增加到2973元，增长了10.8倍。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2%上升到46.2%，差距扩大了1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45.4%上升到56.4%，差距扩大了11个百分点。从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看，1978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4元和211元，到1995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则分别提高到3148元和3839元，分别为原来绝对差距的20.4倍和18.2倍，差距拉大的趋势十分明显。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为30805元，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2475元，前者是后者的12.446倍。2001年上海市GDP 4950.84亿元，人均GDP约3.7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山东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38?3亿元，人均GDP约1.06万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04?5元。而西部的最低省份人均GDP不到45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500元。2.西部开发难在那里？对于东西部的差距问题，统计数字一目了然，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评价。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差距正在明显加大。另外西部开发的不利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运转不灵。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即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机制的充分作用，调节经济运行。但改革开放后，西部市场机制一直未能有效启动。从价格机制来看，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核心机能，通过它引导了市场。而价格机制只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才得以形成和表现。西部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农业、矿产、能源等基础产业，由于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矿产品、能源电力等价格要受到国家控制，其中某些产品价格前些年是由国家定价，所以在中西部的优势产业中，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而旧体制下对基础产品的定价过低，虽经过了调整，但价格偏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农产品价格为例，价格仍然背离价值，价格体系不合理。其生产经营者只能获取低收益，甚至难以实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农业、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并未能成为经济优势，相反影响到西部的整体效益，也影响了西部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从竞争机制来看。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但竞争机制作用的条件，一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企业要能通过竞争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三是尽量避免垄断和垄断价格。从这三个方面看，西部竞争机制形成的条件并未具备;其一，缺少有实力的竞争主体。在中西部占据绝对优势时国有企业由于改革滞后难以胜任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而西部国有经济外的其它经济形式发展不够，竞争实力不足，也不能担当起竞争主力，从而使得西部经济竞争力有限；其二，由于我国价格体系尚不合理，西部产业是处于劣势的基础产业，产品价格偏低，产业附加值也较低，产业发展与价值规律严重背离，无论资源开发性企业，还是农业生产者，即使通过竞争能争取到一定利益与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及根据他们提供的产品的供求状况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也相差甚远。因而使得这些优势产业竞争的原发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市场经济下以价格为手段的利益让步的竞争；其三，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垄断排斥竞争，只有在非垄断领域才能开展正常竞争。在中国，垄断并非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主要发生于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独家经营行为，这种垄断是一种国家对某些社会资源垄断。西部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格局，不可避免地比东部地区产生更多的国家垄断，这些垄断部门和企业难以通过资本转移产生竞争，因此使大量亏损或低效益的企业得以生存。其三，市场培育滞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各类市场必须具备，并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特性。健全的市场体系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但区域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就不一致，而市场的发育程度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西部经济落后，必然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健全。同时由于西部不少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较为封闭，市场发育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3.什么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发展经济学家们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其一是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代表。其二是非均衡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1957年，缪尔达尔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题的。1965年，威廉姆斯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新古典主义与缪尔达尔模型之间的冲突，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他认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最终消除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继威廉姆斯后，阿隆索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五种“钟型曲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以及区域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扩大，其后经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述差异趋于收敛。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曼、尤曼、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域模型，将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经济一体化时期。他们认为在第三阶段中，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主导大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经济向扩展效应倾斜。
　　1976年，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的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这在当时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有：
　　(1)梯度发展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梯度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通常表述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在中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在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理论上有两点突破。其一，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其二，它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以后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
　　梯度战略的提出曾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地方政府难以接受。梯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弥补均衡战略之不足，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优势提出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中，该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的计划性体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发展理论”实际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严重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资源的开发；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区域差距拉大陷入“马太效应”恶性循环中，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这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只追求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2)点轴发展理论点轴理论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它从经济增长与平衡间的倒“U”型相关律出发，认为国家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即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定若干联结主要城镇、工矿区并且附近具有较好的资源、农业条件的交通干线所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二是在各个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规定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吸引区。同时要确定中心城镇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三是较高级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以国家和地方较大的力量去集中开发；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放在较低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渐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轴和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将以往不作为中心城市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点轴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社会经济客体大都产生和集聚于一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点上，形成大小不同，职能相异的城镇，而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来进行的。而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集聚后，会向周围地区发射它的影响力，这就是扩散，扩散一般情况下是渐进的，而不是平推的，也不是大跨度跳跃的，且随着范围的扩大和距离的增加程度递减。但随着距离的延伸，都会形成较大较多中心点的主轴。对于大范围来说，最终导致从点——轴——面的全面扩散和空间推移，使各地的国土资源和空间获得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
　　点轴开发理论的内容包括：
　　首先，重点开发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使之逐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增长轴。
　　其次，在目前国家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中西部应积极选取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中西部经济。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且矿藏丰富，城市相对密集，发展潜力大。而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资源。西部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优势，从地区特色出发，迅速建立经济增长极，对于那些可以成为增长极的“点”，不妨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国、港澳台、东部的资本来投资，再现特区效应。
　　最后，对沿边地区实行全方位开放，使之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热点，开发开放边疆地带，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需要重点建设边疆经济特区，使其成为沿江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通过高层次的出口加工，使之成为边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首先，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弥补梯度推移的平面板块式的递进方式的不足，真正发挥主体优势，有利于转化区域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与区域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点”、“轴”两要素的结合，在空间结构上，出现由点而轴，由轴而面的格局，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格态势，对于信息的横向流动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有较大的优越性。此外，它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同时，且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
　　当北京中华世纪坛响起人类进入2000年的钟声时，西部大开发的钟声同时在兰州敲响，其时笔者的一部经济专著即将出版，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笔者提出：启动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中部。两年来，西部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论坛’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风光、气派！实际效果若何？最好去问问老百姓！当然啦，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是深圳的发展也用了那么多年！何况西部有十几个省，几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我们无意去评头论足，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事情，确实不容易。但总是在思考，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谁都想把事情作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出来？以便少走弯路。大量分散的投资会在整体上起到一时的拉动作用，但过高的成本和缺乏回报的投资会加重中央或地方的负担。虽然西部开发是战略，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的战略重点到底应该选择在中部还是西部？
经济整体转移与战略转移
　　1.经济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
　　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象中药治病，需要几味药一起煎熬，但‘君臣佐使’是很清楚的。建国前期，由于中国的落后状况，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实际的。关键是何时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企业要搞大，必须要多元化，关键是何时多元化、如何多 元化。中国有一句话叫‘恰倒好处’。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们赞成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要把‘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发展的非均衡即地区差距。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其自然、资源、历史、区位、人口等条件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其投资环境即投资的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有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投资差异，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内部的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但是，由于客观上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完备性，故在任何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各个地区内的供求不可能正好相等即不可能实现均衡，从而产生地区内部的非均衡。不同地区内部非均衡发展的累积结果，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表面上看，地区经济差距与均衡或非均衡的含义不相符，但是，两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非均衡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梯度发展，又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并想进一步说明的：阶梯发展理论和点启动理论。
　　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城乡经济一体，形成发达、稳定的‘星状’社会经济结构状态，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镇组合的‘星状’群落。但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呈梯形(或扇形)结构，即东中西的梯形(或扇形)布局。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而经济水平是东高西低。正如蹬梯需逐级上升，发展战略需逐梯转移。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中部，这不仅是当前开拓市场和启动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要冒天下大不韪，也不是和西部过不去，而是要按规律办事才能对整体有利，进而对西部更有利。
　　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一再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放缓，这对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西部地区经济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融资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使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2.历史性的变革—-区划大调整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已经在上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想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前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件事情是‘村变镇，县变市’，也有城市升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变化，升级转化的标志，这种小变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一点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分为50个州，州相当于中国的省，实际上比省小，但比市大。如果我们能在‘小变大’的同时，能够‘大变小’一点，即适当缩小省辖的范围，可能会更有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星状’结构的形成。
　　管理是一门科学，它要求管理的跨度和幅度要合理。在经济结构
　　调整的同时，要求宏观管理的行政区域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改变
　　省市结构的现状，进行区划大调整，实行州治—-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目前最好是将区划调整设置为50-55个州。
　　实行州治，(1)既可缩小管理跨度；(2)又使地方和中央的层次只有中间一层；(3)将现有富裕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转移消化；(4)实质上有利于迈开政体改革的步伐，从形式上转变人的观念。
　　这是一点思考、一点建议。但是我们坚信：实行州治—-将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3.区域发展需要更多的自主性
　　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加强其区域的自主性，这主要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考虑。众所周知，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但是一个大国，民族、地区差异很大，法是很难包罗万象的，法一旦有了弹性就为执法留了空间。农村‘费改税’改革的流产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美国有50个州，各州都有立法权，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立法自然是在大法的前提下。各州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州的法律法规，立法和司法不断加强和完善。在美国，每天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些议员在辩论，甚至是关于猫狗的事，但是一旦辩论表决通过，就会大家成为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事实上，一个法制国家，其立法和司法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随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遵纪守法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将会随之转为依法治理。
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1.用兵之道与‘守一’法则
　　1993年，国家经济开始紧缩，1996年被称为经济‘软着陆’年，中国经济一直走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如果能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掌握了升级变化的规律，经济走势决将不同于是今天。我们不是‘抱怨’些什么，也不是‘事后诸葛’。中国这么大，事情又那么复杂， 一个企业、一个小家还那么难当，何况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难，中国正处在系统转换升级，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事事都难。但共同的愿望都是：尽快启动经济。
　　启动经济，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天天都有好消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这句话，几十年都是一样，好象没有不好的时候。没有好转不正常，政府的力度够大的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生计困难，这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大了。
　　许多事物，除了具体的形态存在差别之外，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发展经济，搞建设，搞市场经济，好象打仗一样，难怪人们总是说：‘商场如战场’。既然商场如战场，那么在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不是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吗！当年国共大决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实力可谓悬殊，然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把‘守一’和用兵紧紧的结合起来，以超人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从战略上，首先集中兵力，在东北打歼灭战，接二连三，就胜利了。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从‘点’做起，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点，由点到面，以点带面。东北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关键是东北的解放，百万大军出关，形成了横扫千军之势。这里有三点，一是选准点；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各地的配合。但关键是战略选择。最终形成‘潮’，造成‘势’，正所谓‘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2.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如何启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首先在沿海搞特区。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部和环海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深圳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只注意到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其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真正战略内涵。特区的设立，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刚开始，‘淘金’者只是少数，随着‘点’的积聚，‘潮’的涌动，‘势’的形成，深圳成了世人瞩目的地方，投资的热点，据说当时积聚在深圳进而在广东的资金有2400多个亿。深圳对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点，通过资本积聚促进自身和广东经济，进而引发环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正是通过这个点逐步活跃起来的。这才是‘深圳奇迹’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真正内涵。
　　3.逐梯而上、由点到面
　　---启动经济的进一步辨证思考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虽有好转是政策的作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
　　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亏损面大；经济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消费不旺；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因此加大基础设施也好，抓大放小也好，看似‘点’，实则是‘线’与‘面’，均未产生‘集中’积聚的效应，况且由于制约，这些措施的力度又会被抵减，因而不能形成‘潮’，造成‘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总是‘启而不动’的原因。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中部的什么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中国金融发展的三个谜
　　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
　　按照一般的理论推论，为获取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便成为便利地攫取这笔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政府控制金融的这种积极主动性和能力是随着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断弱化的，这种弱化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控制由积极主动转为被动，也就是政府对金融由控制向调控的转变，按照上述分析逻辑的延伸，这一个转变点应该由货币化程度决定，即这个点应该是货币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换点。关于中国货币化程度引起的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变点，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易纲认为：货币化进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在1985—1989年间，货币化水平放慢，但随着新一轮改革启动，货币化和金融发展进程自1992年后又获得新的推动力；谢平认为，1992年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的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张杰通过对政府金融控制成本---收益变化的量化分析，认为从1992年开始，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已超过控制收益，同时认为政府金融控制从主动转为被动的临界点在1988年。按照他们的分析，中国货币化程度在80年代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应该是变为被动和逐步走向弱化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该有实质性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用货币化率即M2/GNP来衡量)应该是停滞不前或小幅上升。但有关的数据却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1993—1999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103%持续上升到144.13%，这一货币化水平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相比明显偏高，例如，1992年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6%，韩国为44%等，而且也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相左。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当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货币化进程便告结束，M2/GNP会在某个区间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在1—1.2之间。无疑，中国的情况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谜，解开这个谜，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这个谜的解开，要求助于对中国金融组织的扩展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金融组织扩展进程中国有金融与其它地位变化的分析，即政府对整个金融控制程度变化的分析。
　　2.中国金融的两个新谜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货币化程度提高，表现为货币化程度(M2/GNP的比率)的上升，经济发展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上升而不断获得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将会停止，但上面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货币化存在持续升高的现象，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
　　关于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所谓金融相关比率，就是全部金融工具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国民财富)之比。一般实物资产价值用GNP替代，其表达式为FIR=(M2+L+S)/GNP。这个表达式比麦金农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指标多了两个非货币性金融变量L(全部银行贷款)和S(有价证券)，显然更能够反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其它金融工具出现后的实际。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第89、98页数据整理。转引自《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第4-5页。
　　从上表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高速的货币化情况下呈现出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化支持的高速增长，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按照这种关系发展，随着中国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应该表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令人迷惑的是，1996年后在国债和金融证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持续提高，同期经济增长却在逐步回落并最终陷于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很难发现M2/GNP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类似1992年前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仅用政府对金融控制没有弱化，显然难以完全解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谜---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
　　中国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FIR从1978年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到1999年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如1999年我国达300.6%，而美国1992年为326%，日本为392%，德国为294%，韩国为234%，巴西为175%，印度为114%。这说明，我国FIR水平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却接近或高于经济发展类似国家。应该说，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发展无疑也是显著的。我国的金融工具总量增长也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又是超出金融发展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又一个谜—金融相关比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谜，即货币化持续升高、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和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解开这些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中国金融发展的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之谜，源于政府对金融控制的稳固性，而后两个谜，都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是显著的，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持续快速地提高，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起到扭转作用呢？
　　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的符号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这一问题必然表现为金融效率的降低。一般来说，金融的效率由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的流动性共同决定，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量性发展必然能够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规模，即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量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GNP的同比例增加。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工具与货币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金融发展是显著的，但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如何计算呢？我们认为，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市场可交易性，也就是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取决于能否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等价交易。我们看一下中国金融工具的流动性。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工具的增长(金融相关比率的上升)主要是靠M2与L的不断增加来支撑，也就是说，中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企业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这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这无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相符：到1999年仅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不良资产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国家为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对口剥离，这巨额的不良资产无疑会吞噬掉大量的货币，从而使现实中流通的货币减少，大大削弱货币的流动性；同时，上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增长十分迅速，远远快于M2的增长。十分明显，S(股票和债券)在整个金融工具中所占比重非常小，1999年仅为43.8%，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在中国金融量性发展是比较迅速的，但存在结构性问题，而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有近80%的国有股票无法上市流通，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从而使金融效率大大降低。
　　其次，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来看，中国货币总量增加是显著的，但货币的不同层次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货币层次的流动性也存在差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表现为货币化和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能却被金融效率的不断下降所抵消，大量货币“迷失”了，成为“超额的货币”，而大量金融工具成为呆滞的、悬浮于实质经济之上的面纱，对实质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出现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向个人的倾斜，但由于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和满意的收益率，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时由于没有太多的余地，银行储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活期)增长很快，并占到M2的一半以上，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化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二元结构状态下，这种增加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在政府与金融、政府与企业和金融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量储蓄增长被用于支持低效的国有经济发展，形成广义货币M2和信贷资金L支撑起持续走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为巨额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货币流动性降低，金融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由于缺乏市场理性，发展股市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压力下逼出的，是企业融资手段的替代性发展。中国股市不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股市，而是为摆脱国有企业困境发展的股市，在产权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股市成为“圈钱”的主要场所，股市活跃与政府托市、大户坐庄小股民跟风密切相关。从而导致金融工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脱节的局面。
　　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当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即量的增长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反驳。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局面，深层根源仍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攫取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所做的汲资手段创设，市场因素是比较弱的，与金融组织的扩张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金融发展必然表现为单纯的量性增长，由于这种量性增长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扩张，这就意味着增长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因此，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效率的降低。
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关于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的衡量，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来表示。从统计上说，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取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净额占发行总额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工具总值除以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发行的债务与股权证券的市场价值之商。为测定扩展的金融组织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机构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为国有 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等。这些指标通过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以此来衡量中国扩展的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状况与政府对金融控制变化状况。
　　上述分析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种形式的扩展，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从金融制度体系变化看，到1988年为止，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导致随之而来的金融秩序混乱和整顿，1993年后金融迅速发展，不仅国有金融迅速发展，非国有金融也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资产迅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体制，1998年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转为政府调控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治理整顿后，金融秩序归于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接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国家历次宏观调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运用的调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结合作用最显著的一次。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在这种下，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标志着中国金融调控方式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但上述表格中数据却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外部形态显示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国金融与经济畸形的二元结构非对称状态，即占有9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金融支持着仅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小部分的大量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占有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却只有依靠占有不到10%金融资产的非国有金融的支持。十分明显，政府正是通过控制金融，获取收益支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的，是金融作为潜在的力量在维持着政府进行改革，正是这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方式，导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市场化的解决，也就无法割断企业对银行、银行对政府的“双倒逼机制”，从而导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形成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之谜。但这种运行格局是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扭曲为代价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没有理顺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的情况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导致低效率的超常规量性增长，这种增长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的降低，反过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结果造成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量性扩张支持”与“结构性制约”并存的特殊状态。这种状况是今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低效，经济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
宏观调控要干什么？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例如，把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把宏观调控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把宏观调控扩大到产业政策，把宏观调控具体目标长期化，以及表现在实践上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不协调等等。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1.什么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对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干预。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形成给予支持、扶植，乃至进行创建；二是对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维护、巩固和推进。国家的这种经济职能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要求这种职能出现才产生国家的。这种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固有的经济职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同样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干预的对象---生产关系以及运行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至于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资本创造者的一个例证，就是国家采取“圈地”等暴力手段，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基本前提。但是，应该注意到，国家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是就其作用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至于国家本身，如当时的英国，出现“圈地运动”，则是出于一种实际动机，即土地上繁殖绵羊比种植谷物更为有利，而这又是由于毛织品市场的扩大、纺织技术的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变动的因素所促成的。归根结底，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国家只是顺应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推进的作用。就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同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建起来的，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形成的。
　　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遵循某种理论原则、道德规范，按照事先的某种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创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在这里，国家的作用具有决定意义。但是，这不是说国家可以任意作为而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诚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甚至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制地催生出一个经济早产儿，但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遭到惩罚，并最终会迫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就经济运行方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倡导和创建的，而且在转轨时期，计划体制也还发生着较大的作用。于是，也有人由此断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创建经济运行体制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的、反映国家本质的国家的一般经济职能，并不是中国的特色。转轨阶段处于变动中的不成熟形态，不是固定的模式。
　　2.微观规制：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
　　现代经济学的主题之一，是论述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或规制。微观经济，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及其经济行为。所以，微观规制就是国家对单个行业、部门的干预。
　　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同样不是市场经济形成后才产生的国家经济职能。不论是东方还是欧洲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某些产品实行过直接的控制。有些国家对个别产品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延续到当代。在东方，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就曾采取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某些产品的控制，其典型形式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专卖制度，包括完全垄断和只对产、运、销某些环节垄断的专卖方式。国家垄断的产品，一般都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中的人们的必需品，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盐、铁等。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样存在各种专卖制度。葡萄牙的胡椒、西班牙的银、法国的盐、瑞典的铜，等等，都是欧洲国家实行垄断的对象。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对行业的干预和市场经济下的微观规制，虽然都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是，就形成的原因和实际目的来看，则是不相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干预，主要目的是增辟税源。在市场经济下，产品都转化为商品，国家向一切商品征税，无需对其直接控制或加以垄断，税收形式也由实物税、直接税转变为货币税、间接税。同时，税收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限于消费，也用于对某些产业、行业的扶持。这是因为，在市场中紧密联系的众多产业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有的行业却无人问津，如具有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非价值性等特点的物品和特定领域，市场机制就难于有效地发挥作用，促其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由国家对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其目的是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使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得到必要的发展。当然，由于微观规制范围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微观规制的方式乃至程度也不是同一的。
　　3.宏观调控：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经济学上的“宏观”，是指国民经济中的总量，主要是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这些总量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与上述两种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同，宏观调控这一经济职能并不是与国家共生的，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中，单个经济之间缺乏联系，没能形成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社会总体经济，因而不存在宏观调控的必要。宏观调控作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生产高度发展、存在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为前提的，是以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全部生产都已社会化，全部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也已社会化；社会生产总体的产品构成社会总供给，这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构成社会总需求。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固有矛盾的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又往往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由此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才需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使两者趋向均衡。显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衡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特有的经济职能。
　　宏观调控的对象范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总量的调节，有可能对不同行业、部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某些行业或部门，并不是要支持或抑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保证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至于这些资源如何按社会的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则是由市场来调节。宏观调控并不是代替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只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必要的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并未将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例如，为宏观调控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在凯恩斯之前，占居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经济学，是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当然并不是指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干预，并不是指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维护，即上述第一类国家一般经济职能，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对个别行业的干预，例如他们就曾主张国家应兴办公益事业等。事实上，在自由竞争制度确立后，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己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时，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其理论表现形式就是坚信供给创造需求、从而总供给衡等于总需求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否定了宏观调控的必要。凯恩斯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竞争，他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只在于国家是否应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把自己首次提出的宏观调控直接称之为国家干预，正是标志出他与传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的混同，并未对西方国家产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迷误的话，那末，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不能把加强宏观调控一般地理解为加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关注和加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而除宏观调控之外的其他国家干预，则应有区别、有限制地加以采用。这类国家干预的措施，其性质属于维护新的关系和体制的应予加强，维护过时的关系和体制的则应取消，即使在当前尚需保留，待条件成熟后也应取消。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除宏观调控以外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作用会逐渐缩小。所以，与宏观调控不同，不能一般地、笼统地强调加强国家干预。其次，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历史上又没有存在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往往热衷于、也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如果混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把加强宏观调控置换为加强国家干预，那末，轻车熟路，就极有可能导向计划体制的复归。因为，计划经济正是国家干预得到强化的标本模式。可见，在中国，明确宏观调控的含义，把宏观调控和其他国家干预严格区别开来，是极为重要的。
宏观调控的“三元悖论”
　　中国存在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这四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元结构系统是如何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把中国经济导入困境的呢？我们应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予以解析。
　　经济要解决什么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无非要解决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最优地解决三大问题，必须在社会资源稀缺约束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为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才有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
　　微观经济侧重于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是说，微观经济更为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强调按照经济自身的逻辑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宏观经济侧重于让政府来协调解决这三个问题，让政府根据社会现实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产后如何分配，与市场逻辑力量相比，政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在把握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对经济的主动调节，强调在约束条件下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也是自由学派与干预学派争论的核心根源。
　　19世纪之前，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基本按照“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运作，即靠市场来解决三大经济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消失，而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看不见的手”规律的无情反驳，政府在解决三个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以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从此，市场自由力运作与政府干预两种方式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成为随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演化的核心问题。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哪一种方式是最优的，也没有把两种方式截然分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所指出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三大问题的最优解决，不仅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争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各国经济所以表现形态各异的根本所在，其实质也就是如何使微观经济健康高效运行，从而达到宏观经济整体最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一体的。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一般是微观经济运作出了差错的反映。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态势是基础与上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的态势是由整个微观经济主体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状况决定的。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现状来看，微观经济层面肯定出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与四重二元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二元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我们知道，现实的现代微观经济也就是以市场方式为主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因此，根据配置的资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一般来说，微观经济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构成，这三个市场构成完整的微观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三个市场的高效运作，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看一下四重二元市场与这三种市场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困境的。
　　(1)先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根本原因是新中国诞生初期国家城市规模控制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格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影响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人为的分割局面，形成了双重市场，因而形成双重的劳动力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内在的要求，因此，向高价格市场流动也就成为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要求。但政府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把巨大的劳动力限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让其按照政府意图从事生产，并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再一次加剧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高价格的支撑，这种高价格通过福利制度和工资表现出来，最终拉大城乡差距，形成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危害是巨大的，其一，它使劳动力存在歧视价格，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影响到劳动力资源效能的有效发挥；其二，这种结构状态实际上使整个经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表现出来，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状态会迅速显性化；其三，这种结构使处于垄断供给状态下的城市劳动力逐步形成一种“利益结构的贵族化”，这种贵族化结构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从而导致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状态；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反市场状态，这种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政府管制职能与控制力的弱化，劳动力从低价格市场向高价格市场流动、隐性失业显性化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民工潮、高失业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就成为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态。加上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产品结构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火上浇油”，加剧了失业绝对量扩大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态势，形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困境。
　　(2)再看资金市场。中国金融制度是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构建，主要是为了发挥“强迫储蓄”职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支持“政府点菜、银行掏钱”的国有经济融资发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营金融作为分散国有银行吸收储蓄的竞争对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后也是十分谨慎发展的。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共同运作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为国有金融资金供求市场与民营金融资金供求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价格(成本)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作为民营金融，其控制的整个社会资金不足10%，而国有金融控制的社会资金则达到90%以上。国有金融虽然在逐步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政府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资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视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绝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有金融资金使用的计划性还很强，因此资金使用成本被人为的压低，加之占有全社会资金90%以上，所以，资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较低。而民营金融则是自负盈亏，其运作是按照市场规则出于盈利目的使用资金，同时，以全社会10%的资金拥有量，远远不够改革后逐步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做出70%贡献的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所以，资金使用成本较高。这样，国家以产权制度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了资金市场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价格差异，对银行来讲，即存在着巨大的利差。
　　银行是“依靠借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的特殊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金使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润。因此，在两个市场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资金使用者把资金由低利润市场转移到高利润市场就成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由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供求形成的资金市场，所以，国有金融资金使用市场在统一价格下运作，不存在资金使用转移的可选择途径。而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国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国有金融不仅客观上使用资金具有了可选择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主观上具有了这种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限制后，国有金融使用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资金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市场作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严重妨碍了有效的资金需求，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逐步弱化，引起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核心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以期启动经济的发展就无法达到“资金预期流向”目标，反而导致资金在金融市场与银行之间的“体内循环”。
　　所谓体内循环，就是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资金量的扩大，能够使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银行的贷放积极性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企业的普遍资质较差，加之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热点和改革导致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形成在扩张性宏观政策下“银行惜贷”与企业“慎贷”并存的反市场现象。因为银行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资金违规投向资本市场或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牟取利差，从而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转动，与实际经济脱钩的现象，这就是“体内循环”。“体内循环”直接导致扩张性政策失效或低效。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资金困境—扩张性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相反却导致一方面因资金使用不规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在逐步积累通货膨胀压力。
　　(3)再看商品市场。商品市场是由商品需求主体即消费者和商品供给主体即企业的交易活动共同组成的。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取决于供求主体的供求均衡点，也就是说取决于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和企业的有效供给平衡点。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市居民构成，商品供给者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市场均衡要取决于这四者的相互作用力的平衡。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一，商品需求状况。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镇居民组成，由于收入差别，他们的有效需求即有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短缺经济”状态，城乡消费者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凭票购买商品，而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整个国民收入结构由“集财于国”向“分财于民”转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相应的购买能力随之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生产的发展。当然，这种购买能力还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购买，是一种层级较低的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出现，但这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支撑。中国农民收入在1979—1984年得到大幅度提高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相对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深层原因。因此，面对更高层次、更高价位、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农民的购买能力相对却在降低，如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所谓的“四大件”在农村的普及率还十分低就是一个证明。而对于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吃穿用之时，面对着住(住房)和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住行都是巨额消费，是较高价位的商品。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推进，减员增效、机制重构和资产重组成为经济转型的常态，一方面能够经营的企业大量工人下岗，另一方面经营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加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建设滞后，直接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医疗保险和住房体制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很多工人前几年因改革开放收入增加产生的储蓄，现在成了“活命钱”，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在当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导致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很弱。
　　其二，商品供给状况。商品供给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决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1984年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开始，由于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与银行不分直接导致的银行与企业不分的“三位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打破，因此，虽然以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使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对这种扩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改革形成有效的机制约束。因此，这种扩大的权力在政府对国有经济控制力随着改革不断弱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企业“倒逼”银行的能力，即银行对企业形成了一种“债务性依赖关系”。这样，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就形成两个反市场规律的“倒逼机制”，即作为扩大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因资金问题经营出现困难时倒逼银行继续放贷，而银行因为支持国有经济发展，所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倒逼政府(中央银行是其资金管理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国有企业盲目扩张→政府指示银行对企业放款支持→银行资金出现突破计划或周转困难→要求作为政府资金管理代表的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计划或以准备金予以支持→中央银行要求中央政府增发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盲目扩张。之所以成为怪圈，就在于债务人不仅可以欠债不还，而且还可以以此为理由重借新债，这种怪圈的形成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没有打破，因此，企业的投资扩张冲动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就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不仅使投资剧增，而且导致大量资金的无效配置，从而推动这一怪圈的加速运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显化，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1988-1992年之间形成的“投资膨胀、抢购风和通货膨胀”，这一怪圈运作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这种怪圈的影响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国家大量资金的无效或低效配置，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性建设增加。在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存在地区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而全、小而全”的整体企业生产状况，从而导致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这种产业结构趋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逐步被消除，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很多企业在市场中逐步被淘汰，面临着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拨改贷”和银行商业化改造与企业机制改革力度加大，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逐步分离，直接导致银行与企业的逐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父亲”变为“法官”，银行由“难兄难弟”变为市场交易伙伴，成为利益交换关系，企业的约束既有政府的硬约束，也有市场的硬约束，但这时市场上商品供给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已经基本饱和，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在双重硬约束之下已经难以有效满足，由此，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企业供给原有的产品结构已经无利可图，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所需资金已经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其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现出来：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即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和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一旦这种受压制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其增长的力量也就趋于消失；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1998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零增长和融资难现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私营经济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扩张。但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面临着融资难问题，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主要根源就在于此。时至今日，私营经济仍步履维艰。
　　从商品供求市场来看，一方面存在大量需求潜力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的供给过剩无法消化，从而形成反市场的“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独特商品市场困境。也就是说，整个经济陷入消费层面“买不起”和“买不着”并存，供给层面“卖不出”与“无力供应”并存的困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市场态势。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二元结构和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在中国整体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结构体系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济困境。用西方经济学引入劳动力市场扩展的IS—LM模型解释，中国的微观经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刚性，这种刚性是由一系列刚性—工资刚性、就业刚性、资金价格刚性、商品成本刚性--构成，而这一系列刚性的形成，则是由于政府一系列政策与制度长期交织运作积累而成的。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上面微观经济运行的三个市场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困境。而中国区域经济，主要是存在以产业结构差异为核心的二元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的差距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别，当然，这种差距是由于政策和国家整体改革战略部署造成的。
　　(4)最后看区域结构。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整体是由各个区域经济共同构成的，区域经济的综合水平与发展趋势，基本上代表着国家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同理，微观经济市场状况也同样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被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所替代，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是差别政策实施导致的产业结构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率先获益，并利用市场优势不断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内地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金)。原有的依赖行政性的中央财政和国家计划金融体系进行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利用区域优势互补、均衡发展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人为的利益均衡被新的市场竞争所替代，形成了区域间不同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在受到市场力影响的强大作用下拉开，并在特定的经济结构、资源状况和战略导向下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经济区域。虽然按照市场扩张与平均利润率趋向，达到区域间成本、利润率趋同，从而消除区域结构差异的经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但这是需要通过统一市场的扩展这一较长过程渐次推进完成的。所以，全国经济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这一结构状况作为更为宏观的层面，与微观市场的结构状况交织在一起，又形成新的微观二元结构市场运作状态，正是这种特殊的状态，从更为宏观和整体层面制约和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
　　其一，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区域二元结构，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的价格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高素质人才从中西部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流向东部，形成中西部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与东部高素质劳动力饱和或过剩状态并存的状态，形成整个劳动力市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困难，滞留于中西部，导致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十分困难，形成低素质劳动力→低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停留于低层次→低素质劳动力的恶性循环。在区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彻底的“马太效应”。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素质提高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其二，区域间的资金市场。由于区域结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在不同的区域盈利水平的差异，中西部地区资金存在着向东部区域流动的内在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区域市场壁垒逐步被打破，一旦放松货币供给，资金出现变流是十分正常的情况，尤其是在我国实行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时，变流资金出于牟利将会大量变流。事实上，近几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与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产生严重的冲突，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银行体系信贷资金“双存差”问题，使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受到很大制约。这一问题的实质反映的是整体经济市场化推进与金融市场化发展不足的矛盾。按照通常的做法，对差别经济主体应采取差别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采取再贴现政策或差别利率政策，前者因为中国票据市场和信用制度的不发达无法使用，后者因为金融控制的乏力无法实行。在当前这种区域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取消信贷配额、采取利率调整刺激信贷，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会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的非体内正常流动，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非合意”变流。在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后，中国实施了以利率操作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非但没有形成应有的刺激效果，反倒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资金变流。其变流传导过程如下：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高
　　投资热点多
　　中政发达地区资金市场化使用资金增多投资增加区域差
　　央策变流其它获利方式距加大
　　银操套利
　　行作落后地区资金计划使用资金增多投资没有增
　　投资热点少加或减少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低
　　从上面的流程图可以看出，这种二元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改变这种趋同于结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其三，区域间的商品市场。由于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产业结构差距结合，就构成中国商品市场独特的商品供给需求结构困境。一方面大量西部居民买不起东部企业供给相对过剩的产品，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状态，由此也制约着东部地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也影响着东部劳动力的收入，从而使东部居民的消费升级无法实现，从而进一步导致东部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部企业由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所以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倒闭、破产、产品滞压，由此导致西部居民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西部经济增长乏力；第三方面，由上述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乏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政府政策和固有体制长期运做积累形成的四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或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其发展必将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挑战。只有调整结构，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困境，才能够使中国经济以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良好的整体素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调整结构以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看似有效的短期扶植政策或以限制一个层面的发展来支持另一层面发展，最终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发展。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干预经济是让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之时，既要重视短期结果，更要重视长期效应，既要重视部分发展，更要注重整体进步！
货币政策为什么非合意运作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
　　从上面的分析看，金融的量性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为量性推动的同时，却出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虽然从总量上看金融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传统的金融格局并没有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使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相互制约的低效率状态，这种低效率状态的深层原因，在于银行对居民储蓄硬负债和对国有企业贷款软约束的金融格局，使大量的金融增长效能被国有经济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所抵消。它不仅造成金融资产大量无效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 滞后状态，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打折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结构性不对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体制内(公有)与体制外(非公有)分别进行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新经济组织的创造，目标是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增长来促进体制内的存量资产的优化。自1978年以来，这种改革就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4%，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基本上形成非国有经济产出赶超国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150.89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021.55万人，私营企业产值和营业收入从1989年的97.4亿元和33.8亿元上升到1999年的7686.01亿元和7149.38亿元。个体工商业1981年创产值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到1999年分别为7063亿元和2.13万亿元，分别增长了4708倍和1081倍。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1%，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和非公有工业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目前为止，进一步的演化是，国有经济整体负债率高达90%，而非国有经济(1992年以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这几年在GDP的年新增额中，大约70%由非国有经济提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金融领域分为计划性的国有正统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新兴非主流金融体系。而上表数据表明，时至今日，计划性的国有金融体系仍支配着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给，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国有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立足于大城市，服务于大企业，其信贷资金投向具有极强的计划倾向。而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占有工业总产值70%的非国有企业则以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为主，处于传统体制之外，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特征，与正统金融体制之间存在严重的体制和结构二元不对称。社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有”和“计划”特征，资金需求方面具有明显的“非国有”和“市场”特征，由此导致信贷资金分布与产值构成分布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对称。占有金融资产80%的国有银行定位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服务，仅占有金融资产20%的其它银行为中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服务，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活动中受到实质性的所有制限制。
　　这种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在同一货币政策手段操作下，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异变--金融资源被“非合意”地配置到无效率的实质经济部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大部分“合意”的实质经济部分--非国有和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资源支持。无疑，这种情况导致1996年以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操作逼出的大部分货币，无法对实质经济产生应有的作用。其作用原理如下图所示：
　　(70%)
　　中政国有金融70%国有企业低效使低
　　央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非合意传导用资金增
　　银措(100%)非国有金融30%长
　　行施(30%)非国有企业资金紧张
　　(2)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状况，导致货币政策效能弱化。这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导致在实际的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计划性的国有正统金融体系不仅很少对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反而通过广泛设立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基层吸纳储蓄，抽走资金，注入国有计划体系，其结果，一方面从动态中壮大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巩固和强化了资金融通的计划性，同时也进一步掩盖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导致需要早日解决的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和解决；另一方面，抑制了非国有市场体系中的融资活动，使非国有市场体系在动态中逐渐被国有计划体系所挤压、削弱和控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主要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所致，而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支持不足，从上面的表格显示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1989年到1997年下降了近一半，而1998年全国贷款余额增长了15.5%，乡镇企业贷款却下降了11.3%，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1995年为25.15，到1998年则下降到18.3%。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投资下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其他非国有经济的状况大致如此。
　　这种结构性状况，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形态，其本身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隐藏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体制这个“初始禀赋”，结构作为体制的“物化”，其发展演进轨迹是既定体制决定的。这种结构性状况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货币政策的显示低效是逻辑之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理顺传导机制是关键，而理顺传导机制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的结构性协调深化。
　　(3)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中央银行调控的货币泄漏。上面的情况还表明，金融的非均衡性导源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相对国有经济而言，政府银行信用始终以低利率和信贷资金供给制刚性支撑。1998年底，全社会存款总额110420.5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存款余额为60368.06亿元，占总额的56.67%，1998年全社会贷款总额为86524.1亿元，四大国有银行为61422亿元，占总额的71%，这与非国有经济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扩大而日益提高的融资要求极不适应。2000年以来，非政府银行信用无论从机构设置、工具更新、渠道增加等等方面的崛起，可以说，都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的。
　　两种信用形成两股资金环流。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是以低的官方利率为国有经济(企业)用信贷规模供给资金，属于传统的“权力规则”；非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则是以高于官方利率的“市场利率”为非国有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用市场交易原则借贷资金，属于一定意义上的市场规则。两股资金环流分别以不同的利率和规则运行。据估算，“八五”期间两种利差在50--100%之间波动。值得强调的是，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行，使得官方利率主导下的资金环流日益通过各种“创新”渠道，绕过各种限制而泄漏到高息“市场利率”诱导下的资金环流中，尤其是在近两年中央银行一再调低利率，政府银行存款增幅较高，更进一步造成这种资金变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泄漏。
　　显然，这种泄漏现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变流，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中央银行放松贷款限制时，政府银行信贷资金渗漏到寻租和投机的社会游资中，往往造成政府信贷资金增加，企业资金依然紧张，而社会游资又到处冲击，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二，中央银行紧缩信贷时，一是可能“市场利率”不变渗漏反流填补国有银行由于紧缩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对央行紧缩政策效应产生冲击；二是可能“市场利率”随着高涨，渗漏现象依然不变，企业则形成“一紧就死”的现象。然而，也应该承认，渗漏到政府信贷计划“照顾”不到的非政府信用领域，一些非国有经济企业流动资金短期需求得到了支持，对于增加整个社会有效供给，缓解通胀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对于非政府银行信用这种“非规范性”扩张作出分类治理，同时也必须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开辟正常的融资渠道。
　　上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的需求导致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这种二元结构状态与经济结构形成复杂的不对称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的二元结构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复杂的不对称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直接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低效或失效，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层面与实质层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中国的金融运作机制，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用”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老牛拉破车”状态。改革的迫切性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支撑效用”转变为“发展效用”，解开政府信贷资金在国有经济中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是无效产出的症结，改变金融的二元结构运作格局，推进金融深化。
最严格的控制和最大的漏洞
　　经济出现‘拐点’，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今后几年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预言危机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
　　尽管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但是，当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因素总是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缺乏自主精神和艰难中生活着；社会的各种矛盾总是在被动的调整策略下得到缓解；我们就对当前的经济走势深感忧虑。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在未来5-10年内有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诱发危机的条件和导火索。我们认为在3-5年内，就有这种可能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危机会怎么表现？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1.巨大的漏洞如何填补？
　　在第二章，我们曾经讨论过。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多年改革的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运行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关键在于内在的维持机制。
　　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的逻辑。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企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企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
　　中国的金融运做是‘双低一高’的国家，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取得了巨大收益。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减轻了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
　　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企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的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时至今日，中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
　　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目前已通过组建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939亿元，其中包括三部分，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这一块并非不良资产)，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银行的不良贷款，远不止这些，2001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承认，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3.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几乎相当于国民储蓄的50%。尽管中央银行一再报道，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大大下降，最好是不要自己欺人，这样不利于当权者的正确决策。这些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英国70年代的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危机，美国80年代的储贷机构危机，日本90年代开始的金融机构危机，都是因为大量不良资产导致局部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例子。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醚，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目前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总量较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比较高，且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这才是比较危险的。
革命性毁灭与新生---资本市场的危机
　　1.中国需要资本市场
　　在计划经济时期，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有经济，而弥补亏损的则是财政。在改革进程中，政府支持改革的主要依托是金融。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获取‘货币化收益’；二是通过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对国民信用的稳固控制实现‘取财于民、聚财于国’，获取‘垄断剩余’。市场化的进 程和放权让利式制度变迁性的改革，使金融体系复杂化、多层化和多元化，传统国有金融体制对整个局势已成为末路英雄！
　　在中国，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中国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
　　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有完善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组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拿股市来说，截至2001年底，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达1160家，市价总值43522亿元，两市A、B、H股10年累计筹资额达到7700多亿元，最多的2000年当年就达到1400多亿元。股市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2000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478亿元，券商手续费收入4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共发行内债4884亿元，比上年增加227亿元。此外，证券行业还创造了数十万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通过证券市场实现了增值。这种增值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通过溢价发行公众股提高了国有股的每股净值；另一方面，国有股获得了转让、拍卖、减持的机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流动性使得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也大大提高。粗略估计，证券市场给国有资产带来的增值超过1万亿元。
　　2.资本市场的风险
　　正当我们在为中国资本市场暗自庆兴，十几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路程的时候，2000年‘基金黑幕’使中国人堂目结舌，紧接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2001年，深、沪股市长时间持续下跌，已经使中国股市这个池塘里的资金水位大幅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不规范的中国股市中，资金链已经越来越细，甚至有断裂的可能。危险来自3个方面：首先，中国近年以来加紧金融整顿，已使大量资金流出股市，股市正在向“干塘”的趋势发展，这是股市资金所面临的大环境。其次，国内股市盛行的委托理财方式，已出现危险迹象。据估计，在2001年7月底的雪崩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券商在理财与自营业务方面出现亏损。由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委托理财，特别是委托券商理财大多有协议保底收益，因此理财亏损的上市公司将为数不少。保底收益对券商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硬约束，它像高悬在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时时威胁券商。要实现8-12%的保底收益率，在牛市行情中尚可，但在股市由盛转衰，遭遇熊市，券商泥菩萨过江，靠什么去兑现所承诺的保底收益率？中国股市没有做空机制，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在熊市来临的时候资金实力再强大的机构也难全身而退，又何来逆市而动的回天之力？委托理财曾经给券商带来欣喜，现在却正在成为券商的一块心病。股市行情如果没有根本的好转，券商不仅将面临着承担亏损责任的风险，而且将蒙受资金集中兑付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出现不测，上市公司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实力雄厚的券商也难以招架，现在许多券商四面楚歌，险象环生。2001年下半年，对配股承销商来说，无疑是黑色的日子。由于流通股股东纷纷放弃配股，一些承销商“包销余股”，无可奈何当上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再次，不少私募基金现在已经被套，目前私募基金的保证金已升至50%以上，私募基金在股市里玩的都是资金杠杆效应，这对资金链又是一个考验。面对造假案东窗事发、承销吃不了兜着走、委托理财保底赔付、违规资金清算撤出等四面楚歌，券商资金链随时有可能出现多处断裂。
　　毋庸讳言，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世界证券大家庭的一个新生儿，还很稚嫩，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问题，黑庄操纵股市的问题，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问题，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上市公司假重组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并威胁着国家整体的金融安全。
　　3.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
　　金融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在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资本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轴心。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与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良相联系的，另一类则主要是由于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不完善所引起的。
　　应须看到，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股市走过了独特的路，在两个交易所成立之前，深沪市场上已经有了13家上市公司。等到证券法实施和全国监管体制理顺的时候，交易所已经运行近6年时间，并拥有了三四百家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诞生十年后的今天，股票发行方式才开始转向全面市场化，政府的身影才开始逐渐退出。这种先游戏，后有游戏场所、游戏规则和裁判员的历史，造就了市场的不规范。在市场定位上，十年来数次调整。此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急急忙忙，十年间走过了国外市场100年的路，快了，就要付出代价。1999年以前的公司都是指标制下上市的。上市指标的计划分配有很大的随意性，捆绑上市很普遍。真真假假，并购、高校概念、科技股、纳米基因等，天花乱坠，请君入瓮。上市之后，逐步出现企业产权不清、应收款无法回收、内部人员控制严重、中介机构没有起到应有的责任、机制转换不彻底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和业绩提升，相当一部分公司已经成为空壳。
　　中国证监会请来了两位‘洋大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而请来的‘洋顾问’，他(她)们不负众望，仗剑在手，几乎将中国股市翻了个底朝天，到现在，中国人才逐渐明白了股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倒使人们想起了六十年前共产国际给中央红军派来的‘洋顾问’。成败能系于此吗！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在南京大学被聘为客座教授的公开演讲中，展望了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前景。透过梁先生的弦外之音和几分无奈，结合中国股市之怪现象，人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几大内在缺陷。缺陷之一，遗留问题难清理；缺陷之二，假帐现象满天飞；缺陷之三，市场设计不合理；缺陷之四，投资价值难衡量；缺陷之五，理性投资欠倡导；缺陷之六，机构投资变投机。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A股市场将会慢慢地死去。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那么难以琢磨，面对复杂的问题，谁来回天呢！
　　证监会：两难境地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关拥有几乎是令各国同行最为羡慕的权力：从证券交易行为，到证券的内部组织；从证券登记到证券服务；从民间裁决到行政处罚。其权力包罗万象，无所不能。作为证券市场的直接监管机构，他每一个决定往往都要造成股价的一次波动。
　　其实证监会的权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旗下两家证券交易所、1160多家上市公司、1000多家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股市中事无巨细，均可追究到证监会的责任。但证监会的权力缺乏法律基础。关联交易、虚假信息与公司结构及制度上的缺陷有关，证券市场从成立起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仅希望证监会来彻底根治它，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如果急于求成，将会再次背离自然规律或偏离自然力，后果可想而知！
　　财政部：苦心遥控
　　财政部是国家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国有资本金基础工作的宏观调控部门，与证券市场实际上没有直接联系。他通过拟定和执行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方针政策、改革方案、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负责国有资本金的统计、分析，指导财产评估业务等来影响股市。
　　而在2001年7?31雪崩前夕，财政部开始大谈国有股“减持”，有关官员对外宣布，2001年到2006年间，社保基金的缺口额度总计4552亿元，本年缺口在600亿元上下。目前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财政超收；二是国有股减持；三是发行彩票等其他途径。而这三个途径主要压力就在国有股减持上，其他两个途径不确定因素太多。明确对外公布国有股的减持压力，等于向全体股民宣布熊市将立刻到来。财政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能，有谁又能够说他这样做不应该？
　　另外，财政部要求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都要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财务信息披露，这一要求直接导致许多企业中报预亏预警，直接引发了股市雪崩。也许很多人还把这一笔账记到了财政部的头上，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财政部这样做的“良苦用心”？
　　人民银行：股市巡警
　　每一次股市暴涨或暴跌，最后的原因无一例外都归结到了银行的头上，理由很简单，证券市场大量的资金从哪里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违规资金？而且证券市场的涨落与银行利率天生就是一对矛盾，银行利率高，资金就从股市流到银行；银行利率低，资金也就从银行流到了股市。国外中央银行对股市是宏观调控者，调控手段主要也就是通过调整利率，利率调低，股市高涨；利率调高，股市应声而落。而人民银行对于股市，就如同站在大马路上巡警。查处违规资金，一些庄家成为惊弓之鸟，在调查来临之前先避一避风头。没有人否定违规资金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毒瘤，没有人能够统计到底有多少违规资金在证券市场上运作，但这个巡警的角色也给银行一个两难的选择，违规资金不查处不行，但是一旦查处却引起违规资金逃离股市而造成震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既可以打击违规资金，又不对大盘造成影响？这对银行来说，实在强人所难！
　　国资部门：股海苦等
　　国资部门的考虑也许更直接一些，一方面中国加入WTO，需要国有资产减持；另一方面，国资部门怎样才能追回每年流失掉的巨额国有资产？可以将国资部门说成一个在海边苦等亲人归来的持灯子女，她对于股市这茫茫大海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最多也是举起手中的灯，给在波涛汹涌的股海中的亲人(国有资产)提供一点归航的灯光，但是她期望的国有资产能不能回来，则不是其能够左右得了的。
　　机构：博弈困境
　　机构应该是中国证券市场最薄弱最不成熟的环节，他对中国股市的作用却也无法替代。为了赚钱老百姓争相追逐机构，一旦被套，“机构”则成为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对象。“恶庄”、“吸血鬼”成为机构的代名词。股市在较长的时间内，各方的参与者逐渐找到某种适合的生存方式，或者叫“游戏规则”，彼此虽然有矛盾，各自的利益也不同，经历多年磨合后，倒也相安无事。如大多数个人对庄股的青睐，明知其中玄机很多，却难以割舍；而许多机构则扮演庄家角色，既给散户甜头，又深套经验不足的跟庄者；上市公司冷眼观战，一旦市场趋热，或庄家上门寻求帮助，圈钱的冲动则立刻勃发。但在2001年7月29日的股市大雪崩中，人所始料不及的是，机构被套，庄家被困。
　　股市中的怪现象实际是有意无意中创生的。政府出于想当然的理由，要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规定上市公司3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才能增发配股。试想，上市后募集了1个亿的资金，加上原来1个亿，每年必须有2000万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而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盈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庄炒作，去变通方法，去寻求怪招。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从理论上讲，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可见，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的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创生更多的骗子进来。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迅速实现资本的流动，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利益关系的重组。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因最初的无序而造就一批‘巨人’(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这些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无序的收益者，还将是资本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直接和主要推进者，这是市场的悲哀，也是市场的精髓。
中国财政的危机有多远？
　　中国财政收支存在严重的危机隐患。面对严峻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体系的改革、社会安全体系改革及环境资源的保护等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健全、充裕的财政收支，任何再好的政策构想，也只不过是拔苗助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中国财政的压力有多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2%，以后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其中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政府在未来将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以这么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央政府却必须支付极为庞大的各项改革费用。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中国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的显形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这主要包括一些应当由财政承担但是财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承担的债务，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账、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
　　　上述的估计还算相当保守，因为它不包括未来经济改革所需的支出，包括下岗工人的生活支付、住房改革的庞大开销及银行体系改革的巨额代价。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三万五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
　　虽然财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后还肩负利用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内需的重任，以维持必要的经济成长及社会稳定。国务院在1998年发行1000亿人民币政府公债，1999年为1100亿人民币，2000年为1500亿人民币，2001年1500亿，除此之外，国务院在1998年还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公债，支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拨180亿人民币支付国有企业改革与洪水灾后重建。根据财政部长的报告，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成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样巨额的负债不仅凸显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拮据，同时也透露中国维持高速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这将为日后的中国财政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2.举债额快速增加
　　面对巨额开销的支出，中央政府在开源方面却面对很大的困难。既然中国财政开销日益扩大，收入却无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扩大，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在1980年时，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只不过14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0.3%；到1996年时，财政赤字为655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窜升到25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9%。中国在2000年的预算赤字接近国际警戒程度，占GDP的3%。2002财政预算赤字大体也是3%。
　　事实上，官方数字很大程度上低估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世界银行认为应该采用合并政府赤字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必须包括政府财政赤字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借给金融体系去支付中央政府要求的国营企业的开销。官方的数据常会误导，因为政府将举债所得当作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发行的公债应该被视为借贷款项，而非收入。经此调整之后，中国的预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达4230亿人民币(GDP的5.3%)，而不是官方所说的960亿人民币(GDP的1.2%)。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靠举债支付。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学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开销中，55.2%是举债所得。拉迪则指出，这个数据在1999年已经是70%。
　　在1979年时，中央政府举债额度为35亿人民币，或GDP的0.9%，1988年时上升到271亿人民币(GDP的1.8%)。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从中央银行借贷来支付预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债务从1994年的739亿人民币(GDP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亿人民币(GDP的4.9%)。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也从1994年的2578亿人民币(GDP的5.5%)窜升到1999年的9965亿人民币(GDP的12.2%)。
　　此外，政府在1998年为四大银行所发行的2700亿人民币公债并没有计算在政府债务内。拉迪估计，非财政部门发行的政府债券(大部分由国家发展银行发行)在1998年底的债务余额高达5322亿人民币(GDP的7%)。如果将这些债务包含在里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总债务将高达一万六千多亿人民币(GDP的20.5%)，几乎是1993年数字的五倍。世界银行估计，包括财政债券、政策性的金融债券及其他金融债券在内，中国的公债在1997年为GDP的12.3%，1998年为16.4%，1999年增加到20.7%。
　　以上估计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务，及其他政府潜在的债务，例如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政府或国有企业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数据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例如，拉迪预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对金融体系资本结构重组，政府的债务将很快超过GDP的50%。世界银行估计，潜在的国家年金债务在1994年便高达GDP的50%。根据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波特利耶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的100%。
　　更严重的是，无效率的税收系统与依赖庞大债务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国在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质疑。在1995年时，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公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拉迪的估计，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国的兑付实际是以债养债。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政治上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先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高负债同企业的经营困境密切相关，若将高负债本身看成是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的根本原因不确切，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负债率的变化只会使企业的财务风险结构发生变化，而不是企业赢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负债率的高低会使企业在一个较短时间跨度内的支出和风险发生变动，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负债率并不会降低税前资本收益率。相反，由于利息的支出是在税前执行的，高负债率还有可能增加税后的利润分配，这就是负债所谓的“税盾"作用。高负债率并不是企业长期经营困难或亏损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发生在最基本的层面：企业的收入不足，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维持资金的正常周转。当分析一个企业时，不管这个企业有多少自有资本和多少借入资本，这个企业能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所形成的总资产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应该足以维持资金周转的流畅。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单位资产所能带来的销售收入，即销售收入同总资产之比，如果比值过低，就意味着营业收入没有达到总资产应有的业绩水平，企业就会出现支付困难。单位资产销售收入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负债本身而是存在非运营资产。这些非运营资产，可能是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可能是工艺技术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闲置设备，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沉淀资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资产等等。如果不能剔除或改良非运营性资产，则不能从根本上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众多的企业效率低下，或者说有大量的非效率资产，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进一步恶化。
　　长期而言，中国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很大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3.警惕财政危机传染效应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1)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支持相对虚弱的财政下的金融市场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之时，虚弱的财政对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的制约就更为显著了。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
　　　(2)财政危机向养老保险制度的传染。基于中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地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事实上成为财政的隐性负债。但是虚弱的财政不能给予养老保险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的不稳定而仅仅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来看，虚弱的财政也已经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健康维持下去的硬性制约。
　　　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一定要从财税等方面入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辟新税收来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数额庞大的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为了维持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多种途径筹资，弥补隐性债务。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没有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国有股的减持成为补充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政策动机，财政危机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体系传染的同时，没有恰当的把握国有股减持计划，而且又将这一危机转移到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股市。
　　(3)“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费纷纷出笼，进而导致财政分配秩序的不协调及预算外、制度外财力的急剧膨胀。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的存在，尽管可以发挥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弥补预算内财力的某些不足，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预算内为代价的。它们所形成的“乱收费”现象，不仅严重破坏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极大地危害了经济发展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而是中国财政内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国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病灶。
　　　当然，财政危机的传染渠道远远不仅仅在于以上几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金融和财政的体系之内。至于财政危机对社会稳定、教育发展等的负面冲击，其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在西方，企业危机是企业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是财政危机；但在中国，企业财务危机，财政危机以及银行的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相互传染效应，是一种政府、银行和企业预算约束极端软化的危机，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很快传染到其他环节，引发整个体系的崩溃。
‘过多的忧虑’与‘杞人忧天’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国家，即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现的非常复杂，往往与政治、民族、不平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人类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各种利益的冲突。矛盾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首先引发利益冲突，进而转化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不是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而是反过来又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从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危机。矛盾要在发展过程中，也只能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回顾近些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 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国家采用了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付问题，必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的活力；而国企转型中要替政府的改革承担巨大代价，企业运转中的大量亏损，也要寻求出路，否则改革难以为继。弥补亏损，一是靠增发货币收益，二是用银行的贷款隐性化；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显化，使得银行进一步‘惜贷’。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国企的状况没有显著好转，财政大幅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形势严峻，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十分明显；拉动内需，社会投资缺乏动力；过多的发行债券，担心财政承受不了；大量发行货币，又怕引起新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政治的策略缓解危机不能太多太久也无更多的余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国企的坍塌；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的半瘫痪；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腐败；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中国经济的奇迹实际是靠持续的高增长支撑，而这种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高增长，因此所创造的繁荣掩盖了许多深层问题，增长一旦回落，一切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就会激化，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治问题用发展经济来化解，工业问题用解决农业问题来化解，宗教问题用政治来解决，国内问题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国际的资本，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的管理经验一旦强力融入中国，必然会有效的化解诸多矛盾和危机。借助全球化的力量，顺应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加入WTO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里要避免一种误区，那就是：一旦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就会变的公平，权力对市场的横加干涉就会逐渐消失，一切就会好起来。对此，我们既不要太天真，也不能太顽固。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中国国内积累了许多问题，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开，高层面临人事的更替，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又需要付出成本。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国内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国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
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
　　‘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增长，物价年均上涨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官方意义的解析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阶段。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持发展；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协调好经济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难度之大，难在处于特定阶段。尽管面临的难度很大，中国在“九五”时期却依然成功地把现实增长率调控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中国现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8%到9%之间，而‘九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8.3%，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涨幅只有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这确实是个谜，其中奥妙何在？有关人士分析其原因认为：
　　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九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科学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调控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明显提高。1996年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面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大洪水，没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中国政府即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时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辅以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核心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这可以从两个指标看：在“八五”时期，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4.4%、28.1%、31.8%，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60%到70%，货币失控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而“九五”时期这三个指标下降为13.2%、17.2%、17.2%，使整个货币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从源头上管住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1998年开始增发3600亿元的特别国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教育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比较好地解决了财政资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会构成通胀、还能为今后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的问题，投资的有效性明显提高。
　　“九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既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又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隐患，极易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的滞胀局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这一阶段性矛盾的解决。
　　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是指，充分利用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管，又不失时机地推进物价的改革，使得物价的变化更规范，避免了过去曾经出现的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而带来物价过度上涨的局面。
　　二是供求形势改善，抑制了物价上涨。“九五”时期，供求形势由原来的短缺转向相对宽裕，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供给方面明显改善，尤其是农业从1996年开始连续4年大丰收，从源头上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中国1993年及以前几次高通胀都是从农业产品短缺导致大幅度涨价开始的。
　　从需求角度说，消费者心理逐步走向稳定、消费的行为走向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过去由于盲目抢购带来的不正常的物价波动得到了遏制，从需求方面减少了对物价的冲击。出现内需不足和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九五”时期进入总量相对宽裕的新阶段，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为结构性的矛盾所替代。总量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的行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货币积累、观念转变、政策配套和产业调整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国内需求的收敛，客观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农村市场开拓受到影响，客观上会放大这种经济转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时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新经济增长点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长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约型的增长成分在加大，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源消耗的减少，也就必然带来了低物价，带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无效的过度的需求。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则。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诸项改革的深化，使得银行的贷款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更加谨慎，考虑风险、考虑效益的意识明显强化，从而使经济体制中间内生出一种抑制无效需求的力量，使整个资源的流向更加平稳、更加有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调控供求的空间更大、主动性更强。“九五”期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对外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外贸进出口累计17739亿美元，比“八五”时期总量增加了74.9%，实际利用外资超过2800亿美元，国际收支形势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使得国家可以从全球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通胀启动、投资拉动--我们的看法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波动的，当现实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时，就容易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当接近或处于潜在的增长区间时，就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或者说是正常的物价波动)；当低于时就容易出现滞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它是由资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来决定的。社会资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资金、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构成，市场容纳能力包括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么大一个国家，情况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八五”时期就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而出现了高通胀，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潜在增长而出现了滞胀。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日趋成熟。我们基本赞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谜的解释。但是对此我们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作为补充或者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们先做一种排除，那就是在造假盛行的年代，统计数字的水份有多大恐怕谁也难说清，统计打假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八五’与‘九五’的统计数据应该在同一个统计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当然了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三个轮子推动。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说明问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均呈高增长的态势，物价和GDP也呈两位数的比率；而在‘九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都大幅回落，物价增长1.8%，但GDP增长8.3%，还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虽然1993年以后开始紧缩，1996年实现‘软着陆’，但由于高增长的惯性，‘九五’前期仍有较高的增速，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江流域的大水以后，内需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批国企的倒下，使得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大战风烟滚滚。由于陷入了不良循环之中，所以价格的低谜和内需不旺是可想而知的。
　　经济的增长最终都取决于需求，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先说出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是40%，自从东南亚危机以来，外贸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关鼓励出口的政策，但出口的形势时时好时差，依然不容乐观。再说消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需求的层次还比较低，在‘衣食用住行’中，且不说住行，单就用的方面，翻开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相当低的。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元和十元级、百元级和千元级，正在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需要有相应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即使到了2001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这对于万元和十万元级的台阶需要的周期就会长些。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就要使企业有钱赚、人人有钱赚，收入预期不高，就不敢消费，政策的立足点要有利于提高收入。
　　在出口、消费都受阻的情况下，唯一剩下的就是投资，只有靠投资来启动经济，统计显示：在2001上半年GDP7.9%的增长中，按不变价格计算，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7%、34%和-11%。200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仅占GDP的38.4%,而在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60%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6401亿元，增长12.8%；城乡集体经济投资5189亿元，增长8.1%；城乡居民个人投资5308亿元，增长12.7%。基本建设投资14567亿元，增长8.5%；更新改造投资5889亿元，增长15.3%；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增长25.3%；其他投资10197亿元，增长8.5%。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是主要的推进器。投资必须有钱，钱在那里？靠银行贷款，银行有那么多不良贷款，贷款压力大；靠国家财政投资启动也不可能，财政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变通的方式就是发行国债，用国债的方式启动。1998到2000年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国债，2001年发行1500亿。这种投资可能是长期效益，对当前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问题是谁来还钱？假定没有收益的话，大量发行国债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在企业中的反映就是大量的无效投资，将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现金流减少。另外，财政扩张的效果并不在于财政资金投下去造成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在于财政资金投资乘数效应带来的连锁启动效果。否则，说明政府投资没有起到诱发企业投资的乘数作用。
　　另外，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把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区别开来。投资所带动的需求仅是中间需求，它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所购买的是生产资料，最后还要转化为最终需求。中间需求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想办法把投资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此外，投资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必须用迂回的办法解决。怎么迂回，就是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等与消费层级升级有关的投资。这个问题与下面的两个问题有关，我们将会再谈。
‘债转股’为什么‘一转不灵’？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表明，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在企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合适的资本结构对于提高权益回报率和改善公司治理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资本结构偏离了合理的范围，负债率过高，则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都遇到过银企之间债权与债务问题。
　　在中国，债务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宏观性问题。 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借贷型国有经济’。负债经营是任何经济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呈上升之势：1980年为18.7%，1993年为67.5%，1994年为70%以上，其中流动资产的负债比率为95.6%，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靠贷款。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负债率以50%左右为宜，美国和英国的企业负债率一般仅在35—45%之间。
　　高负债确实存在巨大风险，最终结果是将企业的经营亏损风险转嫁给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银行发展具有严重影响：一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回本收息就越少，资产流动性就越差，收支就会失衡，严重的会导致支付危机；二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占用资金就越多，贷款可用资金就会越少，生息和利润来源就越少，甚至出现亏损，蚕蚀银行资本，导致银行危机，最终银行就会破产或被兼并。理论上，一定比例(称之为金融风险阈值)的不良资产是允许存在的，只要这些不良资产不破坏银行资金的正常循环，就不会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风险阈值是变化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很低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可能不会导致危机。但是，目前数目较大的不良资产给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造成较大压力，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不得不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发放再贷款，化解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因此，不良资产一经产生，客观上就会倒逼中央银行发放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
　　当企业出现偿债危机时，进行债务重组往往比破产清算更容易为当事各方所接受。债务重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债务展期、债务豁免、债权出售、债务种类变更、追加投资，等等。将债务转换为股份，即“债转股”，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债务重组方案。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而言，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债转股比其他形式的重组更好，美国经济学家哈特(O.哈特，1998)的理论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哈特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假定和美国债务种类繁多的现实之上的。首先他假定大型公司作为整体存在比分拆要好，而美国现行的清算程序更有利于分拆，因为大公司整体出售时，很少有谁买得起，即使有买得起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售价被不合理地压低，这样债权人的清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哈特认为应尽量避免清算，最好是进行重组。其次，美国的现实情况是，企业债务级别多、债权人多，重组谈判难度大、时间长，重组程序令人望而生畏，所以许多本可以通过重组维持整体存在的企业最后却被分拆清算了。因此，哈特认为必须要通过债转股来简化重组程序。哈特的债转股理论实际中是一种理想化的技术性设计。
　　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即使偶而用之，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这种转换基本上是同证券的流动性结合在一起的，即一般只有流动性债券才可转换为股权，而且一般被转换为流动性的股票。其次，转换程序和规则是选择性的，且一般是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债务人可以在破产重组方案中将一部分债券转为股票，但必须要经过各类债权人投票批准，如果债权人不愿意债转股，这样的方案是不会被通过的，而且重组协议不能通过就必须清算。再次，债券一般并不是被转换普通股票，而是优先股，甚至被转换为可赎回的、可回售的优先股，总之同债券的性质越相近越好。从国际经验来看，虽然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债务重组可以脱离破产程序，但也并不背离破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所谓的转轨经济国家中，债转股曾被给予了很高期望，但在实际中，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匈牙利在9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的银企债务重组，90%的企业在重组计划中提出债务延期，52%的企业提出冲销债务，10%提出将债务转换为股份，6%的企业提出更换管理层，4%的企业提出购置新设备，2%的企业提出增加股权投资。波兰也在90年代初推行了银企债务重组，重组手段也主要是债务延期和债务冲销，银行只同意将列入计划的800家国有企业中的40家的债务转为股份，转股规模仅占9家商业银行债权不到2%。与波兰情况相似，斯洛文尼亚在实施债转股时也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债转股必须能使债权人对负债企业控股和接管，而且实施债转股的前提是确知有将会有其他投资者购买股权。克罗地亚的债转股规模只占银行总资产的2.5%，银行希望未来股市升值时借以出售股权变现资产。
　　不管是债转股，还是别的重组方式，一般而言，债务重组都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债务重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债务重组可能会使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导致治理结构在决策与监督机构上的有形调整，如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其次，债务重组使资本结构发生变化，也即债务同权益的比例、债务的种类等都发生变化，这也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不管是股权结构的变化还是资本结构的变化，新的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导向是什么，以及会如何体现于企业决策中，都是值得注意的。
　　处置不良资产，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其途径和基本条件如下：
　　1.不良资产引起通货膨胀的路径
　　不良资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不良资产影响银行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不足就要依赖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贷款过多、调节不当就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不良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表明发生银行支付危机的频率就会越高，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要求就越多，这一块再贷款具有刚性，这样倒逼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就会导致货币供应过多，从而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第二条路径，呆账贷款会由商业银行传导给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通过倒逼财政赤字诱发财政危机或通货膨胀，通过倒逼财政化再贷款诱发金融危机或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如果不剥离呆账贷款，就会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就会加重财政负担，财政无力就靠扩大赤字，严重的可能导致财政危机或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剥离呆账贷款，比如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也主要靠中央银行再贷款来收购，最终损失的贷款就会成为中央银行再贷款中的坏资产(再贷款财政化)，这块资产流动性差，基本不能收回，坏资产增加会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失真，货币政策收缩时会遇到困难，会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这里不良资产比例或呆账贷款比例多高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危机，关键要看经济环境，经济紧缩时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经济景气时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2 .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基本条件
　　近期中国实体经济引发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良资产膨胀是否会诱发明显的通货膨胀，需要深入研究。目前国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有一部分已转化为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早晚要处理，何时处理和采用什么方法处理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不能笼统地说较多的不良资产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弄清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机制和条件，才能抑制、防止和消除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金融机构剥离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实际中还有2万亿的不良资产。对第二类不良资产，目前还没有研究具体处置方法，原则上只能靠财政核销或增加货币供应来解决。这些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这两点就是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条件，换句话说，只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不良资产处置得当，不良资产就不会转化为通货膨胀。
　　关于债转股问题我们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1.在社会转制时期，尤其当社会经济的发展由‘衣食’向‘用住行’转变，或着说消费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层级升级的时期，企业将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2.企业的不良资产将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债转股’只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
　　3.只要明白了银行有三万五千亿的不良贷款，政府面临着一万六千多亿的隐形债务，企业仍然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你就明白了4000亿的债转股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按照一般的货币理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我笔者认为，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化又为增发货币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债转股’不是效果不显著，而是‘药力’不够。
货币政策为什么收效甚微？
　　货币政策的松紧，是影响经济运转状况的关节环节。货币政策的功效可谓‘四两拨千斤’，但中国政府近年来实行的货币政策达到的效应可谓‘千金拨四两’。是政府的政策失误，还是另有隐衷？
　　任何市场经济国度，都会根据本国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同时，也会将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运用，比如 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紧”、“双松”或“一紧一松”、“一松一紧”等。
　　一般来说，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在应对股市的政策取向中，同样也会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是美国政府。1999-2000年期间，美联储曾因为股市过热而数次调高银行利率，试图适度降温；而到了2001年，又因股市陷入低迷，为激活股市，破天荒地在一年中连续11次降息。从这几年美国政府采取的调控政策中不难看出：一、他们比较注重运用货币工具，而不太愿意运用财政工具；二是货币政策对股市降温效果明显，对升温则有些勉强。如今美国政府欲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减税，至今只听楼梯声，未见人下楼，假设有一天正式实施，迭加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上，对股市的刺激作用肯定会明显。
　　回过头看，中国政府似乎更习惯应用财政工具。货币政策在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有效的抑制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然而在新一轮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却显得效微力乏。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降息，1999年又下调了备付金率，按简单的货币乘数公式货币供给约增加1倍多。然而，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货币的‘大幅’增加也不能刺激经济增长，表明货币政策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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