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内容简介
全书共十二章，作者结合自己经营国企的工作经验，从基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十大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农业、工业、银行、全球化等等，剖析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即能否建立起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的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
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将本书收藏，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
沉睡的巨龙已经觉醒
据报道，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中国总体已经进入小康初期阶段，四分之三的人过上小康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据说如果不是自己坚持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经把中国正式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常人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还是常常在思考。
中国真的富裕了吗!
中国真的富起来、强起来了吗！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3624亿，200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405元，农村人均收入138元，2001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全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5.4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7.4亿平方米。2002年5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超过8万亿元。
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富强起来，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事情总难以让人琢磨，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状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开始面对新的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中国已从科尔奈所谓的‘短缺经济’走到了‘剩余经济’。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总体上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是当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透过现象去思索、去看本质，就会有许多发现和感慨，也会产生疑虑和谜团…。一方面高楼大厦林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决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对现代消费的接受力以及普及速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在农村，还有不少地方，人们仿佛还是刚刚告别了原始文明，即使在现代都市里也有不少人还面临着生存的严重威胁。
就拿银行储蓄来说，虽然现在银行的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元，但按人均不足6000元。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个人存款中有60%属于10%的人，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款在2000元左右。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366元，按照分类的一般方法，如果将人群分为五档(各20%)，最低档20%的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在900元左右。
再拿GDP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GDP的组成包括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机关的购买支出、净出口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在GDP当中，既包含着生产了多少谷物、肉类、棉花、茶叶、水果，又包含生产了多少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从全社会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企业、盖了多少楼、修了多少路、架了多少桥，到人们在交通、通讯、医疗、教育、娱乐各方面的支出等等。总之，包括了人们全部的经济活动。它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利用GDP及其增长率的高低可以去评判经济形势。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用GDP作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存在诸多缺陷。首先，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一般地讲，一国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必然是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其二，既要看GDP的数量，还要看到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比如，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显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者，GDP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化也呈高速。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虽然GDP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
道理很清楚，GDP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而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GDP的质量和GDP中不能反映的环境因素。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中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行业、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正在不断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2001年政府公告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79和0.478，均比上年降低1.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6316元和686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2253元和2366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2.80倍和2.899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4.48%，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6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3.41%，低于1997年38.61%五点二个百分点。
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世纪90年代，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各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高低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金融、邮电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示，和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236.4%和206.8%。其他行业增幅在250%—400%之间。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2000年上升为2.3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1990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即使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
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在中国，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经济过剩‘剩’的是什么？
中国是否真的出现过剩经济，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过剩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过剩”与“短缺”并存，价格下降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价格无法有效调节供给与需求。
其二，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利率下调无法有效促进消费和资本市场发展、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
其三，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工资无法有效调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这种反市场态势，有的根源于市场自身形成的价格(如商品价格、部分劳动力价格和部分资金价格)，有的则根源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的价格(如资金价格、部分工资水平和部分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整体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困境。
我们知道，这种困境本身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但这种伤害，只是基于表象与静态的分析。要想清晰地把握由多重二元结构导致的一系列反市场态势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必须深入到这种反市场态势的运作机理与演化趋势中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这一状况有充分的把握，否则，将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极为脆弱。
1.“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商品市场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反市场态势。这种状态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之一。
1)结构性病态过剩。结构性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总体而言，是一种低层次的商品结构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国民经济中低层次商品大量积压与低层次产业结构和低收入劳动力形成“恶性循环的低层次均衡陷阱”。即商品大量积压→企业无力进行资本良性周转→产品结构和技术层次停留在低水平→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益差(破产、低效益经营)→工人收入水平低(失业、低工资)→工人购买力进一步降低→企业商品大量积压。这种状况的运行结果，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走低直至最终萎缩，在面对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之时，企业将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产品而变得十分脆弱。
2)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困境。以结构性为主的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更为复杂。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品质量等)。这种状况，使高层次产业形不成规模，竞争力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形成高价位与低需求和低竞争力的“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商品的总量短缺→高价位→需求量少(因为高收入阶层小)→企业形不成规模→企业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国家产业保护(行业垄断)→商品总量短缺→价格高、质量差→规模小、竞争力差。
中国商品市场的这种“双重恶性循环均衡陷阱状态”，与劳动力市场“陷阱”和区域结构陷阱交织在一起，将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走低而最终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一旦面临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导致中国现有的高层次高价位商品的积压或盈利率大幅度降低，进一步增大此类企业的市场退出压力。到时候，所谓的民族产业就可能无法在公平的市场上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护民族尊严了。
由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形成的两个“恶性循环陷阱”，无疑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长期低下和竞争力的脆弱，因此，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投入，尽快实现结构合理化和层次升级，启动并推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快速发展。
2、“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中国资金市场的“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资金堵塞滞留、歧变流、溢流和匮乏并存的现象，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低利率(1996—1999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变流(体内循环)和歧变流(违规流向证券市场)，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因缺血组织坏死)。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陷阱”。即投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国民经济病态运行→国民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破产、倒闭、效益低下、规模无法有效扩张)→竞争力逐步弱化→融资更加困难→资金更得不到有效配置→投融资渠道更加不畅。这种“陷阱”的循环运行，必然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不足和病态运行，必然使国民经济竞争力逐步弱化。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投融资渠道的疏导，使投融资体制能够把资金合理地配置到国民经济中，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这是刻不容缓的、关系国民经济安危和人民福利水平的大事。
3、“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必须尽快解决其就业问题，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实现，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改造。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对量短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需要大量高素质、文化水平较高和拥有较高技术(尤其是高新应用技术)的人才，但在这方面的人才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这种缺口，短期内很难完全弥补。
中国劳动力这种两个“绝对量”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两缺口模型”—资本缺口与人力资本缺口并存，即过剩层面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用于改造低素质的人力资本，而短缺层面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能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两缺口状态，一方面使：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形成“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即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依然很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这种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循环均衡陷阱的运行，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八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直接面对“西方富强”的竞争的情况下，无疑，经济的脆弱性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低层次形成“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即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缺乏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这种“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种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长期运行，将使国民经济整体“不断积累弱势”，这种弱势将制约中国经济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经济直接面对高层次产业结构的“西方列强”时，一方面，巨大的工资差距将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滞留国外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
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
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现状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是生产力发达了，也不是经济真正繁荣了，而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经济要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
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小汽车、房子、彩电等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根据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约有3.5亿户居民，如果经济发达，即使平均每户1.5台彩电，将有5亿台拥有量，加上公用的使用量，中国彩电的保有量至少应在6亿台以上，如果更新率和增长率加起来按10%的话，每年的需求量至少也应在6000万台以上。但是现在全国每年生产4-5千万台，市场需求仅有2000多万台。中国的家电企业为争夺这一‘有限’的市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战，被称为不要牌子、不要利润、不要性命的竞争，不惜血本，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荒唐做法。这只是残酷竞争中的一例。
内需不旺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结构性短缺，是中国人太穷。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很低。即便是城市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都还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全社会生活消费需求情况如何，不妨看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情况如何。由于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自90年代以来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职工收入普遍下降，不少职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随之停滞甚至下降。具体表现为：其一，企业因经营困难，被迫大量裁员，职工下岗失业后，收入来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压缩消费。2001年据某省总工会对6500名失业职工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拣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乞讨。其二，企业因经营困难，迟发、欠发、停发在岗职工工资的情况严重，职工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保持工资的正常增长。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些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话可能招致非议，但这是现实！
早在50年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点也值得骄傲，那说明我们太渺小。50多年来，中国人民基本摆脱了共同贫困的局面，面对的还只是一张‘共同富裕’的蓝图。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长期落后存在增长的巨大空间，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横向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五十年来，中国又是有多少时间在真正发展经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风风雨雨。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只是万里长征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还未走完不发达阶段，如果对此我们仍要骄傲，那说明我们还太渺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盯住银行里百姓的几万亿存款，打他们的注意，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那只是救命的‘稻草’、基本的生命线。
中国的经济过剩是一种不平衡产业结构上的过剩，发展经济，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逐步得到认同的事实。‘经济结构’是林毅夫先生《中国的奇迹》一书分析和立论的核心。中国社科院刘应秋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是‘调整、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机制构架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三项基本内容。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我们就分析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是中国城乡结构基础上的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真正合理调整，应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要加快产业产品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市结构和区域等结构的调整。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现状来看，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的结构性能量释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决不比前20年低。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从规律中探求‘规律’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仅经济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要走相当长的路程。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发展受许多特殊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常为一些问题所困惑：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措施用到中国往往不能发挥预期的效应，甚至扭曲、异化。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或者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规则，如果不从国情和改革的历史背景出发，简单地加以套用或照搬，是不能收到预期效应的。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社会发展要按照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也要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办事。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道，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物只要复归于无极，深悟‘道’的理，就能顺从规律，就能健康、快速、持久的发展。
消费演化与经济增长---市场发展限度论
回顾新中国经济5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巨大变化和推进，均导源于消费结构和层级的变化和提升。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限度。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
早在几十年前西方经济学家马斯洛夫就提出了著名的需求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人是有需求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种需求满足又产生另一种需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罗思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判断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居民消费的成熟程度，消费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是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
从1949年建国到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科尔耐所谓的‘短缺经济’状态，消费商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都很小很低，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度是以居民的消费变化速度决定的。从最初的票证经济到逐步深化的货币经济，居民的消费品等级也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品档次、消费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有了很大变化，从而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大致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1)‘元级和十元级’阶段。这一阶段大体是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属于恢复发展时期，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消费特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于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况，消费的货币等级大体属于‘元级和十元级’水平。
(2)‘百元级’阶段。大体是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品的档次有所提高，比较时髦的消费品像人们说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属于‘百元级’。
(3)‘千元级’阶段。大体是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品档次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逐步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货币等级属于‘千元级’水平。
如果对中国建国以来5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将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
(4)‘万元级和十万元级’阶段。根据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规律和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状况，我们认为，中国人在‘吃’、‘穿’、‘用’等一般的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进入由吃穿用的一般消费为主向以‘用’、‘住’、‘行’消费的高级结构升级阶段。下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诸如房子、小汽车以及小、轻、薄和方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已粉墨登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消费等级属万元级或十万元级。中新网北京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央视引用有关专家的话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台阶迈进。
随着不同时期消费层的变化，都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业界精英、经济风云人物。未来中国业界的领袖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
大道空空，不要轻看那些看似简单而有深涵的东西，马斯洛夫的需求理论、吃穿用住行，揭示了消费需求和消费演化的一般规律。如果进一步揭示消费层级的内涵，你就会深深感受到，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
在揭示了消费层级规律的变化以后，我们想进一步研究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相应的历史阶段消费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人们的收入也应该达到相应水 平这一内在的规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空间，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不同于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也不同于其它国家状况，我们始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表示乐观(尽管短期内有许多矛盾，甚至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但是1997年以来中国的消费需求的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1998年‘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1999年情况进一步恶化，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度之大，但是市场需求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实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危机，这一点先不去谈它，我们还是先来谈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多重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约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是制约消费需求量扩张及质的提高的基本因素，收入变动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在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品货币等级应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一致。经济不断发展，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是一条规律。90年代中期以来，之所以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是因为在消费层级需要升级时，收入水平没有‘加速度’升级，这是因为这次层级的变化属于‘万元级和十万元级’，不同于以往其它层级。
二是改革成本约束。近年来不断出台的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诸如住房分配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等，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社会福利保障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存量利益，要求居民支付改革成本。
此外，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当制度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制度的不确定性，它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从日常生活中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考虑：将来孩子上学，要花钱；养老要花钱；生病要花钱…；还有许多要花钱。出于这一系列考虑所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办法只能是尽可能地多存钱来获得"安全感"。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信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社会中的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由"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
三是市场约束。流通渠道的不畅和流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种种欺诈和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抑制着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
四是结构约束。目前中国市场的供求结构扭曲，一方面由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大量商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滞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层次的提高。
此外收入结构决定常规性支付不足。在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工资按时发放，意味着全部收入稳定。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加上‘下岗’、‘失业’、就业困难，从而收入不稳定，造成人们支付能力有以下两个特征。1)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2)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消费。确切地说，人们对于一次性支出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你也许会咬咬牙一次性地支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但如果让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支出，则会很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感到后者的压力更大。原因就在于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稳定收入为基础。这就导致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住房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国家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还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这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甚至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得到。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甚至引起社会的不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合理的收
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了一
个相当高的阶段。一条看似简单实际又很重要的法则：在转型时期，
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价格适时上涨。
有没有‘价格规律’？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然而，在商品交换中，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这是因为，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
正如水平是水的基本属性，水总是以水平为本原呈现波浪万变，这样才能是大海充满生机，进而使自然界充满生机，科学研究表明：海浪的变化成‘正态分布’。从较长期和全社会来看，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但价格总是以价值为本原上下波动，正是这样才是社会经济充满活力。过去，人们着重于价值的研究，却忽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价格规律’，或者说是着重于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变化的规律。
我们没有对价格波动变化做量化分析，从中找出‘价格波动的规律’，但我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健全，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不但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单体商品的价格离奇的背离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基本被固化，尽管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但价格的波动始终被约束或者被固化。
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生产不断增长，消费趋缓，竞争激烈。食品大战、电子产品大战、汽车大战…，价格大战烽火连天。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价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常偏离价值，甚至远远偏离，并且应该经常远远偏离；二是价格经常低于价值。一般地，在私有的情况下，价格低于价值、企业入不出敷，企业就要破产。在公有的条件下，企业由于竞争，竟相降价，价格低于价值，企业会把亏损转嫁。
市场竞争是抑制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除了一些垄断行业，中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竞争都十分激烈，削价大战此起彼伏。并且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依托其全球配置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更是以优质优价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加入WTO后，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会进一步增强国际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将促使原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部分农产品、家电产品、汽车的价格逐渐走低。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的约束，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绕了几十年，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存在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而通货紧缩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应继续放在治理通货紧缩上。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价格变化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消费层级的不断升级，标志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期间，一是人们的收入应该不断提高，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二是价格应该不断远远背离价值、高于价值，或者说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应该在1.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适应相应的消费层级。但是这 个水平目前全国只有在几个城市才能达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还只有不到7000元的年均收入，而占全国近70%的农民年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总的变化趋势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经过20余年的调整、变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为1999年的18.2%，企业收入比重由11.1%上升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分配比重变化大体概括为从1978年的3:1:6变为1999年的2:1:7。
具体而言，三者收入分配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21.2%:8.3%:70.5%。
2.校正阶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则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18%:16%:66%。
3.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至今)。尽管年度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
进入90年代，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凋节作用增强，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趋势。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回升—过热—回落”的周期变化，居民收入也经历了由上升转为回落的过程，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稳定在1:1.06。
中国躲过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危机，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经验和教训同样多，搞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交了学费。我们认为这种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们认为上述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趋近稳定存在不科学性，进而说明政策调整力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现实，这几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业、居民的收入提升则很小，至少说没有同步。这一点将在金融章节细谈。
我们还是认为：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也是一个很高的台阶，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需要不断的‘通胀’。
治理通货紧缩，不是要对过高的价格做过多的限价、管制。而是要对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则，在生产环节要彻底走出乡镇办企业、政府机关办企业、军队办企业、学校办企业…的误区，要坚决淘汰那些低层级、低水平的生产企业。中国经济的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对流通的治理、对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国这麽大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搞大流通，要有专门的流通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则，规范流通渠道。……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了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1.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据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工作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是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脱困取得进展。1997年底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数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三是重点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四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截至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4年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73家国有企业，迄今为止，90%多已按《公司法》改为公司制。中央管理的100多家国有企业已进行改制的超过半数。在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中，近300家已经上市或部分上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普遍加快了步伐，内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二是政企分开获得进展。主要表现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积极探索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实现了对国有重点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到派出监事会的过渡。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初见成效。按照抓大放小的战略，国家组建了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按照搞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的要求，坚决淘汰了一批小企业。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等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着重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小型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2.从何种层面理解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然而现实是脱困的基础并不牢固，国有企业盈利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弱。由于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十分困难，一些已经脱困的企业基础仍较脆弱；近1500户企业仍处于亏损中，还有300户企业停产，而且在原有6599户之外又新增了2100多户国有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有成”，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人们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亦不容忽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解决，相当一批应当退出的劣势企业尚未退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未得根本解决，大量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价格回升，一些地方已经关停的企业又死灰复燃，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研究开发投入和能力、管理及销售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外部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并不轻松。
许多例证表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是几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的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也无法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
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要改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现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可以说是一项全面筹划的政府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产出成绩十分显著，但同时，投入成本也相当可观。市场经济是需要算账的。在这里，无论是政府的资源性投入，还是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软投入(例如企业股票上市的优先准入)，都使国有企业实际上享受了比较优裕的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转制的特定时期，提供这样的政策、发展条件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有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已经全部出台，非常规性的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政府的政策支持曲线已达到增长的最高区域，市场竞争的冷酷规则终将全面引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更加复杂、激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有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政府工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3.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
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提供的2000年国有企业景气状况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走出困境是在政策支持、外部因素影响之下，而企业自身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转换，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经济效益增长的内在活力仍然不足，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历史困难依然存在。
--管理体制落后、市场法规不健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成为企业家们的共识。调查资料表明：62.4%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把该项工作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重点，64.1%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希望政府部门完善有关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冗员多、社会负担沉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工作的力度，推进了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的富余人员包袱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劳动力景气指数依然在不景气区间低位运行。
--资金筹措困难已成为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在不景气区间回升乏力。
--受原材料购进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生产成本景气指数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政府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战略性改组，增强企业竞争力，拓宽企业发展空间，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长期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为何‘亏’而不破？
1.银行的资金那里去了？(亏而不破的外在原因)
中国的金融运作是明显的‘双低一高’，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银行的资金是雄厚的。但当前中国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不足，银行的大量呆、坏、假账导致银行在国家宏观政策放松的条件下依然‘惜贷’，银行的资金都那里去了？ 该如何解释？
要搞清楚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分析，而且要从中国的特殊的经济运做体制即财政、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分析入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实际支配资源的份额会逐渐减少，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份额会逐步增加。这在实践上应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化并健康运行。但‘分权让利’的现实起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伴随着分权让利，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补充和协调逐步发展为竞争关系，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做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使其作为整体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别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或者政府主动)，否则他不会破产。因此，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有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
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79年—1984年间新货币化的经济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获取了巨额货币发行收益。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相应的货币化收益随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下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了。面对各种矛盾的压力，政府不得不用继续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进行补偿，由此导致通胀加剧。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而麦金农的分析更为紧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在1991年已达到97%，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20多年的伟大改革成就就会面临风险，东欧型通胀就不能排除。这就表明，货币化收益只是一种数量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法实现结构性的升级转换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组合力量，而只能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较好的缓冲地带。时至今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而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通胀压力在增加，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有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经济在此方面的危机形势不容低估。
其次，用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以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此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循环陷阱”的路径依赖状态。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了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沿着这种路径下去，中国经济改革很难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进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必然要求国有资产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重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必然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量转移，从而使国有银行储蓄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剧改革过程中资产负债失衡问题，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力在赤字短期内急剧显性化，除非能及时找到补贴资金，否则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潜力在压力依然巨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国有经济赤字以银行负债表隐性化的同时，也使我国财政职能随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以致到了无法完全适应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银行作为暗补的主要来源，财政被自觉不自觉地当作计划经济的代表来“改革”。在改革推进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职能部门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权，以致也竟相自立门户，自立规章收费自给，从而在国有预算之外产生了庞大的预算外资金，不仅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而且进一步使政府职能遭到了分解。使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控制力下降，改革推进面临困境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强。
再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出出来：(1)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其发展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2)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必须实现结构性转化和扩张。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国有银行的资金通过政府对金融“取财于民，转财于企”机制控制，大量流入了经营不良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运动，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表明，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而亏损企业的93%都是资不抵债，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3、国有企业亏而不破的‘环境’因素
就业、稳定、银行债务悬空等因素是国有企业亏而难破的环境因素。‘冗员’过多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也是政府和企业改革难于突破的重要障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需要裁员，企业承受不起，政府更无法承受。企业不背起，政府就得背，否则社会就无法稳定。企业忍辱负重，全社会要多一点理解！
在国外一个挺不错的企业，只要现金流出现断裂，企业可能立即宣告破产，实际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雇员的处置很好办，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中国，由于社保体系还不健全，大量的人员难于安排，使得人员的安排成为很大的破产障碍。
最大的和最难办的是关于银行的债务以及担保的连带责任。一个企业要破产，许多企业为它担保，它本身也为其它企业担保，在法律上很难解脱这些责任。比如说一个国有企业破产，几个企业因为担保为它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法律，有可能使这些企业遭受同样的命运，这能行吗？该破的因此破不了。该破的一定要破，我们应该修改担保法。
国有企业的困惑
在当今中国大多数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里，往往依靠的是某个雄才大略的公司领袖，这些领袖们把自己的DNA烙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随其领袖的正确而兴盛，当然也随着领袖的错误而衰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因为在成功或失败故事背后的逻辑，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研究成功企业,人们总会把成功总结成一条一条的经验，比如说：勇于改革、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重视产品开发、重视人才等等，但是当你用这些经验去实践时，几乎无一会成功。研究失败的人也会把失败描述得真真切切，譬如管理混乱、盲目扩张等等。亲口品尝荔枝的人才能知道荔枝的真正味道，经历成功、经历失败，特别是经历大起大落的人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的真实感觉。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事物就不完美，不总结成功就不能发展，不研究失败就不能提高。这里我们先不来谈这些，只是想说，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也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领袖人物或者领袖集体，他们扮演着非常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成功，他们既有雄心也有困惑，对于企业来说，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企业家的困惑与成败密切相关。因而必须予以关注。
——速度的困惑。中国有企业业能够高速发展壮大，但结果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没几年就跨掉了。
前些年，翻开报刊杂志，你会经常领略到那些创造奇迹的企业的辉煌业绩和创造奇迹的业界领袖的光辉风采，那是一个创造辉煌的年代。然而，近些年你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一个个‘倒下的巨人’和一座座‘坍塌的大厦’，这是一个奠基的时期。有时候记者的妙笔既可以让你‘生的伟大’，也可以让你‘死的悲惨’。搞经济建设，都想发展的快一些，落后了几百年，也应该快一些。但是，物分两面，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长短相形、难易相成。短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有了好的带头人，选了一个好的产品，采用了好的方式，成功了…。速度快，危险就大；问题总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产生，暴露在最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拿证券业来说，当人们为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百多年的路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却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商场如战场，能够在如火如荼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即便是失败了也都是一代英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不要过多嘲笑那些划破长空的流星，你要快一些，就必定出现问题，积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具有成功的机会，也并不是有机会的人都能成功。
发展慢了就落后，落后就被动。快了会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速度。正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能因为会出现事故就低速行驶，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意义。关键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高速时该注意些什么？
——规模的困惑。中国国有企业热衷于搞大，但光搞大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足以证明企业单追求规模大、资产多，迟早会垮台。
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1959年，英国的两位教授马克西和希尔伯斯顿，凭着对50年代初英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分析，首次提出轿车制造成本和生产规模关系的‘经济规模’理论。该理论认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这就是规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许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也并不是按照规模去建设就有好的效益。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这主要看适合规模经济的环境条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投资，企业按照一定规模来建设，取得好的效益。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不是计划经济的错，根因是管理经济的理念。在‘借贷经济’的情况下，企业按照规模去建设，一方面要承担巨额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巨额的建设利息，这些利息率可能不会亚于许多行业的利润率。
对企业的规模问题一定注意不要采用拉郎配、人为的联合舰队等，那些浮躁、急于求成，用‘连环计’绑起来的舰队终久无法经得起‘赤壁之战’的火攻。中国需要世界500强，但不是凑数、硬挤进去，而是要昂首阔步走进去。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众多的、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企业的现状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的狂潮已经消退，喧闹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企业家、投资者的惶恐、尴尬的身影。而这些无力遮羞的身影正是浮躁所带来的。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小企业怎样才能创造成功？大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小河沟里翻船？怎样才能构建中国的‘航空母舰’？
当今中国，心态比资金更重要，人文环境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理性、客观、辨证比商机重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都不要着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巨富商贾和巨型战舰会在中国这块沃土上产生出来！
-—多元化的困惑。目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完不发达阶段，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刻，又面临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的局面，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面临多元化经营战略时，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近年来国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因多元化经营与横向规模扩张上的失误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一个企业要不要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有企业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多元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多元化？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行业？如何进入目标行业以及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多元化经营？
——政府关系的困惑。企业家不绑着政府就干不成事、就发展不了，但一绑上政府，企业家又变成现在时髦的词：砣，沦为政府的工具，企业照样没办法发展。
时至今日，你若留心，便会发现许多错位的现象，各级政府领导都在为经济的发展忙忙碌碌，跑项目、跑资金，甚至开定货会、洽谈会、论坛会，所谓‘政府搭台、经贸唱戏’。而企业的老板们却无心思去做该做的事，天天去跑政府、跑经贸委、跑证监会…，各级党政领导都很关心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老百姓们却对‘国家大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不要怪罪政府，也不要去怪罪企业，在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于特殊的胶合状态，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过渡时期的政府运作，需要的是政府的合理的退出，即有选择的从一些领域退出来，这种退出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矛盾积聚而又急需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退出并不是简单的让位于市场机制，而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而企业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培养自身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要发展，一定要获得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不是没有钱，而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真正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时，也就是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时。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毋容置疑的。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面对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国企业开创了一片动人的‘田园’。
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的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当前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诸多误区。对此我们将有专门章节来谈。这里我们只能说一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小心脚下，一路走好！
——游戏规则的困惑。当今社会，企业家按规则办事行不通，但不按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风险。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究良心、商业道德，否则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是两码事。在商业行为里，不是说你讲了良心就是英雄，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实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因而在企业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的困惑。每一个成功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国家需要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也许前日方式上的陈旧，将是今日或明天形式上的求新。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年复一年，岁岁更新。
WTO的困惑。提起‘复关’，中国人就兴奋，可这个‘关’对中国人就那么难？关内关外，让人望眼欲穿。虽然一再受挫，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复关’谈判，这个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复关就一定有好处？许多人认为中国一但加入WTO，就好象去到了天上人间，可中国已经加入WTO，欢喜之后一切依然，这是为什么？利弊由什么决定？问题不在于何时复关，而在于复关时承诺了什么？这才是利弊转换的中轴。
‘复关’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这将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贵的企业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发现：举国上下用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最基本的收获；用了巨大的能量推动了最基本的发展；用最有力的改革解决了最表层的问题。难怪人们总是深深感叹：改革成果来之不易！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各项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是为了这个核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改革的进程已经把国有企业推到了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舞台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本必先析源’，推进改革我们不能不回头审视和分析：走过的路多么崎岖和漫长！
1.最贵的企业制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主权和缺乏好的政策，沿着这条思路，企业改革沿着扩大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期间有不少新的方案和试点，以至于后来‘包’字进城。从扩大自主权到利改税，从‘包’字进城到两权分离，从把企业推向市场到制度创新，都有效果，但均不能令人满意，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债务负担’、‘冗员负担’、‘社会负担’，缺乏活力。
动力和活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成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放权让利下的‘放乱致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许多人曾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负担太重，只要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家下决心实行‘债转股’，也有人把‘债转股’称之为是‘杀手锏’。‘债转股’已经实施，不说跑债转股的艰辛，到现在为止，恐怕就连当初竭力推进债转股的人也对其‘效力’产生怀疑，以至于要停止这种做法，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权责利的统一。但明晰了产权并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统一，因为权责利的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产权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即产权的真正‘人格化’。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谓不明，但依然亏损严重，原因就在于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比较当前世界的企业制度，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产治理结构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就业、体制改革的冲锋队和试验田、思想解放的鼓号手、政府改革的内驱力、中国经济困境的缓冲带、企业家阶层的良园。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和利益驱动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市场，就会膨胀和增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从初始的限制、打击到今天的扶植和发展。无不显示着一种趋势和道理：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的壮大，必须要依托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最终出路，更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2.最便宜的企业家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企业，要发展企业就必须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企业经营者，也曾经区分企业家和经理，我们认为，有没有企业家只是一个假设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无法存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只不过是拙略劣和优秀而已。要拥有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企业家。要有一流的企业家，必须要有一流的政治运作机制。
可以说，从老祖宗胡雪岩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便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总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政经合一，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有无企业家，中国确实存在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他们根植于国有或民营企业中，尽管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对于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是伟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他们无所计较，就象田野里辛勤耕作的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任劳忍怨，临终还要奉献自己的皮和肉。谁让他们的命该如此呢！
尽管企业家中确有一些不良分子，而哪个阶层中没有呢？我们，社会，中国的各级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需要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的中轴、核心力量，许多社会进步事业要靠企业家来推动。国家、政府和社会要关心、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成长，理直气壮的支持他们。
尽管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国有企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再现辉煌呢？
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虽然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取得进展，但是国有经济的改造决不仅是企业‘扭亏为盈’的简单过程，它涉及的是全社会微观基础的再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重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有经济的效率与活力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世界性的难题。那么，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1.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2.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制 度，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几乎尝试了一切经营方法，就连‘孙子兵法’都派上了用场，国有企业总体依然如旧。期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短期内有根本好转那只是一种徒劳，丢掉他们无疑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少数企业不好原因在管理，多数企业不好，是宏观、是战略问题。
战术解决的主要是当前问题，而战略指涉的是长远发展问题。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既得益于战略发展，又得益于精妙的战术，但主要得益于采用的战术，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的改革，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无法仅仅从自身剖析原因，也无法单纯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整个改革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单方面的突破，必须要整体的配合。‘整体观’的树立，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依据新的战略来确定新的战术。一招一式只能解决单个问题，但整体问题的解决需要逐一化和量变。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要期望一招一式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新趋势，必须认真研究21世纪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目前，一些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远未完成，任务还很重，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性改组、战略目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家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资产重组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加强重点，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难度都比较大。这种战略性改组，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企业集团体系。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必须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同世界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决非易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由于处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种调整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要贯穿于今后相当一个发展时期，要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在此调整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将同步进行，并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2、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发展
新的市场经济形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求企业和政府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分析了新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思考国有企业在新世纪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国际方面，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新科技革命，也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国内方面，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加入WTO，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必须抓住机遇，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可以有以下两个阶段：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二阶再用5年时间实现国有企业建立比较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在较大范围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并成为世界竞争的一支新兴力量。再用10 -20年，使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企业竞争舞台上成为主要力量，中国成为世界企业强国、经济强国。
为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现新的良好开局，在“十五”期间要至少做到以下八个“基本”，1)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解决政企政资不分的问题，使企业成为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中小型国有企业也要完成改制，建立一套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固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要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步伐，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2)基本完成战略性改组。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该退出的退出，该加强的加强。要切实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技术应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3)基本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3)基本治理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造出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有利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4)基本搞好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基本解决国有企业原有的历史包袱，健全劳动保障制度。企业的内部管理应大大加强，要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高度从严治企，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制度。5)形成一支高级企业家队伍。6)基本完成企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7)基本形成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规范有序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和国际经济接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游戏规则，并正常运行。全国市场开通，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应基本打破，各类市场进一步形成和完善。3、产权改革与机制创新
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诸因素中，公司治理结构是最综合最重要的因素。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重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改革和经济腾飞的关键。正是中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各项深层次的总体改革方案的实施缺乏微观基础。国有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体制的创新，要建立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机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清楚，就是要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阶段推进的主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其实质都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必须实现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度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即原有产权的合理流动、调整与重组。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实际出发，下决心逐步合理解决国有企业的四大历史包袱，以尽可能缓解与清除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上述主客观障碍。国有企业产权所有制创新，决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国有企业，或者把国有产权都改为非国有。而主要是根据国有企业的应有职能定位和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强操作性的原则，将现在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四类情况。具体说来是这样四类：
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上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这些企业，同国家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待市场机制真正健全和完善时再逐步改造。
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主要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的骨干企业。这类企业一般都属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及相对控股)，以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同时大大降低过去因独资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与经济损失。
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一些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控股，而可以改为由国家参股。至于参股的根据则视国家有没有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不是银行的资金)、能不能赚钱这两个条件来决定。
国家应该退出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对于那些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逐步退出来。
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关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等价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总之，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但要有计划。拖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包袱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就越大，国家的损失就越多。但如果相对集中，国家一时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改革以后，仍然继续由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尽可能消除原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两权”不分的积弊，有效提高其效益，真正发挥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应有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
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
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
大企业的核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班人，这一班人的选择培养和彼此适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朝夕相处，风雨与共，在无数次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
杨元庆29岁就担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领导，直到39岁当上联想CEO统帅全局，其间是整整10年时间。
默契总是在磨合中产生的，人和企业要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也需要长期的时间。麦当劳的领袖总是从内部选拔，就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是最彼此了解和接受的。
目前麦当劳最新一任CEO坎塔卢波，从1974年就加入麦当劳，1987年成为麦当劳国际的总裁，随后又担任麦当劳国际的主席和CEO，1999年，坎塔卢波成为麦当劳全球总裁和副主席，2002年12月已经宣布退休的坎塔卢波被任命为麦当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纵观坎塔卢波的一生，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麦当劳，麦当劳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么会不好好做？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大企业的领导层往往都比较稳定，麦当劳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是会计师出身的格林伯格，也有4年时间。在他之前，麦克尔?昆兰掌管麦当劳11年，弗雷德?特纳10年，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在位21年。
匆忙上阵，迅速扩张，或许能很快摆出一个庞大的阵势来，但往往是散沙一盘，不堪一击。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才有稳定的战略思想，才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才有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说到底，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企业的核心是人。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资本说了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当年王志东掌管新浪的时候，在网民眼中，新浪基本上就是王志东的新浪了，他后来被踢出局，好多人以为新浪的天都要塌了。结果天还是那片天，新浪还是那个新浪，倒是王志东自己没了下文，到现在，若不是老网民恐怕都有点想不起他了。
其实，王志东也就不过是个打工仔，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财富给它镀了一层金边，而这层金边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就被发胀了。
从古到今，谁投资谁就是老板，在决策的问题上从来就是资本说了算。
但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的构成也很复杂，当知识(技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关键作用时，知识资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当资金是企业的核心因素时，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是大哥。
所以，王志东们也不是想踢就踢的，得条件成熟，能踢的时候才踢。
企业的决策权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参与各方斗争的结果，技术人员如若轻易把核心技术贡献出来，企业借助它上了台阶，必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更深入地经营它，这时候经营者的作用更大，技术人员若没有更新的技术可以让企业依赖，自己就只能靠边站。
技术需要积累，真正的创造发明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企业有了钱，就可以利用很多人的智慧，经营很多人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做的是组织很多人的工作，技术人员做的是挖掘自身的工作，自身一个人是不可能战胜很多人的，所以具体的某一个技术人员，注定都将被淘汰，他的技术只是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驿站，技术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增值。
据说可口可乐的核心配方至今仍密封着，这个配方比起当今许多高科技成果来说要简单得多，一旦公之于众，大家都能掌握，但他就是不说。
这也是一种意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保住资本的价值。但如果每个有技术的人都这样想，那就只有自己当老板。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只是小老板，何况技术还有可能变得落后，一钱不值。合作才能干大事，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制度才是使各种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
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
1.落后本质---小农经济
2.兴奋之路---农业合作化
3.权宜之计---土地承包
4.光明之路---农业产业化
5.根本出路---市场化
6.根本措施---计划配置，市场化运作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的产业。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村处在什么地位—历史视角的分析
城乡关系，是任何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城乡关系为什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中西之间的城乡关系有没有区别？
1.超限度的剥夺—-城乡关系的历史反思
城市和乡村分离并作为人类的不同聚居态并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人类群体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确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剩余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类群体聚居态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后，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则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聚居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国中为市”的固定商品交换场所和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市”。从此，人类社会系统(聚居系统)开始了逐步从无城无乡的同质集合体向城乡有别的异质结合体的演变，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由此开始。
最初，城市居民还没有同农业完全脱离，“在古代社会，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但是，进入奴隶社会，城市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国家官吏的聚居地，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从而逐步形成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乡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变为农奴或农民，并相应地引起人类聚居状态发生变化。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规模、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上的区别日趋加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尽管各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对乡村实行剥削和压迫导致的城乡对立日益严重，则是其共同特点。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乡关系在封建时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表现特殊，乡村庄园里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统治城乡，而城里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则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手段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乡村。城市平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从十一世纪起就开始了绵延不断的“城乡之战”，后来这种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出现的，城市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不如说是封建统治的神经中枢，是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于是，整个社会被分离成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其上层体系是城市利益集团，朝廷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其上端；而下层体系则处于广大农村，地主和乡绅为其上端，地主和乡绅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乡村不可或缺的“居间人”。国家机器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向前驱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赋税、徭役和地租等经济剥削上，还表现为设置在大小城市里的层层统治机构对农村的残酷政治统治。对农村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在城市的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乡对立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对抗色彩。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城乡关系后来演变路径的不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机器大工业本身具有的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索取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要求资本在有限的时空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使商人阶级逐步积聚财富成为贵族，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拨乱反正”，城市不是作为商人逃避封建统治的避难所，而是成为商人借以对乡村剥夺的根据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一不是采取剥夺农村进而将资本向城市集中，并驱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方法来推进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且“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点只能是以农村的长期凋敝和贫穷为代价撑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而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统治下，并没有使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社会整个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城乡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乡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一方面，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残忍地剥削广大农民，使整个农村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一片凄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古都名城原有的城市工业和周围腹地的农村经济解体，从而出现停滞和衰败现象，但同时也使某些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如沿海、沿江和沿铁路干线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其工业和公用事业最初是由政府创办(创办者往往是大官僚、大买办，因此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买办性，而当时外国资本趁我国民族工业薄弱之际大量侵入，联合官商资本一起集聚在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城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严重地加剧了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间差距急剧拉大，加上这些城市大多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向广大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致使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具有了对立的残酷与野蛮性，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事实上，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困境：如大量贫困潦倒的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土地大量荒芜、城市出现贫民窟、社会经济整个陷入困顿状态、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所有这些不仅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为以后城乡协调发展制造了许多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城乡之间地位互换导致的相互依存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始终是作为城市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在城市压迫和剥削农村造成城乡对立的状态下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所以，走向城乡协调之路，最根本的条件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城乡协调才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制度安排与经济攫取—新中国为什么还有城乡差别？
1949年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和利益上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并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境况，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的工业化道路。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都以牺牲农业积累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也不例外。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可能走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法超越这一障碍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农业就自然成为工业积累唯一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把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以支持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两种转移方式：一是实行重租重税公开转移，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公开的转移；二是依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隐蔽的转移形式。中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农产品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条件，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集中为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种制度，逐步使“以乡托城”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强化定格。单位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的方针将城市居民全“包”下来，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制度为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进一步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人民公社制度虽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但其现实的功能，却是为向农业索取资金以维持城市工业的社会结构体系形成与运作奠定组织基础。这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建立起的制度和组织，把农业所能提供的积累以隐蔽的“农民的贡赋”形式不断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逐渐形成结构性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从深层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不切实际的传统“赶超”战略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扭曲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使工业化发展进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初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的结晶。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私有且兼并和分割不断发生；经营方式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藩王争迁的历史，又是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倾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
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幅度连续4年下滑，从1996年的9%下滑到2000年的2.1%，一些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已经出现收入绝对水平下降。
3.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企整体遭遇困境，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启动经济，扩大内需,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譬如：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息；打击走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我曾经询问过不同阶层的人，包括高层的领导、银行行长、企业家…，得到的回答是：有好转。但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生存受到威胁。经济还没有才是怪事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从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来看，乡镇党政机构人员在全部在职工职人员中占不到15%，教师约占70%。
在县级财政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上‘短缺经济’，促使了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县级财政从制度结构上受到‘上下夹击’。一方面要向上上缴；另一方面，下面难以征收，同时还要维持乡镇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基层组织的稳定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级财政没有根本扭转‘吃饭财政’的状况。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县级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收入位移’现象，即提供税源的主体从县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工商企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这种‘收入位移’同时意味着收取各项税项的交易费变的越来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对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县级财政两面受压，近几年县乡之间纷纷开始实行分税制，这实际上是上述‘位移的继续’，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统筹这笔专项基金。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统筹款却几乎涵盖了乡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目，因此现实中存在着促使增加‘乱收费’的主客观原因，即是如此，乡镇财政也是负债累累。
抽样调查表明，1997-1999年3年间纯农户平均人均负担最重为161.6元，而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则分别为109.32元、82.74元、和96.21元。过去负担方式侧重于按人头收取，如果改为农业税，且按承包土地面积征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负担不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宏观经济和收入增长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即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增长向依靠非农增长转变，而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对村镇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品的享用和要求比纯农户高，但纳税义务并无相应体现，长此以往费税负担不公将转化为社会矛盾。
2.农业怎么办？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来说，与其说是负担过重，倒不如说是缺乏收入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表明，1996-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增反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要改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一种经济社会的二元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二元的制度结构体系。为什么我们在意识到现实的制度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效应后却迟迟无法变革它呢？这实质是制度的本质问题。制度是什么？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它归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这只是制度最宽泛的含义，其实，制度的主要内涵是指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其整个结构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任何社会的利益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因此制度的实质不在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在于对人们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制度实质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利益关系。一般地，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不可能仅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还要依赖于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推进，直到现在，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的限制，使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无法顺畅地流通，从而使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用工市场无法真正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率都极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我们国家也逐步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农民和市民固化为两个不同阶层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没有取得制度性的成果。究其深层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现有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若一下子放开，必然对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现在一些大城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二，从建国初至今，国家对城市人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从而使城里人的利益具有刚性和“贵族化”倾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然要涉及城市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这实质将使城市人遭受巨大的无形的利益损失，势必使城市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城乡一体化，排斥城乡居民在利益上的平等，这也是当前改革进退维谷的重要层面。城乡居民在利益上不能处于平等地位，必然使农村居民在心理上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不合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大量涌入城市。其实，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非都是真正的剩余，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加入到盲流中去的，从一些地方大量土地荒芜，而又有大量劳动力在外打工这样的局面就可见一斑。要使城乡居民利益逐步平等，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则是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因为城乡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一个长期历程，而制度改革尽管会引起一时的不满，但这是迟早都要走的一步。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对农业自身来说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加快产业化，就是要加速农业分工的细化。
经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所有制；二是分工。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与私有的研究和争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原因—-分工。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的产业不断产生，社会分工越细，交换越频繁，经济就越发展。特别是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起因于新的分工的形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工业产业的细化，而每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发展。然而，农业产业的细化和升级却相对缓慢。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农业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现在的农业比起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差别。农业落后的原因是商品化率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养活十几亿人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而这些有赖于农业产业化。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还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因而就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不管怎么表述，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应该包括以下含义：1)以市场为导向；2)按产业系列组织农业生产；3)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业效益；4)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水平。
加快农业产业化，必须要加大农业投入，切实改变‘口号农业’。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大的投入，把农、林、牧、渔、小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促使农产品资源转化，促使农业产业细化和拉长产业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遵循五条原则。一是市场导向原则，根据市场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因地制宜原则，发挥比较优势，营造区域特色，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建立有特点的各种基地。三是科技驱动原则，讲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原则，发展生态效益型农业；五是择优扶持的原则，扩大优势产业群。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市场；二是结构；三是龙头。龙头产业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可以形成一个好的产业链：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养殖加工—肉制品初加工—肉制品深加工，还可连带起相关产业。所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相当重大。
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决定中国未来地位的两点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有道不清和解决不完的难题，因此总想再多说一些。
1.农民增收为什么那么难？
农民增收难，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影响农民增 收的主要问题将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制约，二是国际市场冲击(笔者认为：越冲击可能越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越有利于发展)。今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1)影响农民增收的结构因素：
其一，农业结构的层次仍然较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养、加工的比例不协调；二是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业比例不协调；三是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优质农产品所占份额低，特种水产、绿色食品、优质面粉等供不应求；四是调整结构单一，各地主要着眼于蔬菜生产，而蔬菜品种又集中在常规蔬菜上，结构趋同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使农产品的附加值十分低，农民收入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其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水平不高，经营机制不尽完善。一是加工流通能力不强，企业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弱；二是科技水平较低，出口产品仍然以原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三是加工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度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与农民之间是买断关系，农民仅仅是价格的被动执行者；四是农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农副产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市场信息滞后的制约；五是农业投资和资本运营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上述因素，使农业整体利润率低下，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影响农民增收的国际市场因素
中国已经加入WTO，农业的对外开放进程日益加快，农产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加深。根据《中美农业协议》，在2004年前，中国农副产品平均关税从目前的31.5%降至17%，重点农副产品降至14.5%，其中牛肉由45%降至12%，猪肉由20%降至12%，家禽由20%降至10%，葡萄由40%降至13%。中国政府还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取消农产品进口非关税保护措施，不断增加配额。而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生产成本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业已失去竞争优势，以粮食为例，小麦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75.5%，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大米价格63%，粳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9.1%，大豆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48.6%，豆粕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3%。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市场有效需求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农民收入的多少，同时又与农民消费理念、消费途径有关。
(3)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
农民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直接的生产者，农副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开拓农村市场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高风险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优化政府支持的方式，又要推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措施也制定了许多，笔者还是认为，最根本的是必须切实改变‘口号农业’。正如工业一样，农业也无法仅从自身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着力点放在农村城镇化，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把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植树造林及生态保护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等建设等同起来，产生综合效力。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根据前面所讲，由于一些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理论上讲，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实际中，正是由于农产品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将会引起农业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认真研究。
二是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在同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逐步暴露出规模不经济、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针对上述状况，通过政府的帮助和扶持，实现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可取的，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不可取，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选择新的战略，并根据选定的战略来确定战术。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过剩、职工下岗失业已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总体上减少了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再就业”的难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进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对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情况，如何应对呢？
(1)农村剩余劳动力何以能够“入城”？
2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造就了1.2亿以上乡镇企业职工和8000余万大多进入城市的流动职业者。这些昔日的农民不仅为民工输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自己找到了相对稳定或不稳定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再就业。
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入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性的，即在由政策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城乡对立及各方面的不平等，使得许多城市职工以“公家人”为荣，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的习惯(利益贵族化)。而农民工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抢占了建筑、饮食服务、环保、农副产品供应等行业并占了绝对优势。随后，农民工还“迂回”渗透到厂矿企业、部门单位，去干那些正式工不愿干的工作，充当“准职工”的角色，以至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即一方面固定工富余，另一方面又使用农民工。“这种在职工富余的情况下仍招收临时劳动力的状况，是一种‘就业陷阱’”，造成了正式工管合同工，合同工管临时工，临时工管农民工，“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怪现象。这种“高成本就业”状况与城市职工不愿“屈尊”的心态相结合，加之改革开放后城市出现了许多机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促成了农民的地域流动。
(2)城市“再就业工程”遏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剩余及职工下岗问题。一方面，在计划经济“高就业”、“低收入”的政策导向下，企业本来就存在着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目标取向与市场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之基本原则必须使富余职工离岗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一场全局性的“下岗”与“再就业工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前下岗职工大多在40～50岁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能够从事的多是低技能、重体力的工作，因此，在对科技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他们重回企业就业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随着城市职工下岗人数的增加，迫于大势，不少下岗职工不再犹豫、观望、等待，而是自觉变“单位人”为“社会人”，走上社会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事社区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进城民工发生了争抢饭碗的问题。而原先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事业单位为了减员增效，也在减少、辞退外来民工。
从总体上说，城市社区能够稳定地吸收外来劳动力而不至于被下岗职工取代的行业与岗位毕竟有限，在一些新兴的、向高层次发展的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文化、休闲服务等行业，城市下岗职工的优势明显大于农民工。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帮助、自身的压力和努力，使得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如火如荼。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多元化，城市职工的就业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单位”意识已经淡化，在“自救”、“自助”、寻找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制约、遏止了农民工进城“再就业”的流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宝藏”，但谁来开采，又如何开采呢？
(3)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就业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进行合理的统筹安排，有步骤地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有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既重要又迫切。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也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当发达，中西部地区非常落后，拉大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占全国面积的86.6%，人口占58.7%，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最大的地区。中西部地区要立足当地实际，发挥资源优势，多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应以集中方式发展农村工业、兴办工业园区。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应把劳动密集型技术放在重要位置，引导乡镇企业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路子，以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继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中国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潜力很大。要把商贸、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金融、保险等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开发农村房地产、旅游等新兴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容量，把农业服务产业化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领域将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广阔的空间。
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联系大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桥梁和纽带。如果集中资金重点加以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是有巨大潜力的。小城镇是农村工业化的基地、小商品集散地，每天都吸引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去赶集经商。小城镇是农村工业集中的地方，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并促进农村小城镇本身的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这些都会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以，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基地，应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在小城镇体制、产业布局、户籍管理、土地使用、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从而促进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因此，一要深挖农业潜力，改善种植类的耕作方式。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种植业的耕作方式普遍落后，经营粗放，全国有2／3的耕地属于中低产田，效益差，有5亿多亩荒地等待开发。所以就农业种植业本身而言，只要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实行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提高农业种植业规模集约化水平，推广优良品种，就会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同时可以消解一定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二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大力发展渔、牧、林业等。中国是一个山多地少，水面广阔的国家，农村劳动力向种植业以外大农业的广度转移潜力很大。因此，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农民从事开发性农业，发展大农业和生态农业，由此可以安排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鼓励、引导其健康发展，在市场体制建设中，推行反垄断政策，放宽多种经济成份的行业准许人，创造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的就业比重。
劳务输出是一种国际性现象，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转移模式。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差异很大，当前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崛起以及非洲经济的发展，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要抓住时机，尽快搞活国内劳动力市场，打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更为广阔的就业途径。
从1994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来看，城市基本实现了独生子女化，农村独生子女率很低，绝大部分的农村育龄妇女生育两个以上小孩，导致农村人口越来越膨胀，更加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担。所以必须下大力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
要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的教育方针，也是进行其他各类职业教育的基础；要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对将要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使劳动者掌握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将要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技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教养和职业道德修养，使其很快胜任所从事的工作，能尽快适应现代文明的工作环境。
总之，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跨世纪难题，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组织引导，灵活运用各项政策、法规，进一步规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从而实现市场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动态平衡，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