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关于航行证制度，见上文，原著第 21页以下。关于英国扣瑞典于 1939年 12月 7日签署的战争贸易协定，见上文，原着第 9—10页，第 70页。
②见上文，原著第 71—73页以下。
重达一百五十万吨的货物，其中三十七万一千吨是矿物油。
经过纳尔维克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砂一事引起了盟国的极大关注，并成为争论纷坛的问题。③英国于 1940年 1月 6日就此问题向挪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同时也通知了瑞典。不久瑞典就与挪威联合一道对此事提出抗议。结果是，英国政府所建议采取的阻上矿砂运往德国的措施未能得到实行。①1月 19日，哈里法克斯勋爵质问瑞典驻伦敦的公使布约恩·普吕茨：瑞典政府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以减少这种运输？因为，否则的话，盟国将被迫对纳尔维克实行封锁。他指出，盟国已准备就帮助瑞典抗御德国和俄国的袭击同瑞典政府进行磋商，但由于瑞典人害怕德国人进行报复，所以盟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哈里法克斯强调说，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瑞典和其他中立国政府应把心思用于考虑最好的办法去援助一个它们所愿看到其失败的事业，而不是去考虑阻碍这个事业”。他指出了德国为保证瑞典铁砂供应而答应给它“保护”的危险性。他臆度这种保护将遭到拒绝，而瑞典将求助于盟国。盟国将会给予这种帮助，但这种帮助很难做到能象事先有所准备并通过交换意见而商定的 79那样有效。 ②1940年 3月 2日，英法两国就这一问题联合向瑞典和挪威发出照会，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③虽然这些谈判没有取得具体结果，矿砂仍在继续装运，但瑞典人并没有扩大这种装运，相反却多方托辞予以减少。
第四节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
苏芬战争的结束使瑞典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盟国还是继续指出由此得出的教训。因此在 3月 19日，张伯伦一方面承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国家（瑞典和挪威）的地位寄予同情”，一方面又说：这两国的中立确实是以这一错误看法为基础的，即无论做什么，也要比卷入德国和盟国的战争来得好，而这一看法转过来则又是以另一种看法为依据，即“战争的结局不管是德国获胜还是盟国获胜，对这些中立的小国来说都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除了坚决自卫，并同那些乐于帮助他们进行防卫的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将会或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①这些呼吁都无非是枉费心机。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军事情报组织联合起来了，这种协作在 1939年到 1940年的冬季仍在继续，并得到了增强。各情报部门的首脑不时碰头，交流情报，1940年 3月召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讨论了瑞典和挪威军队在一旦中立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②但是，瑞典在国防准备上没有把一场“面对西方的战争”考虑进去，以致在德国人侵入挪威时（这需要在瑞典的整个西部边境上设防），便发现瑞典是毫无准备的。
在 4月初几天里，不仅是丹麦、挪威政府，就连瑞典政府也收到了驻柏③又见《概览， 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3编，第 2章。
①瑞典外交部：《 1940年 4月 9日德国进攻丹麦、挪威的序幕》（ Swe-den，Foreign Ministry：Forspelet till det Tyska angreppet pa Dan-mark ochNorgeden 9 april1940），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文件第 13—15号、第 17号、第 20号、第 21号、第 23号、第 24号、第 26号（该书以后简称《序幕》）。 ②《序幕》，第 24号；参阅宋德尔：《 4月 9日》，第 45—46页。 ③《序幕》，第 72—74号。
①下院辩论，第 5辑，第 358卷，第 1842—1843栏。
②宋德尔：《 4月 9日》，第 87—88页。
林使馆发来的关于德国正在集结兵力的惊人警报，①这种集结兵力显然是打算对北部进行突然袭击，而纳尔维克便是想到的第一个目标。瑞典并没有把德国这种准备看作是在任何方面蕴藏着对它自身的一种威胁，而只把它看作是德国为防万一英国对挪威领土进行威胁时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根瑟在给瑞典驻柏林公使阿尔维德·里凯特的信中极度低估了这种假想的可能性。他说，“对于巴黎和伦敦育什么计划和决定，我们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因此我们不必认真考虑有人会从那一方面对挪威或瑞典的领土采取任何突然行动。”②尽管如此，瑞典政府还是于 4月 2日对德国外交部采取了一项新的外交步骤，它警告德国政府：瑞典在北部还保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它能抗击来自西部的袭击。③事实证明，这一声明无非是虚张声势，德国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总司令特尔内尔将军在 4月初提出的关于实行总动员或者增加瑞典军备的建议在 4月 6日几乎完全被否决了：而征集令又被限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倘若观察员注意到有军舰驶向瑞典南部或西部港口时，准备接待它们的也只有警察和海关人员。”④根瑟后来在一次解释中说：据认为加强瑞典南部的防务（这或许要影响到北部的防务）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如果德国人想要发动一次进攻的活，这样做并不能阻挡他们，同时却可能会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盟国正在这一防线的幕后集结兵力。①
4月 9日（即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的日子）清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维德亲王向根瑟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希望瑞典将继续严守中立。②政府答复说：他们打算保持中立，但要求“有完全自由采取那些我们认为有必要维护我们的中立的措施”。③同日，瑞典首相通知全国：这就是政府的政策；④并通知挪威，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挪威（就象它曾援助芬兰一样），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或弹药。4月 19日至 24日，古斯塔夫国王就瑞典中立问题同希特勒交换了一些信件。⑤挪威作出了一项决定。即不向瑞典提出任何可能使这个国家偏离中立立场的要求，这是为了帮助瑞典解脱其困难处境。4月 13日，挪威外交大臣哈尔夫丹·科特将这一点以指令下达给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延斯·布尔，不久，挪咸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特别机构（挪威公使馆 B部），负责处理在战争中发生的问题。 ①但是，当挪威政府发
①《序幕》，第 131—190号。
②宋德尔：《 4月 9日》，第 99页，第 112—113页，第 138页。
③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 18页。
④同上书，第 19页。
①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 19—20页。
②挪咸外交部：《 194O—1945年战争期间挪威同瑞典的关系》［ Nor-way，Foreign Ministry：Norgesforhold til Sverige underkrigenl940—45，三卷本（以后简称《挪威同瑞典的关系》），奥斯陆，挪威于伦达尔出版社， 1950年版〕，第 1卷，文件第 162—164号：瑞典外交部：《瑞典在战争期间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Sverigesforhallande tiIIDanmarkoehNorgeunderkrigsdren（以后简称《瑞典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年版〕，第 23—24页。
③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 35—38页。
④外交政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对外政策》［ UtrikespolitiskaInstitutet（Stockholm）：Svensk utrikespolitikun·derandravarldskriget］，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6年版，第 318页。
⑤德国通讯社，1940年 5月 6日；林德：前引书，第 38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第 8页及文件第 9号。
觉瑞典错误地倾向 181 于过分的谨慎，因而在起初间接地帮了德国的忙，便于 4月 24日向瑞典发出了一份措词严厉的抗议照会。 ②尽管如此，科特还是继续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瑞典不应该被迫参与战争，这一点对挪威是至关重要的。③即使瑞典加入了盟国，也可能给挪威带来不利，因为苏俄曾警告挪威政府，它不会容忍一个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在挪威北部获得政治势力。④人们曾提出过许多理论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并不想占领瑞典，有一种假设看来似乎颇为合理，即希特勒认为这样做既不可取，也无必要。若这样做的话，瑞典将会拼命进行自卫，从而间接加强挪威的抵抗：宝贵的铁砂供应也将因此中断：而且，占领了挪威和丹麦便切断了盟国对瑞典的援助，这也就使瑞典无论如何在实际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德国的这一决定无疑也受到了莫洛托夫于 4月 9日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的下述警告的影响，即保持瑞典中立符合俄国人的利益的。⑤4月 12日，当盟国向瑞典保证一旦德国袭击瑞典即予以支援时，瑞典答复说，对于任何试图侵入瑞典领土的企图，它都准备进行武装抗击。 ①同日，首相在向全国广播时强调说：“允许交战国之一利用瑞典的领土来达到它的目的，是和严守中立的原则不相符的。幸而没有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倘若有人提出这种要求，就只能遭到驳斥。”②其实，瑞典已得到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军队不会违反瑞典政府的意愿越过瑞典国境。③就在同一天，瑞典不得不断然作出一项重大决定。科特从利莱博海关打来电话，询问可否准许哈康国王在瑞典逗留；如果准许的话，是否允许他随时任意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要将他拘留，瑞典在第一次回答中答复说，哈康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当然”可以进入瑞典境内，但瑞典不能就有关拘留的问题作任何诺言。两小时后的第二次回答中对国王及其一行表示欢迎，但又指出：按国际法规定，国王在待在外国境内期间，将不得行使他的皇室权力，瑞典政府也不能“事先”就他离开瑞典的问题作出承诺。哈康国王一收到第一次回答便越境进入了瑞典，但在半小时后又返回挪威国土。④当天，科特和其他两名政府官员也越过了国境，并于 14日同其中一名官员回到挪威。
这里顺便提一下，挪威的一份白皮书①写道：瑞典驻奥斯陆公使馆秘书道格拉②同上，文件第 6号。
③同上，文件第 9号，第 21页。
④同上，第 22页。
⑤塔斯社，194O年 5月 4日；《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文件第 172号：参阅《纳粹一苏维埃的关系》（ Nazi-SovietRelations），第 140页。 ①《序幕》，第 198—219号。
②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 36页；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1940年 4月至 6月》［ Sweden，Foreign Ministry：Transiter- ingsfregor och darmed sammenhangande sporsmal，april-juni 1940（以后简称《过境运输问题， 1940年 4月至 6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第 12号。
③同上，第 16号。
④瑞典外交部：《 1940—1943年同挪成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 Sweden,Foreign Ministry：Fragor i sambard med Norska regerin-gens vistelse utanfor Norge l940—1943），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8年版，第 9页以后，文件第 2号：及附录 A，B，第 152页，第 154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2卷，第 7编。
斯伯爵为了帮助挪威政府，在其上司弗里黑尔·约翰·贝克-弗里斯暂时不在奥斯陆的一段时间里曾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并且尽可能同瑞典政府保持接触，甚至还跟随国王到哈马尔去。贝克-弗里斯不久也留在奥斯陆，并在那里按同样的精神行事，拒不接纳吉斯林的官员，直至大约 7月中旬，德国人宣布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瑞典的外交代表驻在挪威，他才不得不离开奥斯陆。但是，瑞典公使从未正式撤退。哈康国王离开挪威以后，在他那个王朝的命运吉凶未卜的时候，古斯塔夫国王于 1940年 6月 16日通过瑞典驻柏林公使告知希特勒：任何旨在废黜挪威王朝的步骤必将引起瑞典最广泛各界人士的严重反感。他劝告希特勒要以最大的宽厚态度去对待哈康国王和挪威人民。②他的电报迄未得到任何回音，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电报当时曾惹得希特勒暴跳如雷。7月 24日，古斯塔夫国王也警告哈康国王：在瑞典寻求避难的挪威女王储及她的子女们所拟议的美国之行可能会危及挪威王朝的前途；但哈康国王在 7月 27日却答复说，他仍希望他们得以成行。 ③在挪威战役接近尾声时，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之间讨论了纳尔维克地区中立化的问题，建议这一地区应由瑞典军队来占领，希望挪威借此可以继续保持对它最北部地区的控制。①瑞典是非常乐意赞同这一计划以证明他们对挪威的同情，但是当盟国在挪威的局势日趋不利时，德国人对这建议就不感兴趣了；6月 7日，挪威政府通知瑞典政府，这一计划已不得不予以放弃。②
第五节德国过境运输问题
应戈林通过比尔格·达勒鲁斯③所发出的邀请，一个瑞典代表团于 4月
14日前往柏林。代表团由塔姆海军上将率领，成员除了达勒鲁斯本人外，包
括外交部商务司司长贡纳尔·黑格勒夫、情报部大臣特恩堡教授。4月 15日和 16日，他们会见了戈林，塔姆海军上将于 16日拜会了希特勒，此后，古斯塔夫国王和希特勒互致函件，确认了瑞典的中立。代表团拒绝了向他们提出的各种请求，霍格勒夫在这方面显得尤为坚持。④4月 22日，瑞典外交部正式宣布：德国人提出的假道瑞典把军用交通工具运往别处的任何要求将不会得到同意。⑤当战斗仍在挪威进行着的时候，瑞典不顾德国人屡次企图对它进行威胁，拒绝了一切类似的要求。①并且，由于德国飞机侵犯了它的主权，瑞典不但随即向柏林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还在这段时间内迫使三十九架德机降落境内。瑞典的国防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至 5月为止已有将近四十万人武装起来；他们士气旺盛，但装备不良。②当德国人发觉瑞典坚决不准他们军队和军用物品过境时，德国人便改变了他们的话题，提出应该让红十字会人②瑞典外交部：《同挪威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第 13号，第 17页。
③同上，第 9页及文件第 53号，第 54号，第 64号。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第 190页以下。 ②《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 4月至 6月》，第 303号。
③关于达勒鲁斯于 1939年为促使德国和其他国家间的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在《概览， 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一书中有所记述。 ④《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 4月至 6月》，第 33号，第 29页。
⑤同上，第 78号，第 90页。 ①《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 4月至 6月》，第 7—8页；1945年 6月 1日《晨报》（ Morgentidningen）中根瑟的文章。
②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 24页。
员和医药用品运送过境。这一“人道主义观点”占了上风，因之得到了许可。
③可是，瑞典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以保证这一让步不致被滥用，规定所有运输都要受瑞典的监督管制。据说一部分红十字会人员后来参加了作战，但是，整个这一批人员还不超过二百九十人，④因此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当挪威的战事停息，而盟国又在法国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瑞典对德国的态度显而易见地有了改变。现在它已十分孤立，处于暴露的地位，只好完全依靠德国为其供应主要物资。在瑞典所做的让步当中肯定可称违反中立的一项就是，允许德国一艘被击沉的驱逐舰上的船员由纳尔维克取道瑞典返回德国，借以避免海上旅行的风险。另一方面，瑞典的一份白皮书也提供了许多事实证明：在瑞典的局势尚未因盟国的挫败而变得那般发发可危之 184前，德国人为诱使它允许军需物资假道运往挪威和作出其他违背中立的让步，曾百般讨好，但瑞典对之都进行了抵制。而与此同时，即从 4月 9日至6月 10日，却将一些战争物资和食品运往挪威以援助挪威军队。 ①由于瑞典已完全处于德国和苏联的包围之中，又亲眼目睹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的命运，因而终于屈服于德国的压力，于 1940年 7月 8日同德国缔结了一项有关过境运输问题的正式协定。②其实，6月份就已经允许过境，并在当月 21日议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相应地通知了议会。报界也接到了通知，但不许发表这一消息。7月 5日，外交大臣宣布了这一协定。德国休假士兵将被允许经越瑞典国境。军队和军需物资可以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的所谓“马蹄形运输”也包括在这一协定之内。而且，这一协定也适用于那些先前被禁运的货物，虽然军需物资的运输还须取得特别许可。休假士兵应搭乘专车，并卸去武装，往返方向的人数必须均等。在缔结这一协定之前，德国已在取得瑞典的同意下，在厄勒海峡的瑞典领海内布下了潜艇网，这一事实除了那些最初参与其事者外对任何人都一直是个秘密，直至 1946年 4月 13日经《哥德堡商务报》加以披露后，方才真相大白。
对德国假道过境作出让步的消息在瑞典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人们担心这些让步事实上可能会比所承认的范围更为广泛。当时，的确还有其他许多迹象表明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7月，瑞典从德国占领地区撤回了它的公使馆人员，仅保留了享有领事职权的官员。挪威政府自出亡在外之后，曾多次要求瑞典向其设在伦敦的政府派出一名使节，但瑞典却拒绝这样做（表面上，或许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这样做会使德国要求瑞典撤回其在奥斯陆的总领事，反而会妨碍瑞典为援助挪威人民所作的努力。因此，两国仍是通过瑞典派驻英国的公使馆来保持联系的。同时，瑞典也拒不同意德国占领地区向它派遣使节，例如它拒绝接纳因前任公使逝世而由挪威于 1940年 10月派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布尔，但在1943年 11月 8日，瑞典还是同意了对布尔的派遣。①7月 7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对政府缔结过境③《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 4月至 6月》，第 6页及第 76号，第 81号，第 106—107号，第 114号，第 125—126号，第 212号。
④同上，第 8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文件第 75号。
②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 1940年 6月至 12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第 55号。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2卷，文件第 286号，第 288号，第 289号。
运输协定的理由公开作了解释说：这一协定不再严重影响到挪威或全面战争，“它还有利于我们的兄弟邻邦恢复与外界的联系。” ②与此同时，他也公布了签订瑞挪贸易条约的消息。汉逊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前，还对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以及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作了某些解释，6月 20日，两位公使都得到通知：可以预期德国军需物资即将假道瑞典过境。6月 26日，哈利法克斯将英国对此事的态度告诉普吕茨：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英国外交大臣警告普吕茨：英国可能不再会允许将美国飞机运往瑞典，并提醒说，美国也许为了使英国得益而自动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久就征用了瑞典政府前已订购的六十架单座战斗机和五十架单座轰炸机。10月 18日，美国国务卿在答复瑞典提出的抗议时作了解释说：第一，美国的国防利益迫使它不能允许发给向瑞典出口军需物资的许可证；第二，美国陆军部征用了那些飞机，这是因为美国空军为了进行训练迫切需要它们。①但是，当时无论英国还是挪威都没有半点心意要使瑞典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境地，也不愿把它拖入战争的漩涡，而它作为一个情报监听哨所实在是太有用了。因而，对于过境运输协定，除于7月 20日提出了强烈的官方抗议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当然，这项过境运输毕竟成了一种永久的麻烦，瑞典的政治家们强调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迫使它不得不保持这些让步。譬如根瑟在 8月 16日就解释道：从实际作用来说，国联已寿终正寝，因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使我们自己尽可能不让压迫者轻易地吞噬下去”。他在12月又谈到了瑞典的地位跟在苏芬战争时有所不同：德国对挪威和丹麦的占领已形成了全面战争的一个明显部分，因而瑞典就必须保持中立。到 1940年 8 月底为止，由挪威送出的德国士兵约有二万三千人，送往挪威的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过约定的人数。8、9月间，德国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两国于9月 14日互换了有关订立一个新的协定的照会，根据这一协定，从特雷勒堡到里克斯格兰森（通向纳尔维克的北部铁路线），每周应86分别有两列火车对开行驶。该协定同时还规定了要大量增加特雷勒堡和科尔斯耶（挪威南部）之间铁路线的北向运行，并对有关武器的规定做了修改；凡经确定称作轮换部队的士兵现在允许携带武器。事实上，在 1940年秋季，装载德国士兵经瑞典从特雷勒堡开往里克斯格兰森到挪威的列车不是每周两班，而是每周三班。德国士兵南来北往的人数比例也有所变动，9月至 11月间，送往北部的人数达八万六千零二十八人，而送返德国的则为七万三千零九十八人。此外，德国人还利用了允许输送军需物资的许可证制度的便利。第一次申请是在 1940年 9月 7日提出的，及至同年12月底，已有四百五十辆载有军需物资的大货车驶过瑞典。
然而，瑞典政府还是继续试图保留某些独立的象征，并继续不遗余力地抗拒德国人的压力。①l940年 10月，德国人要求允许一支由一万五千人组成携有军用物资的分遣队假道过境，并要求在原则上允许那些既非前往度假，②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 25页。
①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0—1941年》，第 746—748页。
①见弗朗西斯·拉吕什：《瑞典的中立：执行这一政策的十年》（Fran-cis La R uche：LaNeutralite de la Suede：dix annees d'une politique），巴黎，1953年新拉丁版，第 114—116页。
又非销假返防的德国士兵过境，这两个要求最初都遭到了拒绝。①但在 12月5日，在现有的协定上又附加了一份备忘录，规定增加准许假道过境的士兵人数，并把他们称作“主要是休假的”士兵。就这样，到那年年底，经由挪威送返德国的总人数即达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人，送往挪威的达十二万九千一百零五人；但有一点看来很明白，即由挪威送返德国的士兵，其中较大一部分是度圣诞节休假。②1941年上半年期间，每月往返的人数各增加到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而在这六个月里，南下的人数逐渐下降了。因此，根瑟于3月 1日抗议说：过境运输的发展情况明确显示出德国是在向挪威调兵遣将，而这是与协定不符合的。德国人接着提出了种种借口，因而瑞典又于 3月 10日再次提出抗议。德国公使维德亲王被告知说，瑞典不能接受这种局面：要么立即进行纠正，以恢复正常的均衡状态，要么废除协定。德国政府在答复时采用了威胁口吻，通知瑞典：过境运输必须暂时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倘若瑞典反对这样做，“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局势。” ③不过，3月 23日，过境运输已大致减少到正常范围。可是，更坏的事情却接踵而至。在苏德战争（芬兰卷入了这场战争）爆发时，瑞典政府于 1941年 6月 25日宣布了一项影响 l87更大、但却是“仅此一次”的让步——入境特许，准许整个一师 ①的德国士兵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这支德国部队要不停留地通过瑞典，而且，在瑞典境内时每列火车都得听从瑞典的指挥。作为这次让步的理由，瑞典指出了它和芬兰的特殊关系，以及德国政府和芬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一要求的事实。在我们对这种特殊让步进行评价时，必须记住当时德国政府是决心要使这场战争被看作代表整个欧洲对苏联进行的一次圣战的，因此便依据这一原则给瑞典政府施加了特殊压力。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军队在那一时期节节获胜，及瑞典自身所处完全孤立的境地。盟国可以对它的非中立行为提出抗议；但倘若一旦瑞典被卷入战争，他们却无法有效地助其一臂之力。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决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德国人的要求，据了解，在商讨如何对付这项要求的内阁秘密会议②上，就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当时不断谣传，说什么国王本人也切望这一让步能获批准，他甚至威胁要退位，如果内阁拒绝同意德国人的要求的话。（当时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韦福斯在回忆录③中曾提到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在这报告中维德亲王写道：国王告诉他，为了说服内阁同意恩格尔布雷希特师过境，他曾被迫“谈到了退位的问题”。在韦福斯的书出版以后，战争时期的瑞典外交大臣根瑟接见了该书作者，他在会见时宣称：
在内阁会议上国王并未实际用过“退位”这一字眼，而他实际使用的言词也不大可能被解释为含有这种意思。至于被引述的国王对维德亲王的讲话，当时根瑟不在场，他认为，国王可能使用过这样的言辞是为了促使德国①《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 6月至 12月》，第 156—157号。
②同上书，第 198页。 ③《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71页。
①该师通常被称为恩格尔布莱希特师。
② 1947年 1月 7日的《哥德堡商务报》援引了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叙述有关这次内阁秘密会议详情的一篇文章，1947年 1月 29日的《每日新闻报》（ Dagens Nyheter）也就此文展开了讨论。
③见厄恩斯特·韦福斯：《回忆录， 1914—（1949）年》〔 Ernst Wig-forss ：Minnen，1914（—1949）〕，三卷本，斯德哥尔摩，时代，1950—1954年版，第 3卷，第 169页。
公使意识到瑞典反对德军过境的严重性。①l955年 11月 12日，瑞典外交部未加评论地全文公布了维德亲王发送给里宾特洛甫的那份报告。）②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 188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 6月 27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一万五千二百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③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1941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
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
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
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①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
贵重战争物资在年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九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
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 1943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
1943年 7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月 24日，
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月 5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18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月 6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①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②①《周报》（ Vecko-Journalen）， 1954年 9月 12—18日。 ②《泰晤士报》，1955年 11月 14日。
③伯蒂尔·屈耶尔堡与约阿奇姆·伊伦：《邻人之间》（ Bertil Kugel-berg and Joakim Ihlen：Grannaremellan），斯德哥尔摩，瓦尔斯特与威斯待兰德，1945年版，第 43页，第 44页。
①德国人往往恣意滥用这一让步；譬如在 1943年 2月的“莱克瓦滕”事件中便是如此。（《邻人之间》，第 55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文件第 100号，第 101号，第 103号以下。
②拉吕什：《瑞典的中立》，第 165—175页。又见上文，原著第 73页。
第六节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
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年 7月 2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象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象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月，当一列有五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①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五百万克朗。9月 17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三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四万五千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944年 9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90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一亿五千万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
第七节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
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 1942年 10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 ②①又见马尔科姆·芒思：《甜蜜的战争》（ MalcolmMunthe：Sweet isWar），伦敦，达克沃思，1954年版，第 151页。 ②《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第 22编。
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 1943年 11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部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地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③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④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 1944年 11月 2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⑤
1942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 1943年 4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 1943年 4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月 12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年 11月 2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①1944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馆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 ②1944年 10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③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 4月 19214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 1945年 4月 17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加以军事干涉相威
③同上，文件第 518号；《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13—214页。 ④《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文件第 523号及第 525—526号。
⑤同上，文件第 553号。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268—271页及文件第 483号。
②同上，第 274—275页；《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70页。 ③《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 卷，第 270页；又见《挪威政府的活动》（Den NorskeRegjeringsvirksomhet），奥斯陆，1948年版，第 1卷，第 189页以后，第 4卷。第 56页以后；以及哈吕·塞德曼：《瑞典的警察部队》（ HarrySodermann：Politroppene i Sverige），奥斯陆，1946年版。
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①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 1929年 7月 27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
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
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
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 1942年 2月 1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②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公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 ③1943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 1944年夏天就有大约一万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曲瑞典公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①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②以及贝 193纳多特伯爵 ③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④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束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年 5月 1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
已有一万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
（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象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文件第 582号。
②同上，第 347页。
③见下文，原著第 195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第 350页。
②同上书，文件第 547号以下。
③福尔克·贝纳多特：《结论》（ Folke Bernadotte：Slutet），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年版。又见《克斯顿回忆录》（ TheKersten Me-moirs），伦敦，哈钦森，1956年版；以及瑞典外交部：《 1945年瑞典派遣到德国的救护队》（ 1945 ars Svenska hjalpexpeditio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56年版。
④斯文·弗吕克曼：《派往德国的红十字会救护队》（SvenFryk-man：Roda Kors-expeditione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1946年版；D. A. 塞普：“挪威学生是怎样得救的”（D.A. Seip：“Hvordom de Norske studenter ble reddet”），1948年 11月 17日《瑞典日报》（ SvenskaDagbladet）；以及其他作品。
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①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 9月 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 10月 1 日至 2日夜间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诸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公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只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 1944年 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①在 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四百二十七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一千五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一万八千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 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五百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从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成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人。
第八节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
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 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 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 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 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
①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八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五万吨；其中两艘于 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
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 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①这一情形在《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38—252页及第 282— 291页中有详尽的描述。
①见佩尔·阿耳宾·汉逊关于瑞典对挪、丹援助的概述：《1945年国会常委会议记录：下议院》（Riksdagens Protokollvid Lagtima RiksmotetAr1945： AndraKammeren）：第 4卷，会议记录第 29号，1945年 6月 16日。
①阿尔内·布约恩堡：《瑞典的紧急措施》（ ArneBjornberg：Svenskkrishusha llning），学生会编印的小册子，第 463号，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4年版。
作；11月 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授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①关于支援芬兰 19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到：在该团体所募集的二千七百三十三万零一百八十五克朗的总数中，共有四百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 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存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 1942年 6月 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②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一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需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唯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
英国政府在 1941年 4月 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粑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③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④1943年 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松。瑞典人民曾受到警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太大量地向挪威寄送包裹物资，免得遭受被占领军没收的危险，因而瑞典就改在挪威逐渐开设了一些食堂，这些食堂主要是为儿童和没钱的老人开设的。为了筹措必要的基金，另一瑞典组织“瑞典支援挪威会”在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工联）的鼓励下，和在几个经济、文化组织、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三十个工会的协助下，于 1942年 8月宣告成立。该组织在一个月年就募集了一百万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该组织内部，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私人捐赠。全部行政费用均由瑞典工会联合会负担，而雇主协会则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据认为必须广泛宣传瑞典支援挪威会的活动情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德国人从中渔利。①援助并不仅限于供给食品 196和衣物。1943年期间，瑞典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开办了一所医院，因为挪威所有的医院部被武装部队占用了。这所医院由瑞典提供经费，并受捐款人委员会管辖，但其中工作人员全是挪威人。 1945年，德国人在从挪威北部撤退时，对该地区大肆摧残，挪威红十字会请求瑞典让妇女和儿童从这地区经由瑞典疏散到挪威中部和南部。瑞典政府有意答应这一要求，但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夫·赖伊却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提议，瑞典要么就地提供援助，要么将这些疏散者收留在瑞典，直到战争结束，那时就可以把他们遣返家园。于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第 477—487页。
②同上书，第 478页。
③同上书，第 502页。
④同上书，第 503页。
①瑞典支援挪威会：《活动报告》（Svenska Norgehjalpen ：En Redo-gorelse for verksamheten，1951年 8月）。挪威白皮书也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有关瑞典给予挪威市民的援助（《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卷，第 475—540页）。
是，瑞典支援挪威会推广了供食办法，有时候仅特罗姆瑟一处每天就有一万二千人得到了食物的供应。①对那些已越过瑞典边境的挪威人提供援助虽然不及对那些在挪威境内的挪威人提供援助那么复杂，但也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难民的待遇是根据 1937年 6月 11日颁布的法律规定， ②由社会事务部统一管理。1912年和 1943年对该法律作了少许的修改。按官方手续说来，对斯堪的纳维亚难民的待遇是加严了，入境签证成为不可少的东西，但事实上，驻扎瑞典边境的瑞典官员授权发放临时签证。同时，瑞典当局还同挪威公使馆开设的难民局取得了合作关系。挪威政府的官方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越境进入瑞典的挪威人既然在这一点上已违反了挪威的德国当局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定，那么他们可以要求被当作政治难民看待。③不过，挪威政府也承认有这样的危险：即有个别反社会分子甚至罪犯会潜越国境，因而瑞典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在挪威偶尔有这样的说法，在对逃亡者的经历进行的初步调查过程中，某些瑞典警察对待他们过分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①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 197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的。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四万三千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
第九节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
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②
1944年 3月 10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
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一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五亿五千万克朗。5月 1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年 6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七千五百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琳典货物。
同年 10月 29日至 11月 6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日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一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十三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将近六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
只要考查一下 1939—1940年间到 1949—1950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 1939—1940年间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克朗，到 1949—
1950年间增加为六千三百七十四万克朗，1945—1946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
①《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63页以下。 ②《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卷，第 28页。
③同上书，第 3卷，第 181页及文件第 447号，第 214页。 ①《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81—182页及文件第 447号，第 213页。
②贡纳尔·塞德斯基厄尔德：《瑞典的背叛》（ GunnarCederschiold：Sviker Sverige），斯德哥尔摩，大自然与文化社，1943年版。
三亿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二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二千万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三分之二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二百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十二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198从 1946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
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采取运送食品、医药用品和衣物的形式。四十多万吨食品就是这样装运到挪威、芬兰、希腊及荷兰的，其中二十六万五千吨是做面包的各物，根据当时实行的定量配给制，这个数目相当于瑞典国内一年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1945年到 1948年，瑞典为在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三十万儿童每天安排一餐热饭，这种救济在其中某些国家二直持续到 1949年。
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故后还在继续增加，至 1945年底达到了三十万人左右。这一总数包括从德国集中营救出来的三万名犯人，其中大部分人需要进行治疗，许多人需要送入医院疗养。瑞典政府为照料这些难民和最后把他们遣送回国共拨款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克朗。瑞典竭尽了一切可能，替他们重新装备起来，以便开始新的生活。瑞典政府还为他们举办了各种课程以满足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并将瑞典的教科书译成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一些资历合格的难民被推荐到政府机关或科研部门供职。他们在那些地方，有机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领取和他们同等地位的瑞典同事一样的薪金。为了使在其他国家的大约四百名科学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政府作了安排，让他们到瑞典参观访问两个月，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还安排了其他课程，让一些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得以研究一些专业性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的民主态度问题。
瑞典还给予其他国家数量十分可观的贷款，这些贷款或则是财政性质的，或则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就后一种贷款说来，它最终必然是对瑞典自身有利，因为它的经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但这样的考虑并不影响到财政贷款。这些贷款中有支援挪威、丹麦和荷兰进行重建的贷款。①它们是由瑞典单方面提供给这些国家自由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物物交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对偿还贷款日期都不作规定，②这样就不致因需要考虑具体的偿还计划而妨碍重建。至于挪威方面，其主要用于训练警察部队和救济难民的一亿五千万克朗 199的贷款，则最后经瑞典议会予以勾销了。
③
①另见上文，原著第 197页。
②对于丹麦、挪威期限是五年。
第二章瑞士（1939—1946年）康斯坦斯·霍华德第一节大战爆发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措施
1939年在瑞士是节日年。苏黎世的全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瑞士人民的勤劳、效能和智慧。在那些偶尔前来参观博览会并在瑞士各地旅游的客人眼中，瑞士人民正无忧无虑地从事日常的工作，或者熙熙攘攘地涌向博览会和夏季休假日盛行的各种庆祝集会，怡然自得，似乎对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
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①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
（一）中立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①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
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 200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唯一希望。1938年 5月 14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②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
1938年 6月 9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①二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②1939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③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 3月 21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
①见 A·J. 托因比：《和平会议后的世界》（ A.J. Toynbee：TheWorldafterthePeaceConfer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6年版，第 37—38页。
②见《概览， 1939—1946年：1939年 3月的世界》，（ Surveyfor1939—46：The worldinMarch 1939），第 151页以下。
①希特勒在 1937年 2月 23日把这种意思告诉了前联邦院代表舒尔泰斯，他又在 2月 26日把这顶声明转达给瑞士联邦委员会（《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6卷，第 384号）。希特勒声明的原文见《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1922年 4月—1939年 8月》（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N·H·贝恩斯编（ N·H·Bayn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年版，第 2卷，第 1349页。 ②《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卷，第 515—526号。
③有关这项决议的记述可见《概览， 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 2编，第 1章。
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 11日把斯培基 3月 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怕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培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 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201影响。 ①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 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②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 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 ③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 7月 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作是对中立的破坏。④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 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⑤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①二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②3月 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
（二）军事措施
1933年到 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
些爱好和乎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肩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人侵的觉悟，认识到国家童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③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
斯战略摒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 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
①《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6卷，第 109号，第 129号，第 181号，第 384号。
②同上书，第 646号。
③同上书，第 666号。
④同上书，第 692号。
⑤联邦主席，即联邦议会议长，由联邦议会选出，任期仅一年。
①埃特在 1939年 3月 18日的广播声明，（《泰晤士报》， 1939年 3月 19日）。
② 1939年 3月 16日在巴塞尔的讲话（同上， 1939年 3月 18日）。
③见皮埃尔·贝甘：《欧洲观望》（ PierreBeguin：LeBalconsurI’Europe），纳沙特尔，巴孔尼埃山版社， 1951年版，第 68—69页。
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三亿三千二百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①奥布雷赫特在 1939年 4月 30日说，己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十亿法郎（五千万英镑）。 ②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四十八岁提高到六十岁。1939年初，议会以九十六票对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毋需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③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部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年 3月，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曾有一
个企图吞并列支敦士登的流产计划，一家法国通讯社在日内瓦的分社也刊载
了一则报道，说德国在拉尔贝格集结了七十万兵力。3月 24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政府征召军队以加强边防警卫的提案；加紧进行了莱茵河边防的工事，并对1938年 9月所布的地雷重新装置。当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奥托·克歇尔在 4月 11日要求莫塔对此作解释时，莫塔否认这是受某一大国的煽动，并说他们已撤除了部分设施。①瑞士的防务体制是为了保持最大的灵活性而计划出 203来的。当入侵军突破边境防御工事和第二道防线、经过崎岖山区向前推进时，势必遭到扼守着山路要隘的英勇的瑞士民兵的阻击。除了在康斯但茨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所谓瑞士高原最易受到攻击外，瑞士的地形是不适于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或重型坦克及大炮通行的。
（三）经济措施由于地理环境为瑞士的防卫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瑞士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了各项准备。因此只有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才会使一个交战国值得费力气来啃这个虽小而难吃的果子。从经济上说来，瑞士的地位是脆弱得多，因为它的紊荣是依靠它作为一个国际工场的地位。它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煤、铁和其他原料均须依赖进口，同时还要进口相当比例的粮食来满足人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的需求。这些必要的进口物资是用出口优质制成品来偿付的。瑞士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就业的二百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务农，而从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却占百分之五十二。农业工人的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之九。 ①因此，如果瑞士人民要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关键就在维护他们的对外贸易。
从第一次世界大故的经验中获得教训的瑞士政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就采用了一个限制养牛业和制酪业，以增加各种作物的方案。为推行这①瑞士联合银行：《 1939—1945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 Swiss BankCorporation：The EonomicSituationofSwitzerland，1939—1945），1945年 9月（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 6页。 ②《泰晤士报》，1939年 5月 1日。 ③《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日报》， 1939年 2月 3日。瑞士的军队是一支民兵队伍。唯一拥有的常规部队是由教导员、军长狮长、一支空军特种兵和另外一支保卫瑞士堡垒的部队组成。凡年在 19—48岁之间者均有义务服兵役，初期训练（根据 1989年法律）为期一百十六天，在以后几年中进行周期性的短期训练。乔治·绍泽尔-哈尔：《瑞士的政治制度》（ GeorgeSau-ser-Hall：The PolitiealInstitutionsof Switzerland），苏黎世，瑞士国家旅游局，1946年版，第 6章。 ①《泰晤士报》、《时报》， 1939年 3月 2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①瑞士联合银行：《 1939—1945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第 5页。
项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包括 1929年的谷物条例， ②这个条例规定了粮食谷物的必要储备和政府对增产的补助。国产小麦的高价得到了保障，并给为自己家用研磨谷物的生产者以奖励。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甜菜制糖的生产，和限制向国外的进口。尽管 1939年粮食谷物的产量比 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但是每年本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巨大 204差距仍有待于拉平。 ③当战云密布时，瑞士政府就筹划建立一个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付诸实施的全面的战时经济。1938年 4月 1日通过的法令授权政府进行初步必要的准备，这项法令的制定，目的在于“在经济封锁或战争事变中，保证国家对最紧要的必需品的供应…”在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依据这条法令采取的措施包括：附有一份土质情况详细分析的可耕土地的农业调查统计以及进一步削减畜牧生产以增加耕作的步骤。根据一项全面的储备计划，进行了对现有必要物资的库存盘点工作，并建立了贮存以应紧急事变。
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年 4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定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①（四）政治措施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义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 205 复主义， ②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
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②谷物条款是作为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由民众投票表决通过的。
③瑞士在 1914年粮食谷物的供应只能满足三个月的需要，而据估计 1939年本国生产量和储藏量至少可满足十二个月的需求。
①见 J·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 J.Rsen：WartimeFoodDevelopmentsinSwitzerland），斯坦福大学食物调查研究所，1947年版，第 2章，第 3章。
②有关于意大利对提契诺的要求和法西斯政权初期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见《概览， 1924年》，第
405—407页；《概览， 1927年》，第 146页。
操德语的瑞士人也对希特勒的背叛德国理想极为不满。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在1937年 11月发往德国的一份叙述瑞士社会舆论不友好态度的备忘录中写道：“大部分的瑞士人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他还说反德情绪在边境地区尤为显著，有时且引起激烈的反德示威。①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丝毫也不想迁就瑞士人。相反，纳粹恣意抨击瑞士的组织机构；并试图通过宣传和怂恿在瑞士的颠覆活动来破坏瑞士人的民主政体。
1938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加深了瑞土人民在 1937年时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和厌恶之感。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驻伯尔尼公使指控说，德国侨民受到侮辱，德国商人遭到瑞士居民的抵制。1938年 12月 1日在和瑞士外交部长莫塔的一次长时间会见中，德国公使再一次抗议瑞士的反德舆论和宣传，并强调如果瑞士政府不能约束新闻界，势将危及德国一瑞士关系。①同时，德国报刊也加紧了反瑞士的宣传。德国报纸声称，瑞士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批评，及瑞士藏匿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者是违背瑞士政府公布的中立政策的。②特别是在 1939年 1月的《国家社会主义月刊》上博克霍夫写的一篇论文，把瑞士的中立概念引伸到超过了政府的言行范畴而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内，这就使得瑞士政府担心，如果不承认这个扩大的中立概念（人民中立），那么，德国可能认为他们有权无视其所做过的在一切情况下都将尊重瑞士中立的诺言。1939年 1月，当瑞士驻柏林公使向德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魏茨泽克说，希特勒的声明，即德国打算尊重瑞士的中立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但是，他又说这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义务，它的先决条件是瑞士必须保持真正的中立作为报答。魏茨泽克再一次提请瑞士公使注意约束新闻报道对维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③虽然莫塔拒绝了柏林提出的订立一个势必限制瑞士报纸言论自由的新闻协定的建议，但他认为，应当采取步骤来制止敌视德国的言论。尽管当局实行了若干限制，德国还是继续进行攻击，①瑞士政府不得不在夏季再一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颠覆活动的问题有着双重性质。对瑞士自由及民主制度的威胁既是来自瑞士的德国国社党组织，也来自受了纳粹思想影响的本国团体。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德国国社党就已开始在瑞士活动。1933年后，他们的活动就成了瑞士政府和人民日益不安的根源，而第五纵队在奥地利和苏台德所起的作用，则使这种不安更加剧了。
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附属于它的多种组织如运动团体、学生团体、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队及其他等等都直接受德国国内的国社党控制，它们对所有侨居瑞士的德国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参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团体。显而易见，这些纳粹组织的目的是有损于瑞士宪法规定的民主，即使不是真的有损于瑞士的独立。不管希特勒怎样矢口否认，许多人依然担心他的目标是要把瑞士并入他的“大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虽曾建议取缔在①《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卷，第 507号。 ①《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卷，第 531号。 ②《人民观察家报》（ VolkiscberBeobachter），1月 3日；《新苏黎世报》（ NeueZuircherZeitung），1939年 1月 15日，20日。 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卷，第 534号。
①魏茨泽克在 1939年 5月 2日向瑞士驻柏林公使抗议瑞士报纸此任何其他国家的报刊都更为恶意地很道希特勒 4月 28日的讲话（《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6卷，第 310号）。
瑞士的国社党组织，但瑞士当局却不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这很明显地会被德国政府视作一种不友好的行动。
况且德国人基本上已是谨慎小心，不使他们的宣传和其他活动越出瑞士法律许可的范围的。瑞士政府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强治安法令，密切注视着任何不法的活动。1935年 6月颁布了一项保卫国内安全的综合措施。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对付颠覆性的宣传，于 1938年 5月 27日通过一条法令。为了镇压破坏联邦独立的阴谋活动，1936年 10月 8日的法令授权政府采取行动来取缔领土收复主义者。这些新的比较严厉的法令使政府得以建立一支联邦政治警察特种部队，行使搜查权，并检查、没收流入国内的颠覆性刊物和取缔从事危险性宣传的报纸。对新闻的控制也是为了防止发表那些可能危及瑞士外交关系的抨击外国列强的文章。德国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的个别成员被驱逐出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停止换发其居住许可证。联邦、州和区的警察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活动的成果，关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都积累了大量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及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前车之鉴，1938年 12月 5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以镇压违反公共秩序的行动和捍卫民主。反对这些措施的不只是那些害怕受到制裁的极端分子，其他的一些人亦唯恐如果接受这些措施，那么，瑞士本身就是采取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将有害于他们旨在捍卫的自由。
1938—1939年，国内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是民族阵线、瑞士极权主
义民主联盟和忠诚誓愿同志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分别是托布勒博士、厄恩斯特、莱奥纳特脱少校和赞德博士。瑞士拉丁语区也有自己的团体，主要是民族联盟。虽然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拥有大批会员，但他们和德国同伙联合起来，其可能捣蛋的潜力是很大的。尽管 1935年 9月 26日的法令禁止外国政治团体同瑞士各政党或者同除由他们本国人组成者外的一切组织发生关系，但在国内与德国组织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秋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结果取得了充分证据足以使联邦检察官在 1939年夏天对忠诚誓愿同志联盟和其他两个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和成员提出起诉。被告被指控为德国政府和国社党收集包括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成员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情报及德国关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许多被告经查明有罪，被判处监禁和褫夺公民权。①第二节大战爆发到法国沦陷（1939—1940年）
虽然 1939年 3月 21日公布的苏德条约已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但许多瑞士人始终抱着战争可能避免的希望。莫塔在 8月 30日表示他相信战争不会发生。和他一样，许多瑞士人仍旧希望在德国，比较理智的人将战胜极端主义者，墨索里尼可能再一次成功他说服希特勒接受调停。②尽管如此，政府在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贯彻早已准备就绪的保卫瑞士的措施。8月 28日征集了边境部队，停止了出售粮食。29日宣布全国处于服现役状态，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接着，议会授与联邦委员会全权，选出了瓦得州法语区的亨利。吉桑将军为瑞士武①有关第五纵队的活动见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关于瑞士人和外国人在 1939—1945年间进行的反民主活动的很告》，1945年 12月 28日（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 1编，第 3页以下。〔以后筒称“报告”〕。
②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85—86页。
装部队总司令。
8月 31日，联邦委员会通知欧洲列强，如遇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情时，瑞
士将保持中立。德国公使于五天前拜会莫塔，重申德国保证尊重瑞士的中立。
8月 31日，意大利公使作了一个类似的保证，答应瑞士可以任意利用意大利
的港口进口必需品。9月 2日，政府下令瑞士军从进行总动员。在波兰遭到入侵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命令，包括暂时禁止出口，16—65岁的男子和 16—60岁的女子有义务参加强制劳动，并由经济部长奥布雷赫特负责筹建战时经济机构。①规定由政府控制瑞士的进出口贸易，对任何逃避管制命令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代表和工业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苏尔泽委员长（一个杰出的实业家）领导下监督进出口业务。209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镇压间谍活动和管制报纸及其他新闻机构所颁布的法令使军事当局在这些领域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以履行他们的职责。②“假战争”期间，给了政府和军事指挥部一个喘息的机会用来巩固和加强瑞士的防务。修订了军事计划，加强了防御工事，对军队进行了紧张训练。
由于在瑞士边境附近并未发生什么军事行动，因此 9月份动员起来的许多部队得以返回各自的日常工作岗位，但还保留了约二十万名的武装部队。1940年为现役军人制订了补偿方案。为补偿现役军人在工资和其他收入方面的损失所需的资金是从向所有屈佣劳动者和雇主强派捐款并向联邦和州政府筹集得来的。
1939年 11月 1日第一批发行的定量配给卡只对一部分食品有所限制，且对定量日用品的分配是很充裕的。①由于意大利的中立和友谊，瑞士人得以进口了大量的货物来充实他们的物资储备。尽管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进出口贸易都大幅度下降，但随后几个月却飞速回升，特别是进口，不单在价值上而且在实际重量上也都超过了往常年份。②在这段时间里，和德田的贸易尚少纠葛，因为德国认定采取放宽出口的方针对它有利。瑞士经济上的主要麻烦来自英国，原因是英国的战时经济迫使其拒不履行战前签订的有关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订货合约，③也由于封锁关系给中立贸易带来了许多大有影响的限制。经过儿个月的三边会谈，终于在 1940年 4月 25日同英国和法国达成了一项全面的战时贸易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锁对进出口的影响。不过，只有某些种类的货物可以在指定的情况下再出口到敌国或中立国，而其他货物包括贵重原料则必须持有一张保证不将这类货物再出口的执照，才能获准通过盟国的禁运品管制关卡。①许多瑞士人相信或希望在西线长时间的寂静意味着双方都不准备最后一决雌雄，德国将不至于冒险直接进攻法国。有些人甚至引用德国入侵远处欧洲边缘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事作为这种
①见上文，原著第 204页。
②见《陆军总参谋部首脑作的关于 1939—1945年陆军高级将领活动的报告》（ BeriehtdesGeneralstabesder ArmeeandenOberbe-fehlshaberderArmee （berdenAktivdenst1939—1945），2卷本（无出版地点和日期），附录 1，2，第 433页以后。
①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第 70页。 ②《泰晤士报》，1940年 2月 3日；《时报》， 1940年 2月 4日，8日。 ③《曼彻斯特卫报》（ Manehester Guardan），1939军 11月 19日。 ①《泰晤士报》，1940年 4月 27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126—127页和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223页以后。
理论的依据。②其他比较不那么一相情愿的人则正确地看到，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侵略正是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无论如何，有两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没有一支常备不懈的防卫部队作后盾，“正确”的中立作为一种保障是无效的；在一个漫不经心或悠然自得的国家里第五纵队的活动是危险的。2月中旬，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的议长瓦洛东曾从魏茨泽克得到他的私下保证，德国殷切希望不让瑞士卷入战争，③然而这当然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承诺而寄以任何信赖。4月 28日，由 1940年的联邦主席马塞尔·皮莱-戈拉和吉桑将军签署了一项公告，指示休假的士兵和公民在一旦敌人进犯时应该做的事情，并告诫人民不要盲从失败主义者的宣传。④与此同时，还增强了边防部队。
瑞士人害怕德国在向马其诺防线以北的中立国家发动进攻时，可能企图强行通过瑞士的南端。因此，当德国在 5月 3日侵入低地国家后，瑞士紧接着在 5月 10日就对武装部队进行总动员。少年和年老体弱、不适服现役的男子都组织起来成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协助打击空降兵和第五纵队。①所有重要的战略点和交通要道都布置了警戒。
在提防第五纵队的一些额外防卫措施中包括了对外国侨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5月 11日，下令所有拥有火器的外国人都要立刻把武器上缴警察局。
②5月 20日，司法部和警察又奉命立即驱逐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出境。
5月28日的一项联邦法令将刑事军事法典中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在服役期中的
平民。这表明，迄今为止仅适用于战时的死刑将同样用于犯有进行叛国、间谍、破坏活动罪行的人和散布假消息的造谣者。③5月 14—15日夜晚，当入侵被认为迫在眉睫时，瑞士人的恐慌心理达到了顶点。大批德国部队在瑞士北部边境的黑森林中集结。虽然瑞士军队在吉桑将军的鼓舞下，照常沉着镇定，但在平民中间相当广泛存在着惊恐不安的情绪。④在北部城镇，在庸人自扰的谣言和失败主义者的宣传影响下，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仓皇出逃，到南方各州和伯尔尼州的奥贝兰去寻找安身之所。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地区的旅馆和公寓的外国光顾者逃跑一空，现在则又被从巴塞尔、苏黎世和伯尔尼纷纷逃来的人挤得满满了。
第三节在希特勒欧洲中的瑞士（1940—1944年）（一）瑞士对德国胜利的反应
意大利的参战和法国的投降完全改变了瑞士的形势。除了一条由日内瓦通往法国未被占领区的狭窄走廊之外，瑞士完全处在轴心国本土和其占领区的包围中。不言而喻，它窄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大不列颠不久也可能被击败或被迫投降，听凭一个得意洋洋、胜利在握的德②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139—140页。 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7卷，第 610号。魏茨泽克对瓦洛东强烈表示，当他私下提到这项保证时，决不能作为一种正式“声明”加以引用。 ④《新闻纪事报》（ News Chroniele），1940年 4月 19日。 ①《每日邮报》（ Daily Mail），1940年 5月 15日。 ②《纽约时报》，1940年 5月 12日。 ③《泰晤士报》，1910年 5月 29日。
④见亨利·吉桑将军：《 1939—1945年联邦议会活动报告》（ GeneralHenri Guisan： Bericht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uber den Aktiv-dienst 1939—1945），第 27页，第 203—204页。
国随心所欲地巩固它对欧洲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那么，有一部分人觉得瑞士应该改弦易辙，调整它的政治和经济，以便在希特勒的新欧洲谋取一个较有利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了。194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公众和报刊都对更新和调整瑞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议论。6月 25日，皮莱-戈拉在对人民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他告诫他的同胞将必须接受他们在生活上的改变。他们应该放弃安乐享受，更加团结。另外，政府今后将不可能再把它的决策向公众解释理由。皮莱-戈拉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讲话后来成了许多人批评攻击的目标。自然，要判定他真正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他的话并不是在这一场合所需要的鼓舞人心的号召。
古代瑞士爱国者号召人民起来用生命来捍卫独立的这种历史性任务落到了吉桑将军的肩上。吉桑受到军民的一致爱戴。7月 25日，他在吕特利草地上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在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将军呼吁大家丢掉失败主义情绪，要有不屈不挠的抵抗决心。吉桑相信，即使军队不得不撤离到山中据点，把城镇和村庄放弃给敌人，瑞士一定能拒不投降也决不会投降。为了这一目的，以哥达，扎尔甘所和圣草里斯等天然堡垒为摹地建筑了一座“民族碉堡”。各级军官把有关最高指挥部的抵抗计划逐级传达给士兵，并由参谋部的“军民联络处”传达给平民。
设立这个部门最初是为了鼓动军队的士气，但它的工作范围后来扩大到包括组织讲课和情报课程对平民进行教育。①虽然最终并未号召瑞士人民在屈膝投降和不惜牺牲他们的大部外国土继续抵抗这两者之间作出严峻的抉择，但是不借任何代价抗战到底的决定大大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决心抗敌的意志和高昂的士气对维护国家政治主权的完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为胜利所煽动的天生狂妄自大的纳粹分于，他们的气焰愈益嚣张，认为无法再容忍这个处于他们新欧洲心脏的民主中立的蕞尔小国。他们强烈攻击瑞大报纸夜报道英国战役中有所偏袒，纳粹报纸声称这是瑞士明显地违反中立。 ①德国人所指责的一事就是瑞士把英国的作战公报与德国的公报并列发表。瑞士报刊被禁止刊登敌视甚至带有不适当批评性质的文章和评论，因为这都可能导致对德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尽管瑞土为了安抚轴心国家，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德国和它的意大利同伙仍然是心怀不满。意大利参战后，德国报纸声嘶力竭的叫嚷与盖达、法西斯报纸、电台调门更尖的漫骂此呼彼应，表明他们对任何认为意大利武装部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暗示是格外敏感的。
1941年夏季，德国入侵苏联后，轴心国家鉴于瑞士虽厌恶共产主义，但
它竟未能被说腋改变其中立立场，加入德国现在把它称作征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而深感失望。一位作者在 1941年 6月的《巴塞尔新闻》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瑞士的态度，他写道：反对苏联的战争并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圣战，至多不过是一次冒险的战争。当着瑞士人民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独立，保卫中立时，政府不得不对德国和意大利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他们接受了德目的要求，交出在法国被击败后属于被拘留的波兰和法国士兵的军用物资。
1941年春天，瑞士联邦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停止对瑞士的
①《巴塞尔新闻》，1940年 7月 29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171—176页；吉桑：《联邦议会活动报告》，第 37页以下，第 210—213页，第 217页以下。 ①《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 8月 27日。
新闻简报广播。同意在瑞士实行灯火管制是对轴心国的再一次让步。迄今为止，瑞士从未中断供电。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应享的主权，而且城镇和乡村的照明能使交战中的飞行员辨明中立国的疆域，使它避免误被轰炸。可是从 1940年夏季起，仍有英国轰炸机多次飞越瑞士领土，空袭意大利北部的城镇。而且尽管瑞士政府频频提出抗议，英国飞行员依然不断侵犯瑞士的领空。意大利人指责瑞士的照明不公道地为英国轰炸机机员寻找意大利北部的目标提供了方便。①
1941年 7月，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将某些法律付诸实施，
借以防止发生侮辱外国使节或政府首脑、国旗、国微，甚至由于国籍关系侮辱外国人的事情。违法的人将受到荣押或罚款的惩处。②在同一月中，一位瑞士代表出席了一次由轴心国控制的国际电影协会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阻止放映协会某些成员所不欢喜的影片。宣布瑞士代表在协会章程上签字一事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随后政府就加以否认。
（二）与第五纵队作斗争瑞士故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被德国的节节胜利壮大了胆子，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自由无阻地继续进行活动。1940年 9且 10在会见了皮莱-戈拉主席以后，瑞士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发表一份公告说，会见结果表明双方已朝着圆满解决瑞士政治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①这项声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虽然皮莱-戈拉解释说他没有授权公开他的名字，而且这次接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但许多人都批评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姑息政策。1940年 11月 15日，国家主义者发表了三天前写给皮莱-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们继续宣传他们新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撤销对他们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释放前被捕的成员并发给赔偿金。②这次，联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确。9月 19日，政府命令解散这个团体，取缔它的报纸，严禁以任何别的名义重新组织起来。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同时遭到取缔的还有类似的组织，共产党也在其内。
在发布解散国家主义运动命令时，它大约拥有二千二百二十个国家主义分子，分散在一百六十二个城镇和乡村中。这个组织在五个月前刚刚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缔或由于受到警察的虎视眈眈，认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组织的后继者。它的追随者是那部分以前并不属于极端主义者集团，但看到德国胜利在握，认为瑞士最好能同战胜者结盟的人。1940年底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其他组织采取的行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瑞士活动的结束，特别是1941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随者都把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势所必然的事，根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胜利的果实罢了。不过，这些行动却实际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新的秘密组织里或者通过其他暂时还未受到政府取缔的“更新”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