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军官为此鸣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请求下，希特勒才答应接见弗立契，听听“这只猪猡是怎样申诉的”。弗立契和施密特当面对质，他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僵持中，戈林冲进房间，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尔后，他悄悄地对希特勒的副官说：“听我说，您满可以和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一个四年计划。”
可是，希特勒拿陆军开刀，并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无可争辩也没人敢争辩的事实三次拒绝那些为戈林劝进的人。他对他的副官维德曼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还多呢！”他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空军必须由他来抓……而且他必须作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务。”他还对第一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说：“他太轻闲了，也许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
即将下台的战争部长勒洛姆堡这时对陆军中的战友产生了怨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时又产生决不能让戈林这个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偿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职前拜见了希特勒，提议由领袖兼总理亲自任战争部长一职。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的命运，毫不谦虚地同意了这一提议，将战争部划规他领导，并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职，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调职。
这是一场德国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从此，他将军政大权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
然而，事情仍旧没有完结，在弗立契大将退职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辞呈。领袖的伎俩十分明了，一是让将军体面些，二是让他自己更体面些，减少火药味，平静地实现权力移交。可是固执的弗立契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个说法。希特勒无奈，提以要由特别法庭对此案做出裁决。但是，这个特别法庭是由盖世太保的人组成的。
军人和法学家们对此表示异议，纷纷出面干预。他们认为对一个军官只能用军事法庭。在司法部长古纳特和国防军军法处长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长组成了军事法庭。但希特勒担心失控，便任命戈林为法庭主席，并责成秘密警察配合调查。
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陆军司令本人却坐到秘密警察对面受审，该是何等的窝囊。
两次审讯均无结果。这时，已被查清没有鸡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从居民户口中找到与冯·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骑兵上尉冯·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费迪南德街２１号。骑兵上尉被捕，他对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他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号账户上提的款。
其实，按照揭发人交待的地址核实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况且弗立契大将的经济状况不致于拖了八个月才付清另一半讹诈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这一案件，才使他们狗一详的嗅觉失灵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
正式审讯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陷于被动，他担心自己会被国防军骂个狗血喷头。海德里希连声叫苦，生怕丢了脑袋。他们看到陆军军官团结起来，想砸烂保安处的权力，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成了军人们的支持者。
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
卡纳里斯口授道：
一、郑重明确地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
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考虑应该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长）、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陆军参谋长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档了事。将军的举动，应了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的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经过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冲击，国防军元气大损，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这时德军正向奥地利进军，正是用人之际，“公正”的希特勒宣布为冯·弗立契平反，任命他为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进攻波兰首都华沙时阵亡。
希姆莱丢了丑，他对自己属下的无能表示愤慨。他声称，他是庸碌无能官员的受害者。这一阶段，他对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态度非常谨慎，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公开场合自不必说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很难说谁是赢家。陆军损兵折将，党卫队、盖世太保名声大坏。从此，两败俱伤的对头结下了宿怨。卡纳里斯的那份“建议要求”的内容深深地印进希姆莱的脑子里，以至后来给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带来的厄运也与此不无关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决定开始灭亡波兰的行动。他在２２日萨尔斯堡的国防军将领会议上说：“在进军波兰中，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喝采的事情。因此，我不想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去执行。”
这位独裁者责成党卫队全国领袖组织特别行动队，跟在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的身后，随时消灭遇到的一切波兰上层人物。在这之前，每占领一个地方，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吞并奥地利时，海德里希的特别队就随军前进。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时， 特别行动队也大打出手， 以致海德里希获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美称”。
海德里希在几天内便组成了五支由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参加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配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遗队组成。尾随一个陆军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团行动。队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
这五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和尾随的部队分别是：
第一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施特雷肯巴慧，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纽伦堡方向进军。
第二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台费尔博士，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击，直抵维斯杜拉河。
第三特别行动队，领导入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跟随约翰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
第四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跟随古斯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向莫德林方向突击。
第五特别行动队，领导人是党卫队旗队长思助特·达姆佐，跟随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海德里希的“行刑部队”按规定要接受战区内的陆军领导，但他的行动却是受中央保安局的指挥。因而这个受双向领导的部队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保安局交给的使命，一方面又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了解他们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的军法审判对他们每个人同样有效。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尽量避开陆军将领的关注，把真正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消灭波兰上层人物的任务隐瞒起来，以致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给特别行动队的命令中有这样的任务内容：
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的重要材料等。
可见，在作战部队中，士兵，包括将领们暂时还不了解他们的尾巴部队的真实任务。隐瞒不可能长久，只要特别行动队一开始杀害波兰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军队就会醒悟过来。那时军队肯定会恼怒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个党卫队领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向陆军宣言，说这是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不能不执行；要么就隐瞒事实上报本无法隐瞒的真象。
狡猾的希姆莱向将军们暗示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言外之意，他的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了同陆军的冲突，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致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的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人员，以致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自采取的独断专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明白了特遗队的真正使命。９月７日，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向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说，党卫队的领袖们每天以枪毙两百名波兰人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多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卡纳里斯怀着忧虑的心情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
在人们的眼睛里，武装部队成了特别行动队的同谋，至少对他们是姑息的。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这两支部队都是希特勒侵略扩张政策的工具。只不过警察、党卫队比武装部队更凶残一些。
特别行动队在消灭波兰上层时是“不讲阶级”的。他们把教师、医生、公务员、教士、地主和商人统统抓起来，关进接收营，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处死。希特勒的目的再明了不过，消灭波兰任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头排人物，或可能成为这些领域里领导人的人。
一次接一次地大规模屠杀，使波兰民族精英受到沉重打击。在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曾自豪地宣称：“被占领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希特勒对如此巨大的功绩很满意但不满足，他说道：
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他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有那个被他看来非常庞大的百分之三。
武装部队尽量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后，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指示军人们负责社会治安，并向波兰居民发布了安民告示，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得到尊重。”党卫队的野蛮暴行，撕碎了这个诺言。陆军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骗子。军人们恼怒之余开始猛烈攻击党卫队的暴行。
９月２０日，第十四军团情报处报告，部队情绪严重不安。
这是由于沃伊尔施地区的特别行动队在军区的部分违法行为（集体枪杀，尤其是集体枪杀犹大人）……而引起的。部队特别感到气愤的是，午轻人不上前线去作战，而是拿手无寸铁的人来证明他们的勇敢。
接着东总提出不能再容许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希姆莱为了暂时缓解与日益不满的陆军将士的矛盾，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１０月１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驻波兰各军团司令部：
保安警察首脑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给特别行动队的２８８／３９６号关于占领区内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暂时仅限于采取措施做好准备。据悉，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向特别行动队发布一项相应的新命令。
希姆莱的命令还未发到特别提动队，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只是搪塞一下陆军而已，希特勒在１０月中旬便下令撤消了军事管制。
当东总冯·伦斯德大将得知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政府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收拾铺盖撤走了。这时行政机构还未建立，希姆莱利用这个真空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乘虚而入。特别行动队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建立了同德国本土一样的风纪警察系统。
希姆莱在波兰建立起来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求下属单独同波兰的残余抵抗部队和新建的游击队作战，而不同军队磋商。这种以老大自居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武装部队的将领。新上任的东总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掀起了武装部队讨伐党卫队的斗争。他命令整理有关党卫队独断专行、胡作非为的材料，直接寄给陆军总司令部。几天后，这份报告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写道：
因法枪杀、逮捕和查抄引起巨大忧虑，担心部队目睹这些事情后难以保持纪律，就地同保安队和秘密譬察磋商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有党卫队全国领袖撑腰；请求重整法纪，特别应规定必须经过依法判决才能执行处决。
希特勒对此报告不屑一顾，鄙夷地说：“幼稚的看法。”他说他对勃拉斯科维兹将军队来不信任，应赶快换掉他的职务。由此可见，希特勒完全支持希姆莱一伙的狂暴行为，把陆军的不同意见看作是不忠的表现。
东总勃拉斯科维兹没有理会领袖的震怒，他继续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各个部队送来了大量的事实材料。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
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儿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杀害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常令人费解。而其做法也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杀人一抢劫。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的暴行层出不穷，反映出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异……摆脱这种不光彩、站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整理一份包括三十三起事件的材科，他在２月６日说：
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陆军高级将领反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暴虐行动，在血风血雨的波兰占领区形成了小气候。甚至连莱希瑙这样的以忠实于领袖著称的军人也加入到控诉党卫队一伙的行列中，在部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领袖大本营里，武装部队的军官，谁也不愿同任何一个党卫队头子握手。
最后，是新任总督弗朗克这个小丑帮了希姆莱的忙。他面见希特勒，请求领袖撵走勃拉斯科绍兹，说他太爱吹毛求疵了。其实，希特勒已经决定抛开这块绊脚石。三个月后，勃拉斯科绍兹被调往西线，５月１０日打响了西线之战。
希特勒的“组织解决”，使希姆莱的行动不会再受到任何阻拦和攻击。然而，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仍然水火不相容。至第三帝国垮台前夕，这种斗争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而领袖长期偏袒党卫队一伙的做法也给他带来引火烧身的后果。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早晨，一支强大的舰队向法国北岸推进。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并迅速取得了立足点，解放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帝国师”经过顽强抵抗，损失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沦陷后，德国军队狼狈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国遭受巨大损失，在非欧战场也节节失利。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德国。
于是，在陆军许多将领中滋生了悲观和不满情绪。他们预感到，元首再这样干下去，德国必然招致灭顶之灾。他们不愿从根本上改变纳粹主义，他们只是想保住已经得到的利益。
希姆莱历来重视军队这个国家和战争的支柱，他派出最优秀纳粹间谍追踪和监视将军们的动向。但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如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令他不能得心应手。
刺杀希特勒的“闪电计划”就是由谍报局的一批将校军官策划的。施行计划的有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夫少将印司令部里的施拉勃伦道夫中尉。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伦夫给了他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个官员事先已同意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礼物交上去。那包裹里面有枚定时炸弹，时间定在飞机恰好在空中时爆炸。但是，炸弹失灵了，希特勒安然无慈。机灵的密谋分子借口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把东西取回来。这是一次没有暴露同时也未获得成功的行动。暗杀没有因此而罢手，下一次行动仍在策划之中。
缪勒和施伦堡凭着谍报专家的嗅觉，闻到了火药味。他们终于查清谍报局外谍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参与了一项秘密活动。盖世太保的警察们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批文件。希姆莱并没有立即对谍报局采取行动，他认为放长线才能钓到真正的大鱼。
９月，盖世太保又有了新的收获。曾在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在自己的家里组织沙龙。这个“京尔夫夫人茶会”，实则是在进行情报活动。她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着接触，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挂上了钩。１９４３年９月，柏林仁慈医院一位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给人以强烈反纳粹的印象，并主动提出将情报送到瑞士去。索尔夫夫人同意了，她为如此轻信付出了代价。这个雷克策不仅是个医生，同时还是个间谍。他负责传递的那份情报，当天夜里就出现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
２月２９日，在希姆莱的敦促下，希特勒下令对谍报局采取摧毁行动。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有限的独立性。同时，希特勒给予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以行动完全自主权，卡纳里斯被解职。
一场多年的斗争至此分出了胜负。大德意志武装部队失去了自己的谍报机构，从而变成世界上唯一一支本身没有情报机构的军队。今后武装部队的情报来源要依靠党卫队保安处了。
缪勒在对谍报局的战斗中功绩卓著，却未分到战利品，倒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国外保安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摘取了谍报局这个熟透了的桃子。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同施伦堡是望年之交，他喜欢这个聪颖过人的年轻人。反过来，施伦堡对卡纳里所也非常尊敬。他们经常探讨一些问题，甚至隐秘的事情也在此列。尽管慈父般的卡纳里斯下台了，但施沦堡还是很高兴，他现在可以建设一个统一的超级情报机构了。而由施沦堡兼并谍报局，总比别人好，卡纳里斯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施伦堡性格内向，是个有尖不露的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事们把他看作是海德里希唯命是从的大管家。只是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仪表堂堂且又文质彬彬的人物柔中有刚。党卫队全国领袖称施伦堡为“本杰明”。一次乘飞机，希姆莱不小心背靠在飞机舱门的把手上，反应敏捷的施伦堡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给全国领袖留下了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使希姆莱在合并保安处和谍报局后，立刻想到的人选便是施伦堡。
施伦堡开始建立隶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部队情报机构。但是他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谨慎，几乎留用了全部原谍报局的人员。他的宽容态度深得人心，同时也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这个施伦堡为什么这样仁慈呢？
时隔不久，他的属下们惊喜地发现，原谍报局的反对派同施伦堡对时局的看法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即德国最终将失败，杀死希特勒，单独同英、美媾和，德国才能获救。
杀死希特勒，拯救德国的想法和行动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并付诸于行动。施伦堡对此暗中支持，并提供条件。
陆军中的一批高中级将领策划的“伐尔克里”行动就是六次谋杀希特勒中最为成功的一次。
施道芬堡中校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代，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能给德国带来好处。他在突尼斯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伤愈后，他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战争的进程出乎他的愿望，他不愿看到德国的失败，不愿看到军队被彻底打垮，于是他参加了密谋活动。领导他的是前莱比锡市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同时，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西线占领军中的许多指挥官的支持。施道芬堡认为，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支持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行动，即干掉希特勒，拯救国家和军队。
在法国战役中，英美军队大获全胜。随即他们又向意大利进军，并很占领了罗马。苏联军队也踏上了波兰领土。德国东部防线全面崩溃，这一切都迫使施道芬堡加快了行动步伐。迟了，可能永远失去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同戈台勒和贝克拟定了“伐尔克里计划”，杀死希特勒，在柏林成立军政府。
尚还完整的西线占领军中的相当一批军官答应给予密谋分子帮助。这支谋反大军中有：法国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上将、比利时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还有令人瞩目的隆美尔陆军元帅，他在非洲曾有过辉煌的战绩，被誉为“沙漠之狐”。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泥达尔将军也加入了这个队伍。甚至连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也不是铁板一块。刑事警察头子奈比、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也卷了进来，他们的任务是在国家发生政变时与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中将保持联络。
密谋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消失后，便可同英美联手对付苏联，因为在反对共产主义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机会终于来了，施道芬堡放任命为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有权使他经常进出元首大本营。
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举行军事会议。
施道芬堡把炸弹放进了一个黄色公文包里。这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但威力很大。他驱车前往元首大本营参加会议。
本来定在１２点钟举行会议，可是因为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来访，会议推迟了三十分钟。希特勒接见完来访者，向会议室走去。他看见许多军官等在外面，其他人已经待在闷热的会议室里了。他站在写字台旁，开始听豪·辛格将军汇报东方战线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凯特尔由一位副官布尔将军和弗洛姆参谋长陪同来到会议室。
凯特尔报告说：“我的元首，这是申克·冯·施道芬堡上校，他要向您汇报组建新师的情况。”
希特勒提了握施道芬堡余下的那只手，在一个柳条凳上就坐，背对着门，面对着敞开的窗户。希特勒在等待着施道芬堡汇报。他回头时，突然发现他不见了，他很气恼地嘟哝了一句。这时，会议室中只有二十四个人。空军参谋长科尔登将军坐在沉重的搁板桌的另一端，开始汇报空中侦察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在地图上，用右臂时支撑着身体，右手拿着一把不同颜色的铅笔，左手拿着一个放大镜。
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只放在地上的黄色公文包，它离希特勒大约六英尺左右。突然一声巨响，含有两磅炸药的炸弹爆炸了。黄色的火焰立刻吞没了希特勒，浓烟充满了房间。他躺在门框附近，天棚上掉下来的板条、石灰压在他身上，周围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烧焦的文件散落开来，铺满地面。卫兵们迅速冲进来。
希特勒大叫道：“一定是有人扔了炸弹！”
可是卫兵们未发现任何其他人。
医生为他检查，发现他的两腿被炸掉了许多块皮，裤子已经成了碎片儿，脸上也有伤痕。
他对其他人嚷到：“这算什么！这是胆小鬼的勾当！”他命人立即将希姆莱召来，指示他迅速将此事查清。
希姆莱知道这是一伙密谋分子所为，并很快把来到会议室又突然离去的施道芬堡列为第一号嫌疑犯。这时，在会议室外看电话的卫兵进来报告说，爆炸发生前，他曾见到一个军官匆匆离去。这个人只有一只胳膊。人们回忆起他进来时带着公文包，便问那士兵看见他走时拿什么东西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盖世太保的特工们终于在屋内发现了黄皮包的碎片儿。这时完全可以确定施道芬堡是凶犯了。
在大本营——“狼穴“的电讯监听室里，希姆莱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消息，一些陆军将领在频繁地通话。
施道芬堡的上司弗洛姆将军从柏林给凯特尔打来电话，说：“首都谣言四起，应不应该宣布紧急状态?”
接着，弗洛姆的办公室向各国驻防军司令部发出奇怪的命令，用“伐尔克里”为代号宣布了紧急状态。
希姆莱大吃一惊。这些陆军将领的活跃，证明了这是一次由陆军策划，并涉及多人的政变。他立即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听后，脸上由白变红，两手掐腰，愤怒到极点：“这些无耻的小人，叛徒！!”他骂道。
驻防巴黎的将军们听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后，决定与希特勒彻底决裂。他们十分清楚，战是死，不战也是亡。继续战斗下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晚上七点多钟，军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团包围了福熙大街的大楼，逮捕了奥伯格和大楼内的所有保安处成员。
还在５点钟的时候，维茨勒签署了一份长电文，发往国内驻防军司令部。电报写道：
一、内部骚乱。一个软弱无能的党的领袖的可耻集团利用了形势暗中伤害困难的军队，为着他们自己的私利夺取了权力。
二、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帝国政府已宣布军事法律，以维持法律和秩序，指派我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全权司令。
三、…………
接着是长长的关于合并武装党卫队、消灭盖世太保、无情解散任何反对派的指示。
与此同时，柏林发生了许多令希特勒惶恐不安的怪事：警卫营的一个分谴队试图占领总理府；有轨电车通过政府区时没有停下来；警卫营已受命占领政府区……他责问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什么不发布新闻。戈培尔解释说，评论还未写完。希特勒大发脾气说：“我没有让你写什么评论，我只要把消息尽快发出去！”
广播中发出的“元首还活着”的消息，给那些仍不知情的军官们一个重大打击，接着电台插放了希特勒的演讲。由于激动和气愤，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野心勃勃、无耻愚蠢的军官小集团一直阴谋摆脱我，同时要彻底清洗整个德国武装部队指挥员。炸弹是冯·施道芬堡伯爵安放的，我的几位亲密同事受了重伤，一位已经死去。我本人除了几处轻微的擦伤、扭伤和烧伤外，没受其他伤。我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苍给予我的使命，我要朝着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在巴黎，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枪毙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头目时，西线总司令克鲁格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枪毙这些警察头目，并向柏林告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与政变无关并且忠实于元首的人。
凯特尔也为了保全自己，抢先跳出政变集团。他在下午４点１５分，向本土司令部打电话说：“元首还活着，安然无恙，不要服从维茨勒本元帅的命令！”
这些参与政变的高级将领的转向是因为希特勒没有死和他们的投机本性。
希姆莱很快飞到巴黎。他和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将这场对陆军的镇压看做极大的乐趣。奥伯格和克诺亨重新回到警察局和情报局，协助了这场无情的镇压和报复。
在巴黎，盖世太保逮捕了许多军官，他们中有：总参谋部的施图尔纳格，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凯摄·冯·程法克中校，施图尔纫格的参谋长林斯托夫上校。克台格的副参谋长埃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时军事总督的表兄弟冯·福肯劳森男爵。
施图尔纳格在政变当天返回柏林的途中被害未死，双目失明后，被挂在肉钩子上慢慢绞死。其余的人也均被枪决。
弗洛姆为了除掉对他安全不利的证人，曾下令枪决施道芬堡等“伐尔克里计划”的领导人。爆炸时受了伤的凯特尔俨然与政变无关。但希特勒和希姆莱没有受骗，在利用了他们几天后，处决了他们。狡猾的克鲁格的转向也未能使他获救。在他即将被捕时，自杀身亡。
隆美尔元帅在１０月１４日也被迫自杀。
贝克将军、戈台勒等所有参与和涉嫌政变的人无一幸免。
施道芬堡在柏林给施图尔纳格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被捕了，他被处以绞刑。
退休的卡纳里斯虽然没有参加“伐尔克里计划”，但也受到株连，于１９４５年３月上了绞刑架。希姆莱终于为他的宿敌画上了句号。
“伐尔克里计划”的失败，导致了希特勒和希姆莱对陆军的大清洗，在本土和占领区共有七干多人被捕，被枪杀的人数近五千。它的血腥程度决不亚于血洗冲锋队。这对在失败前夕本来就士气不振的军队是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及盖世太保从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好处，武装党卫队的作用愈显突出了。
第五节 黑色死神笼罩欧洲
呻吟中的东欧 一个乡村在地球上消失了 破碎的法兰西“枪决人质”法令多芬行动 法西斯的忠实走狗达尔南
纳粹党人的暴行不受约束地袭击着东欧国家。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７日，希特勒指令由希姆莱维持被占领区的秩序，并授权由他来独自负责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保证贯彻元首的命令，可以使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恐怖措施”。一句话，希姆莱可以在占领区里为所欲为。
希姆莱成立了“特别行动队”。根据最高统帅部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协议，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和盖世太保组成。他们的目的是用恐饰手段镇压任何企图反抗的居民，并在政治上清洗这些国家。
１９４１年，多数灭绝指令是由海德里希起草的。在这些指令里面，他尽量使用温和的词汇， 用“过筛” 、“改善健康条件”、“肃清”，去代替“灭绝”、“消灭”和“处决”这类刺眼的词语。
１９４１年５月中旬，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同最高统帅部谈判有关后方使用别动队的问题。谈判陷入僵局，陆军上将瓦格纳不支特别动队的计划。海德里希临时换人，让保安处外事局的施伦堡去干。他决心让军人们介入这个行动，免得他们到处装好人。施伦堡成功地使地方司令官同意向所属地区派遣特遣队，并向他们提供给养，服从他们联络网的支配。
接着，建立了四个别动队。它们按地理位置分布在四个地区：Ａ，波罗的海国家；Ｂ，斯摩棱斯克、莫斯科；Ｃ，基辅地区；Ｄ，南乌克兰。经过周密的人员搭配，每个行动队配备一千到一干二百人。它们再按一定人数组成特遣队。在一千多名人员中，武装党卫队成员约占三百五十人，司机、技师占一百五十人，盖世太保成员占一百人，当地招募的外国辅助警察占八十人，治安警察占一百三十人，刑警占四十至五十人，党卫队保安处成员占三十到三十五人。其余的人分别担任翻译、电报员、电传打字员、管理员和妇女工作。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务均被盖世太保人员把持，部分不太重要的职务则由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成员担任。
１９４３年６月底，特遣队准备就绪。根据希姆莱的指令，首先消灭他们最憎恨的犹太人和政党。７月份开始行动后，仅在苏联的里加一地就枪决了三万五千名犹太人。
党卫队戈特贝格将军的战况报告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敌人的死亡人数 四干五百人
游击队嫌疑分子死亡人数 五千人
德国人的死亡人数 五十九人
缴获的武器 四百九十二支枪
死者的人数和枪支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只能说明特遣队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农民。
许多人亲眼目睹了抓捕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时的情景。德国土木工程师赫尔曼·格拉伯是斯托布诺夫的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负责人。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夜晚，他因参观工地，滞留在那里，身临其境目睹了罗夫诺犹太区的五千名犹太人被残杀。
大约１０点钟时，党卫队带领乌克兰民兵包围了罗夫诺犹太区。周围架设了强烈的探照灯。接着乌克兰人和党卫队员分成若干小股，冲进各户住宅，用枪托击破房门，或扔进手榴弹。惊慌失措的犹太人被驱逐到门外。
格拉伯描述道：“在街上，妇女们哭哭啼啼要她们的孩子，孩子也吵嚷着找他们的父母。但是党卫队员却无动于衷，不断用鞭子抽打他们，并把他们驱赶到马路一边的货车旁。每节车厢里都塞得满满的，妇女和孩子的喊叫声、鞭子声和枪声响成一片。这些受到鞭打、驱赶和受伤的人们整夜在照亮的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妇女们把已经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们拖拉着他们已死的父母的手脚，走过大街，来到列车前……街上随处可见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房门打开着，窗玻璃已被打碎。满街都是衣服、鞋子、袜子和各式帽子。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处躺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头颅已经被击碎，鲜血和脑浆粘附在墙上，孩子的脸部难以分辨清楚，他只穿着一件小衬衫。党卫队突击大队长皮茨司令官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狗鞭子在蹲在地上的犹太男子身边来回走着。
那些不幸者们一面受到驱赶，一面被塞进卡车里，押赴刑场。在荒郊野外，已挖好长长的沟渠，殉难者从卡车上下来时，凶手们不让他们看见这些沟渠。他们被强令脱光衣服，二十人或五十人一组走向沟渠。周围站着备有武器、手里拿着狗鞭子的党卫队员。有时只命令一名党卫队员朝殉难者的头部挨次开枪。当尸体堆满沟渠时，就用泥土填平。
格拉伯不忍这些人被处死，他去找军事当局，想以缺少工人为理由营救他们，但遭到拒绝。
这种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四个行动队在苏联领土上杀害了约七十五万人。东欧的特别行动队得到二十个警察团的支持。这些警察团由骷髅队中的党卫队员组成。在克尔许，—个六岁的孩子被开枪打死，因为他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个九岁的孩子被吊死在“萨何一凡泽蒂”广场上，他只不过是为自己采摘了几只杏子而已。
盖世太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把他们的分支机构的网撒向全国，每个机构负责一个区。苏台德区组成一个特区，布拉格和布尔诺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五个城市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下设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它同后来在法国建立的组织十分相似。
这十五个最高议会办事处由布拉格和布尔诺总部办事处领导，而总部办事处又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领导。由于有近四十万德意志人居住在占领区各国，所以得到各方面的情报相当容易。
斯洛伐克人民的叛徒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警察机构——“国家安全部”。这个表面上独立的机构，实际上是由盖世太保在幕后操纵。
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伯梅逮捕了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而后又逮捕了八干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人士。这些人被投入集中营，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那里。
党卫队中将、帝国总监的国务秘书弗朗克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们，说他们如果拒绝合作，就枪决两干名人质。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新日报》报道说：
布拉格５月２７日通讯：星期三上午，布拉格发生了谋杀党卫队大队长、德国副总监海德里希事件。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凡拿获凶手者，赏一千万克郎。
海德里希当时没有死，被送进医院。因手榴弹爆炸时，皮坐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他的胯骨横隔膜，坐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侵入脾脏而无法抢救致死。
一个德国历史上最大恐怖组织的统治者死了！然而，恐饰浪潮再次席卷捷克斯洛伐克。
６月９日晨，党卫队“欧报亲王”师的一个部队在党卫队中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命令下，包围了离布拉格三十公里的乡镇利迪策。所有村民都被驱赴在一起，然后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同妇女儿童分开。男人和青年被关在村长的谷仓里，妇女被关在学校里。凌晨，把男人和青年每十人编为一组，带到谷仓后面的地里，就地枪决。到了下午４点多钟时，已经枪杀了一百二十七人。在附近的克拉德塔矿山工作和在周围地区森林中当伐木工的十九个居民也放逮捕。他们连同七名妇女，一同被枪杀。其他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押往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士兵将婴儿从母亲怀中夺走。然后将她们杀死。其他九十名儿童被送往波兰的格奈塞瑙。最后，村庄被烧毁炸掉，夷为一片平地。
６月１日，德国《新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在对杀害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的凶手进行搜寻过程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克拉德诺附近的利迪策村民帮助并支持了犯人作案。尽管他们否认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村民对待这样一种罪行的击度从对帝国的其他敌视活动中也得到证实。例如被发现的有非法文件、武器库、军用物资、电话，以及许多非法储存的配给商品。所有男人均遭枪决，妇女被送进集中营，小孩被送进一所教养院。这个村庄的所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村庄的名字也被涂掉。
命令采取这个行动的人是国务秘书兼党卫队分队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他由此被称作“利迪策的屠夫”。他有权利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处死他认为应该死的人。
海德里希之死，成厂党卫队盖世太保杀人的理由。逮捕次数增多，速度加快。在布拉格的潘克多拉监狱有一千七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有—干三百人死在已经变为监狱的布尔诺的科米克学校里。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始终为不能止住捷克人的英勇抵抗而恼火，因而进行加倍的报复。关在布尔诺监狱的二十万人中，只有五万人逃生，其余的全部被杀害。
纳粹占领期，总共有二十万五千个捷克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有七万五千人免于一死，其中二万三干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以致很少有维持生命的能力。当纳粹党人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二十六万人惨死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４日，德军开进巴黎。６月１６日，。雷诺政府倒台，贝当担任总理。第二天，他在广播演说中宣称：“法国应该停止战斗。”而后，他分别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将法国领土肢解为“占领区”和“自由区”。贝当在“自内区”里选定维希市为首府，随即成立了傀儡政府。
希姆莱在法国依旧推行他在东欧各占领区的政策，在法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和监视系统。海德里希根据希姆莱的策略，把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奥伯格介绍给法国政府，从而使他成为法国占领区党卫队员最高首脑。他极力劝说维希政府的警察总监布斯凯把权力交给纳粹党的头目，但遇到拒绝。不久，在戈林的干预下，陆军才同意由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率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保安警察小组随军进入法国。克诺亨在巴黎“罗浮宫饭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起初，他们的行动受到驻法德军司令施图尔纳洛尔将军及两干五百名宪兵的控制。这时候，奥伯格站出来给他撑腰，他才得以正常工作。
奥伯格忠实地追随希姆莱制订的政治路线，但也同施图尔纳格尔进行合作。他在装备和实力问题上受他领导，但在事务方面，却只听命于希姆莱一人。
奥伯格到达巴黎后，就定居在拉纳大街３２号。他本人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哈根和贝克以及六名军士、两名女速记打字员和三名女电话接线员组成，可谓精干。
他上任伊始，便改组了他领导下的警察署。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不仅可以动用党卫队，而且也可以动用党卫队招募来的法国人去施行镇压措施。他还有权得到那些辅助小组和半军事化小组的支援，以便更有效地制服那些危险的“小组、政党和人物”。
奥伯格把枪杀人质作为最好的镇压手段。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在摩日的蒂伏利胡同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房子里，都传出被拷打的爱国者的惨叫声。
碉堡林立的“罗曼维尔集中营”开始时由国防军管理，到１９４３年６月党卫队接管了它。它被用来收容各种俘虏并成立了一种经常性的人质“后备队”，需要报复时，随时可以从中取人。
这里的俘虏被分成四到五个等级。 第一类被称为有权管理囚犯 的人。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五十， 是犯人中的上层。他们被看作是反纳 粹的危险分子，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这些人的职业大都是图书管理员、医生、厨师和担任过公职的人员。他们当中不存在人质问题。
第二类是给占领军造成破坏而被捕的人员。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议员第二类。
第三类由政治犯和受到追踪的抵抗战士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组成。
第四类是秘密被捕或被隔离的政治犯。
这四类囚犯住在旧碉堡的阁楼里， 他们每星期可以收到一封信 和几只包裹，甚至每天可以放一会儿风。
最悲惨的第五类人被关在旧碉堡的地下室里。 这些人挤在散发 着霉味的稻草库里，一片漆黑，四周潮湿得直淌水。他们不能洗衣服，不能洗脸。厕所在一个角落里，整个地方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生活上是非人的，精神上还要受到折磨，他们经常被告知迟早要被拉出去枪毙。他们是主要的人质提取处，如果数量不足时，便可用第四类中的人来补充。
枪决人质由国防军下令，但什么人作人质则由盖世太保来决定。枪决人质主要是针对对德国人的袭击和刺杀。枪决人质的数量按整个占领区发生行刺的方式、规模和次数而定。
这种用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制止反抗的做法引起许多法国上层人物的愤怒和反对。维希政府的警察总监布斯凯就是想废除人质法令的人之一。 他不想去更多地镇压“反对德国”的活动，而是想更多地镇压“反对国家”的活动。为废除“人质法令”，他一直在同奥伯格举行谈判，讨论一项共同声明中的决定。这项声明是建立双方警察间关系的基础，划定相互间管辖范围。
可是海德里希的死亡破坏了这些谈判，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与此同时，那些通敌的政党，尤其是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在报上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并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维希政策，谴责他们软弱无能、胆小怕死，并控告布斯凯犯了保护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罪行。党卫队也遥相呼应，也对法国政府大肆攻击。
尽管如此，会谈依旧在进行，并于７月２９日取得了成果，《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草稿出世了。这个条约看上去完全是布斯凯的胜利，它明确地说明了德国警察的职权，并确定了法国警察的完全独立性，尤其是它包括一项至关重要的、可以缓和压力、特别是可以结束拘留人质的条文。条约规定，法国警察永远不把人当作人质，也不会把法国警察逮捕的人交给德国当局，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法国政治犯只能由法国的司法部门审理和判决。只有直接进行暗害活动来反对占领军或占领当局的主犯才可以由德国警察提出要求进行判决。德国人不得把被捕者当作报复的对象或者作为人质加以拘留。
布斯凯对这个条约感到骄傲和自慰，他可以限制德国人为所欲为了。然而，这个从未与大众见面的条约只是废纸一张。奥伯格根本就没把条约当回事，他的原则是，谈可以谈，签也可以签，但可以不按条文规定做。
８月５日，即《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签订后的第七天，三个反法西斯战士在让·波英体育场篱笆后面把两颗手雷扔进正在那里训练的德国士兵群里，致使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盖世太保很快查到了作案者，他们是匈牙利人马因内克、罗马尼亚人科普拉和克拉齐鸟姆。他们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被捕，经德国军事法庭判决后，于１９４３年３月９B被枪决。
然而，在发生事件的第二天，巴黎的报纸向居民发表公告说，有九十三名恐怖分子被证实犯了恐怖行为或者参与了此事，他们已被处决。在公告的落款处，写着奥伯格的名字。也就是说，当作案人还未被处决之前，德军便迫不及待地立刻处决人质。
在８月１１日这一天，从７点钟到１１点钟就有八十八人被枪杀在瓦勒里昂山上，他们是七十个法国人和十八个外国人。他们中间只有九个人参与了暗杀德国军队的行动：三个人曾经企图使一辆乘有度假者的列车颠覆；四个人破坏了一条军用电话线路；一个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德国士兵；最后一个人把一包炸药放在一家舞厅里。其余的五十七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暗杀活动而被当作人质枪决了。
《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事实上已经被奥伯格取消了。这种公然践踏刚刚缔结的条约的行为，叫布斯凯只能叹气。维希政府也许只有从维护“法国独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件了。这对其“独立”是个多么大的讽刺。
枪杀人质从未间断过。法国特别旅把逮捕到的许多法国人按时交给盖世太保。发布条约两个月后，奥伯格就下令枪决了一百六十名人质。
法国警察总监作了最大努力，但情况依然如故。
党卫队高级领袖奥伯格把它的警察部门分成两大类，即穿制服的治安警察和保安警察。保安警察由克诺亨负责，他又按柏林总部的模式把保安警察再分成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法国的安全，第二部门主管政治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并负责监视法国、中立国和梵蒂冈。只有第一部门有权抓人。巴黎行政机关的总部设在塞赛街１１号，它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
第二部门是为法国而特设的，它是巴黎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第三局。该局收集所有的法国国内形势的情报。它下设四个处。第四处分四个科。他们的任务分别是：第一科，负责副业和农业；第二科，负责商业和交通；第三科，负责银行和交易所：第四科，负责工业及劳动力。
与此同时，奥伯格还在他福煦大街的官邸里建立起许多新局，每一个局都显示出警察的优势。新成立的政治情报处，由保安处的几个部门组合而成。一个部门监督报纸、文学和艺术、电影院和剧院；一个部门监督天主教和耶稣教会；在敌对国家还设了一个反间谍部门，在中立国有一个情报处。所有这些部门部附属于克诺亨的总局——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
法国人民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统治下，已完全没有了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密如蛛网的间谍系统的眼睛。
到战争结束时，共有二万九干六百六十名人质被枪杀。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是三干六百七十四名，在里摩日是二干八百六十三名，仅巴黎就有一万一干名。占领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为了向法国贝当政府控制的自由区渗透，一个混合特遣队在南区成立了。它由谍报局、盖世太保和治安警察共二百八十人所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伪造的法国证件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这二百八十人分布在里昂、马赛和蒙彼利埃的秘密营地。领导这支间谍部队的是测定电台方位的专家德伦巴赫。他是政治警察中的一个老手，罗姆的老朋友。
这次行动取名为“多芬行动”。
德伦巴赫轻易地把全部地下电台网的方位作了测定，致使包括里昂地区在内的二十多个地下电台全部“覆没”。几乎所有的电报员和他们的助手都被逮捕。
令他们头疼的地下电台破获了，但还应该让它们继续工作，这是反间谍专家基费尔的主意。若想让秘密电台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遇到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译成密码、精确的播送时间、变换信号等等。长期的收发报，两个报务员之间也相互熟悉对方的指法。只要有一点儿不同，对方很快就会察觉不是原先的那个人。所以必须让被捕的报务员继续工作。为了防止报务员搞小动作暗示对方，就要有一种特别巧妙的监督方法。这些问题，基费尔都成功地解决了。他和德伦巴赫等特遣队员降服了这些报务员，并以他们家人的生命相威胁。
这样，一些被破获的发报站还在正常发报，甚至和伦敦的英国谍报部门取得联系。那里的人对报务员的变节毫无察觉，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入收到有关用降落伞投送武器、军需品和货币的多份报告。有大约两干件武器在空投时落入他们手中。那些文件，使他们发现了间谍网，于是在诺曼底、奥尔良、昂热和巴黎，许多盟军的间谍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被捕。
弥补这个损失，需要付出几个月的工夫。最终，英国的谍报机构发现了电台的秘密，但已为时太晚。
布列塔尼电台在拍往伦敦的最后一封电报中说道：“多谢你们的合作，并给我们送来武器。”
英国报务员风趣他回答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些武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很快又会有的。”
几星期前，伦敦就发现了这家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故意继续同他们保通话，目的是迷惑敌人，把新的间谍派往法国。
长期以来，这些德国间谍们披着停战委员会、德国领事馆和红十字会的外衣，暗地里干着整理秘密文件、按寻电台等特遣队的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盖世太保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分局，并在南区军事区的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相继希建立了特遣队。12月初，这些特遣队改为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即改为与北区特遣队相同的局。从而，笼罩全法国的一个多而密的庞大的德国警察体系（保安警察一保安处）网建立起来了。
这个网大体分布如下：
巴黎总局控制整个法国以及隶属于德国地区的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隶属总局的十七个区局是巴黎、昂热、波尔多、马恩河畔的夏龙、第戎、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思、鲁昂、圣废坦、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因卢兹和维希。这十七个区局拥有四十五个分局、十八个较小的分支机构和三个电台边防委员会，此外还有十八个边防站。总之，巴黎总局下面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办事处。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辅助机构、雇佣的打手队和形形色色的特工 队和特遣队。这个密如蛛网的间谍群控制着法国的每个角落。他们利用密探和告密者监视着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使法国的抵抗运动陷入低潮。
打击法国南部的秘密电台的“多芬行动”完成后，希姆莱来到巴黎视察。他对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的路线和主张得到这两个人很好的贯彻。这一年——１９４３年，对他来说是飞黄腾达的一年。他的职衔越来越多，当上了德国内政部长和巩固德国民族的帝国委员，其次还兼任公共卫生部长。然而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他便决定在法国招新兵，以充实武装党卫队。
在此之前，法国成立了以达尔南为头子的民兵部队，他是奥伯格最器重的一个人，他希望民兵可以起到像德国冲锋队那样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的法国完全被盖世太保束缚住，但是反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居民们在晚上还是关起门来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从中了解到许多前线的情况，斗志受到鼓舞。
监狱里关押着四万多人，但外面的人仍组成抵抗小组和游击队，靠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武器同德国人战斗。因此，盖世太保不得不使自己的方法适应新的形势。
奥伯格为了主宰法国，便想争取得到贝当政府、特别是警察的全面合作。为此，他特意去维希拜会贝当。经过事前的精心准备，他带着克诺亨和传令官哈根去了维希市。
贝当在花园饭店接见了奥伯格和他的两名随从。会谈进行了八分钟，并涉及到准备公布的《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第二个文本。贝当对这个关系到无数法国人生命的条约细则一无所知，他责问布斯凯为什么这么晚才把这个文件告诉他这个国家元首，而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却比他知道得还要早。
他对奥伯格说：“我对法国发生的事也感兴趣。
奥伯格表示完全理解。其实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法国元首不对法国的事感兴趣反而奇怪了。
当他们乘电梯的时候贝当才把话解释得清楚一点儿：“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国最大的敌人乃是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
接见后，法国方面为他们举行晚宴，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贝当表示愿意进一步合作。
而实际上，奥伯格的这一努力是徒劳的。法国的游击队日益活跃起来，每天都有地方当局通知他某某地方发现了游击队，请求保护。甚至在行政部门和警察中间也建立了积极的抵抗小组。在这个恐饰的年代里，法国警察中的许多人暗中帮助无辜者和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先后有大批警宫被捕。
不久，传来贝当可能被秘密抵抗组织拐骗的情报。据派到国家元首身边的情报员报告说，贝当打算离开政府和维希，某些人士也向他建议过这件事。这个可能性对奥伯格来说非同小可。他采取了严厉的“狐穴作战计划”防护措施，对维希进行彻底搜索，对所有可疑者或撤走或逮捕。接着在城市周围设立防护区，每条街道设立岗哨，检查过往行人。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和特遣队共同实施的。
这时，走狗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武装党卫队的“名誉”大队长。奥伯格期望他能给法国警察以新的动力。布斯受到了冷落，他们怀疑这位警察总监对德国心怀二志。１２月２９日，勒内·布斯凯退出了国家警察总署。在他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两天以后，善于敲诈勒索、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子达尔南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回他可以得心应手地模仿纳粹体制了。他要按照奥伯格的计划，把民兵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输入到武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达尔南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他的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在活动，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年排挤。如果说布斯凯还有一点法国人的良心的话那么达尔南则是个完全德意志化的极端纳粹分子。他完完全全地站在纳粹主义一边对待自己的同胞，他开始做连德国人也不愿意公开做的事情。
奥伯格终于找到了比布斯凯更合适的合伙人。新官上任，达尔南下令进行新的大搜捕，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投入监狱。而后又成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滑稽可笑的法庭由三名不是法官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举行秘密会议，所作的判决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这里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军事法庭于１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在圣旦的“审理”中判处了十六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些“法官”大多是民兵部队成员。
军事法庭一般在下午开会。中午，他们要参加一顿丰盛的午宴。当法官们酒足饭饱，腆着肚子走进监狱时，各个牢门都被牢牢地锁好，连窗户也被遮挡起来，如同到了晚上。片刻之后，监狱的双扇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棺材被御下来放在路是的撞击声。
当大门再次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时，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刑队走进高墙里。他们静待命令，随时准备射击。
死神降临牢房，顿时一片寂静。犯人们的心紧缩，不知道这次又轮到谁。审判是闪电式的，牢门忽而打开，忽而关上，不时听到走向法庭的人的脚步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法官”便完成了工作。这时牢房的最底层传出绝望愤怒的叫喊声。
“精干”的“法官”们不动声色地走出接待室，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被判死刑者这时正在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封信。
行刑队的脚步声、口令声和枪刺碰地的声音响了起来。“犯人”们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渐渐远去。随着排枪的鸣响，“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监狱上空。
当行刑队离去后，有人把毛坯棺材打开放进浑身污血的尸体，然后钉牢，装上汽车。达尔南的法庭就这样残酷地杀害了几千名自己的同胞。
可以说，在法国，达尔南是纳粹德国最感实的走狗、最可恶的帮凶之一。
布斯凯退出国家警察总署后，住在巴黎的一栋房子里，受到监视。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即诺曼底登陆这一天，他和他的父亲被捕，十天后，他被绑架到德国。一家人住在特格恩西的一幢别墅里。德国人不想让他落到盟军手中，他知道得太多，政治上于他们不利。但也不想让他死，他毕竟是合作者，杀了他，兔死狐悲，信誉上不利。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肆虐横行，并没有吓倒法国人民。他们团结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做斗争，在盟军解放法国时，他们积极配合，为祖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章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党卫队的血腥统治
无论对欧洲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陆来说，还是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刽子手们在占领区建立所谓的新秩序过程中所做的野蛮而惨无人道、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都可看作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给予世界的一场大恶梦，它给世界上经过这种新秩序过程和没有经过这种新秩序但相信这种新秩序事实的人们一种永久震惊的恐怖。而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不管相对于人类已走过的时间，还是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未来，德意志第三帝国这段包含惨绝人寰的事实的短暂时间，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最黑暗的一页。
法西斯刽子手由此得一恐怖的称呼：死亡之旅。
第一节 东方民族政策
《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 五支特别行动队开进波兰 波兰人杀害德意志波兰人 波兰被肢解为五个地区，其中四个地区归党卫队管辖 居民德意志化东方总计划
海因里希·希姆莱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妥为保管着一份秘密文件，任何与此无关的人都无权阅读它。因为在这份长达六页的文件中，记下的是党卫队头子最讳莫如深的白日梦，记下的是使千百万人横遭劫难的狂热臆想。
了解这份秘密文件的只有少数纳粹要员。除了几个纳粹党区领袖、两名中央部长和驻波兰总督外，只有各主管处局头子，才有资格在驻东方的党卫队领袖们的监视下阅读这份文件，并亲笔签字，以资证明。
这是希姆莱在１９４０年５月以《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为题，写给希特勒过目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希姆莱用他特有的率直而呆板的语言，提出了消灭东方各国人民以利于德意志主宰民族的主张。
备忘录的这位作者提出， 德国东方政策的最后目的必须是把原来拥有多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戈拉人、莱姆克人和卡舒布人）的波兰“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从这么一锅烂糊中选出种族上有用的人”，其余的部分逐渐加以淘汰。希姆莱写道：“总督辖区内的居民经过下一个十年期间彻底推行这些措施之后，留下来的将是一种劣等居民，他们将作为没有自己领袖的、专供驱使的苦力，充当德国每年季节性农业短工和作为特别劳动力的工人。”应该一步一步地压缩东方各民族：必须采用“大量外移非洲或殖民地的办法来彻底消灭”犹太人，关于“在我国的国土上不再使用乌克兰人、戈拉人和莱姆克人等民族摄念。……相应地在较大范围内也适用于波兰人。
那么怎样灭亡一个民族呢？其方法是消灭它的领导阶层，并将它的青年“过筛”。具体做法分为两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掳到德国来，使他们德国化，对筛落下来的， 则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 “对东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莱写道，“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以上的国民小学。这些小学的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五百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对德意志人服从，老实、勤劳、有礼貌，这是上帝的戒令。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去阅读。”
对于纳粹德国的征服欲来说，没有再比这份文件表达得更露骨的了。这是昔日德意志东进政策的变本加厉的继续，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远不仅此，希姆莱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还含有更多的内容。备忘录表达了党卫队急于一手把持德国东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地区总队长英托·霍夫曼直截了当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东方属于党卫队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党卫队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姆莱仿佛成了德国东方领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位党卫队头子在迷离的梦境中似乎看到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为他的新德意志骑士团党卫队赢来一个新的集团普鲁士——结构坚固的集团国家；它是遏制波涛汹涌的斯拉夫主义洪流的堤坝，是使德国农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垦殖区的保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能思索起就为这一使命作了准备。他打心底里认为，再没有比引导德国人东进，并使他们重新成为农民这一神圣使命更为合适的了。希姆莱说：“德意志民族过去是农民，今天必须恢复它的这一根本素质。东方应该为加强德意志人的这种农民素质做出贡献。它应该成为德意志血统青春常在和从而不断发展的源泉。”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这样的伟大日耳曼农民领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纪向东方迁徒的那幅浪漫主义的历史图画和对黑头发圆脑袋的人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恐惧合为这样一种狂想：德国的幸福就在于在东方实现封建主义的农民贵族政治。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孜孜不倦地宣传德国东方移民。这个阿尔塔曼分子当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阿·瓦尔特·达里在德国庄园遏制廉价的波兰农业工人蜂拥而来的洪流，反复教导他的党卫队队员，德意志人必须再次扎根于大地和开拓新的移民区。
希姆莱与种族和移民局（ＲＵＳＨＡ）局长达里很快就把德国移民政策抓在手里。１９３４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里荣升为中央农业部长，党卫队旗队长霍斯特·雷兴巴赫博士主管全国移民挑选局，中央农民事务局的领导干部全体加入—党卫队，成为名誉领袖。尽管如此，两个反动空想家的社会理想国，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失败，达里和希姆莱的友情也因此中断。１９３８年２月，希姆莱撤了死抱住血统和土地贵族政体计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长达里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达里”祟尚空谈“。善于见风使舵的希姆莱耐心等待着领袖的政策能为他开拓移植大德意志国家新农民的移民区。
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驶首次将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使他的计划复活的机会。同年６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处长、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冯·戈特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地产局。冯·戈特贝格的任务是，剥夺德国保护顿地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宜于发展农业地区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没收来的庄园交由德意志族移民经营。希特勒也参加了外迁六百万捷克人计划的讨论，但执行剥夺政策的头子冯·戈特贝格未能达到目的。大德意志的军备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同样需要捷克的工业潜力和劳动潜力，不允许在德国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规模外迁措施。布拉格地产局只好仅限于准备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特两地安置寥寥几户党卫队员的家属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给反斯拉夫的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开放了梦寐以求的地区。诚然，他暂时也只能从侧门里钻进去，因为在波兰战投开始前就向自己员忠实的助手发出召唤的独裁者并不急需这位移民使徒，他感兴趣的只是诉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解决“波兰问题”。就他来说，对波开战决不只是为了武力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已，现在是实现多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已大胆提出的预言的时候了：“我们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断移往欧洲南部和西部，转而瞩目东方的土地。我们要结束前时期的殖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向未来的土地政策过渡。”但是，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和一个已经在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异族相对立的，这一点希特勒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已考虑到了：“德国”，他写道，只能“要么将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闭处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统不断受到侵蚀，要么……干脆将他们消灭，把空出来的土地交给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这些话翻译成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语言，就是：使波兰人沦为农奴，强行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上层，摧毁他们的民族性，剥夺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自豪的波兰人将变成没有自由的苦力，他们唯一的命运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统治者。德国军方头目们至迟已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上萨尔斯堡会议上获悉，这位独裁者决定灭亡波兰。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记得希特勒这样说过：“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唱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来执行。”
希特勒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才召见了党卫队头子，并使党卫队成了导致波兰悲剧的千古罪人。这位独裁者责成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跟随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消灭随时遇到的波兰上层人物。
在这以前，纳粹扩张政策的每一次进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强占奥地利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就曾随军前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别行动队开进了那个国家。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是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先头部队，它们闪电般地执行情报和保安警察的任务。任务一经完成，它们也就转到两个组织设在该地的固定据点，像在国内一样：特别行动队就是由这些据点——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区和分区保安处机构的人员组成的。
海德里希在短时间内就组成了波兰战役的特别行动队。他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其成员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佩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道队组成，尾随一个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行动。重要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领导第一特别行动队，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方向进军。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告费尔博士率领第二特别行动队，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进，直抵维斯杜拉河。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卒领第三特别行动队，跟随约翅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指挥第四特别行动队，紧随奔向奠德林要塞的古恩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姆佐格指挥第五特别行动队，随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想要放手执行对武装部队保密的、领袖关于集体消灭波兰民族精华的命令，这个随军前进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必须考虑，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窥探它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拥有控制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条件，海德里希的部队在整个作战地区受陆军领导，尽管它们在业务上是接受柏林德国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们还受武装部队军法审判权的约束。此外，陆军总司令也巳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下的波兰实行军管。德国将军们如果具有足够的政治直觉，那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这里搞恐怖暴行就将会招来很大的风险。
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向军方不多谈情况，例如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将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概括为：“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会隐瞒特别行动队的真实任务，但也无法长期不让士兵知道特别行动队屠杀波兰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后来，渴求功名的党卫队领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要么他们只好泄露这位独裁者的诡秘企图，要么他们就得忍气吞声，被士兵们看成是一群无纪律的杀人匪帮。
如此几个月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变得郁郁不乐，因为他们被领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希姆莱以其不可谓不聪明的手法企图把罪责推诿给这位独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将军们发誓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的同陆军的冲突，是因为“警方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命令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部人员，以致表面上看来这一切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目采取的独断独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９月８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倍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纳里斯登上伊尔瑙的领袖专列，向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汇报。卡纳里斯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也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凯特尔大将看来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用希特勒的强盗逻辑作为搪塞：既然武装部队不愿于“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卫队去担负消灭工作。
尽管卡纳里斯及其代表们在继续收集特别行动队所作所为的材料科，这台碾轧不幸的波兰人的恐饰压路机，还照样在军人们的眼前隆隆滚动。它压出的可怕轮辙，使人想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举国恐怖的日日夜夜。特遣队的猎手们四处活动，掳人杀人，实现希特勒所讲的话：“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淮备好的名单，把波兰教师、医生、公务人员、教士、地主和商人驱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进接收营。事实证明，这些接收营中有不少是灭绝工厂。布龙贝格附近米尔塔尔的托尔恩油脂厂、施图特霍夫的京尔道接收营、波森省第七要塞都已成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的恐怖和死亡信号。“消灭过激分子是既定计划，”布龙贝格特遣队队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勒德尔博士声称道。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过激分子”，连波兰沙文主义者团体“西部边境地区协会”——他们提出要吞并大片德国领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兰政策——会员的身份也足够刽子手们有理由把他们判处死刑，公诸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波兰民族精华受到沉重损失。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勒德尔向柏林报告说：“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众所周知的波兰激进立场而被消灭”。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杀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除了冷酷无情的特别行动队的灭绝部队外，还有另一种党卫队的力量在活动。它不是根据领袖密令行动，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驱使。特别是在但泽和西普鲁士，成千上万狂热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度也曾是波兰沙文主义者任意措获的对象。
波兰行政机关和团体为希特勒回到德国来的宣传所刺激，也由于疯狂的间谍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战争爆发时对德意志族人展开了进攻。德意志族人眼见死路一条：在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一时拘捕令满天飞，分红色（逮捕入地方监狱）、玫瑰红色（逮捕入隔离营）和黄色（流放到中部和东部波兰）三种。手中捏着黑名单的民族主义团体，对“德国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采取了特别行动。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从他们所在的西部波兰驱鼓到了东部，数以干计的人身陷图围。波兰行动队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农舍，杀害他们的家小，数以千计的德意志又丧命。还有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乡，让人群诅咒、吐口水，经不住百般折磨而惨死。第三帝国当局后来宣称，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止，共发现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这个数字看来过于夸大，最接近实际的数字是，被害的德意志族人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约有两千名死于战争。
不过，波兰人杀人跟德国人的暴行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国家不是这些杀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兰人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的盛怒面前，将德意志族人藏匿起来，不少波兰军官保护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尽管如此，德意志族人还是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报复。战争刚打到一个地方，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联合起来，成立自卫团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卫。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担心多数波兰人会发动新的攻击，为此他们建立了志愿民兵来保卫自己。
但是，这种自卫很快就变成了发泄民族主义怨恨的行动。外加纳粹党但泽区领袖艾伯特·福斯特还利用他的保卫团和一个刚成立的特别组织（党卫队埃曼突击大队）挺进西普鲁士，煽动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使西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无情打击波兰人的主要战场。这些来自但泽的民族斗士们还保持着“革命”的冲锋队的传统，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反波仇恨发泄出来。福斯特的目的是，让领袖看到，他作为东方纳粹党区领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区变成“无波兰人”区。
后来，希姆莱派出他的兵源补充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命令他：将自卫队改组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卫队。
伯格尔带来了一批德国党卫队领袖，接管了波兰德占区内德意志族人自卫团体的领导权。伯格尔的副手们将民兵组织划为四个自卫区；自卫区又分成所谓的督察段，分别由各该地的高一级党卫队兼督察领袖领导。在一般情况下，自卫团体执行辅助警察的任务，只有在西普鲁士（后来在卢布林地区也是如此）追捕波兰人，滥加杀害。
西普鲁士自卫团体的头子是党卫队区队长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称霸一方的暴君，跟当年私设“野蛮”集中营、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尔·恩斯特之流的冲锋队恶棍们如出一辙。自卫区领袖冯·阿尔文斯勒本俨然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如有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就在名单上挥笔一勾，自卫团员就把被告发的波兰人押进地窖、汽车间或树林，加以杀害。
有些纳粹分子对令人发指地迫害波兰人渐渐看不下去了。霍亨萨尔察县一个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员莉莉·容克布卢特给赫尔曼·戈林写信提出抗议。她诉说道：“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放枪杀。”连关心纪律胜过关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卫团体干出了自卫行动中“部分难以想象和过火的复仇行动”。
可是，对希姆莱来说，主要的只是“成绩”，只是被消灭的或按现在的说法——“被特殊处理掉的”波兰人的统计数宇。
９月中旬，全国领袖派出一支新的灭绝队，即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率领的加强特别行动队。它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行动队头子冯·沃伊尔施是希姆莱围剿罗姆时期的老搭档，他奉命在东部上西里面亚开展了党卫队奉行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新阶段：将但绎、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往波兰内地。
沃伊尔施所部显然是作为一种恐怖队而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用恐饰手段恫吓东部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将他们强行迁往克拉科夫一带。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刚刚开始战役行动，海德里希又亲自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将已经重归德国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在波兰划定的犹大人隔离区，将来有一天让他们移居海外。对此瓦格纳未表示异议。二十四小时后，９月２１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别行动队，开始将犹太人强行迁往波兰腹地。
可是，跟陆军事先打招呼井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处，陆军突然起来反对了。在这期间，在占领的波兰已建立了以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为首的军事管制，把德占区划成四个军区。
军人们负责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陆军向波兰人发布的庄严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将得到尊重。”党卫队部队的野蛮恐怖，尤其是沃伊尔施特别行动队的残醋暴行，使陆军的诺言成了骗人之谈。但其中也不乏猛烈攻击党卫队杀人暴行的军官。
如果武装部队继续坚持对希姆莱施加压力的话，它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在东方的专横行为的。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将军们，他迅速结束了东方的军事管制，同时还满有把握地缓和了高级将领们的情绪。
１０月５日，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去见希特勒，诉说军人们在西普鲁士不断给他制造的麻烦。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鲁士的军事管制，将其交给福斯特领导。这个闪电式的决定引起了一阵雪崩，埋葬了东方的军政权。１０月中旬，希特勒大笔一挥，批准在波兰德占区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于是出现了一个染指东方的纳粹特权阶层内部相互争权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宫：但泽和西普鲁士被并为德国的一个区，由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任领导。福斯特在但泽的竞争者、纳粹党区副领袖兼议会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出任新划的另一个德国区瓦尔特兰区（泼森）领袖。和东普鲁士接壤的小块波兰领土，成了福斯特的另一竞争者、纳粹党何尼斯堡区领袖埃里希·科鼓的地盘。上西里西亚并入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瓦格纳的西里西亚，但到１９４１年又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归纳粹党区领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领导。经过德国人（以及从东面入侵的苏联人）这样肢解后余下来的波兰，则被强行划为一个总督辖区，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表面上拥有特别全权的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的波兰未来的可饰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１０月１７日，希特勒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将其记录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加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权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就已将波兰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领导，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从１９３７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
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铺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待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曾因为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督察高级领袖。 副县长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事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几乎难以忍受。希姆莱还破天荒地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依仗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自作主张，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 波兰人不断被捕， 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仅１９４０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就有三干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装部队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一面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竞逼迫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元异……摆脱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武装部队又整理了一份党卫队所作所为的材料，列举了三十三起事件，对经过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虐待犹太人和波兰人，强奸、抢劫、屠杀。“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１９４０年５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口授打印出那份“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的时候，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希姆莱可以开始将已经沦亡而又弹痕遍地的波兰，用刀斧雕塑成党卫队集团之国——未来德意志农民和武士民族的理想国了。
这份五月备忘录标志着希姆莱东进的新篇章。集体屠杀波兰上层人物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志化的园艺师，德国警察头子变成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支拥有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辅助部队的新的黑色集团侵略军，已做好准备，待命行动。党卫队的移民办事机构纷纷搭起架子，设立难民营。种族委员会印就了征询意见表，由党卫队控制的用心策划的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工作开始形成了。
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就是党卫队企图用来达到它统治东方目的的人，他们就是被丧尽天良的强权政治蒙在鼓里的、听从回到德国来的宣传号召而上当受骗的牺牲品：十二万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十三万六千苏联占领下的东部波兰的德意志人、二十万来自罗马尼亚的人，成千上万来自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人，他们按规定移居德国东部。宣传家们告诉他们说，血统的呼声向他们发出召唤。其实，统治者叫他们迁回来，只是出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大德意志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个叫喊所谓“缺少空间的人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全力经营它的工业和农业。
随着希特勒侵略野心的膨胀，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不断扩张，征兵服役、扩大军需，使德国的劳动力日益短缺。为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希姆荣在他的本部设立了“四年计划办公室”，委派一名党卫队领袖、党卫队重要技术政治家之一的智囊人物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
格赖费尔特搞了一个二十人的班子，取名为“移民迁回办公室”。第一批回国移民刚到达德国，希姆莱就给他的设计师格赖费尔特提出一项更大的新任务，要他把东欧的德意志族人迁到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定居。
几十万德国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促使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１９３９年１月的建议。９月底，德国同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商定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意志人迁回德国。这位独裁者召见了受他本人直接领导的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任命他负责领导这项迁移工作。其所以挑选洛伦茨是不言而喻的。从１９３８年起，德意志族人中心就同国外德意志族人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９月２９日，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得到一份领袖密令，委派他负责“加强德意志民族”。密令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有三项任务：“迁入最终符合回国定居条件的国外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消除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具有危险的这些异族居民的有害影响；通过移民，特别是通过安置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定居以建立新德意志居民区”。
这三项大权使希姆莱能在东方为所欲为，因为这一纸命令又给予了这个加强民族长官新的特权。这个密令规定，希姆莱有权节制“中央、各邦和地区以及其他公众团体和现有移民协会的现有机关和部门”。只要充分运用这些新的大权，他就能在短时间内成为被征服的东方的统治者了。
他给自己戴上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的庄严头衔，但同时却放弃建立庞大的机构。他选定格赖费尔特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民族进攻参谋本部，将其改名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１９４１年起称“本部总处”）。随后希姆莱将工作分给好几个党卫队组织：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负责规划德国移民回国的迁移和定居工作，并通过没收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产业，给移民提供定居地；德意志族人中心负责将回国者送往接收营集中，并督导各入境移民小组的政治工作；种族和移民局负责对回国的德意志人进行种族审查；德国中央保安局负责征用所谓的敌产，驱逐波兰人和把他们放逐到总督辖区。
可以开始行动了。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洛伦茨在这期间已率领手下各班人马完成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德意志人回国的准备工作，从１０月２０日起，首批运载爱沙尼亚移民的船只抵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意志人按规定安置在但泽地区。
在里茨曼施塔特（罗兹），保安警察设立了一个所谓易地安置总处，准备将划归德国的几个区内的不受欢迎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统一强行迁往总督辖区。保安警察采用毫不容情的手段，驱逐被列入另册的波兰人。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止，有三十万波兰人“迁入”总督辖区。被保安警察驱赶的人数飞速上升：被迁走的占有土地的波兰人在瓦尔特兰区达十二万人，在但泽一西普鲁士为三万五干人，在上西里西亚为一万五千人。到对俄作战开始时，共计有一百万波兰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党卫队各地的移民安置本部迅速把迁入的经过“种族和移民局”进行复杂审查的德意志族人运来，把已被赶走的波兰原主的房产分给他们。
１９４１年中，有二十万迁回来的德国移民分到了房产，经手分配波兰人财产的是格赖费尔特的办事处。德国移民总共获得九十二万八千所波兰农舍中的四万七千所，九干九百五十万公顷土地中的九百二十二万公顷。截至１９４２年年底，六万个波兰经济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二十被分配给移民，百分之八归了德国人；百分之五十一属于定居的德意志人，百分之二十一由德国托管人掌握。约有两万家手工业店铺作坊落人了迁进来的德国移民之手，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仍归波兰业主所有。
无疑，民族幻想家希姆莱并不满足于召回真正的德意志族人返归德国和安置他们在东方定居。根据他自己起草的五月备忘录，希姆莱开始从波兰民族中榨取每一点德国血统的后裔。种族委员会再次被动员起来，清查尚未发现的日耳曼人。希姆莱叫人制定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登记册”，对东方所有德裔居民进行登记。每个德裔居民必须按下述四类登记入册。第一类：表现积极的民族战士；第二类：至少会一半德语的消极的德意志族人；第三类：德裔出身可疑者；第四类：曾参与反对波兰境内德意志族人斗争的、敌视纳粹的德裔居民。
除德裔居民外，土生土长的波兰人也成了种族调查员审查的对象。之所以对他们进行审查，是要找出北欧人的基本待征，以便发挥“重新德意志化”的机械论的作用：但如果带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是波兰人的话，按照种族主义救世说的荒谬逻辑和一份党卫队官方文件的说法，则是要把在东方“现有的德意志血统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回来。”在希姆莱看来，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能日尔曼化的异族的“北欧人代表”。希姆莱声称，连确实屑于“日耳曼人出身，至少是日耳曼混血的戈拉人、莱姆克人和胡楚人，也应“逐渐加以德意志化。”
希姆莱顽固地坚持波兰儿童也决不能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们是理想的德意志化的对象。在波森有谣言说，波兰人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把德意志儿童藏在孤儿院。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立即下令查封了波兰所有的孤儿院，将在院里的孤儿经过种族政治审查后，送到德意志儿童之家。后来，有父母的儿童也被掳到德国来。“纯种族波兰儿童，”希姆莱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对瓦尔特兰区统治者、纳粹党区领袖格赖泽尔说，“应由我们送到特别幼儿园或儿童之家进行教育。可以对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为了儿童的健康。”
半年以后，希姆莱打出党卫队特有的”生命之源”助产协会这张牌，指定该协会的产妇休养院收养波兰儿童，后来又将这些儿童送给没有子女的党卫队队员家庭。“干草行动”（劫夺儿童行动计划的代号）把成千上万的波兰儿童掳到德国，下落不明。谁拒绝让自己的孩于德意志化，谁就必然受到保安警察员严厉的报复。一个波兰军官的妻子、德意志族人布龙希尔德·穆斯宰斯莫不肯让她的几个孩子去德国受教育，德国中央保安局所属机关查莫什奇移民处决定：“冻结她几个孩子的口粮供应，并将他们随便送到一个地方去给别人作养子。”
不过，这种情况确属罕见。大多数波兰人和德意志族人都屈服于希姆莱的日耳曼化措施。十万名纯血统波兰人接受德意志化。一百人列为民族登记册的—、二类德意志人，另外两百万人列为三、四类德意志人。
东方战争的继续、对俄国进行征伐，给希姆莱的事业开拓了新的和日益广阔的用武之地。现在希姆莱可以在无限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开拓新的、无边无际的移民区。希姆荣和他的党卫队领袖们利令智昏，为一望无边的草原和莽莽森林所陶醉。这些党卫队设计师们开始取出他们的绘图板，描绘出幻想的美妙的未来图画，一幅怪径诞、臆想、病态的图画。
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希姆莱就在韦韦尔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掳一齐列夫斯基透露，伟大的德意志东方计划要求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Ｂ组集中了民族事务专家、设计德意志人未来的东方之国。
他们的美妙设想成文后称之为“东方总计划”，其中规定：德意志人要在沿列宁格勒一拉多加湖一瓦尔代高地一布良斯克一第聂伯河曲一线内的整个东方地区移民。必须将三千一百万异族人移走，移民区内可以留下一干四百万人，但必须在三十年内实现德意志化。总督辖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应该彻底“更换居民”。应将两千万波兰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西乌克兰人迁往西伯利亚的西部。他们必须腾出地方，给首批迁来的八十四万名“紧急移民”、随后第二批一百一十万德意志移民定居。在以后的十年中，德国中央保安局估计移民人数为二十万，再后的两个十年为二百四十万。
可是，为数有限的这么一点人，怎能对付光在数量上就占优势的异族人民，并做到希姆莱提出的必须掌握领导权呢？对此，党卫队区队长、柏林大学农业和农业政策学院院长、移民和空间规划制定者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教授作了书面回答。这位党卫队教授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致全国领袖的一份备忘录中，勾画了德意志主宰民族梦想之国的轮廓：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划定所谓的移民特别区，直属党卫队全国领袖统治，由他作为未来东方领主总管所有特别区的移民，并将其分别定为不同类型的“短期领地”、“世袭领地”和“特权产业”。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委派的“特区头目们”对移民特别区进行监督，经过二十五年的创业之后，各特区的居民必须有一半是德意志人。迈尔—赫特林格首先设计了除全盘德意志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以外的三个移民特别区：列宁格勒以西地区（因格尔曼兰）、克里木一赫尔松地区(“哥特区”)、梅梅尔和纳雷夫地区。同时在德意志东方殖民帝国境内建立一个有二十六个据点的体系。这些地区的异族居民暂时只有百分之三十德意志化；根据地确保“大德意志的生命线。在生命线的交叉点上建立两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周围直径五至十公里内设置德意志村镇”，希姆莱这样说。
全国领袖兴致勃勃，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世界一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人保护之下的农民防御移民区。“这将是举世无双的最伟大的移民事业，同时又和防御亚洲人入侵西方世界这一最高和最迫切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拿出标明农民防御移民区的地图和计划，不庆其烦地向保健医生解释农民防御移民区概貌：这儿是一片有二十至四十个农民点的农村，那儿是领导人居住的院子，它的四周围是农民防御村，那边是由全体男性居民组成属于党卫队的农民防御突击队。“我们将在这里培养出一种您从末见过的防御精神，它将确保我们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堡垒。”
希姆莱已经物色了愿将全国领袖的幻想变为现实的党卫队领袖：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旅队长奥迪多·格洛博斯尼克。这个后来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是同希姆莱如出一辙的种族优生学庞大规划的信徒，他在自己管辖的卢布林的东南方，发现了过去德意志移民的痕迹。这一发现启发他制定出开辟一个新的德意志移民区的计划：放逐所有波兰人，在每一个县安排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同德意志移民定居。格洛博斯尼克计划先从查莫什奇、托马舒夫和赫鲁比斯措夫这几个城市做起。
这位旅队长当然也知道，总督弗朗克不会同意这么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它必将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灾难性的经济和交通状况。然而弗朗克和希姆莱之间必然要发生的争夺正是格洛博斯尼克所希望的。他把计划送给全国领袖看，希姆莱一拍即合。他看了看地图，格洛博斯尼克的试验区就靠在一片长方形的地带，希姆莱正打算把这片地带作为党卫队推行自己的移民政策的重点。
这片长方形地带位于卢布林、日托米尔、文尼察和伦堡之间。其中每一处都标志着党卫队积极进行活动的高峰：卢布林是格洛博斯尼克的驻地，日托米尔是希姆莱东征第一阶段建立战地指挥所所在地，同时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安置所有乌克兰德意志人的移民中心，文尼察位于特兰斯尼斯特里思的边缘，那里计划要设立另一个德意志移民区，而伦堡这时已是总督辖区属下的东加里西亚首府，掌权者为陶尔斐斯的宿敌党卫队旅队长韦希特尔。最杰出的黑色集团民族政策通、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艾·克尔推测说：“在这片两个德国行政区接壤和波兰人一乌克兰人交界的长方形地带内，如果德国人战胜了俄国人的话，也许真的有一天要出现一个党卫队之国。”
１９４１年秋，希姆莱给格洛博斯尼克发出行动信号。显然他过分低估了弗朗克抵制卢布林移民方案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无法制止的权力斗争。它再次说明，党卫队要想一手操纵第三帝国的政策也并非轻而易举。
希姆莱在一次卢布林之行中，不和总督辖区政府打招呼，就宣布查莫什奇县为第一个德意志大移民区，立刻就有一个人出来和他搞抗衡。在此以前这个人没有表现出他对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侵入他的地盘有抵触情绪，这个人就是纳粹党法律部负责人兼全国指导处成员、中央“不管部”部长、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博士。
汉斯·弗朗克是最激进的纳粹领袖之一，他主张取消对法律作出的任何不抱成见的细则说明，他盲目狂热地崇拜阿道夫·希特勒。这个魔鬼律师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暴戾乖张的老战士”，他同样是抱着坚决贯彻领袖纲领的坚定意志来到波兰的。弗朗克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所作演说的要点，全是些令人压抑的迷信强权的狂妄措辞。
他说：
“ 我们要保住总督辖区， 我们不会再把它交出去……我坦白承认，有那么几千个波兰人将要失去生命，特别是波兰精神领袖上层……我们将把他们就地消灭。我们也将采用最省事的办法……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在这个地区完成伟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东方使命。因此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法治国……凡是引起我们怀疑的人，均应立即予以消灭。”
当然，弗朗克聪明过度，不会不知道光靠残暴手段是不能实现统治的。他相信，只有把总督辖区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模范地区，将德国统治阶层迁入这个地区，并煽动从乌克兰人和卡舒布人这些异族反对波兰人，才能使波兰人臣服德国。
可是希姆莱的民族政策使弗朗克的方案破灭了。保安警察把一百万波兰人从重新划归德国的地区撵出来，赶入总督辖区，从而严重影响到弗朗克地盘内的粮食基础。移民家希姆莱将三万名居住在总督辖区的原意志族人（总数为九万）迁入划归德国后设立的瓦尔特兰区，削弱了弗朗克设想中的德国统治阶层。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开始对戈拉人、姆克人、卡舒布人和胡楚人进行德意志化，这些人都是弗朗克计划中作为平衡波兰人力量的零散的民族。更糟糕的是，党卫队部队和保安警察转而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正的或所谓的波兰反抗者，逼迫成干上万善良纯朴的农民跑进森林，加入游击队的行列。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一手垄断死刑的宣判，对政府和正常的司法置之不顾。
希姆莱的党卫队之国梦想，已部分地实现。消灭波兰上层、移民、经济掠夺等计划都在逐步实施。只是因为战争的进程和其他原因，他才没有把这个“沙盘”扩大之后放在东方的土地上。
德国人民真的缺少生存空间吗？不，这是希特勒欺骗人民的鬼话，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１９３９年时，德国占有一干公顷土地的庄园有三干六百六十八个，总面积达一千零三十万公顷。１９３９年，德国十七个最大的地主共有土地七十二万公顷，可建家庭农场十万多个。
德国并不缺少生存空间，只因这空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德国的东方民族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民族灭亡政策和侵略政策。它给波兰人民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纳粹德国史上又写下了罪恶昭彰的一页。
第二节 原始野蛮的奴隶劳动
纳粹德国的七百万权隶劳动大军，他们中有劳工、战俘和妇女，纳粹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累死、饿死是他们的归宿。
早在１９３７年，主持德国四年计划的赫尔曼·戈林就找人算出，德国的工农业生产缺少十五万工人劳动力。希姆莱根据戈林的指令，曾采取种种措施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到１９３９年１月，德国劳动力的缺口已突破五十万大关。由于在“加强德意志民族”命令下一步德国人向已驱逐出波兰人的总督辖区的转移，加上几十万德国强壮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德国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应矛盾日益突出。到１９３９年１月，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回迁德意志民族入德国定居的建议，着手将居住在国外的德意志人向德国境内本土迁移。１９３９年７月，意大利政府同意将居住在意大利但说德语的南提罗尔人迁回德国。９月，希特勒又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允许鼓励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迁固德国。但是由于需实行希特勒的“民族优化政策”，许多德国人被迁到了新的占领区。随着德军占领区的扩大，外迁的德国人也越来越多，回迁的德国人数量与德国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相差甚远，这使希特勒意识到劳动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建立欧洲新秩序的进程。终于有人向负责提供劳动力的希姆莱提出了奴役外国劳工以填补德国劳动力不足的想法。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希特勒与戈林的赞许。他们认为通过招募外因劳工既可以达到维持德国工业水平的目的，又可以达到削弱被占领区人力资源潜力的企图，最终通过劳动而达到毁灭他们的目的。
招募和强制征集外国劳工的任务是由德国劳动调配办事处来执行的，而其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将招募的外国劳工押运到德国的军工企业。
为了能够为德国的军工企业招募到可用的劳动力，德国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应该说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起初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还加上了许多伪装。但其后，随着德国形势的变化，德国人逐渐撕去了伪装，面孔越来越狰狞，手段越来越阴狠，气氛越来越恐怖。有时人们只要一定出教堂或影院就被德国人抓走了。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踪，搞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在西欧，党卫队干脆把城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在农村，则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部运走。
起初，德国的招募政策披着合法的外衣。按照第四个海牙公约附件第５２条想定，使用劳动力应提出要求，然后通过提出劳动合同的德国劳动部门由工人自愿报名受雇……然而不久，德国人就撕下了合法的假面具。他们强迫战俘从事国际公约所禁止的劳动，到最后德国人采取武力来实现其招募劳工的计划，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
在法国，强制劳动先由绍克尔强加给法国傀儡当局，又由维希伪政权立法施行。其中的来龙去脉可通过绍克尔的四个步骤来说明。１９４２年春，德国工业急需劳动力，绍克尔刚被任命为劳动力调配全权代表，劳动力调配当局就决定从法国招募十五万名技术人员。１９４２年６月，绍克尔赶赴巴黎，同法国部长们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法国当局极不情愿实行义务劳动制，但仍决定采用欺编性手段征召十五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后来由于法国工人的反抗，绍克尔的招募计划遭到了失败。绍克尔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又采取行动，推出了以义务劳役为标志的招募活动，先对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之间出生的法国男性公民进行普查。这一统计刚开始，就又发布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之间出生的年轻人都必须承担义务劳役。这一步骤使数万名刚年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在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间被送往德国。１９４３年４月，绍克尔要求法国当局在５月份和６月份分别向他提供十二万名和十万名劳工。随后，在整个法国，那些在１９４２年年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到处都遭到追逐。绍克尔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高压手段以强迫招募的方式从而实现大规模运送劳工的目的的。１９４４年，纳粹当局决定确保向德国运送四百万名外国劳工。绍克尔以两项既定措施为行动准则：所谓的工业疏理和１９４４年２月３日颁布的一项扩大强制劳动范围的法令，规定自１９４４年２月起，所有十六至六十周岁的男子和所有十八至四十五周岁的女子都必须从事义务劳役。而对不执行这个招募法令的，则实行拒发或剥夺食物配结证的罪恶强制手段，将不肯就范的大学生以开除学校的手段逼迫其就范。就这样，通过逮捕和报复等威胁手段，最终保证了向德国输送外籍劳工的数量。法国政府的经济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从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到同年６月３０日，这段时间共有二百六十万名法国籍劳工被迫为纳粹德国的战争活动服劳役。绍克尔承认，在德国共有过五百万名外籍劳工，其中仅有二十万人可算作是自愿受雇者。而在事实上，截至１９４４年９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劳工共达七百五十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而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二百万战俘在为德国人工作，至少有五十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其中甚至有三万名俄国战俘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用以防御俄国人。这严重地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德国空军元帅卡尔契于１９４３年要求再增加五万俄国战俘到原来已有三万人的战俘营高射炮部队服役，这又违反了各种国际条约。
而对于招募的劳工和被役使的战俘来说，沉重的劳役、人身的污辱、绝望的未来，使他们在漫漫长夜中不胜负荷地煎熬着，而这一切才仅仅是纳粹法西斯兽性奴役下的苦难历程的开始。对东方劳工来说，面临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和挨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又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支撑不住，什么时候生命就此完结。在德国工厂恶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在纳粹刽子手野蛮的殴打逼迫下，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劳工们成批成批地死去。尤其是妇女、儿童，他们的死亡对于纳粹刽子手来说早巳司空见惯，连眉头都无需皱一下。
劳工们从被装在铁篷货车上向德国运送时，就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都没有。一下车，这些饱经旅途之苦的虚弱躯体就立刻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饱尝侮辱、殴打和饥饿。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如此非人的虐待，使劳工们饥寒交迫，病累而死。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动的典型场所。从这里的劳工情况，对纳悴奴役劳工的罪行可略窥一斑：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六百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一份材科中写道：
我头一次出访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进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个星期没有表列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几个口，让头和手暂伸出来。营房四周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员严密把守。
劳动营中食品的供应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一趟，没有不被跳蚤咬的……
在他的材料中，还叙述了俄国和波兰劳工所住的八个营房的情况：
住的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蔓生，而且连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用水都没有。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他们没有鞋穿，许多人光着脚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一千二百个人使用的厕所是原来只供十个儿童用的……厕所的地面上到处都是大小便……鞑靶人和吉尔斯人受的罪最大，由于居住条件太坏，食物粗劣，不能吃饱，加上劳动过度，得不到休息，他们常常像苍蝇一样死去。
许多工人还害着斑疹伤寒。传染这种疾病的虱子以及无数的跳蚤、臭虫等害虫折磨着住在这些营房中的人。
克虏伯公司不仅为它在德国的工厂找到无数奴隶劳工，而且还在奥斯威辛的灭绝营里建造了一个大型雷管工厂。犹太人和战俘在这个工厂里劳动到筋疲力尽以后，就被用毒气处死，而劳工则在体力耗尽的时候校扔掉或遣送回国。１９４２年９月３０日，一个叫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了两列大车相遇时的情景：
一列大车上满载着体力已耗尽而被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的轨道上遇到了另一列上面载着“新召幕来的”俄国工人的大车。
在遣返的大车里，有些妇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被扔到窗外；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人躺在连稻草也没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了铁路的路基上。
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强制奴隶劳动的点滴写照。
被分配到德国农场劳动的大约二百五十万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生活比在工厂中劳动的人要好一些。还有一大部分斯拉夫妇女也被当作奴隶劳工送到了德国的家庭中做家务劳动。
除此之外，劳工如果“严重违犯纪律，包括拒绝劳动或怠工”或“与德国妇女性交”都将受到“特别处置”。
从缴获的一项关于“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问题”的指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项命令签发的日期是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虽然在初始时仅适用于波兰人，但后来也被用作对待其他国籍的人的通则：
指令规定：严禁任意调整调换工作。农场工人须按雇主要求长期劳动。每天劳动时间的长短，不加限制。
雇主均有权对农场工人进行体罚……
如果条件许可，可将农场工人从居处迁到马厩等处居住。在采取这样措施时不能心善手软。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方法。”一年以后，征服俄国的战事进入高潮，他教训部下说：
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就该让他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
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奴役征服区的几百万男女，使他们为第帝国干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可以设想，如果纳粹帝国长久维持下去，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着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奴隶帝国。第三帝国短短几年内奴役下的强制奴隶劳动仅仅是第三帝国奴隶役使工程极小的开始的一部分。
德意志第三帝国奴役下的强制奴隶劳动本身也同党卫队刽子手所做的其他行为一样，是任何一次世界或局部战争中所没有的，也是人类奴隶劳动史上最令人窒息的一页。
第三节 惨无人道地屠杀战俘
纳粹德国无视《日内瓦公约》残杀美军战俘“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事件”——迫害英军飞行员 更为悲惨的苏联战俘境遇 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战俘一律处以极刑 利用战俘排除地雷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犯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成百万的战停送到兵工场或从事与前线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如果说到战争的罪行，德国法西斯灭绝人寰的行径中最应得到重视的就是德国人对战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于被俘的盟国和苏联战俘来说，强度极大的奴隶般的劳动也许不是令他们最发愁的事情。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熬过战争，幸运地活下来。然而德国法西斯，包括党卫队和一部分国防军，还有一些狂热的支持纳粹的德国平民，却使大多数战俘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利用各种极端残忍的手段把战俘们求生的希望带进了地狱。
尽管战争初期，德国人对待西方盟国的战俘还算比较人道，但当德国人看到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的时候，特别是看到美国已经加入到俄国和英国一边与德国为敌的时候，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开始了对盟军战俘的屠杀。
对战俘的屠杀是在集中营进行的，也有就地处决或根据命令行事的。在战争后期，德国当局甚至鼓励或听任德国居民将战俘私刑处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特点都完全一致——灭绝人性、惨无人道。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在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当时正在反攻的德国国防军就在贝涅西南偏西的田野上，采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屠杀了一百二十九名美军战俘。
当时德军的机枪炮和大炮向美军车队轰击了大约十至十五分钟之后，魏默斯方向的公路上出现了两辆德军坦克和几辆履带车。这些军车驶到十字路口后，掉头向南，拐向通往圣维特的公路。德军坦克用机枪向美国士兵藏身的路沟壕猛烈扫射。其他美国士兵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扔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投降的美国士兵奉命沿公路回到十字路口。美国战俘走过停在Ｎ一２３号公路上的几辆德国军车时，车上的德国士兵掠走了他们的手表、戒指、手套等物品，然后，美国士兵沿着通往圣维特的公路被集合在十字路口西南角上的一所房子前。
其他乘坦克和履带车抵达十字路口的德国士兵在这里继续搜查被俘的美国人，并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
就在同时，一辆德军的轻型坦克设法驶到公路上的一个位置，它的炮口正好对准离公路大约二十至二十五米远的田野上的这群美军俘虏。几辆德军坦克开到美国战俘所在的田野旁停了下来，手无寸铁的战俘们有的高举双手，有的将双手抱在脑后。一辆停下来的军车里站起一名德国军人，他拔出手枪，向美军战俘群里开了枪。一个美国士兵倒了下来，接着开了第二枪，又有一个美国土兵倒在地上。公路上两辆军车的机枪几乎同时向田野上的美国战俘群开了火，美国士兵全部倒地不起了。射击持续两三分钟之久，德国军车随即便向南驶去，后面跟着很多从魏默斯方向开来的军车。当他们驶过美国士兵倒卧的田野时，就用小型武器向田野上的尸体射击……
有些守卫十字路口的德国士兵，在原地被击倒的或跑出一小段路之后被击倒的美军战俘中间走来走去，用手枪、步枪、枪托或其他硬家伙逐个查看是否还有尚有一丝气息的美国士兵。被击毙的美军战俘其惨象令人惊骇不已，鲜血从他们被击中的双眼间、太阳穴或后脑泊泊流出。
有几名美军士兵向西越过田野，藏在树林、草丛、灌木丛或坑洼处而得以幸免。另外有几名士兵在屠杀开始时正好位于一座谷仓附近，他们躲藏在那里，保全了性命，目睹了美军战俘被屠杀的全过程。
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大多数属于非预谋性的，但这决不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或战斗部队的军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早在１９４２年，亦即战争形势开始对德意志不利时，法西斯元首希特勒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希特勒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这一文件中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旦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装也不赦免。……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决不要妄想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后也得立即解决。
希特勒的这些命令无疑是严格保密的，但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确确实实地这样做了。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２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百六十七特别侦察营的两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陆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员被俘后的第三天，即３月２６日，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乐·多斯勒亲自颁发命令，将他们处死。执刑之前，很多美国士兵甚至连名字都不为德国人所知，更不用说经过审问了。
希特勒虽然是第三帝国的元首，但他也曾亲自下令杀死西方战俘。１９４４年春天，五十名英国飞行员被德国俘虏了。后来，他们被押往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他们曾策划了一次逃跑，但没有成功。于是，希特勒下令说，他们是紧急着陆又密谋遗留的在德国的飞行者，这些人可以不经军法审判就予以枪决。希特勒的命令直接导致了这五十名英军飞行员的末路。甚至戈林也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自１９４３年英美空中力量加紧对德国的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动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德国甚至鼓动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１９４４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希特勒在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发布的一项命令是：英美飞行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在德国紧急着陆飞机者，都可不经军法审判立即枪决。
而对大多数被俘的空军人员来说，他们谁都难述被枪决的命运。因为希特勒的交换条件无人能够调查清，也压根就没有人去做调查。而作为在战争期间又在敌对国占领区被俘的飞行员，连普通的德国百姓都可以问：战争时期飞行员要不是攻击杀人，那到对方的占领区能干什么呢？
而更多的情况下，被俘的空军人员则是在战俘营或集中营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的。１９４４年９月，美英和荷兰约有四十七名飞行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掺遭杀害。当时在集中营后来又挠幸生存下来的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目击了这次屠杀经过。他在纽伦堡叙述说：
四十七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在这些可怜人的背上，要他们扛列上边去。头一趟扛的后石头约六十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当他们被石头压垮时，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尸体，另外二十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被折磨死了。他们的遗体很快就被特别小分队拉走了。
相对盟国和西方各参战国的战俘来说，苏联战俘的境遇则更为悲惨，对于俄国人来说，被俘之路简直就是通向地狱之路。许多俄国战俘也知道，他们一旦被俘，生存的希望就几近于零，所以他们的反抗也最为强烈。也许正因为这佯，希特勒及其他党卫队领袖们在对待苏联战俘的问题上态度完全一致，这就是，对苏联敌人必须采取残酷的“特别处置法”。在纷繁的第三帝国的文件命令中，特别是德国对俄攻击开始后，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德国关于对苏军战俘处置的通知、规定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对苏军战俘的残暴是尤为惨烈的，这也是战俘史上最达极限的一幕。
１９４１年３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大本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由赖内克中将主持，他当时是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局长。这次会议传达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约时间，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给俄国战俘准备俘虏营的问题。赖内克指示，如果在规定限期内不能就地造好棚式的俘虏营房，可干脆用铁丝网一围，把俄国战俘的俘虏营设在露天。……对待俄国俘虏……要是俘虏企图逃跑，可以不经警告予以击毙。
在讨论怎样处置那些病弱伤残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俄国俘虏时，许多出席会议的军官发表了意见，其中还有些医生，他们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应该把他们毒死。
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韦尼茨将军下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使用医务人员。”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２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拟就了一份文件，文件特别对苏军高级政工人员提出了处理意见：
陆军总司令起草了一份处置高级政治人员的方针的草案，草案规定要“消灭”政治军官这类人员。至于某一个战俘是否属于被消灭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决定由军官负责。文件申明，这是指“拥有纪律处分权的军官。”这样，每名下级军官，不论其职位和军阶如何，对任何被俘的红军官兵都执有生杀大权。
文件中的第三点说：“不承认军队中的政治领导人为战俘，最迟应在临时战俘营中把他干掉。不得遣送后方。……我们务须考虑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所以最好把整个行动动安排为复仇行动。
应该说，苏联士兵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使德国人恐慌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纳粹刽子手对战俘所犯的罪行，可以有两种动机：其一，尽可能地对战俘施加凌辱，以瓦解他们的精神力量，削明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对自身以及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动摇和怀疑，对祖国的前途绝望。其二，消灭战俘中那些在过去或被俘后表现为不肯屈服于纳粹分子所推行的新秩序的人。由于苏联士兵是所有战俘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反抗意识最强的。特别是在对俄战争持续了一个阶段后，战事的发展对德国开始不利，因此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印象是不可同化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勇气和坚强性格使德国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对待苏军战俘比对待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的战俘都残酷，由于苏联士兵常以他们军队中的政治军官为核心集体抗议，他们常常对德国人明确申明不予以合作，而他们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信念尤其令德国人恼火，因此德国人对苏军战俘，尤其是苏军战俘中的政治军官做出了决不轻赦的决定。德军的许多文件都证实了这一点： 德国第六十步兵师的第１６６４１号命令写道：“俄国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战斗中部很勇猛，就连一支小部队都敢于不断发起进攻，因此对俘虏不准采取人道待遇。”对俄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议，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纽伦堡审判的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真正含义。就是“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采用这种方法。”
对苏军战俘“特别对待”的做法还可以从德国驻施泰尔马克地区的宪兵司令１４－８０２／４２号命令的公告文中得到证实。文中写道：
１．苏联战俘均应做特殊的、永久性的标记。
２．标记由一个开放式45度左右的锐角构成，两边边长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于左臀部离股沟约一掌宽处。可用各部队都有的手术刀来做，并可用中国墨汁作为染色剂。
所有这些做法都标明了俄军俘虏自战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德军解气和树立自信心的最佳对象。
其实，德国军队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那些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战俘垮下来，倒地毙命。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三百八十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最初阶段，即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到１２月６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１９４１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恶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俄国战俘的身体被折磨得虚弱得连一步都迈不动了。秘密警察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海因里希·缪勒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尚未到达集中营时，已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送时后边不得不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所以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其实，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根本不在乎， 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来说就越好。”但他们、特别是集中营和战俘营的刽子手们会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每死一个战浮，他们就少一个行刑的对象。
为了不让德国人民看到战俘倒毙于途的种种惨象，秘密警察头子缪勒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９日下令：“自即日起，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或连短途旅程也不能坚持者，无需运送到集中营处死。”
违反战争法规，不给予战俘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做法与党卫队的暴行相比应该算得上是德国法西斯对待俄军战俘最慈祥的做法了。德国党卫队及其中的特别行动队在劳教营和战俘营对俄军战俘所犯下的罪行比其耍凶残一千倍。
在内格拉特街战俘营里，战俘们都住在垃圾箱、狗棚、旧烤炉和自己搭的草屋里，伙食仅够充饥。在很多情况下连必要的医疗处置都办不到，药品和绷带的供给情况更糟糕。这一事生成了战俘营的负担，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战俘在折磨和痛苦中死去……
一般情况下，俄国战俘从车站到俘虏营大约要步行一公里。他们在俘虏营过夜，没有食物供应，第二天晚上他们就被带去处决。有三辆卡车不停地把犯人从内营拉走，内营离刑场大约有四分之三公里。处决是在一处不久前为此目的而专门建造的棚屋里进行的。一间屋子是脱衣室，另一间是等侯室。各间屋子都有把音量开得相当大的收音机，这样，俘虏们就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他们一个个地走出第二间屋子，穿过过道，走进一间隔出来的小屋。小屋的地上铺着铁格子网，下面设有排水沟。等把战俘——杀死，就有两名德国犯人把尸体拖走，并把铁格子网上的血冲干净。小房间的墙上有一个五十厘米的洞，动刑前先让战俘后脑靠着洞口站好，安在洞后的枪就朝他射击。但是实际上这个装置不好用，因为子弹往往不能击毙俘虏。后来，特别行动队又安了个新装置，战俘还同原先一样靠墙站着，然后把一块铁板傻慢放下来顶在他的头上。战俘以为这是要给他量身高，铁板上有锥形铁块，松开掉下来正好砸在俘虏的后脑上，这佯他就倒地死去。铁板是用一根脚踏杆操纵的，脚踏杆装在这问屋子的角落里，使用这种装置的人都隶属于上面提到的特别行动队。用这一办法杀死的战俘分别被装在卡车拖车里的活动焚尸炉里烧掉，这种卡车，一夜得开十个来回，中间只有一次十分钟的间歇时间。
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地区也建立了杀害苏联战俘的规模巨大的俘虏营。……法西斯分子在里加的佩尔诺夫斯卡亚和鲁道夫街从前的兵营里建立了关押苏联战俘的第３５０号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从１９４１年７月一直存在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
１９４１年秋天，一批苏联俘虏被运到萨拉斯皮尔车站，足有五六十节车厢。车门一开，从老远就能闻到里面的腐尸味。有一半人都死了，许多人在垂死挣扎。那些拖着双腿勉强从车厢走出来的人抢着去喝水，哨兵就印他们开枪，打死了几十人。
法西斯暴行的花样真称得上五毒俱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４日，有三列大车从刻赤把很多受伤的战俘运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原属刻赤的登陆部队。德国人把这些受伤的战俘送上一艘停泊在南湾的载重二千五百吨的舰艇上，接着德国人就纵火焚烧这艘舰艇。岸上的人们听到了战俘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共有数干人被烧死，幸存者只有十五人。
第二天，又有两千名来自刻赤的伤兵被押上同一艘舰艇。德国人把舰艇从塞瓦斯托波尔开进茫茫大海，船上的伤兵孤立无助，全部被淹死在大海里。
有许多苏联红军官兵在一个严寒的冬天被俘后，被赶到了谢莫斯特罗伊村，关押他们的地方围着铁丝网。在饥寒交迫中，一些赤身露体的人很快死去。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非人待遇。一大片一大片的尸体好多天也不运走，活人同死人混杂窝居在一起，这情形使得集中营中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俘虏们受到枪托、棍棒的殴打，吃的是残汤剩饭。有一些设法给俘虏送食品和面包的村民也都遭到毒打，而想接受食物的人则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拉瓦鲁斯卡市，苏军战俘所受到的残酷虐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凌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卫队要被关进集中营的战俘必须脱掉全部衣服、靴子等，就连便鞋也不准穿。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战俘们就被押解去干活，一直在外面劳动到夜里１０点。然后，党卫队把这些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人赶进营房。营房里门窗已开了一整天，整个屋子都冻透了，就在这寒冷的夜里，每夜都有几百名战俘冻死或因其他原因死去。第二天早上，俘虏们在德国兵的监督下把几百具冻死的同伴尸体装上拖拉机，运到沃尔科夫斯基林地，推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每当俘虏们被押去干活的时候，集中营门口都有一队荷枪持棍的土兵。他们用棍棒殴打那些由于饥饿寒冷而气息奄奄，步履维艰的俘虏，用刺刀刺死他们，或用枪打死他们。
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二公升所谓的“巴兰达”汤。给病人和伤员做面包用的面粉是从德国运来的，这种面粉中故意掺上了谷糠粉。战俘们由于食用这种面包而引起消化器官的疾病，并由此引起其他各种疾病。再过不久，战俘就由于消化不好，日渐消瘦，最后体弱无力而死亡。
在世界战争史上，敌对国双方有意无意地屠杀战俘都会顾及到国际战争法则和国际舆论的监督和约束，决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在战争中对待战俘的做法能赶得上德国纳粹的残酷程度。法西斯在残害战俘时压根儿连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想找，明目张阳地干下去。他们所采用的那些残暴虐待、杀害战俘进而集体大屠杀的法西斯暴行，使所有中世纪一切对待战俘最可伯的做法都相形见绌。
１９４２年年初，德国军事当局公开列用苏联战俘清除德军布雷区的地雷和其他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利用战俘清除地雷这种残杀战俘的方法是在德国军事当局的命令中明确规定的。在给第二O三步兵团的第１０９号命今中说：
陆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命令：为了在战斗行动以外保存德军的有生力量，搜索地雷和消除布雷区均应由俄国俘虏执行，对德军埋设的地官亦应按此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