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小弗洛亚村这一地区，几十名俘虏被编成密集队形，被赶进一个被希特勒分子布满地雷的区域达四天之久，每天都有一些俘虏被炸得粉身碎骨。伴随着硝烟冲天而起的是战俘们被炸得残缺不全的肢体，有许多血淋淋的上下肢和内脏挂在了附近的树上，令人目不忍睹。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在别尔季切夫发生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特别处置”重伤战俘的事件。党卫队突击队长兼刑事首席书记弗里获·克诺普是行刑者之一。１２月２３日，副长官兼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卡尔巴赫前来视察这里的勤务处和隶屑于勤务处的劳教营。这座劳教营自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底以来关押了七十八名苏军战俘。这七十八名战俘全是重伤员，有些人缺了双腿，有些人丢了双臂，有的人只有一条腿或一只胳膊，只有少数人四肢完整。但由于其他部位受伤也虚弱不堪，什么劳动也干不了。这些战俘的来源及根由无论是当地勤务处或外勤处都无法说明，也没有任何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维埃时期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材料，如此持久地拖延使德国人觉得这批俘虏对劳教营来说是一个负担。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卡尔巴赫在２３日视察劳教营时命令，将在此间因死亡而剩下的六十八至七十名战俘在当天加以“待别处置”。为此目的，卡尔巴赫从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调来一辆卡车，交由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从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调来一辆卡车，交由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克诺普使用。克诺普立即安排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帕尔、党卫队组长黑塞尔巴赫和党卫队突击队员福尔普雷希特连同司饥舍费尔执行克诺普使用。克诺普立即安排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帕尔、党卫队组长黑塞尔巴赫和党卫队突击队员福尔普雷希特连同司饥舍费尔执行“特别处置”命令。除司机舍费尔外，奉命枪毙战俘虏的三个人，都曾在基辅参加过对数干人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因此对于处决俘虏可说是行家里手。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克诺普根据帕尔的指示，第一批选择了全是截除下肢的战俘。他们将战俘拉到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法西斯分子福尔普雷希特用冲锋枪完成了对第一批十八名战俘的枪决。第二批是肢体较为完整的二十八名受伤体弱战俘，这次由克诺普用０８手枪执行枪决。当坑里刚刚呐过四枪，四个战俘被处决后，被押的其余二十四名战俘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乘警戒的法西斯刽子手帕尔和福尔普雷希特不备，从车厢跳下，夺下了枪，击毙了刽子手并掩护战俘们四散逃跑。在交战中，又有两名战俘被警觉的党卫队员打死，其他战俘则利用近处重机枪阵地的交通壕和单人掩体，迅速逃匿。战俘抢枪逃跑，给党卫队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第二批二十八名犯人中，除四名在坑里被枪毙、两名逃跑时被击毙外，其余二十二名全部逃走。事件发生后，法西斯党徒四处搜捕，但毫无结果，１２月２５日，在同一地点，二十名剩下的战俘被“特别处置”。作为报复措施，德国士兵立即在周围村镇对所有获释战俘进行审查，了解他们在苏维埃时期的政治活动， 并从这些人中逮捕了二十名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 他们紧接着就被“特别处置”，被枪杀于前边二十名战俘被杀的同一坟坑中。战俘处指挥官为此特别重申，对所有逃跑的战俘可不加警告予以击毙。
除了美、英、法、苏等国家的战俘在法酉斯战俘营受尽了残酷折磨外，其他民主国家的战俘在不幸落入法西斯刽子手及其帮凶之手后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也是用语言难以描绘的。德国军队明确规定了对待战斗部队的原则：“凡因公开参加与反对德国国防军的战斗而被俘者，经过审讯后都予以枪毙。”而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这一天的一件罪行使许多农民深探地认识到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残忍。这一天，希特勒匪徒从南斯拉夫自由军团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俘获了两名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拉佐里。剑子手们在那里用刺刀扎他们的脸，挖掉他们的眼睛，然后问他们还能不能看见他们的铁托同志，接着又把农民召集到那里，当着农民的面把这两个人的头砍了下来，并把头颅放在一张桌子上……
法西斯刽子手的罪行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形式在这里作一下叙述，而在那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惨无人道的战争中，刽子手们的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的。
四、魔鬼的舞蹈——集体大屠杀
十组大屠杀镜头，“把不驯服的人统统枪毙”“基辅行动”整整屠杀两天，法西斯首次使用“毒气车”杀人。
屠杀的对象有科学家、艺术家、老人、妇女、儿童和成年男子，白骨累累的一个又一个万人坑，一个个村庄被毁掉，一座座城市被踏平，特别行动队战绩：在东欧屠杀二百多万人。
为了建立希特勒的新秩序，为了灭绝犹太人，为了彻底摧毁被占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德国人对被占领区的人民实行了血腥大屠杀。这场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即使在今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仍使人们感到阴森森、凄惨惨，心有余悸，倒抽冷气。而这些屠杀大部分那是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幕后操纵，而由特别行动队和髑髅队付诸实施的。
第一组镜头：
比较早的血腥屠杀要算法西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对华沙郊区瓦韦尔的血洗了，它被称作“血洗阿宁事件”。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底，一名德国警察被一名波兰人打死。调查发现，作案者藏匿在华沙附近瓦韦尔的一家饭店里。 两名德国警官前住逮 捕他。当警官正要走进这家饭店时，波兰人突然向他们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打伤了另一名。作为对此事件的报复，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德国当局下令进行大规模血洗。一文惩罚队连同一支地方保安部队开往瓦韦尔，并进驻阿宁疗养区。两地均被特别行动队的士兵包围，出事地点的那家饭店的老板立即被绞死，尸体挂在屋前达三天之久。与此同时，村里所有的男子都被赶出家门。德国法西斯以此方式集中了大约一百七十人之后，把他们驱往火车站，命令他们面向车站的墙壁，双手叉在脑后，在那里站了整整好几个小时。当他们的证件被检查完毕，有几个人被释放，大部分人则被通知将被处决。随后，他们被带到野外，分成十至十四个人一组，随即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有一百零七人无声地倒在了血泊中。被害者当中有两名医生，有三十名不足十六岁的孩子，有十二名超过六十岁的老人，还有一名波兰血统的美国人，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了。
第二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德军侵占波兰领土后，为了在波兰制造“愚民”阶层，德军一开始就对神职人员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华沙被占领的第二天，大约就有三百三十名神甫被捕，被关进集中营。精疲力竭、衣衫褴褛楼的神甫推着手推车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党卫队刽子手，这是通往集中营和枪决地常见的现象。在克拉科夫，萨皮哈大主教阁下最亲密的同事都被捕了，并被押往德国。七十五岁的切普利兹基神甫和他的助手于１９３９年１月被处死。到１９４１年１月止约有七百名神职人员被杀害，三干名神职人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幸存下来。
大约自战争一开始，自法西斯踏上波兰第一寸土地时起，华沙就注定会成为一座灾难深重的城市。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口，波兰总督弗朗克制订并颁布了“打击总督辖区内对德国建设事业寻衅的法令”，于是德国人大批屠杀波兰人的行为就有了法律依据。这种公开处决事件发生在城市各区，德国人就在公共交通的要道上杀人。执行处决以前，先由秘密警察把大街封锁包围，这样，波兰居民就必须在街上或从附近房舍的窗子里观望处决情况，或让他们站在秘密警察的包围围外观看。被杀的人既有在大搜捕中从大街上抓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的人，也有在行刑前不久刚抓来的人。在波兰人的记忆中，这种公开处决的次数和每次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一次被枪杀的人数就达二百人之多。这种示威性的处决活动一直持续到华沙起义开始。
起初，德国特别行动队把波兰人装进封闭的卡车运往刑场。被运的人身穿波兰平民服装，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当这些即将处死的受害者被带到刑场时，他们就立即高呼：“打倒希特勒！波兰万岁！打倒德国人！”等类似的口号。于是德国法西斯就用水泥塞住受害者的嘴，或用胶布粘住他们的嘴唇，还给犯人穿上特制的衣衫，然后再把他们从华沙的监狱押往刑场。在杀人之前，德国人常常在被判刑的人身上做手术，从他们身上抽血，给他们注射各种化学药剂，致使被押者体虚力衰，再不能逃脱和进行任何反抗。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看到被判刑的人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都是脸色苍白、虚弱异常、神情呆滞，几乎站立不住。尽管如此，这些人中从未有人乞求宽宥。
被枪毙者的尸体由别的囚徒装上车，拉到原来的犹太人隔离区，在那里架起木柴把尸体烧掉。那些搬运和焚烧尸体的囚徒主要来自帕维克监狱，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被指定专干此类工作。
但是，波兰人是不甘奴役的，即使在那样危险、恐怖的情况下，他们也敢于表示自己的憎恶。在杀人后留下的血迹上立即就会发现波兰人撒上的鲜花，在被抢杀者的尸体躺卧的地方点着的蜡烛在燃烧，附近的墙上不知是谁、何时挂上了十字架和圣像。波兰地下运动的成员总会在显眼的地方写上“英雄们永垂不朽！””为祖国牺牲的人永垂不朽！”等激发市民士气的标语。德国人为此深深感到不安。希特勒指示说：
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实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把那些不驯服的人统统枪毙。
而凯特尔的一项指令则说：
……同时应考虎到，在涉及到的这些国家中，人的生命无任何价值可言，只有通过非常严厉的手段才能达到恐吓的效果。
于是，德国人一发现这些标语，就把站在那里围看的人抓起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有时候，他们还把在行刑的地方跪着的人成群地打死枪杀。每次公开屠杀后，德国人就在市区的墙上张贴布告，公布被枪决者名单，其中还列有人质名单，如果不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就要把这些人质处死。
仅在华沙一地，德国人在公开屠杀中就枪杀了成干上万名波兰人。
第三组镜头：
早在希特勒下达进攻苏联的命令的当天，他就规定：
德国士兵对苏联公民所进行的应予惩处的行为，不能将之提交军事法庭处理，士兵只能由其所在的部队的指挥官给予惩处。如果德国国防军的军官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决定消灭苏联居民，各级军官拥有绝对的自由决定权。
于是希特勒的这种恐怖政策经法西斯的领袖们制订后就由执行者当作普遍的恐怖政策加以推行。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疯狂的党卫队士兵占领了苏联的伦贝格。有一次，德国人把二十人、其中包括四位教授、律师和医生，带到阿尔蒂采夫斯基大街８号院子里，这里还有五六名妇女。为了损害他们的尊严，党卫队强迫他们用舌头把这幢四层楼房的楼梯门和七处楼梯舔干净。在这之后，又逼他们用嘴唇把院子里的垃圾“扫”在一起，然后把这些脏物集中到院子里的一个地方。而在这一连串的侮房和折磨之后，刽子手们仍然屠杀了这二十名知识分子。据调查，在德国纳粹占领伦贝格的头几个月里就逮捕和杀害了七干多名科学界、技术界和文艺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并不是法西斯暴政在伦贝格的唯一牺牲品。
第四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法西斯德国军队在渡越伊普季河的渡口时，因为无法对付红军的顽强抵抗，于是就把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多布鲁什市的居民集合在该处，并把妇女、老人和儿童驱赶到行进队伍前边，并威胁说，不服从者就地枪杀。他们就这样在老弱妇孺后面展开队形，发起进攻，无辜的市民在双方的交火中被误伤和杀死。德国军队演出了一场以平民百姓的肉体做挡箭牌的、卑鄙无耻、灭绝人性的惨剧。
第五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德国军队抵达刻赤，但到１９４２年１月就被红军部队逐出该地。然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刻赤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里，法西斯匪徒就犯下了万恶不赦的罪行。
刻赤的学生必须在德国人规定的时间内到校，但党卫队却以所谓散步为由把这些带着教科书的孩子从学校送到了城外被德国人占领的厂办学校。在那里，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把被放了毒的点心和咖啡放到这些又饿又冷的孩子们面前，德国军医把没有得到咖啡的孩子领往战地医院，在那里把剧毒抹在他们的嘴上。几分钟后，所有的孩子都死去了。较高年级的学生则被特别行动队用卡车运往城外，在离城市八公里的地方用机枪把他们打死。随后那些被毒死的孩子们的尸体也被运到了大孩子们的遇难处，那里是一条很长的反坦克壕沟。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德国法西斯军医丧尽天且和阴险狡诈的哄骗下，悲惨地付出了生命。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晚上，盖世太保在城里张贴命令，凡在盖世太保处登记过的居民，不管年龄和健康状况如何，均应带足三天口粮，于１１月２９日早８时至１２时之间前往塞涅广场集合，还威吓说，凡不去者就当众枪毙。刻赤市民都以为是让他们去服役，到１２时，广场上集合了七干多人，有小伙子、少女、大小不等的儿童，还有老人和孕妇。而秘密警察却把他们全部关进了市监狱，然后刽子手们按照事先传达的指示执行消灭被捕和平居民的可怕计划。他们先要求被捕的人交出家里的钥匙，并向监强长报告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德国人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手表、戒指和首饰。虽然天气严寒，他们仍被强迫脱掉靴子、毛皮鞋和大衣。法西斯流氓分子把妇女和女孩子与其他犯人分开，并把她们关进特别的房间。她们在那里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残酷折磨：被强奸，割乳房，剖腹，砍去四肢，挖掉眼睛……德国人把剩下的人带到了一条挖好的沟边，他们十人一组从车上被带到沟边面沟而立。刽子手从背后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瞄准开枪，一批又一批的人先后倒进沟里。那里边，成堆的尸体中有青年、老人、妇女，还有儿童。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先前的欢声笑话就随着党卫队进通的脚步声变成了惨叫与哀嚎，而原先十分美好的刻赤小城在法西斯党徒的摧残下也已不复存在了。
第六组镜头：
盖世太保的手段是残忍的，但无疑这也是特别行动队彻底贯彻希特勒和希姆莱意图的“最好成绩”。在这种恐怖政策下，可能会有一些人由于各种情况在城市留了下来，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小村庄，在法西斯的打击下，整个衬庄很快就被夷为平地、灭绝人烟了。
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利迪斯村按照盖世太保的命令，被分乘十辆卡车自斯拉尼而来的士兵包围了。法西斯采取了只准进、不准出的政策。曾有一名十二岁的男孩倒在党卫队士兵的枪口下，还有一名想逃走的妇女被一颗子弹从背后结束了生命，尸体倒在了尚未收割的庄稼地里。
盖世太保把妇女和儿童赶进学校，男人们都被关在地窖、场院和马厩里，他们已看清白己的命运，镇定地等待着。而七十三岁的神甫斯特恩贝克则用上帝的语言通过自己颤抖的声音鼓励大家，为大家祈祷。
然而，面对阴森恐怖，上帝也默默无语。在法西斯淫威下，上帝被赶走了，昔日万能的上帝今日只是无力地限睁睁地看着旷古原野上的孩子和平民一批批地集体被杀戳，喷溅的鲜血染红了上帝的圣袍。没有上帝垂颐的利迪斯衬到６月９日便走完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步。
６月９日清晨，集体屠杀开始了，男人们每十人一组被带往花园。时断时续的阵阵枪声一直延续到下午４点钟才结束，利迪斯村的男人们先行“上路”了。刽子手们看到成堆的尸体、鲜红的鲜血哈哈大笑，最后还在杀人的地方连同尸体一起拍照。
同男人们相比，利迪斯村的妇女和儿童虽然在生命上延续了一些时日，但他们所经受的磨难更令人难以忍受。利迪斯村有七名妇女是在布拉格被枪杀的，其余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投入集中营。其中四十二名被折磨致死，七名被毒气熏死，三名失踪。还有四名妇女从利迪斯村被送到布拉格助产院，生下的孩子被弄死后，这几个母亲也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利迪斯村的儿童在村子被毁灭后就被迫同他们的母亲分开，九十名儿童被送往波兰的罗茨，之后又被转送到被称为“瓦尔特州”的格内塞瑙集中营。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七名最小的还不满周岁的幼儿被送进了德国人开的育婴堂。在德国，经过所谓的“人种学家”对他们进行的调查之后被送往德国。这七名孩子不知所终。
还有两三个孩于是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诞生的，生下以后立即被弄死了。利迪斯村在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下，除几个有限的孩子外，其他所有的人无一幸免。
第七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德国人在苏联乌克兰屠杀上万名无辜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基辅行动”开始。驻军司令埃贝哈德将军发出通告：基辅一家新闻讯构遭到恶意破坏，因肇事者未能查出归案，兹将基辅四百名男子执行枪决。
自德国法西斯占领基辅后，共有十九万五干余名苏联公民在基辅被拷打致死、被沧决或在“杀人车”里被毒死。其中，在巴比雅尔有—万余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老人；在达尔尼查有六万八干多名苏联战俘和平民；在锡雷茨克集中营和附近的反坦克壕里有两万五千名苏联公民祁战俘；在基里洛夫医院有八百名精神病患者；在基伏佩歇斯克修道院地区约有五名农居民；在卢克推诺夫斯克公墓有四百名居民。也就是在这里，法西斯匪徒首次在苏联使用了大规模杀人武器“毒气车”。
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同德国法酉斯党卫队的刽子手们竟然屠杀精神病患者。在德军占领期间，这个市的精神病院经历了悲惨的遭遇。
１９４２年６月７日，秘密警察来到精神病院，在整个病院里处处布岗。这时，既不许有人进入病院，也不许有人离开。秘密警察的代表要求把所有不能治愈的病人挑出来，送往什托米尔去。接着两辆专用汽车出现在医院里，刽子手们把病人塞进这两辆车，每辆车装六十至七十人。这种暴行是在病房的窗前干的，许许多多的人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把病人推进汽车，就在车里把病人杀死，接着把尸体从车里扔出来。这种残暴的罪行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天里共有三百六十五人被杀死。有一位患病的姑娘从病房里出来，抱住医生小声问：“到头了吗？”姑娘脸色苍白走向汽车，她拒绝了别人的搀扶，自己上了汽车。事先早就被告知“不许提出任何批评，不准表示任何不满，否则即以破坏行为论处”的医院全体工作人员这时也泪如雨下，他们在刽子手们的枪口下默默地看着那个姑娘被杀死。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这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中，有一场屠杀就发生在圣诞节。当天，很多人德国士兵都拿到了圣诞树，而刽子手的腰带环上也醒目地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
当上帝与这群恶魔同在的时候，无数平民百姓告别了人间，被送上了去地狱的道路。
据特别行动队的官方报告，仅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９日、３０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三万三干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第八组镜头：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５日，在乌克兰的杜希诺，特别行动队在乌克兰民团配合下，使用枪杀和坑杀相结合的方法，一次就杀害了镇上的五干名犹太人。
在杀人坑旁，一群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手拿着鞭子的党卫队员从卡车上赶下来，他们被迫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好，那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还有一大堆外衣和内衣。
脱下衣服的人一声不吭，既不叫喊也不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刻的来临。
在坑边，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一位父亲拉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和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的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轻轻地解说什么。
站在坑边上的那个党卫队士兵招了招手，向他的同伙说了些什么，他的同伙便点出二十个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一个秀气而苗条的黑发姑娘走过坑边的党卫队士兵身旁时，边走边指着自己说：“记着，我刚二十三岁。”姑娘的大声言语使那个士兵楞了一楞。
在土堆那一边，是一个很大的坟场。已有很多尸体紧紧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每个头颅上差不多部流着血，淌到肩膀上，渗到尸体之间的缝隙中去。还有人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有人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仍然活着。坑里已被装满了三分之二，大约有一千多人。
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狭窄的坑头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正在抽烟。
赤身裸体的人们往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摸一下活着的人，跟他们轻声说些什么。一会儿，一阵枪响，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的头枕在别人的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泊泊冒出。
又一批人走过来，他们像前边的人一样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约有三十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这些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身边的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的脖子上射进去。
终于，大坟场在最后一阵枪声过后静了下来，整个屠杀过程结束了。不久，党卫队从集中营中拉来的囚犯把那些高低不平、参差不齐的头颅和尸体理掉了。
第九组镜头：
在德国法西斯刽子手的代表——特别行动队和骷髅队的暴行中最骇人听闻的当局对儿童的残害，这些没有人性的杀人恶魔连极小的孩子都不放过。法西斯头目觉得，对那些活着有生命力的人来说，对儿童采取非人的恐怖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威慑手段。同情弱者和孤立无助的人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德国法西斯却以此为把柄用特别残忍的方式杀害儿童，并以此警告和平居民。为了安定被占领区，他们干出了各种令人无法想象、望而生畏的事情，他们时常发动直接针对儿童的所谓大规模的行动。
在加里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从父母身边掳掠过来的二干余名儿童；在萨拉斯比尔斯基集中营，被杀害的儿童在三干人以上；而德国法西斯在斯塔夫罗汉尔被占领区对捷贝尔达疗养院养病治疗骨结核病的苏联儿童的屠杀，可算作德国法西斯登峰造极的暴行。与德国人把儿童放在德国的毒气车里进行一氧化碳中毒试验相比，这一暴行更为惨烈，更为人类所不齿。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根据米高扬城盖世太保头子奥托·韦贝尔中尉的命令，法西斯对在捷贝尔达疗养院治疗骨结核病的苏联儿蛮进行了极其残忍的大规模屠杀。１２月２２日这天，一辆德国卡车驶入疗养院第一病房的入口处。随车下来的七名德国土兵从疗养院拉出五十四名患有重病年仅三岁的儿童。由于这些孩子病得很重，他们动弹不得，法西斯分子就把这些无法赶进汽车的孩子分几层塞进汽车，堆叠在一起，随后关上车门，打开毒气开关，并把车驶出了疗养院。一小时后汽车又开回到捷贝尔达居民点。所有的孩子都丧命了。他们在被毒气毒死后，尸体散散落落，受毒气毒死时的痛苦表情令人不忍睹。
第十组镜头：
法西斯在被占领区的暴行数不胜数，磬竹难书。但在历史上可称作暴行之最者，当局１９４４年６月，党卫队对格朗河畔奥拉社村的毁灭。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０日，星期六，一支党卫队队伍进入这个在此之前已被严密包围的村庄。他们命令居民在集市广场集合，说是有人告发村里藏了炸药，所以要进行搜索和检查身份证。
男于被分成四五个小组，分别被送进谷仓，妇女和儿童则被赶到教堂关起来。那时大约是下午２点钟左右，接着就响起了机枪声，房子接二这三地被点着了火，全村以及散落在村边上的农舍均被大火烧毁。这一行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听到蔓延的大火和机枪扫射声，惊恐万状。下午５时，德国士兵冲进教堂，在圣餐台上安置一台木板箱样式、并点燃导火线的窒息器。不久，教堂里的空气就变得不能呼吸了。有入设法弄开了圣器室的门，这才有可能使得快窒息的妇女儿童苏醒过来。后来德国士兵就开始朝教堂的窗户里开枪并冲进教堂，用机枪射那些最后的残存者，还招一种易燃物质因在地上。
这里边只有一个妇女得以幸免。她爬上教堂的一个窗子想逃走，有个母亲想把孩子托付给她，惊动了哨兵。哨兵向那妇女开了枪，那个妇女受重伤假装死去，这才免遭一死。
傍晚近６时，德国士兵拦截了附近过往区间的大车，命令的往奥拉杜的旅客下车，并用机枪把他们打死，把尸体扔进熊熊烈火中。
附近村落的居民被大火弄得焦虑不安，并由于去奥拉杜村上学的孩子没有回家而惊恐万状。他们当晚和次日（星期日）清早设法走近那里，但是他们不是遭到村口站岗哨兵的射击，就是被他们强行驱赶回来。到了星期天下午终于有人涌进废墟，亲眼看见教堂里满是蜷曲烧焦的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人们在教堂门口看见一具母亲的尸体，手里还抱着她的孩子，祭坛前有一具跪着的幼童尸体；还看见两个孩子紧紧抱着死在忏悔台旁。这些无辜的妇女和孩子被法西斯杀死了，而且是在教堂当着上帝的面杀死的。
星期日夜间，德军部队又回到那里，把那些妇女和儿童尸体拉到教堂合唱台外侧草草埋掉，企图以此消灭罪证。但是，罪孽终究是罪孽，恶迹岂能逃遁，６月１３日，即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区长在副区长和里摩日的主教陪同下前往现场。他们在已倒塌的教堂里看到一些残存的烧焦的孩子的断肢残体，在那些残肢上沾满了板壁的灰烬。地上散落着子弹壳，墙上一人高的地方弹痕累累。他们还看到，合唱台外侧的土新近被翻掘过，旁边放着半烧焦的小孩衣服。在原来谷仓所在的地方，堆叠着完全被烧焦了的尸体，上面还盖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那里成了可怕的尸骨存放处。
罗谢舒阿的村长到奥拉杜巡视了那里的情况后，第二天向他的上司报告说，奥拉杜，这个拥有八十五户村民的村庄已成为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已丧生。他们大都在教堂，在上帝的身边踏上了去天国的漫长旅途。
这次大屠杀，虽然受难者的确切数目难以确定，但据估计有八百到一千名死者，其中有不少是从空袭区逃过来的孩子。在６月１０日下午开始的行动中，活下来的奥拉杜居民不超过十个人。
德国法西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一共屠杀了多少平民百姓，直至今天也难以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根据党卫队刽子手的领袖希姆莱的记载和特别行动队杀害犹太人的数字作个大概估计。
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地区执行“解决”任务的特别行动队北方一支队，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１日的报告中声称，处决了二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二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施塔勒被苏联游击队杀死后，他所携带的一张地图清晰显示：这个支队在白俄罗斯枪杀了四万犹太人，在立陶宛处决了十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名犹太人，另有三万四千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而暂时不杀，而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了九万多犹大人，这是四个支队中杀害犹太人员少的。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邀功，声称从８月到１０月底在俄国已杀死三十六万三千二百十一名犹太人。据秘密警察的犹大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二百多万人，差不多全是犹太人。而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旗·科勒尔博士则报告，住在俄国的六十三万三千三百名犹太人已经被“重新安置”。这个报告数与战后专家们煞费苦心统计的数字吻合。再加上战争时期屠杀的十万多人，这大概就是法西斯杀害犹太人的较为准确的数字，但这仅仅是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创造的“战绩”。
虽然前面我们知道的这些数字是巨大的，法西斯的残忍暴行更是亘古未有的，但是真正体现法西斯刽子手——党卫队的野蛮本性的当属于希姆莱的灭绝营中的骷髅队在贯彻“最后解决”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最后解决”中被杀害的人数相比，同集体营中骷髅队的兽行相比，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所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五、强盗式的掠夺破坏
戈林的康采恩 党卫队的康采恩 德国征收惊人的“占领费”对法国、苏联、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 掠夺成车厢的文物和艺术品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９年，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完全处于战备计划的支配之下。用军火大王克虏伯的话来说：
德国全部国防经济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在这因难重重的年代里，并没有停止活动。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的活动避开了舆论的注视。
他还明确指出：
德国企业界只有通过这些隐蔽的活动才能承担起重整军备的任务，德国的企业主们都全心全意地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们竞相衷心感恩地把元首的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成为元首的忠实追随者。
为充分利用一切扩充军备的可能性，希特勒于１９３６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公布了扩军的四年计划纲领。
希特勒委任戈林去执行四年计划，而戈林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过这没什么关系，他对经济部门的强行管制弥补了专业知识的贫乏。在实现四年计划过程中，为了开采萨尔茨吉特的铁矿，他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戈林从此开始了法西斯康采恩大王的生涯。纳粹政府上台后，中产阶级和个体劳动者急剧衰败，继而，具有多种企业集团的康采恩（德文译音）) 迅速发展起来。戈林把国营企业并入他的公司。接着就是掠夺与窃取被吞并的国家，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被占领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和财富。
戈林康采恩的全盛时朗，经营着煤矿、铁矿、冶炼工场、武器和广播器材厂、化学工厂、轮船公司、饲料批发商店和不动产公司，几乎无所不包。戈林之类的康采恩支撑了德国的经济，也为战争做好了物质准备。然而，资本的高度垄断只解决了部分军备，人民的生活并没什么改善，失业率仍然很高，工业上的原料越发贫乏。对此，希特勒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３日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
经济问题必须解决，……而不抢劫别的国家，不掠夺外国的财产，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武力。
１９３９年，希姆莱让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莫斯瓦德·波尔自行领导和管理经济总处。这个部门的前身是党卫队的行政管理处，是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下的一个部门。波尔那时还是党卫队旅队长，这个前海军军需官很快就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把行政管理处的职权扩大到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本人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司库，以部务主任身份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兼中央内政部、德国警察总监手下主管财政坟和建筑工程处。１９４２年，集中营的经济和财务已划归波尔统管，他就把管理和经济总处同财政和建筑工程处合并成经济管理总处。不久，波尔就争得了更高的地位，仅次于德国中央保安局长的党卫对中央主管处局长一级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波尔控制着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管理和部队经济，控制着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所劳动营，掌握着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建筑工程计划，指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党卫队原来拥有四大企业：德国土石工程有限公司，这是开采建筑材科的企业，它有十四家花岗岩、砖瓦和钢化砖瓦厂；德国装备有限公司，这是综合集中营的所有面包工场、从铸剑到木铁加工等工厂的车间而成的一个企业；德国粮食和给养试验所，这是利用集中营里的空地种植草药和粮食的企业；纺织品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党卫队的军服。波尔将这四大企业合并成一家康采恩——德国经济经营公司。这个大型垄断企业不满足于现有的规模，迅速向外扩张。他们首先在苏台德地区没收了英国人和犹太人开办的矿泉水厂，而后又买下了格林矿泉水的矿泉，改名为“苏台德矿泉”。１９４４年，波尔在强占了另外一些矿泉水厂后，掌握了德国矿泉水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五。
苏台德区也是经济管理总处的资本家们另一项收获相当大的掠夺场所。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家具厂之一，前犹太企业埃米尔·格斯特尔字号落入了这些资本家之手，成了党卫队自己的家具工业总店。它和经济管理总处里的德国家庭美化社相互扶，推销自己的家具产品，逐渐垄断了家具市场。
东方德国占领区的建筑材料企业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的工厂使党卫队的经济大亨们馋涎欲滴。他们在波森开办了东德建筑材料企业公司，作为信托公司，经营着三百一十三家并入德国东方地区的前波兰人或犹太人的砖瓦厂，１９４３年它的总销售额为一千一百万马克。波尔还创办了另一家钢化砖瓦水泥公司，包揽了东部上西里酉业和总督辖区内的砖瓦厂、石灰厂、水泥厂和陶瓷厂。在波兰“最后解决”之前，波尔就开始利用犹太人劳动力和隔离区企业。德国经济经营公司的支店——德国装备公司，吸收了波兰的木材和铁器加工企业，并将手伸向新的纺织、印刷和制鞋业。
在苏联德占领区开办的农场或罐头食品厂中，也有波尔总处的股份，几乎没有一个经济领域没被党卫队涉足。
党卫队的经济企业所得利润除用于骷髅队外，还在组建武装党卫队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从德国，特别是欧洲占领区掠夺来的财富反过来又被拿去奴役和消灭这些人民。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共有多少，水远是个谜。没有人能把它精确计算出来。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象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工，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便马上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１９４４年２月底，这种占领费共达四百八十亿马克左右（约合一百二十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六百亿马克（约一百五十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三百十五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七十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四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四十五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五亿马克。纽伦堡国家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统计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了贡金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约合二百六十亿美元）。
法国沦陷后，它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工业设备必须为德国生产军需品。法国的大企业被瓜分。
以下数字大致反映了法西斯强盗对法国经济的掠夺。
运走的原料： 价值七百九十九亿法郎其中：煤炭 六千三百万吨汽油与其他动力原料 一百九十四万吨铁矿石 七干万吨铁铝氧石 一百二十万吨水泥 五百九十八万吨石灰 一百八十八万吨
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二十六亿法郎其中：工作母机：价值十九亿七干五百万法郎
运走的生活资料： 价值一千二百六十六亿法郎其中：小麦 二百九十万吨燕麦二百三十万吨黄油 七万六干吨奶酪 四万九千吨土豆 七十二万五千吨蔬菜 五十七万吨牛奶 七十九万公担葡萄酒 七百六十四万公担香槟酒 八干七百万瓶
此外，被劫走的私人财产约达二千五百七十亿法郎，国家财产约五千五百万法郎。使法国的工业生产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五十八。由于大量的资源外流，使法国的经济崩溃了。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军队突然越过苏德边界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时，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欧洲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人口二亿九千万，这些国家和地区煤的产量每年达四亿吨以上，钢产量四千五百万吨。几乎所有的工业——法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挪威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全为希特勒的国防军提供武器弹药。
苏联仓促应战，节节败退，使德军很快占领了波罗的海、乌克兰等大片苏联领土。德军每到一地，都大肆进行资源掠夺。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希姆莱在一次演讲中用冷酷的语调说道：
俄国人处境如何，捷克人处境如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至于其他民族过的是富裕生活，还是挨饿而死，我也毫无兴趣过问，只有当我们要用他们来做种田奴隶的时候，我才关心一下。
掠夺者就是依照这样的准则行事的。
每占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防军的身后都尾随警党卫军的行动队，而在行动队的身后又紧随着康采恩的代理人，他们接收“战利品”，并用这些资源进一步扩大战争。
备受兵火和德国野蛮统治蹂躏的俄国，受到纳粹的残酷掠夺和破坏。
希特勒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到１９４４年３月３１日时，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五十六亿马克。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巨额掠夺。
这些物资有： 谷类 九百二十万吨肉与肉类制品 六十二万二干吨油料种子 九十五万吨奶油 二十八万八干吨糖 四十万吨饲料 二百五十万吨马铃薯 三百二十万吨种子 十四万一千吨其他农产品 一百二十万吨
此外，在占领期间，德国人还从苏联运走九百万头牛、一千二百万口语、一千三百万只羊。
另外，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二十三万九干台电动机和十七万五千台工作母机。
据苏联官方材料，纳粹的占领对各行各业造成的破坏总计为：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干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个机器拖拉机站，六万五千公里铁轨，四干一百个火车站，四万所医院，十二万七千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图书馆。
这种有计划的掠夺和破坏，正是遵照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进行的。
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党卫队和警察头目发出一项骇人听闻的命令：
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蹋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个无毒的水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你们应尽一切可能而为之。
康采恩这支经济部队在占领区迅速开办公司，并准备永久地住下来。曼纳斯曼康采恩建立了乌克兰曼纳斯曼钢管一铁业有限公司，西门子康采恩建立了西门子一乌克兰有限公司，克虏伯则建立了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一乌克兰总公司，戈林康采恩建立了戈林钢铁有限公司。
石油老板们联合成立了注册资本为八千万马克的大陆石油股份公司。他们掠夺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而大发其财。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银行家和企业家。
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丹麦和挪威受到了法西斯陆海空三军的突然袭击，被德军所占领。党卫队胁迫丹麦向德国占领当局提供丹麦货币。从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平均每月拨款四千万克朗。到１９４４年，增加到每月一亿五干七百万克郎。到战争结束时，丹麦总共拨付了四十八亿克郎，这还不包包括德国各个部队和军官团的征购和征用部分。此外，纳粹德国还要求供应各种各样的货物。由于德国的掠夺，丹麦大约损失了一百一十六亿克郎。
挪威也难逃厄运，它大约向德国占领军支付了一百二十亿克朗。挪威的全部工业被纳入德国战时经济的控制之下，贮存的原料被用掉或偷运到德国去。靠进口粮食维持生活的挪威，还不得不向德国提供一百二十万吨粮食和饲料。挪威的损失高达二百一十亿克郎，折合四十七亿美元。
德国占领当局以强盗的逻辑提出，因为挪威人进行了抵抗，就应赔偿损失。在盟军的飞机轰炸了德军阵地后，占领军立刻向黑姆市征收了六万克郎，向斯塔万格市征收了五万克郎，向西奥普兰市征收了十万克郎，向罗加兰市征收了五十万克郎，向奥勒松市征收了十万克朗。斯塔万格城于１９４１年８月不得不因电报线路被破坏而向占领军交纳二百万克郎。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曾说过，“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在１９４２年底，他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一年中已经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１９４３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五十万人无粮食可吃。”
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育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通意志帝国的奴隶。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豺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民接收。在并人德国的四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到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为止，计“查封”了七十万处地产，共合一千五百万英亩土地，并“没收”了九千五百个庄园，共合六百五十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的精密表格中，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从后来缴获的纳粹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五干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它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作出这样的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都已被接收了。
但是，欧洲的伟大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掠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道命令，说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５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佛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１．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２．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３．适合于送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的文件来看，本耶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他在报告中说：
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
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一百三十七辆铁路货车，计四干一百七十四箱，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其中绘画一万零八百九十幅。这些绘画中有世界着名画家伦教朗、鲁事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推、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罗森堡在１９４１年１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值十亿马克。
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纳粹的权贵和康采恩大亨们已把欧洲被占领土切割得七零八落，能拿走的全部拿走，不能拿走的全部毁坏。“第一，控制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这就是他们对占领区的资源政策。
短短几年中，德国成了暴发户。
第六章 第三帝国王牌军——武装党卫队
他们以民族的军事精锐自居，他们的精神状态可以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媲美：个个都被一种刚强和坚强的神话蒙住了眼睛。他们所向披靡，毫不考虑伤亡，他们以消灭敌人和视死如归为最高准则。
他们是德国史上唯一一支在敌我双方都享有神话般魔力的武装，既叫人迷信得望而生畏，又使人充满族妒而感叹不已。朋友称之为：“陆军中的一块磐石，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享有德国陆军的“消防队”的声誉。而敌人称之为：“这是一种屠夫的精神状态！”
他们就是胜利与死亡的象征，第三帝国的王牌军——武装党卫队。
第一节 “黑色利剑”出鞘
从政治预备队、特别机动部队到武装党卫队 最初的三个武装团 纳粹德国的第二武装力量
二十年代，德国政局激烈动荡，各种政治派别群起争雄，法西斯势力趁机步步崛起。希特勒为了击败各方政敌，壮大纳粹党声势，攫取国家政权，开始在普通党卫队中建立政治暴力组织。
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正式建立法西斯政权后，这支政治暴力组织随之发展壮大。为了使冲锋队大军对党卫队畏服，并对已被击败、但仍有可能死灰复燃的民主派敌人使用暴力，在普通党卫队的区队和地区总队中，开始形成了装备轻武器的战斗小组。通常情况下，每个党卫队区队拥有一百名左右的武装党卫队员，组成一文本部警卫队。遇上本部警卫进行集训，或有任务时，这支警卫队又自称是特遣队，有时还扮演辅助警察的角色。
随首希姆莱和党卫队的势力扩张，这支本部警卫队或特遣队也随之加强，有的党卫队区队已有几个连队的特队。这时，它换了一个名称——政治预备队，它已初步具备了军事组织的结构：政治预备队由小组、小队、突击队（相当于连建制）、突击大队（相当于营建制）组成。党卫队有了这一支武装起来的政治预备队，便更加放肆地在德国进行政治恐怖活动。
１９３３年３月，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仅两个月的希特勒深感根基不稳，在国防军、冲锋队以及各种党派势力的争斗旋涡中，朝不保夕。他决心建立一文本部警卫队来保卫他个人的安全。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私人卫士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狄特里希。狄特里希是一个性格骠悍且诡计多端的上巴伐利亚人。他生于１８９２年，先后做过农具工人、仆役、坦克兵、警察、烟草厂的监工、税务员和加油站职员。由于他于过形形色色的行当，使他成了一个多面手。１９２８年，三十六岁的狄特里希参加了纳粹党，负责创建南巴伐利亚的党卫队。他工作勤奋，胆大心细，很快就担任了汉堡党卫队北方大区领导。在纳粹攫取政权后，立即进入总理府，被任命为纳粹总理的私人卫士长。成为卫士长后，他一步不离地伴随希特勒周游全德发表巡回演说。希特勒也深深感到狄特里希很有价值，经常派他去干各种事情。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狄特里希从希特勒的前慕尼黑私人警卫中挑选了一百二十名彪形大汉，建立“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这支警卫部队最早驻扎在亚历山大兵营。最初，它的发展过程与其他党卫队政治预备队的道路没有什么两样：在本部警卫的基础上增强了两个连，外加一个党卫队特遣队。１９３３年初秋，本部警卫以“柏林警卫营”的名义迁入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士官总校的营房，不久又充实了三个经过训练的连队。
约瑟夫·狄特里希创建了纳粹党军事史上作用最大的武装部队的胚胎：领袖警卫旗队。
纳粹党自从有了这些政治打手后，便开始逐渐清洗异己分子，血腥和恐怖开始笼罩德国。然而，在一系列令人恐慌的成功背后，仍然掩盖不了它是一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武装。在这支武装身上，经常显现出一种无赖、市井的作风。他们常常目空一切，这在狄特里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以当过纳粹总理私人卫士长而自豪的巴伐利亚粗汉，以他的匹夫之勇和粗野为行动淮则，根本不把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命令放在心上。他这种蛮劲，在他领导的部队里却很有市场，他的部下都十分尊重他。然而，他毕竞缺乏军事常识，几乎连一个团也指挥不了。
一次，党卫队副总指挥威廉·比特时里希试图叫狄特里希就一张地图作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谈谈地形及用兵。这个当过坦克兵的狄特里希面对地图，竞无从说起。半响后，他做了让任何一位军人听了都会耻笑的报告。希特勒知道后，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在他心中，这支新的部队本来就不是一支军事作战部队，它的存在，只是作为第三帝国的警卫部队和用以壮大声势的武装以及纳粹党的打手来考虑的。狄特里希的警卫队负责德国新总理府的内勤警卫。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前后，有秩序地站着穿黑制服、束白色武装带、戴白手套、内着白衬衫的双岗警卫。
希特勒没忘这支警卫部队为他立下的汗马功劳，特别是在清洗冲锋队的战斗中的突出表现。１９３３年９月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希特勒郑重其事地给这个警卫营命了名：“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它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一一形成了一支与国防军并列的第二武装力量。尽管当时这支警卫旗队只有几百人，但是，它表明希特勒已拥有了一支私人部队。他可以用这支部队来达到政治目的，必要时，还可以用来对付传统的武器携带者——国防军。
在“长刀之夜”血腥事件中，希姆莱以其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他目睹了枪杆子的作用和地位，不禁野心萌动，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一来可以扩充势力，提高地位，二来也能了却他青少年时代就想当一名真正的将军的夙愿。希姆荣将他想在党卫队内部建立一支真正的武装的想法，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表示同意，并且允许希姆莱从没收冲锋队的军火库里，调拨足够的武器。
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举动，引起了国防军将军们的紧张关注，开始对正在崛起的这个军事竞争者黑色集团喃喃抱怨，甚至提出抗议。他们惧怕党卫队的这支武装力量会像冲锋队一样急剧膨胀起来，威胁国防军的地位。在这些传统的职业军人心中，一直有着铁一样的信念：除了国防军外，决不允许国家内部还有任何其他的武器持有者。而对将军们的抱怨、抗议，希特勒必须谨慎行事。尽管他迫切需要有一支他可以信赖的武装力量，尽管他急需摆脱这些“反动的、保守的”国防军将军们的制约，但他清楚地知道时机还没有成熟。他还必须依赖国防军，利用那些军事专家。离开了他们，他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对外扩张计划。在这种复杂的内外因制约下，希姆莱的野心受到了暂时限制。希特勒只批淮建立三个党卫队武装团，并且还禁止它们合并成一个配备工兵和炮兵的完整师。希特勒的做法，国防军的将军们比较满意，他们的面子和国防军的地位并没受到大的伤害。三个团，而且还是没有工兵和炮兵的“缺腿部队”，与庞大的、正规的国防军相比，根本不足挂齿。然而，他们没想到，未来在战场上与他们争宠的正是由这三个团发展起来的武装党卫队。
为了进一步安抚国防军的将军们，希特勒还联合陆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些指示，规定这支未来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的根本任务，是确保纳粹政权的内部安全，特别机动部队仍然是党卫队的一部分，因而也始终是党的一部分。特别机动部队只有在进行国防战备活动时，才投入军事行动。至于具体投入军事行动的时间，要等到动员日的那一天：
根据当时的内部情况，以及这三个党卫队的团具有的作战能力……来决定。
这是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战争部长的一项命令中的提法，这项命令还再次强调：
为执行领袖赋予党卫队对内政方面的特殊任务……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
这项命令清楚地说明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的任务和使命，特别机动部队应以政权的国家警察部队为己任，而不是国防的象征。然而，这项命令还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防军历来坚持不让步并引以为自褒的“唯一武器持有者”的地位开始动摇。国防军尽管对特别机动部队作了种种限制，却还是承认了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希姆莱只达到了一点点目的，但他还是感到慰藉。他知道，只要警卫旗队和政治预备队联合成一支唯一能被国防军承认的部队，他就掌握了未来党卫队的军队干部，这一点，他坚信不移。
黑色集团的军事力量胚胎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希姆莱的自信不是盲目的。在国防军眼皮下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从它一诞生那天开始，就对国防军持对抗态度。希姆莱的士兵从不遮掩与国防军的对抗状态，他们憎恨穿灰制服的官兵。这种对国防军的敌视态度，是特别机动部队每个士兵必须具备的，否则，他就别想在这支部队里呆下去。
国防军的将军们当然也没把这支不受欢迎的部队放在眼里，也根本不想承认它。将军们一直认为特别机动部只是一支杂牌武装，没把它视为德国的第二武装力量，这一点正中希姆莱的下怀。但是，将军们还是心存戒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这支第二武装，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将军们的担心在特别机动部队与国防军日益激烈的矛盾中，变得更加强烈了。特别机动部队逐渐开始公然无视图防军的存在，它的队员经常找碴与国防军的成员发生殴斗，甚至在党卫队俱乐部里辱骂国防军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在陆军与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耍横、挑衅。
陆军总司令部开始意识到危险正在逐渐袭来，曾不可一世的冲锋队的阴影又笼罩在将军们头上。她们知道，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国防军的军事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将被正在崛起的黑色集团夺去。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大将在日记中写道：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是对抗的。我们不能排斥一种印象，即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内简直是在鼓励对陆军持对抗态度……
尽管如此，国防军还是暂时成功地束缚着这支令他的讨厌的部队，因为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几年来一直没放弃对希特勒施加压力。在国防军的声讨下，希特勒这个独裁者也暂时不让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有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但在希特勒的感情天平上，他是倾向希姆莱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讨厌国防军的。他说：“我的陆军是反动的，我的海军是信仰基督教的……”。
希姆莱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特别机动部队被国防军紧紧捆住手脚，他要冲破国防军不容许特别机动部队成立师、建立炮兵部队和禁止在报纸上登载招兵广告的种种禁锢，他要反击国防军。希姆莱的反击越大，国防军给希特勒施加的压力也越大，后来竞逼得希特勒必须作出抉择了：是将作为他自己私人部队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置于陆军领导之下，还是干脆把这支部队解散，将它的成员分配到国防军的各个部队中去？厄运眼看降临在这支诞生不久且没成熟的特别机动部队身上，因为，希特勒在感情与利益的选择中，决不会丢掉利益而选择感情，就像当年放弃冲锋队一样。希特勒自感羽毛还没丰满，还要利用国防军。为了拢住国防军，他曾对海军上将包姆说：“有哪个党内的人跑来告诉我：“我的领袖啊，样样事情都好，只不过某个某个将军在讲反对您的话，在做反对您的事！”，那我就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如果对方再说：“我可以拿书面证据给您看，我的领袖！”，那我就撕掉那些废纸，因为我对国防军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就在这时，希姆莱充分发挥了他所掌握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作用，从而挽救了特别机动部队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希姆莱以一个阴谋家的本能发现，要想让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真正成为国家的武器携带者，取代国防军的地位，仅仅采用正常的途径是根本不能达到目的的，特别机动部队最终难逃被解散或永远置于国防军领导和监督之下的厄运。要彻底改变局势，必须摧毁国防军领导层，也就是说，必须除掉阻挡特别机动部队发展的两个最大障碍——战争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上将。
希姆莱的思路正好与希特勒的豺狼本性对上了号，得到了希特勒的默许和支持。希姆莱可以通过打倒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达到扩充特别机动部队的目的，希特勒则希望以此一举解除国防军领导阶层的权力，登上军队的首脑地位，从而摆脱将军们的制约。有了希特勒的默许，希姆莱和他的助手海德里希就暗中指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采取各种手段来败坏勃洛姆堡和弗立契的名声，甚至设下陷阱和圈套，大肆诽谤、污陷这两位国防军领导人。
在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精心策划下，国防军黑暗的日子来临了。１９３８年初，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和陆军总司令先后双双染上丑闻而因台。勃洛姆堡一弗立契双重案件后，希特勒不失时机地解散了战争部，成立了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他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随即，希特勒强令十六名将军退休养老，将四十四人调职。走向战争和灾难的道路已畅通无阻，阿道夫·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开始了。
掌握军政大权的希特勒没忘记希姆莱和党卫队为之做出的贡献，半年后，特别机动部队的生存威胁已经烟消云散。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７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公告，它成为后来的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出生证。这项公告称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是一支由他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
……是用于执行党卫队全国领袖袖德国警察总监下达的并由我酌情作出保留的特殊内政任务，或执行陆军作战范围以内的任务……
特别机动部队的目的达到了，它拥有了与国防军平起平坐的法部地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波兰战役后，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由团建制升为师建制，第一批武装党卫队师正式组建，因而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装党卫队。随着战争的进行，最高峰时武装党卫队发展到了三十九个师，九十五万人，从而真正成为德国的第二武装力量。
武装党卫队以民族军事精锐自居，他们身着黑色军服，左臂佩带印有黑色纳粹旗的红色袖章，黑色领章上缀着形似闪电的“ＳＳ”标志，武装带上写着：“忠诚是我的荣誉”，与普通国防军官兵明显不同。在战场上，虽然他们换上灰绿色的国防军制服，但左臂仍佩带着醒目的纳粹旗标志。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充足的给养，在作战中，常常充当功城拔寨的尖刀。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厮杀效命，而且还负责管理占领区，监管战俘和犹太人。他们是希特勒手中挥舞着的一炳黑色利剑，它象征着战争、死亡、血腥和恐怖。
第二节 “黑色利剑”的铸剑师
第一位铸剑师－－前国防军将军保罗·豪塞尔
第二位铸剑师－－军事精华论者菲李克斯·斯坦因纳
党卫队一举剿灭党内政敌统领的另一支打手武装－－冲锋队，成为纳粹党唯一的军事组织后，党卫队全国领袖很快就认识到，仅仅依靠那些只有坚强的纳粹思想而无军事知识的普通党卫队队员作为特别机动部队的后备兵源，是不可能建立起一支新型部队的。希姆莱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建设一支特别能征善战的、充当“新德国的革命性的核心部队”，用以取代日益“僵化”的国防军。这样，希姆莱就迫切需要一批精通战争和军事理论的专家，用以取代约塞尔夫·狄特里希那类粗汉，从而真正使特别机动部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一柄锋利的黑色利剑。
然而，希姆莱碰上了一个极其为难的情况。他需要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为他的部队进行整训。但是，在传统的职业军人心目中只有传统的国防军，他们大多数都瞧不起党卫队的这批政治打手，因而很难献身于一支其地位仅仅跟警察稍有不同的部队。为此，党卫队全国领袖非常苦恼，他必须想出一个对策来掩盖建立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的真实目的，必须给他的这支部队找一个较之希特勒和国防军在命令中给它下达的任务更常规的任务，让世人感到特别机动部队与国防军一样，都是武器携带者，在特别机动部队里同样会享有与国防军一样的荣誉，甚至较之国防军更高的容荣誉。希姆莱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宣传，蒙住了一些职业军官的眼睛，他们受这支新型警卫部队的虚假宣传现象所诱惑加入了特别机动部队行列。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服役的部队，是一支正常的军事部队，是一支“现代化的实验部队”，而不是纳粹党的政治卫队。
一个偶然的机会，党卫队法官保罗·沙尔费给希姆莱送来了第一位货真价实的前国防军将军－－保罗·豪塞尔。冲锋队在奥登瓦尔德进行军事演习，保罗·沙尔费恰逢他的老战友－－当时身穿冲锋队旗队长制服的保罗·豪塞尔。沙尔费与豪塞尔寒喧一阵后，不失时机得对豪塞尔说：“冲锋队已如西下之阳，不如到党卫队来吧！”
豪塞尔本对冲锋队没有好印象，见老友提出加入党卫队的事，便同意了。
豪塞尔是勃兰登堡人，个子高挑，瘦骨嶙峋，正好与脖子短粗、身材矮小的巴伐利亚人狄特里希形成鲜明对照。豪塞尔出身于普鲁士军官团，是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的儿子，生于１８８０年，仪表堂堂，处处显示出普鲁士风度。但是，他那渊源的家学和潇洒的举止，却引起了不少国防军军官的嫉妒。特别是他略带挖苦的俏皮谈吐，更在等级森严的国防军中树立了不少敌人。他们经常诽谤、排挤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因为，他不仅精通军事谋略，而且有扎实的实际知识和丰富的军事经历，他受过步兵训练，进过军事学院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西两线的陆军总参谋部任职，任过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第十步兵团团长、马格德堡步兵司令。最后于１９３２年１月退役，时为中将头衔。豪塞尔退役后，百无聊赖，就参加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组织“钢盔团”的活动，把这项工作作为愉快的消遣。参加“钢盔团”后，他立即升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领袖。在“钢盔团”被迫并入冲锋队时，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授予他冲锋队预备队旗队长头衔。
现在党卫队法官保罗·沙尔费将他推荐给希姆莱，他便穿上了希姆莱发给他的党卫队旗队长制服，并且十分乐意为党卫队全国领袖效力。而希姆莱得到豪塞尔后，如获至宝。他知道，豪塞尔这位前国防军将军所具备的才能以及其冷静的头脑，正是着手改编和建设武装党卫队所需要的。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希姆莱正式发出指示，将政治预备队改编成营，并与领袖警卫旗队合并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在这次改编中，希姆莱给他这位“宝贝”旗队长豪塞尔安排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机动部队战士缺什么，豪塞尔就教他们什么——纪律、服从、操练、敢于拼杀等军事知识。
保罗·豪寨尔开始成为希姆莱手中未来的“黑色利剑”的第一位铸剑师。
１９３５年初，保罗·豪塞尔在不伦瑞克公爵府邸创办了第一所党卫队士官学校，招收大批前警官、旧军人和地方青年入学，对他们进行规范的军事教育。这所士官学校与国防军军官保罗·莱托在特尔获浴场开办的士官学校不一样。豪塞尔的士官学校的目的是培育一批有朝一日能担任党卫队部队营、团级干部的接班人，而莱托的士官学校是为国防军培育军事骨干。在国防军中呆过多年的豪塞尔很快认识到，他只有以国防军的素质和精神为蓝本进行训练，将国防军多年积累并行之有效的军事知识及技能传授给这些学员，才有可能为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培养出一批真正的军事骨干， 特别机动 部队才能成为一支精锐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为此，豪塞尔对党卫 队全国领袖说： “党卫队必须建立一支首先以国防军训练教程为基础的部队，因为这种教程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尽管希姆莱讨厌国防军，但他也知道，现在他手下这批政治打手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懂军事常规，更不具备一支军事部队所必备的纪律，这一点，国防军却要比特别机动部队强多了。希姆莱自然不会反对豪塞尔的训练计划，他决心将除了世界观方面以外其他所有训练权力完全交给豪塞尔。希姆莱对豪塞尔说：“你是对的，你可以开始你的教程了。”
豪塞尔不愧为一个教练能手他把他的家学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经验，通过由浅入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灌输给了他的学员。这些早年的警官、国防军服役期满的中士和热情的青年军人眼界大开，完全被豪塞尔内容扎实的施教手艺引住了，都为即将成为一名有教养且精通军事的职业军官而自豪。在豪塞尔规范的训练下，这批士官学校的学员更坚定了特别机动部队是一支正常的与国防军没有什么差异的部队的信念。很快，一批批经豪塞尔之手培训出的军事骨干，被派到分布各地的党卫队突击大队（营建制）。这些营有了这批军官后，逐渐发展成团：慕尼黑的三个突击大队组成了党卫队第一团（“德国”团），配备并采用备有战马的步兵团编制；在汉堡的三个突击大队组成党卫队第二团（“日耳曼尼亚”团）；在柏林的领袖警卫旗队扩充为一个摩托化步兵团；１９３８年在维也纳建立第四个步兵团，即党卫队第三步兵团，又叫“领袖”团。
１９３６年夏，这支特别机动部队的建立已具有规模。希姆莱暗自欣喜，眼看着已迈出了他提升为党卫队首脑以来所梦想的做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的第一步。希姆莱要用这支部队与国防军抗衡。如果这支党卫队武装力量能被训练成精锐部队，那么，一旦与国防军将军们发生公开冲突，他这一支武装就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酬谢和进一步拉拢为训练这支部队立下功勋的豪塞尔，希姆莱将豪塞尔正式安排进党卫队自己的这支小型部队的领导岗位，将旅队长豪塞尔提升为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师司令部的部门，在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领导下，负责监督部队的装备和教练工作。
然而，在明争暗斗的党卫队中，党卫队的各路政治和军事头目开始时并不愿意自动承认豪塞尔的权威，特别是普通党卫队的地区总队长们，他们实在不想交出过去由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些武装——政治预备队的监督权，它是他们用来炫耀门面的一项装饰品，是他们权势的象征。地区总队长们的抵触情绪，希姆莱自然能理解，正如他在一项命令中指出的那样：
监督只是包括教练要求的范围……不触及党卫队地区总队范围内的特别机动部队以外的地区职权。
这项命令清楚地说明，豪塞尔这个半路加入党卫队的前国防军中将，还不可能成为党卫队这个‘家”中的真正主人。这一点，精明的豪塞尔也有所意识，他只能小心谨慎地工作，以免引起这些党卫队地区领袖的反对。不过豪塞尔还是抓住了希姆莱想建立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的心理，时时对其施加影响。在希姆莱的帮助下，豪塞尔逐渐能向党卫队地区总队发号施今了。
豪塞尔在希姆莱的支持下，排除了背后的倾轧，刚能像他在士官学校里一样行使“黑色利剑铸造师”的职权时，又遇到了从特别机动部队里日出来的一个愤愤不满的敌手——领袖警卫旗队长狄特里希。这个巴伐利亚的粗汉常以曾是总理卫队长为荣，根本不把豪塞尔放在眼里。更没兴趣接受普鲁士人豪塞尔的监督。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和现任的职务，就连希姆莱也不敢对他大喊大叫，凡事都要让他三分。鉴于狄特里希的情况，希姆莱深知如果处理不好豪塞尔的后患。为此，希姆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给特别机动部队的命令中，将对警卫旗队进行监督的权力留给了自己，督察员仅仅“可以参加“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的勤务工作。”
狄特里希和他的警卫旗队自由散漫惯了，他们心中有一种优越感，自然经常到处惹是生非。不少纳粹官员向希姆莱告状，希姆莱深知所告之事都是真的。但他仍不想以自己的命令去触动狄特里希领导的警卫旗队。不过，他也不想再撒手不管，他决定给这个令他头痛的巴伐利亚粗汉写封规劝信，然而语气却十分委婉：
亲爱的塞普（约瑟夫），这当然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的领袖们如此亲切地对我个人表示尊重，否则党卫队警卫旗队就成了一桩叫人难办的事情，它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根本不必考虑来自上面的任何命令了……
希姆莱的规劝没起到作用，自命不凡的狄特里希和人的警卫旗队仍然我行我素，经常跟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殴斗，甚至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警卫旗队叫人恼火的事情没完没了，作为首席教官监察员的豪塞尔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对狄特里希暂时让步。而警卫旗队的肆无忌惮的行动，却令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首脑忧虑和担心：“要是警卫旗队违背一切规章、命令和诺言，继续这样擅自行动，我看将会发生很大问题。”
到这个时候，希姆莱也坐不住了，再次给狄特里希写信，语气也变得更强硬些了：
……我最后一次实实在在地请你不要再干这些事情。我不可能向国防军承认，我对督促警卫旗队遵守对整个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和命令无能为力。我也不可能容忍警卫旗队一再任意胡闹……
对狄特里希而言，希姆莱的劝说与警告，又一次失败了。但是不久，狄特里希改变了主意。迫使他改变立场、同意让督察员豪塞尔施加更多的影响、训练他的士兵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有一天，狄特里希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看得起他的警卫旗队，人们管他的士兵叫“柏油士兵”——不懂基本的军事知识。他开始意识到，警卫旗队的优越感只是他们的孤芳自赏而已，警卫旗队由于从不间断的检阅和执行封锁交通的任务，无法学习战斗训练的基础知识，长此下去，警卫旗队的战斗力将丧失殆尽。１９３８年，狄特里希同意警卫旗队与特别机动部队互换营、连长，豪塞尔的学生逐渐地把军事纪律带进了警卫旗队，警卫旗队也因为这一次换血，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未来武装党卫队的一支精锐师的骨干力量。
豪塞尔这位“黑色利剑”首任铸剑师的全部军事思想，可以逐渐在整个特别机动部队里贯彻了。但是他的军事思想很快就又遇到了挑战。一些原先的军人和纳粹主义的鲁莽汉，钻进特别机动部队，他们反对豪塞尔的建军原则，认为豪塞尔致力效仿国防军的做法是落伍的、保守的和不可能有发展的。他们在特别机动部队里传播一种信念，特别机动部队的使命就是成为新德国的革命的核心部队，取代日益僵化的国防军；他们给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人，注入一种警卫军的傲慢，自认是德国的中坚。他们就是德国当时的军事精华论者。
军事精华改革派的思想，很符合希姆莱的意识。希姆莱最反感国防军，当然不希望自己这支特别机动部队以国防军为榜样。他必须让它保持纳粹党的武装的根本，必须让它超过国防军，而不是跟在国防军后面学步。军事改革派头目、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原国防军军官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成了推姆莱的座上宾。希姆莱命令他对党卫队特别机动邵队“德国”团进行改革。
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成了希姆莱手中未来“黑色利剑”的第二位铸剑师。
施坦因纳１８９８年出生于东普鲁士，是一个萨尔斯堡流亡者家庭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线的一次事件，使这位当时二十岁的少尉连长变成了反对保守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叛逆者。在１９１８年的突破战役中，为了摆脱大部队与大部队相持不下、消耗实力的胶着状态，德国前线军官想了一个主意，他们把优秀的士兵从战壕里抽出来，组成了一支突击部队。这支精干的突击部队与大部队相比，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它仿佛是束在大部队柔软腹部的钢条，是防御的核心力量，进攻的尖刀。这支机动的战斗部队一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变化，挽救了德国军队。直接参与并目睹整个战役的施坦因纳，为这支经过近战训练、并配备了火焰喷射器、机枪、手枪、手榴弹、铁锹的突击小队震惊了。他认为一个军事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即不属于优劣混杂的大批人马，也不属于传统的单独作战的武士，而唯独属于精干的战斗小分队。
然而，施坦因纳的理论并没有市场，国防军后来接班的将军们，认为施坦因纳的理论太“单纯”，甚至很“幼稚”。他们跟后来任党卫队旅队长的塞塞尔的看法一样，认为突击队之类的机动部队，只是在紧急情况下解决某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正规军和正规军行动而言，它始终只能是例外现象，只能起到付属的作用。１９３２年，施坦因纳任科尼斯堡第一步兵团上尉连长后，跟国防军的教条主义者的矛盾愈来愈激烈。将军们计划在下一次战争中，仍然用一支义务兵役制的国民军进行作战，他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军事精华论的概念。军事精华论的理论大致是：总体战要求的大部队必须能进行防御性作战的行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度精锐部队快速作战的战斗实体，即最现代化的核心部队。这支部队的数量不要太大，但它能够“在闪击战中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将其失去联系的部队逐个歼灭”。
一个上尉与将军们对峙，结果只有一个。施坦因纳对国防军失望了。这时，他突然发现希姆莱的特别机动部队的未来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核心部队。
施坦因纳开始奉命对特别机动部队“德国”团提出改革设想，尽管这个设想与国防军传统军人、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的思想对立，但在希姆荣的支持下，还是在“德国”团的一个营开始了实施。他中断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在营房院子里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将部队拉出野外，将训练重点改为在广泛的水平上开展竞技比赛，他要将他的士兵个个都训练成狙击手、猎手和竞技能手。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成为他训练士兵的一条法则，他要求他的士兵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都能保护自己，都能勇敢地面对各种残酷无情的现实。
施坦因纳的训练课程有时令人目不忍睹。为了训练士兵求生的本能和锤炼他们的意志和体力，他命令士兵挖个人掩体的同时，命令装甲车或坦克发动起来。在轰隆隆的坦克声中，士兵们惊恐地、挥汗如雨地拼命挖。时间一到，施坦因纳就命令那些庞然大物碾过掩体，检验掩体的可靠程度。很多士兵由于挖的掩体深度不够，或不结实，被坦克和装甲车碾死或压成残废。面对血肉模糊的士兵尸体，施坦因纳叫士兵就地掩埋他们。在这项训练中，每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有拼命挖，否则，他们挖的俺体很可能就是埋葬自己的坟墓。冷酷的施坦因纳还有一项更残酷的训练内容：为了检验士兵的胆量，他让受训的士兵头戴钢盔，立正站好，把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放在士兵的头盔上。在轰隆的爆炸声中，不少士兵倒在了血泊中，有的被吓得精神失常。
在施坦因纳严酷的操练下，一支置生死于度外的具有“屠夫精神”的部队开始成长起来。为消除严酷训练和未来战斗带来的疲劳、辛苦和心理上的恐怖，施坦因纳致力拉平队员与领袖之间的差别，增加他的士兵中的同志友谊。他要求，领袖、副领袖必须与队员相互进行军事技术比赛，打消根深蒂固的级别差异。在他的部队里，各层领袖必须从下至上选拔，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做法，不仅刺激了队员的积极性，而且促进了部队内部团结。党卫队士官学校彻底与国防军的体制决裂，只要完成基本训练成绩合格，就可提前承认其候补军官资格。为此，施坦围纳提出，未来的士官必须在进入军事学校之前，先到特别机动部队服投两年，打破一切框框，不受文化教养和出身的影响；党卫队营地的栅门和房门彻底打开，部队管理部门的领袖，在他们结束专业学习毕业之前，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特别机动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精诚团结和相互尊敬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陆军中中—般是陌生的。
在作战训练上，施坦因纳又独辟路径，抛弃了传统的集团作战方法，把军事基本单位班变成突击队，把“德国”团分成若干突击队。他对这些突击队的训练目标是：足以迅捷地缠住敌人，进行近战，同时又仍然保持着团的编制。为此，他加强了特别机动部队的装备，以高度灵活和速射武器更替国防军通常用的卡宾枪，为突击队配备了冲锋枪、手榴弹和工兵爆破炸药，把通常穿的陆军作战制服换为新型的伪装茄克和伪装军服。施坦因纳迅适建立起一支军事健儿部队，这支部队能在二十分钟内走完三公里路程，这一点也令国防军大吃一惊。
具有运动员姿态、轻松而又灵活的士兵类型，然而却又具有高级水平的行军能力和站斗力……
施坦因纳一时名声大噪，他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里，他享有明星地位，特别机动部队的官兵已把他当作实际领袖，声望超过了他们最初的首席教官豪塞尔。希姆莱也由于这场改革而轻易地受了施坦因纳的影响，把这个执拗的东普鲁士人作为他的“推心置腹的宠儿”。然而，这位军事精华论专家尽管磨亮了希姆莱手中的“黑色利剑”，但希姆莱还有对他不满的地方。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去见他时，不够恭敬。特别是他不想结婚，也拒绝退出教会（这是党卫队中升官晋级的先决条件），很使希姆莱暗中恼火。不过希姆莱还是装成熟视无睹的样子，听之任之。因为他需要施坦因纳，就像当初急需豪塞尔一样。他们是他手中特别机动部队这柄“黑色利剑”的铸造师，离开了他们，希姆莱手中的“黑色利剑”将失去其光芒。
然而，希姆荣毕竟是个纳粹狂热主义和集团神秘论者，他不能允许党卫队和特别机动部队离开它们的政治轨道，他必须经常给它们灌输纳粹政权所需要的世界观，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这柄“黑色利剑”永远为纳粹政权服务。
第三节 把“上帝”赶回天堂
武装党卫队队员必须放弃基督数信仰
武装党卫队队员必须在公墓同妻子性交育种“世界观部队”
早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草创阶段，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和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就对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提出过改造世界观的要求。他在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２日的一项指示中，对此做了具体要求：
希姆莱为统一党卫队和特别机动部队世界观的努力很快遇到了各种阻力。党卫队训练处试图在部队里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教育建立王朝权力，渐浙达到与部队指挥官的权威分庭抗礼的程度，这就与希姆莱想统一特别机动部队的思想相悖了。训练处自然难以完成希姆莱这一设计，希姆莱只好将世界观的培训工作交给部队指挥官，训练处只负责抓方针和教材。
但是，希姆莱又遇到了一个难题。特别机动部队的指挥官们大多是一批老一代较为明智的纳粹军人，他们对侈谈纳粹主义的一套不感兴趣。为此，积极执行希姆莱思想的一派经常与这些职业军人发生争吵。纳粹信徒、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思斯特·菲克对特别机动部队的偶像施坦因纳这样评价：“在精神上大有典型的国防军传统，对我们的政治问题却万难接受。”与这些纳粹信徒比较，纯粹的军人毕竞占少数，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对抗希姆莱的政治激进化。特别机动部队不可能抛却政权保护者的角色，这是这支部队得以建立的立足点。在这支部队中，每项世界观课程都得向它的士兵说教，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这些士兵必须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必要时不惜对自己的弟兄下手，以保卫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
每个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都懂得，如同党卫队在一项正式文件中所述的，他们的部队是“民族社会主义党显而易见的武器携带者。”希姆莱为了增强特别机动部队的团结精神，还将他的血统神秘论灌输结这些队员。他要求，新兵加入特别机动部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是健康的、德意志血统的男人。在这里，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被推到了极端。他向队员说，他们是日耳曼民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希姆莱不止一次对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说：“我们不仅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且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斯年永恒不灭所需的奠基人。”
希姆莱的血统精华论，让每一位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坚信，他们是最优秀民族的精华，党卫队及其特别机动部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这种意识填补了队员们的思想空白。为了让这种思想世代沿袭下去，为了让纯日耳曼血统不受玷污，希姆莱要求这些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结婚和建立家庭，而且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相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查后，确认身体完全健康，并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方可结婚。
然而，使希姆莱大失所望的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的家庭与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与希姆莱宣传的一家最少有四个孩子的制度相差甚远。希姆莱不得不进一步做出规定：凡是将要上前线的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必须留下一个孩子。而且，根据希姆莱的优生理论，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必须与妻子在指定的公墓发生性行为。队员与公墓的对应关系，将通过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黑色团》发表。希姆莱认为，在公墓出生的孩子，会继承他们父辈的英雄本色，会成长为党卫队未来的精英。
为了将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训练成为在思想上狂热的、绝对顺从的、彻底执行独裁总理希特勒任何命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希姆莱炮制了一台反基督教和斯拉夫人的煽动宣传，并迅速在整个部队中大肆泛滥起来，迫使特别机动部队队员与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决裂，断绝一切与教会的联系，终止一切与教会发生联系的活动。
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的婚礼也被蒙上了党卫队世界观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仪式被严格取缔，新郎新娘只能在双方亲属小范围内举行结婚仪式。而且，这种仪式需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由该队员的队长主持举行。希姆莱加给夫妇的一切规定，都是旨在促使集团成员脱离基督教会。同结婚仪式一样，为孩子洗礼的仪式也被染上了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色调。每当一个“日耳曼血统”的孩子诞生后，地方党卫队领袖便代替牧师和神父，将给孩子洗礼的仪式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希姆莱将这些礼物的等级分得很细，它们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卫队专用瓷器厂车间的产品。全国领袖赠给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一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第四个出生的孩子则可以得到一具银烛台，烛台上面刻有这样一句话：
“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特别机动部队在希姆莱洗脑似的世界观驯化下，变成了党卫队本身不信上帝的一个堡垒。在这支部队里，“上帝”被赶回了天堂，因为“上帝”已逐渐从这些队员心中、脑中消失。１９３８年底，特别机动部队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六的队员退出了教会，仅次于残暴、冷酷、无人性的骷髅队，那里已有百分之六十九的队员与教会决裂。而在普通党卫队中贯彻起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却要困难得多。在普通党卫队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二的队员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三点七的队员信仰天主教。因而，特别机动部队顺理成章地以其众多人员和较大比例成为体现希姆莱意识的工具。当然，在特别机动部队脱离教会的众多队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迫的。
在特别机动部队，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中进行的“洗脑”，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驻有一千名队员的拉多尔夫策尔党卫队兵营里，明显地看到，特别机动部队和后来的武装党卫队反基督教的宣传日益广泛。在约三百名天主教徒党卫队队员中，被迫或自愿退出教会的人数日益增加：１９３７年，仅有四人，１９３８年，增加了三人；１９４０年又增加了六十七人，到１９４２年已达到了二百军三人。武装党卫队严酷的“世界观清洗”，不仅伤害了许多青年党卫队队员的身心，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弗赖堡大主教行政机关代表克台不得不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
兵营里的教徒终于逐步地全部退出教会，这是进行一种世界观课程的结果。几乎再也不允许存在个人的……直接出自良知的要求……
与希姆莱与日惧增的权威相比，克告的抗议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它根本无法阻挡希姆莱在普通党卫队和武装党卫队中极力推行的“世界观统一化”的运动。他要求，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领袖必须不断证明，他们是坚决反对所谓非德意志的基督教和解和宽恕使者的战士。这些军官进入士官学校的第一天，就必须接受纳粹组织世界观的根本信条：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祟尚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具备种族主义的狂热思想；给他们灌输“憎恶基督教那种涣散人心、软弱无力和犹太主义”的教程。另外，这些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领袖在离开士官学校后，还必须完成一些试题，如“基督教从哪些方面导致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没落？”“试论基督教在我国人民对祖先的敬仰上造成的后果”等等，希姆莱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考试是一种深层次思想的“进修”。这种“进修”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特别机动部队的领袖们每时每刻、每一根神经都能意识到，他们的部队是一支“世界观部队”。
希姆莱将他古怪、荒诞的神秘血统论灌输给了这支“世界观部队”，用“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的思想代替了队员的宗教信仰，加强了特别机动部队的团结精神。“世界观部队”的队员知道，他们都是“优秀的血族链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环”。然而，这仅仅实现了希姆莱的一个目的，他还必须将这支部队驯化成实现希特勒扩张和“种族净化”的工具，他在向特别机动部队强输“血统神秘论”、‘血统精华论”的同时，又给这些队员注入了“劣等民族论”的思想。他命令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世界观工厂出版一本叫《劣等民族》的小册子，它明确告诉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队员，为什么斯拉夫人根本就不是人。
劣等民族，即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外貌完全相同，长有手、脚和一个脑袋，有眼睛和嘴巴。……但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可怕的生物，他们刚具有人形、面貌，与人相似——精神上、心灵上却低于任何一种动物。这种人的内心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疯狂的毁灭狂、最低级的性欲、赤裸裸的卑鄙无耻。
清一色的世界观教化，使“劣等民族”的观念在特别机动部队和后来的武装党卫队里扎下了根，成为武装党卫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大肆屠杀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戈拉人、菜姆克人和长舒布人的思想根源。在消灭、奴役“劣等民族”的方法上，希姆莱的世界现教官把希姆莱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地注入了特别机动部队，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队员头脑中。
在希姆莱的精心驯化下，武装党卫队（即特别机动部队）开始成长为一支真正的“世界观部队”。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领袖，还是一股士兵，都有着铁一般的信念。他们被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蒙住眼睛，浪漫主义、日耳曼主义和非基督教教义三者成为这个集团的一体化因素。他们唯领袖是从，内部统一意志，结成顽固堡垒；他们以德意志的精髓自居，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仇视所有的“劣等民族”，仇视一切消磨人斗志的教会；他们为保卫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借身家性命。 在他们身上，人性、人 在希姆莱的精心驯化下，武装党卫队（即特别机动部队）开始成长为一支真正的“世界观部队”。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领袖，还是一股士兵，都有着铁一般的信念。他们被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蒙住眼睛，浪漫主义、日耳曼主义和非基督教教义三者成为这个集团的一体化因素。他们唯领袖是从，内部统一意志，结成顽固堡垒；他们以德意志的精髓自居，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仇视所有的“劣等民族”，仇视一切消磨人斗志的教会；他们为保卫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借身家性命。在他们身上，人性、人道消失了，基督、上帝失灵了，只剩下空洞而残暴的纳粹思想。他们要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来维护纳粹统治，镇压政变和实现希特勒的新秩序理论，消灭欧洲所有的“劣等民族”，实现“欧洲无犹太人区”。
“上帝”放赶走了，“魔鬼”就从地狱中跑了出来。武装党卫队的创建，由于其建军宗旨和世界现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要与未来的杀戮、血腥和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紧密相连，欧洲注定要在它的魔掌下颤栗六年！
然而，此时的特别机动部队和最初的武装党卫队，羽毛还没丰满，还不能有效地承担这些任务，因为，它身上还有一个制动装置，令它暂时不能放开手脚。
第四节 武装党卫队与国防军
摆脱国防军束缚 大规模扩军 招募外籍军团
无论党卫队全国领袖和他的“黑色利剑”铸剑师们如何努力，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机动部队不能迅速扩张势力，不能有师的建制和工兵、炮兵及装甲部队，这是国防军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加在特别机动部队身上的一个制动置。为此，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对特别机动部队的兵员数量作了严格设定。每年限定征召兵员数，按照这一数字征召在地方各军区登记的适龄德国公民，参加各种兵种部队，地方军区司令都具有最后决定权，任何德国公民在未经本人所在地方军区司令部批准之前，不得应征进入某支部队，这些部队也不能擅自决定召收这些未经批准的人。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特别机动部队。
自波兰战役后，特别机动部队伤亡严重，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无法不给党卫队这些野战部队补充兵员。但国防军的将军们仍然紧紧抓住这个制动装置，结特别机动部队限定了一个最高补员限额，这个补员数使特别机动部队勉强保持原有人数，不能扩大。
被国防军紧紧捆住手脚的希姆莱，又怒又恨，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多次想争得希特勒的支持，但结果都令他大失所望。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对外侵略扩张的希特勒深知国防军对他的重要性。他要为留意志民族争得广大的“生存空间”，建立他独霸欧洲、称雄世界的“千秋帝国”，就必须依赖这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国防军，特别是那些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将军们。他不想在战争即将打起来的时候，去得罪他们，更不想因为希姆莱的野心和贪欲，使他与国防军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大的裂痕。鉴于此因，希姆莱想扩充党卫队的武装自然要碰壁了。为此，希姆莱对国防军的将军们更是恨之入骨。
正在希姆莱懊恼、甚至有点丧失信心的时候，由于一个人物的出现而给他带来了转机。这个人诡计多端，颇有胆识，善于在各种政策、规章中寻找空隙。他对希姆莱说，他有办法使特别机动部队摆脱国防军的束缚。这个人就是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柏格尔——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创造人。
戈特洛勃·柏格尔１８９６年生于施瓦本，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他受过正规教育，当过体育教员，谙熟军事知识。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志愿参战者和突击队长。冲锋队崛起时，他参加了冲锋队。正当他步步向上爬时，１９３３年春，他这个老冲锋队员与年轻的同事们发生了一场争吵，影响极坏，经过仲裁处理退出冲锋队。罗姆事件后，他看到又有了一个可以在冲锋队内摄取领袖地位的机会，于是就给冲锋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坚定地表示：“我认为冲锋队是一支基本力量，……我决不跟那些曾经想把冲锋队打倒在地的人站在了原冲锋队副总指挥、后来的党卫队副总指挥吕格尔那儿工作去了。一年后，柏格尔终于钻进了党卫队。由于吕格尔和他叛离冲锋队，冲锋队总部特别法庭曾缺席审判了他们。从此，冲锋队领袖与他们之间种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个仇恨为武装党卫队后来带来了严重后果（冲锋队三位地区总队长后来担任巴尔干地区的使节，在那里破坏柏格尔为武装党卫队召募新兵的工作——没有外交部的帮助，柏格尔是召不到任何德意志族人的）。
柏格尔自参加党卫队以来，一直以希姆莱忠实信徒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员自居，经常在希姆莱身边充当提词员的角色，并认为必须在那些最亲密的同事面前，特别是在特别机动部队的军人面前，保卫自己的全国领袖，防止他们对他桀傲不驯。对于柏格尔的奴才行径，特别机动部队的职业军官都嗤之以鼻，对这个曾负过重伤的少尉敬而远之。而柏格尔从来不放过任何中伤别人以显示自己忠诚的机会，他常给希姆莱致函反映这些情况：
在有些团，尤其是在特别机动部队参谋部里，有人试图不把党卫队全国领袖放在眼里……我自己可以证实这一点，并为此当时同豪塞尔干了起来。
世人都喜欢听好话，听赞歌，喜欢顺从的下属，希姆莱也不例外。柏格尔紧紧抓住人性的这一弱点，以谄媚、狡黠和率直三者糅合的态度，给希姆莱出谋划策，帮助主子解决疑难问题和提醒主子要防备某某等。因为柏格尔知道，只有希姆莱的庇护才能确保曾在冲锋队摔过跤的他飞黄腾达。当希姆莱听柏格尔说有办法使特别机动部队摆脱武装部队这个制动装置时，欣喜若狂。１９３８年，希姆莱任命柏格尔为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补充处处长，负责为党卫队召募新兵。
柏格尔与希姆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野心，都想把特别机动部队扩建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也是他向希姆莱自荐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有一个更隐蔽、更野心勃勃的动机，就是想借助特别机动部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对于怎样扩充特别机动部队的问题，他曾反复考虑过。现在，当特别机动部队的扩充计划在波兰战役结束后又一次遭到国防军反对、濒临失败危险时，柏格尔知道，不能再按常规的路子走了， 必须采取迂回的对策。他想起希姆 莱手中另外三支不属于国防军调遣指挥的嫡系部队来。这三支部队是：看守集中营的骷髅队、为战事设置的加强部队（即所谓警察加强部队）以及风纪警察部队。何不将这三支部队中的一部分人员过渡到特别机动部队来呢？这种过渡的办法与武装部队补充兵员的规定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也无需经过地方军区司令部批准。因为，希特勒在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７那项公告中宣布特别机动部队使命的同时，还指示特别机动部队在战时可由部分骷髅队进行补充。而且，希特勒根据战争的需要，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８日下达的一项让希姆莱征召五万名普通党卫队队员作为“加强骷髅旗队队员”的命令，更帮了柏格尔的大忙。
柏格尔将他打算把那三支部队中的部分人员过渡到特别机动部队的计划，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做了汇报。他给他的全国领袖算了一笔账，这样能使希姆莱拥有的武装党卫队兵力立即翻一番，可建立起两个作战师。更有甚者，如果希姆莱能征得希特勒同意，将风纪警察部队和骷髅队并入特别机动部队的话，那么，希姆莱在短期内就能拥有三到四个师。柏格尔的计划着实令希姆莱兴奋，他立即向希特勒作了汇报。这次希特勒没有反对，批淮了拍格尔的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在形式上同对党卫队较敏感的国防军所规定的补充兵员的最高限额并不抵触。希特勒终究改不了他的政治本性，他还是向着他的党的武装的。国防军吃了个哑巴亏，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安在特别机动部队身上的制动装置被巧妙地卸掉了，柏格尔和特别机动部队警察处可以着手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了，特别机动部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装党卫队。
希姆莱与柏格尔都没想到，他们的野心和军事谋略竟然意外地将武装党卫队与党卫队黑色集团中员残暴的部队结合起来，并且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特别机动部队的一些领袖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感到现在这支部队对任何一个军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而对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骷髅队而言，同样感到意外，而且情绪激动，牢骚满腹。本来，艾克的骷髅队与武装党卫队同出一源，两者的前身都是政治预备队，但分开后，它们犹如翻了险的兄弟，彼此对峙，相互仇视。特别机动部队想要成为一支军事部队，而艾克存心不按军人要求训练骷髅队，别有用心地给骷髅队队员灌输反军对的思想。
艾克的做法，是有着很深的仇视因素的。这个处死冲锋队首领罗姆的刽子手和官僚化集中营暴政的创造者，曾当过旧陆军的军需官，但后来又被陆军解除了职务，因而对职业军官深抱反感。而武装党卫队就掌握在这些职业军官手中，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必须把他的部队训练成为一支与武装党卫队相对立的部队。这个刽子手出于对武装党卫队的仇视，让他的部队穿上了深褐色制服。他要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在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集团中，他这支部队是有权拥有特殊地位的。希姆莱在表面上也给予他的集中营的最高看守一种接近自治的地位：艾克是集中营督察员兼党卫队看守部队司令，只听命于党卫队全国领袖。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消除艾克对职业军人、特别是对武装党卫队的敌视情绪。他始终愤愤不平，而且，还轻易地把这种敌视情绪传给了他的队员。
因为，构成这支棍棒军队的主力，大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乡村鲁莽汉和牢骚满腹的失业者。在艾克的影响下，这支棍棒军队始终充满着反职业军人的情绪。
现在，希姆莱要将骷髅队与特别机动部队合并，自然要受到这群忌恨者的抵触。他们在酒店、公共场所发泄怒气，发表反特别机动部队的激烈言论。希姆莱对此十分恼火，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党卫队全国领袖急于扩充军队的决心。希姆莱不想考虑更多的问题，也不管特别机动部队与骷髅队之间的矛盾和恩怨，就像他让大批风纪警察涌进武装党卫队，而不去考虑他们思想上缺乏可靠性一样。
他们不是纳粹党员，不是党卫队员，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员……而是如同建筑工程队招工一样把他们吸收进来的。
希姆莱这样做，一是因为他急于扩充实力，二是因为他觉得有信心将他们驯化成他所要求的战士。希姆莱和柏格尔就这样迈出了他们扩建武装党卫队的第一步，把一些五花八门的部队拼凑成了一支未来的精锐部队。党卫队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师地建立起来：１９３９年９月底，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卡尔·普费尔一维尔登布鲁赫以风纪警察人员和陆军特种部队战士编成了一个党卫队“警察”师；１０月１０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豪塞尔将特别机动部队的“德国”团、“日耳曼尼亚”团、“领袖”团合并编成一个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师（后来叫“帝国”师）；１１月１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艾克抽调他派驻各处集中营的骷髅队旗队，加上部分警察加强部队建立了“骷髅”师；“领袖警卫”旗队暂时仍为摩托化步兵团建制（１９４２年改为师）。
柏格尔的迂回策略取得了第一步胜利，一举建立了一支引人嘱目的武装党卫队。波兰战役时，特别机动部队的兵力仅有一万八千人，而仅仅时隔两个月，希姆莱已统率着十万多名武装党卫队了。柏格尔的军事谋略才能第一次得到了发挥，但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重大突破，他知道，他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要做，即必须给党卫队野战部队形备充足的后备力量。于是，他建立了“武装党卫队补充处”，在全国十七个党卫队地区总队设立了补充办公室，从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补充网。
柏格尔指望有一天利用后备力量进一步扩大武装党卫队，为此，他必须说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让它同意扩大党卫队后备部队。然而，柏格尔碰壁了。国防军的将军们，面对突然膨胀起来的党卫队军队，先是惊讶，继而愤愤不平，终于变成怒不可遏。国防军的将军们官识到，必须再次建立限制武装党卫队的制动装置，控制武装党卫队的继续膨胀，否则，将是十分危险的。柏格尔希望通过与国防军谈判，来实现他进一步扩军的目的，自然要被国防军顶了回去。
国防军开始发动它的制动装置，反击武装党卫队的扩张。国防军不承认“骷髅”旗队是军事部队，因为原先已明确规定它只担任誓察任务，自然不能召募新兵；同意拨给一定数量的适龄新兵，作为弥补转入武装党卫队的“骷髅”旗队和警察部队的人数；准许柏格尔为武装党卫队召募当年二十岁的青年入伍，但对能否将武装党卫队招募的新兵用于党卫队勤务，国防军保留亲自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国防军就又给柏格尔设置了新的障碍。不管柏格尔向国防军报告有多少前来志愿应征加入武装党卫队的人数，国防军各地军区司令部至多只批准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此，柏格尔恼怒之极，有时竞忍不住破口大骂。
但是，柏格尔不是轻易放弃目标的人，他不甘心就此再次被国防军捆住手脚。他有着铁一样的信心，定能扩大他已取得的突破口。柏格尔四处活动，寻找一切机会和一切能对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施加影响的人，向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试图逼迫国防军放弃那些条条框框。柏格尔的行动，令最高统帅部既头痛，又债怒。柏格尔的活动越是厉害，最高统帅部的抵制就越大，它坚决不同意柏格尔这个党卫队兵源补充迷的扩张计划。１９４０年３月８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干脆否决了此后将要承认为武装党卫队的单位：“领袖警卫”旗队”、三个师、“骷髅”旗队、补充部队和士官学校。
战争狂人希特勒一向对自己的军备力量估计甚高，他认为由他发动的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根本用不着武装党卫队投入战争，加之他不想以一支第二武装力量的恐怖形象威慑传统的军人们。如果那样，对他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侵略战争将十分不利。因此，希特勒赞成他的将军们的否决意见，反对武装党卫队进一步大肆扩张的计划，不让成立党卫队集团军。对他而言，武装党卫队始终是由民族社会主义精悴人物组成的一支军事化的警卫部队，它的首要任务是时刻确保政权的稳固，而不是进行战争。
１９４０年６月，希特勒为了安抚受惊吓的国防军将军们，特意规定，武装党卫队的兵力只能为和平时期陆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并三番五次重申，武装党卫队不应该是一支纯军事部队。两个月后，希特勒在一项秘密命令中，再一次说明他阿道夫·希特勒对“武装党卫队必要性”的认识：
……有必要保持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内代表并贯彻国家权威的国家警察部队（为大总意志国家版图的扩展）。
被希姆莱提拔为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人的柏格尔，虽然己明明白白知道了领袖大本营的意图，但他仍不能放弃他的扩充计划。而且，他也知道，希姆莱将他提拔到这一要职上，就是要他继续为扩充武装党卫队尽力。西线战役打响后，武装党卫队领导机关被分成两个主管部门。８月１５日，希姆莱将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改为“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负责指挥战场上的武装党卫队。而柏格尔领导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则负责世界观教育，招募新兵，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兵源补充工作。
柏格尔决定故伎重演，仍用迂回战术摆脱国防军的制动装置。
在德国国内，国防军不同意他为武装党卫队进一步增加补充部队，他必须找一个使国防军的将军们无法插手的领域，去招募新兵。这个领域很快就被他找到了。他发现，在德国国境外的巴尔干地区，住着几十万德意志族人。他们虽是外国公民，却都是德意志血统，在希特勒的占领性进军和大德意志宣传的诱惑性感召鼓舞下，对希特勒正在进行的侵略扩张，都有一种盲目的狂热的崇拜热情。他想，应该将这批德意志族人吸收到武装党卫队的行列里来。而且，在巴尔干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防军的将军可以阻止为希姆莱的外籍军团培训一支庞大的后备军。柏格尔为他这一发现而自我陶醉。他深信，用不了多久，武装党卫队的人数就将成倍增长。
为了把握起见，柏格尔暂时没将这个计划报告希姆莱，他决定先尝试性地搞个试点。柏格尔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他有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的女婿，在罗马尼亚统率着德意志族人部队。施密忑同许多外籍德意志族人一样，是一个极端纳粹分子、典型的未成熟的小伙子。他是崇拜希特勒的狂热信徒，对希特勒的大德意志思想及其战争初期取得的战绩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柏格尔将意图告诉他时，他向岳父许下了诺言，答应尽快给武装党卫队打开招募罗马厄亚籍德意志族人的大门。尽管他不成熟，但在罗马尼亚箱德意志族人中，仍享有一定的声望，而且也具有鼓动之能。
１９４０年春，施密特和柏格尔的代表在罗马尼亚当局的眼皮底下，偷偷运走了一千名德意志族人。从罗马尼亚偷运的成果，使柏指尔大受鼓舞。１９４０年８月，柏格尔将招募外籍军团的设想和罗马尼亚试点的成果，一并向希姆莱作了汇报。希姆莱乍一听，眼睛顿时亮了，他为能有柏格尔这个招募天才暗自欣慰。柏格尔最后建议，在取得外国政府同意但不要外国政府协助的情况下，吸收东南欧一百五十万德意志族人中适龄服役壮丁加入武装党卫队。
柏格尔的建议再次被希姆莱采纳，他们开始与有关外国政府协商。在德国外交部的协助下，柏格尔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与一些外国政府签订了协定。这些外国政府允许德意志族人在一定条件下，志愿报名加入武装党卫队。为了能使这些德意志族人积极踊跃报名，党卫队的宣传家们极尽鼓动吹嘘之能事，大肆宣传纳粹思想和种族优化论。宣传家们鼓吹，“血统的呼声向他们发出召唤。”在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精神的鼓动下，一大批德意志族人被丧尽天良的强权政治蒙在鼓里，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武装党卫队，成了希姆莱的炮灰。
在前冲锋队的几位领袖任使节的巴尔干半岛各国，不但不与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合作，反而从中作梗，其原因是这些使节一直记恨柏格尔对冲锋队的叛离。即便这样，柏格尔还是想方设法从这些国家弄出大批德意志族人，把他们送进武装党卫队。柏格尔是个想象力十分活跃的人，只要能将德意志族人弄进武装党卫队，他不惜采用任何渠道和任何办法。他将党卫队的志愿人员伪装成流动工人，藏在德意志野战医院人员的队伍中，或是夹在横越东南欧的党卫队各师的淄重部队里蒙混过关。
在招募外籍德意志族人活动的初期，柏格尔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还比较尊重德意志族人的“志愿”。但到后来，“志愿”这两个字在柏格尔的王国里所具有的概念已变得闪烁不定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其作出不同的解释。一旦宣传家们的鼓动、诱惑失灵，柏格尔就会命令他忠实的纳粹主义棍棒分队赶到那里。
如果把一支德意志族人部队勉强带得不错的话，那么所有的志愿人员就会报名参加，而那些没有志愿报名的人的房子就会被砸烂！
随着战争的推进，武装党卫队的消耗日益增加，对后备兵源的要求也越强烈。在最后的几年中，“志愿”完全被“强迫”取代了。一向持抵制态度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在德国政府的淫威逼使下，也接受了提供兵源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德意志族的适龄男子都应按照德国的法令，加入德国军队，履行服兵役的义务，而首先是加入武装党卫队。希姆莱在柏格尔的帮助下，逐渐实现了统帅一支强大军事武装的梦想。柏格尔使用这些非人道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将德意志族人强行驱入了武装党卫队。１９４３年底，外籍德意志族人已占武装党卫队官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到战争结束时，一共有三十一万来自欧洲各地的德意志族人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相当于武装党卫队鼎盛时期九十多万人的三分之一。
然而，柏格尔并不满足这个已开放的德意志族人兵源，居住在东南欧的德意志族人毕竞太少，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这时，柏格尔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加妙不可言和“取之不尽”的征募新兵源地——被党卫队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
德国开战初期的闪电战和惊人的胜利，像一股巨大的宗教旋风，扫荡着北欧和西欧青年的心扉和世界观，使得这些乐于追波逐浪和富于冒险的青年人着了魔。他们祟尚德国无坚不摧的军事力量，迷恋那辉煌的军人生涯。在他们的心中，不出几个星期，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世界就将崩溃。在这些思想单纯而又不甘寂寞的青年人看来，那些向华沙、莫斯科、布鲁塞尔和海牙进军的征服者，那些趾高气扬行进在占领区的德国土兵，似乎是代表着一个新世纪开始的先驱者。
激情毁灭了理智，追求瞬间的辉煌使得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的一些青年产生了赶浪头的愿望，他们不想错过同这个新时代结合的机会。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北欧和西欧青年都着了魔。准确地说，在广大的北欧和西欧的青年人中，一直相信武装党卫队神话般的主义者，还是少数。即使在加入武装党卫队的十二万五千西欧人中，也只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亲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更多的青年人是在渴望冒险的心理驱使下，盲目加入武装党卫队的。
但是，对征兵迷柏格尔来说，无论这些青年是受什么动机驱使，只要他们涌进他设在各占领区的招兵办公室，他就会激动不已，就会有一种欲望得到满足的快感。不过，柏格尔这个兵源补充迷还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不同思想的成员渗透进武装党卫队，会给武装党卫队招致什么样的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后果？这一点，在后来的战争中，愈来愈暴露出来。当然，柏格尔毕竞是希特勒和姆莱意志的忠实执行者，他不会因为扩张而抛弃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１９４０年底，他在阿尔萨斯的森海姆办了一个训练营，对那些来自欧洲各国的武装党卫队志愿人员，不仅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更着重于进行世界观改造。经过几个月集训，第二年春天，第一支由来自佛来芒、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德意志族人以及担任主要职务的德国武装党卫队军官组成的庞大的外强军人部队成立了，取名为党卫队“维京”师。
此后不久，伴随着一些新的民族渗入武装党卫队，这支日耳曼族人的武装党卫队变成了一支欧洲部队，纯纳粹意识形态逐渐开始淡薄。特别是当柏格尔沉醉于兵源补充到疯狂程度，在东方为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后，希姆莱这支一度世界观清一色的部队中，纳粹意识的虔诚信徒就相对更少了，五花八门的思想充斥了这支部队。尽管如此，柏格尔在斯拉夫人的问题上，还是小心翼翼的。因为，党卫队全国领袖认为，让斯拉夫人这个东方“劣等民族”穿上武装党卫队的制服，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可耻背叛。可巧舌如簧的柏格尔并不彻底放弃这个兵源地，随着战争对武装党卫队的需求越来越大的趋势，他慢慢地说服了希姆莱，让希姆莱承认，几乎所有东欧人，都可当作俘获的日耳曼人。这样，柏格尔又从波罗的海各民族、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及巴尔干的伊斯兰教徒中，为武装党卫队招募了二十万人。
柏格尔的精心策划及疯狂举措，为武装党卫队摆脱国防军的束缚及走向战争开辟了通路。他手中的新兵花名册开始膨胀起来，一年比一年厚实：１９４０年中为十万人，１９４１年底为二十二万人，１９４２年底为三十三万人，１９４４年为五十四万人，１９４４年底达到九十一万人。
“制动装置”已彻底失灵，希姆莱开始挥舞这柄“黑色利剑”，去实现他要在战争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夙愿。
第五节 黑色军团横扫欧洲
王牌军Ａ、 Ｂ、Ｃ：“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帝国”师 三十九个师、九十五万人的大军横扫欧洲战场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狂热的精神、勇猛的冲杀令敌人胆寒心惊
武装党卫队的前身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早在波兰战役中，就显现了有别于传统国防军的特点。他们能一日急行军九十六公里，一路猛打猛冲，连破波军多道防线，仅“领袖警卫”旗队一个团队就包围了多达十七万人的波军主力兵团，并迫使其缴械投降。
然而，这对武装党卫队来说，只是一次牛刀小试。武装党卫队这柄黑色利剑真正掀起“黑色风暴”，是自西线战役打响后。
１９４０年，希特勒在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决定向西线发动进攻，他首先选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在这次挑起世界大战的行动中，武装党卫队开始真正走向战场。而且，随着战争的扩大、升级和蔓延，武装党卫队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在西欧和东欧刮起了一股“黑色风暴”。
５月１０日，希特勒命令包括三个武装党卫队师和一个”领袖警卫”旗队在内的一百二十六个师，沿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一百七十五英里战线上发动浸略战争。当时，集结在马奇诺防线、比利时要塞一线的法、英、比、荷军队共一百四十二个师，无论是从军队数量上，还是从防线的工事坚固上看，盟军都与德军匹敌。然而，在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盟军很快就被击垮了。垮得之快，败得之惨，是战争史上少有的奇事。就荷兰而言，这只是一场五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短促的时间里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德军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击垮四国联军，特别是击垮多少年来一直号称欧洲头等陆军大国的法国，除了政治上、思想上、装备上以及指挥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在这次战役中， 一直充当尖兵的武装党卫队，“帝国”师、“警察”师、“骷髅“师，特别是“领袖警卫”旗队的军事能手们，行动迅速敏捷，犹如脱缰野马，一路不顾伤亡猛冲猛打。他们冲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在一股狂热精神的驱使下，几乎所向披靡，可以与陆军的任何一个精锐师相匹敌。这股冲劲，使希姆莱的军队第一次刮起了“黑色风暴”。让人感到，武装党卫队与所有其他部队都迥然不同。在这场战役中，陆军将领们被武装党卫队的战斗狂热惊得目瞪口呆。一些因循守旧者认为，这是新型士兵性格的征兆，他们这种性格完全蔑视作战应讲究足智多谋的理性论。
将军们惊叹恐慌之余，又忧虑地发现，武装党卫队部队不是作为一种前线士兵性格的新模式，而是为完成领袖交托的一切任务的帮派集团。因而，将军们指责武装党卫队的大小领袖，说他们显然没学过怎样慎重使用和保护这些忠于他们的部下。陆军将领不会知道，这些大小领袖们在士官学校里学得了一条武装党卫队应遵守的规定：消灭敌人和视死如归是部队的最高准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武装党卫队必然会付出比陆军大得多的代价，同时，也取得了令陆军嫉妒的战绩。“领袖警卫”旗队的二级突击队队长克拉斯获得了这次战役的第一枚铁十字勋章，它象征着武装党卫队这柄德军进攻部队的尖刀作用得到了希特勒的充分肯定。
当希特勒指挥的德军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攻克“坚不可摧”的荷兰要塞后，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相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出发，通过阿登森林，将西线战事推向一个高潮。在轰隆隆的装甲车和坦克声中，武装党卫队的“帝国”师、“骷髅”师、“领袖警卫”旗队又一次冲到了前面。在这里，武装党卫队，持别是狄特里希率领的“领袖警卫”旗队，显出一种在武装部队中罕见的对敌人毫不在乎的神情。
５月１９日，一支由七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疯狂地向松姆河北挺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场，进抵到离英吉利海峡只有五十英里的地方。第二天晚上，德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至此，四十万英法联军被压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如狼似虎的追兵，盟军丢盔卸甲，眼看就要被消灭了。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这次干载难逢可一举消灭盟军主力、特别是消灭英军主力的机会，被希特勒错过了。５月２４日，希特勒下达了一道令前线官兵不解的命令——德军停止前进。陆军虽然不解，但还是执行了命令。而狄特里希的“领袖警卫”旗队却没把这道命令放在心上，他们刚刚冒着敌人员顽强的抵抗抢渡运河，强占瓦当城，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狄特里希眼见他的“领袖警卫”旗队可以在敦刻尔克这次关键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却接到要他停止进军的命令。狄特里希恼怒之极。特别是，狄特里希在战役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向世界炫耀的心理，他要让人们承认，他的部队是最精良的部队，可以跟像英国这样优秀的种族决一雌雄。他怎能眼看到手的荣誉飞了呢?
狄特里希向他的“领袖警卫”旗队下达了强渡运河的命令。希特勒的命令，对这个蛮干惯了的巴伐利亚人失效了。几个小时后，狄特里希的“领袖警卫”旗队已站在运河的彼岸。对敦到尔克的英法联军来说，狄特里希的部队虽然不多，却构成极大的威胁。此时英法联军原计划从陆地突围，在比利时的军队溃败后，便绝了这条后路。唯一的出路是从海上撤退，但这需要时间。而“领袖警卫”旗队的孤军深入，自然给英法联军造成威胁和麻烦，特别是当希特勒发现错误，下达进攻命令后，“领袖警卫”旗队占领的滩头阵地无疑就显出了它的重要作用。尽管英法联军的阻击战打得十分顽强，为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从海上撤退赢得了不少时间，但仍然有许多英法联军由于被“领袖警卫”旗队咬住，而最终被德军歼灭。在战役稍后的一个阶段中，狄特里希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领袖警卫”旗队的先锋地位，使狄特里希忘记了危险，率部孤军深入，强行军追击溃逃之敌。这个旗队向南方突击，一直进逼到圣太田，把冯·克莱施特大将的坦克部队和德军主力兵团远远抛在后面。武装党卫队的其他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也同样创造下了“黑色”的“辉煌”战果。“领袖”团突破格莱伯防线，特别机动师追击敌人一直冲到西班牙边境，而残暴无情的“骷髅”师则强行渡过塞纳河，经过激战，夺下了卢瓦尔河桥头堡。
在西线战役刚刚打响的这几天里，特别是对一向自视甚高、趾高气扬的英、法陆军的作战中，希姆莱的武装党卫队初露锋芒，迫使一向不承认武装党卫队是支真正军队的国防军既服气又惊恐。国防军陆军将领们惊叹武装党卫队狂热的战斗士气，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作战作风，以及武装党卫队每一个官兵身上所体现的置生死于不顾的精神。
同时，武装党卫队在西线战场上的第一次表演，就有一种威慑力量。陆军将领们在不得不承认武装党卫队是支精锐部队的同时，又深感它是一个祸害，特别是武装党卫队官兵用鲜血和生命作赌注，去蛮打蛮干时，这些传统的将军们就有种“犯罪”感。他们不耻武装党卫队的行径，却又无法改变这些精神世界早已扭曲的大小党卫队领袖们。武装党卫队在战场上归陆军调动、指挥，这是在其创建时就明确了的。当然，这种关系只是就一种纯军事而言，它不得妨碍武装党卫队的人事、组织关系，这个关系一直捏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手中。因此，当武装党卫队“骷髅”师师长艾克向坦克部队将军埃里希·霍甫纳汇报作战情况时，艾克这个本身就反军队的刽子手，把他在管理集中营中的一些行径也用到了战场上。他向埃里希·霍甫纳将军说；‘现在，一切具体攻击命令已下达，并正在执行。”
霍甫纳将军再次强调艾克的攻击计划存在问题，会造成很大伤亡，要求他立即停止攻击。艾克冷漠的脸上透着五分残忍、五分坚毅，他拒绝了将军的意见，冷冷地说：“只要能实现目标，执行中人的伤亡无关紧要。”
老骑兵出身的霍甫纳将军一听艾克这话，再次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这种不把士兵生命当回事的做法使他禁不住大声呵责艾克：“这是一种屠夫的精神状态！”
一时名噪四方的武装党卫队，尽管在西线战役中大出风头，但它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几次战斗下来，几个武装党卫队军官行列已明显显露凋零状态。希姆莱不得不把还在士官学校讲堂里听课的学员拉来做军官，而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又不得不把在士官学校里死记硬背的一套用于实践。由此，武装党卫队便陷入了人才不继的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如此，武装党卫队各师、团在西线作战中的突出成就，还是令希特勒大大振奋，他的这支近卫军的非凡战斗力和忠诚，更加巩固了他的极权地位。希特勒开始公开称赞这支近卫军：“英勇的武装党卫队的师和旗队……”。
独裁者的称赞、本身获得的战果，特别是陆军对武装党卫队这个争宠对象的一再克制态度，增强了武装党卫队的傲慢心理与集团精神。它以传统的近卫军姿态，睥睨一切军队；它以民族的军事精锐自居，时刻牢记为民族社会主义而战的信条。这些被希姆莱用“洗脑”改造世界现的武装党卫队官兵，在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后，他们的灵性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毫无二致。
他们个个都被一种刚毅和坚强的神话蒙住了眼睛，他们个个都激动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贵阶层少数派中的成员，是一个具有自己准则和自己忠诚的特殊集体的成员。
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明确指示这支活跃在法兰西土地上的部队：“武装党卫队必须符合武装部队的军事准则和要求。”
参谋长于特纳对党卫队部队里所存在的对过去那种警察性质的任何怀旧都予以激烈地压制，他始终想让这支部队在战争中锤炼成一支真正的纯军事力量。如此一来，武装党卫队“骷髅”师师长艾克就成了作战指挥部极看不顺眼的人了，他那假革命的反军国主义不再适合军事卫队的需要。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对这个毫无军队意识的艾克讨厌极了，日益严厉地要求这位“骷髅”师师长，在战场上必须更严格地服从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命令。
然而，这位集中营暴政的创建者，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残暴的基因。“骷髅”师在敦刻尔克战役后，串先犯下了战争罪行。在法国西北部的战斗中，该师第二团的一个连长下令枪杀了一百名英国战俘。从这时起，蕴藏在这些原集中营看守队员身上的残暴本性就越发显露出来，“骷髅”师不少团、连相继盛行枪杀战俘、百姓、强奸妇女、抢劫财产的暴行。“骷髅”师的所作所为，随着人员交流、军官互补，逐期扩散到其他武装党卫队。艾克的士兵，把经过多年训练培植的那些惨无人道和野蛮虐待俘虏的毒素带进了武装党卫队。
１９４１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转向东方，武装党卫队四个师、一个旅被作为德国入侵军的尖刀部队，调到了巴尔干半岛战场。这期间，在希特勒许诺下，一直垂涎南斯拉夫富饶肥沃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门的内哥罗的意大利已经派出了数十万侵略军，进攻巴尔干半岛各国。半年过去了，意大利军队毫无进展，反而损失了不少军队。正在这个时候，刚刚撤离法兰西战场的武装党卫队，又一次历史性地证明了它是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很短时间内，“领袖警卫”旗队就在塞尔维亚南部打开了通往阿尔巴尼亚的缺口，冲过色撒利，轻易地夺取了进入伯罗奔尼撤半岛的通道；党卫队“帝国”师在南塞尔维亚中部向前挺进，突袭拿下贝尔格莱德，席卷巴奇卡。巴尔干半岛各国第一次见到这种骁勇善战的军队，第一次品尝到了威震西欧的“黑色风暴”的滋味，于是明白了他们的军队可以与意大利侵略军打得难分难解，但却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黑色军团的对手。
巴尔干半岛沦陷了，纳粹旗飘扬在各国上空。
法国投降、英国战败、巴尔干半岛沦陷、北非危机……，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希特勒的头脑，他决心入侵苏联，消灭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惊心动魄、员残酷激烈的一幕拉开了。
刚喘一口气的武装党卫队，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员，就接到了领袖大本营发出的进军苏联的命令。此时的武装党卫队已有十六万人。在接到命令后，迅速挥师德国统治区的东部边界， 准备投入第三帝国进行的最后一次灾难性冒险行动， 参加“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
被希特勒视为近卫军的武装党卫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能在战争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壮举”。根据“巴巴罗萨”计划的具体部署，辽阔的苏德战场被划分为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战区，每个战区都配备一个集团军群。党卫队“领袖警卫”旗队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维京”师参加南方集团军群，由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和喀尔巴阡山之间，进入加利西亚和西乌克兰，向基辅进军；“帝国”师安排进中央集团军群，向从罗明特荒原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南面这条长达四百公里的战线上推进，越过白俄罗斯，占领明斯克，长驱直入拿下斯库棱斯克，然后择师北上，直取莫斯科；“骷髅”师和“警察”师划归北方集团军群，随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的苏伐乌基出发，迅速弛越涅曼河，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联军队。最终日标是攻占列宁格勒，切断它和摩尔曼斯克之间的交通线。
武装党卫队开始写下它的真正“英雄”战史的时机到了。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３点１５分，希特勒发动了对苏“闪电战”：德国及其仆从国共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三干七百多辆坦克、四干九百多架飞机、四万七千多门大炮和一百九十三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两干多公里的战线上，全面进攻苏联。
武装党卫队各师作为德国军队进攻的尖刀冲在前面，凶狠地、不停顿地猛攻，向前推进。武装党卫队队员抱着为自己的领袖和最后胜利而战的信念，踏上了被风吹得光秃秃的黄褐色的平原，越过了灼热的开满黄葵花的乌克兰，走出了伊尔门湖边的沼泽地，穿过了荒芜的大平原、沙砾累累的荒地以及许许多多看不见的蚊虫嗡嗡叫的北部荒凉冻土带……，在人类过失和神经错乱的恐怖年代中，扮演了“英雄”和牺牲品的角色。武装党卫队士兵的名字接连不断地载入战争史的图表。不论在南线，还是北方，或是中路，不论哪里遇到了敌人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不论哪里的敌人发起了反扑，不论哪里的德军攻击面出现了裂口，武装党卫队就奉命奔向哪里，以他们狂热的斗志和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亡命精神，挡住敌人，击退敌人，打垮敌人。
武装党卫队“领袖警卫“旗队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为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进军斯大林格勒开辟了道路，接着在彼列科普附近突破克里米亚前面的苏联防卫阵地，迅猛攻占了塔其罗格和罗斯托夫；“维京”师配合“领袖警卫”旗队，追击溃退的苏军，直抵亚速海。负责担任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先锋的“帝国”师一路披荆斩棘，直奔苏联首都莫斯科，在鲍罗季诺南部突破苏军在莫斯科的防卫阵地，到达离苏联首都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武装党卫队在北方集团军群的“骷髅” 师与“警察”师，则紧随陆军元帅里特尔·冯·莱布所串的大军后面，一面作为后备力量，一面派出特别行动队扫荡苏军游击队、屠杀苏联犹太人及居民。
武装党卫队特别行动队每到一个城市，那里的犹太居民就眼睁睁地被死神扼住咽喉，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骷髅”师与“警察”师派出的特别行动队的活动范围口益扩大，最后整个苏联占领区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苏联人民陷入了有史以来最悲惨、最黑暗的血腥恐饰世界。
武装党卫队作为德军进攻苏联的一把尖刀，逢山开路，攻城拔塞，其行动之快，战斗力之强，终于折服了一向对它有成见的国防军。而当苏联红军在１９４１年年底发动第一次强大反攻时，武装党卫队又以其疯狂的斗志和精悍的战斗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成为德军顽固性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苏联重型坦克和步兵群的猛烈炮火下，武装党卫队临危不乱，四处出击，援救被围困的德军，或巩固阵地。武装党卫队在这次苏军反攻中的战斗表现，赢得了德国东线陆军“消防队”的称号。
然而，武装党卫队的“荣誉”很快被投上了阴影。残酷的战争，在给武装党卫队带来“神圣荣誉”的同时，大量吞食着它最善战的官兵。许多早期自愿加入武装党卫队的领袖和士兵，许多经豪塞尔和斯坦因纳训练出来的骨干人员，纷纷埋葬在了广阔的俄罗斯和法兰西的山山水水中。这样，一些对部队陌生的、政治狂热主义的补充人员开始大量渗入武装党卫队，特别是原“骷髅”部队队员或是同集中营进行交换来的军官，他们把斗争狂热和军纪松弛带进了部队，导致武装党卫队不可避免地以形形色色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战争。
１９４１年７月，即德军的坦克在苏联领土上纵横两周后，“维京”师的士兵中的残暴人员原形毕露，在加里西亚枪杀了六百名犹太人；１９４３年夏季，“欧根亲王”师借口塞尔维亚小镇科索蒂卡的教堂里有人打暗枪，屠杀了该他的所有居民；１９４４年春，“警察”师在一次突然遭到炮火袭击后，随即毁灭了希腊北部小镇克利索拉；１９４４年６月，“帝国”师的一个连，在搜寻落到法国游击队手里的一名党卫队队长时，毁灭了法国南部的小镇奥拉多尔絮格兰，杀害了该镇的全部居民，两个月后，武装党卫队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在诺曼底的防御战中，杀害了六十四名加拿大和英国战俘……
武装党卫队在血腥与恐怖的屠杀和战斗中，彻底陷入了“黑色恐怖”的泥潭，它已不能自制了。武装党卫队的官兵们，在这场空前的人类劫难中，神经已经渐渐麻木。他们的存在，似乎仅仅就是为了战争，为了实现那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缥缈的纳粹东方民族政策。每当看到武装党卫队在东、西线作战的情况汇报，已被战局日益衰败搞得焦头烂额的希特勒，就产生一种垂死挣扎的念头，认为唯有武装党卫队这支几乎不可战胜的部队才能使他免遭厄运。为此，他拆掉了加给武装党卫队的一切条条框框，同意希姆莱建立更多的武装党卫队师，并将国防军比武装党卫队优先获得现代化武器的规定颠倒过来，从进攻性武器到装甲坦克，希特勒都将最好的装备调拨给党卫队。
东线战争历史性地为武装党卫队提供了表演的舞台，武装党卫队的杰出表演又清除了国防军加给武装党卫队身上多年的“制动装置”。武装党卫队变戏法似的膨胀起来：“欧根亲王”师、“弗洛里安·盖尔”师、“霍恩·施阅芬”师、“弗龙施贝尔格”师、“北欧”师、“希特勒青年团”师……一个个象征德军中坚力量的武装党卫队师，在东、西线投入战斗。这期问，武装党卫队员早的三个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逐渐更换装备成为坦克部队，组成了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党卫队装甲军。
但是，人员混杂的武装党卫队不但没能挽救已现败迹的法西斯政权统治，反而一个个背弃了黑色集团，开始站到另一个营垒，即国防军的营垒里去了。第五党卫队山地军军长、副总指挥弗勒普斯将军“变得非常奇怪”（柏格尔语）。他开军事会议时，把地区总队长安德烈亚斯·施密特这样的非军方纳悴党员排斥在司令部外，不让他参加。因为，在弗勒普斯服里，这种不懂军事、却专会打小报告的人，只会给军人带来耻辱。而另一位迷信、向往国防军的党卫队副总指挥爵夫勒，则更令希姆莱恼火。赫夫勒对党卫队的“叛逆”行径及其对国防军的驯服顺从，终于使党卫队全国领袖忍无可忍，拒绝对这位参加过１９２３年１１月暴动的老战友以挚友相称，并以恶狠狠的压榨手段进行威胁。
赫夫勒先生！在我将您撤职之前，我先写这封信对您最后一次提出警告。您既是一个不服从指挥的部下，又对命令贡彻执行很不得力。我的印象是，您己完全受您的司令部摆布。您要直截了当地——不用进行任何辩白或解释，书面告诉我，从现在起，您是否打算多听我的话和尊重我的命令，少去听您的司令部的授意，或地区陆军部门的指示。
赫夫勒像奉命指挥党卫队第二装甲军约副总指挥比特里希一样，经受住了全国领袖的雷霆之怒。比特里希在入侵战役后，由于发表抨击性的言论，被希姆莱撤职。但是，比特里希在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莫德尔的庇护下，根本不将希姆莱的命令当回事，拒不离职，继续指挥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而希姆来过去员宠信的党卫队副总指挥、武装党卫队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竟然管他叫“轻浮的浪谩主义者”；对此，希姆莱感到特别恼火和伤心。他试图用纪律约束他从前所宠爱的将领，对施坦因纳进行威胁，或提出请求，或施以甜言蜜语，提醒施坦因纳不要忘恩负义。但是，希姆莱恩威并施也是徒劳无益。柏格尔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坦因纳是根本不听教诲的，他耍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听不进任何意见。”
１９４３年，战争形势再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不可一世的德军巳基本上丧失了重新发动进攻的能力，而非洲战场上，被称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军团被逐出了北非，南欧的西西里岛被英美联军攻占……德军在各条战线上的溃败，像一股瘟疫一样，严重影响了德军的士气。以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著称的武装党卫队，在大战局势的变化下，再也刮不起那股曾令敌我双方都颤栗的“黑色风暴”，其势已如秋风里的落叶日见衰败。德军开始由战略进攻彻底变为战略防守和溃退。
第六节 黑色王牌军的沉浮
武装党卫队在战斗中成长 武装党卫队是德军的中坚力量 武装党卫队的衰亡
希姆莱苦心经营的武装党卫队，在投入战争后，果然没有辜负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期望，无论是在西线战役中，还是东线战役中，希姆莱手中的这柄“黑色利剑”都创造了“辉煌”的战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中坚力量。
而希姆莱最先创建的几个武装党卫队师—— “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师（前身系“领袖警卫”旗队）、“帝国”师、“骷髅”师及第一支由外籍军人组成的“维京”师，则是被称为德军核心部队——武装党卫队的中坚。这几支武装党卫队王牌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东线战役中，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和“无与伦比的顽强作风”。德军第三装甲军军长冯·马肯森将军在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热烈颂扬“领袖警卫”旗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
……内部纪律，它那生龙活虎的勇敢精神、乐观的事业心、临危不惧的坚定性……。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
塞普·狄特里希率领的“领袖警卫”旗队，作为首创时期的武装党卫队代表之一，参加了１９３９年的对波战役，这是“领袖警卫”旗队创建以来第一次参加正规战争。当时，陆军对武装党卫队参加波兰战役，压根就看不起，陆军的将军们不相信这些“不懂军事”的武装党卫队部队能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对名声不好的、被称为“柏油士兵”的“领袖警卫”旗队没有好感。他们认为，靠这些政治打手、恶棍、政客组成的仅仅经过短期训练的部队来打赢战争，无疑是自欺欺人。然而，陆军的将军们低估了希姆莱的两位“黑色利剑”铸剑师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希姆莱的“世界观”训练的作用。这是陆军的一大悲哀。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破晓，即希特勒的“白色方案”第一号指令中规定的拂晓，德国军队分北、南、西三路，越过波兰国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帏幕。希姆莱盼望已久的战争终于打起来了，他将目前仅有的几个武装党卫队团（后来的师的前身）投入了战斗。施坦因纳的步兵团、“德国”团、一个炮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另一些单位编进了肯普夫的混合坦克师，“领袖警卫”旗队的摩托化步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日耳曼尼亚”团并入向波兰进军的攻击部队。
战争爆发之初，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波军的实力，估计波兰可以抵挡数周之久，法国估计波兰可以支持到１９４０年春，波兰军事当局更是盲目自信。不料，德军突如其来的“闪电战”，给了波军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空军来不及起飞，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五百多架飞机几乎全部被摧毁。德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主要工业区，把波军分割开来并就地包围，两周之内，波兰军队崩溃之势已成定局。在这场德军的第一次“闪电战”成果里，武装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波兰中部的布祖拉战役中，“领袖警卫”旗队表现出了罕见的战斗力。它以一个团的兵力紧紧咬住了波军十七万人的主力兵团，最后配合陆军形成包围圈，迫使其缴械投降。而施坦因纳的“德国”团在充当陆军第三军团进攻姆拉瓦和莫德林的尖刀时，表现得英勇善战。这支被军事精华论专家训练出来的部队，在这次实战中，每一个官兵都成为善于熟悉并掌握运用地形的“狙击手、猎手和竞技能手”。特别是在国防军对零星的波兰游击队的袭击感到有力用不上时，施坦因纳训练有素的士兵，再一次显现了它所具有的特种兵的本领。
尽管如此，这些武装党卫队王牌师的前身在波兰战役中还是暴露出了许多缺陷，它们这时并不“成熟”，也不能使品头评足的陆军将军们感到满意。与陆军部队相比，武装党卫队部队的伤亡要严重得多。同时，暴露出这些部队只适合于小区域战斗，而不适应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因为，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没有经过师一级的战斗训练，它的军官不能胜任武装部队司令部提出的复杂战役和战略要求。当然，每当这时，一向睥睨国防军的这些武装党卫队领袖就提出许许多多理由和异议，说什么陆军在波兰战役中，很少给武装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以重武器支持、给养也很差等等。但武装党卫队的军人们，待别是一些领袖，他们对自己部队的成绩也不满意。他们心中的武装党卫队部队，应该是只要一投入战斗，就应令敌人惊讶，感到威慑。现在看来，这个效果在波兰战役中，根本没实现。
出路只有一条：必须改编成师的编制，必须适应集团作战。这一点在柏格尔的帮助下，武装党卫队这些团建制的特别机动部队很快变成了师建制，并成了武装党卫队的王牌师。这一点，武装党卫队的“领袖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在打响西线战役后，就逐步实现并开始成熟起来。
在法兰西战场上锻炼成长起来的武装党卫队各师、团，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后的大大小小战役中，开始以王牌部队的面孔纵横战场……
１９４１年４月的巴尔干战场上，武装党卫队各王牌师，终于显示了它们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以五十万重兵攻打希腊达半年多，不仅没取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六万三千人。而武装党卫队“领袖警卫”旗队的突然远征，很快就逼降了希腊主力军队“体操”团，致使希腊首相亚力山大·科里齐斯自杀，为希特勒将战争推向苏联扫清了障碍。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之后，活跃在苏联战场的各武装党卫队王牌师，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成为东线德军的中坚力量。国防军从这些武装党卫队的王牌师身上，看到了一种顽强的精神，一种军队在战争中应当具备的狂热士气，扭转了国防军将军们对武装党卫队的传统观念，开始由睥睨、惊恐变为服气和离不开了。
作为进攻苏联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开路先锋的“德国”师，在三个星期内，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了四百五十英里，打通了进攻莫斯科的道路和要塞。当１９４１年底的寒流袭击苏联战场后，沿着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推进的德军，开始陷入“龙潭虎穴”。以“台风”为代号的攻击并打下莫斯科的计划遇到了严峻挑战。尽管德军在希特勒不借一切代价打下莫斯科的严令下，顶风冒雪，打得十分积极、勇敢，特别是“帝国”师的一个团已打到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已能望见克里姆林官尖顶上的红星，但仍然没能实现攻占莫斯科的目的。而且，苏军于１２月６日，在莫斯科前沿二百英里的战线上发动了第一次强大反攻。
这支由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空军组成的强大苏军，是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苏军的猛烈反攻，使德军的防线接二连三被突破。
１９４２年１月，一支强大的苏联军队从莫斯科西面冲出后，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背后插去，眼看合围之势就要形成，德军即将被消灭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之中。这时，德军第九军团司令莫德尔将军将武装党卫队“帝国”师师长叫来，命他派部队阻击从西边冲上来的苏联人，守住与西面陆军保持联系的单薄的防线，坚持到莫德尔在南方集中足够数量的部队，以便给予苏军沉重打击。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库姆奉命率武装党卫队“帝国”师的“领袖”团，在尔热夫附近的伏尔加河曲地区进入阻击阵地，他们冒着零下52度的严寒，日日夜夜不倦地阻击数倍于已的苏军。
这场阻击战无论是对苏军，还是对武装党卫队“领袖”团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从西面突围过来的苏军，第一次碰上了这种由杀红了眼的亡命徒组成的德国军队，无法迈过伏尔加河曲地区。因而，在２月１８日德国第九军团司令莫德尔的反击下，苏军蒙受巨大损失，不得不撤退。而像钉子一样钉在伏尔加河曲地区的“领袖团”虽然打退了苏军无数次进攻，却遭受了该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当库姆和他的团换防撤下来后，他碰到了军团司令莫德尔。莫德尔对‘领袖”团的突出表现首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接着关心地问：“我知道，您的团必定遭到不少损失，库姆，可是我现在还缺不了你们。您这个团还有多少兵？”
库姆向窗外指指，说道：“我的团就在外面！”
第九军团司令莫德尔向外望去，只见那儿站着三十五个破衣烂衫、大多负伤的武装党卫队战士。两干多人的“领袖”团，在这次著名的阻击战中，除了那幸存的三十五人外，其他都水远地长眠在俄国的大地上了。
在瞬息万变的东线战场上，德国土兵越来越感到，东方前线已经变得像梦梦般可怕，特别是在这场恶梦中，斯大林又添加了游击战的幽灵。局势的变化，开始渐渐影响“骷髅”师师长艾克，“他终于认识了战争，同时，也意识到军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战争开始“矫正”艾克失衡的心理，他也表现得能够适应军人的精神状态。这个早先的集中营看守人员，自佩带党卫队副总指挥的领章以来，仿佛交了样。他整天呆在他的司令部里，把门插上，并在门口加了岗哨。他根据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剪取形势图的战术标记，在地上摆弄这些标记，模拟一个师如何行军，如何设防，如何进攻……艾克正干的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以免他的总参谋部的首席参谋部军官对他突然爱上军事有所觉察。艾克这样做，是有他的想法的，一来战局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在这场危机四伏的战争中，不懂军事，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二来他的同伴、其他武装党卫队取得的累累战绩也吸引着他，他必须让他的“骷髅”师迎头赶上，并超过这些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党卫队大小领袖们。
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莫斯科战役的阴影开始笼罩到北方案团军群，苏联红军在伊尔门湖东南杰米扬斯克包围了“骷髅”师和另外五个陆军师。面对苏军威名远震的Ｔ３４型坦克及强大的炮火攻势，陆军的五个师变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眼看阵脚已乱，覆灭就在眼前。这时的“骷髅”师，在艾克稳健的指挥下，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不时还能打个小反击。“骷髅”师顶住了苏军的猛烈进攻，不但挽救了自己，而且也挽救了五个陆军师。它们见以前的棍棒部队“骷髅”师都稳住了阵脚，顶住了攻势，也增加了信心，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反击和防守，等待援兵。结果，在艾克指挥的“骷髅”师的榜样和策应下，被围困在杰米扬斯克的德军坚持了几个月之久。随后，艾克又指挥“骷髅”师再次显示了他们的主动进攻精神，他们配合陆军部队强行打开了苏军的“铜墙铁壁”包围圈，解救了陷入苏军重围的杰米扬斯克要塞防守部队。这次战斗，苏军指挥官不得不承认，艾克是德国的师一级将领中考虑周密而又十分顽强的对手。德国陆军元帅布施这样评价：这次救援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副总指挥艾克的有力指挥”。
武装党卫队的王牌师在东线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它给德国士兵留下了一个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杰米扬斯克、尔热夫、米乌斯的阻击战，拉多加湖、沃尔霍夫……，这些分布在苏联东西南北的地名中，都刻有一支武装党卫队王牌部队传奇似的战斗历史，它在敌我双方眼中都具有神话般的魔力，既叫人迷信得望而生畏，又使人充满嫉妒而感叹不已。朋友和敌人一致认为：武装党卫队士兵们的英勇顽强，是任何其他部队都难以达到或超过的。
伴随战局日益恶化，武装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中精锐师的作用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希特勒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的重视。
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而言，都是一个关系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键时期。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四个月时，希特勒意识到，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正在向一个无底探渊滑去。１１月１９日，苏联军队开始反攻，万炮齐发，露天动地的炮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大草原，也打破了希特勒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梦想。成批的苏军坦克从隐蔽阵地开出，疾驰猛进，朝已深陷斯大林格勒巷战中的德军扑去。已成强弩之末的德军鲍罗斯集团很快落入了苏军的铁壁合围之中。希特勒惊恐万分，一面严令被困的鲍罗斯集团死守待援，一面收罗炮灰，拼成一个“顿河”集团军，由享有“攻城专家”和“战略家”盛名的曼斯坦因陆军元帅充任司令，为鲍罗斯集团解围。而且，从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为了向世人证明，他还有能力在明年夏天发动新的夏季攻势，又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一面救救被围、挨饿的鲍罗斯第六军团，一面为下一次夏李攻势做准备。
在这个复杂而激烈的东线战役背景下，正在法国战斗的最强大的党卫队三个师——塞普·狄特里希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和“骷髅”师接到希特勒“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救援”的命令后，迅速进入哈尔科夫东南阵地，准备配合“顿河”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营救鲍罗斯第六军团。
然而，武装党卫队的这几个王牌师还没来得及发起攻击，“顿河”集团军在曼斯坦因的指挥下，就已开始攻打斯大林格勒外围的苏军。曼斯坦因的营救行动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在曼斯坦因依仗其兵力和坦克优势，迅速突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五十一集团军的薄弱防御时，担任保卫“顿河”集团军侧翼的“罗马尼亚”师被苏军的反击击溃了。这样，“顿河”集团军就失去了屏障，完全暴露在苏军的夹击之下。“顿河”集团军不仅没能为鲍罗斯集团解围，反而有被苏军围歼、成为第二个“鲍罗斯集团”的危险。
可怕的危机控制了东线。斯大林格勒的连锁反应，将导致整个东线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驻守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武装党卫队各师，又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苏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垮曼斯坦因的增援部队、消灭鲍罗斯集团后，迅速向哈尔科夫城扑去，意欲乘胜追击，再来一个“斯大林格勒战役”。哈尔科夫城是一个关键的战略要塞，德军占有它，可以掩护溃退的德军稳步退去，并组织新防线和发动新攻势；苏军攻克它，则能迅速形成钳形包围。德军的存亡与兴衰全系此城。
驻守在哈尔科夫的武装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和“骷髅”师再一次证明了它们是德国陆军中的“一块磐石”。它们在苏军的猛烈攻击下，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大地在阵阵颤抖，房屋在坍塌，掩体被炸飞……，哈尔科夫战场刹那间浓烟滚滚，尘土雪块飞扬，喊着“乌啦！”的苏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冲锋。守在哈尔科夫各防御阵地的武装党卫队各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有的阵地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夷为平地，武装党卫队士兵全部阵亡后，阵地才丢失。但是，这些用纳粹思想武装的“世界观”部队很快就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有的阵地要经过十多次反复占领、争夺才最后丢失。在一次反击中，“骷髅”师师长艾克被一枚炮弹炸死，这使“骷髅”师的士兵受到了很大打击，这一点，在未来的战争中渐渐显露出来了。不过，在这场进攻与阻击的战斗中，苏军还是第一次发现，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对面这支德军有着不可战胜的顽强意志，对他们这种不计牺牲、不畏强敌的精神在叹服之余又深感遗憾。
武装党卫队这三个王牌师在数倍、甚至十多倍的苏军攻击下，一直坚守到其他德军完全撤离危险区以后，才撤离阵地，离开哈尔科夫地区。在撤离阵地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由豪塞尔指挥的这三个武装党卫队师在击退苏军的强大攻势的间隙中，发现阻击任务已完成，便请求上级兰茨军团，允许放弃哈尔科夫，撤离该地。兰茨司令部却以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为由，不予同意。而遭到阻击的苏军己发誓要消灭这支武装党卫队的王牌部队，开始在豪塞尔的第二装甲军（由武装党卫队这三个师组成的）背部集结军队，准备完成对豪塞尔军的包围。豪塞尔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再不撤离，这支在东、西两线举足轻重的王牌部队，将被消灭在哈尔科夫。２月１５日１２点２０分，豪塞尔在接到陆军总司令部再次传达希特勒不许放弃哈尔科夫的命令后，自作主张，毅然撤离了这个被死神笼罩的哈尔科夫城。结果，武装党卫队的王牌部队，也是德军中最优秀的一支部队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而使曼斯坦因陆军元帅在夏季的反攻变为可能。
一年后，德军在苏联土地上展开的最后一次强大反攻失败后，武装党卫队的王牌部队再次“阻止了一种新的斯大林格勒局面的出现。”
１９４４年１月，苏联红军在切尔卡瑟包围了两个德国军，随即又在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包围了一个完整的德国装甲军团。然而，令希特勒庆幸的是，身陷切尔卡瑟包围困的德国军队中，有一个武装党卫队的精锐师——武装党卫队“维京”师，而且，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军事精华论专家施坦因纳。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少尉，这次又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军事精华论的典范战例。身陷重围的“维系”师临危不乱，派出多股突击队，配合“维京”师主力和陆军的正面突围，很快打开了缺口，拯救了这两个德国军。
同样，在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的包围圈中，有一个武装党卫队最精锐的装甲军——豪塞尔的武装党卫队第二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令苏军头痛并发誓要消灭掉的豪塞尔军，又一次以其顽强的斗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显示了武装党卫队王牌部队的不同凡响。第二装甲军在突围战斗中，似一柄锋利无比的尖刀，很快在卡缅捏茨一波多尔斯基包围圈上割开了一个缺口，并掩护整个德国装甲军团冲出包围后，才最后撤离。豪塞尔军这次成功的突围，为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防线保留了一支主力部队。
切尔卡瑟和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突围战，又给武装党卫队赢得很高的评价：
党卫队部队战斗的结果有时获得辉煌胜利，有时取得微不足道的成果，或是完全没有取得成绩。但是，不论每次具体作战行动胜负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遏制住了敌方的挺进。
然而，武装党卫队王牌部队在军事上的胜利，却掩盖不了它已经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现实。“维京”师在切尔卡瑟突围时，丢失全部坦克、全部装备和一半人员。而早在１９４３年，这些王牌师的三分之一人员，就已长眠在苏联地下。不过，武装党卫队王牌师所蒙受的沉重损失，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这种损失加在任何一支陆军头上，这支陆军肯定早已一蹶不振，更不可能在切尔卡瑟和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的突围战中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尽管如此，武装党卫队“黑色辉煌”背后的阴影，还是严重影响了它的士气和德国人的心态。连年征战，武装党卫队人员大量损失，趾高气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下，武装党卫队减员高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兵员补充日益困难，就连兵员补充专家柏格尔也黔驴技穷。各地兵源补充处办公室的每份新报告都证实，德国人被关于这些部队的野蛮作战方式和惨重的流血伤亡吓坏了，不再有参加曾让他们引以为骄傲的部队的积极性。这种状态在１９４４年下半年时，就更严重了。仅在６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１９日之间，武装党卫队就损失一干二百三十九名各级领袖和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名队员，其中死亡一万三干零三十七名。在这些遭受损失的各师中，最惨的当属“骷髅”师，该师在这年１１月１５日的一份报告中，对该师蒙受损失的情况和灾难性后果进行了叙述：
战斗迄今所受的损失，已消耗作战部队的主要领袖和副领袖这些骨干力量将近（达到）百分之六十。副领袖这一层严重缺乏，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支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副领袖和组长均已丧失殆尽的连队，是不可能展开进攻的。叫它担任防守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缺少主心骨。现在，师里有的连长已经站在自己的阵地前面不知如何判断情况了。
物资装备的消耗大大超过补给，大批坦克因得不到及时维修而成为一堆废铁，坦克的数量跌到只相当于战前一半的水平。武装党卫队元气大伤，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部队内部又发生了蜕变。昔口支撑着武装党卫队的精神支柱和对元首的信仰，在１９４３年前后已濒临坍塌。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和武装党卫队杀人如麻的昭彰劣迹，德国的广大青年，以及那些曾羡慕、追随这支部队的外籍青年，开始对“黑色军团”由敬慕、向往转为厌恶躲避。一时间，武装党卫队设在各国、各地的征兵办公室一片冷清，武装党卫队只好强行征兵，兵员质量一落千丈。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在一场令武装党卫队崩溃的战役中，它失去了三十二万人。
武装党卫队、尤其是它的王牌部队的“辉煌”的“光环”正在慢慢消失，各师受着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威胁，使之发出的求援呼声明显地尖锐刺耳起来。特别是因为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补充处拨给的补充兵员，严重地改变了部队的中坚性质和战斗水平。过去，武装党卫队的士兵被崇拜希特勒和为新德国服务的信念所鼓舞，狂热积极地走上战场。这些年轻的党卫队士兵、理想主义者，飘飘然不可一世地自以为除了献身于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和德国以外，就再没有其他更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然而，辽阔的俄国土地上的坟墓和十字架证实了他们的悲剧性错误，并让整整一代人共同尝到这个悲剧性错误的苦涩。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党卫队士兵倒下之后，发现了一大批“真心实意”或所谓“志愿”参战人员，这些人员缺少他们已故先驱的天真信念、狂热追求，他们在血腥和恐怖的战场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执行任务时往往十分反感。特别令武装党卫队忧虑的是，这些人员没有已故者的热情，不仅疑虑重重，而且素质极差，给部队带来一种与那些创造了奇迹的先驱者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这在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一份满含愤怒的报告中表露无遗：
……精神状态很糟，充分暴露出父母亲、家庭、教会等等的明显影响。行动准则是：要是我被征召，那我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我不是自愿去的，而且也害怕投入战斗……
武装党卫队的王牌部队在内外因素的打击下， 战斗力明显下降， 它们原有的“世界观”也被残酷的战争和巨大的消耗击碎了。官兵对元首至死不渝的忠诚已大大减退，有的高级军官在行军礼时拒不呼喊“万岁，希特勒！”而代之以“万岁！”。有的部队干脆穿上冲锋队传统的褐色衬衫招摇过市，气得党卫队全国领袖七窍生烟。当年那种在整个德国军队中引以为楷模的严明的军纪和高昂的士气也荡然无存。大量官兵精神颓废，情绪低落，消极厌战，因纪律松弛而频生事端。以这些王牌师为首的武装党卫队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尽管，在最后一次大战役——“诺曼底登陆”中，这些王牌部队又打了几个不错的胜仗，但仍然无法改变它们江河日下的命运。
就这样， 这柄为希特勒征战东西方立下赫赫战功， 象征血腥、恐怖和死神的“黑色利剑”，这支曾被喻为战无不胜的王牌军，在经过短暂的“黑色辉煌”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狂涛巨浪中，随着第三帝国末日的来临，沉入了永久的黑色深渊……
作者的话（代序）第一章 恶魔横空出世——党卫队的建立
第一节·················从本部警卫到党卫队
第二节····················党卫队的来源
第三节················“国中之国”的党卫队
第四节·················帝国的“长刀之夜”
第五节···················纳粹政权的支柱第二章 纳粹第一刽子手--海因里希·希姆莱
第一节··············杀人魔王原是一个养鸡场主
第二节·················希姆莱主宰黑色军团
第三节·················希姆莱与纳粹领袖们
第四节················希姆莱的助手海德里希
第五节···················冒牌统帅的结局第三章 血色阴森的集中营——骷髅队暴行
第一节····················法西斯集中营
第二节·····················党卫队分子
第三节······················死亡工厂
第四节·····················妇女和儿童
第五节······················医学试验
第六节·····················抵抗和暴动第四章 谈虎色变的影子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
第一节·················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第二节··············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权势之争
第三节··················无孔不入的间谍网
第四节················残酷镇压国内抵抗运动
第五节··················黑色死神笼罩欧洲第五章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党卫队的血腥统治
第一节····················东方民族政策
第二节·················原始野蛮的奴隶劳动
第三节·················惨无人道地屠杀战俘第六章 第三帝国王牌军——武装党卫队
第一节··················“黑色利剑”出鞘
第二节················“黑色利剑”的铸剑师
第三节·················把“上帝”赶回天堂
第四节·················武装党卫队与国防军
第五节··················黑色军团横扫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