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音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员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第六节 抵抗和暴动
集中营里的抵抗运动 比克瑙特别小队的暴动
残配的折磨和压迫，必定遇到强烈的报复和反抗。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奥斯威辛的囚犯，特别是战俘，而尤其是俄国战俘，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反抗和逃跑。在集中营中，犯人们组成政治活动小组，给集中营内的囚犯提供医药、食物和衣服。在当时恐怖的统治下，这样做是极其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些人仍然于方百计与纳粹分子周旋，从毒气室里救出许多人，瞅准机会帮助可能逃跑出去的人逃跑。
在１９４３年以前，比克瑙还不存在建立地下组织的条件，有觉悟和思想进步的犯人太少。集中营周围地区的居民总是出卖试图逃跑的犯人，这又给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在集中营里，很长一个时期，笼骂着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氛，这种气氛使犯人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受到摧残。任何抵抗的想法都会被对叛变的恐惧、而主要是为大批犯人麻木不仁的俯首听命所断送。
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后开始的，这一胜利使人们对于有可能获得自由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各种抵抗小组建立起来了，加强了各营之间的联系，逃跑更加频繁了。
地处僻静角落里的钳工房成了抵抗运动各小组代表们活动的场所。表面上，犯人们要在比克瑙的各个营干种种钳工话，这些人干活总是快得使党卫队分子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谁也想不出，犯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很快这些人就成了营中不可缺少的人，于是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工作队。这个队的成员生活得要比其他的犯人好一些，而主要的是能够在比克瑙地区内自由来往。
因此，抵抗运动小组得以从毒气室救出了许多同志。他们把药品送给医院的人员，来治疗其他犯人。他们还和女营保持密切的联系，传递犯人们的信件和各种物品。
抵抗运动在女营中组织得更好。但是，那里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能超出男营中地下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生活在紧张状态之中，并时刻担心党卫队分子这些职业罪犯和叛变者会突然发现这些秘密。
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抵抗运动小组的活动有好几次超出了本营的范围，想方设法帮助了捷克家庭营中的人们。
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起，抵抗运动小组加强了逃跑的准备工作，并且许多次逃跑都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在集中营周围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在营区企业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一些雇佣人员建立了联系。
苏联战俘们从展览用的飞机上搞来了武器，他们还从那里把收音机带进了集中营。
１９４４年秋天，犯人们加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由奥斯威辛１号营的抵抗运动中心领导，但起义并没有举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奥斯威辛集中营一片混乱，射击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撕破了秋日的宁静。一件新闻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营：特别小队的犯人们手执武器造反了，正在和党卫队分子战斗！
犯人们反对党卫队分子的武装行动在１０月７日前就开始准备了，特别小队的犯人中的主要政治组织者是集中营的监工、立陶宛人卡明斯基。卡明斯基获得党卫队分子的信任后，利用方便的条件到其他营去，并和秘密政治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
卡明斯基在１号焚尸场内藏了三十颗手榴弹。在卡明斯基的小队里，除了波兰犯人，还有二十五名苏联战俘。
但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卡明斯基被杀害了，愤怒的犯人们聚集在卡明斯基的遗体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抵抗组织得知，在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可怕的屠杀之后活下来的特别小队的队员们要在最近几天被消灭掉。抵抗组织马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特别小队中的抵抗小组成员，他们迅速挖出了藏匿的武器，在打死威胁他们的集中营监工后，解除了党卫队分子的武装。一部分暴动人员放火烧了４号焚尸场，占据了焚尸场后小树林中的防御阵地。枪声、爆炸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把集中营的全部驻军，计三干名装备良好的党卫队队员都动员了起来，将焚尸场团团围住，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被暴动人员所占领的小树林。党卫队封锁了沿着通电铁丝网的小道，特别小队根本没有可能从焚尸场和集中营逃跑出去。只有一组暴动人员杀死了六名党卫队分子，向维斯拉河方向逃跑了。党卫队分子在离比克瑙十公里的赖斯科地区追上了他们。逃跑者在一座棚子里进行自卫。但是，纳粹分子放火烧棚子，并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犯人。
在这场争自由的英勇斗争中，有二百名犯人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暴动的组织者格朗多夫斯基。在集中营地区抓到的暴动人员被枪杀在４号焚尸场的院子里和２号焚尸场的周围，只有几个人得以隐藏了起来。
焚尸场的暴动是奥斯威辛的犯人们唯一的一次武装行动，它有很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意义。暴动极大地提高了犯人们的觉悟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以及战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向党卫队分子表明，即使人数不多的犯人也能进行反对大批党卫队分于的英勇战斗。
第四章 谈虎色变的影子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
他给人以慈眉善目、谦谦君子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一个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哭哭啼啼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就是盖世大保之父——赫尔曼·戈林。
盖世太保（ＧＥＳＴＡＰＯ），这四个字使盟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在它的统治下，千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摧残而命丧黄泉，使欧洲大地血流成河，白骨累累。
但是，哪一个人——受害者、耳闻目睹者及后人，能完整地描绘出这个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东西呢？是哪个庞然大物锻造了纳粹机器的这根轴呢？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在兴登堡大元帅的办公室里。希特勒获得德国内阁总理的任命书。在一系列的人事任命中，国会议长戈林作为“不管部”部长隶属于内阁，同时兼管空军和普鲁士内政部事务。
赫尔昼·戈林并非面目狰狞，他那宽阔的脸膛和蔼可亲。他举止大方，待人随和，讨人喜欢。然而，人不可貌相，他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杀人和恐怖勾当。
希特勒担任帝国总理后，黑色恐怖便笼罩着全德国。扰衅性的巷战暴动造成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纳粹突击队员通宵达旦地肆意抓人，然后随意用手枪、绳索和棍棒将他们杀死。
戈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掌握警察的领导权。他对警察事务早有浓厚的兴趣。他从他的朋友、柏林警察局第一厅的官员鲁道夫·狄尔斯那里熟知了政治警察 的日常业务。
２月２日，戈林以普通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了普鲁士警察局的领导权，并对它进行了大清洗，将一干四百多名异己分子清除出警察局，断然开除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官员，转而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取代。成百个警官、监察员和穿制服的警官、三分之二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让位于冲锋队和党卫队员。盖世太保从此在纳团体中崛起。
２月９日，戈林的警察机器加速运转。他们对全国的共产党人聚会场所和党的领袖住宅进行搜查，并通过新闻媒介大造其谣，说是发现了武器、弹药和文件，造成共产党淮备叛乱的假象，以蒙骗德园公众。柏林的街道上，带着纳粹袖章的三万名“辅助警察”，在巡逻、执勤。他们每天可领到三马克的补贴，这笔钱，在战败后经济萧条、大批人失业的境况下，是个不小的收入。
戈林是暴力的疯狂鼓吹者，他命令警官“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枪。每个警察都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即不采取行动要比在执行命令中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
他还在指示中说道：
……现在从警察枪管中发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在进行这种谋杀。这一切都是我的命令，我抵偿一切，我承担贵任，我无所畏惧。
他在３月３日的演讲中说：
“我这里不行使什么公道，要的是消灭和根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要在这场生死搏斗中痛击你们(指共产党人)，我要同我手下的褐衣队员一起进行这场斗争！
这些话无疑是屠杀的动员令，警察不再受法律的约束，司法不再起作用，德国已完全纳粹化了。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就把警察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特别警察部队”。他物色了一个狡猾异常的警官，即普鲁士内政部政治警察部队高级政务参议鲁道夫·狄尔斯博士，任命他为第一处处长。招兵买马之后，原来只有六十多人的部门，一下子增加到有二百五十多名官员的机构。
戈林通过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使狄尔斯的警察逐步摆脱政府的领导。４月底，他通过一项法令，将狄尔斯的政治倩报机构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它是一个只受戈林领导的邦警察部门。一位不著名的设计邮戳图案的邮局职员给这个新机构定了一个缩写名称：ＧＥＳＴＡＰＵ（秘密国家警察处），但民众都称它为ＧＥＳＴＡＰＯ（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这一魔鬼般的名字使德国和整个欧洲心悸。在德国和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里，只要提到“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仿佛空气都要凝固。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类历史上的头号恐怖组织。
第一节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 戈林与冲锋队之争 戈林与希姆莱的明争暗斗 盖世太保划归党卫队 海德里希建立秘密警察处
当戈林这个好充大人物的家伙在国会里夸耀自己时，他没有料到，在阴影里早有另外一个人决心把警察夺走。
戈林在昔鲁士建立他的盖世太保时，希姆莱的眼睛也盯着秘密警察这块肥肉。１９３３年３月，希姬莱放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一个月以后成为整个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领导人。于是他有了向建立全国警察的目标进军的条件。他决心废除旧有的那种警察，建立起一支统一的全国性警察。他要摆脱“各区诸侯”的影响，把警察事务的权力集于他一人之身。党卫队三级小队长贝斯待博士愿为他效劳，并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但是他马上便感到力不从心了。普鲁士总理戈林率领他的警察队伍固守自己的地盘，对他这个侵占者虎视眈眈，使他难以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两个野心家都攀握着一部分警察，都欲吞掉对方，一场争夺全德国警察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
戈林碰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他意想不到的。１９３３年春，戈林号召警察和称之为“辅助警察”的冲锋队人员“采用最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活动……如有必要，不借使用武器。”他指手划脚地对冲锋队员嚷道：“在这一点上我不讲什么公正，我的任务只是处死和斩草除根，别无其他!”
遗憾的是，这位普鲁士总督低估了冲锋队这个由罪犯、流氓、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渣滓装满的垃圾箱的破坏力。冲锋队有了上方宝剑，便横行于大街小巷。他们对被捕者滥施刑罚，百般折磨。仅拍林一个城市，便设立了五十个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衔、德黑曼街、菲斯滕费尔街的各处防空洞中，冲锋队员们狠狠毒打被捕的人。恐怖随即波及到其他地区。普鲁士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戈林的初哀是利用冲锋队，然而他自己却被冲锋队包围起来。令他警惕的是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也时髦地穿上了褐色衫，局长们的身边坐着春风得意的冲锋队顾问。局势已经失控，戈林意识到，他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狄尔斯见局势不妙，便建议对冲锋队采取行动。戈林对此模棱两可，冲锋队的过火行动是在他的鼓励下干的，不遏制冲锋队的势力又危及他的地位，对此，他莫衷一是。狄尔斯未等主子首肯，便抢先行动了。
他调来一批警察，包围了德黑曼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的刑房，在四周架上机关枪，迫使冲锋队交出了被抓定的人。这些受害者被关在狭长的柜子里，成天站立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反复地拷打。十几名冲锋队员分成几批，轮番上阵，让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他们躺在烂草堆上，浑身伤口已经化脓，饿得只有一口气了。
狄尔斯到此并没有罢手，他派出全部人马，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寻冲锋队的据点，然后把它们取缔。到了５月底，普鲁士冲锋队的集中营几乎绝迹。冲锋队给秘密警察带来的威胁消失了。在反冲锋队的同时，狄尔斯同他的主子戈林共同认识到，真正威胁他们地位的人是希姆莱和他的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出击，他们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老谋深算。”
在党卫队中，有戈林的人，也有希姆莱的人。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虽然没有加入希姆莱阵营，但戈林还是不放心，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奈比的野心大到对人毫不隐瞒的程度，他的名言是：“没有信念，只有权力。”吉斯维乌斯有向上司打小报告的嗜好，他鼓励奈比向狄尔斯挑战。二人利用狄尔斯对各种势力的圆滑态度，控告他可能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并劝说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相信这个推断。看上去头圆简单的达吕格却十分清醒，他对他们说：“你们难道还想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吗？”事实上，奈比和吉斯绍乌斯早已和希姆莱挂上了钩，成了引虎进门之人。
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部下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一队党卫队员冲进了狄尔斯的私宅。狄尔斯大太被关在卧室中，帕克布随对室内进行搜查，试图找出他反对党卫队的证据。狄尔斯太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偷偷打电话给丈夫。几分钟之后，狄尔斯带领一队临时找来的动物园警察坐车赶到了家里。帕克布施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解除了武装，抓了起来。
帕克布施被关了起来， 达吕格只好出场了。 他向戈林求情，说帕克布施只是“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反对柏林党卫队才是大问题。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成了真理，戈林虽然不相信狄尔斯是暗藏的共产党人，但起码是个不得力和招惹是非的家伙。他下令释放了帕克布施，并于几星期后派人包围了狄尔斯的机关。狄尔斯大惊失色，慌忙逃往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在那里静观局势的变化。
戈林对狄尔斯的态度，暂时平息了党卫队的攻击，希姆莱多少得到一点面子，两家的关系又转好了。狄尔斯博士见风干浪静，便返回柏林，并荣耀地担任了党卫队的旗队长。在他的人事档案上有如下的评价：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对戈林的第二次夺权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在秘密警察处安插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的代表，这个突破口太小，显得微不足道。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帮了希姆莱的大忙。他就是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博士。他极有远见地主动投靠党卫队全国领袖，愿为他效犬马之劳。他主张中央集权，设计了一套国家管理办法。规定中央有权对各邦发布指示，其中自然包括对警察部门的领导。这样，两个反对“诸侯政府”和“诸侯警察”之貉结成了一丘之盟。
弗立克博士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内政部要掌握全德国的警家部队。在细则中有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德国留察部门不得发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和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干部(少校以上)的规定。
弗立克博士给了戈林致命的—击，他的独立王国面临被吞食的危险。但戈林毕竟是戈林，戈林决非等闲之辈，他抢先采取了行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０日，戈林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归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戈林棋高一筹，他仍然领导着秘密警察，又逃脱了弗立克设计的对警察的控制。
以希姆莱为首的警察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赞同下，在弗立克的暗中配合下，向普鲁士一戈林的分离主义展开强大攻势。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中央内政部任命希姆莱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到了１２月份，又任命他为巴登、黑森、不来梅、安哈特、图林根和萨克森的政治警察司令。转年１月，希姆莱又任奥尔登堡、不伦瑞克和萨克森的政治警察司令。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希姆莱蚕食了除普鲁士邦和绍姆堡一利珀以外所有各邦的政治警家的权力。
面临宿敌罗姆的仇狠，再加上新敌希姆莱和弗立克的咄咄气势，戈林有变成孤家寡人的危险。权衡利弊之后，他决定同希姆莱讲和，以保老本儿。他开始和内政部谈判， 表示可以接受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观点， 说以这种方式在全国追击敌人是“正确的恰当的和必要的”。他对希姆莱决心除掉罗姆这个事实表示欣慰。他赞赏由希姆莱领导的这次快速攻坚战在战略上的灵活性。希姆莱则要求他交出盖世太保。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结果是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数划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内政部，指挥全国的着装警察；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戈林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职位让给了希姆莱，使希姆莱成了事实上的领导人。
海因里希·希姆莱欣喜若狂，他的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营察，这标志着他向权力的顶峰又迈进了一大步。
他很忙，还有许多权力在向他招手，于是，他物色了一个不会同他抗衡的人物。
还在１９３１年初的时候，希姆莱便接受希特勒的委托组织一个保安处，负责纳粹领袖的保卫工作。他随即仿效旧德国陆军成立了一个叫ＩＣ的部门——陆军参谋本部主管敌情侦察的部门。希姆莱任命海德里希后仍亲自领导这个部门，但实际工作已完全交给这个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现在，他又把盖世大保的实际工作交给了他。
到了４月的时候，海德里希作了一次全国性旅行，顿时灵感大发，着手建立起大型的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取名为党卫队保安处（ＳＤ）。这个月的月底，希姆莱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成了秘密国家警察（秘密警察），亦即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普鲁士变种的副主子兼督察员（名誉上的头子仍是戈林）。海德里希作为副头子的副手直接负责秘密警察处的日常工作。这时党卫队保安处的权力也有所扩大，被海德里希确定为“除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外，不许再出现任何党的情报或谍报机构，也不许搞名为国内情报组织实则插手外交的机构。”
但这时党卫队保安处尚不成熟，就一百名工作人员这个人数而言，还难以形成一支新的警察队伍，海德里希对它不抱太大的奢望。他对他的夫人莉娜说：“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并开拓了取得政权的道路。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
他同希姆莱不谋而合，便着手在秘密警察处的最高层和德国各邦警察合并，并贴上党卫队的标记。然而，事情并非顺利，这种合并，遭到慕尼黑一些刑事高级警官的反对。其中使有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处第二处的探长缪勒，他说道：“让他们来好了，我们会向他们说实话的。”这些人担心的是他们的权力将会被剥夺。
出身于农家的矮胖探长缪勒曾当过飞行员和军士。在慕尼黑警察局任职期间，因枪杀共产党员人质而享有‘铲共老手”的称号。纳粹党慕尼黑区领导机关曾这样给缪勒画像：“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抡起胳膊横冲直撞，时刻善于表现自己的才干，但对掠人之爱却毫不知耻。”这个常常置法律条文而不顾，且名利思想严重的警察，正是海德里希理想的人选。他首先被吸收到新组织中来，这种意想不到的提升，使刑事警察头目们不再反对合并了，他们全部被接纳进党卫队保安处，成了秘密警察。
除缪勒之外，还有两个在盖世太保中占有重要一席的人物。
一个是教员的儿子、工兵中尉出身的刑督阿图尔·奈比。他是个生性多疑、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曾当过党卫队赞助队员，参加了冲锋队。他被调进秘密警察处任执行部门（秘密警察第一处）的领导。
另一个是卡尔·鲁道夫·瓦格纳·贝斯特博士。他是个邮局职员的儿子，民族主义者，处处以法学家自居。他负责第一处（行政和法律）。
秘密督察处长海德里希的统治机器开始运转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的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是“到新的阵地上去寻找敌人。”这个由党卫队把持的秘密警察处把戈林所建立的监视网进一步完善起来。
备行政区秘密督察分局和设在省长机关或邦政府里的秘密警察领导机构越来越庞大。谍报警察已开始打入军事反谍报领域。德国边境也纳入秘密警察的控制范围。此后，秘密警察又建立了一支自己的边防警察，在边境地区侦察政敌、缉捕叛国者。
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迅速膨胀起来，拿柏林一处为例，开创时期，ＩＡ部门只有工作人员三十五名。到了１９３５年初，人员巳发展到六百零七名，经费也由１９３３年的一百万马克，增加到１９３７年的四干万马克。
这时，作为党卫队的保安处依然存在，只是保安处的人员控制了德国秘密警察。作为全国警察总监的希姆莱和秘密警察处长的海德里希并不满足，他们开始朝着将党卫队和全国其他所有警种合并，成第三帝国的国家保卫团的目标前进。
第二节 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权势之争
预防性逮捕 保安警察——警察中的督察 风纪警察头子达吕格坐第三把交椅党卫队保安处重新倔起 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团》德国中央保安总局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的发报机向全国各地刑事警察机构发出“逮捕犯罪分子”的电文命令。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刑事警察中央接到命令，立即指示各地刑事警察机构，迅速将本地区内的所有违法分子，即刑事警察认为的职业犯罪分于、惯犯和一贯危害风化并逍遥法外者，列出名单上报。
３月９日，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进行大搜捕，约两干名被捕者被关进萨克豪森、萨克森堡、利希滕堡和达聚集中营。
这种预防性逮捕犯人的事件，表明了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国的巨大权力。他剥夺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想什么时候抓人就什么时候抓人，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
在行政法学家的理论中，“保安警察”这四个字的内涵是指整个警察。它可分为两类，即行政警察（如交通警察或工商警察）和各种执行警察（如刑事警察、治安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而现在，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手上，“保安警察”的含义完全改变了。他们把执行警察中的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合并成一种新的保安警察（ＳＩＰＯ），把他置于海德里希的领导下，而将执行警察的余下部分和行政警察交给他在党卫队的竞争者库特·达吕格，合并成新的风纪警察（ＯＲＰＯ）。这两个警察总处归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希姆莱领导，并构成中央内政部的一个司。
但是保安警察总处由于警察法的限制，不便于发布逮捕令或进行审讯，因此它必须依靠已有的两个警察行政机关，即秘密警察处（ＧＥＳＴＡＰＡ）——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最高中央机构和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它控制着各邦的刑事警察，并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正式取名为中央刑事警察处（ＲＫＰＡ），成为最高中央机机构，全国刑事警察行政上均属于它领导。
海德里希将以上的两个处纳入保安警察总处，只把秘密警察第一处（行政和法律）分了出去，成为中央内政部的机构。保安警察总处下设四个处，它们是：
行政和法律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菩提树下大街７２—７４号中央内政部。
政治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旗队长海德里希·缪勒，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谍报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刑事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阿图尔·奈比，地点设在韦尔德尔市场５—６号中央刑事警察处。
保安警察总处的成立，使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势力纠集起来，它迅速地控制和渗透到国家各个领域，并逐渐变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王国。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德国人民的命运。保安留察的所作所为就是法律。可以说，从保安警察总处这个怪胎降生那天起，德国仅存的那么一点法律就消失殆尽了。
在德国——这座阿道夫·希特勒专制下的莽莽权力丛林中，海德里希的统治是不完整的，他虽然可以发布监护拘留令，但没有掌管集中营。对此，他不能甘心。他多次向主子希姆莱建议把集中营交给他来管理。于是，继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的秘密警察法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条例，它包括由秘密警察负责管理集中营的条例。但希姆莱对这位能干的副手既赏识又心怀戒心，并不肯真正把集中营交给这位保安警察头子。为了防止海德里希的权力膨胀，希姆莱抬出了西奥多·艾克这个达豪集中营的长官。
希姆莱对艾克有过救命之思。当艾克被自己的死敌纳粹党区领袖贝克尔以“对公众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院后，是希姆莱解救了他。从此，他便成了全国领袖的马前卒。艾克是个心狠手辣的纳粹分子，他曾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霍斯宣称：对国家敌人的任何怜悯都是和一个党卫队员称号不相称的。心慈手软的人没资格待在他的队伍里，最好趁早到修道院去。他只能要那些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的人，骷髅标志不是白戴的。希姆莱对此大加赞赏，
这样的心腹是可以信赖的。１９３４年６月末，希姆莱委任这个杀害罗姆的凶手艾克为全部集中营的总头子。从１９３６年起，这个部队号称骷髅队（ＴＶ）。此外，艾克还兼任集中营督察员。
艾克像一面大墙挡住了海德里希扩张权力的道路。他必须找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艾克。１９３７年是囚徒人数最少的一年，已合并的四个（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利希滕堡）集中营中只有一万余名囚徒，而看守的骷髅队员却有四千八百三十三名，几乎是一个人看两个人。看守越多，囚徒所遭受的虐待和杀害越多。消息传出，引起了社会上有良知的人的反对。
这是一个绝妙的反击机会。海德里希这个残暴的、一点也不比艾克逊色的“布拉格屠夫”开始道貌岸然地反对残暴了。
海德里希派人严密监视集中营，在营内设立了政治部，开始干预集中营事务。政治部的成员那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员，他们负责审讯囚徒，记下营里发生的所有事件和保管囚徒档案。秘密警察成了集中营中的国中之国。
艾克对海德里希的插手大为紧张，他写信给希姆莱说：“秘密警察处里谣言四起，说我所领导的党卫队骷髅队将于１９３６年秋改为由党卫队大区总队领导。”他还听到秘密警察处党卫队旗队长贝斯特博士在某地声称：“集中营的情况一片混乱，现在应该把集中营重新交给秘密警察领导了。”
艾克疑虑重重地注视着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的活动。为了不给人以新的口实，他一反常态地下令禁止虐待囚徒。他解释说：“尽管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完全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因为我们犯不着为这些事让中央内政部说我们对付囚徒无能。我们要为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生存权利进行新的搏斗。”他还不厌其烦地提醒部下，要百倍提防自己队伍中的敌人。
这种暂停对囚徒的虐待不过是艾克用来对付海德里希的权宜之计罢了。囚徒们一迈进这座人间地狱，便会听到“别去想你们的老婆、儿女和家庭了！你们将象狗一佯死在这里！”的吼叫。囚徒们的命运决不会因为党徒们的争斗而有丝毫改变。
艾克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希姆荣的本意并不想把集中营交给这位权力过分膨胀的保安处长。他把艾克推到前沿，恰好同海德里希形成势力均衡，消磨他的精力，遏制他的发展。这正是他这位政客的高明之处。
在官察内部，海德里希的权力扩张，也遭到了风纪督察处长达吕格的反对。为了缓和矛盾，笼络人心，海德里希帮助这位警察将军坐到了最高警察系统的第三把交椅上。
达吕格是个软弱的人，他不愿也不敢公开和海德里希这个政敌宣战。他有他的优势－－掌握一支十万人的风纪警察部队，他们不同于党卫队。在他及他的同僚的强烈反对下，海德里希只把十五万人中的三分之一编入党卫队。他们不甘心最终成为保安警察的工具和跑腿。
在纳粹组织林立的德国，种种权力机构的权限和势力范围是相当模糊的。野心家和权欲狂们常常以各种借口来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比如，刑事警察的上层机构虽然和秘密警察合并成了保安营察，但在中下层仍保留原有的行政管理状态，也就是各邦的刑事警察机构在业务上接受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处的指令，这样它们就成了保安警察机构。可另一方面，它们在组织上又属于国家警察行政管理处，领导人是各地警察局长，而这些局长们又归风纪警察总处领导如此说来，刑事警察机构又间接地成了风纪警察机构。
这种机构的混乱和权力的交错加剧了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的矛盾和斗争。海德里希向达吕格提出瓜分警察总局权力的建议，他写信给达吕格说：“警察总局的一分为二意味着彻底实行中央领导权的一分为二。警察总局是你的机关，也是我的机关。”达吕格明白海德里希的权力均分的动机和目的是最终摄取全部权力，因此不予理睬。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征得希姆莱的同意后，海德里希任命了一批保安警察督察员（ＩＤＳ），他们在各防区的任务是迫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中下层也联合起来。这一招对达吕格来说是掘根挖墙角儿。警察局长们的头上竟然有了两个主子，使他们一时无所适从。权衡利弊后，他们大多数投向权势日增的保安处督察员的怀中。
长期以来，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之间相互妒嫉，缺少合作。奈比的刑事警察从海德里希那里得到“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不受公众和法律约束”的权力。秘密警察缪勒则抱怨说：‘这一行（指秘密警察）在公众中很少会引起好感，相反，它会受到公众多方面的直接敌视。”刑事警察则不同：“在公众舆论中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对于如同左右手的两个中央刑事部门的内讧，海德里希是一视同仁的。他重视刑事警察又不得不依赖秘密警察，他要依靠他们来监视八千万国民中每一点可疑的迹象，尽管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海德里希决定开辟第二战线，启用他同样担任一把手的名不见经传的党卫队保安处。促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一个偶发事件。
这件事就是巴伐利亚巨骗案。
帮派头于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荣森是系尼黑的一个前工厂主，他是一个政治上好出风头的人。他曾参与过血洗冲锋队和暗害罗姆的阴谋。罗姆死后，他这个功臣巴望着能得到奖赏和提升，然而他一无所获。他万分恼火，没有比这被白白利用更为可怜的了。他决计报复。
他纠集了一批同他一样“怀才不遇、有功不禄”的党员，建立起一个情报组织，目的是将其成员安插到有利可图的岗位上去。领导人丹蔡森打出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旗号。对此，他非常有把握，德国的任何机关都不会对这个组织发生怀疑，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丹蔡林如愿以偿。许多人都努力靠近这个冒牌的保安处，并为之效力。不长时间内，丹蔡森就有了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延续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员和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情报。在巴伐利亚邦等各个劳动局里，丹蔡森也埋下了耳目。
邦劳动局的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的热心合作者。他打着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老纳粹党员安排工作的旗号，吸引了很多有所求的人围在他的屁股后面转。周围的人对卡伦巴赫的身份毫不怀疑。
直到丹蔡森用攀握的内部材料，向纳粹的高级干部进行讹诈时，秘密警察才发现他们的真面貌。甚至这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是秘密警察搞错了。
这件事对海德里希震动很大。在他自以为如此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系统的眼皮底下，竞发生了这件长达三年、并骗过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讽刺。他看到，单纯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类似的漏洞，现在该是利用党卫队保安处（ＳＤ）的时候了。
“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起初只有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工作人员，它从未有过什么显赫的功绩，希姆莱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连党卫队队员也不知这个保安处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头几年中，保安处就是一个受中央指挥的情报机关。它的成员是一帮精干的青年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党内的反对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鲁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保安处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和约”给他们造成创伤后，他们便产生了“唯有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精神才能恢复旧有的强国地位”的信念。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实则是社会沙文主义，也是最易接受纳粹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他们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对法律条文和国家权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们把重整德国的经济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期望着第三帝国再振雄威。
然而，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国的建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达官显贵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另立山头，互相倾轧成风，国家的权力受到挑战，领袖的尊严受到侵害，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于愤怒和苦闷中，他们听到有保安处这样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国王错误为己任的组织，如同久旱降甘霖，况且这个组织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保安处是希望，是救星。
法学家奥伦道夫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一集体主义思潮，言辞异常激烈，以致被带进秘密警察的审讯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心理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绝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赫恩教授，听说那里有一个经济助理的空缺。奥伦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科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被录用了。
在奥伦道夫之后，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萨克森律师梅尔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贝伦茨博士都相继加入保安处。而后，朋友相互介绍，老师介绍学生，学生介绍老师，上级介绍下级……滚雪球似的相约加入保安处。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保安处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最初发生过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则提出只能安排法学家的意见。这预示着一场冲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独出心裁地将保安处一分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参加，它的目标是将整个保安警察并入党卫队，后者则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城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施伦堡语）
这种抽条的做法，使保安处又从质的方面向纯情报机构迈进了一步。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虚，不必要地人为神秘化。他们或在数字或在字母上及代号上大做文章，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Ｉ＝组织处；ＩＩ＝镇反处，ＩＩＩ＝国外处。各处的下属机构剧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Ｉ１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Ｉ２为组织任务主管科；Ｉ３为“人事任免科，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们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悔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科，教授赖因哈德·赫思傅士领导“生活领域调研”科，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中央“反谍情报”科。
这个情报总部的网络直通保安处七个大区（ＯＡ）的本部。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ＶＡ），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向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的最基层单位。外勤站设站长，他下面又有一至几名情报员，每名情报员又有自己的眼线。情报员的条件似是而非，凡“具备必要的常识、且能逻辑地和客观地思考”的人都可以成为情报员。在这支情报员大军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艺术家、医生、教师、商人等等，成分相当庞杂。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员和党卫队队员。一句话，保安处利用了一切愿意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甚至连政敌也不排除在外。
情报员象原于核爆裂一样，散布在德国的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里，各种情报，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像潮水般涌来。德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所有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收入保安处的耳目。
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到１９３７年时，它已拥有三干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和一支不暴露身份的情报员大军。如果某一位公民说了一句或几句被认为是危害帝国的话，而被突然抓走，那么他的身边就一定有情报员，他可能是受害于熟人、朋友，甚至是亲人。保安处开动它的情报机器，密探们到处刺探人民群众思想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捕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德国人不论走到哪里，身后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德国肌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溶进保安处的毒素。
威廉街大楼昼夜不停地发出命令，无线电波在上空传送，电话铃声不断。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莱茵大区保安处通知科布伦次：
最近的多次报告和情报一再提到，特别法庭的判决在居民中遭到强烈的抨击。请详细研究，特别法庭的判决是否确实以及在哪些方面……遭到非议……盼尽快复命，谢谢。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西南大区保安处报告保安总处：
对法院在种族凌辱各案中的裁决无法理……总而言之，可以证明，上述案件中没有一件那怕是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法律的可能性。直到今日还未正式宣判处以极刑，尽管根据案情是完全可以宣判的。
保安处第０３７号形势报告
民族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科隆）受到天主教的攻击，情况严重……攻击希特勒音年团员（例如在奥利瓦、科隆），撕毁希特勒音年团标语（如在奥格斯堡、阿尔滕霍芬）。针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辱骂和动武挑衅。
每当强奸民意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倾巢出动。他们要查出那些在投票时投反对票的人。方法是给那些较认为可能投反对票的人单独准备选票。选票上用不带色带的打字机打上号码，同时在选民登记表上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上这些号码。这样，只需涂上脱脂牛奶就可显现出投废票或反对票人的姓名和号码。
保安处还不遗余力地尽可能证实那些欲加之罪的人系犹大人血统，以便天经地义地绳之以法。
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它的性质，党卫队全国领袖、警察总监解释得十分明了，即“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
这种说法尽管淮确，但包含着文过饰非和自我标榜的成分，更简单的说法只有五个字：镇压反对者。
保安处既然是“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自然离不开意识形态。它没有忽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很快，便和冈特·达阿尔克文的《黑色团》周报勾结起来。
羊毛商的儿子达阿尔克文是希特勒育年团开创时期的领袖之一。1934年初，担任柏林《进攻报》的主编。创刊前，这个对帝国无限忠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草拟编辑方针时，竞天真地提出“如果不希望国家毁于动脉硬化症的话，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这种观点显然同纳粹党的独裁格格不入。他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动机被视为狂妄，因此，他只当了几天未出一份报纸的主编便卷起了铺盖。
几个月后，达阿尔克文在一列火车上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维特耶相识。他们是同去西里西亚参加一次边境地区党卫队领袖碰头会议的。他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谈，达阿尔克文向维特耶讲述了自己丢掉主编位置的经过，情绪十分沮丧。维特邵安慰他说：“我去找海因里希谈谈，现在连冲锋队和每个草本植物协会都有报纸了，党卫队干嘛不也办它一份呢？”
当维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莱时，早有另一个所见略同者劝说希姆莱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并且亲自为报纸定名为《黑色团》。维特耶的推荐使全国领袖知道了达阿尔克文这个人，并委托他担任党卫队自办报纸的总主笔。
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社址设在柏林齐默尔街８８号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创刊了。
《黑色团》似乎体现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它仇恨教会和犹太人，对他们大肆笔伐，它攻击资产阶级和公务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毫无羞耻之心。同时，报上还偶尔刊登一些更对党阀、反对腐败的文章。它劝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国家敌人一词应相加慎重。因为“树敌过多，害多利少。”
由于《黑色团》报的激进性和欺骗性，它曾一度被称作“唯一的反对派报纸”因而发行量大增。到了１９３５年底时，这份每周出三期，由开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后来的二十四版的报纸，发信量达十八万九干三百一十七份，１９３７年增为五十万份，战争期间又增至七十五万份。
作为普通群众的读者，他们对报纸敢于披露和批判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解气，但往往忽视其诋毁犹太人和教会的一面，作为“有识之士”的读者也对报纸寄予信任，因为它有远见地考虑到第三帝国的现状，对那些弊端的抨击拾恰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它的纳粹性质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强了。
海德里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要把有广泛影响的《黑色团》纳入自己的监视系统，并控制它。它不单单是控制人们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动态的情报来源。做法虽有些不同，但却与殊途同归的海德里希和达阿尔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处给《黑色团》打字机、印刷设备和提供新闻消息，总主笔则负责将读者来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１０２号。他们专门印制了双方来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这样的话：“谨将我们读者的一封信附寄给你们，请签注意见或阅后赐还。麻烦之处，谨致谢意。希特勒万岁!”
１９３８年６月７日，一个名叫保罗·科赫的人写信给《黑色团》，及其愤慨地说：施特拉尔宗德衔３７号肉商古斯塔夫·席韦克，一向用某犹太商的广告单给他的顾客包肉。他呼吁道：“难道不应该教训这个人一顿，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吗？”《黑色团》于６月２１日将这封信转给党卫队全国保安处西克斯博士。接着这封信到了１处１１２科。过了两个星期，它被签上“请查明处理”字祥，送到东部大区保安处。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保安总处函复齐默尔街：
信悉。保罗·科赫一信已转所在地区国家警察局，待调查结束后即予报告。
可想而知，这位大意的肉店老板会是怎样的命运。由此可见，《黑色团》报事实上已成了保安处的情报员。反过来，保安处又为《黑色团》报提供大量的不为人知的资料。极端保守的德国军官全国联合会对《黑色团》刊登该会邦分会一次会议上秘密记录中反对纳悴的讲话深感吃惊。政论家威廉·施塔佩尔对《黑色团》登载了他收藏在写字台里的一封信的内容而感到心惊肉跳。信上有“只有心怀保守的恐惧感的人才会追随希特勒”之类的句子。莱比锡律师沃尔夫冈·登克博士在《黑色团》上看到了达阿尔克文的笔杆子们攻击他的文章，指责他竟敢写匿名信，为一个关在集中营里的一个可怜妇女鸣冤叫屈。
保安处越来越干涉《黑色团》的事务，致使狂妄的总主笔非常不愉快，他斗胆攻击起保安队的一些做法。他对滥用《黑色团》主笔工作证以掩护保安处搞情报非常愤怒，海德里希的部下责难《黑色团》攻击政权的敌人的过火言辞。由此，两个进入蜜月后不久的新人闹得不可开交。
海德里希不得不指定一个关系协调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冯·基尔平基负责改善日益恶化的两家关系。
达阿尔克文咒骂道：“我这辈子感到痛心，竞然要我受要求跟我们合作的保安处人员的气，就像他们对待局外人一样。保安处的奥伦道夫则指责《黑色团》报上的文章“全是错误百出的空谈和陈词滥调”，他们的“文章方式采取诋毁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肯定不会有助于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这样的措辞和腔调，连正直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会同理应受到谴责的人结成统一战线”。
这些相互指责和攻击的实质是《黑色团》的领导权问题，达阿尔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独立性，不愿完全听命于保安处，而保安处则想彻底控制《黑色团》。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是非，无非是狗咬狗罢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认识到，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它们的力量将有相互抵消的危险。他们双方都想控制整个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处都在同一领域里进行侦察缉捕，相互受制，经常撞车。例如，秘密警察２处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１处１２１科所要侦察的对象。
为了理清两个部门的关系，划分负责范围，海德里希做了细致的分工。分配给秘密警察的业务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分配给保安处的则是：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这种过细的划分表面上能够分清各自的职责，但事实上双方又都有许多理由去干预对方的事情。因为抽象的理论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扩大地盘的欲望促使他们这样做。
此外，海德里希的对手、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希海军上将和中央国外科科长汉斯·奥斯特中校，越来越让军事情报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报领域，反过来却防止党卫队警察机器干预军事领域。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他的权力还不够大，还不能够足以消除自己王国里引起摩擦的因素。
１９３８年春，当秘密警察和保安处的声望下降的时候，他产生了新的想法，即更换新的招牌，把这两部分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施伦堡受命后，制定了一个新的超级机构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设想（保安处加保安警察），即把党的机构保安总处和国家机关的保安警察总处合并，组成德国中央保安局。各大区设德国中央保安局督察员，领导德国中央保安分局，并统一领导区的保安警察和保安处部队。不难看出，施伦堡的这项计划意在保持保安处的“独立性”，以防被保安警察吞并，而反过来领导原来国家机关的保安警察。
这种把警察非公务人员化的想法，受到了旧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的反对。他坚决主张由行政法学家担任关键性要职，并制定了新的任免升迁方案，要求作为国家机关的保安处人员应同样具有完整的法学知识。
１９３９年４月，贝斯特在《德国法治》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海德里希等人蔑视法学家。他写道：
法学家的职业，特别是在第三帝国，应该理解为“人民制度的整治者”的职业。因为他要精于文职人员发布和执行命令的技术，并熟悉和领导集体的所有任务，因而能在各个领域中行使……他的整治职能。因为法学家的职业……是人民制度范围内“政治性最强”的职业。
海德里希立刻组织反击，他责成施伦堡写文章反驳。施伦堡的文章写道：贝斯特的观点是“个人的喜爱问题”，“很值得怀疑的是，保卫“法学家”的时期是否已经来到”，“通篇都充满了狂妄自大。”
笔战毫无结果。希姆莱不敢向党提出保安处拟定的关于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计划。有一次，当他小心翼翼地向赫斯下毛毛雨时，当即遭到训斥。赫斯批评道：党是不允许将一个党的机构同一个国家机关合并成新的国家超级机器的，这不符合党的保密原则。
最后搞成的德国中央保安局（ＲＳＨＡ）只是一种脆弱的妥协产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成立的这个机构，始终没有在公众中亮相。它过着隐蔽性的生活，在同其他部门打交道时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倍笺也不得使用。保安处和保安警察没有合并，党和国家没有混在一起，只是将原来的保安总处和保安警察总处的部门编成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七个局：
第一局：负责保安警察和保安队人员的培训和组织。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为贝斯特博士，到１９４３年初止为施特雷肯巴赫，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止为舒尔兹，纳粹投降前为埃尔林格。
第二局：负责财政和经济。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为贝斯特博士，以后相继为内克西格特和施帕西尔。
第三局：负责德国的生活区，等于国内保安处，党的机构。
局长：党卫队分队长奥托·奥伦道夫，任职期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
第四局：负责考察和反对敌人，等于盖世太保，国家机构。
局长：海因里希·缪勒，任职期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
第五局：负责同犯法行为作斗争，等于刑事警察。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为阿尔图·奈比，１９４４年到纳粹投降为潘青格尔。
第六局：外国情报处，等于国外保安处。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为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１９４１年至纳粹投降为瓦尔特·施伦堡。
第七局：负责世界观的研究和评价，这个局是１９４２年才成立的，局长姓名不详。
以上各局下设若干组，组下又设若干分队，有着极为详细的分工。可以说，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个囊括了所有警类警种的大杂烩，同时，尽管它始终没有公开它的旗号，它又是一部完整的纳粹国家警察机器。
第三节 无孔不入的间谍网
因哈切夫斯基事件 发动战争的理由——虚构的边境事件 嫁祸英国谍报机关的边境绑架事件 桃色陷阱——基蒂妓院 反坦克手雷行动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究竞是盖世太保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欲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制造的借口呢?
１９３６年底，海德里希保安处的渠道得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说在苏联出现了一个试图用暴力来推翻斯大林的集团，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海德里希立刻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阴谋计划：如果用神秘的手段，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斯大林，再伪造几份令人一看便确信不疑的文件，那么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
圣诞节前几天，他和希姆莱、希特勒谈话时讲了自己的计划。他说，我们有两条可以采取的行动路线：一是支持图哈切夫斯基，好处是清算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一个新德国的政权，二是帮助斯大林除掉图哈切夫斯基，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显然，无论采取哪条路线，德国都会从中捞到巨大好处。哪个更容易一些呢？当然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倒台容易些，而且是报复国防军的好机会。自从海德里希被海军开除后，他对三军的将领们就怀有刻骨仇恨，从不放过一切诋毁他们的机会。这时苏德军队之间尚有友好的合作关系。
希特勒和希姆莱对他的报复心理也许不了解，同意了他的意见。海德里希开始行动，全部活动都是在极其机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从１９３６年底到１９３７年６月，他只直接对底下的少数领袖作指示，除了他和希姆莱之外，唯一被允许参与机密的是德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党卫队和警察领袖贝伦茨。最初，他企图拉着他的宿敌——军事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参与这个阴谋，他要求他把所有的德苏两军合作的有关文件交出来。可是卡纳里斯却对这个猎艳能手保持着一级戒备，他担心他又在耍什么花招，便找了一个托辞拒绝了。
反对这个阴谋的人还有保安处的间谍老手、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雅恩克，他提醒海德里希，这可能是苏联情报机构设下的圈套。因为提供这个情报的人是俄国在巴黎的流亡将军斯科布林，他很可能是个双重间谍。可这时的海德里希已被实施这个阴谋所陶醉，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也不想听。他命人把这个讨厌的警告者、这个自以为高明的家伙软禁起来后，不受干扰地开始了他的计划。
凭空伪造文件是困难的。他命令自己手下的人秘密潜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室，窃取图哈切夫斯基的档案卷宗，这份案卷里保存着“特科”——国防军一个秘密组织的文件。
海德里希下令搞假案卷，把偷来的文件进行加工，在谈话记录和来往书信中加进一些句子，再补进新的信件，改动日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这样，盖有印章的证明固哈切夫斯基阴谋推翻斯大林的文件就无懈可击了。
文件做好了，怎么送到斯大林手里去呢？
１９３７年１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大使马斯特向布拉格拍了一份密码电报，报告说，过去跟他相识的外交官暗示他德国人正在和红军中的某一个反斯大林集团保持接触，柏林正等待着苏联的政变。捷克总统贝亲什收到电报后非常不安，苏联的变化将使德国失去一个潜在的劲敌，《凡尔赛和约》中的苏台德区问题将会被重新认定。贝奈什立刻召见了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向他转告了所谓有一批将军正策划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大使专心致志地听了这份报告后，回到使馆，立刻飞往莫斯科。
这是海德里希的杰作。
在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海德里希又开始了第二个行动。他派自己的亲信贝伦茨去布拉格同贝奈什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告诉他一些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文件。贝奈什知道后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不久，便安排了一次会见。贝伦茨同苏联全权代表叶若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领导进行了短暂的交易。这位代表只是简单地翻了翻文件，问道：“什么价格？”贝伦茨答道：“三百万卢布。”这实际上是在漫天要价，他不指望对方会同意，海德里希已授权他可以让价。索要高价，无非是想证明情报的价值。不料，叶若夫没有还价，点点头算是成交了。三百万卢布，这在间谍史上是情报价格之最。
１９３７年５月１日，图哈切夫斯基同斯大林一起检阅红场上的游行队伍。这时他已被任命代表苏联政府去伦敦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然而就在出发前几天，他的任命被取消了。５月２０日，他被解除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被派去指挥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他于５月２５日到任，第二天就被捕了。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１日的《真理报》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将级军官受到审讯，包括四名苏联元帅组成的军事法庭，只用了一天时间听取证词，就判他们有罪。
６月１２日，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全都因犯“间谍和叛国”罪被处决了。
紧接着，斯大林开始了对红军的大清洗。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共有三万五千名军官成了牺牲品，差不多占全军军官的半数。苏联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集团军司令级干部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长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一百九十六名师长级干部中的一百一十名，四百零六名旅长级干部中的二百二十名，所有十一名国防部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八十名委员中的七十五名都被清洗了。上校以下的军官有三万名被清洗。不久，军事法庭五名成员中的两名元帅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也被处决了。
几个月后，国外保安处结自己的首脑上报了一份秘密报告，标题是“红军内部政治情况”。当海德里希读到：“用新的人手来弥补如此深入进行清洗给（苏联）指挥人员内部造成的影响……现在怎么估计也是过早的。临时培养出来和匆忙提升起来的指挥官的能力怎么估计也是低劣的”时，他击掌叫绝。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在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从１９３６年起，斯大林就准备拿军人开刀了。这年的１２月，苏联国家警察头子叶若夫就开始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调查，并逮捕了他最亲密的战友维托夫特·普特纳将军。３月３日，斯大林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就谈到“红军队伍中一小撮间谍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据了解内情的舒伦堡断言，伪造的文件是１９３７年５月中旬抛给苏联人的，这就是说时间上不合理。
抛给苏联的假情报并非天衣无缝。在海德里希把伪造的信件材料呈报希特勒时，希特勒命令剔出有关德国军队将领参与阴谋的具体事例，因为他不许把国防军搭进去。最后决定站在斯大林一边，就是出于暂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以便进攻西方。如果把军方扯进去，势必影响军事合作，而违背初衷。这样残缺的情报斯大林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审讯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时间过于仓促，罪证含糊，抽象的大大超过具体的。
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对参加“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的一千一百零八名进行了清洗，没有一个能活下来。选入中央委员会中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员中，九十八名被处决。这是对政界的清洗。对图哈切夫斯基则是对军界的清洗，是斯大林实施为保住权力而制定的计划的继续。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声高盖主的程度，斯大林担心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非常可能取而代之。
由此说来，这种观点较为可靠，即：提供情报的斯科布林是苏联间谍，他受命与布若林向海德里希提供假情报。其目的可谓一箭双雕：其一，借海德里希对德军的个人成见，削弱德国参谋本部；其二，以此为借口，除掉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势力。
这样，海德里希和保安处对苏的反问计就不存在了，他不过是做了斯大林想做的事情。斯大林借他之手，消灭了一大批能够组织另一个政府的人。
尽管如此，海德里希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他和他的间谍们毕竟当了一回帮凶，毕竟按照领袖的旨意同苏联暂时加强了友好关系，以致德军在进攻西方时，苏联袖手旁观，毕竟使苏联红军损失了几乎全部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员，以致在进攻苏联时，希特勒信心十足地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了！”
发动战争的理由——虚构的边境事件。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这一天，三军将领向上伸出右臂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意时，他宣布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发动战争。
希特勒说道：“我把你们召集来，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政治局势的轮廓，以使你们对我作出的决定的各项因素有深刻的理解。”接着他列举了发动战争的根据。什么英国“受到极大的威胁” ， 法国的地位同佯在恶化”，等等。而最后他所讲的“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的理由更不能成立。
午饭后，三军将领又接着听希特勒滔滔不绝的讲演。他说准备明天宣布向波兰开战的日期。当有的将军问到用什么理由开战时，希特勒说道：“我将在宣传上提出发动战争的理由，人家信不信没关系，胜利者永远掌握着真理，因而，重要的是一定要胜利。”希特勒讲这话的时候，已经有人为寻找发动战争的理由去工作了。
在陆军参谋长哈尔德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７日的日记上写上了这些令人费解的话：
卡纳里斯……第一局，希姆莱一海德里希上萨尔斯堡，１５０套波兰军服和附件……上西里面亚。
这是海德里希出的主意，并已和希特勒、希姆莱一起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保安处长的计划是：在德军进攻的前一天夜里，让保安处掌握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和士兵的制服，沿德波两国边界制造波兰侵犯德边界事件。伪装的波兰人在几分钟内攻占格莱绍茨的德国电台，然后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话辱骂德国。为了真实，让人确信，海德里希又绞尽脑汁，最后决定在现场留下死人。他指定由集中营提供“牺牲者”，即提供囚徒。行动前将他们弄死，并乔装打扮，使人相信这躺在地上的死人就是波兰士兵。
８月初，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将计划呈报领袖，希特勒立即予以批准。随后通过发报机，向驻格莱维茨一博伊滕一奥佩尔恩地区的党卫队第二十三和第四十五两旗队发出命令，选派会合讲波兰话的人来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接受一项秘密任务。与此同时，党卫队区队长梅尔霍恩博士奉命来到保安处。海德里希责成他在霍林登地区做好实施这一行动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不辞辛苦地接见另一个拜见者、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瑙约克斯。海德里希的这位老部下荣幸地被指定为袭击自己电台的领导人。瑙约克斯立刻领会了处长事后让人一眼就会看出责任在波方的意图，他随即带上六个人去格莱维茨潜伏，以便侦察地形，待命行动。
行动暗号是：“祖母去世了。”
在瑙约克斯的别动队中，自然要配一名精通波兰语的译员，他是这个节目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六个人分住在两家旅馆里，瑙约克斯下塌“上西里西亚之家”，然后他去侦察电台周围的地形。电台设在城外塔尔诺维茨公路旁，外面围着一道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楼房旁有武装人员警卫。
其他淮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海德里希召集来所有与行动有关的人员，并详尽地安排了他们的任务。
国外保安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负责置办波兰军服；党卫队区队长梅尔留思博土负责把霍赫林登一带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并导演进攻者和防守者双方假戏真做；党卫队区队长拉施指挥攻打皮琴森林管理所；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维格率领他的部下化装成波兰攻击部队，从波兰方向冲向霍赫林登；秘密警察处长、党卫队区队长缪勒则负责把那些死囚犯扔到各个战场上去。这一切安排，让人想到是在拍电影。
到了８月中旬，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希特勒为此大开绿灯，他指示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止将：“给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荣为执行—项行动计划提供二百五十套波兰军服。”第八军司令谍报官西格勒上尉接到指示，将军服悉数交给保安处代表。谍报局二科提供波兰武器和军人证件。
至此，两支军队被武装起来，一支是身着波兰军服，每人配备一支轻武器和三十发子弹的正规军；另一支是身着杂色百姓服装、头载鸭舌幅和礼帽的游击队。
８月２０日，梅尔霍恩把所有相关人员召集到保安学校的礼堂，向他们交待了这项绝密任务。然后，这些人乘上盖有帆布的卡车，开赶各个行动地区。他们被禁止伸头向外张望，也不得和任何人讲话。
８月２３日，希特勒终于作出在２６日４时３０分进攻波兰的决定。也就是说，边境的秘密军可以行动了。
然而，这时的希特勒还不知道他进攻波兰的计划已为英国政府所知。一位在谍报局的英国间谍复制了一份希特勒８月２日的讲话，井通过反对派青年领袖赫尔曼·马斯转交给“美联社”驻柏林办事处负责人路易斯·皮·洛克纳，尔后转送给英国大使馆。因此，英国政府在８月２５２日下午就知道了希特勒制造边境事件，进而向波兰开战的消息。
海德里希准备行动丁，他抓起电话发出指示：瑙约克斯接到通知后不许离开旅馆，随时准备出击；梅尔霍思接到命令后将部队拉到边境；秘密警察缪勒奉命起动运死囚的卡车。
突然，希特勒下令收回战争命令。两个报告促使他暂时放弃了“白色方案”。一个是墨索里尼委婉地拒绝参战，另一个是英国闪电般地同波兰签订了盟约。这与英国事先掌握希特勒的意图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波兰一旦遭到进攻，英国就要履约参战。
海德里希听到这个变化，也急忙下令停止行动。可是，渗入到波兰境内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维格已无法得到消息了。他按计划率部队冲向海关站，并开了火。德军一方立即开火，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直到缪勒赶到，才制止了这场自相残杀。
海德里希开始追究这场流血事件的责任者，赫尔维格说他接到的暗号“小雄山鸡”是准备行动令，“大雄山鸡”是出发行动令。但就直接发布命令的梅尔霍恩来说正好相反，并且“阿加特”才是出发行动今。两个人争来争去，一个说传对了命令，另一个说他听到的完全相反，最后难下结论谁是责任者。海德里希生性多疑，难道这只是误传命令所致吗？他开始怀疑有人故意破坏这次行动计划。于是，他下令撤掉了这两个人的特殊任务。
希特勒在和军队高级将领商议后，仍决定进攻波兰，时间定在９月１日４点４５分。海德里希再次命令他的秘密军做好戒备。下午４时许，瑙约克斯在格莱维茨下榻的旅馆房间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瑙约克斯急忙抓起话简，里面传出简短的话语：“请回电！”，便不再吭声。瑙约克斯又叫通了海德里希副官室的电话，又听到刚才那个人的声音：“祖母去世了！”几个字传进他的耳朵，瑙约克斯立即下令手下人集合，和他们约定７点４５分乘车去占领电台。这时缪勒那边也启动汽车，准备运送死囚。
８点钟，邮政信箱工人福伊齐见到五个人冲进电台机房，冲向播音室，惊骇地问道：“先生们有什么事吗？”话未说完，一支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不一会儿，其他工作人员也被制服了。捆绑后，被扔进了地下室。
瑙约克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广播。他掏出波兰语讲稿，大声宣读起来。他相信，这通篇都是波兰发出战争叫嚣和辱骂德国的言词一定会收到预定的效果。四分钟后，这个小队离开了电台，门口丢下一具从缪勒那里领来的死囚。
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地方，伪装的波兰军队和游击队也向德军发动了“进攻”。看上去，这一切都和真的一样。
德国人民震惊，国际舆论大哗，纳粹德国成了受害者，这就是希特勒要的最佳效果。受害者是有权反抗的，德国军队冲进波兰领土去寻找公道了。当坦克碾压着波兰的土地时，当党卫队杀害手无寸铁的边民时，第三帝国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人民观察家报》登出了大字标题文章：“波兰暴徒越境进犯德国”。报道说，格荣维茨事件“明明白白是波兰游击队全面进犯德国领土的信号”。《黑色团》报报道：“在边界地区执勤的保安督察分队奋起迎击入侵者。到目前为止，战斗仍在继续。”
德国外交部也照会各国使馆、领事馆。“悲愤”地通报这一不幸的消息。
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奈比，煞有介事地率领一个调查组亲临防现场，并写了详细报告。为了便于各中立国家的客人们观看。他还命令制作了一座电动的边界事件示意模型。然而真正从心里相信波兰会主动进攻德国的人能有几个呢？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弱小的国家会去碰一个早已磨刀霍霍的军事强国。借口就是借口，海德里希及他的主子不过是演了一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
虚构的边界事件，标志着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已经渗透到外交领域，已成了德国强权外交的别动队，预示着党卫队将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拄。
嫁祸英国谍报机关的边境绑架事件。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宣布，同意保安处可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以抵护它在国外的活动，给保安处派在各个国家的情报负责人以外交人员地位，称为警务随员。这样，间谍们就有了合法外衣的保护，并有外交豁免权，行动起来要自由得多。
不久，保安处便计划在德国和荷兰边境上进行一场最大的绑架活动。保安处领袖施伦堡不是自己心血来潮，而是奉希姆莱之命，在中立国的荷兰同情报强手英国谍报局玩一场间谍游戏。这样就可以摸清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方法，摸清荷英两国情报机关是如何合作的，以及外国同德国国内反对派的关系。在荷兰已经有了德国谍报机关的卧底之人，他就是德国流亡者弗兰茨博士，代号为Ｆ４７９的保安处间谍。他同英国情报人员很熟，是英国谍报局驻荷兰代表潘思·贝斯特上尉的朋友。这位英国人对德国陆军将领中的反希特勒派有着特别的兴趣。Ｆ４７９便投其所好，答应为其提供情报。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通过弗兰茨，将可以乱真的假情报送给这位英国上尉，以便得到信任。这时的施伦堡变成了最高统帅部运输部门的夏梅尔上尉，戴着夹鼻镜，经Ｆ４７９介绍，与这位英国上尉见了面。贝斯特知道他熟知德国国内反对派的许多重要机密，这也正是他最想知道的。
英国人用自己的别克牌轿车，把施伦堡——夏梅尔上尉送到荷兰城市阿纳姆，那里等侯着英国谍报官斯蒂芬斯少校和荷兰参谋本部的一个军衔不清的军官。三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滔滔不绝，互相之间都很感兴越。施伦堡——夏拇尔上尉自称是某某将军的心腹，而这位将军正在计划和同僚们发动一场政变，扔掉希特勒。贝斯特上尉表示，愿意帮助这些将军。第一次会见极为愉快，决定在１０月３０日双方再次商谈。
施伦堡二进荷兰时，突然被边防站扣留，他的护照被收缴。他没有紧张，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荷兰军官克洛普以情报人员的职业习惯，再—次审查这个德国合作者。他仔细地检查了施伦堡的护照后，方深信不疑。他们交给他一部发报机，用来进行紧急联系，呼号是ＯＮ４。
经过两次交往，施伦堡探知，这两个人确实掌握着许多重要情报。海德里希得知后，便决定将这两个人从荷兰绑架到德国来。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知道后，心怀疑虑，生怕惹出外交事端。他让属下向希特勒订报告，反对这种做法。希特勒非常宠爱他的保安处，对这种指责大发雷霆。这位见风使舵的外交部长立刻把责任推给别人，他结结巴巴地对希特勒解释道：“我的领袖，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只怪外交部的一些官僚和法学家们的脑筋太不开窍了。”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８日，纽伦堡警察局长马丁截住了刚从慕尼黑开来的希特勒和希姆莱乘坐的专列。马丁报告说：领袖在慕尼黑发表一年一度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说之后几分钟，老战士集会的会场发生了一起行刺事件，大厅的绷顶被炸毁，炸死了约十至十二名党员，凶手在逃。
希特勒灵机一动，这是嫁祸于人的好机会。他对希姆莱说道：“这一定是英国情报机关干的，策划人是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希姆至立刻领悟了最高领袖的意图，打电话向中央保安局报警，接着又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接杜塞尔多夫。
紧接着，施伦堡在宿舍里接到了希姆莱的电话，声音显出激动：“今天晚上，领袖在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说结束后，发生了一起谋刺领袖事件，不过领袖在几分钟前已经离开了大厅。这肯定是英国特工部门的阴谋。”随即，希姆莱下达了早已预谋的指示：把斯蒂芬斯和贝斯特抓到德国来。
施伦堡早已做好了绑架的一切准备。保安处的瑙约克斯正奉命带—个突击队随时出击。施伦堡已同两个英国人商定，明日下午在荷兰边境小镇文洛再次会面。
１１月９日下午３时，施伦堡应约走进文洛镇一家紧靠边境的咖啡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悄然而过，他十分焦急，紧张地向窗外了望。又过了一会儿，他看见贝斯特的别克轿车急驶而来，心中一阵惊喜。施伦堡装出轻松的样子出现在门口迎接客人。
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毫无察觉，健步向他走过来。就在这时，一辆党卫队的敞棚汽车急驰而来，冲破国境线上的栅栏，在两个英国人面前猛然停车。几支冲锋枪一齐吐出火蛇，英国人急忙掏枪抵抗。瑙约克斯指挥手下的人跳下汽车，冲向英国人。两个人很快被制服，塞进车里。荷兰军官克洛普身受重伤，同时被抓走。
施伦堡观赏着这短暂的演出，然后不慌不忙地跳上自己的汽车。
第二天，德国的电台、报纸向全体人民宣布，有入谋刺领袖，凶手已被抓获，幕后策划人已被揪出，德国保安机关立了大功。为表彰施伦堡的功绩，希特勒亲自召见，并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施伦堡和有功的党卫队要员荣幸地参加总理府的晚宴。然而，春风得意的党卫队区队长施伦堡还稚嫩些，他对领袖说：“谋刺领袖不是英国谍报机关干的，斯蒂芬斯和贝斯特没有参与爆炸事件，凶手只有一个人，就是已被抓获的格奥尔格·艾尔塞。”
知其奥秘的希姆莱赶紧出来打圆场：“我的领袖，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看法。”
这实际上是整个德国中央保安局侦察审理后的一致看法：艾尔塞是唯一的刺客，没有任何人指使，没有任何国际背景。艾尔塞是一个木工兼钟表匠，三十六岁，富有正义感，是对希特勒独裁统治不满的人。他行刺希特勒是做了长期准备的。他把一个装有十公斤炸药的装置安故在啤酒馆的一根镶有护壁板的钢筋水泥柱子里。他是在逃离德国时在边境上被捕的。他交待的整个刺杀经过都无可争辩地证明是他的单独行动。
可是，希特勒固执地坚持，这是英国谍报机关的大阴谋，是一个分布很广的阴谋网，它涉及到犹太人、英国人和共济会员。领袖的主观臆想和事实存在，叫希姆莱左右为难。在亲自审讯和拷打了艾尔塞之后仍毫无收获，最后被骂了一顿了事。
桃色陷井——基蒂妓院
１９４０年初，柏林吉塞布莱希特大街的一家妓院莫名其妙地停业后，又以装修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并且生意分外兴隆。这家只接待德国军官、政府要员、各国外交官以及阿拉伯商人的高级妓院一时名声显赫，成为市民们议论的话题。
人们不会知道，这又是海德里希和他的秘密警察、保安处的一个杰作。
海德里希早已盯住这个可轻易获取情报的特殊场所。他经常为不知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想些什么、知道些什么、从而能谈些什么而苦恼。另外，了解自己的人都同外界有何联系，都说了些什么，也十分重要。
海德里希为了从这些外交官和与这些外交官来往的商人、政客、学者口中获取更深层的情报，决定在柏林设立一家高级妓院，以招揽这些倒在石榴裙下口吐真言的冒失鬼。
经过比较，他选中了吉塞布莱希待大街１１号这家妓院，并成功地制服了该妓院老板基蒂夫人。保安处的间谍们掌握了基蒂夫人曾掩护过犹太人和把财产转移国外的事实，她不得不就范。她签了一张保证书，发誓决不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去。
基地有了，海德里希便亲自指挥党卫队和警察把柏林所有的妓院、夜总会翻了个底朝天。经过严格审查，初选出９０名美貌少女。为了更加符合条件，他还特意请来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参与挑选工作。
心理学家负责对每个姑娘进行心理测试，以查明她们的精神状态和大脑发育程度；医学家则对姑娘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其中包括有无性病；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体态上挑选那些身段美、充满性感的姑娘。这种挑选，决不亚于中国古代宫廷中的选妃。
最后，经过几轮的严格挑选，从中选定２０名少女，尔后对这些妓女进行了十个月的外语、密码破译、字母组合等方面的特殊培训。其中，以如何将嫖客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套取情报为重要内容。此外，便是在地下室安装了录音装置。一切就序，１９４０年初，这家很快就红火起来的高级妓院经过整修后正式营业了。海德里希把它称作“ＴＪ行动”。
从此，便有很多达官显贵被介绍到基蒂妓院来，他们被告知，只要说一声“我从罗登堡来”，便会受到特别接待。
每有重要人物光顾妓院，海德里希就亲自坐镇。
有一次，海德里希从录音机里听到一个喝醉酒的德军上校对妓女说：“元首已秘密下达了进攻利比亚的命令，隆美尔将军就要带领四个师的兵力向阿拉格地区发动进攻，来一个闪电战……”
海德里希大吃一惊，他想，这个该死的上校一定是某个部队的高级长官，他讲的事海德里希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下令：“去，逮捕这个多嘴的家伙。”
当意大利外长加拉索·西亚诺伯爵到基蒂妓院拈花惹草时，他对一个姑娘说，希特勒没有远见，是一个政客、无赖，一个无能的情人。海德里希把录音带送到希特勒那儿，从此两国关系出现裂痕。
１９４０年９月，西班牙外长沙那光临妓院时，向一位姑娘透露了西班牙要入侵直布罗陀的计划。海德里希把这一情报报告了希姆莱，使西班牙这一计划中途流产。
仅在１９４０年这一年，就有近万名特殊顾客光顾妓院，海德里希从这些酒后吐真言的男人嘴里获取了大量情报。那些泄露机密的德国军官、政府官员均被送上法庭判处死刑。
到了１９４２年，“ＴＪ行动”兴盛期已过。随着战事的变化，来这里寻花问柳的人逐渐少了。
７月份，妓院的一角被一颗炸弹摧毁，海德里希派人封锁了这一地区，并维修了损坏的窃听装置。随后不久，“ＴＪ行动”奉命停止。
基蒂夫人为了保住性命，又签署了一张保证书，承诺永远不把听到的看到的泄漏出去。她恪守誓言，直到１９５４年７１岁在西德病故从未吐露过半个字。
反坦克手雷行动——保安处最后一次国际性破坏活动。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日，波兰起义后，希特勒召见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斯科尔兹内，命令他指挥保安处对匈牙利摄政者霍尔蒂海军上将采取逮捕行动。因为希特勒已经获悉霍尔蒂已决定单独同盟军媾和的消息。传达命令，本来有施伦堡就行了，希特勒亲自召见足见对此事的重视。
斯科尔兹内精心化了装，带上博士证明去了匈牙利。途中，他想为这次行动起个代号。想了半天，不知叫什么好。忽然，他想起工作上的一个疏忽，忘记命令随他行动的伞兵部队的士兵们带反坦克手雷了，于是就起名为“反坦克手雷行动”。
他到达匈牙利后，立即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温克尔曼取得联系。这里的形势变化很快，霍尔蒂已起用拉卡托什中将组阁，代替亲德的内阁。新的政府已派人赴莫斯科同苏联举行谈判。
迫在眉睫，温克尔曼决定抢在匈牙利人之前，把这严重的叛变行为粉碎在襁褓里。他对斯科尔兹内说：
鉴于叛变已近在眼前，另一方面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允许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我在星期王，即１０月６日，……来澄清局势。
他命令尽快逮捕霍尔蒂周围的人员。斯科尔兹内和党卫队区队长汉斯·格施克共同拟定了一项作战方案。
当霍尔蒂的支持者、驻布达佩斯第一军团司令鲍考伊中将在５点钟去“丽特兹”饭店见霍尔蒂时，格施克手下的暗探逮捕了他。霍尔蒂随即任命奥格泰莱基中将为鲍考伊的继任人，此后他也神秘地失踪了。保安处还计划绑架正在同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铁托谈判的霍尔蒂的儿子米克洛什，并把绑架行动取名为“米老鼠行动”。
米克洛什比他老子机警得多。当他同两名保安处人员化装的铁托军官会晤后，又发现了布达佩斯保安处头头活动频繁，便产生疑惑。他调来匈牙利国防军的一个连队，为自己担任警卫。
斯科尔兹内也早有准备。他获知小霍尔蒂的一次秘密会晤后，立即进行了部署。他在会晤地点埃什屈广场匈牙利多琐河港口公司经理费利克斯·博尔内什扎的办公楼周围布置了他的一个连，人员全部藏在一部卡车里。他自己坐在一辆轿车里指挥这次行动。
１０月１５日１０点钟，小霍尔蒂如约来到这里，走了进去。这时，两名保安处人员向大楼内走去。在小霍尔蒂乘坐的轿车后面的一辆卡车里隐藏的三名匈牙利军官发现事情不妙，立即向那两个人开枪，其中一人当场毙命。就在这一刹那，匈牙利士兵从窗内伸出枪口，朝斯科尔兹内的车辆开火。与此同时，德国士兵也冲过来，双方激烈交火。匈牙利士兵退却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小霍尔蒂被抓走。
几分钟后，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飞向毛特豪森集中营。
１２点钟，德国公使费森迈尔博士来见霍尔蒂海军上将，要他表态。相比之下，费森迈尔属于较温和的党卫队领袖，他言辞并不粗野，也没作出威胁的表示。
下午２点，布达佩斯电台宣布，匈牙利与苏联签定了停战协定。
但是，这时温克尔曼已完全控制了布达佩斯。四十辆德国坦克载着士兵占领了政府的要害部门。寻找生路的霍尔蒂明智地被迫交出权力。匈牙利依旧被绑在纳粹的战车上。
第四节 残酷镇压国内抵抗运动
第三帝国的“焚书坑儒” 残害反抗的人民群众 黑色集团的黑色思想——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勃洛姆堡一弗文契案件 波兰占领军身后的尾巴 施伦堡建立部队情报机构 伐尔克里计划
希特勒和他的御用工具党卫队把德国人民拉进苦难的泥潭。
焚烧进步书籍，镇压反抗者，灌输纳粹主义理论，使德国成了法西斯的策源地。
在占领区， 黑色魔鬼杀人如麻， 嗜血成性，无情的杀害妇女和儿童。野蛮的“人质法令”，使数万人冤死九泉。
强大的陆军同党卫队的骑士们争风吃醋，却屡屡败下阵来，令人不得其解。
盖世太保的基本任务是：禁止对纳粹教条进行任问评论，消灭政权的敌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甚至连那些仅仅敢于怀疑制度优越的人也不例外。党卫队保安处把重要材料搜集成卷，把他们认为是党的敌人的人做了登记。对这些人的政治活动和职业活动、家庭、朋友、住址和可能去的避难所、秘密的社会关系、个人弱点和爱好一一作了详细说明。所有记录都存档，以备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
在海德里希领导下的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这两个组织监视着公众舆论。作为党的机构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情报工作，而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盖世太保则负责逮捕、审讯、抄家等任务。
纳粹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远是对的。因而任何德国人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时的德国儿童自上学那天起，就要接受“元首永远是对的”的教育。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６日，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他们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进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他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
这样，盖世太保就能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来监视每一个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思想动态。
国家公务员更要受到监视。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文件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上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达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国的工人也同样受到监视。每家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劳工防线”这个新的纳粹组织已代替了工会，它控制了社会保险、合作社、工资等。劳工阵线负责把党员、工人或职员中的不满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文化和宣传部门由戈培尔的宣传部牢丰地控制着。过去的通讯社为国家“德意志通讯社”所代替。每个记者都必须加入新闻全国协会，由它监视编辑的行动。
电影院和电台、报刊也牢牢地控制在宣传部手里。
“文献院”和作家协会把所有依靠写作生活的人都监视起来。只有该组织的成员才有权发表文章，而且只有政治可靠的人才能被吸收到这个组织里来。“文献院”要向宣传部汇报新老作品中出现的有害的东西。图书馆早已被清洗。
在柏林国家剧院门前，他们焚烧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此外，一些著名作家、诗人和科学家，如亨利·海涅、马克辛姆·高尔基，伊利亚·爱伦堡、阿伯尔特·爱国斯坦等的著作也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由戈培尔在德国国歌声中亲自指挥的焚书行动，在其他大学也如法炮制。许多知识分子和狂热的大学生悲剧性地参加这一否定人类文化科学、否定德国文化科学、从而也是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行动。
许多诗人和作家受到迫害。波恩大学哲学系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从荣誉博士名单中除掉。爱因斯坦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立茨·哈伯尔、亚马斯·弗兰克和古斯塔夫·赫尔茨等一千多位学者、教授和教员被迫停止了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活动。
世界著名的演员和导演帕伦贝尔格、巴塞尔曼、莫伊西、考尔特乃尔等被赶下了舞台。音乐家和乐队指挥欣德米特、克莱姆佩尔、布施等几十人被驱逐出德国。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尔曼被迫退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天才演员克特·考尔维茨离开了艺术学院，她的剧照被污辱为“堕落艺术”。
德国医生学会在清洗了犹太人之后成了纳粹医生协会。卫生部成了内政部的一个部门。红十字会这个连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竟然划规党卫队领导。
到了１９３７年的时候，大学里的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领导全德国的科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所谓的科学机构里竟没有一个科学家。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是戈林，成员中包括希姆莱、鲍曼、凯特尔之流的纳粹党领袖。
事实上他们真的不需要科学家，戈林研究所不想研究什么该死的科学，而只想研究如何统治德国人民。
在德国，重要人物的谈话、外国人的谈话也要被窃听。一种特殊装置自动录下谈话内容，这在当时确属高科技。
经济部长沙赫特在１９３４年惊异地发现，有人在他的会客室里安劳了一边隐蔽的传声器。是他的女管家在为盖世太保效劳。她通过窃听器每晚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窃听到主人的私下谈话。
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党卫队、盖世太保的监视，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他们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名单，不幸随时会降临头上。
在德国国内，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一直为镇压抵抗组织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同他们有着纯亚利安血统的同胞为什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伟大的元首。
１９４２年，许多地下反纳粹小组活跃在柏林和其他城市里。
共产党员罗伯特·乌里希就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战争期间，乌里希以柏林亚斯令灯泡厂为基地，同埃森、汉堡、希尔德海姆、慕尼黑和多特蒙德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联系。盖世太保侦察到这个小组的存在，派人打入小组，使上百名成员壮烈牺牲。舒尔策一博伊森一哈纳克小组是由艺术家、作家、职业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他们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种名为《内部阵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的外籍劳动者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台，定期向盟军递送消息。
１９４２年８月，这个小组的一百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在审讯中的残忍令人难以想象，被捕者大部分被绞死。
鲍姆领导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小组，在柏林焚毁了挑衅性的“苏维埃天堂”展览。由于小组中出了叛徒，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十八名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年被绞死。此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被作为人质枪毙。
盖世太保在１９４４年破获了德国国内最大的抵抗小组——由共产党员泽夫科夫·贝斯特莱因和雅各布领导的小组。
泽夫科夫小组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同“七·二Ｏ事件”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希特勒，而决不像那些陆军将领那样是想建立一个军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在盖世太保狗一样的嗅觉下，这个小组的成员全部落入魔掌。他们的判决书上写道：
泽夫科夫、雅各布和贝斯特莱因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元首充满了刻骨仇很，甚至在开庭审讯时，也对此直言不讳。他们是不堪教育、不可教药的人。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又使德国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试图瓦解国防军，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小组。这个小组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的小册子和从席勒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校伦》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１９４３年初，“白玫瑰”队员开始公开抵抗，大胆地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在墙上。他仍向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的良心和自尊的复苏。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案件。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２月１９日，小组的成员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三个大学生被捕了。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订后他们被处决。
恐怖没有停止。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盖世太保宣判他死刑，并用大斧砍去他的头颅。
１９３６年，德国发生了许多罢工事件，党卫队经常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吕塞尔斯海姆工厂的工人因工资过低而举行罢工，厂主立即向党卫队求援。党卫队派出大批队员去镇压，三十七名工人被捕，二百五十名工人被开除。
１９４４年，罢工事件更加多起来。盖世太保在报告中谈到德国工人“每月有二干人次至二干三百人次拒绝干活。这些工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里不包括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被党卫队和冲锋队杀害的人无法确定，它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出好几倍。
已处于崩溃的纳粹政权在“七·二Ｏ”事件后，便沉湎于对本民族的大屠杀，仅仅因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道地将全部家庭成员杀绝。他们开始像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了。
据盖世太保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发现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战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则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
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大约两万名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和军官。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数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种血醒镇压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阶段，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摸的反抗和起义。
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或亲属都有在政府各部门、党卫队、国防军和各种纳粹组织工作的人。而纳粹主义的毒素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男女老幼的思想。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支住，党卫队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论导致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和无数的野蛮行动。
不破不立，若要证明亚利安族是高贵的种族就要有犹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衬。
希特勒无耻地供认，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犹太主义，目的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搞乱他们的思想。当但泽市政委员会在一次谈话中曾问他是否将犹太人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根据党卫队一一纳粹主义的理论，劣等民族是不配生存下去的。灭绝这些种族，德意志人就有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蛊惑不能不说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概念。
于是就有了侵略战争，有了种族灭绝，有了资源掠夺。
由于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许多德国人把参加纳粹党，特别是参加党卫队引以为荣，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干出了许多蠢事。社会的许多上层人物，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也纷纷涌进党卫队，涌进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王子、贵族、经济界康采恩巨头们以及高级会员都想方设法获得党卫队的证件，这是政治态度最好的证明书。他们在党卫队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名誉职务，尽管不去那里上班。
党卫队非常乐于授予他们头衔，那样他们就和党卫队绑在一起，反过来支持它。
于是，在极端口号如潮的第三帝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日耳曼”等旗号命名的党卫队分队。
于是就出现了伸臂礼、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盲目个人崇拜。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党卫队就是以这种反科学的血统论为思想基础建立起它的各种组织的。种族论成了把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工具。“以我是纯亚利安人”引为自豪的人产生了“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含义就是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所讲的：
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由时间来决定。并可以改变，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各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它构成了党卫队的心理状态核心。使得“不可能”、“不该做”这样的词句在党卫队的字典中被抹掉了。
盲目服从是党卫队的又一思想核心。
每年希特勒生日之时——４月２０日，都会有一批育年加入党卫队。这一天举行新队员宣誓、佩带领章并发给党卫队员证。向希特勒宣誓的誓词是这种盲目服从的开始。
德国领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诚和勇敢。
我永远服从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级领导
死而后已。
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给人以神圣庄严的气氛，这些激动不已的青年从此成为黑衣队员，但这还没有成为“完全”合格的党卫队员。每个人大约还要服６个月的劳役，还必须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证章和熟读党卫队的问答课本。这种通畅使新队员加深了黑色集团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党卫队给予青年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使得这些新队员丧失了起码的人道准则和良心。他们去做什么只凭上级的指示，不再用大脑去思考，他们变成了一群机器人。
把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的需要，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不能够战斗的。
因此， 在党卫队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人事档案的评语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纯亚利安人，优秀运动员。家庭观念极强，对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
这些党卫队新成员宣誓之后获得了党卫队短剑。从此他们便有了杀人无罪的权力。
对青少年进行纳粹思想灌输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也建立了起来。１９３６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有义务在青年团中服役。也就是说，青年从十六岁起就处在纳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绝对服从论等都是教育的必备内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讲出了他对德国青年的企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
“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人。对每一个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排犹、杀犹，导致了侵略战争，导致了疯狂的掠夺。如果一个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说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应该说，德国人民是无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祸首，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恶魔。
然而，同样作为法西斯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的各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运转也并非协调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陆军同盖世太保积怨由来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总局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盗窃、讹诈和侵吞财物罪，是法院和监狱的常客。这次，他又因涉嫌讹诈被逮捕。
最初的审讯，他只承认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击，使这个罪犯又供出了对几百个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讹诈的罪行。他抓住了这些人搞鸡奸的事实而进行讹诈。这些人当中有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和中央经济部长丰克等。在这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问是“哪一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却引出了震动整个帝国的大案特案。设在秘密警察处里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受理了这个案件。党卫队多么希望这个弗立契就是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从他手中夺过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于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此可见，戈林在谈到两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坏消息时非常策略。
当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摆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写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两人，垂头丧气地倒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经过短暂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这不正是解决国防军领导层、自己统帅三军的好机会吗？他立刻转风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这些军人。戈林怀着浓重的个人动机更加有恃无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