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服役于停泊在基尔港内的老式巡洋舰“柏林”号上。舰长是海军少校威廉·卡纳里斯。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工作之余，海德里希经常到比他大七岁的上司家里做客。与他的夫人和朋友们-起演奏海顿和莫扎特的四重奏。
海徳里希在海军里严守纪律，进步很快。1924年他成为见习士官，1926年升为少尉，1928年当上了中尉，可谓乘风顺行，青云直上！
海德里希长期以来就对政治感兴趣。他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两年中，参加了哈勒市的德国国家青年团。但他认为这个组织太温和，所以在1920年又加入了德国人民攻守同盟。他一向渴望参加他周围发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因而，很快就成为哈勒自由团的卢齐师的志愿联络人。 1921年，他与另-个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德国人民青年队。这时候，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极端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受到了所谓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具有军团主义思想的人的热烈颂扬。终于，他被自由团的军官们的思想感染了。
在海军里，他同那个由他协助成立的同盟保持着关系。他从海军通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舰队旗舰“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上任通讯军官，经常与波罗的海海军驻地各通讯部门联系。1928年，他通过了俄语考试，成绩优秀，可谓天资聪颖的海军军官。
正当他官运亨通时，一次艳遇毁掉了他的前程。事情发生在1930年夏末的一个晚上。海德里希闲得无聊，就拉着朋友莫尔，到基尔附近的海上去划船。
当他们非常惬意地荡漾在退潮后的平睁的海面上时，忽然传来女人的呼救声。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条小船翻了，两个划船的姑娘都落在水里。
海德里希和莫尔急忙将船划到出事地点，跳道水中，把两个姑娘救了上来。其中的一个姑娘金发碧眼，长得十分漂亮。她叫莉娜·玛蒂尔徳·冯·莫斯滕，年方一十九岁，是波罗的海费尔马思岛乡村教师的女儿。
海徳里希和莉娜一见钟情，很快便堕入情网。他们不顾莉娜父亲的反对，于1930年12月9日订了婚。
可是，莉娜仅仅是色狼般的海德里希猎获物中的一个。他们订婚不久，汉堡军火厂的一个高级军官的女儿找上门来，要跟他结为夫妻。关于此事当时众说纷坛，但大多数人认为：海德里希想把这个姑娘收做情人，一次乘机用酒把她灌醉，然后奸污了她。
海德里希以一位海军军官不能跟一个轻浮的姑娘结婚为由，跟她断绝了关系。可姑娘不服，她的父亲上告到海军领导机关首脑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那里。
雷德尔召见了海徳里希，劝说他放弃莉娜，与那个姑娘重归于好。海德里希拒绝了。结果，他被开除了海军。
海德里希失业后，参加了海军冲锋队。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他有志于政治，只不过是混个军官职业而已。他和海军生涯结下了缘，其他兴趣放在了体育运动方面。对政治他根本不懂，只是感兴趣而已。
但是，海徳里希的未婚妻莉娜却精于政治之道，她敬慕希特勒。认为自己未来的丈夫也必须向希特勒求其前程。海德里希的姐姐伊丽莎白，帮助莉娜实现了心中的宿愿。她想起海徳里希有个教母，其儿子是幕尼黑冲锋队的高级领袖，并且不久即将成为党卫队的要员。
此人是费里徳里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
伊丽莎白领着海德里希去找他，他果断地表示乐意帮忙。多亏他分不清无线电军官和情报军官的区别，把这位搞无线电的军官当成情报军官介绍给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
希姆莱正处心积虑地想物色一名谍报人员做他的保安工作。 193l年6月14日，海德里希走进了希姆莱的房间。希姆莱要对海徳里希进行测试，拿出纸笔，让他在二十分钟之内，描绘出党卫队未来的谍报工作组织的设想。
海德里希很快就交了卷。
希姆莱对海德里希的设想感到满意。 于是在193l年l0月5日，向纳粹党汉堡区领导机关发了一个通知：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汉堡．党员证第544916号)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总部成员身份于今年l0月1日起，参如全国指导处工作，作为单独活动的党员。
海德里希被授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衔，并开始工作。
早在1931年年初，希特勒就指示希姆莱组织一个保安处，负责纳粹领袖的保卫工作。希姆莱立即仿效旧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模式，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建立了一个叫做ＩＣ的部门--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侦察敌情的部门。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荣在任命海德里希后，自己仍亲自任ＩＣ的领导，但把实际工作全部委托给海德里希了。这一年，海德里希二十七岁。
海德里希带着希姆莱交给他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褐色大厦中分配给他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干的事业-谍报头子和秘密警察的生涯。
海德里希作为保安处的头目，试图把从海军情报处那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按照军队的模式组织他的工作，并对他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他把当时管理得很不完善的索引卡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缺乏资料，不能您他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加以充实。
从1933年1月起， 他一直着手弥补这些缺陷。他不满足于只监视党的敌对者。这一行，党和冲锋队的谍报组织也在于。他想超出这一范围：保安处应该出色地工作，以排除党内的竞争者，确保保安处在全党的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地位。
乘希特勒上台执政之机，海德里希使保安处从隐蔽的状况中走出来，以建立新德国的新警察。
希姆莱对他的工作很满意， 忙不迭地酬以应得的头衔。1931年12月1日，海徳里希任一级突击队中队长，1932年7月19日正式当上了保安处长，1932年7月29日任旗队长，1933年3月21日任区队长。
希姆莱把海德里希视为“天生的情报人材”，是“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个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它们始终连接畅通的有头脑的人物”。
海徳里希不负希姆莱的期望，办事严谨，从不感情用事，不停地搜集情报并监视对纳粹有不满情绪的人。
海德里希对人有着敏锐的嗅觉，有着令人惊异的眼力，能事先看清敌友的动向。他的同事从来不敢跟他说假话。
海德里希仿佛生来就适合做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情报机关的头子。
海德里希是第一个提醒希姆莱“利用党卫队全国领袖这个地位能干什么事业”的人t；把党卫队进一步发展成为第三帝国的警察权力机构也是他的主意。
海德里希设计了一个严密的监视系统蓝图，用以监视国民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确保纳粹党的绝对统治。进行监视工作的只有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保安处一家，进行指挥的也只有海德里希一人。
在他的脑海里，还出现了一张政治警察的草图。它与以前的所有警察截然不同之处是：以往的警察对国家政敌只满足于现场抓获，只有当客观危险临头，它才插手干预，而海德里希的警察则要在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更不用说策划敌对行动之前，就侦破对手。
海德里希的警察概念所引申的范围是没有尽头的。它包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警察不是国家的一个防范性机构，它应转向主动进攻。换句话说，海德里希所要的警察，将拥有无限权力，只受德国警察的总任务制约，而这个总任务又可归结为：不择手段地保护阿道夫·希特勒的领袖专政。
海徳里希认为，保安处必须掌握新的政治警察中的要职，这支特别警察必须摆脱同内政部门的全部关系。把警察和党卫队合并成一支国家保卫团。海德里希的整个计划包含着一个更为深入的、更加革新的方案的胚芽，即建立党卫队自己的行政机构，把警察、党卫队同国家官僚政治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总体。
希姆莱的看法与海徳里希一样，两人都希望搞一支由中央领导的全国警察。后来，他们的宿愿终于实现，得以在白骨铺就的阶梯上步步高升。
海德里希最主要的性格就是潜伏的残忍。这个残忍的天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那些最厉害的杀人流氓都搜罗到自己的部门里来。组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集团。
海德里希虽然残忍无比，但对他的上级希姆莱却毕恭毕敬，称其为“全国领袖先生”。凡是希姆莱重视的事情，他都全力以赴，尽快地去办。他的口头语是“一切听从长官”。这些表面现象看起来足以称得上循规蹈矩。但在这屈从的背后他的那些鲁莽行为，却令希姆荣既赞赏又惊讶。
那是当纳粹党人上台不久，希特勒的地位还不巩固，而且反对派的阴谋活动层出不穷时，海徳里希着手把希特勒内部的敌人用婉转的词句所谈论的希特勒的出身情况及其不光彩的家谱编汇成册，保存起来。
海德里希生性多疑，在工作范围内他时刻防备有人在背后向他捅上一刀。在家庭小圈子里，他非常嫉妒他那冷若冰霜的漂亮妻子。为了证实她的忠诚，他专门派人监视她。
海徳里希同样嫉妒他的反对者和朋友的成就。
他所追求的是影响、权势、荣誉和金钱。
他为了控制部下，在主要共事者中间，挑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利用他们，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后，见他们已无利用价值，便把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同他一起工作的，在他看来非常能干或虽然贪图功名、但是不会成为他的竞争者的那些人，也难以幸免。
为了使他们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他用纳粹方式建立了一种相互监督制度。他曾毫不隐晦地对人说：“我可以把我的死敌一直逼进坟墓。”
初看起来，这是一句空洞的话，但他确实是这么做了。他反对罗姆，果真把他逼进坟墓。
虽然海德里希曾认为只有英国人的高效率的间谍机构才值得仿效，但事实上，他的手法之高明，足以令英国间谍机构自愧弗如。他曾对人说：“我很羡慕英国，用不给结他们专门规定义务。他们中的每个正直的人都会自觉地为本国情报机关服务，他们把提供情报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从根本上说英国的政权是建立在情报机关的基础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海德里希以此为信条，步步实施他的计划，在纳粹史上占据了一页。
海谤里希野心勃勃，他想跟希特勒的军事反问谍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乎起平坐，成为德国秘密管家的主宰。他像希姆莱一样，按典型的德国方式做事，精细认真，颇具组织才能。才能加野心使他在新的工作领域取得很出色的成就。
海徳里希急于取得成绩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身世中有个难以抹掉的污点一一犯有“死罪”。有一天，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踏进他那灯光照得如同自昼的浴室，对着一面大壁镜里自己的影像走去。突然他像骤遇敌人似的迅速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影像‘砰砰”开了两枪，并吼叫道：“我叫你完蛋，流氓！”
海徳里希为什么如此仇恨自己呢?因为他的祖先里有犹太人。
这点海德里希心里当然明白，他在加入纳粹党以前那段时间里，这点事无关紧要。他曾非常坦诚地对希姆莱说：“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本人也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定期去教堂做祈祷。当过教堂的副弥撒和童声唱诗班成员。我已经超脱了犹太家庭。”
希姆莱听后立即派人着手调查，事实真相并不复杂，很快就查明，海德里希的祖母萨拉·毛赤同祖父卡尔·尤利乌斯·海徳里希结婚时，从犹太教改信天主教。海德里希的祖父因患肺结核早逝，去世前不久萨拉生下厂布鲁诺，即海德里希的父亲。
萨拉后来与古斯塔夫·罗伯特·休斯结婚。
海徳里希的犹太血统不是出自继祖父，而是出自祖母。
希姆莱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奇怪的是，一向主张反犹的希特勒却表示，让海徳里希继续留任保安处头子。
海德里希的上帝就是为取得权力的权力，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赤裸裸的政治手腕工艺学，体现了海徳里希以此获得“怀疑一切”的绰号的那种统治者的怪症，但他并不厌恶犹太人。
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者们相互间的权力争斗，使海德里希和他的全国领袖希姆莱较快地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弱小的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在同戈林的普鲁士分离主义进行争夺中，普台士的警察领导大权落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手中。
戈林所以要把秘密警察交给希姆莱，是想跟党卫队结为同盟，以此换取党卫队支持他对冲锋队头子进行血腥的清算。
1933年4月底， 希姆莱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大权，担任副头子兼督察员。海德里希作为副头子的代表负责领导秘密警察处。
他们同时还扩大了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海德里希于6月9日规定：即日起，除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外，不许再出现任何党的情报和谍报机构，也不许搞名为国外情报组织、实则插手外交的机构。
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就他的组织的人数而言，还搭不起一支新警察队伍的架子。1933年秋，保安处仅有一百名工作人员，驻外地机构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他认为，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它已经开辟了取得政权的道路，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
希姆莱完全赞同海德里希的主张。他委托海德里希着手在秘密警察处的最高层将德国各邦警察合并，贴上党卫队的标志。海德里希计划把那些富有经验的警察干部改造成忠于政权并且只是薄施一层褐色油彩以资点缀的实权入物，供领袖专政的种种任务支配。
对实用主义者海德里希来说，他不在乎信仰是否坚定，而是首先强调业务能力。
海德里希依靠他的新僚属巩固未来的统治机器的核心，也就是那个被人提起就感到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秘密警察（盖世太保）。
海德里希有意识地扩大秘密警察那种威风凛凛的名声，因为只有无所不知和毫不留情地出击的名声，才能使秘密警察印上领袖专政最强大的威慑性武器的标志，并遏制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政权的行动。
海德里希主张绝对完善的监视论，在全国建立起完整的监视网，把八千万德国人民罩在这张无形的大网之中。后来，这张网几乎覆盖整个欧洲。
过去，戈林使他的部属感到，国家敌人主要就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海德里希却为秘密警察关于谁是国家的敌人带来了明确的新概念。他说：“今天的国家敌人是一切蓄意反对人民、党和国家及其世界观基础和政治行动的人。”
海德里希和他的同燎们绞尽脑汁，设计出一套表格和卡片索引系统，用来记录每个可能的政权敌人。 柏林秘密警察处及其在外省的分局都建立了所谓的A部卡片索引，分为三类登记着秘密警察心目中所有的政权敌人。
A部一类， 索引卡左上角用红色检字器标出记号。属于这一类的是已经着手采取各种秘密措施，准备进行一次普通动员予以逮捕的政权敌人；
A部二类，印有蓝色检字器标志，是准备采取公开发布通令予以逮捕的敌人，
A部三类， 带有绿色检字器记号，是尚未构成安全威胁的公民。但海德里希认为，这类人物，在严重困难考验的时刻，将是非常危险的，故需要考虑予以逮捕或重点进行监视。
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善于用颜色对它要打击的对象，做出细微区别的标志。卡片右上角另有一个检字器记号，用来表示不同的国家敌人。
深红色记号指共产党分子；
浅红色指马克思主义者；
褐色指暗杀分子；
紫色指不满分子。
每年4月1日和10月1日，必须由专人审查颜色标志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后来，德国边境也纳入秘密警察的控制范围。他们在德国边境上布下了一道铁幕。
为了确保任何外逃者都无法避开秘密警察的眼睛，海德里希及其同僚们苦心孤诣地设计出一套侦缉系统。
海德里希的侦缉系统，既有地方侦缉这方面，又有国家警察侦缉。在这方面，对敌人也以颜色做标志。
红砖色侦缉卡表明系在逃犯；
红边白卡表明系应予驱逐出境的人。
海德里希和他的同僚们所搞的字母代号侦缉细致人微，确实令人叫绝!
字母代号侦缉分为八类，每一类侦缉字母，代表秘密警察的一个行动指令：
A类侦缉：逮捕；
B类侦缉：无居住户口的予以逮捕；
c类侦缉：查明行踪；
D类侦缉：驱逐出境；
E类侦缉：搜寻失踪者；
F类侦缉：核实遗失的证件；
G类侦缉：暗中监视；
v类侦缉：逮捕职业性犯罪分子。
海德里希为了达到自己权力膨胀的目的，干方百计地了解更多人的情况。为此，他在党内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务系统，把手下人分成几等，标志为：
v--亲信；
A--普通间谍；
z--密探；
H--偶尔雇佣者；
u--靠不住的提供情报者。
他就是靠这些人的报告，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党员的私生活的情况。
海德里希可以为所欲为地把他认为应该投进监狱的无辜群众投进监狱，进行所谓“保护性”拘留。、
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们想置某人于死地，此人就决无活着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字典上根本就不存在“道理”二字。他们可以任意向要加害的人提出警告、进行监护或送进集中营，或者采取劫持、谋杀或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等手段进行迫害。
海德里希是夜总会的常客，经常跟那些妓女们鬼混。后来他利用这些妓女，成立了被称为基蒂沙龙的“文明之家”。在每间房屋里都安装上窃听器。
海德里希经常邀请国宾、外交官、商人和高级军官到“文明之家”来，通过他们与妓女的闲聊，窃取一些重要情报。
他曾用假情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勾结敌视苏联政策的某外国政权的军事领导集团反对国家”，借斯大林之手，在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间，杀害了苏联三万五干多名军官。这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
尽管在这份假情报之前，斯大林早已决定收拾对其统治过于危险的图哈切夫斯基，但总没找到适当借口，海德里希制造的假情报，配到了催比剂的作用。
血洗冲锋队和杀戳罗姆，海德里希及其秘密警察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海德里希虽然自己有犹太血统，但却成了反犹狂。消灭犹太人的这项任务，本来是由戈林主管的。1938年希姆莱主动要求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希特勒考虑到党卫队的工作效率高，因而批准他的要求。希姆莱让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海德里希主抓这项工作。1941年7月3口，希特勒亲自下令：“这里，我委托你，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我还要派你尽快制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海德里希疯狂地制订出杀人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集体屠杀、毒气室、火化炉、进行拷打、结扎生殖器、饿死或让沉重的劳役累死等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径。
海德里希象一尊死神，使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海德里希对德国占领区的无辜群众的屠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自1941年3月13日， 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那天起，海德里希就指使他的嘎喽罗们大肆屠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仅194l年12月15日就一次屠杀一百名捷克斯洛伐克无辜群众，其中男女老少俱全，年龄大的七十四岁，最小者才十七岁。
海德里希是希姆莱的得力助手和知已。曾协助希姆莱干了很多他想干而自己又干不出来的事情。
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三十八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正值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之际，却掉进了自至的坟墓，遇到了受其残害的人民的报复，结束了他罪恶的入生，结束了“刽子于海德里希”在地球上的事业。
海德里希遇炸身亡后， 希姆莱在他的灵墓旁对他作了-个简短的评价：“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子汉。在你正登上权力高峰时，命运有意夺走了你的生命！”
第五节 冒牌统帅的结局
上莱茵总司令 维斯特拉集团军总司令 苏军强大的攻势，希姆莱吃了败仗谋求跟西方谈判 被希特勒开除纳粹党 被英军抓获，自杀身亡
1944年秋，部务主任格布哈德·希姆莱碰到了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哥哥怨了重感冒、正要去开会，跟纳粹党的高级领袖讨论问题。“你应该保重自己，会议延期吧！”弟弟这样劝告党卫队首领。这时，党卫队全国领袖用几乎有点责备的口气回答道：“你听说过教皇伤了风就推迟过复活节吗?”
这个回答生动地描绘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完全沉缅于武士道式的天降大任于己的梦幻世界里。 在7月20日的平叛后，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占据了几乎无与伦比的实力地位。列举他所担任的职务就会一清二楚，希姆莱用那双用心修饰过指甲的手已攫取了多少权力。他是第三帝国仅次于纳粹党的重要组织--党卫队的主宰；他驾驭着警察机器和情报机构；他职掌中央内政部；他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监督着政府的种族政策；他监视德国同所谓日耳曼各国纳粹运动的关系；他统帅着，虽然只是名义上，三十八个师的武装党卫队，他作为陆军装备的主管和补充军总司令指挥着国内武装部队；他的一名副总指挥(戈特洛勃·柏格尔)掌管着武装部队的战俘营。有些人认为，只要等阿道夫·希特勒一死，他就能最终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
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势，使得某些同时代的人错误地认为，在希特勒穷途末路的阴影下，只有依靠这个党卫队头子才能把分崩离析的政权捏在一起。1944年底，从斯德哥尔摩到旧金山的各国报纸都用醒白的通栏标题宣称：“希姆莱--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最后几个月是由党卫队兵营中发出的号令进行统治的。党卫队终于把德国家握在股掌之中。当时，已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国家机关和党的部门能同党卫队在权力上抗衡。除了党卫队之外。其他一切机构都变成了听命的工具。1944年的德国，处在阿道夫·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两双眼睛的虎视眈眈之下。
希姆莱当时相信所谓的党卫队万能论，认为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到。1944年8月，他极度兴奋地预告道：“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神圣的全民战争。”
希姆莱效法苏维埃人的做法，威胁的手段、巡回特别军事法庭和全民拿起武器的宣传鼓动三者并用，竭尽全力推进战争动员工作。他公开承认以布尔什维克为样板。他将保安处写的一篇研究文章《苏联保卫列宁格勒的卓有成效的措施》，作为德国保卫本土战争的教材，发给陆军的将军们。“我赋予你们以全权”，他向一个师的军军官大声说：“将每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抓起来，如果有必要就捆起来扔进大卡车。你们把师里最为凶狠，干练和最优秀的军官派出去，立即将这帮子人抓起来，谁反抗就枪毙谁！”
希姆莱这样做，是把他那疯狂坚持到底的战略动员措施，与其常年对保守军人的积怨系在一起。７月２０日事件后，希特勒命令他新建十五个师。希姆莱感到，这是创建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民族社会主义的人民军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姆莱从工厂厂房和学校课堂里拼凑人员，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与陆军截然不同的新部队。他让那些信仰虔诚而缺乏扎实基本训练的青年纳粹分子担任军官。部队采用的番号也在于显示希姆莱的“革命军”的特点。它们自称“人民特种步兵师”和“人民炮兵军”。希姆莱要护卫他的人民军，不让旧军官有任何染指。任何一个“人民军军官”均不得调到其他部队去，这支新部队始终由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执掌裁决权。希姆莱说：“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是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军队。”
此时的希特勒像一个快要没顶的溺水者，死死抱住一个想法--只有依靠愿意拼死打到底的党卫队才能使他逃脱面临的灾难，只有忠实的希姆莱才会完成武装部队将军们辱命败北的业绩。
１９４４年夏季攻势后，苏联人已挺进到维斯特拉河，直捣东普鲁士。９月，英美军队已出现在原德国西部边境，德国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相信党卫队旧有的恐怖魔术的思想支撑着希特勒这们独裁者，使他没有倒下。
希姆莱确没有辜负领袖对他的期望。这位党卫队首领以其固有的组织才能在九十两个月内征集了五十万名新兵，匆忙而又马虎地训练了一下，就将他们投入前线作战。在这以前，他已将计划用于镇压国内动乱的补充军的六个旅调上战场。他制定了保卫德国的逐屋战斗到底的疯狂作战方案，苦心经营着一个为狂热的纳粹游击队所设计、取名为“狼人”的组织，并梦想在南德阿尔卑斯山建立据点，作为不可征服的纳粹中坚分子的避难所。
不论希特勒的哪条战线受到威胁，党卫队全国领袖就派出他的古罗马式的步兵队去哪里进行反击。希特勒三次得到了他的党卫队的支援，党卫队三次对敌对势力进行了镇压。
希姆莱，这个早先的见习士官，一直渴望有一天担任作战部队的统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兰次胡特的文科中学生一直对所谓前线经历未能如愿以偿，他梦想过统帅生涯。
１１月底，英美军队进入阿尔萨斯，迫使德国第十九军团退缩到莱茵河左岸的一个桥头堡。形势需要在河的右岸配置一直截击部队，以便一旦第十九军团进一步撤过莱茵河时收容其残部，并阻截敌人的进攻。领袖大本营决定，在卡尔斯鲁厄和瑞士边境之间的地区新成立一个集团军。这时，鲍曼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希特勒和鲍曼提出希姆莱为这支解围部队的指挥人选，很合胆战心惊的军人们的胃口：希姆莱是唯一能给新建集团军配备兵力的补充军总司令，再说身兼警察总临的希姆莱在第一线担任阻击任务也最合适不过了。
１２月初，希姆莱被任命。这位喜形于色的“上莱茵总司令”没有觉察，鲍曼递给他的是一把刀口向上打开的刀子。现在，希姆莱终于可以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了，希姆莱元帅将要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一个伟大转折了。起初，他还能以他的勤勉和组织才能蒙骗一些士兵，在短期内建立了一条阻击线，动员他的补充部队加入上莱茵集团军，并很快就掌握了一支由他的补充军人员、人民冲锋队队员、边境海关人员、高炮兵助手和东方步兵营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的出奇罕见的武装力量。而且尽管迷信得不敢走出设在黑森林的战地指挥所，他还是准备跟敌军激战一场。不过，他目前仅满足于对内部敌人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他以所谓无能为理由，解除了军司令和团司令的职务，拒绝集团军在任何一点上服从负责整个西线的西线总司令的领导。
在一次规模有限的反攻当中，某友邻集团军部队的两个快速师成功地在阿格诺突破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挺进到阿尔萨斯的北部。这个战果激励希姆莱制定了一项好大喜功的计划：他在领袖大本营提出建议，把这两个师划归他指挥，让他帅领这些部队去收复斯特拉斯堡。他坚决要求他的第十九军团还要在阿尔萨斯中部保持一个桥头堡。只要拨给他这两个师加强他在阿格诺地区的力量，攻占斯特拉斯堡是不困难的。领袖大本营不顾西线总司令的反对，批准了这位统帅的方案，高级将领希姆莱火速发出了命令。
阿格诺的两个师沿着莱茵河动作迟缓地向南运动。在它们还未来得及进入新阵地之前，盟军在北阿尔萨斯受挫后已稳住阵脚。尽管这样，美国军队仍然遭到希姆莱猝不及防的攻击。希姆莱的部队已进逼到距离斯特特斯堡几公里的地方，致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算放弃城市，并将他右翼的部队撤至佛日山后面。但斯特拉斯堡市长弗雷表示抗议， 于是盟军据城固守。德军攻势已惫。1月20日，盟军开始反攻，扫掉了希姆莱部队在莱茵河西岸的所有桥头堡，并在一个月后将最后一个德国士兵撵到了莱茵河东岸。
就在希姆莱这位统帅预兆行将败北的时候，鲍曼又为他的对手安排了一个作战指挥任务。这个任务必然使这位党卫队头子更深地卷入这个日趋败亡政权的军事灾难， 并成为疑神疑鬼的独裁者不得不发泄怒气的对象。希姆莱接收了-支新的影子部队，这一次是上东线：维斯特拉集团军。
1945年1月12日， 苏联人展开了不久以前还被希姆莱一笑置之的攻势。事实证明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强大的一次攻势。三百万红军向着七十五万装备低劣的德国士兵压将过来，在短短几天内就摧毁了几乎整个德军的防御线。苏联元帅切尔那亚科夫斯基和罗科亲夫斯基的集团军直指柯尼斯堡和但泽，而苏军中路攻击部队的朱可夫元帅则占领了德国专区瓦尔特兰，科涅夫元帅挺进到萨冈、使德方防御者惊慌失措。行列长长的溃逃士兵的奔跑声、被强奸的妇女的悲号声以及特别军事法庭发出的自杀性愤怒喊叫，在这一片混乱声中，东普鲁士直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已全部丢失，北方集团军遭到了沉重打击。
苏联攻击部队在德军北方和中央集团军之间进行突破，将东北方面防线撕开了一个大缺口。奥得河和维斯特拉河之间地区任凭俄国军队驰骋。七零八落的战斗部队、补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几乎无任何防御可言。因此，参谋总长古德里安于1月23日建议， 在波美拉尼亚配备一个新的集团军司令部，由它负责迅速把奥得河和维斯特拉河之间现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并建立一条防线。这支“维斯特拉集团军”可由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指挥，由于巴尔干战场的缩小，他的司令部早已空闲无事。
希特勒表示同意，但是独裁者对古德里安为这支新集团军推荐的统帅候选人感到厌恶。他知道有一个较为合适的人：希姆莱。唯有党卫队头子可以考虑担任这个地区的保卫工作。古德里安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对这一明显的失策感到惊讶。”参谋总长记述道，“我竭力进行争辩，以扭转对于不幸的东线所采取的这种胡闹的做法。一切都是徒然。希特勒断言，希姆莱在上莱茵地区干得非常出色。他手里有补充军，因此可以直截了当地动用他的兵源。”当古德里安试图至少给这个外行战略家配备几个有经验的总参谋部的军官时，独裁者也不同意给以这种支援。希姆莱挑选了一名果断的、但不熟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武装党卫队装甲部队将军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即旅队长海因兹·拉麦丁，并且给自己配备了另外一些党卫队领袖，直到后来，他才接纳陆军军官担任幕僚。
不过， 这个于1月24日在多伊奇一克罗内设立起战地指挥所的人物，当时在上莱茵还大做其荒唐的统帅之梦时所具有的妄自尊大的信心现已不复存在。他来到东线并非没有忧虑，恐惧感紧紧抓住了他。他畏惧独裁者喜怒无常的性格和报复心理。希姆莱很清楚，不把多年经营的赌注统统押上去，他是一定要再次吃败仗的。他必须分秒必争，迅速、持续地取得战绩。他既惶惶不安，又有莫名其妙的怒火，急匆匆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他把最后一批补充军部队调来，派出党卫队和警察行动队去搜寻还能作战的士兵，拼凑新的武装党卫队部队，不过这些师只拥有旅的兵力。他还把经过考验的党卫队将军，如副总指挥施坦因纳调到他的集团军里来。对于缺少作战能力的部队，他就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空洞口号、英勇善战的大话，在老百姓面前装成实力雄厚的样子。对于这种虚假实力就连希姆莱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们担负的任务，”他向本集团军的将领和师长训话说：“是我们祖先对付阿瓦伦人、蒙古人以及在东南部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曾经上百次完成过的。当年唯一可靠的盟友也是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的心。”他通过党的机关报《波美拉尼亚报》宣布：“对现有兵源和武器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将后方的全部力量投入战斗，正在出现奇迹般成绩。南波美拉尼亚居民已认识到当务之急，前线屹立不动，并将不断增强实力。”
希姆莱尽管自吹自擂得很热闹，但也无法掩盖他正在走向一场灾难的现实。这个迷信的冒牌统帅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中员相信星相和听信占卜家的预言的人，他眼见自己晦星高照。希姆莱刚想派出党卫队第十集团军在奥得河一瓦尔塔河河曲地区阻挡住苏军向奥得河的挺进， 尚未付之行动即已宣告失败。1月29日，朱可夫的部队出现在奥得河阵地旧有的坦克工事前面，并且迅捷占领了阵地。
希姆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发动反攻来挽回奥得河的失利。他把自己最精锐的党卫队部队调到施奈德米尔地区，从侧翼进攻朱可夫的部队--这次毫无希望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德国人被迫继续后退。希姆莱统帅连续败北，再也没有把握得到领袖的恩宠，托病规避。他日益频繁地造访青年时代的朋友、这时在霍恩吕兴负责党卫队一所军医院的卡尔·格布哈特，而在战地指挥所里，总司令希姆莱也只在几个小时里面才接见部属。到了晚上十点钟，对于他来说战争已完全停止--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打扰这位贪睡的高贵人物。
希姆莱自动偃旗息鼓，使参谋总长古德里安有了借口，拼凑维斯杜拉集团军的余力进行一次决战。他计划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出其不意地向苏联部队进行突击，将其击溃在瓦尔塔河以北，肃清波美拉尼亚境内的俄国人，从而确保与西普鲁士的联系。为实现此项目标，古德里安想派瓦尔特·温克将军去希姆莱司令部担任作战指挥。 大概古德里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实际上排除身为作战指挥官的希姆莱。2月13日，参谋总长在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这项计划，可是独裁者立即看穿了古德里安自私的打算。当独裁者跟参谋总长就党卫队头子的军事素质进行争论时，希姆莱神色值尬、面容苍白地坐在一旁倾听。争辩者嗓门越来越高，言词越来越尖锐。
古德里安：“温克将军一定得去全国领袖司令部负责指挥，就无法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
希特勒：“全国领袖有能力指挥这次进攻。”
古德里安：“全国领袖缺乏经验，没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不能独自指挥这次进攻，为此温克将军是断不可少的。”
希特勒：“我不许您在我面前责备全国领袖不能承担他的任务。”
古德里安：“我不得不坚持温克将军去集团军司令部担任指挥，以便恰当地领导这次作战行动。”
争论双方拉开嗓门对吵了两个小时，互不相让。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突然在党卫队头子面前站住。希特勒说：“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天夜里就上您的司令部去，指挥这次进攻。”他向古德里安瞅了一眼，然后微笑道：“请吧，您继续报告下去，总参谋部今天已打胜了一仗。”
希姆莱权力的末日临了。
古德里安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四天后，温克遭遇车祸，进攻失利，但参谋总长还是坚持不懈地设法使东部陆军摆脱希姆莱的控制。他两次向希特勒提出要求撤换维斯社拉集团军总司令，独裁者两次不予同意。这时古德里安绝望之余想出一个计划：他亲自出马去劝说希姆莱辞职。但是，当他找到站地指挥所--这时已迁至普伦茨劳，要求通报见集团军总司令时，古德里安获悉，希饵莱患了“重感冒”，已躺在他的朋友格布哈特的医院里好几个星期了。拉麦丁旅长问大将：“您能把我们从我们总司令的掌握下解救出来吗？”
古德里安能够做到这点。 3月18日，他出现在希姆莱的面前。当希姆莱认出来访者的时候，他咳嗽着，害羞地缩进鸭绒被里去。古德里安婉言对党卫队头子劝冕一番，并向他断言，大家完全理解，全国领袖担任了不少重要领导职务，不必再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的琐碎工作操劳，特别是他的健康状况又这么不好。这位吃了败仗的统帅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再次大吃一惊。他喃喃自话道，“领袖会怎么说呢?”他充满期待地望着参谋长。古德里安表示给予帮助：要是全国领袖没有顾虑，那么他古德里安可以主动请求领袖卸去全国领袖的集团军指挥职务。 1945年3月20日，这件事情终于实现。希特勒几乎漫不经心地同意这项提议，委派第一装甲军团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接替党卫队全国领袖对维斯社拉集团军的领导工作。希姆莱的统帅之梦破灭了。
几乎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竞在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显露端倪。 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其毕生崇拜的偶像告别，背离这个身穿党卫队外衣的神秘主义者为之奉献最残忍的鲜血祭品的上帝，同任何作者都无法如此程度编造的弥天大谎者告别了。从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起，希姆莱打算挽救他认为还可挽救的东西：他自己的生命、集团，一种阴暗的、飞黄腾达的幻想。当然，要说他不遁入一个新的梦幻世界的话，那他也就不成其为海因里希·希姆莱了，因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是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
3月22日， 海因里希大将在任命后来到普伦茨劳司令部向他的前任报到。希姆莱神色尴尬地让他过目移交给他的家底，但是当这位军人请求全国领袖作一次“一般政治性讲话”时，希姆莱又恢复了原先的信心，神态判若两人。权势显赫的党卫队头子缓缓转过身子，挽住海因里希的胳膊，审慎地把他带到自己的司令办公室的沙发上。希姆莱低声说：“现在是我们跟西方敌对者进行谈判的时候了。我已为此采取了行动，我的联系人已接上了头。”
希姆莱第一次向一个局外人透露了他一直战战兢兢隐藏的秘密：几个月来，这位党卫队头子力图通过瑞典和瑞士的居间人跟盟国接触，劝说西方国家同意单独媾和。在这以前，德国人只看到党卫队的一面。现在，至少它向了解内情的人露出了另一面，而这一面具有十分怪诞的线条：就是这个党卫队，它无情地扑灭任何对最后胜利的怀疑，它运用特别军事法庭慷慨激昂的号召和切腹自杀的行动煽动德国人坚决顶住，但它竟然试图通过跟敌人秘密签订协定来挽救自己的生存。原因是它自己已不再相信能够取得胜利了。这种怪诞线条中掺杂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成分，因为愿意投降的党卫队领袖们恰好挑选了一个民族作为自己求得生存的救命稻草和抵押品。他们曾经打算把这个民族斩尽杀绝，不留一人。
希姆莱在纳粹政权的火山口上盲目摸索和自我折磨，他怯懦地在他的谋士施伦堡的呼吁和柏林领袖避弹室阴影之间来回奔窜。背后出点子的施伦堡将他紧紧抓住不放，希姆莱非做出决定不可！在此期间，保安处国外处长找到了一个新的赞助者，即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 4月19日，他向保安处头子保证，要把德国从总理府这个神经错乱的人手里解脱出来，缔造和平，同盟国谈判。
这时施伦堡和前“钢盔团”领袖弗朗兹·赛尔特为希姆莱草拟了一份政纲：废除希特勒，解散党，废除人民法庭，投降谈判。当这项呼吁也未能推动希姆莱见诸行动时，施伦堡又招来一个帮手。克尔斯滕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了，他还带来了一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可能想象的、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人：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诺特尔·马祖尔。 4月19日晚，两人在滕佩尔霍夫机场着陆。几小时后，他们到达克尔斯滕的哈尔茨瓦尔镕庄园。
但是这时没有见到希姆莱， 他已驱车去领袖避弹室。1945年4月20日是领袖的生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要向他的领袖最后一次表示敬意。因为独裁者在总理府庭院里举行幽灵般的接见，党卫队头子是不能缺席的。
二十四小时后，宣传部的一名官员给领袖避弹室送来一份报告，报告使希特勒越发疑神疑鬼。洛伦茨截获路透社记者保罗·斯科特·兰金从旧金山发出的一则急电，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向西方盟国提出德国投降。瓦尔特·施伦堡到底制服了心怀恐惧的偶像的奴仆。
这则消息使领袖避弹室的人员陷于瘫痪状态。这时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被叫去听电话。一会儿工夫，他带了一则更为重要(不过是不正确的)的消息回来。斯德哥尔摩电台刚刚广播，希姆莱已跟英美统帅部进行谈判。独裁者直楞楞地朝上翻着眼睛，从双唇进发出一阵泣不成声的嚎叫，现在党卫队的卑鄙行为已在他面前暴露无遗。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施坦因纳不肯发动进攻，为什么党卫队在甸牙利的进攻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特拉河边不卖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项重大阴谋，都和他过去称之为“忠实的希姆莱”这个凶恶的阴谋家有联系。但是，他的血液还在血管里沸腾，他还有力量让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粉身碎骨。“决不允许一个叛徒接替他当领袖！”他嚎叫着，并叫人把里特·冯·裕莱姆陆军元帅叫来，责成他飞出被围的构林，无论如何要把希姆莱逮捕起来。
希特勒再也不愿有任何一个党卫队领袖待在他的身边，每个党卫队领袖在他眼里都成了嫌疑犯，好像都是一个庞大叛徒集团的成员。当听说，他的连襟，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希姆莱的首席代表赫尔昂，菲格莱因换上便衣，擅自离开领袖避弹室时，他命令将他枪决在总理府院子里。独裁者在口授遗嘱中说：“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除去他的一切国家职务，……戈林和希姆莱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权力，从而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姑且不说对我个人的不忠。”
两天后，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但是他的不忠的奴仆还一直相信未来的前途，他，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决定德国的命运。盟国早已拒绝了希姆莱一厢情愿的投降要求，可是全国须袖还一直心怀希望。
他已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纳粹党(定名“民族集中党”)，并拼凑了一个战后政府，长期反对他的国内保安处处长奥托·奥仑道夫也将在这个政府中获得一席部长职位。他草拟了新政府纲领。可是大德意志国家愈是被盟国坦克的楔形编队碾得粉碎，党卫队头子的妄想和希望也就愈快地成为泡影。
首先，他想当战后的德国领袖，继而又渴望靠紧希特勒的继任入卡尔·邓尼茨当第二号人物，并逃往邓尼茨在弗伦斯堡的司令部。未了，他想只当个警察头子也就算了。最后他感到坐上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邦政府总理的交椅也还合适
当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残缺帝国也土崩瓦解时，希姆莱知道，他已是一个什么都输光了的人。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看出这个强自镇定的党卫队头子心里盘算着什么。伯爵劝告希姆莱：“原来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可不能改名换姓和贴上假胡须给别人抓住！除了到英国陆军元帅蒙格马利那儿去自首说：“我在这儿”，除此，您别无其他道路可走。这样您就必须对您的队员承担责任。”
但是希姆莱想到的唯一办法，恰恰是伯爵警告他不可以做的那个办法。1945年5月20日， 希姆莱戴上一只眼罩，穿上一套野战秘密警察的制服，揣着一张名叫海因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这个人面部特征酷似希姆莱，是经人民法庭判处死则的犯人。随后，党卫队领袖就开始潜逃，企图逃脱历史的惩罚。希姆莱带着几名忠实的亲信，其中有奥仑道夫、秘书勃兰特、卡尔·格布哈特和副官格罗特曼。他们穿过荷尔斯泰因，渡过易北河，试图偷越英国哨所。可是英国哨兵注意到这个情况。5月23日， 希姆莱一帮人被抓住了。 下午2时，英国宪兵将他们押入吕南堡附近的031号盘查营。
当盘查营长官英国上尉汤姆·塞尔维斯特让这些被押解来的人从他的面前走过时，有三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两个高个子和一个矮小、外貌丑陋、衣衫褴褛的人”。塞尔维斯特这样记述道。英军上尉命令这三个德国人走到自己跟前。塞尔维斯特将两个身材魁梧的人另行单独监禁，“随后”，英国上尉记述道：“小个子摘下左眼上的黑眼罩，戴上眼镜。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也就一清二楚了。”他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说道：“海因里希·希姆莱”。
塞尔维斯特向军事情报部门作了紧急报告，很快就来了两名情报军官。当天晚上，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总部情报部门领导人迈克尔·墨菲上校也赶来了。墨菲立即怀疑，希姆莱藏有毒药，可以在监视者未加注意的刹那间吞服。事实上，英国土兵已在希姆莱的衣服中搜出一只装毒药的小玻璃瓶。但是这位情报官上校对事情并不放心， 他叫来一位医生对希姆莱再做-次进行检查。希姆莱张开嘴巴，突然医生在囚室的暗淡光线里，看到希姆莱的齿槽间有黑色的东西闪亮。这位医生叫俘虏将头对着光亮，这时，希姆莱扭过头，合上嘴巴，牙齿发出喀嚓喀嚓的咬嚼声--暗藏的氰化钾微型管状瓶破裂了--几秒钟后，希姆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间为1945年5月23日， 海因里希·希姆莱死了。他虽然逃避了历史的惩罚，但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三章 血色阴森的集中营——骷髅队暴行
德国建立集中营原是用来拘押政治犯的。德国境内较为出名的集中营有达豪、克森豪森、萨克森堡、利希滕堡等。在德国法西斯开始建立欧洲新秩序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德国人开始在占领区，特别是犹太人较为集中的犹太人区建立集中营。这时，德国境内集中营关押惩戒犯人的种种经验和方法都在新建立的集中营中得到应用，并由狂热的纳粹分子进一步发展。而使集中营更接近于地狱，变成了死亡集中营，即死亡工厂。如果追溯根源，死亡集中营的建立源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和他下达的“最后解决”的命令。
早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０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此话成为后来发生事实的预言。世界大战爆发后，当他征服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的时候，希特勒觉得实现他的消灭计划的机会来到了。于是，在开始进攻俄国时，他以口头形式向纳粹高级领导人发布了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的汉斯·拉麦斯说：“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到１９４２年初，海德里希认为应该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以使这项任务得以贯彻执行。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区风景秀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议，开始部署血腥的“最后解决”。尽管当时德国军队在苏俄前线的战斗十分艰难，一再受到挫折，但德国纳粹官员和大多数德国人却因为纳粹的宣传而坚信胜利就在眼前。因此，认为海德里希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把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德国眼看要统治的整个欧洲的主要问题来解决一下是顺理成章的事。
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十五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一千一百万。”这些犹太人在各国的分布情况为：在德国本土上的现有犹太人由原先1939年的二十五万人只剩下十三万一干八百人。在苏俄约有五百万犹太人，在乌克兰有三百万，在波兰总督辖区有二百二十五万，在法国有七十五万，在英国还有三十万。到会的高级军官们终于听明白了，“最后解决”实际上就是要消灭这一千一百万犹太人。
在纳粹内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对“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在处理犹太人的方针、犹太人概念的确定、犹太人的登记、标记、取消迁徒自由和隔离、强制劳动等方面都有较为详细明确的文件指令。
在处理犹太人方针总则中，纳粹文件说：
奉命最后解决欧洲犹大人问题的保安警察兼党卫队保安勤务处长官的权力扩大到被占领区的东部地区。……负责处理东部被占领区的犹太人问题。……解决东部被占领区犹太人问题的各项措施必须从如下观点出发，即最迟在战后普遍解决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应该允许对两年前进入红军新的被占领区的犹太人采取报复措施。……考虑到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和犹大民族在德军进驻以前对俄国其他居民的巨大影响，而且鉴于这种影响至今仍在继续起作用，所以应尽量从广义方面理解“犹太人”这个概念，以避免犹太民族在日后再次强盛起来，这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民族角度看都是必要的。因此，凡信奉犹大教的人，承认或曾经承认是犹大人的人，或由于其他情况而证明其犹太教徒身份的人都是犹太人。凡其父母之一方按上述规定作为犹太人者。也应被视为犹太人。……
……应立即命令犹太人佩带黄色的犹太人星章，星章应永远戴在显眼处以资识别。
其实，这么复杂、这么详细地做这些难备工作，根本的目的仅仅在于把犹太人彻底消灭。正象海德里希在那次会议上对如何完成“最后解决”犹太人这项重大任务的说明一样，目的再清晰不过了：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的淘汰。
剩下的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兵最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众而剩下来的犹太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从实际情况来看，海德里希“最后解决”的意义仅在于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强制劳动，使他们饥饿、劳累而死。然后再把少数活下来的体格极为健壮的人处死，以绝后患。但是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级军官都认为，只在修筑向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工夫。代表们明显地表现出极为急躁的情绪，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一项现成的方案，他说，波兰的二百五十万犹太人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于劳动”，而且这些人对纳粹统治构成了威胁，况且不存在迁移的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住在那里。他最后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在许多高级官员的要求下，在大多数犹太人尚未去劳动之前，希特勒与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犹太人。处置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就是由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地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另一种就是希姆莱在德国境内已驾驭自如、具有丰富杀人经验、而后又推广到波兰及其他被占领土的“死亡集中营”。两种方法相比较，希姆莱把死亡集中营的做法看作是德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创举，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集中营中，希姆莱党卫队中的骷髅队在“最后解决”中获得巨大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业绩。
而在事实上，德国人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德国占领区的日渐扩大、德国战线的拉长，兵员日趋不足，工厂企业劳动力严重区乏。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上干万犹太人对德国战争的胜利有着多么高的价值。直到1942年德国人明白过来的时候，大局已定，于事无补。为完成“最后解决”的任务，除了把原先用来对付德国政治犯的几个国内集中营用来对付犹太人外，德国人还新增建二十几座集中营。这些不断改进杀人方法和提高杀人速度的集中营早已在德国人渴求劳动力之前，把五百多万犹太人送进了地狱之门。也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更多的德国入不得不拿起枪走向战场而工厂被迫停工之后，德国法西斯在屠杀犹太人方面创造了骇人的业绩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末日。
第一节 法西斯集中营
法西斯的世界之最一—遍布德国境内和占领区的形式繁多的集中营和死亡营奥斯威辛在“最后解决”方面首创杀人纪录 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场 充当刽于手帮凶的德国商业界 从囚犯和死人身上劫掠财物
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法西斯纳粹分子用以实施暴行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遍布德国境内和占领区的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集中营。这些魔窟每天都在吞噬着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国家的无辜平民，甚至连天真无邪的儿童也不放过。党卫队的杀人专家们，用魔鬼的智慧创造了类型繁多的集中营和死亡营：
１．劳动教育营；
２．在被占领国和吞并地区为迫迁而设立的囚营；
３．在波兰设立的日尔曼化营；
４．犹太居民隔离营；
５．德国国防军拘留所和战浮营；
６．青年保护营；
７．外国民工营；
８．捷匈边界奥地利地区匈牙利犹太人营；
９．警方拘留营；
１０．婴儿营和幼儿营；
１１．希尔梅克一格尔布鲁克保安营；
１２．亨泽尔待纳粹党卫队特别营；
１３．刑事犯（属于这类囚营的还有盖世太保和治安营察的拘留所、司法部门的拘留所和刑事犯营）；
１４．犹太人强迫劳动营；
１５．集中营（包括早期集中营、隶属关系尚未澄清的集中营、有分营的主集中营）；
１６．死亡营。
纳粹分子所建的集中营不但类型繁多，涉及地区之广也堪称世界之最，在德国境内和占领区处处设有法西斯的集中营！
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在沽尔斯勒本建立劳动村主集中营；
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６日在奥斯威辛建立奥斯威辛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４月３０日在吕内堡建立贝尔根一贝尔森主集中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在布痕瓦尔德建立布痕瓦尔德主集中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０日在达豪建立达豪主集中营；
１９３８年５月３日在诺伊施塔得建立弗洛森瓦格主集中营；
１９４０年８月２日在阿拉斯建立格罗斯一罗森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２日在赫尔指格布什建立赫尔措格布什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在绍里亚姆波勒建立考纳斯主集中营；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在克拉科夫一昔拉斯措夫建立克拉科夫一书拉斯措夫主集中营；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在卢布林建立卢布林一马伊达内克主集中营；
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在毛特豪森建立毛特豪森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７日在图林报北豪森建立米特尔鲍一多拉主集中营；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日在巴登建立纳茨韦勒一斯待鲁特霍夫主集中营；
１９４０年６月４日在汉堡建立新加以主集中营；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５日在拉夕斯布吕克建立拉夕斯行吕克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５日在里加建立里加一凯泽瓦尔德主集中营；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２日在奥拉林堡建立萨克森豪森主集中营；
１９３９年９月２日在但泽建立斯图医夫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在艾斯特兰德建立韦瓦拉主集中营；
１９４３年８月５日在华沙建立华沙主菜巾营；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０在韦韦尔堡建立韦韦尔堡主集中营。
法西斯集中营的阴森恐怖、惨无人道，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见之不寒而栗，而身居其中则比到了地狱还耍悲惨干倍。如此，这些杀人狂还觉不够过瘾，又创造了比集中营更残暴、更灭绝人性的杀人工厂——死亡营：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在波兰建立海鸟诺姆死亡营；
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５日在卢布林建立贝乌热茨死亡营；
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在卢布林建立奈比堡死亡营；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日在卢布林建立特雷布林卡死亡营；
１９４１年９月３日在奥斯威辛建立奥斯威辛一比肯奥死亡营；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日在卢布林建立卢布林一马伊达内克死亡营。
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也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奥斯威辛由三十三个集中营组成，全营分为三大区：
奥斯威辛１号——主营。集中营的行政机构、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都位于此。
奥斯威辛２号，官方称呼是比克瑙。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它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悔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化学实验室。
奥斯威辛３号，亦称伦纳，是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负责挖煤和生产水泥。
本书所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要是指２号，即比克瑙。
它有四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理和焚化的能力远比同在荷兰境内的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高，特别是在这个集中营快完蛋的时候，它曾创造了一天毒死六干人的纪录。一度担任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始终认为他所使用的毒气是最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１９４１年６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三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克克。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消灭了八万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
他用的是一氯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Ｂ”。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三分钟到十五分钟，因天气情况不同而不同。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两千人，而特莱勃林卡的十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两百人。
鲁道夫·霍斯这个于１９４７年被绞死的恶魔总是不断地研究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
奥斯威辛还有一个方面比特莱勃林卡先进，那就是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从表面上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可怕。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开满鲜艳的花朵。入口处明明白白地挂着“浴室”字脾。这一切都使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毫不怀疑是将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而在他们进入毒气室时的美妙音乐伴奏，也使他们绝对想不到，这美妙的来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院的轻快欢乐的曲调却正是骷髅队给他们播放的死亡进行曲。
尽管党卫队的高层—再要求各个集中营干这种灭绝屠杀的事不能让人知道，但是连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那种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充斥集中营四周的整个地区，萦绕在集中营四周的空气中久聚不散。所有附近的居民都知道集中营在进行灭绝工作，有的居民实在不堪忍受那难闻的气味而想方设法搬走了。虽然用毒气屠杀十分方便，但仍然有一些特别囚犯来不及屠杀而被直接注射石脑油致死，这些特殊囚犯绝大部分是俄国战俘。
用毒气屠杀的经过一般是这样的：当新的犹太人被从远方运来时，党卫队医官就对这些囚犯进行专门检查。囚犯被喝令按队列前进，就在囚犯们经过医官面前时，当场决定囚犯们向哪一队站过去。适合劳动的被分到一起，送到集中营；而其余的人则立即被送到灭绝工厂。在这些囚犯中，儿童因为年幼不能劳动也被送到灭绝工厂处死。
当囚犯们随着伴奏音乐由脱衣室进到浴室时，大部分囚犯会感到不对劲，因为室内并没有淋浴喷头，却看到一间屋子里塞满了男女老幼，根本就无法洗澡。但这时身后的门往往早已被关上了。党卫队员们早已各就各位，准备一接到命令就把那些蓝色的氰化物或称“齐克隆Ｂ”的结晶药物投下去。
就在那些赤身裸体的囚犯们纳闷到底这些魔鬼要干什么的时候，刽子手们把那不慈祥的晶体投下了通气孔，一会儿囚犯们就看见毒气从通气孔里飘了出来，这时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远离管子的地方拥去。求生的本能使那些身体较为强壮的人顾不上照应自己的亲人而只顾拼命往上爬，以使自己争得那可怜的二三分钟的生命。终于，他们在进来的大门附近堆成了一个金字塔：老人、孩子、妇女在下边，青年人在上边，人人脸上发着阴森的青色，个个身上被抓挠得血迹斑班，到处都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死神的门槛求生，一直到死都不愿放弃。
二三十分钟后，这整个的一大堆人都不动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被打开，由被囚禁的男犹太人按手清理工作。纳粹党徒给这个犯人工作队起了一个颇雅致的名字“特别队”。“特别队”的人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最大的希望仅是营部答应免于一死，给以足够的食物果腹。但在集中营里囚犯是没有资格谈条件的，这些“特别队”的队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不免会被毒气处死，他们的工作亦会由一批新人代替。这批新人也会得到同样的许诺，但亦会同样被处死，因为党卫队不希望任何人活着出去泄露内情。
“特别队”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扑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接着便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粉，最后用卡车倒入挖好的坑中或直接撤入河中。
通常用况下，“特别队”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拖出来，扔进在毒气室旁边挖的坑里，然后再重新布置，喷洒可怜的牺牲者随身带来的花露水，以便使新来的牺牲者对刚才发生的惨剧一无所知。虽然尸体上洒满了漂白粉和土，但没有及时焚化的尸体在几个月后弄得整个集中营都充溢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在所有的水源和井里都会发现杆状病菌。
在比克瑙，共有四座焚尸场，总共有八个毒气室和四十六座焚尸炉，每座焚尸炉在几分钟内可同时焚烧三具尸体。尽管如此高的效率，但因焚烧的尸体太多，连火苗都窜出了烟囱，烟囱被烧得通红，裂开了，不得不用铁箍箍紧。
即便如此，有时尸体太多，沪子仍不够用，这时就在院子里架柴烧尸体，沾满油的尸体在木荣上熊熊燃烧，尸堆上日出阵阵浓烟。尸体在火中被烷烧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面孔被火烧得狰狞可怕，惨不忍睹。最后，烧完的火堆或埋掉或倒在河里。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死亡集中营能迅速改变人的性格。即使是参加消灭波兰犹太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士兵，初到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死亡集中营种种意想不到的场面和做法而吃惊，但不出几天，这些党卫队士兵就会若无其事地对待所见到的一切。然而即使在死亡集中营极端恐怖的情况下，人们求生的欲望任何人都无从改变。
为了更有效地监视犯人，盖世太保采取种种处心积虑的方法，他们常常利用给干轻活和增加食品量的办法，收买某些犯人。而他们往往很轻易地就会收买到一批。而每当这些犯人在囚犯中间暴露时，盖世太堡就会迅速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到了这时，那些被收买的犯人往往悔恨不迭，然而已为时过晚。
有时候，囚犯们会不时地看到有头和手在死人堆里微微颤动，这是试图从这些死人堆里爬出来求生的活人。而最终的结果是，一旦被送到了集中营就已是踏上死亡的滑梯，剩下的事就由魔鬼作主了。
但人们为渴求生命所做的努力在集中营里体现得更为悲惨，更令人心碎，而这也正衬托出法西斯刽子手在死亡集中营的所做所为是多么残酷和灭绝人性。
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集中营，—位四十五岁的犯人因脚有伤不能劳动而被选定送毒气室处死。他的十六岁的儿子也在集中营里。这位年轻的少年幼稚地想用顶替集中营号码的办法来搭救他的父亲，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位少年鼓起勇气，跪倒在营长官面前，央求让他的父亲活下去。营长官回答说，他用不着害怕，他爸爸是去治病，很快就会回来。少年不相信，一再恳求长官准许他代替他的父亲去修筑公路。负责报表的头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个少年终于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父亲，而刽子手随后却把这位少年的号码和他父亲的号码填在一起，他们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在１９４２年底以前，囚犯的号码一直是写在囚服上的。早先，常常发生犯人们替换缝有号码的衣服的事情，党卫队正是按照这些号码对死人进行登记。犯人们常常从死人身上扒下结实的衣服，把自己的破布片子套在死人身上。这样一来：活犯人按照号码是个死人，而死人还顶替着已死的活人。因此常常使党卫队的人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加强死人和活人的统计工作，保证从杀人的集中营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跑出去，从１９４２年底，党党卫队首先在奥斯威辛对死人和活人进行一次准确统计，并在犯人的左手臂刺上字号，从而使每一个囚犯的命运都由这个号码来起决定性作用，也便于法西斯刽子手对对死亡数字进行统计。
德国法西斯灭亡之后，直至在纽伦堡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无疑是平凡和正派的，就像任何颇为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性的栋梁。而实际上确凿的记载表明，德国的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接竞争。事实表明，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事先早已清楚地知道这些商业活动成果用途。因此，把德国的这些企业主看手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一点也不过分。
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从该公司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２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商业经营状况之一斑：
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大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
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
的设备。
做这种骇人听闻生意的还有其他许多公司。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莱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
因为不用棺材，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二十四英寸高，十八英寸宽。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的货国。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
另外一家有强劲钻营势力的科里公司，在投标时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集中营建了四座焚尸炉， 为卢布林集中营建了五座， 而且说它们“在实际的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Ｂ”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德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及德骚的达格奇公司。通过竞争，德奇——施塔本诺夫公司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四分之三吨。刽子手霍斯证明，德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给集中营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了足以杀死二百万人的毒物。
这实在是德国商业史上的劣迹！
更令人惊骇的是对尸体的最后处理，有事实证明，集中营的骨灰在很多情况下被当作肥料出售。而但泽的一家工厂建造了一个用电加热的大池，用人体脂肪制造肥皂。它的配料是：用十二磅人体脂肪，加十夸脱水、八盎司至一磅苛性钠，搅拌在一起煮两三个小时，然后冷却。制造出的脂皂除了大量供应德国军队和士兵使用外，还向德国的平民出售。
法西斯德国在集中营中对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掠夺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囚犯组成的“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冷冷的尸体旁认真地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检查并拔出死者的金牙。这些金牙连同死亡营所能够掠来的贵重物品，除了金牙上的黄金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镯、戒指、项链、金刚钻和银器，都被运到德国国家银行，存到一个名字叫“马克思·海利格”的帐户上。除了贵重物品，被杀害人的衣服、鞋子、其他物品，甚至女人的长头发、犯人血液，都被惧起来，经过消毒之后，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和前线。仅在１９４２年，在奥斯威集中营的比克瑙ＢＩ区西部就建造了三十处木板房。板房刚一造好，里边就堆满了东西。木板房的周围，没经清理的物品堆积如山。目击者证实，抢劫来的物品装满三十五个仓库。在纳粹分子撤离期间，他们仅来得及烧毁二十九个仓库，三十五万件男人西服，四点四万双鞋，一点四万张地毯和其他物品。从搜查到的集中营文件中可以看出，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仅奥斯威辛送往德国的就有九万二千多套儿童服装，十九万多件女人衣服，二十二万多件男人衣服。这些衣服和其他物品都送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救济组织”或各个市的市长，再分发给国内的居民。居民们虽然十分清楚这些物品的来路，但仍然照看照样使用。
尤其惊人的是，被杀女人的头发都从尸体上被拔下来运往德国。据目击者证实，有六万公斤这样的“原料”运往德国。比克瑙解放后，在仓库里发现了七千公斤女人的头发。此外，还有大量牙刷、须刷、眼镜、裤子、大衣和帽子。残杀儿童的法西斯凶手以其沾满鲜血的双手从被杀害的孩子尸体是剥下衣服，一件件精心点数，然后悉数运往德国。
经检查，衣服、鞋或其他物品上有着法国、比利时、匈牙利、荷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厂的商标，而在手提箱上还可以看到贴有欧洲各地旅馆的标签。而那分成十百九十三捆的妇女头发，经专家鉴定，是从十四万名妇女头上剪下来的。
第二节 党卫队分子
罪恶的创造——党卫队杀人方法种种 慈面杀人魔王施瓦尔茨古贝尔 职业杀人专家克拉麦尔 刽子手帕利契
随着一个个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倒下，德国法西斯也一步步踏上了自己的末日旅程。
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傻瓜、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是希特勒“最后解决”由迁谈到使用灭绝手段的决定性人物。这个自始至终坚守“犹太人外移”信念的党卫队军官在波兰战役开始之后提出一个“给犹太人安置领土，那么全部问题就解决了”的想法。
艾希曼向党卫队旅队长建议，在波兰德占领区的东端建立一个犹太人保护区，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这个保护区里。他们选定卢布林西南靠近桑河河畔的小城市尼斯科。无意之中，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就党卫队对待犹太人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把达一灭绝人性的目标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党卫队最初的让犹太人“自愿”移民出境，至此已变为完全强迫外迁，集中驱逐，押解犹太人前往保护区。方案越残酷，使用的方法越变得惨无人道，对犹太人的态度终于转移到“解决”的地步。
１９４１年５月，海德里希通知一百二十名特别行动队和特谴队队长，集中将他们送到易北河畔维登堡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接受对种族敌入进行灭绝战役的训练，以尽快适应对种族的大屠杀。这些人在后来成为特别行动队中一支干到底的死神队。
如果说，希姆莱和他的特别支队在占领区屠杀犹太人创造了一幅地狱般的景象的话，那么，希姆莱在后一段时间内的指令简直就是魔鬼的催命符。
就在灭绝俄国犹太人的活动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希姆莱已经下令转入一个新的集体屠杀阶段，不固定的屠杀场一变而为固定的杀人工厂，枪杀改为用毒气杀人。令人发指的毒气室在犹太人固定居住的区域建立起来。
最早提出用毒气杀人的当属瓦尔特兰长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何图尔·格赖泽尔。１９４１年秋，格赖泽尔的独立王国里有十万名犹太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茨曼施塔特的隔离区。格赖泽尔请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调来杀人不眨眼的“最后解决”的执行者，以便将瓦尔特兰也尽快变成无犹区。
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同意，１９４１年，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朗格出发，在茨曼施塔特附近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座杀人工厂。这个杀人工厂在茨曼施塔特西北六十公里库尔霍夫的森林里，灭绝工具是三辆在俄国试用并以儿童作为第一批试验者的毒气车。这种毒气车工作时，得先让将被处决的犹太人脱光衣服，排队登上一辆闷罐车，然后关闭车门，毒气就通过一根暗装的管了排进车里，把受害者杀死，然后再由活着的犹太人把死者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
这种毒气车排气时常常发生故障，整个过程往往需要几个钟头。有时打开死亡车的车门，竟还有人活着，这使灭绝队的领袖们感到不可忍受。于是，另外一个刽子手库尔霍夫又采用了闷罐车闷死的方法进行集体屠杀。这种方法既慢又残忍，这使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任务变得艰巨了。
１９４２年，希姆莱询问党卫队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博士，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以最快速度消灭几百万犹太人。这位青年医生当即推荐了总理府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党卫队刑事高级专员维尔特。维尔特又设计出固定的毒气室，并采用把柴油发动机废气打进毒气室的方法进行屠杀。这种用毒气杀人的速度和质量大大超过了毒气汽车和闷罐车，得到了许多纳粹党卫队领袖的赞许。于是维尔特成了毒气技术指导专家，并先后指导建立了贝乌泽茨、特雷布林长、卢布林等毒气室。他不断刷新杀人纪录，成为地地道道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
朗格建立灭绝工厂的计划发出了“最后解决”进入新阶段的信号，即推行一种种族狂的新变种：集体灭绝一支最大的犹太民族——在战争中被纳粹旗阴影笼罩的犹太民族。这种残酷地杀害犹太人的暴行引起屠杀技术专家和毒气专家进行疯狂的竞争，这时维尔特的“毒气杀人代替无苦致死”的屠杀行动业已结束，一次偶然事件给希姆莱提供了为此而需要的技术高超的刽于手队伍。但维尔特在灭绝营这个阴森的世界里碰到了身居高位嫉妒他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创建于１９４０年春天、东方德占区内最大的位于上西里西亚一片沼泽地带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刽子手们。奥斯威辛监护营营长、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卡尔·费里奇成功地击败了毒气专家维尔特。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杀人毒品，这就是德格奇公司推销的一种杀虫药氢氰酸齐克隆Ｂ。用齐克隆Ｂ这种杀虫药，只要让受害者吸吮几分钟就会一命呜呼。由此而言，维尔特所用的方法时间太长了，有点跟不上党卫队领袖们的胃口了。奥斯威辛长官鲁道夫·霍斯十分高兴地说：“我必须坦率地说，这种毒气使我放心多了，……大家都用不着看血流成河的场面了。”
弗里奇发现的用齐克隆Ｂ毒气杀人的方法，促使纳粹分子提前开始集中消灭犹太人的工作。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９日，希姆莱致函东部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克吕格尔：“我命令……总督辖区内的所有犹太居民易地安置工作应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进行并结束。”从此死亡之神希姆莱及其领导的党卫队所想得到的犹太人、斯拉夫人等都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列车开始源源不断地把犹太人和波兰人、战俘送到集中营。当时开设毒气杀人的六个死亡集中营把一批批犹太人等送入地狱，一个个犹太人隔离区变成了无人区。
在党卫队分子中有几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对囚犯的残忍程度、所用手段之阴狠、杀人数量之多，在其同伙中都堪称之首。
慈面杀人魔王汉斯·施瓦尔茨古贝尔可谓是个深藏不露、极其阴毒狡诈的人。他是党卫队军官、比克瑙集中营的创建人和营长官，亲自参与了对犯人的大规模屠杀。
施瓦尔茨古贝尔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从普通的党卫队分子成为囚舍的领班，许多老犯人记得他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就是囚舍长。
比克瑙是这个“好心肠的”巴伐利亚人一手经办的。开始，他是党卫队的一名军士。很快就由于建设比克瑙有成效，被提升为党卫队军官，随后成为突击队队长和集中营长官。在其任职期间，比克瑙的发展达到了最大规模。集中营里计有约十万名囚犯。此外，集中营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二十四小时内杀人达两万名。
施瓦尔茨古贝尔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他从犯人中搜罗了一帮打手，鼓动他们为非作歹，目的只有一个：杀人。他玩弄人们对利禄的追求，左右“绿标”德国罪犯和那些企图不择手段步步高升的波兰法西斯反动分子的行动。
德国“超人”施瓦尔茨古贝尔甚至将这帮打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杀人犯、盗贼、走私犯和诈骗犯，这些人只要一声招呼就玩命地去完成他的命令。他们将纳粹的扩张纲领付诸实施，参加对整个非德国人种的灭绝暴行。
施瓦尔茨古贝尔十分狡诈地在犹太犯人中间开始活动：一天夜里，他把犹太人队里的监工、德国人洛里夫·鲍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去安慰犯人，并答应，无论何时再也不会把犯人送毒气室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真的没有送过。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所有的毒气室已经几乎应付不了潮水般涌来的受害者。
后来，施瓦尔茨古贝尔说服被鉴定有劳动能力的犯人，让他们去休息。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分量，他还下令给囚犯们发一份特殊的口粮。但到第二天，武装到牙齿的党卫队分子就把犯人们装上了汽车，运进了毒气室。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施瓦尔茨古贝尔参与下进行的。
为了分散囚犯们对集中营活动的注意力，施瓦尔茨古贝尔还常常让他的手下人散布谣言，说将停止用毒气杀害囚犯，说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毁掉焚尸场，等等。
在最后一段时间，他大概已经知道，法西斯的末口就要来临，所以，他通常是喝得酩酊大醉。
在比克瑙实际停止用毒气杀害犯人的活动之后不久，施瓦尔茨古贝尔就被转到达豪附近的布赫堡，受命在那里建造新的集中营。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２日，施瓦尔汉古贝尔作为毒气室方面的大专家，被派住特文斯布鲁克，被任命为集中营副长官。从他—到，这个集中营就开始在毒气室中大批杀人，三个月内，犯人人数从二万五干减至一万二千。
施瓦尔茨古贝尔奉行一条“手脚干净”的原则，他自己从不对犯人施以残酷责罚。干这些事，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人：党卫队分子或者犯人。他巧妙地扮演一个关心备至的营长官的角色，总希望犯人们幸福，而同时一大群帮凶却在根据他的命令拼命折磨数万名犯人。
施瓦尔茨古贝尔在１９４２一１９４５年间活动的结果，使数不尽的人们遭杀害。
职业杀人专家约瑟夫·克拉麦尔与其说他是个军官，倒不如说他是个屠夫更合适。他的凶残狠毒的本性使他杀人如麻而毫不在乎，甚至他的外形也显露出残酷和愚蠢。紫红色的险上布满伤疤，身体粗壮结实，一副杀人犯的外貌，叫人第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个职业杀人专家。克拉麦尔相信德国人的优越，相信必须消灭所有的非德国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党卫队分子。他机械地理解法西斯的全部理论，并努力身体力行。
克拉麦尔一被任命为营长官，就把对军用列车上犯人的挑选工作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并提升在比克瑙恶名昭彰的、最惨无人道的野兽刽子手帕利契，授予他火刑官的称号，任命他为所有四座焚尸场的长官。
为了防止在走向死亡的犯人们中间出现骚乱，他下令在焚尸场的周围和通向焚尸场道路的两旁，立起带有挡板的高栅栏墙，使得谁也不能看见挤在焚尸场的院子中等待死亡的人群。克拉麦尔特别仇视俄国人和犹太人。他消灭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并且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很快都要被灭绝。他严密注视俄国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很谨慎，他一次也没有能发现他们的“罪行”。
克拉麦尔检查犯人们的信件，试图从中发现与外界联系的任何暗示。如果他发现寄给在奥斯威辛另一集中营中亲人们的信件，写传人和收信人就要在集中营的盖世太保那里结束生命。
克拉麦尔常乘一辆大轻便车在集中营里四处逛。他的司机是一个年轻的、狂热的党卫队分子，顺从得像条狗。他在犯人们面前停下车，从他们中间挑出一二个受害者，搜查和拷打他们。克拉麦尔懒洋洋地靠在车座上，叼着粗大的雪茄，不动声色地望着自己司机的暴戾行为，直到他对这情景欣赏够了，才挥手让司机停止拷打，开车离去。
夜晚，当犯人的队伍收工归来时，克拉麦尔总要站在营房入口处，通常是在女营，搜查精疲力竭和奄奄一息的女犯人。随后，他从她们中间拉出几个或者整整一组，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她们衣服的每一条缝。他常常手握一把石子，要是有犯人衣服脱得不够快，石头就会朝她飞过去。
所谓的匈牙利事件，即在１９４４年５一６月间来到比克瑙的四十多万名匈牙利人遭杀害之事，这正是克拉麦尔搞的。
他日夜站在站台上，注视着党卫队军官和医生对犯人的挑选。克拉麦尔还亲自监督受害者的运送和在焚尸场的焚烧。当焚尸炉已经处理不了这么大批的牺牲者时，他就下今在坑里架柴烧尸体，并且为了这一工作将特别小队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人。
很快，人手又不够用了，于是，他又下令从早已在营中生活的犯人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到特别小队去。当他的手下人请他不要将专家和手艺人弄到特别小队去时，他说：“反正都一样！整个集中营，包括这个特别小队，所有的人全都得杀死！”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比克瑙毒气室的活动停止后，克拉麦尔作为一个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营长官被调往卑尔根一卑尔森，那里要成为一个新的比克瑙。
萨克森人格哈德·帕利契是比克瑙最凶残的党卫队分子之一，他和盖斯及三十名德国职业罪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一起，于１９４１年３月，在奥斯威辛为一个新集中营开基立业。
没有一个党卫队分于能象帕利契这样竭尽忠诚。在各个集中营的犯人中间，他都有密探和盯梢者，他们向他报告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提供监工和囚舍领班的情绪的情报。
最凶狠和最残忍的监工得到帕利契的特殊好感。但是，如果监工的残忍行为过分引人注目，就要把他们送进监狱舍。然而，帕利契不会忘记自己的帮手，一段时间后就会把他们放出来。通常在这样的惩罚之后，他们就会更忠实地为帕利契效劳，更卖力气地折磨犯人，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搞黄金。事情就在于，帕利契大规模地作黄金买卖，而为此他需要监工和囚舍领班的帮助。他们把从新来的犯人身上搞来的黄金和珍贵物品交给他，常常把有金牙的犯人打死，只是为了弄金牙给帕利契。如果帕利契的帮手对他的内情了解得太多，或者拒绝和他合作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工作中“不幸事故”的牺牲品，或者会死于“斑疹伤寒”……
帕利契的主要助手是戴“绿标”的囚舍领班布洛涅绍奇。但帕利契本人就是一个主要的刽子手，枪杀苏联战俘和儿童的正是他。帕利契亲自杀死过数百名犯人，但这毫不使他感到受良心谴责和有任何厌倦之感。他能毫不停息他杀人。他就是这佯的一个党卫队分子。帕利契常常通过门上的小窗孔，观看在毒气室中死亡的人们痛苦挣扎的情景。他正是集中营里如此惨无人道的虐杀犯人的主要罪犯。
在一些集中营里存在的自治使犯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在比克瑙，自治机构完全操纵在帕利契帮凶的手中。帕利契在其密探系统中搞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他甚至亲自穿上条纹囚衣，钻到各个集中营去，试图掌握犯人们所有的秘密。
帕利契的弱点是好色，不光搞种族上血液“纯净”的德国女监工，而且还搞茨冈和犹太女人，这使他送了命。盖斯仇视帕利契而其他的党卫队分子则嫉妒他。帕利契在犯罪时当场被捉住，于是，他的宦海生涯就此结束，而且被投入监狱，并在长期侦查后被处死。
第三节 死亡工厂
焚尸场与毒气室 源源不断的牺牲品被送进毒气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匪徒在奥斯威辛一比克瑙建立了一座秘密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数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数百万欧洲各国公民成了法酉斯杀人机器的牺牲品。这座法西斯集中营，即死亡工厂，是纳粹分于屠杀无辜人民的铁证。
新的焚尸场，这是些按现代方式建造的死亡工厂。
它们在１９４２年秋天开始建造，由建筑队的犯人们承包。这些建筑队的正式称呼是：１、２、３、４号焚尸场工作队。一些党卫队军官根据奥斯威辛１号中心营建筑办公室所搞的计划和图纸，给监工下达命令。在焚尸炉的技术图纸上，标有托普夫父子公司、埃尔福特公司的名称和绘制图纸的日期：１９３７年，这清楚地说明，纳粹分子还在和平时期，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很久，就极为详细地制定了这种可怕的杀人计划。世界各国人民众远不会宽恕纳粹利用科学技术来蓄意和有计划地杀人的罪行。
在１号、２号焚尸场，有一些大面积的地下毒气室，而在３号４号焚尸场，毒气室的面积较小，并且是在地面上。
乍一看，焚尸场的建筑很像普通的面包房。这是些按照典型的德国风格建造的墩实的楼房，具有高高的屋顶棚装有百叶窗的窗户。院子四周围着高高的通电铁丝网，看起来像座花园。小径上铺着细沙，草畦上长着鲜花。毒气室在地下，离地面五十公分，也用草畦伪装着。头一次走进焚尸场院子的人决不会想到，他来到了一个如此可怕的地方。
１号、２号焚尸场紧靠集中营，从四面八方都能看得见。３号、４号焚尸场被纳粹分子隐蔽在一片小树林中，高高的松树和白桦树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无法看到数十万和数百万人的悲惨遭遇。
在这些焚尸场的周围，垛放着焚烧尸体用的木柴。在１号、２号焚尸场中，有两座地下毒气室。第一座面积大，用作更衣室，有时用作陈尸所，犯人们在第二座毒气室中被毒死。更衣室刷得雪白。在其中央，立着一些水泥柱子，相互间隔四米。沿墙和柱子周围放着一些长凳，它们上方有固定编号的挂钩。一边墙上装有一排水龙头。
标语是用几种文字写的：
肃静！
遵守秩序，保持清洁！
在指示为门的箭头上方写着
消毒站！
淋浴室！!
面积比更衣室小一些的毒气室像淋浴室。天花板上有喷头，但那里从来没有喷过水。水泥柱子间有两根用铁丝网裹住的铁管。这些管子通过屋顶伸向院子的地面，出口处装有封闭阀门，党卫队分子通过这些阀门投放毒药。
１号和２号焚尸场的每一个毒气室都能同时放进去两千人。通往毒气室的是双扇门，门后有把尸体运送到焚尸炉中去的升降机。
焚尸炉位于楼房的第一层上。这里建有十五个三级阶梯式焚尸炉。第一级是鼓风，第二级是炉膛，最高一级，即第三级，砌有砖栅，上面可同时放二至三具尸体。炉子用沉重的铁门关闭。
在头一层还有间尸体解剖室，囚犯医生们在这里进行各种试验。尸体解剖室旁边是执行厅。厅里的平滑水泥地板向中心倾斜，那里有流放被杀死人的血污的下水道。大厅的后墙涂成黑色。暗藏在墙上的门通向运送尸体进焚尸炉的升降机。
焚尸场里有机器房、电动机、鼓风机、焚烧衣物的炉子、盥洗室、党卫队的房间和熔化从死人口里拨出的金牙的房间等。犯人们顺着楼梯进入毒气室。为了顺当地运送老弱病残的、半死不活的和已经死去的囚犯，还有一条专门的水泥坡道。顺着这条坡道，被害者的尸体可直接滚入毒气室。
３号和４号焚尸场稍为小一些。每座场里有三个毒气室（每个毒气室可容二千人）和八座焚尸炉。
从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各个角落运到比克瑙的人们，都注定要死在毒气室里。
通常，在一列军车到达前的几天内，就有消息流传：一列法国、荷兰、捷克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军车就要开到了。
消灭某个军用列车上的囚犯们的命令由直属希姆莱的帝国中央保安局下达。这个局的活动由卡尔滕布龙纳、艾希曼和波尔领导。
关于每列军车开到的消息，通知特别小队的监工，监工即命令焚尸场准备接待新的牺牲品。
直到１９４４年６月，军用列车都直接开到奥斯威辛１号。当军用列车（通常由五十至八十节货棚车组成）一开进站台，牵着警犬的党卫队分子就将它团团围住。特别小队的囚犯们就打开车门，将新的受害者赶下车厢。
特别小队被命令尽可能快地将新犯人的行李卸下来，以便把他们的全部物品拿走。他们对新来的人说，到营里再把东西还给他们。
特别小队的囚犯们被禁止和新来的犯人谈话，违者处以死刑。常常出现这样的事：在新来的人中间有特别小队囚犯的亲戚，比方说，有在这个小队中干活的犯人的母亲。但是，儿子无法帮助她，而且不得不参加埋葬自己母亲的活动。
有时，新来的人(主要是波兰来的军用列车上下来的人)知道什么在等待他们，于是就问：“把我们带到焚尸炉吗?”
要把男人和女人与孩子们分开。党卫队医生和党卫队军官着手把新来的犯人分组，他们只用眼睛扫每个人一眼，就用手指指着向左或向右，即是说是生还是死。
把孩子们送去处死，不愿分离的妇女们就和他们一起走。从没有孩子的妇女中，挑选出十六至三十岁的年轻和健康的女人，其他的送往毒气室。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男人通常只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选中送往毒气室的人被装上汽车，告诉他们，是把他们送到劳动营去。
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必须步行到集中营。如果他们之中有谁不能步行，就把他装上汽车，就是说，把他装上开往毒气室的那辆汽车。
在接受每一列新来的军用列车上的囚犯和进行编组时，总要停一辆代表红十字会救护机构的汽车。这真是厚颜无耻和惨无人道到了极点。这辆汽车跟在最后一辆卡车后开走，似乎是在给这送葬的行列收场。它运送的既不是药物，也不是病员，而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氰化氢晶体，是供给毒气室用的。
有一次，一名老犯人对新来的受难者叫喊说：“给我一块面包吧，反正你们是去死！”站在旁边的党卫队分子记下了这个犯人的号码。营长官不仅惩罚了他，而且惩罚了他所在的那个小队：这个小队的犯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另一次，从卡车上跳下来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党卫队分子抓住了他，毒打了一顿，把他送进了焚尸场。１９４３年８月，卡车上装进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他好几次跳车，并喊叫道，他不走了，他能干活，他想干活。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党卫队分子把他装进了救护车。但是，孩子感到事情不妙，打碎了汽车窗户，开始喊叫，结果搞得营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最后只好把他带进集中营，直到集中撤离，这孩子一直当听差。
１９４４年６月，筑成了两条从奥斯威辛通往比克瑙的道路。白天黑夜地修筑这两条道路，工程以疯狂的进度进展。结果使许多犯人因力不胜任的劳役而最终耗尽了体力，被送进毒气室。两条路的终端有一座站台和三条铁路线，这样可以同时卸几列军车。
那时，开到比克瑙的有十四列匈牙利军车。车厢把从焚尸场通往奥斯威辛的所有道路都堵塞了。在二十四小时内，卸下了两万人，分编成组，并送进了毒气室。
当时，酷热难当。人们不断地因干渴而死去。每一节车厢有八十人，他们已经完全食水不沾地走了四个昼夜。在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走向焚尸场的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累累痕迹，它们表明，许多人明白了自己最后一段路的目的地，于是，扔掉了贵重衣服，撤弃了手提包和值钱的物品，扯碎了钱币。在一些地方还能看见扔掉的假肢。
甚至党卫队分子(包括军官和医生)也不能收拾这祥可怕的局面。尽管这些人早已变得冷酷无情，尽管他们都已经醉得不能意识到他们所犯罪行的可怖，他们还是要一天数次地换班。奥斯威辛所有集中营的长官们都参加了对新来犯人的可怕的编组。
囚犯的队伍走近了焚尸场的大门，门打开了，犯人们五人一排向里走去。关于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什么了。不管是谁，哪怕是只有一次走过从铁路站台到焚尸场大门这三百米的路程，那他就永远也不能回来，这就是被从站台上打发往左走的人们的命运。
他们缓馒地挪动脚步。孩子们抓住妇女们的衣服，婴儿被抱在手上或放在摇篮里。押送他们的党卫队分子留在了门外。门上挂着块牌子：禁止外人和党卫队员入内。
院子里有浇草畦用的水龙头和皮管子。队伍散开了，所有的人都扑向水龙头。人们相互推搡着，尽力想灌满自己的水杯。这是不奇怪的，他们已经五天多没有喝水了。在院子里接收囚犯的党卫队分子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他们耐心地等待着，让这些可怜的人喝水。不等他们把水喝足，要把他们排成队伍反正是办不到的。最后，人们被集中在一块。他们沿着草畦旁的小道再走一百米，走向一排铁栏杆。从这里有十二个斜坡通到下边的一间大屋子，屋子的门上有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法文、希腊文和匈牙利文写着“淋浴室和消毒站”。这块牌子使人们多少得到点安慰。
他们走进长二百米、刷得雪白和照得通明的大房间。在房子中间有几根柱子，柱子周围和沿墙放着一些木板凳。板凳上方是一排编号的挂钩。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标语上写着，衣服和鞋子要放在一起，挂在这些挂钩上。还写着，必须记住自己的号码，好在淋浴后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东西。人们会想到，这正是德国式的精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秩序。因为，这数千双鞋子要送回德国去，供帝国的居民使用，它们是不应稿乱的。至于衣服，也是这样，应当使衣服保持完好，适于穿戴。
在房子里，集中了约二干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党卫队分子走进来下命令：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十分钟完成！老人、成年人和孩子们胆战心惊；妇女和姑娘们围害羞而浑身战栗，也许，她们没有听撞这句德国话？命令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命令的语气显得不耐烦，甚至叫人害怕。一种不祥的预感控制了人们，她们的尊严被刺伤，激怒起来。但是，最后，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只好脱掉衣服。特别小队的犯人们帮着老年人和病人脱衣服。十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脱掉了衣服，并挂在挂钩上。鞋捆在了一起。犯人们极认真地记住了自己挂钩的号码……
党卫队分子打开了大厅顶头的门。人群涌到隔壁一间也是照得雪亮的屋子里。这是一间大屋子，不过没有挂钩，也没有木板凳。在屋子中央，立着一些从水泥地板到天花板的柱子。但，这不是屋子托柱，这是些四方铁管，上面布有密密麻麻的孔眼。
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屋子。这时响起了展耳欲聋的命令声：“党卫队和特别小队成员离开屋子！”命令执行了，门被关上。这时，一辆红十字会的汽车开近了焚尸场。车上走下来一名党卫队军官和一名拿着四个绿铁盒的卫生员。他们走上草畦中的一块高地，那里有几根水泥管道突出地面。两人戴上防毒面具，拧开管道阀门。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盒子的盒盖，将里面所装的紫色的颗粒撒入管道的孔眼中，这种氯化氢颗粒和空气一接触，就变成毒气。颗粒掉下去，掉进屋子中的铁柱子里去，而毒气就穿过铁管上的孔眼，渗透进挤满了人的屋子。
五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第四节 妇女和儿童
集中营里妇女们的生活 无劳动力的儿童一律处死 母亲与孩子共赴天国 沉重劳役下致死的孩子们
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也没有忘记“照顾”那些懦弱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因为体弱和幼小而更容易被早早地杀害。在比克瑙集中营中，有一个２５号囚舍，这个囚舍是恶名远扬的死亡囚舍。这座囚舍的死亡率比其他囚舍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只有厨房里有剩余饭食时，才发给犯人，囚犯们常常好几天滴水不进。有一次，一个叫阿涅特·埃宝的三十二岁妇女路过这个囚舍时，听到妇女们在用各种语言叫喊：“渴呀，水，水……”阿涅特回到自己的囚舍，给她们拿来一点稀汤，但当她正要通过窗户把稀汤递给这些女犯人时，监工看见了她。监工抓住阿涅特·埃宝，把她投入了２５号囚舍。两天后，精疲力尽、虚弱不堪的她被装上卡车，运往毒气室。当卡车开动时，阿涅特向那些女囚犯们喊：“要是你们能回到法国，请照顾我的孩子。”
和男人一样，妇女也要编进劳役队。她们修路、挖渠、搬运土块、铁轨和水泥。
监督她们于活的是党卫队分子和监工。监工主要是德国妓女，她们凶狠地折磨女犯人，要她们不停地干活。
被搞到绝望境地的女犯人常常试图自杀，她们冲向带电的铁丝网，党卫队分子马上就把她们击毙在沟渠旁。傍晚，女犯人也在高雅的乐声中，抬着自己伙伴的尸体回来应点，总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男营中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营部、即在囚舍、厨房、仓库、办公室、医院和消毒站干活的妇女得以活下来。
党卫队总是派犹太妇女去干最苦、最力不胜任的活儿。
女营中犯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各种流行病、主要是斑疹伤寒，流行得极为广泛。
女营的一半囚舍用作医院。这里的治疗和男营中一样，所有的病人都送进毒气室。
女营的医院称作木棚，生病的女犯人就放在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疗设备。要进医院，得有囚舍领班的特许。病人们有时要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待医生叫到自己。这种等待具有危险性：如果队伍过长，党卫队分子就会来抓走一些妇女，把她们送进２５号囚舍，而这就意味着很快要送往毒气室。许多女犯人就在干活或点名时死去。傍晚，收尸队来收捡她们的尸体。
住在医院里的唯一好处是不用去点名。医院里的生活条件是不堪忍受的。在宽不过一米的床板上要躺四个患有各种疾病的犯人。结果是，有时一名因脚上溃疡而入院的女犯人，会从邻里那里传染上伤寒或者痢疾。只有当旧褥单烂得不能再用时，才换上干净的。被子里全是虱子，像蚂蚁样到处乱爬。院里根本没有药品，病人也得不到任何治疗，那里甚至连水都没有。活人和死人长时间躺在一张木板上。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１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６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进去？”母亲含着眼泪安慰说：“再等一会儿，快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奶扔和爷爷去的地方了。我们要先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去……”小姑娘安静不下来，她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她的母亲害怕这会激怒党卫队来毒打孩子，于是就说：“我们还要跳会儿舞，然后再到奶奶那里去。”小姑娘开姑跳起舞来，妇女和孩子们围住了在毒气室门口高兴地跳卡德里尔舞的小姑娘。一些党卫队员对这种身体的旋转感到惊奇，于是也看着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跳完，一个党卫队军官就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叫喊一声：“这不是剧场！”随即命令她们进毒气室。纯真的小姑娘瞪着惊恐的服睛，隈依着母亲，满怀不解地走进了毒气室。在场的活下来的人都清楚记得那是１９４４年夏季发生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事情。
１９４４年，集中营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法国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患有湿疹和淋巴炎症。他们饥肠辘辘，衣着褴褛，许多人干脆光着脚。在华沙起义期间，集中营运来了—批波兰孩子，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六岁。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特别木棚里。这一时期，开始把囚犯运到德国去做工。所以，就由孩子门来干重活。这时，还从匈牙利开来了—长列装有犹太孩子的军车。他们被迫和波兰孩子一起干重活：用两轮车从—个集中营往另—个集中营运送煤、木柴和其它重物。在毁平集中营的时期，他们还干拆掉囚舍的活儿。这些孩子在集中营中一直干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第五节 医学试验
用犯人做试验品 传染病试验 绝育试验 犹大族头盖骨的研究 用人皮做装饰品高空试验 冷冻试验
要完整他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入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大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大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
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蜡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乐德，吉普赛人被挑选出来用于“唱盐水究竞能活多长时间”的试验。在几个集中营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在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从柏林来到奥斯威辛的舒曼教授在女营中装备了一座Ｘ光实验站，用强Ｘ光射线的照射来使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丧失生殖能力。目的是“使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绝育，这样既可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消除给帝国增添的无谓的负担。“为此目的，集中营当局向舒曼教授提供了无法统计的犹太犯人。
灭绝生殖能力的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将犯人放在Ｘ光机的圆锥形灯泡之间，持续照射好几分钟。这种做法，令犯人们很痛苦，他们常常喊叫起来。选去作绝育手术的是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囚犯，主要是荷兰和希腊犹太人。前后共有数十人作了这种手术。这些犯人在照射后很快就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另外，党卫队医生舒曼还给女人做绝育。为此，他桃选了年轻貌美的萨罗尼加希腊少女做试验对象，先用Ｘ光照射卵巢部位，然后作切除卵巢的手术。数周后，当刀口有几分愈合时，女犯人又得作一次手术，切除另一例的卵巢。曾有一次，参加绝育手术的德林格医生和另一名党卫队医生打赌，说他半天之内能给十名妇女做手术，结果，他打赌赢了。但是这些妇女在手术完刚被带走后就倒了下来，死因是德林格在手术时为了争输赢，草率从事，结果大多数妇女内出血导致死亡。
另一个罪大恶极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不知道怎么对研究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发生了兴趣。他在１９４１年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说：
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治疗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把这些犹大人弄死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送来。
希尔特博士的请求，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希尔特得到了充足的供应，供应者就是外号叫“纳粹蓝胡子”的纳粹分子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西佛斯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七十九名犹大男子、三十名犹太女子、四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总共一百一十五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作特别处理。
党卫队老牌凶手，曾以”贝尔森野兽“而威震一时的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尔承担了这项处决任务。他反复做了几次，直到把这些囚犯都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了希尔特教授。后来，希尔特教授又收到了标有“军事物品”字祥的两批囚犯的尸体，共五十六具男尸。但是在希尔特教授做完这些囚犯的尸体模型之后，因为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教授的科学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几具尸体。
最为惨绝人寰的当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搜集人皮的事件。专门为这个残忍的目的而处死囚犯从而剥下人皮的做法，不能用“科学研究”作借口。这些人皮是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的，它们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因此有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了几只人皮灯罩。这个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被囚犯们称为“布痕瓦尔德媳妇”的科赫夫人最喜欢纹身的人皮。因此
……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
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
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
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
